P是个小说家，平素酷爱写短句，他将他书写的短句唤作“P语录”。这些语录，有的高明，有的失败，而他深陷其中无法自已，仿佛自己已是不可取代的当代哲人。我有一个诗人朋友也与P相熟，他说P太自我璀璨了。
我与P认识是满大街流行任贤齐“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年代，所以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的一句语录：此刻我在喧嚣的街头吃着羊肉串，心头的那份愉快，山坡上的羊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任贤齐也是无法理解的。
P还写了些光听名字就吓你一跳的小说，如《我宣布，明年流行平胸》、《村上春树和刘德华》。有一次坐火车出差，出门后才发现忘了带书，临上车前就在车站书店买了一本《芙蓉》，正巧那一期有P的一个短篇《我在广州的33个朋友》。火车行驶中，看得眼泪哗哗，是笑的。对面坐的一男一女，好似情侣，女的问我能否借她一翻。她一边看一边也笑得不可开交，像瘫痪了似的倒在男的身上，男的很生气，将她扶正还瞪了我一眼，仿佛说，大庭广众之下你们都严肃点。
我忙解释，写文章的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的潜意识是不是想对那男的解释，这跟我没关系啊，你要生气就生P的气好了。不料，我这一说，女的更加兴奋了：是吗？你的朋友，那我要是跟他认识，保不齐他也会把我写进去吧。这下男的直接站了起来，走去过道抽烟看风景去了。
给朋友颁发奖状是P写作之余的另一件重要事情，记得他说，这件事情要是长此以往持续下去，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行为艺术呢。当初从他的手里接过奖状的时候，感觉有些荒谬也有一丝激动和满足。至于奖状上所写的内容，曾经有朋友提出疑义，为什么是老爷们和三陪女郎呢？
那时候我跟P讲过一段过往也许令他印象颇深：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去了一家新开张的歌厅唱歌。因为新开张，客源寥寥，生意极差。每天我抱琴唱歌的时候，几乎没有客人，只有站成好几排等候客人召唤的小姐，那段时间，我和这些小姐关系处得相当好。我认真地唱，她们安静地听，还不忘给我掌声和鼓励。在一些感伤的歌曲里，她们也伤悲；在个别快乐的曲子里，她们更忘情。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消夜，连干数杯冰冻的燕京啤酒之后，共叹命运之吊诡之不公。
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跟她们有着相同的遭遇和命运。同样北漂，同样等待，同样做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唱着唱着，终于来了几个有钱客人，他们带走了几个小姐去了包房，我边唱边看着她们的背影，予以祝福，有时她们也会回头还我一笑呢！剩下那些小姐，则继续听我没完没了地傻唱。
将我领走的人啊，你何时会到来。
大概在这家歌厅唱了两个月，我就跑了，虽然和小姐们相处融洽，但感觉还是怪怪的，一些有钱的老爷们总是点我唱“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或者“都是月亮惹的祸”，哎，我哪会唱这些啊。我还是老老实实在酒吧里唱自己原创歌曲好了。
有几次，有几个要好的小姐居然带着她们的老爷们客户来酒吧捧我的场，我真是情何以堪啊！我恨自己不会唱“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恨自己不会唱“爱拼才会赢”、恨自己啊恨自己……
P常去我唱歌的酒吧玩，就是在酒吧里跟他讲了我的这一段“歌厅和小姐”的往事。有一次我们一起认识了一位常来泡吧的女孩。这女孩有些貌美，有些风尘味，但跟她聊起小说、艺术，她似乎也满在行的，有一次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她居然说出一句较为冷门的一位清朝举人的诗句“夕阳穿树补花红”来感叹人的（她的）宿命！
说实话，我和P也曾怀疑过，她是不是做那一行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P和她柏拉图式的交往，使他获得了不少创作的灵感呢。
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总抱有对这样的女子的热爱和幻想。你看，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道：我从一家妓院走过，就像从我心爱女人的家门前走过。博尔赫斯在回忆他青年时代影响他很深的马塞多奥·费尔南德斯时，说起他诸多古怪表现里就有那种和街头妓女搞精神恋爱的习惯！
马尔克斯认为妓院乃最佳写作地方，他说对于作家，这里最好不过了，白天很安静，可以写作，晚上你也可以快活快活，碰到一群有趣的人物。福克纳也提到，有人曾想聘请他当妓院经理，他虽没答应，却认为是艺术家最上乘的职位。
给我颁发奖状的同时，P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心满意足地获得了属于自己骄傲的荣誉，我与好几位“获奖者”有过沟通、交流和探讨，捧着奖状在手，虽然感觉有一丝搞笑，但也能挺满足的。如果你心底有个愿望，无奈始终无法实现，那不妨找P试试看。
有一天，P登门拜访。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稿纸，叫我务必谱出最好的旋律来。我一看，标题是《P先生》——
P先生好，P先生坏，P先生不是个大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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