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办事员经常和女人开点儿小玩笑，尤其是那些相貌平常的女人，她们似乎很喜欢这样。
“家具？”他说，好像从来没有人托运过家具似的，“那么，你说的是哪种家具呢？”
一张餐桌和六把椅子。一套卧室组合家具、一张沙发、一张咖啡桌、几个茶几、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瓷器橱和一个碗橱。
“老天呀。你是说整个屋子的家具啊。”
“应该不会那么多，”她说，“没有厨房家具，只有一间卧室的设施。”
她的牙齿全都挤在嘴的前边，好像准备好了要争辩一番似的。
“你需要卡车。”他说。
“不。我要用火车运。运往西部，发往萨斯喀彻温省。”
她大声对他说着，仿佛他是聋子或者傻瓜似的。她发音的方式有点不对头。很重的口音。他觉得是荷兰口音—这里有荷兰移民—但是她没有荷兰女人高大健壮的体格、粉嫩的皮肤或者金黄色头发。或许她还不到四十岁，那又怎样？谁也不能美丽永驻。
他开始谈正事。
“首先，你得用卡车把家具从你的地方运来。然后我们还要弄清楚你发货的目的地是不是在萨斯喀彻温省通火车的地方。不然你要安排接车，比如在勒吉那。”
“是格丁尼亚，”她说，“那儿有火车站。”
他拿下挂在钉子上的一本油腻腻的地址簿，问她怎么拼写。她拿起一支系在绳上的铅笔，从钱包里掏出一小片纸，在上面写着：GDYNIA。
“这是哪国的语言？”
她说不知道。
他拿回铅笔，在地址簿上一行一行地找着。
“那儿有不少地方住着很多捷克、匈牙利或者乌克兰人。”他说。他这样说的时候想到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那又怎么样，他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这里。在火车线上。”
“好，我想星期五来托运，可以吗？”
“没问题，我们愿为您效劳，但是我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到达，”他说，“要看车次的优先顺序。货到了那边有人接吗？”
“有。”
“星期五下午两点十八分有一趟客货混合列车。早上卡车取货。你住城里吗？”
她点点头，写下住址：展览路106号。
近期城里的房子才编上了门牌号，所以他想象不出这个地址的具体方位，尽管他知道展览路的位置。如果她当时提到麦考利这个名字，他也许会更感兴趣，情况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那边有新房子，虽然叫“战时住房”，却是战后建造的。他猜应该是其中的一间。
“托运时交款。”他告诉她。
“还有，我也要订一张同程的车票。星期五下午。”
“去同一个地方的？”
“是的。”
“你可以坐那趟车先到多伦多，但是要在那儿等夜里十点半的洲际列车。你想要卧铺还是硬座？卧铺可以睡觉，硬座票就只能在硬席车厢整晚坐着。”
她要坐票。
“先到萨德伯里，等去蒙特利尔的车，但不用下车，列车会在那儿转轨，接上到蒙特利尔那趟车的火车头。然后北上，经由亚瑟港再到凯诺拉，一直到勒吉那再下车，换乘支线列车。”
她点点头，觉得他应该着手办理业务并且给她车票了。
他放慢语速说：“不过我不敢保证人和家具一起到达。我想家具可能要晚一两天到。客车优先。有人接你吗？”
“有。”
“好。因为那里不太像车站。那儿的城市和这里可不一样。那里的设施还相当落后。”
她从钱包的布袋里拿出一卷钞票，付了列车客票钱。她还像老太太一样数了数零头。但是，和老太太的数法不一样—她把钱拿在手上，眼睛扫着数过，你能够看出她连一便士都不会漏数。然后，她没有礼貌地转身就走，连再见也没说。
“那么星期五见。”他大声说。
在这么暖和的九月，她穿着黄褐色的长外套，笨重的系带鞋和短袜。
他从热水瓶里倒热水冲咖啡时，她又回来了，敲打窗口。
“我要托运的家具，”她说，“可都是好的，和新的一样。我可不想它们被刮伤或撞坏了什么的。我也不希望它们沾上牲口的味道。”
“哦，好的。”他说，“铁路经常运输货物。家具和猪不放在同一个车厢运输。”
“我关心的是它们是否能完好无损地运到。”
“当你买家具时，它是在商店里，对吧？那么你知道它们是怎么运到商店里的吗？家具不是在商店里制作的，是在某地某工厂里做的，然后运到商店里去，而且很可能是列车运的。那么，既然情况类似，是不是足以说明铁路是知道如何照顾家具的？”
她继续面无笑容地看着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性的愚蠢。
“我希望如此，”她说，“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车站办事员本应该不假思索地说他认识城里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认识城里一半的人，而且其中多数是核心人物。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真正的城里人是指已经住了很久、也没有搬迁打算的人。他不认识这个要去萨斯喀彻温省的女人，因为她不去他的教堂，不是他孩子们的老师，也不在他去的商店、餐厅或办公室工作。她也没有嫁给他在慈善互助会、秘密共济会、狮子俱乐部或退伍军人协会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看一眼她拿钱出来时的左手就知道—他并不吃惊—她没有嫁给任何人。她穿着那种鞋，那种短袜而不是长筒袜，下午不戴帽子和手套，也许是农场上干活的妇女。但是，她没有那些女人常有的犹豫和局促。她也没有乡下人的那种仪态—她根本就没有仪态。她把他当作一台信息机。另外，她写了一个城里的地址—展览路。她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一个穿着朴素的修女，谈论她在丛林里的神职工作—很可能她们为了便于行动而脱掉了修女的服装。这位修女时不时微笑一下，表明她的信仰是要让人们快乐，但是，大部分时间她注视观众的样子，都好像她深信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听她差遣似的。
乔安娜要做的另一件事情耽搁了。她要去“时髦女性”服装店买一套衣服。她从来没有进过那家商店—要买袜子之类的东西时，她都是去卡拉汉男女儿童服装店。维丽茨夫人留给她好多衣服，比如她身上这件总也穿不坏的外衣。还有萨比莎—她在麦考利先生家照看的那个女孩子—从表姐们那里得到很多价格不菲的旧衣服。
在“时髦女性”的橱窗里，两个人体模特套着超短裙和短款夹克。一套是锈金色，另一套是温柔的墨绿色。大片花哨的纸枫叶散落在模特的脚边，或用糨糊粘贴在橱窗上。在大多数人都在关心清扫并烧掉落叶的季节，它们成了这里的宠儿。玻璃窗上成对角线地贴着流畅的手写黑字的广告：简约优雅，秋季风格。
她打开门走进去。
对面是一面穿衣镜，映出维丽茨夫人高档但看不出身材的长外套，还有短袜上方露出的几英寸粗胖的光腿。
当然，服装店这样摆放镜子是有目的的。他们把镜子放在这里，人们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缺陷，那么—他们希望—你会马上决定要买些衣服来改变形象。如果她不是下定了决心并且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种明显的把戏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人。
有一面墙上是一排晚礼服，塔夫绸料子，梦幻般的颜色，专门为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准备的。再往里走有一个玻璃衣橱，摆放着凡夫俗子无法触及的六套婚纱。它们或白若泡沫，或香草锦缎，或象牙色蕾丝镶边，或银珠或珍珠绣饰。小巧的紧身衣、荷叶边的领口和奢华的裙子。即使是再年轻些，她也不敢有这样铺张的想法，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事关期望的问题—对转变和极乐的荒唐奢望。
过了两三分钟才有人过来。也许他们那里有窥视孔可以观察她，认为她不是他们需要的那种顾客，希望她会离开。
她不会离开。她走到镜子照不到的地方—从门边地毡走到长毛绒的地毯上—最后，商店后面的帘子终于掀开，“时髦女性”本人走了出来，穿着有闪光纽扣的黑套装。高跟鞋，纤细的脚踝，长筒丝袜紧绷在腿上以至于发出摩擦声，金发贴着化了妆的脸向后梳着。
“我想试试橱窗里的套装。”乔安娜用排练好的语调说，“绿色的。”
“噢，那件可爱的套装，”女人说，“橱窗里是十码的。你看起来要穿—大概是十四码的吧？”
她擦着乔安娜身边走到店后面，那里挂着普通的衣服，有外套和外出服。
“你真幸运，有十四码的。”
乔安娜首先看了价签。很显然是她预想的两倍。她也不想掩饰自己。
“太贵了。”
“这是上好的羊毛。”女人折腾了一番才找到成分标，然后读出材质成分的说明，乔安娜根本没有注意听，因为她正检查镶边做工。
“感觉像丝一样轻，但穿起来有一定的垂度。你看，是全里衬的，上等的丝绸和人造丝衬里。不会像便宜衣服那样坐在椅子上时会宽松下垂或走样。再看，袖口和衣领是天鹅绒的，袖子上也是小天鹅绒包扣。”
“我看见了。”
“花钱买的就是这种精致，便宜货是不可能有的。我喜欢天鹅绒的手感。只有绿色的才有—你知道的，杏黄色就没有，虽然价格一样。”
在乔安娜看来，的确是天鹅绒的衣领和袖口让衣服显得精致豪华，让她渴望买下它。但是她不会这样说。
“也许我可以先试穿一下。”
毕竟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干净的内衣和腋下清新的爽身粉。
女人明智地让她自己留在明亮的试衣间里。乔安娜像躲避毒药一样回避着镜子，直到她穿好了裙子和上衣。
一开始她只是看衣服。衣服没问题。大小也合身—裙子比她平常穿的短一些，不过她的习惯穿着是不时髦的。衣服还好。关键是露在衣服外面的部分。她的脖子、脸、头发、宽大的手掌，还有粗壮的双腿。
“您觉得合适吗？不介意我看看吧？”
随你便吧，想瞄就瞄一眼吧，乔安娜想，反正就像母猪的耳朵穿不出花儿来，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女人左右看着。
“当然你得穿长丝袜和高跟鞋。感觉怎么样？舒服吗？”
“衣服还好，”乔安娜说，“衣服没什么问题。”
镜子里，女人的脸变了。她的笑容没有了。她看起来失望而不耐烦，不过和蔼了一些。
“有时情况就是这样。穿上才能知道效果。问题是—”她说着，又增加了些许温和劝诱的语气，“问题是你的身材不错，只是比较结实。你骨架大，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巧的天鹅绒包扣衣服不适合你。别为它烦恼了。脱下来吧。”
乔安娜脱到只剩内衣时，女人敲了敲门框，把手伸进帘子。
“试试这件，别管怎样。”
这是一套带衬里的棕色羊毛裙，裙子很长，很优雅，上衣是中长袖，普通圆领。款式简单，只有一根细细的金色腰带。没有那个套装贵，但对于这么简单的衣服，还是价格不菲。
至少长度更得体，裙摆在双腿周围形成一个高贵的涡状。她定定地站好，看着镜子。
这次，没有了好像被硬塞进衣服里去的滑稽样子。
女人走过来，站在她旁边。舒心地笑了。
“是你眼睛的颜色问题。你不必穿天鹅绒。你的眼睛本来就有天鹅绒的光泽的。”
这种奉承乔安娜一定会嗤之以鼻，不过此刻似乎是真的赞美。她的眼睛不大，如果要描述它们的颜色，她会说：“我想应该是棕色的。”不过它们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深棕色，温柔而明亮。
她并非突然开始觉得自己漂亮什么的。如果她的眼睛是一块布料的话，那么它们的颜色确实不错。
“我敢打赌你不经常穿时装鞋，”女人说，“不过如果穿上长筒袜就会稍微收紧点儿—我敢说你也不戴首饰，也没问题，有这条腰带也不需要首饰。”
为了打断她滔滔不绝的推销，乔安娜说：“那我还是脱下来吧，你好把它包起来。”她很不情愿失去裙子轻柔的重量和金色带子系在腰间的感觉。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靠衣着提高个人形象的愚蠢感觉。
就在乔安娜匆忙换上自己脏兮兮的普通衣服时，女人说：“我只是希望它能用在特殊的场合。”
“应该是我结婚时穿的。”乔安娜说。
话一出口，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不过这不是个大错误—这个女人根本不认识她，也不会对她认识的人提起。可是她本来是要绝口不谈的。她一定感觉她欠这个人什么—她们一起经历了绿色套裙的灾难，一起发现了棕色裙子，这是一种纽带。胡说八道。女人是卖衣服的，她只是成功地做了笔生意。
“哦！”女人叫起来，“啊，那太好了。”
嗯，也许是吧，乔安娜心想，不过也许不是。她可能和任何人结婚。一个想要匹驮马的可怜农夫，或者一个需要护士的患哮喘的半瘫老人。这个女人不知道自己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不过这也不关她的事。
“看得出来你是恋爱结婚，”女人说，仿佛猜到了她这些不高兴的想法，“所以你的眼睛在镜子里发亮。我把裙子用包装纸包好了，你回去拿出来挂上就行了，料子很垂的。如果你需要，简单烫一下就好，也许你甚至都用不着烫。”
接下来该付钱了。她们两个都假装不看，但都在看。
“物有所值，”女人说，“婚姻大事，一生一次。嗯，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乔安娜说。她的脸又热又红，因为事实上还没有提到结婚这件事，甚至在最近的信里也没有提到。她向这个女人透露了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这样做不吉利。
“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女人问，还是那种向往的欢快语气，“第一次是怎么约会的？”
“通过家里人。”乔安娜老实地回答。她并不打算多说，但听到自己继续在说：“在伦敦的西区市场。”
“西区市场，”女人说，“在伦敦。”她本来想说“城堡舞会”上。
“我们和他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一起。”乔安娜说，一边想着，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萨比莎和伊迪丝跟她一起。
“那么，我可以说今天我没有白过。我帮幸福的新娘挑选了结婚的衣服。那足够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女人用一条细细的粉红色带子扎在盒子上，系了个没有必要的大蝴蝶结，然后用剪刀轻巧地把带子剪断。
“我整天在这里，”她说，“有时候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自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布置新橱窗，我这里那里加点装饰吸引顾客，但是有些日子—有时候—我见不到一个人影走进那扇门。我知道—人们觉得这些衣服太贵了—但是它们很好。它们是好衣服。想要好的质量就得付高价。”
“人们需要这样的衣服就得来这里，”乔安娜看着晚礼服说，“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你说得对。没别的地方。他们去城里—人们经常去城里，要开车五十甚至一百英里。他们不在乎汽油，劝慰自己那样就能买到比我这里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如愿。质量、款式并不比这里好。绝对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是在镇上买的婚纱。或者他们来这里试穿，然后说要考虑考虑再回来买。我想，当然啦，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想在伦敦或基奇纳找到同样款式但价格更便宜的，即使不便宜，一旦他们跑了那么远，又厌倦了寻觅，也就会买。”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我是当地人的话就不会那样。我发现这里的人很排外。你不是本地人吧？”
乔安娜说：“不是。”
“你没发现他们很排外吗？”
铁板一块。
“我的意思是说，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习惯独来独往了。”乔安娜说。
“但是你找到了合适的人，你就不再独来独往了，那不是很好嘛！有时我也想，要是结了婚待在家里该多好啊。当然，我以前结过婚，也有工作。唉。也许月亮上的男人会下凡来爱我，那我就一切就绪了！”
乔安娜得抓紧时间了—女人聊天的愿望耽搁了她的时间。她匆匆返回住所，要在萨比莎放学前把买的东西藏好。
然后她想起来了，萨比莎不在这里，周末被她妈妈的表姐，她的罗克珊阿姨带走了，到多伦多过体面富家女一样的生活，上贵族学校。不过她还是继续快步而行—太快了，以至于有个自作聪明的人倚着药店的墙对她大喊：“哪儿着火啦？”她放慢了些速度，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衣服盒子让人不知所措—她怎么知道商店会有自己粉色的纸盒，上面还印着紫色的大字“时髦女性”，暴露无遗。
她应该知道，在他还没提出结婚时，她自己先提起是很愚蠢的。其他事情说了或写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爱意和渴望，而实际的婚事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好比早上你会说起床，而不说吃早餐，尽管你肯定是要吃的。
不管怎样，她还是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看见麦考利先生在街对面沿反方向走过来。没关系—即使走个正对面他也不会注意到她手里的盒子。他会把一根食指举到帽檐处，很有礼貌地等她走过去，可能会注意到她是他的管家，也可能不会。他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可能在想着别的城镇而不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每个工作日—有时忘了，在假日或星期天也是—他穿上三件套、轻便大衣或厚重外套，戴着灰色软呢帽，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从展览路走到由马具和皮箱店改成的办公室。人们把它叫作保险公司，因为很久以前他曾经积极地卖过保险。有时人们爬上楼梯去看他，也许询问些政策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有关土地边界、镇上某块房产或乡下农场的历史问题。他的办公室满是旧的和新的地图，他最喜欢铺开地图，和来人展开讨论，远远超过了所提问题的范围。他一天里会在街上出现三四次，就像现在这样散步。战争期间，他曾经把麦克劳林—别克汽车拆卸了放在车库里，改用步行为他人树立榜样。十五年后，他似乎仍在树立榜样。他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像一个善良的地主视察着自己的田产，或是一个牧师高兴地观察着自己的羊群。当然，他遇到的人有一半不知道他是谁。
镇子已经变了，甚至就在乔安娜生活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生意不断地转移到镇外的高速公路附近，那里有一家新开的折扣店，一家加拿大轮胎店，一家有娱乐室和脱衣舞女的汽车旅馆。为了让镇里的商店亮丽起来，人们用粉色、淡紫色或橄榄色油漆粉刷了墙壁，油漆已经在旧砖墙上走样，一些店里已经空空如也。“时髦女性”几乎也不例外。
如果乔安娜是店主，她会怎么做呢？首先，她永远不会进这么多精致的晚礼服。用什么替代呢？如果你转而经营较便宜的服装，你只能去和卡拉汉以及折扣店竞争，很可能没有那么多生意。那么，转去经营高级婴儿服和童装，努力吸引那些有钱的祖母和姨妈们来买呢？别管妈妈们了，她们没有那么多钱也更加精明，她们会去卡拉汉的。
不过，如果是乔安娜来经营的话，她永远拉不到任何顾客。她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她会委婉地建议人们去做，但她不会去迷惑或引诱别人来买。她的态度是买不买由你。人们肯定不会买的。
很少有人会喜欢她，她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她说再见的时候，萨比莎肯定不会流眼泪—尽管自从萨比莎的妈妈去世，一直是乔安娜像妈妈一样照看她。她离开的时候，麦考利先生会伤心，因为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很难找到替代她的人，不过他所想的也就是这些而已。他和他的外孙女都是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至于邻居，他们无疑会很高兴。乔安娜和两边的邻居都有房产纠纷。一边是邻居的狗在她的花园里挖洞，在洞里埋骨头、取骨头，它应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干这些。另一边是黑樱桃树问题，树长在麦考利先生家的地上，但是结果的树枝大多垂到了隔壁的院子里。两件事都是她小题大做，而且还赢了。邻居的狗被拴了起来，另一边的邻居不再碰黑樱桃。她站到梯子上，就能够到邻居家的院子，但是邻居不再赶走落在树枝上的鸟，由此影响了收成。
麦考利先生会让邻居摘樱桃，也会让狗在花园里挖洞。他会让别人占他的便宜。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是新来的，住在新房子里，他宁愿不去理会他们。当时展览路上只有三四幢大房子。房子对面是露天市场，秋季集市在那里举办（正式的名字是农业展览，该路因此得名），市场和房屋之间是果树和小草坪。大约十几年前，土地被一块块批量卖掉，上面建起了房子—各种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有的带楼梯，有的没有。有些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
麦考利只认识几间房子的主人，并且关系比较好—学校老师，胡德小姐和她妈妈，还有开修鞋店的舒尔茨家。舒尔茨家的女儿伊迪丝是，或者曾经是萨比莎的好朋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们在学校是同一年级—至少去年是，萨比莎曾经留过级—又住得很近。麦考利先生对此不曾介意—也许他知道萨比莎不久会离开，去多伦多过另一种生活。乔安娜不会选择伊迪丝，尽管这个女孩从不粗鲁，来家里玩时也不惹麻烦。而且她也不笨，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她很聪明，而萨比莎则不那么聪明。她会让萨比莎变得狡猾一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既然表姐罗克珊—胡贝尔太太—出现了，舒尔茨家的女儿成了萨比莎孩提时代的一部分。
我准备尽快安排把你所有的家具用火车托运给你，等他们告诉我费用我就预付钱给他们。我一直觉得你现在会需要它。我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如果我过去给你帮帮忙，我想你不会介意。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这是在去火车站安排事情之前，她去邮局寄走的信。这是她第一次直接给他寄信。其他的都塞进她让萨比莎写的信里了。他给她的信也是同样的方法，整齐地折好，她的名字乔安娜写在信笺背面，这样就不会弄错了。邮局的人也不会怀疑，节省一张邮票也没什么坏处。当然，萨比莎会告诉外祖父，甚至会偷看写给乔安娜的信。但是，萨比莎不像她那样对和那个老男人在信里沟通感兴趣—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
家具存在谷仓里面，那只是一个镇上的仓库，不是真正的牲畜棚和粮仓。一年多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些家具时，乔安娜发现它们脏兮兮的，布满灰尘和鸽子粪，一件件胡乱地堆放着，没有任何遮盖。她把拖得动的都拉到院子里，留下足够的空间放她搬不动的大件—沙发、茶几、瓷器橱柜和餐桌。她可以把床架拆卸开来。她用柔软的抹布擦净木头，然后涂上柠檬油，收拾完毕，它们像蜜饯一样光亮。枫树蜜饯—是雀眼枫木的蜜饯。在她看来，这些家具像绸缎床罩和金发一样光彩夺目。它们华丽又时髦，和屋子里她要收拾的令人厌烦的黑檀木雕刻家具迥然相异。她把它们看作是“他的”家具，这个星期三她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她仍然这样认为。她把旧被子垫在底下，保护堆在上面的家具，上面用床单罩上，防止落上鸟粪，所以只有薄薄的一层灰尘。但是她在把家具收起来前又做了同样的保养，一一包裹好，刷了柠檬油，只等星期五卡车来。
亲爱的麦考利先生：
我今天下午（星期五）就要乘火车离开了。我意识到我没有提前告诉您，但是我愿意放弃我最后的工钱，到下星期一就满三个星期了。双层锅里有炖牛肉，热一下就行了。足够三顿饭的了，也许还可以对付四顿呢。加热后，舀出你要吃的，盖上盖子放进冰箱。记得，要立刻盖上盖子，千万不要变质了。问您和萨比莎好。我安顿好后可能会和您联系。乔安娜·帕里。
又及：我把家具托运给波德鲁先生了，他或许会需要。别忘了加热时，双层锅里要放足够的水。
麦考利先生没有费力就查到了乔安娜买的票是去萨斯喀彻温省格丁尼亚。他是给车站办事员打电话问到的。他不知道怎样描述乔安娜—她看上去是老还是年轻，瘦小还是不胖不瘦，她外衣究竟是什么颜色？—不过当他提到家具时，就无需其他描述了。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火车站有几个人在等晚车。起先办事员尽量压低声音，但是当他听到有关失窃家具的事情时就兴奋起来（实际上麦考利先生说的是“我想她带走了一些家具”）。他发誓说如果他知道她是谁，有什么企图，绝对不会让她踏上火车的。在场的人听见了他这番断言，传了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问他怎么能阻止一个买了票的成年女子上车，除非他能立刻拿出证据说明她是盗贼。大多传播他的话的人相信他能够而且会去阻止她—他们相信车站工作人员的权威，也相信麦考利先生这种挺直身板走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人的权威。
炖牛肉的味道好极了，乔安娜的手艺一直不错，但是麦考利先生却吃不下去。他没有理会盖上锅盖的说明，炉子上留着开着盖的锅，甚至忘记了把炉火关掉，直到水烧干了，一股金属的糊味才让他惊醒。
这是背叛的味道。
他告诉自己要心存感激，至少萨比莎有人照顾着，不用他担心。他的侄女—实际上是他妻子的表妹，罗克珊—写信告诉他说，她夏天去辛科湖的时候，从萨比莎的表现来看，这个女孩可以应付得来。
“坦率地说，我觉得你和你雇用的那个女人无法应付蜂拥而来的男孩子。”
她没有进一步地问他是否想要找另一个玛塞尔，不过那就是她的意思。她说会送萨比莎去好学校，至少在那里能学会仪态和得体。
他打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无济于事。
家具的事让他烦恼。还有肯·波德鲁。
事实上就在三天前—即乔安娜买车票的那天—麦考利先生收到肯·波德鲁的信，要求他：（1）为放在麦考利先生谷仓里的家具预付一些钱，因为那是属于他（肯·波德鲁）和亡妻玛塞尔的，或者（2）如果他没有法子办到的话，就卖掉家具，卖出多少钱算多少钱，尽快把钱汇到萨斯喀彻温。他没有提到岳父借给他这个女婿的钱，完全抵得上家具的价值，甚至超过卖家具的钱。肯·波德鲁真的忘了那一切了吗，还是他只是希望—更有可能是这样—他的岳父忘记了？
表面上看，他现在拥有了一家旅店。但是他的信里充满对前店主的谩骂，说他在种种细节上误导了他。
“如果我能渡过这个难关，”他说，“我确信我还能运作好它。”可难关是什么？他急需钱，但是他没有说明是欠前一个店主的还是银行的，或者私人放贷什么的。还是老一套—绝望、哀怨的语气中夹杂着傲慢，一种整件事情有欠于他的感觉，因为玛塞尔让他遭受的伤害和耻辱。
带着诸多的疑虑和担忧，但是想起肯·波德鲁毕竟是他的女婿，参加过战争，经历了婚姻中鬼才知道的困难，麦考利先生还是坐下来写了封信，说他不知道怎么把家具卖个好价钱，也很难办到，所以随信附寄一张支票，作为纯粹个人借款。他希望女婿心存感激，并记起以前借过他类似数额的借款—他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家具的价钱。他附上日期和数量。除了大约两年前归还的五十美元（当时答应随后定期归还），他没收到其他还款。他的女婿一定知道，由于这些没有偿还的无息贷款，麦考利先生的收入减少了，不然他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投资的。
他本想加上：“我不像你想得那么愚蠢”，但是又决定不写了，因为那会暴露他的愤怒，或许还有软弱。
现在是怎样呢。这个男人抢先一步，把乔安娜列入他的计划—他总是能够蒙骗女人—既拿到家具又得到支票。她自己付了运费，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的。时尚的枫木家具已经在交易中被过高估价了，他们拿不到什么钱了，尤其是算上铁路运输的花销。如果再聪明一点儿的话，他们只会从房子里拿走一个旧柜橱，或坐着很不舒服的客厅长靠椅，这些是上个世纪制造和购买的。当然，那就是纯粹的偷窃了。但是他们的行为离偷窃也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孤独地醒来，厨房里没有飘出咖啡或早餐的味道—相反，空气中还残留着烧干锅的一丝味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渗入所有天花板很高的孤独的房间。昨天以及前几天的晚上还是那么温暖—炉子还没有点上，等麦考利先生点好了炉子，温暖的空气中又弥漫起地窖般的潮湿、霉菌、泥土和腐烂的气味。他慢慢地洗漱穿衣，不时健忘地停顿片刻，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当作早餐。他属于那个据说男人连水都不会烧的时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跑道另一面的树木被晨雾吞没了，雾气似乎正穿过跑道继续漫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消散。他仿佛透过迷雾看见朦胧的旧展览场—简朴而宽敞的建筑，就像巨大的谷仓一样。它们立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整个战争期间—他忘记它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是被拆掉了，还是自己坍塌了？他痛恨现在进行的比赛，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以及夏季星期天时灾难性的喧嚣。想到这，他想起可怜的女儿玛塞尔，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高声呼唤着已经长大的同学们，他们正从停好的车上下来，匆匆赶去观看比赛。她叽叽喳喳，返回镇上时的欢欣鼓舞，和人们拥抱，一分钟讲一大箩筐的话，喋喋不休地说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多么想念大家。她说过，生活中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想念丈夫肯，他因为工作而留在西部。
她出去时穿着丝绸睡衣，染成金色的头发没有梳理，蓬散不堪。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细，但是脸却浮肿着，她所谓的晒黑的皮肤似乎呈现出病态的棕色，而不是来自日晒。也许是黄疸病。
这孩子一直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动画片对她来说确实是太幼稚了。
他说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事他都无法确定。玛塞尔去伦敦做妇科手术，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诉她丈夫肯·波德鲁时，他问：“她带了什么？”
如果玛塞尔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是上好的靴子。”
“好货。你知道我是结婚蜜月旅行途中买的。在英国买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儿了，不过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的手工真好。它们现在还很好。干得好，赫尔曼。你的工作不错。踏实诚恳。”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看了一眼手上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他要专心干活了，但他不想让他这样做。
“我刚碰到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一个打击。”
“是吗？”
老人拿出信，开始大声读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凄凉地笑一下。
“支气管炎。他说他患了支气管炎。不知道找谁帮忙好。我不知道要求助于谁。他当然一直都知道求助于谁。他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求助于我。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一边在乞求，对我装穷，一边又和我的管家串通。你知道吗？她偷了一车的家具运到西部去了。他们是秘密勾结。这是我一次又一次拯救的人。从来没见到一个便士还回来。不，不，诚实地说，他还过五十美元。几百几千中的五十美元。几千。你知道的，打仗时他在空军服役。那些矮个子的家伙经常参加空军。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炫耀，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呵，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战争宠坏了一些家伙，他们再也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借口。对吧？我不能因为战争就永远原谅他。”
“是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靠不住。那是非同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却一直让他欺骗我。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可怜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骗子。我有些关系，帮他在那边拿到工作保险。当然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坏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是她坐在柜台旁边，收鞋子，把鞋子拿给丈夫看，再把他所说的话转达给顾客，弄清楚问题，顾客来取修好的鞋时负责收款。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做了某种手术。
“你太太今天没来？她身体好了吗？”
“她今天想休息一下。我女儿来帮忙。”
赫尔曼·舒尔茨朝柜台右边点点头，修完的鞋摆在那边的架子上。麦考利转头看见了伊迪丝，他进来时没注意到。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瘦女孩，头发黑而直，背对着他在重新摆放鞋子。那正是她和萨比莎要好时悄悄出入他房子时的样子。你从来无法看清她的脸。
“你现在打算给爸爸帮忙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毕业了吗？”
“今天星期六。”伊迪丝说，半转过身子，淡淡地笑着。
“哦，是啊。能给爸爸帮忙是好事。你要照顾父母了。他们很辛苦，都是好人。”他带着淡淡的歉意，好像知道自己在说教，“尊敬你的父母，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在—”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她说：“修鞋店。”
“我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打扰你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有活要干。”
老人离开后，伊迪丝的爸爸说：“你没必要这样刻薄。”
晚饭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不太对劲，”他说，“可能生病了。”
“可能有点儿中风。”她说。自从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话很有见地，对别人的痛苦怀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现在既然萨比莎走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在等待她的生活里，伊迪丝又是萨比莎来之前的样子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勤奋，苛刻。上高中三星期后，她知道她的新科目会很不错—拉丁语，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她的聪明会得到认可和赞扬，重要的未来向她敞开了门。过去和萨比莎一起的愚蠢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她想到乔安娜要到西部去，她感到一阵寒战从她的过去传来，一种被侵袭的警觉。她试图用一个盖子把它砰地压住，但是它还是冒出来。
一洗完碗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文学课上指定要读的书—《大卫·科波菲尔》。
她从来没有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年老的父母有她这么小的孩子，据说是造成她性格的原因—不过她感觉大卫悲惨的处境和自己倒是很一致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也可以是一个孤儿，因为等事实真相大白，她的过去关闭了她的未来，她很可能跑掉，躲起来，自己谋生。
一切都是从上学路上萨比莎说“我们要经过邮局。我得给爸爸寄封信”开始的。
她们每天一起走路上学放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走，或者倒着走。有时她们碰到人时喋喋不休，小声地讲着胡言乱语，人们感到很迷惑。大多数好主意都是伊迪丝的。萨比莎唯一引进的玩法是写下一个男孩子和你自己的名字，把所有相同的字母画掉，数出剩下的字母数。然后用手指头将这个数数出来，一边说着，恨，友谊，追求，恋爱，婚姻，以此来确定你和那个男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封信很厚。”伊迪丝说。她注意到了一切，也什么都记得，她能以其他孩子感到怪异的方式迅速记住了课本上一页页的内容。“你和爸爸有很多话要说吗？”她奇怪地问，因为她不相信—至少不认为萨比莎会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说着，摸着信。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怎么啦？”
“我敢说她放了别的东西。乔安娜。”
结果她们没有把信直接拿去邮局，而是留着，等放学后到伊迪丝家拆开。她们可以在伊迪丝家干这种事情，因为她妈妈整天在修鞋店工作。
亲爱的肯·波德鲁先生：
我想，我应该写信向您表达我的感谢，感谢你在给你女儿的信中对我的赞扬。你不必担心我会离开。你说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很感激你这样说，因为一些人觉得像我这种他们不清楚来历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想说说我的事情。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结婚时抛弃了我。我五岁时被带到孤儿院。盼望着她能回来，但是她没有。后来我习惯了那里的生活，那里的人也不错。十一岁时我参加一个项目来到加拿大，住在狄克松家，在他们的菜园里工作。该项目也包括上学，但是我没有真正学过什么。冬天，我在房子里为太太们工作，但是环境迫使我考虑离开。按当时的年龄，我长得够高够壮，因此找到了一个在私立疗养院护理老年人的工作。我不在乎这份工作，但是为了更多的报酬我又去了扫帚厂工作。老板维丽茨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经常来厂里视察工作，我们有点儿谈得来。那里的环境让我呼吸有困难，所以她说我应该去为她干活，于是我就去了。我和她在北部的哀鸠湖边一起生活了十二年。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打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情，甚至开摩托艇和汽车。我学会了阅读，因为她的视力太弱了，她喜欢我给她朗读。她九十六岁时去世。你也许会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生活啊，但是我很快乐。我们每顿饭都一起吃，后来一年半时间我都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她死后，她家人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收拾行李。她留给我一些钱，我想他们为此不快了。她想让我用来读书，但那意味着我要和小孩子一起上学。所以，当我看到麦考利先生登在《环球邮报》上的广告，我就来了。我需要工作来减轻对维丽茨太太的思念。我想我这么啰嗦我的故事让你够烦的了，但是你会松一口气了，因为我已经说完了。谢谢你的赞扬以及带我去集市。我不喜欢坐车或吃那些东西，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被人接纳。
你的朋友，乔安娜·帕里
伊迪丝以乞求的语气和苦恼不堪的表情大声读着乔安娜的信。
“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看了我一眼就抛弃了我—”
“别读了，”萨比莎说，“我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她怎么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的信加进去的？”
“她只是拿过去放进信封，在外面写地址姓名，因为她觉得我的字不够好。”
伊迪丝用了透明胶带才把信封的封盖粘牢，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黏度了。“她爱上他了。”她说。
“噢，呸呸，”萨比莎说，摸着肚子，“不可能。老乔安娜。”
“他究竟说了她什么啦？”
“只是说我应该怎么尊敬她，如果她离开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们有她照料是很幸运的，他没有给我一个家，外祖父一个人也不能抚养一个女孩子之类的话。他说她是位淑女。他说他看得出来。”
“所以她就爱上了。”
信被用透明胶带封好，在伊迪丝那儿放了一夜，以免乔安娜发现信没有寄出去。她们第二天早上才拿去邮局。
“现在我们看他回信会写什么。等着瞧。”伊迪丝说。
好久没有回信。等信来了，又令人失望。她们在伊迪丝家把信拆开，里面没有给乔安娜的信。
亲爱的萨比莎：
今年圣诞节我手头不宽裕，连两美金都无法寄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圣诞快乐，学习进步。我身体一直不太好，患了支气管炎，我每年冬天都会生病，不过圣诞节前我病得起不来还是第一次。你从地址上会看到我搬了新地方。公寓在闹市区，很多人来开派对。这是一家供膳寄宿处，很适合从来不善于买菜做饭的我。
圣诞节快乐。
爱你的爸爸
“可怜的乔安娜，”伊迪丝说，“她会伤心的。”
萨比莎说：“谁在乎呢？”
“除非我们来做。”伊迪丝说。
“什么？”
“给她回信。”
她们要打字，不然乔安娜会认出不是萨比莎爸爸的笔迹。打字不成问题。伊迪丝家有打字机，在前屋的牌桌上。她妈妈结婚前做文员，现在还有时帮人打印信件赚点钱，人们觉得这样打出的信看起来正规一些。妈妈教过伊迪丝简单的打字方法，希望将来有一天，伊迪丝也能做文员。
“亲爱的乔安娜，”萨比莎说，“很抱歉我不能爱上你，因为你脸上全是丑陋的斑点。”
“我是认真的。”伊迪丝说，“闭嘴。”
她打着字，“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大声念着，停下来思考着，她的声音变得非常严肃和温柔。萨比莎趴在沙发上，咯咯地笑着。当她打开电视时，伊迪丝说：“拜—托，放那些狗屎我怎么能集中我的感—情呢？”
萨比莎和伊迪丝单独在一起时经常用“狗屎”、“婊子”和“老天爷”这样的粗话。
亲爱的乔安娜：
我很高兴收到你夹在萨比莎信里的信件并了解了你的生活。尽管维丽茨太太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你的生活一定是很悲哀和孤独的。你始终勤劳，从不抱怨，我想说我很钦佩你。我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从来没有真正地安定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里感到不安和孤单，仿佛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总是结识很多人和他们交谈，但是有时候我会自问：谁是我的朋友？这时我收到了你的信，你在结尾写着，你的朋友。我想，她真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乔安娜愿意告诉我她是我的朋友，这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圣诞礼物啊。也许你认为这样结束一封信是出于礼貌，那么你还不真正了解我。无论如何，圣诞快乐。
你的朋友，肯·波德鲁
信到了乔安娜手中。给萨比莎的信也是打字的，因为一封手写一封打字是不合常理的。这次她们省了力气，打开信封时非常小心，不会有暴露内情的透明胶带了。
“我们为什么不打印一个新的信封？如果信是打字的，信封不也应该打字吗？”萨比莎自以为聪明地说。
“因为新的信封是没有邮戳的。傻瓜。”
“要是她回信了怎么办呢？”
“我们会读的。”
“啊，如果她回信，直接寄给他呢？”
伊迪丝不想表现出她没有想到这一点。
“她不会的。她很狡猾。你也立即给他回信，让她觉得可以把信塞在你的信封里。”
“我讨厌写信。”
“写吧。这不会要你的命的。难道你不想看看她说些什么吗？”
亲爱的朋友：
你问我是否很了解你，足以做你的朋友，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了解。我生活中只有过一个朋友，就是维丽茨太太，我很爱她，她对我也好，但是她已经去世了。她比我大得多，和年长者做朋友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死去，会离开你。她太老了，有时甚至会叫错我的名字。尽管我并不介意。
我要告诉你一件怪事。你让摄影师在集市拍的照片，你和萨比莎，还有她的朋友伊迪丝和我的那张，我把它放大了，镶了镜框摆在客厅里。拍得不是很好，他肯定也没少向你收费，不过总比没有强。前天，我在掸灰时，想象我可以听见你对我说“你好”。“你好”，你说，我看着相片上你的脸，我想，啊，我一定是疯了。或者这是有信要来的信号。我只是闹着玩，并不相信那样的事。但是昨天就来了信。所以我很容易就成了你的朋友。我总是能找到办法忙个不停，但是找到一个真朋友可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你的朋友，乔安娜·帕里
当然，这封信不能直接放进信封。萨比莎的爸爸发现提到他没有写过的信会产生怀疑的。乔安娜的信被撕成碎片，冲下了伊迪丝家的马桶。
当来信说到旅店的事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了。那是夏天。萨比莎完全是凭运气碰到了那封信，因为她已经离开这里三个星期了，她住在辛科湖畔，姨妈罗克珊和姨父克拉克的别墅里。
萨比莎走进伊迪丝家的第一句话是：“哦喔哦喔，这里真臭。”
“哦喔哦喔”是她从表姐妹们那里学来的。
伊迪丝嗅着空气。“我什么都没有闻到。”
“跟你爸爸的店的气味相同，只是没那么严重。一定是他们的衣服和东西带回家来的。”
伊迪丝负责熏蒸汽和打开信封。从邮局回来的路上，萨比莎在面包房买了两块法式巧克力点心。她躺在沙发上吃着自己那份。
“就一封信。为了你，”伊迪丝说，“可怜的老乔安娜。当然他从来没有真正收到过她的信。”
“读我给听听，”萨比莎听天由命地说，“我满手都是黏糊糊的。”
伊迪丝一本正经地读，几乎都不停顿。
呵，萨比莎，我转运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不在布兰登，而是到了一个叫格丁尼亚的地方。我不再为以前的老板工作。我胸部的病让我这个冬天过得极为艰难，他们，我的老板们，认为我应该出来走动走动，即使有可能发展成肺炎。于是我们就争执起来，最后我们都决定该分道扬镳了。但是运气是个奇怪的东西，正在这时我拥有了一家旅店。要解释其中的原委太过复杂，如果你外祖父想知道，就告诉他一个欠了我钱的人没有现金还账，就把旅店抵给了我。这样我就从供膳寄宿处的一间卧室搬进了有十二间卧室的房子，原来连张床都没有，现在我有很多张床了。早上醒来知道自己成了老板真是太美妙了。我要装修房子，大量修缮，天气一转暖就开工。我需要雇人帮忙，以后还得雇个好厨师开餐饮间。那应该很受欢迎的，镇上还没有这个。希望你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养成好习惯。
爱你的爸爸
萨比莎问：“你有咖啡吗？”
“速溶的，”伊迪丝说，“干吗？”
萨比莎说，别墅里人人都喝冰咖啡，非常迷恋。她也很喜欢。她起身在厨房乱折腾了一通，烧开水，把牛奶和冰块与咖啡搅拌在一起。“我们真的应该吃香草冰淇淋。”她说，“哦，我的老天呐，那不是很妙吗。你不想吃你的法式点心了？”
哦，老天呐。
“是的，想全部吃掉。”伊迪丝说。
萨比莎身上所有的改变仅发生在三个星期里—这段时间，伊迪丝一直在店铺里做工，因为她妈妈手术后在家里休养。萨比莎的皮肤是诱人的金棕色，头发剪短了，松软地围绕着脸庞。是表姐剪的，还给她烫了发。她穿着运动装，短裤剪成裙子的样子，前面有纽扣，肩膀上有蓝色褶边。她的身材丰满了一些，当她倾身去拿放在地上的冰咖啡时，露出光滑夺目的乳沟。
乳房。它们一定在她离开前就开始发育了，但是伊迪丝没有注意到。也许你有天早上醒来就有了这东西。或者不是。
不管它们是怎么来的，似乎都表明一种不劳而获而且绝对不公平的优势。
萨比莎总是谈论她的表姐妹们，还有别墅的生活。她会说：“听着，我得告诉你，这是个让人尖叫的—”接着她就慢慢讲述罗克珊姨妈和克拉克姨父吵架时说的话，玛丽·乔如何翻了车，以及没有驾照却开着斯坦的车（谁是斯坦？），把他们都带到汽车旅馆—让人尖叫的地方或故事的要点不知怎么从来都说不清楚。
不过，过了一阵儿，其他事情令人尖叫了。夏天的真正冒险。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们—包括萨比莎—睡在船屋的楼上。有时她们互相呵痒打闹—她们会合伙攻击一个人，搔她痒，直到她叫饶命，同意脱下睡衣让大家看她长没长阴毛。她们讲寄宿学校女生的故事，她们用梳子把儿，牙刷把儿干那事。哦喔哦喔。一次，几个表姐上演了一场真人秀—一个女孩趴到另一个身上，假装男孩，她们把腿缠在一起，呻吟，喘息，放肆胡闹。
克拉克姨父的姐姐和丈夫度蜜月来看望他们，有人看见他把手伸进她的泳衣里。
“他们真的彼此相爱，他们白天晚上都做爱。”萨比莎说，把垫子抱在胸前，“人们那样爱着的时候会情不自禁。”
一个表姐已经和一个男孩做过了。他是夏天来度假区花园帮忙的。他驾船带她出海，威胁说如果不答应他，就把她推到海里。所以那不是她的错。
“她不会游泳吗？”伊迪丝问。
萨比莎把垫子夹在大腿间。“噢噢，”她说，“感觉真好。”
伊迪丝了解萨比莎所感受到的所有令她快乐的痛苦，但是她震惊于有人会说出来。她自己被它们吓到了。几年前，她还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把毯子夹在腿间睡觉。妈妈发现了，告诉她说，她认识一个总是这么做的女孩子，最后不得不通过手术解决问题。
“他们曾经朝她泼冷水，但是没有治好，”她妈妈说，“所以要去动手术。”
不然她的器官会充血堵塞，她会死掉。
“停下来。”她对萨比莎说。但是萨比莎不顾一切地继续呻吟着说：“这不算什么。我们都这么做。你没有垫子吗？”
伊迪丝起身去厨房，把空的冰咖啡杯里倒满冷水。等她回来时，萨比莎无力地瘫在沙发上，笑着，垫子被甩到地上。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她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开玩笑？”
“我口渴了。”伊迪丝说。
“你刚喝了一大杯冰咖啡。”
“我想喝水。”
“不能和你开玩笑。”萨比莎坐起来，“如果你这么口渴，为什么不喝？”
她们闷闷不乐地坐着，直到萨比莎终于开口说话，以和解但有些失望的语气。“难道我们不给乔安娜再写封信了吗？我们给她写封情意绵绵的信吧。”
伊迪丝已经对写信失去了兴趣，但是她庆幸萨比莎还没有。尽管有辛科湖和乳房的事，想要控制萨比莎的感觉又回来了。她叹息着，好像不情愿地掀掉打字机的罩子。
“我最亲爱的乔安娜—”萨比莎说。
“不行。那太恶心了。”
“她不会这么想。”
“她会的。”伊迪丝说。
她想知道是否应该告诉萨比莎关于器官充血的危险。她决定不说。一方面，那种信息来自妈妈警告她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信。它还不至于那么不可信，比如相信在房间里穿橡胶脚垫会损害视力的程度，但是无法预知—将来也许会。
另一方面—萨比莎会笑她。她会嘲笑那些警告—即使你告诉她法国巧克力点心会让她发胖，她都会笑。
“你上次的来信让我很开心—”
“你上次来信让我欣喜—若狂—”萨比莎说。
“—想到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很开心，那就是你—”
“我夜晚无法入睡，因为渴望拥抱你—”萨比莎用双臂搂着自己来回摇晃着。
“不行。尽管过着群居的生活，我常常感到孤单，不知道求助于谁—”
“那是什么意思—‘群居’？她不会懂这个词的。”
“她懂。”
听了这句话，萨比莎不再作声了，也许伤了她的感情。最后伊迪丝读出结尾：“我要停笔了，我只能想象你读信并且脸上泛红的样子—你还要加些什么？”
“穿着你的睡衣在床上读信，”萨比莎说，她总是能很快恢复元气，“想象我拥抱着你，吮吸你的乳头—”
亲爱的乔安娜：
你上次的来信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你。尽管过着群居的生活，我常常感到孤单，不知道求助于谁。
我在信中已经告诉萨比莎关于我的好运气，还有我如何准备经营旅店的事。我没有告诉她去年冬天我病得多么厉害，因为不想让她担心。我也不想让你担心，亲爱的乔安娜，只是想告诉你，我经常想起你，渴望看到你甜美亲切的脸。当我发烧时，我想我真的看到你的脸俯向我，听见你的声音告诉我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我能感到你善良双手的救助。我当时在供膳食的寄宿处，等我的烧退了，人们都在取笑我，问谁是乔安娜。但是我为自己清醒过来却发现你不在而甚感悲哀。我真的在想，是否你会从天而降，来到我身边，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发生。相信我，相信我，对我来说，最漂亮的电影明星也不能像你这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能告诉你其他事情，因为它们很甜蜜，很亲切，但是可能会让你难为情。我不想结束这封信，我感觉此时此刻我正在我们黑暗静谧的房间里搂着你，轻轻地和你说话。但是我必须停笔了，我只能想象你读信并且脸上泛红的样子。如果你穿着睡衣在床上读信，想着我多么渴望拥抱你，那该有多么美妙。
爱你的肯·波德鲁
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没有回信。萨比莎写完她那半页信，乔安娜把它放进信封，写了地址，就没有别的了。
乔安娜下了火车，没有人接她。她不让自己为这种事担心—她一直在想，也许她的信还没有到。（事实上信已经到了，躺在邮局里，没有人取，因为肯·波德鲁去年冬天病得很严重，现在真的患了支气管炎，好几天没有来拿信了。今天又来了一封，是麦考利先生的支票。但是已经过了兑付期。）
让她更担心的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镇。车站是一个围起来的棚子，沿墙摆了长凳，售票处的窗子拉着木头窗板，还有一个货棚—她想是放货物的—但是推拉门推不动。她透过木板的缝隙朝里面打量，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里面是空的，一片泥地。没有装家具的货箱。她叫了好几声：“有人吗？里面有人吗？”但是没有回应。
她站在站台上，试图辨别方向。
大约半英里外有一座小山，上面长着树，很容易看见。从火车上看到的沙土路，她以为是通向一块田地的后巷—那应该就是路了。现在她看见树丛间散落的低矮的房屋轮廓—还有一个水塔，从这个距离望去就像一个玩偶，一个长腿的锡兵。
她拎起箱子出发了—这不是太难；毕竟她已经把它从展览路拎到另一个火车站了。
虽然有风，但仍是个热天—天气比她离开安大略时要热—就连风也是热的。她的新裙子外面穿着那件旧外套，不然放在箱子里太占地方了。她期待地望着前面镇子的树荫，但是当她到达那里时，她发现不是又密又窄没有多少阴凉的云杉，就是参差不齐的窄叶棉白杨，随风摆动，太阳照样透射下来。
这个地方令人泄气，完全不正规，也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人行道或铺路的街道，除了一座砖砌的谷仓一样的大教堂之外，没有任何高大的建筑。门上有一幅画，画着面色如土、瞪着蓝眼睛的圣家族。它得名于一位不知名的圣人—圣·凡泰克。
所有房屋从位置到设计都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它们和马路或街道都呈不同角度，大多数窗子都很小气，位置也不统一，挡雪门廊像盒子一样钉在门上。院子里都没有人，为什么要有人呢？没有什么要照料的，只有棕色的草丛和一簇已经结籽的大黄。
主街，如果是主街的话，只在一侧筑起了木制的人行道，还有一些不结实的房子，其中只有一间杂货店（包括邮局）和一家汽车修理铺似乎在营业。她以为是旅馆的一座两层楼房，实际上是银行，而且关着门。
虽然两只狗对着她叫，但她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个男人，正在汽车修理铺前忙着把链子装到卡车后部。
“旅店？”他说，“你走过了。”
他告诉她旅店在车站附近，朝铁轨的另一方向走过去一点点就是。墙壁刷成蓝色，很好找。
她把箱子放下，不是因为灰心丧气而是需要休息一下。
他说如果她愿意等一小会儿的话，他可以开车送她过去。虽然她是头一回接受这样的帮助，她还是很快坐进了卡车闷热、油腻的驾驶室，颠簸着开下她刚走过的泥土路，铁链在后面绝望地哐啷哐啷响着。
“那么—你从哪里带来的热浪？”他问。
她说从安大略，语气平淡，显然不想进一步深谈。
“安大略。”他遗憾地说，“到了。你要找的旅店。”他的一只手离开方向盘，对着她从火车上看见过的两层楼的平顶建筑挥了挥手，卡车同时倾斜了一下。她原来以为那是一大间无主的，也许是废弃的住房。既然已经目睹过镇上的房子，她知道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排除这种可能性。房子上盖着铁板，压成砖形，漆上了淡蓝色。入口处的上方有一个霓虹灯管组成的“旅店”字样，没有点亮。
“我是个傻瓜。”她说着，给了那个人一美金做车费。
他笑了。“收好你的钱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着呢。”
一辆体面的普利茅斯轿车停在旅店外。车很脏，但是这样的泥土路怎么能不脏呢？
门上是香烟和啤酒品牌的广告。她等卡车掉了头才敲门—敲门是因为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在开门营业。然后，她推了推门，看是不是开着。门开处是一个到处灰尘的小房间，有一架楼梯，从这里上去是一间黑暗的大房间，里面有桌球台，地面没有打扫，空气中混合着走气啤酒的味道。穿过大房间，在一间侧屋里，她可以看见镜子的微光，空荡的货架和柜台。这些房间都拉着严实的窗帘。唯一可见的光是从两个小圆窗透进来的，原来窗子安在双向弹簧门上。她继续走，进入一间厨房。光线好一点了，因为对面墙上有一排高高的—挂满灰尘的—窗子，没有窗帘。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生命的迹象—有人在桌子旁吃过东西，留下一个沾着干番茄酱的盘子，还有半杯冷的黑咖啡。
厨房的一扇门通向外面—这扇门是锁着的—一扇门通向食品储藏室，里面有几罐食物，一扇门通向杂物间，一扇门通向内部楼梯。她爬上楼梯，她的箱子在前面一路磕磕碰碰，因为空间太窄了。二楼正对楼梯处是厕所，马桶座圈立着。
走廊尽头卧室的门是开着的，她在那里找到了肯·波德鲁。
看到人之前，她先看到了他的衣服。他的夹克挂在门角，裤子挂在门把手上，拖到了地上。她立刻想到不能这样对待好衣服，于是她大胆地走进房间—把箱子留在走廊里—想要把衣服挂好。
他躺在床上，身上只盖着被单。毯子和衬衣散落在地上。他不安地呼吸着，仿佛要醒了。她说：“早上好。哦，是下午好。”
明亮的阳光照进窗子，几乎直射在他的脸上。窗子关着，空气污浊不堪—难闻的气味部分来自用作床头柜的椅子上那满满的烟灰缸。
他习惯不好—在床上抽烟。
她的叫声没有唤醒他—或者他处于半睡半醒中。他开始咳嗽。
她发现他的咳嗽很严重，那是病人的咳嗽。他挣扎着抬起身，眼睛仍然闭着，她走到床边扶住他。她想找块手绢或一盒面巾纸，但是什么都没有，于是她伸手拿起地上的衬衫，迟些时候她可以再洗。她想要仔细看看他吐了什么东西。
他折腾了一阵，嘟哝着，躺了下去，喘着气，她记忆中那张自信迷人的脸令人反感地扭曲着。以他的状态她确信他在发烧。
他咳出的东西呈黄绿色—没有腐烂的气味。她把衬衫拿到厕所的水池。令她惊奇的是，她竟然找到了一块肥皂。她把衬衫洗好，挂在门钩上，然后彻底洗净了自己的双手。她不得不用棕色的新裙子把手擦干。裙子是她在另一个小厕所里穿上的—火车上的女厕所—就在几小时以前。她原来还在想要不要化化妆呢。
她在门厅的橱柜里找到一卷卫生纸，拿到房间，预备他再咳嗽时用。她捡起毯子给他盖上，把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位置，把结实的窗扇抬高了一两英寸，用倒空的烟灰缸支起来。然后她在客厅里把棕色裙子脱下来，换上了箱子里的旧衣服。现在，这里还用得着漂亮的衣服或化妆吗。
她不确定他病得有多严重，但是她照顾过维丽茨太太—也是个烟瘾很重的人—经历了几次支气管炎发作，她想她应付得来，暂时不用看医生。同一个门厅的橱柜里有一堆褪色的旧毛巾，不过很干净，她把一块毛巾打湿，帮他擦了胳膊和腿，希望能帮他退热。这样他差不多半醒了，又开始咳嗽。她扶他起来，让他吐到卫生纸里，又检查了一下，然后扔到厕所里，洗了手。现在她可以用毛巾擦手了。她下楼到厨房找到一个杯子，以及一个空的大姜汁汽水瓶，灌满了水。她想让他喝点水。他喝了一点，抗拒着，她就让他躺下。过了五分钟左右，她又试了一次。她又接着试了几次，直到她觉得再这样他就会呕吐出来了。
他一咳嗽，她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轻轻拍背，帮他减轻胸部的负担。他几次睁开眼睛，似乎对她的存在并不感到警觉和吃惊—也不为此感到感激。她又用毛巾帮他擦身，小心地用毯子迅速盖上刚刚冷却的部分。
她发现天开始黑了，于是就来到下面的厨房，找到了灯的开关。灯和旧电炉可以用。她打开炉子，热了一罐鸡米粥，端上楼，把他叫醒。他用勺子吞下了一些粥。她利用他短暂清醒的当口问他有没有阿司匹林。他点头说有，但在试图告诉她放在哪儿时又变得非常困惑。“在垃圾筐里。”他说。
“不，不会吧，”她说，“你说的不是垃圾筐吧。”
“在—在—”
他试图用手比画什么形状。眼里盈满了泪水。
“不要紧，”乔安娜说，“不要紧。”
好在他的烧终于退了。他睡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咳嗽。然后又开始发热了。这时她已经找到了阿司匹林—在厨房的抽屉里，同螺丝起子、灯泡，还有一卷合股线放一起—她给他喂了几片药。不久他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但是她觉得他没有把药咳出来。他躺下后，她把耳朵贴在他胸部，听他的喘息。她想找点芥末做个热敷药，但显然没有芥末。她再次下楼热了些水，用盆端上来。她想让他弯腰，用毛巾给他蒙上，这样可以呼吸到蒸汽。他只配合了一小会儿，但也许是起作用了—他咳出了大量的痰。
烧又退了，他睡得更安稳了。她在另外一个房间找到一把扶椅，拖进来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然后想了起来，起身，摸摸他—体温好像稳定下来了—她帮他掖了掖毯子。她自己盖着经久耐用的花呢外套，是维丽茨太太送的。
他醒了。已经是早上了。“你在这里干吗？”他嗓子的声音沙哑虚弱。
“我昨天到的。”她说，“我把你的家具带来了。还没到呢，不过就快到了。我来时你生病了，夜里大部分时间你都病着。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他说：“好些了。”接着开始咳嗽。她不需要扶他了，他自己坐了起来。但是她还是走过去，拍他的背。咳完后，他说：“谢谢。”
现在触碰到他皮肤时所感受到的温度同她自己的差不多。他的皮肤还很光滑—没有粗糙的痣，没有脂肪。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肋骨。他就像一个纤细的病孩子。他闻起来有玉米的味道。
“你把痰吞下去了。”她说，“不要这样，这对身体不好。这儿有卫生纸，你得吐出来。吞进去肾会出问题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说，“你找到咖啡了吗？”
咖啡壶里面黑糊糊的。她清洗了一番，把咖啡煮上。然后她梳洗整理自己，想着该给他吃些什么。储藏室里有一盒饼干。她一开始想和上水，后来发现了一罐奶粉。咖啡煮好了，她把一盘饼干放在烤炉里。
他一听见她在厨房里忙碌着，就起来去了厕所。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虚弱—他不得不俯下身子，一只手支在水箱上。然后他在门厅橱柜底部找到了一件内衣，那里是他放干净衣服的地方。现在他弄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了。她说过她带来了他的家具，尽管他没有让她或任何人这么做—他根本没有要过家具，只是要了钱。他应该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打开她的钱包，它就在门厅的地上，在她的箱子旁边。有个名字标签缝在钱包衬里上。
乔安娜·帕里，以及岳父家的地址，展览路。
还有别的东西。一个装有纸币的布袋，里面有二十七加元。
另一个布袋装着零钱，他没有费神去数。一个浅蓝色的银行存折。他很自然地打开，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期待。
几个星期前，乔安娜把维丽茨太太给她的全部遗产转到她的银行账户上了，加上她攒下来的钱。她对银行职员解释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着。
数目不是那么惊人，不过还是挺可观的。她有了一定的资本。在肯·波德鲁看来，这笔钱给乔安娜·帕里这个名字增了光。
“你是穿着棕色的裙子吗？”当她拿着咖啡回来时，他问。
“是的，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是。”
“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原来是你。”
“就像在你的另一个梦里一样。”乔安娜说，她有斑点的额头熠熠发光。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力气去询问。可能是她夜里在这儿时他醒来之前做的梦—他现在记不起来的一个梦。他又咳嗽了，不那么剧烈了，她递给他一些卫生纸。
“现在，”她说，“把你的咖啡放在哪里呢？”她把搬来的木椅向他推了推，这样他更容易够到。“好啦。”她说，然后用胳膊扶起他，把枕头垫在他背后。枕头很脏，没有枕套，不过她昨晚已经在上面铺了毛巾。
“你能不能看看楼下有没有香烟？”
她摇摇头，不过还是说：“我去看看。烤箱里烤着饼干呢。”
肯·波德鲁有借给别人钱的习惯，也习惯朝别人借钱。他遇到的大多麻烦事—或者说是他卷进去的麻烦—都和无法拒绝朋友有关。忠诚。他不是被和平时期的空军开除的，而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辞职的，那个朋友在一个混乱的派对上对长官不敬。在混乱的派对上，一切都会被当作玩笑，而不是冒犯—这是不公平的。他也丢了肥料公司的工作，因为他在星期天擅自开着公司的卡车穿越美国国界去接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打了人，害怕被捉住和起诉。
对朋友不可缺少的忠诚成了和老板相处的困难。他承认他很难屈服。在他的词典里，“是的，先生”和“不，先生”不是那么容易的词。他虽然没被保险公司辞退，但是多次被调来调去，他们似乎在挑动他辞职，最后他真的辞职了。
喝酒是部分原因，这得承认。以及，他认为未来的生活应该比任何一个当口的“现在”要更英雄主义一些。
他喜欢告诉人们，他是玩扑克牌赢了这家旅店。他不太爱赌博，但是女人们喜欢他这样说。他不愿意承认是别人用来抵债的，之前他都没有看过。甚至在看过之后，他依然告诉自己，这个旅店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自己做老板的想法的确吸引着他。但他没指望这是人们愿意住下来的地方—除了秋季时的猎人。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厨师，他会把它看作一个喝酒的场所和一家饭店。但是在改变这一切之前他先要投资。要装修—他自己做不来，尽管他还是很能干的。如果他可以度过冬天，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证明他的良好实力，也许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但是他需要一小笔钱度过冬天，这样他就想到了他的岳父。他宁愿找别人试试，但是没有人这么容易有闲钱。
他觉得以建议卖家具的方式提出要求是个好主意，他知道老人家永远不会有精力去做的。他意识到还有以前未付清的贷款，数目不是非常具体—但是他认为那是自己应得的，因为他在玛塞尔行为不良的那段时间赡养过她（那时他自己还没有不良行为），还因为他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承认萨比莎是自己的孩子。另外，麦考利是他唯一认识的一家人，他们的钱不是现在活着的人赚的。
我带来了你的家具。
现在，他想不明白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太疲惫了。她拿来饼干（没有香烟）时，他更想睡觉而不是吃东西。为了让她满意，他吃了半块。然后大睡起来。她把他翻到一边，然后再翻到另一边，把脏床单从他身子底下拉出来，换上干净床单，再把他翻过去，这样就不用让他下床或弄醒他，在她做这些的时候他还是半睡半醒。
“我找到了一条干净床单，但是像抹布一样薄，”她说，“味道也不好闻，所以我把它挂在绳子上晾了一会儿。”
后来，他意识到他在梦里听了很久的声音真的是洗衣机的声音。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热水箱已经不能用了。她一定是在炉子上烧了几盆水。后来，他还准确无误地听到自己汽车启动开走的声音。她一定是从他的裤袋里拿到了钥匙。
她也许会开着他唯一值钱的东西离开，把他抛在一边，他甚至无法给警察打电话去捉她。就算他能够到电话，电话线也是断的。
总是有可能的—盗窃然后逃逸—但是他在新床单上翻了个身，闻到草原上风和草的气息，他继续睡去，确信她只是出去买牛奶、鸡蛋、黄油、面包和其他东西—甚至香烟—那是体面生活的必需品。他确信她会回来，在楼下忙碌着。她活动的声音就像他下面的一张网，是上天派来、不应质疑的恩惠。
现在他生活中存在着女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她们互相认识，随时准备撕扯彼此的头发。近来他从她们那里听到的只是号叫和抱怨，中间夹杂着她们爱他的愤怒宣言。
也许还是让她们自己解决为好。
在商店买杂货时，乔安娜听到了火车的声音，开车回旅店时，她看见火车站停了一列车。她还没停下肯·波德鲁的车，就看见家具箱堆在站台上。她和工作人员说话—那是他的车—这些大箱子的到来让他非常吃惊和恼怒。她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个男人有卡车—她坚持要一辆干净卡车—那个男人住在二十英里外，有时会拉拉货。她用车站的电话联系他，半贿赂半命令地让他马上过来。然后，她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照看箱子，直到卡车来。晚饭时，卡车到了，男人和他儿子卸下所有家具，抬进旅店的主房间。
第二天，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打定了主意。
这一天，她判断肯·波德鲁可以坐起来听她说话了。于是她说：“这地方是个无底洞。镇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应该拿出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换成现金。我不是指托运来的家具，我是说像桌球台和厨房里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应该把房子卖给会把铁皮当垃圾剥掉的人。你觉得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能派上些用场的。那么—你拿到旅店前有什么打算？”
他说他原来想去英属哥伦比亚的萨蒙阿姆，那里有个朋友曾经告诉他有个管理果园的工作。但是他去不了，因为汽车需要换新轮胎，长途旅行前还需要维修，而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生活费上。接着旅店的所有权就落到他的手上。
“像一吨砖块。”她说，“花钱换轮胎和修车比填在这里好。应该在下雪以前就离开这里。我们到了那里也能用上铁路运来的家具。足够布置一个家了。”
“那份工作也许不太有把握。”
她说：“我知道。不过没关系。”
他明白她确实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应该没问题的。你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正符合她的风格。
不是他不领情。他认为感激不应该是一种负担，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并没有人要求感激的时候。
开始考虑新生活了。这是我需要的改变。他以前就说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温和的冬天，常绿树木和成熟苹果的气息。我们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家。
他有他的自尊，她想。要考虑到这一点。最好不要提及他在信中对她的坦白。她来之前已经把信毁了。事实上，每封信读到能够背下来时她就立即销毁，那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她不想让它们落入年轻的萨比莎手中，还有她那个令人讨厌的朋友。尤其是最后那封信的部分内容，关于她的睡衣，在床上读信什么的。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而是写到纸上就会让人觉得庸俗或愚蠢，会让自己成为笑料。
她估计他们不会经常见到萨比莎。但如果他想要见她，她是不会妨碍他的。
对这种责任的强烈感觉，实际上并不是新的体验。她对维丽茨太太也有同感—另一个需要照料和管理的相貌姣好、反复无常的人。结果肯·波德鲁比她想象的更有甚者，还有她不得不面对的这个男人与维丽茨太太存在的差异，但是他身上没有什么是她处理不好的。
维丽茨太太之后，她的心枯萎了，她还以为会一直这样。现在它充满了如此温暖的激荡，如此忙碌的爱情。
大约在乔安娜离开两年后，麦考利先生去世了。他的葬礼是英国圣公教会举行的最后一个葬礼。很多人到场。萨比莎—和她妈妈的表姐，那个多伦多的女人一起来的—现在她沉默寡言、漂亮、出人意料的苗条。她戴着精致的黑色帽子，从不主动和人讲话，甚至好像都不记得他们了。
报纸上的讣告说，麦考利先生的后人有外孙女萨比莎·波德鲁、女婿肯·波德鲁、波德鲁先生的现任妻子乔安娜，以及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奥莫尔，居住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萨蒙阿姆。
伊迪丝的妈妈朗读着—伊迪丝从来不看当地报纸。当然，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闻—对伊迪丝的爸爸来说也不是，他正在前屋角落里看电视。唯一的新闻是奥莫尔。
“她有孩子了。”伊迪丝的妈妈说。
伊迪丝在厨房的桌子上做拉丁文翻译。
你不要去问，知道是罪，对于我对于你—[1]
在教堂里她打定主意，如果萨比莎不先和她说话，她也不理她。
她不是真的害怕被发现—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她以前古怪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不应该有什么联系—更不要说她期待的那个真正自我，当她离开这个城镇，远离自以为了解她的人们时。是结局的改变让她郁闷—它似乎荒诞不经，但是平淡无奇，而且令人耻辱，就像某种玩笑或不合时宜的警告在试图纠缠着她。在她一生要完成的计划中，哪里提过她要对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个叫奥莫尔的人负责呢？
她不理会妈妈，写到：“你不必问，这是我们不应该知道的—”
她犹豫着，咬着铅笔头，然后带着满意的战栗写完了最后一句：“—命运为我安排了什么，或者为你—”
注 释
[1].出自贺拉斯著名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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