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植物园，在中央通道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行人稀少，天冷的缘故。但一直有阳光普照，天空的蔚蓝使我坚信时光停住了脚步。只需在那里一直待到夜幕降临，然后仔细观察天空，就能发现寥落的星辰，我能说出它们的名字，但不知道是否确切。在奥德街生活的那个时候的枕边书《永恒的天体》里大段大段的文字，我也许都记得起来。当时我一边读这本书，一边等着丹妮回去。那个时候天气跟我现在坐在植物园长椅上一样寒冷，奥德街被白雪覆盖。但是，尽管天寒地冻，我还是翻阅了那个黄色塑料文件夹里的纸页。有一封信附在里面，信末有朗格勒的签名，先前我微微打开这个黄色文件夹、他对我说“您翻阅这些卷宗时头脑一定要冷静”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这封信。在下楼把那份案卷一起拿给我之前，他在寓所里匆匆忙忙写下的信，字迹勉强能看清。
亲爱的先生：
我十年前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我仍在杰斯福尔滨河路和奥尔费佛滨河路[43]的情报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您一直在创作，您的那些作品我全都非常认真地拜读过。
我当然一直记得您去过我在杰斯福尔滨河路的那间办公室接受我的询问，那时您还非常年轻。我善于铭记别人的面孔。其他人老拿这件事来跟我打趣，说我即使过了十年，依然能从背后认出某个人，哪怕只在街头见过一面。
在彻底告别我那个部门的时候，我擅自从便衣警察缉捕大队的档案室里拿走了一些想留作纪念的东西，其中就有这份牵涉到您的并不完整的案卷材料，我一直惦记着要把它转交给您。亏得我们今天的相遇，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请您相信我会严守秘密。而且，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您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事情讳莫如深，必须三缄其口。
祝好。
朗格勒
又及：为了让您完全放心，您手里这个文件夹里的某些文件关涉到的那个调查已经被彻底放弃。
我在翻阅这些案卷的时候，目光落到了一些居民身份证明、报告和讯问笔录上。一些名字映入我的眼帘：“阿加穆里，名叫加里，住大学城，摩洛哥留学生楼，1938年6月6日生于非斯[44]。所谓的‘留学生’，摩洛哥保安局成员。摩洛哥大使馆……乔治·B.，又名‘罗夏尔’，普通褐色头发，笔挺的鼻子，脑门非常突出。请通知我署，提供补充信息，电话：TURBIGO 92.00……在我们前面，出庭到案的这个人姓杜威尔兹（下文均使用该称呼），名字和绰号：皮埃尔。经被告阅读，声明所说属实并签名……夏斯达尼埃，保尔，艾玛纽埃尔。身高一米八。使用蓝旗亚汽车，车牌号No1934GD75……马西亚诺·杰拉尔。体貌特征：左眉处有两厘米长的外部疤痕……”我飞快地翻着这些纸页，避免在某一页上耽搁太久，时时担心会发现涉及丹妮的一个新的细节或者卡片资料。“多米尼克·罗歇，又名‘丹妮’。使用化名米海依·桑比里（布兰奇街23号），又名米雪儿·阿加穆里，又名雅尼娜·德·西罗……根据达文的情报，她入住尤尼克酒店可能用的是雅尼娜·德·西罗一名，出生地为卡萨布兰卡，日期……她让人给她写信寄到邮局，附在后面的是巴黎84局分发的预订卡。”
用回形针夹着的这几页材料下边有这样几行文字：
“两枚子弹击中受害者。其中一枚子弹是用枪口顶着射击的……两枚与射出的子弹相吻合的弹壳已经找到。亨利四世滨河路46号乙的看门人……”
一天晚上，丹妮和我，我们在里昂火车站下火车。现在想来，我们当时是从那个名叫巴尔贝里的乡间别墅回来的。我们没带行李。大厅里人头攒动，时值夏日，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放大假的第一天。从火车站出来之后，我们没坐地铁。那天晚上，她不想回尤尼克酒店，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去我那里，奥德街的那个房间。在穿过塞纳河时，她对我说：
“要绕很长一段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她带着我，沿着河边马路，朝圣路易岛走去。巴黎冷冷清清，一如巴黎的夏夜，这种冷清与里昂火车站的热闹的人流对比太强烈。几乎没有什么汽车。一种轻松、悠闲的感觉。悠闲这个词我在那个黑色记事本上用的是单数[45]，而且用大写的字母写成，还注明了日期：7月1日。那天晚上的日期。我甚至加上了在一本词典里看到的“悠闲”这个词的意思：“空着的，未被占用的”。
我们沿着亨利四世滨河路前行，朗格勒那份案卷的下方正好提到这条街，那一页纸上详细说明发生过一起“命案”。她在最后一排楼房当中的一栋楼前停了下来，46号乙，跟那张纸上写的号码一样——二十年后，我在碰到朗格勒的那一天就核实过了。那一天，我只需从植物园过桥就可以了。
她径直朝大门走去，踌躇了片刻。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她说话时声音不是很镇定，就像进入了一个危险区域，会突然被人逮住。
“你去按一下底楼左边那扇门的门铃，就说找多尔姆夫人。”
她看着底楼的窗户，窗户上的金属百叶窗都关上了。从窗缝里透出一丝隐隐约约的灯光。
“你看见那灯光了吗？”她低声问我。
“看到了。”
“要是你突然撞见多尔姆夫人，就问问她，丹妮什么时候可以给她打电话。”
她显得很紧张，也许她后悔了自己的提议。我觉得她马上就要把我拽住，不要我过去了。
“我在桥上等你。我还是不待在这栋大楼前面更好些。”
她一边说，一边指着把圣路易岛截去一头的那座桥。
我穿过门廊，在左边一扇非常厚实的浅色双扉门前停了下来。我按了门铃。没有人来应门。我听不见门后有任何声音。可是，先前我们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分明看见了灯光。定时楼梯灯灭了。我站在黑暗中再次按了一下门铃。无人应答。我站在那里，在黑暗中等待着。我真的希望最后终于有人来开门，希望沉寂被打破，希望灯光重新亮起。突然，我朝大门擂起双拳，但那木头太厚实了，我没有敲出一点声响。那天晚上，我真的敲门了吗？我常常梦见这幕情景，到后来梦和现实都串到了一起。昨天夜里，我置身彻底的黑暗中，没有任何方位标，我用两只拳头敲着一扇门，就好像有人把我关起来了一样。我感到窒息。我惊醒过来。是的，又是同一个梦。我试图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我是不是也这么敲过。无论如何，我在黑暗中是按过好几次门铃的，让我惊讶的是那个门铃既清脆又叮当响的音色。没有人。一片沉寂。
我摸索着从那栋大楼里走了出来。她在桥上来回踱步。她挽着我的胳膊，紧紧地抓着它。我回到她身边，让她松了一口气，所以我在心里琢磨着自己刚才是不是冒了很大危险。我告诉她，没有一个人走出来给我开门。
“我不该派你去那里的，”她对我说，“可有些时候，我以为一些事情总像以前一样……”
“哪个以前？”
她耸了耸肩。
我们穿过那座桥，顺着图尔奈尔滨河路往前走。她什么也不说，反正这也不是跟她提问的时候。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很安静，令人放心：房子的古老立面，树木，亮着的路灯，通向沿河马路的狭窄街巷，令我想起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我那个黑色记事本上有好几页记录的都是关于他的笔记。我甚至不想向她提什么问题。我无忧无虑，一身轻松，能在那天夜里和她一起在沿河马路上漫步，心里反复默读着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这个由柔和而又神秘的声音组合在一起的名字，我觉得非常开心。
“让……我想问你一些事……”
我们循着沿河马路凹入处的那个广场前行，广场中央摆着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摆在那里用来划定露台咖啡座范围的盆栽植物。那天晚上，餐桌上撑起了大阳伞。恰似南方的一个小海港的夏夜。窃窃私语声。
“让……要是我做了什么性质严重的事情，你会怎么说？”
我承认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我惊慌。也许是因为她所采用的那种冷淡的语调，仿佛是在引述一首歌的歌词或者一首诗的诗句。还因为这个：“让……你会怎么说……”这正是我记得的一句诗：“……你说，布莱兹，我们离蒙马特远吗？”
“要是我杀了什么人，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她在开玩笑或者因为她爱看的那些侦探小说看多了才会问出了这样的问题。更何况她只阅读侦探小说。也许在其中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女人向她的未婚夫提了同样的问题。
“我会怎么说？我什么也不说。”
今天，我依然会给出同样的答复。我们有权利对我们所爱的人说三道四吗？假如我们钟爱他们，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不容许我们对他们说三道四。不是吗？
“反正……要是我并没有真的杀他……要是那只是个意外……”
“我对你放心。”
她好像对我的这个回答很失望，我花了很多年时间才体悟出其中的冷漠和无意的、可鄙的幽默。
“是的……只是个意外……枪走火了……”
“流弹不长眼一类的事情经常发生的。”我对她说道。
我马上就想到了几声枪击声。我没猜错，因为她紧接着对我说：
“你说得对……是流弹……”
我哈哈大笑起来。她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然后，她抓紧了我的手臂。
“我们别再说不开心的事情了……昨晚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自己在一套公寓里，正朝一个家伙开枪自卫……一个眼皮耷拉着的可怕的家伙……”
“眼皮耷拉着……”
“是的……”
也许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梦中。可我对此并不担心。过去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你前一晚做的一些梦——或者不如说一些噩梦，一整天都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你，你走到哪噩梦就跟到哪。它们会夹在你最日常的动作中，你跟朋友们待在一起也是枉然，在阳光下，在咖啡馆的露台上，梦中的情景一幕幕地闪现出来对你紧追不舍，紧贴着你的现实生活，就像某种回声或者电子干扰，让你再也摆脱不掉。有时这种混同只因缺乏睡眠。我很想把这些告诉她，安慰她一下。我们到了“穷人圣于连”附近。在那家美国书店前面，摆满了长凳和椅子，像是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听着从书店里传出来的爵士乐。
“我们应该走过去跟他们坐在一块儿，”我对她说道，“那样的话，你就会忘记你的那个噩梦……”
“你这么认为？”
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赶路，我已经记不清走的是哪条路了。我记得一些冷清的大街，街边梧桐树的树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拱穹，记得楼房立面的窗户有零零星星的几扇窗亮着灯，还有那只正在站岗放哨、凝望着南方的贝尔福雄狮[46]。她走出了那个噩梦。我们坐在那座通往奥德街的陡峭台阶的石级上。我听着从某个地方传来的琤琤流水声。她把脸贴到我的脸颊上。
“你不要在意我刚才跟你说过的那些事情……什么也没有改变……跟从前没有任何不一样……”
那个夏夜，瀑布或泉水的琤琤声，在高墙上凿出来的可以从那里俯视树冠的陡峭的台阶……万籁俱寂，我深信一些通向未来的逃逸线正在我们前方绵延开去。
*
人们不常回南城的那些街区了。那个区域最终变成了一个内在的、想象的风景，以至于像伊斯瓦墓园、格拉希埃尔、蒙苏里、布兰奇王后宫，这些名字在现实中，在巴黎地图上清清楚楚地出现颇令人惊诧。我从来没有再回到过奥德街。除非在梦中。在梦里，我重新见到不同季节的奥德街。从我昔日租住的那间房子的窗户往外看，街上被皑皑白雪覆盖，可是，如果经过那些陡峭的台阶，从那条大街过去，总是一派炎炎夏日的光景。
不过，我经常坐车从亨利四世滨河路去往里昂火车站。每一次，我都有一种惴惴不安、心被捏紧的感觉。一天晚上，我在火车站的出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我要等个人，叫他在46号乙前面停下。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大门。我曾经在一个七月的夜晚，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推开过那扇门。那天晚上，我们，也是在七月。我试着数一数距今有多少年了。过了一会儿，司机问我：
“您确信那个人会来吗？”
我叫他等我一下，然后从出租车里走下来。当到达那扇大门时，我发现右边有一个数码门控装置。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玩意儿。我用食指胡乱地按了四个数字和字母D。大门岿然不动。我回到了出租车上。
“您忘了密码，嗯？”司机问我，“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等那个人？”
“不等了。”
有几次，在我的梦中，我知道了那个密码，我无需推开那扇大门。我刚把食指按在字母D上，大门便自动打开了，然后在我身后自动关上。门口的大走廊被白天的亮光照亮，亮光来自最里头的一扇大玻璃窗。我到了另一扇门前，底楼那套公寓的门口，那扇厚实的浅色木门，我和丹妮在一起的那个七月的夜晚，多尔姆夫人应该为我打开的那扇门。我在按门铃之前，等了一会儿。门上，有一些太阳光的光斑。我感到一身轻松，是的，摆脱了良心的责备，摆脱了那种莫可名状的罪恶感。将会像从前一样，或者不如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将永远没有从前，也没有往后，没有那种“性质很严重的事情”，那种裂口，那种障碍，那种原罪——我试着找到那些恰如其分的词语却是枉然——，还有尽管我们年纪轻轻尽管我们无忧无虑但依然拖拽着我们的那种重负。我要摁门铃了，门铃声将会像我第一个晚上摁它的时候一样的清脆。两个门扉将会像外面的那扇大门一样徐徐开启，一位五官端正、着装优雅的五十来岁的金发妇人会对我说：
“丹妮在客厅里等您呢。”那位妇人是多尔姆夫人吗？每次一到这个问题，我就醒了，但从来都没有给我答案。朗格勒的案卷中提到过她，还附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没有她的任何照片……“所谓的多尔姆夫人，一开始是杜外街‘4’号保尔·米拉尼的合伙人……48号餐厅经理……然后是星形广场-伊艾娜餐厅经理……十五年前购买过很多赛马……可能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去了瑞士……”一个不露真面目的女人，就像被他们抬到停在那栋大楼前的汽车上的死者。根据46号乙的看门人的陈述，那大约发生在凌晨一点钟。正是他本人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去的。他们一行四人。他，看门人，并不知道那人已死，那些搀扶死者的人当中的一个对他说那家伙身体不舒服，要送他去拉里布瓦希埃尔医院。为什么去拉里布瓦希埃尔？那家医院很远，在巴黎的另一边。实际上，根据朗格勒搜集到的情报，那些人把死者送回了他本人的“寓所”，好让他在那里寿终正寝，绝不能让外人知道他是死在亨利四世滨河路46号乙底楼的一套公寓里。几个月来，看门人发现晚上从九点钟开始那里总是人来人往。经常听见音乐声，但那天晚上，那个公寓里鸦雀无声。你一定在那里，跟被他们称作“死者”、从来没被提及名字的人在一起。然而，在一页纸的下方，可以猜出这个名字用打字机打出来过但后来又被擦掉了。有两个字母依稀可见：一个S和一个V。这么说来，那天晚上，你和一个陌生人、另外几个人——一个“人数有限”的团伙，报告上就是这么说的——以及多尔姆夫人都在那套公寓里。看门人听见了两声枪响，正是在午夜之前。大约十分钟之后，他看见从那套公寓里走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子”。他对女孩子的面部特征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几个月来她经常去那套公寓，他跟她说过好几次话，她还定时去他那里取信，信封上的名字是“米海依·桑比里”。没错就是你。另外四个人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赶到的，他们负责把那个既没有名字又不露真面目的人弄上停在楼房前的那辆汽车。那天晚上也在现场的一个人——一个名叫让·泰拉易的人——证明是你开的枪，但武器是那个陌生人的，那人拿着武器用“粗暴下流”的方式胁迫你。那人肯定喝过酒。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就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他们推测，你成功地夺下了他的武器，你开枪了，或者由于你夺枪的动作太迅猛导致手枪“走火”了。两颗流弹？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在公寓的一间卧室里找到了弹壳。但是，是谁给他们开的门？多尔姆夫人吗？关于你，在这份案卷中没提到什么。你不是在卡萨布兰卡出生的，不像有一天晚上我们说到阿加穆里以及尤尼克酒店里那些和摩洛哥“关系密切”的常客时你跟我说过的那样。你只是，在战争期间，出生于巴黎，比我早两年。你生身父亲不详，母亲名叫安得蕾·莉迪亚·罗歇，住在十六区的那喀索斯-迪亚兹街7号米拉波私人诊所。但是，战后不久，有人揭发，你母亲安得蕾·莉迪亚·罗歇住在维特鲁夫街16号，在二十区。为什么该信息如此明确，为什么突然从十六区到了夏洛娜街区？也许，只有你，才能告诉我真相。案卷上没有提到你哥哥皮埃尔，你经常跟我提到的哥哥。他们知道你在布兰奇街住过，使用的名字是米海依·桑比里，但他们没说你干吗使用这个名字。你在大学城的那个房间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提到美国留学生楼。也没有提到维克多-雨果大街。然而，我经常陪你去那里，并且在那栋有两个出口的大楼后面等你。你回来的时候，总带着一大沓钞票，我一直在琢磨，这钱到底是谁给的，但这些情况他们都没有察觉到。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菲利克斯-佛尔大街的那套小房间和巴尔贝里，在富油丝的那所乡间别墅。他们知道你在尤尼克酒店要了一个房间，他们是从“达文”那里得到的线报，但他们并不是特别着急要盘问你，否则的话，他们只需在酒店大堂等着，或者只要“达文”的一通电话告诉他们你在那里就行了。他们一定很快就放弃调查了，反正，当我被朗格勒讯问的时候，你呢，你已经“失踪”了。这个已经写在了卡片上。像多尔姆夫人一样失踪了，他们没有在瑞士发现她的行踪，假定他们真的找过她的话。
我不知道他们做调查的时候是不是很草率，还是他们保存在档案馆里、涉及千千万万人的材料都是如此不完整，但是，坦白地跟你说，我对他们很失望。一直到那时，我都以为他们有探测肺腑的能耐，以为他们的卡片文件记录了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所有的可怜巴巴的秘密，以为我们都任凭他们无声无息地摆布。可是，他们对我们俩，对你又真的能了解多少呢，除了那些流弹和那个死鬼？他们让我在印有“声明所说属实并签名”的表格下面的那份讯问笔录上签名。我几乎没有透露你的任何情况。也没有透露我自己的。我对他们说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的相识是因为大学城的一名摩洛哥大学生，而你，你想注册在桑西埃学院读书。还有，我们在拉丁区和蒙帕纳斯区见面才三个月，混在那些勤奋学习的学生和经常在那些地方出没、身着天鹅绒上装头发蜷曲的老画家中间。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逛书店。我甚至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俩在巴黎市区逛荡，去布洛涅森林远足。我在杰斯福尔滨河路的那间办公室一面回答问题，一面听着打字机清脆的敲击声。朗格勒亲自打字，用两个手指敲击着键盘。是的，我们还经常光顾圣米歇尔大道上的那些咖啡馆，我们不是很有钱，所以我们有时会在大学城的食堂用餐。还有，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有什么休闲活动？”我琢磨他这么问是想“更好地圈定我们的性格特征”。我最终跟他说了一些别的细节：我们常去乌尔姆街的电影资料馆，我们还差点报名参加法国青年音乐家艺术节。当他问我一些关于阿加穆里和尤尼克酒店的问题时，我感觉到自己就像在打滑的泥地上一样处境困难微妙。我们是在大学城的自助餐厅遇见阿加穆里的。没错，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且，我好几次在他下课后到桑西埃学院找过他。不，我绝对没想到他属于“摩洛哥特别情报部门”。可是，说到底，那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那尤尼克酒店呢？不，不，不是阿加穆里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我听说虽然您还是未成年人，他们还是让你们在尤尼克酒店楼上开了一个房间。我还要等待一年才到成人的年纪。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女友和我，我们只开了一个房间。我注意到朗格勒没用打字机敲打这个回答，很显然所有这些谎言他都觉得毫无意义。
“这么说，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加里·阿加穆里从来没有向你们，向您的女友和您本人介绍过杜威尔兹、马西亚诺、夏斯达尼埃和又名罗夏尔的乔治·B.？”
“没有……”我回答道。
他一边用两根食指敲击按键，一边代我复述那句话：“那个名叫加里·阿加穆里的人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那些名叫杜威尔兹、马西亚诺、夏斯达尼埃和罗夏尔的人。我的女友和我，我们只是在酒店的大堂与他们擦肩而过。”然后，他朝我微微一笑，并耸了耸肩膀。也许他像我一样在想：所有这些可怜巴巴的细节跟我们关系不大。它们很快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毫无意义。有好一阵子，他坐在打字机后面，环抱着双臂，低着脑袋，若有所思。我以为他把我忘记了。过了一会儿，他用温柔的声音，眼睛也不抬地对我说：“您知道您的女友两年前在小火箭筒[47]被羁押过这件事吗？”然后，他再一次朝我微微一笑。我感觉心被捏紧了。“性质不是那么严重……她在那里待了八个月……”他把一张卡片递给我，我尽量飞快地掠了一眼，他把卡片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我担心他突然就从我的眼前拿开不让我看了。那一行行文字，那一句句话，在我的眼前跳荡：“……在不同的奢侈品商店偷窃货架……在维克多-雨果大街偷盗一只鳄鱼包时被抓获……‘我进入一家出售手提包的商店。我在店里选了一个包，带着它离开……那些大衣也是一样……’”
他没让我把卡片上的文字全部读完，就把卡片放在了办公桌上。因为给我看了这样一份文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性质不是那么严重，”他重复道，“孩子气……偷窃癖……您知道偷窃癖是怎么回事吗？”——我很惊讶，这场讯问突然变成了我们之间的平常交谈，气氛甚至变得友好起来——“缺少关爱……有这种癖好的人喜欢窃取别人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的东西。她缺少关爱吗？”他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我感觉他想看透我内心的想法，他的目的达到了。
“很显然，她现在被卷进了一件性质要严重得多的案子……这件事发生在三个月之前……正好在您认识她之前……发生了一起命案。”
我相信当时我的脸色霎时间变得煞白，因为他落在我身上的蓝色目光此刻显露出一丝忧虑。他像是在窥探我的反应。
他用一个疲惫的手势把一张没有用过的纸塞进打字机里，然后问我：“您的女友从来没向您透露过去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在巴黎亨利四世滨河路46号乙的一套公寓里发生的事情吗？”
我做了否定的回答，然后再次听见打字机的噼噼啪啪声。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问题：“您的女友跟您解释过她为什么老变换名字吗？”我不知道这个细节，但是，要是我早知道，我也不会过于吃惊。我也一样，也换过名字，为了让自己年龄变大一些、达到成人的年纪，我也篡改过出生日期。无论如何，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丹妮”。在他敲打我的回答期间，我向他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地拼读这个名字，因为想起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我犯过拼写错误。
“她失踪之后，给过你什么音讯吗，您想过她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这个问题令我如此悲伤，让我说不出话来。他就代我做出回答，用两个食指一个接一个地敲击着打字机上面的按键：“我的女友失踪之后就杳无音信，我猜想她去了国外。”
他停了下来：
“她从来没跟您说起过一个名叫多尔姆夫人的女人吗？”
“没有。”
他想了想，然后一边继续用两个食指敲打着按键，一边大声念着：
“……猜想她去了国外，多半是跟那个名叫梅露·埃莱娜又名多尔姆夫人的人一起走的。”
他舒了一口气，就好像他想甩掉一桩苦差事。他把那张纸递给我。
“您在这里签字。”
我也一样，终于结束了，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次例行调查，已经拖了几个月了。”他对我说道，那神情像是想叫我放心，“我们肯定想平息这桩案件……死者据称是在自己家里自然死亡的。我希望后面不会再找您过来。可是，世事难料……”
我在告辞之前，说了一些客气话。
“您用打字机打印证人的陈述吗？”我问他，“我好像觉得，从前，所有的材料都要用手写。”
“您说得对。那个时候，大多数警探的书写非常漂亮。而且他们起草报告的法语也很有文采。”
他领着我沿着走廊往前走去，然后我们一起下楼梯。在分别之前，在朝滨河路打开的那扇门的门洞里，他问我：
“据我所知，您也一样，也开始创作了。是用手写吗？”
“是的。是用手写。”
*
小火箭筒被夷为平地了。一个街心花园在原址上延伸开去。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常去拜访一个名叫阿多尔夫·卡明斯基的人，一名摄影师，他住在沿街面朝监狱的那些高楼中的一栋楼房里面。他家的窗户高踞于那栋有六个塔楼的六边形建筑之上。就是在那个时期，你被关了进去，可我却浑然不知。一天夜里，我在卡明斯基家对面，在监狱的门廊里等待着，他们让我进去。他们把我带到接待室。他们让我坐在一块玻璃屏幕后面，你则坐在屏幕的另一边。我跟你说话，你好像听懂了我在说什么，但你徒劳地蠕动着两片嘴唇，并把你的前额贴在玻璃上，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我问了你一些问题：“多尔姆夫人是谁？亨利四世滨河路的那个死鬼又是谁？我等着你的时候，你去那栋有两个出口的大楼里拜访的人又是谁？”看你嘴唇在动，我明白你在费力地回答我，但我们之间的那块玻璃阻隔了你的说话声。水族馆里的那种沉寂。
我记得我们常常在布洛涅森林里徜徉。那是在黄昏，我必须在维克多-雨果大街那栋楼房后面等她的那些日子。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为什么要从那里出来，而不是从大门口，就好像她担心在那个时间会与什么人狭路相逢。我们沿着那条大街一直走到穆埃特。我们沿着湖滨路往前走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她也一样，因为她对我说，要是我们住在森林边上的那些楼群里感觉会很惬意。一个中性地区，与世隔绝，邻居寥寥无几，我们甚至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我们也不必和他们说话，也不必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要向任何人交代。我们最后会忘记巴黎的那些黑洞：尤尼克酒店，小火箭筒，滨河路那栋楼房的底楼以及里面的死者，所有那些让我们彼此的步伐变得犹疑不定的险恶之地。
一个十月的黄昏，天色已晚，我们周围飘荡着一股枯叶、湿地和牲口棚的气味，我们沿着动物园往前走，来到了圣雅姆水塘边。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的那部稿子落在了那所乡间别墅里。她跟我说过我们再也不能回那里了。那对我们而言相当危险。她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这种危险的性质。她私自保留了那所房子的钥匙，就像她留下菲利克斯-佛尔大街那套公寓的钥匙一样，但她早该把那把钥匙归还给人家的。我甚至怀疑她瞒着房东偷配了一把。她可能害怕别人在屋子里把我们逮个正着，就像逮小偷一样。
“你别在那里绞尽脑汁、苦思苦想了，让。你的那份手稿最后总能找回来的。”她还补充说我真的是呕心沥血却颗粒无收。她说，只需到旧书商的箱子里去翻寻，从那些旧书中挑出一本来，那些读过它的读者寥寥无几而且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活着的人已经想不到还有那本书的存在。然后把它抄下来。用手抄。然后就说自己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你觉得我的主意怎么样，让？”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起了我那部稿件的第一个句子：“我必须回到我年轻时的一段时期，那个时候别人都叫我假面华威骑士[48]……”我心想，借助我的那个黑色记事本，我很有可能把遗失的稿子重新写出来并进行修改。其实，她说得很对。我感觉基本上就是在重抄那些稿件。用手抄。这便是我眼下正在做的事情。
她紧紧地依偎在我的身旁，压低声音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你别在那里绞尽脑汁、苦思苦想了，让……”
不久之后的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我的房门下面塞进去的，信上写着这些文字：
让：
我走了，这一次我们有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再相见了。我就不告诉你我要去哪里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别去我要去的地方找我。我会到很远的地方——反正，不在巴黎。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又及：我跟你撒了一个小谎，让我心里很不安。我的年龄不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才21岁。我已经24岁了。你瞧，我很快就要老了。
一天下午，我们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旧小说，这封信她就是从那本旧书上摘抄下来的。如今我依然能听见她对我说：“……你别在那里绞尽脑汁、苦思苦想了，让……”树林，空荡荡的大街，楼房黑魆魆的身影，还有一扇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这扇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让你有一种你在另一段人生当中忘记把灯关掉，抑或某个人依然在盼着你归来的感觉……你一定隐伏在那些街区当中。用的是哪一个名字呢？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那条街道。可是，每一天，时间总是如此的刻不容缓，而每一天，我都对自己说，还是等下一回吧。
“穿越遗忘层抵达一个时光透明的区域”[49]
在这部小说中，六十年代，去殖民化运动时期的巴黎，显得几乎跟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一样动荡不安……
莫迪亚诺：在我青少年时期，我对60年代初的巴黎非常熟悉，在巴黎的一些周边地区（如克里尼昂古尔门，意大利广场街区），甚至是一些晚上才开门的场所——比方说离我家就两步之遥的堂卡米罗夜总会，我们都能感受到阿尔及利亚战争动荡不安的气氛。在《夜的草》中，可以听见那个时期的一些回声，但这部小说中的巴黎同样也是一个内在的、梦中的巴黎。
作品中那些地点、时代和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在叙述者的脑海里缠绕交织。这是不是说我们就生活在某种形式的隐迹纸张（一种擦掉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但可用化学方法使原迹复现）上？
莫迪亚诺：也许主要是在城市里生活让我们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张巨大的隐迹纸张上，纸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完全消失，即使那些街道跟原来的样子并不是完全一样，即使有一些街区已经消失了三十年。但空气中永远都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作品中隐隐提到一些偶然找到的书籍和一些籍籍无名或几乎无人知道的作者，比方说安东尼·霍普、奥泽·华沙、特里斯丹·科比埃尔等，您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想起——即使很短暂地想起——他们的存在，是不是想说明“遗忘并不存在”？
莫迪亚诺：我觉得这是我尝试在自己的小说中想表达的东西：穿越遗忘层抵达一个时光透明的区域，就像飞机穿越云层到达天空的蔚蓝之中一样。
“在她的生命中，我们将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句台词是对存在的虚空的一种确认，还是相反，“微不足道”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莫迪亚诺：“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人的一生中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往往能从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中猜出甚至重新找到全部的东西。
在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中，一个角色问自己回忆是人们保留的东西还是遗失的东西。在您的这部小说中，叙述者的回忆难道不是二者兼而有之吗？
莫迪亚诺：是的，叙述者的回忆既是他保留也是他遗失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感觉：遗忘与记忆的混合。就像保尔·策兰的一部诗集的名字——《罂粟与记忆》，因为罂粟是一种与睡眠、与遗忘有关的花。
《夜的草》是如何得名的？
莫迪亚诺：“夜的草”出自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一句诗[50]。这也是一种长在混凝土建筑群脚下的草，那种抗争着从城市的缝隙间冒出来、显示出勃勃生机的狗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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