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和尚喝花酒

    上海滩的堂子

    民国年间，您若是去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一定要到风月场见识一番。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各种“会所”，谈生意、干革命、讲斤头（黑社会讲和），主角们大多都是边吃花酒边听曲，谈笑间把事情办了。

    蒋介石的结拜大哥、上海沪军府都督陈其美，在青帮中的辈分是黄金荣的师叔、杜月笙的师爷。陈为人仗义豪爽，即便素不相识，也热心相待，最好的招待方式就是吃花酒。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别墅”拜访陈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辛亥后，上海的《民立报》讽刺：“上海杨梅都督陈某，连取小妾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身居都督，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连干革命的都督都热衷，其他人自不必说了。如果您在民国初年去上海滩逛堂子，大可报上陈的名号，那样就会以低廉的价格，能得到至尊的服务。不过这陈其美在上海滩没快活几年，二次革命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给刺杀了，蒋介石当时是哭了个半死。

    也许您会问，陈其美死了，咱再去逛堂子，报谁的名号呢？黄金荣？杜月笙？

    行是行，但黄跟杜毕竟是流氓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看不起的“白相人”（旧上海对混混的称呼），且黄金荣跟杜月笙发迹，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儿，您要是在民初说这两个人，估计吃不开。

    有没有谁既能吃的开，又有几分面子的呢？

    当然有，花和尚苏曼殊。

    您只要说是花和尚的朋友，估计姐儿们的眼睛都会笑没了。为啥？因为和尚够四海（出手阔绰），隔三岔五就会在某高档酒楼办群芳宴，请各路嘉宾。有文人记载：苏曼殊腰缠甚富，任意挥霍。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曼殊在上海，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革命史上的怪人，他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腕儿，如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章士钊、于右任、鲁迅等等。另外，他是半个日本人。中日混血，为父亲的日本小妾所出，自幼便离开父母，在祖屋长大。因饱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又偷吃鸽肉，被逐出师门，此后便以和尚自称。稍长，游学日本认母，数年，精诗词音律、擅梵文佛理，热衷宣传革命，俨然一代怪才。

    民国初建，不少人兴高采烈跑官求官，苏曼殊很气愤，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请他出来担任秘书，他坚辞，说自己只想与朋友“痛饮十日，有吃就行”，孙中山大笑“曼殊率真”。

    因为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苏和尚经常得到陈氏大笔馈赠。有了钱，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规戒律，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沧州别墅，此处邻近静安寺，绿槐夹道，环境清幽。这还不算，还经常叫来一些美女相陪，满室春光。

    民国初年，陈其美常去看望苏和尚，通常见高朋满座，美女如云，和尚与校书们诗词唱和，便艳羡不已。苏和尚不交权贵，对陈也不怎亲昵，陈却笑而对他说：“和尚在风尘中生活，不可令床头金尽。”遂赠金若干。

    苏曼殊很迷恋吃花酒，只要有点钱，就呼三喝四，邀请朋友到某处吃酒，并“叫局”邀佳人坐陪。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有文学素质的妓女之雅称）日常生活很丰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将，没人叫局，会很没面子。上海报界前辈包天笑曾回忆说：“上海在这个时候，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时代，商业是吃花酒，宴友朋是吃花酒，甚而至谋革命的也是吃花酒，其他为所爱的人而捧场的，更不必说了。即使不吃花酒而在甚么西菜馆、中菜馆请客，也要‘叫局’，所谓叫局者就是名妓侑酒的通称。”

    那么，如何才能叫局，和尚又是怎么叫局的呢？

    召唤校书到堂子以外的场合，称为“叫局”。比如说您颇有盛名，在某酒店请客，想叫几个校书作陪，只需差遣酒店小厮，拿几张红色的“局票”来，写上某堂子佳丽的名字，以及您的落款，让小厮快点送去便可。任何消遣场所都备不同堂子的局票，也有专门送局票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半大的毛孩子，擅长跑腿。

    校书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名气大的校书，通常还有小丫头或者老妈子跟着。对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每日从中午开始安排一天的流程，有时候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

    一张局票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厮要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这玩意不入账，您随手打赏便可。另外，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到了月底，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车马费”，大约一局70个铜板，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届时一一核对，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在民国初年，上海滩级别高一点的堂子，叫做“长三”，其校书的局资为3元，“长三”也可代指高等校书。到了20世纪20年代，竞争比较激烈了，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这一块钱中，校书“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她操弦伴奏的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比“长三”稍弱的，称为“幺二”，出局收两元，幺二一直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

    民国年间，有位八卦文人仔细考究了一番，认为“出局”或“出堂差”，原指宋朝官员出公差，不想被烟花柳巷拿来套用了。有趣的是，民国年间高等校书乘轿子出堂差，经常有丫鬟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有人在报纸上发文批评：……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批评归批评，花酒还是要吃，您要是在上海滩呆上几个月都没人请一次，那就证明人缘差。苏曼殊喜欢大宴宾客，陈独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请过。他只叫“长三”，落款总是“和尚”，也是上海局牌中的一绝。他花钱如流水，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他对美女们彬彬有礼，姐儿们都喜欢出他的局。

    “做花头”的规矩

    如果您腰缠万贯，能随便请别人吃花酒，是不是也能自己大大咧咧叫局呢？

    当然不能。

    堂子有堂子的规矩，作为上流人士，您绝对不能土豪做派，在上海滩一掷千金的主儿多了去，大家都得讲游戏规则不是？您想点素不相识的校书，最好由常客介绍，在局票上写明是代那位熟客叫局。等对方来了之后，熟客可以介绍她“转局”坐在您的身边。

    苏曼殊喜欢吃花酒，也喜欢替人家“叫局”，据包天笑记载，苏曼殊曾给鸳鸯蝴蝶派的高手毕倚虹叫过一局。某日，一群文人相会，到场的人都有熟悉的局可叫，只有毕倚虹没。苏便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见一女娃儿，颇娇憨活泼，可取材也。”有人接话：“和尚正法眼藏，必无错误，何妨叫来一看。”花笺飞去，不到半小时，人就来了，谁料和尚不经意推荐的这个女子，竟支配了毕倚虹半生的命运，下文详叙。

    若是您第一次跟某校书相处，叫做“打样局”，打样局“犹之商店中参观货场”，不可造次，这样才能赢得芳心。民国年间有报纸刊文指导“如在报上见其绯闻，而叫打样堂差者，切不可举其隐秘相询，以免惹其心中不快，而冷淡你。”“不可太放浪，以免露出极相”。“打样局”的时候，不可贪多，即便您有钱，也显得您花心，会给校书们笑话，被说成“垃圾马车”，这样一来，人家就不会专心应酬，觉得掉价。也就是说，即便有钱，咱也不能像个土包子。打样之后，您下次就能以自己的名分叫局了，但最好固定只叫一人，时间一长，关系就密切了。

    为什么苏和尚能在徜徉烟花之地呢？就是因为他懂得校书们的心思，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最重要的是，他还肯砸钱为校书们争面子。

    有人统计苏曼殊的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曾有朋友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苏曼殊笑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动了凡心？”

    叫局的花销其实并不大，苏曼殊不仅仅喜欢叫局，更喜欢“做花头”，那就相当烧钱了。

    “花头”是一种记账单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于大洋12元，折合现在的物价，扩大三百倍，大约三千六七百元。

    “做花头”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为“摆花酒”：找个由头，为某校书庆祝生日，或者故意给某校书长脸，在堂子里办宴席，每桌正式8人，一桌子花酒称为一个“花头”。“做花头”要支付固定的酒菜钱，外加给琴师、佣人的犒赏，合计下来也得十三四个大洋，如果酒水喝多了，账单数字过大，做东的也会让客人出一点。第二种是在堂子里请客“碰和”，也就是打麻将，通常是先上酒席再打麻将，每人都有美女相陪，高档水果茶叶奉上，打一圈麻将也算一个“花头”。

    如果您办了五桌花酒，一次就能花掉六七十大洋，折合多少钱呢？大约相当于如今两万。不过购买力这玩意儿也不好折算，按照当时黄包车夫的收入水平，每月只有三五个大洋，您请一次客，够他们忙活一年了。故时人感叹“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

    每逢立春或者冬至，以及某位校书的生日，长三都会请熟客帮忙“做花头”。此时如果某校书没人捧，那就会很丢面子。苏曼殊每次不等人家开口相求，便主动来了，而且每次都摆好几桌，倍给面子，自然能得到校书们的格外垂爱。

    民国时没有手机，请人赴宴往往要前几天就通知，可苏曼殊不一样，他兴致一高，直接拿堂子里的铜牌给黄包车夫去接人。铜牌上都刻有不同的花纹，如桃、杏、荷花等等，称为“轿饭票”，在市面上能兑钱，堂子也会回收。

    但凡是男人，估计都不会谢绝这种宴席。某文人记载受邀后的遭遇：客人到后，侍应摆好台面，然后高叫“筛酒”，这是叫各房校书入席陪客。等客人入席举杯之际，侍者又叫“起炒”，声音略逊于前面那声“筛酒”。先上小吃，继上大菜，最后是米饭或稀饭。上主菜的时候，校书一个个地唱曲，乐师在一旁吹奏、操弦、击鼓伴奏。接着是校书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席间，侍者都在叫“添酒”，客人喝糊涂了，若是生客，堂倌就上兑了水的酒……

    做花头愉人悦己，且看一段民国年间的文字：做花头，为客人冶游妓院中的一出重头戏，亦是狎客显出面子的时候。……凡狎客在妓家做花头的那天，最受妓家的奉承，一呼百应，应酬周到，犹其余事。徵花作伴，歌曲娱客，声达户外。左拥右抱，可得享尽艳福。酒后席散，得逢机会，还可挟其所好的妓女，随其月圆的好梦。所以游其地者，常忘白驹的易过，做主人的开心愉快，自可不言而知了。

    奇怪的是，花和尚苏曼殊喜欢逛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朋友们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他最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素贞、桐花馆、花雪南等数人。

    素贞是当时上海的著名校书，苏曼殊的有她的照片多幅，时常将其挂于四壁，默默欣赏。

    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语，待人落落大方，兼姿容美丽，气质清高，因而苏曼殊戏呼之为“温暾水”，意即暖而不热。苏曼殊与花雪南同居一室，共衾共枕，而终不动性欲。花雪南很奇怪，苏曼殊却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花雪南曾对曼殊动心，想赎身做其妾室，在民国年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苏曼殊却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倒不如相忘于江湖，留回忆无限。他这种欲行不得，欲罢不能的彷徨情绪，在一首七律诗中做了表达：

    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

    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

    传说钱塘名妓苏小小曾坐油壁车与恋人相会，死后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苏曼殊以苏小小喻花雪南，问，你的油壁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呢？我俩终会天涯梦断，西泠终古，然而恋情难断，犹如莲虽捣烂而丝不断，麝已煮沸而香不灭……

    还别说苏曼殊精神境界，就这才情，也够让一般人自觉形秽。

    民国肇始，北洋当道，政治依旧腐败，孙中山极力奔走要“打倒军阀”，苏曼殊对前途极为悲观，终日逛妓院、喝花酒，收到稿费便呼朋唤友，千金用若泥沙。只是他饮食无度，肠胃又不好，是医院常客。1918年5月，时年35岁的苏曼殊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传世的最后一部爱情作品《非梦记》，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随即去世。

    和尚走后，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竟一无所有，其身后事也是由汪精卫等人料理。设灵堂的时候，许多校书头戴百花前来吊唁，个个颜色悲戚；苏曼殊去世6年后，孙中山先生出资千金，将其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名妓苏小小朝夕相伴，民国一代妙僧，便以如此的姿势走入了历史。

    留学日本，玩转东京

    要学就学东京腔

    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中，就文学界而言，有三大奇才，一是鲁迅，本来学医，后转向行文，直视“中国人麻痹的灵魂”；其次是郭沫若，以“肆意汪洋的激情”开一代诗风；最后一个则是郁达夫了，他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地剖析自己，对“新式青年”的内心作了大胆的暴露：既然有“性的苦闷”，又有对“国家衰败”的苦闷。也许正因为郁达夫将这种苦闷写得细腻而透彻，故而“郁氏苦闷”成了一代青年的心结。到了21世纪，网络上都流行着这样一个词儿：郁闷。

    且不论郁达夫一生如何传奇，单提他在日本玩转东京的事儿。

    在清末民初，追求进步的青年都喜欢往日本跑。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亚洲国家，深受儒学影响，但自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蒸蒸日上，甚至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中国的青年们期望为了救国，故而纷纷求学东瀛。

    如果您想在民国时出人头地，最好先留学日本。哪怕只是混几年，认识一些同学朋友，一生都够用了。

    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一群犹如奔腾骏马般的留学生当中，瘦弱的郁达夫，显得很不起眼。郁达夫很不幸，少年丧父，自幼多病，母亲陆氏由此十分溺爱。他七岁还不曾断奶，造成了极端的恋母情节以及懦弱的性格。据其朋友记载，“一直到七岁上学，每天早晨，小同学上门去约他同行的时候，他还要让同学们等一等，到母亲身边吸几口奶才肯去私塾，后来实在被同学们耻笑不过才自动断了奶”。

    郁达夫到日本的时候，刚满十七岁。那是民国二年（1913年）9月，年长郁达夫12岁的大哥郁华（字曼陀，早年考取浙江省首批官费留学生，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继入法政大学专修法律）回国，被政府聘到到京师审判厅任职，上任之前，郁华要公费到日本考察学习司法一年，就带上了弟弟。

    跟着大哥和嫂子，郁达夫到了东京，正式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

    在日本生存，必须得学会日语。日语好掌握么？说法各异。不过有位大神级的人物梁启超，维新失败后逃到东京，一个星期就能用日语写文章了。

    郁达夫初到日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不免这里逛逛那里瞧瞧。一天下午，他和嫂夫人离开旅馆出来闲逛，想起要回寓所时早已辨不清方向。因为不会日语，连路都没有办法问。比比划划磕磕绊绊走了不少冤枉路，天黑才回到家。

    经过这一场虚惊，郁达夫就下定决心，要在短期内尽快攻克日语。才子一般不认真，认真就不一般，学就学东京腔！

    民国时亲日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但要与敌人斗智斗勇不落下风，就得深入其内部，不仅要能掌握他们的语言，更要能摸透其习性。东京腔对普通日本人的杀伤力，就犹如当今操着京片子操刚到北京的外地人的大爷，备有优越感。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在东京跟日本政府打官司，用一口流利的东京腔骂得鬼子们干瞪眼。那是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扰乱治安”之名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封禁。主编章太炎相当气愤，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当庭大吼：“言论、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日本人辩不过他，以“咆哮公堂”最将其关了起来，后来还是鲁迅等学生凑钱才将其赎回。

    章太炎是大师，郁达夫是才子，都有语言天分。民国时，留学并不难，只要您家里有点底子，全世界都能去。没钱？那就选日本，自己努力吧。

    当时留学日本有优惠政策，根据中日协定，有五所学校可以自主招收中国的官费留学生。也就是说，您如果考上这五所学校中的任何一所，您在日本的一切费用，中华民国政府都会给您报销了。蒋志清同学（蒋介石）就曾考取东京振武军校，属于官费，资质还不错。可惜他未等到毕业就回到国内奔前程，成了个半吊子，故而国民党将领讽刺他“最多只能指挥一个团”。

    官费留学生颇有诱惑力，但是很难考。郁达夫刚到日本的时候，距翌年考试时间只有9个多月了，此刻的郁达夫对日语基本是一窍不通。

    如果现在给您9个月，毫无英语根基的您，能保证自己考上托福或者雅思么？

    不能？可以参考一下郁达夫是如何成为“学霸”的。

    从这年11月起，他每天白天到补习学校学中小学课程，晚上再进夜校练习口语。为了保证学习时间，他制定严苛的的生活起居时间表，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安排得满满当当。

    郁达夫这一段时期的学习非常紧张，有时候连吃饭都顾不上。早上嚼着面包上路，午餐和晚餐就从牛奶店里买些干点充饥。临考前的三个月，他更是抓紧复习，经常从晚上学到次日清晨5点，直到听见附近兵工厂放夜工的汽笛才去休息。

    经过努力，郁达夫如期参加了1914年7月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暑期招生考试，如愿上榜。此后，郁在东京九年，基本靠着拿政府补贴或者奖学金为生，他练就了一口正宗的“贵族东京腔”，以至于许多日本人都当他是皇室子弟。

    1936年中日矛盾日益明显，回国后的郁达夫受福建省主席陈仪之请前往福州，担任参议。那时候陈仪急于找一位特殊人才，此人必须精通日语，足以应付日本政客、浪人，郁达夫再合适不过。

    走马上任后，郁达夫没正儿八经上过班，成天不是游玩就是喝酒，陈仪知道他名士习气重，不怎么介意。凡有日本人前来挑衅，郁达夫都能轻描淡写将对方挡了回去，甚至往往唬得对方一愣一愣。这年11月中旬，郁达夫到东京参加一个文学交流会，日本静冈大学教授高杉一郎前去拜访，一番交谈，郁达夫几乎将对方给侃晕了，高杉相当惊讶，称“郁对日本文坛认识之深，并作很中肯而充满善意的批评”，连素来瞧不起人的郭沫若都觉得酸酸的“达夫所受的是中等优待”。

    学好“东京腔”很有用处，不仅在民国，而今亦然。

    只是活在民国也很无奈，即便精通日本者如郁达夫，也难免深受其害。

    二战时，郁达夫避祸南洋苏门答腊的小镇巴东，隐姓埋名开了家酒店。日本人打到这里，用刺刀逼着当地居民带路，可土著们根本听不懂，只有挨打的份，小孩子们则吓得哇哇大哭。郁达夫实在看不过，淡淡用日语道：“别动辄拿刺刀出来晃，如此鲁莽，有损武士尊严。”几个鬼子一听这地道贵族口音，还以为遇到了哪路神仙，顿时雷劈了般，不由自主立正行了个军礼，异口同声老老实实点头回答：“嗨！”可悲的是，正是因为这一句日语，郁达夫身份暴露，后来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嫖日妓也是爱国

    在日本的时候，郁达夫的心理生理逐渐成熟，便对女性关注便多了起来。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就是说，他不仅动情，而且动性了，让他更为难堪的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很容易推测出来，他是看上某日本女子了，但觉得自己国家太弱，自己不敢追求。青春的躁动和弱国子民的屈辱交织在一起，咬噬着他敏感的心灵。本来就早熟的眼光总是舍不得离开女性柔美的身段，而且对异国女郎“白皙的身形”有一种异样的迷恋。

    有一次，他冲动之下，在公园跟两个肌肤赛雪的日本女生搭讪。本来谈得十分融洽，不料一个女生的父亲走过来问郁达夫：“你是支那人吧，日语讲得不错！”老鬼子眼光犀利，郁达夫脸都红了，承认道：“是的，您说的不错。”俩美女很惊讶：“什么？支那人！”“我们还以为阁下是京都人！”语气中含有明显的鄙视。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尚是清末，受日本人的歧视更甚，但鲁迅萌发出的是“救国救民”的思想，终成一代文豪。郁达夫达不到鲁迅的高度，只是渴望与异性交流，在一种歧视压抑的环境中，他多次到东京的红灯区旁彷徨，内心充满痛苦：进去？还是不进去，这是个问题。其代表作《沉沦》中有一个经典的细节，主人公躲在门外偷窥房东女儿洗澡：“那雪样的乳峰，肥白的大腿，全身的曲线……”估计是他实际生活的写照，即便没偷看，也在心理意淫了多次。

    借着一次酩酊大醉，他在一个肥壮的日本妓女身上失去了童贞，他在自传《雪夜》中写道了自己的嫖妓事件：

    ……

    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后，关西的一带，接连下了两天大雪。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

    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的看见，再则虑有病毒的纠缠，所以我一直到这时候为止，终于只在想象里冒险，不敢轻易的上场去试一试过。这时候可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到了夜半；几阵寒风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经喝了几瓶酒后的热血，更激高了许多度数。

    踏出车站，跳上人力车座，我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楼上去。

    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竞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返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竞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

    心里一降晦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披上了妓馆里的组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体，这样的悔着呆着，一边也不断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尽了多少的时间；直到那位女郎醒来，陪我去洗了澡回来，又喝了几杯热酒之后，方才回复了平时的心状。

    ……

    从文中可以得知，郁达夫操着流利的东京腔，拿着丰厚的奖学金，喝着爽口的清酒，睡了肥白的日本妞，醒来居然大哭了一场。

    不可否认，郁达夫是爱国的。性格懦弱的他不可能像鲁迅、郭沫若那般斗志昂扬，只能自怨自怜。没有正常的渠道发泄欲望，他就觉得自己的不幸都是因国家贫弱而造成的。有时悲愤压抑不过，就找日本妓女发泄；事情一过，又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耻辱之中。哀怜—悲愤—宣泄—耻辱，在他身上成了循环，由此也更加深了他的病态心里。

    在解不开心结的绝望中，他甚至找出非常荒唐的理由来替自己开脱：他把发泄在日本女人身上的欲望，看成是对日本人的复仇！其脆弱压抑的灵魂居然从买春的生涯里，体验到一种弱国报复强国的爱国快感，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郁达夫式爱国”。即便在日本女人身上横冲直撞的时候，他也在心理狂呼：“祖国啊，快强大起来吧，快强大起来吧！”

    如果您不理解郁达夫的爱国情怀，不妨再看看影视剧中民国年间的另外一件事。电视剧《哈儿军长》中有这样一个桥断：某俄罗斯人在中国妓院折磨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被土匪出身的国军军长樊哈儿撞到了。樊哈儿气愤不过，问老鸨有没有俄罗斯妞，老鸨说有，哈儿就出了钱叫了一个，拖到房里狠狠折腾了一夜，并让那俄国毛子在房外听着。翌日，哈儿疲惫不堪，对属下说，爱国也不容易。

    哈儿师长的“爱国”，本质上跟郁达夫的“爱国”一样，基本能如此慨括：洋人不把咱们中国人当人，咱们也不把他们的人当人！

    当然，这种方式的“爱国”，既浪费金钱又消耗体力，不值得提倡。

    如果留学日本仅仅是为了捞点奖学金嫖日妓，那也太没追求了，起码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1921年6月，郁达夫就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多言，郁达夫可谓是该社中的大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与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阿Q正传》，分庭抗礼。三面大旗各有立意，别擅胜场。《女神》如狂歌猛进的口号，反对封建，宣扬民主。《阿Q正传》则针砭入里，刺痛国民的愚昧；《沉沦》则直面年轻人的思想生活，道出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困惑，迷茫和无奈，其感伤、郁悒，甚至病态的文风，让舆论哗然，一时间赞佩的，詈骂的，评价不一。

    《沉沦》中的主人公留学日本，不甘沉沦，但在事业与爱情都追求不到的时候，他无可奈何且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他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对着当时的社会环境大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关于《沉沦》，郭沫若评价：“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实在是暴风雨式的闪击。”茅盾评价：“主人公是可爱的，应受人同情的。”陈西滢评价：“主人公可以说是现代青年的代表，我们谁都认识他。”周作人也肯定“《沉沦》是艺术品，其中的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

    郁达夫与日本渊源颇深：他早年在日本成名，日本文学界对其清丽的文风颇为推崇；卢沟桥事变后，郁达夫在南洋大力宣传抗日；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他却被日本宪兵杀害。才子短暂一生，在民国天空中划过了一条璀璨的印记。

    当一个社交达人

    完美自我营销

    在民国的诸多文人当中，胡适可谓是脾气最好、朋友最广的一位。他应邀在北大当教授时，正逢白话革命兴起，作为先锋干将的胡适先生，俨然青年导师。即便名满天下，他依旧平易近人，每个周末都会在家中接见各路访客，梁实秋曾回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可以去找胡适，也都可以满载而归。穷苦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引门路；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几句俗话。”

    胡适宽容大度的社交风格迅速给自己积累了良好的声誉，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不到一年时间，北京城开始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叫做“我的朋友适之先生”。真正的朋友们很是诧异，免不了问他：“适之你怎么回事，交朋友也有个分寸吧。”胡适只是淡然笑笑。甚至有人以“适之先生的朋友”自居，行招摇撞骗之事，胡适闻之也不与之计较，道：“朋友就朋友吧，拿你当朋友，总比拿你当敌人好。”

    也许胡适先生“交朋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自我营销，但是事实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街头卖芝麻饼的小贩，也曾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热情回信，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赞扬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这位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

    倘若您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大可以去北京城找胡适先生聊聊，要是时间对路，没准在他家还能遇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是北大新派教授，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讲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后来，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介绍，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并讨论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胡适的名气还传到了紫禁城之内，小皇帝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非常感兴趣。在民国成立之初，国民政府和清廷皇室达成了协议：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外，其余全部属于“宫禁”范围。溥仪仍称皇帝，用宣统年号，在宫内过着小朝廷的帝王生活，至于“优待”到何日为止，并无期限！

    溥仪一直呆在宫中，听说身边的太监都自诩是胡适的朋友，更是心生好奇。小皇帝猜测：莫非胡适便是传说中的陈近南一类？平生不识陈近南，纵是英雄也枉然？

    溥仪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紫禁城装上电话后，他就给胡适拨了一个，那是1922年5月17日，双方对话大致如下：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做为反帝反封的新文化领军人物，清廷遗老们显然将其视作“大逆不道，无君无父”，胡适的大名，还真跟天地会陈近南有一比。宫里老臣们听说皇上私下约见危险人物胡适之，都气急败坏，“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左派”人士则群起而攻之，痛斥胡适想当“帝师”，是“民国叛徒”，其中鲁迅先生骂得最凶。

    其实，胡适是豁达的，且看他的日记“5月17日，今天清宫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即阳历5月30日）去看他。”

    为了慎重起见，胡适先去拜会了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5月24日，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指隆裕皇太后等人）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皇帝要交胡适这个朋友，胡适自然不会拒绝，5月30日，胡适如期进宫见了溥仪，日记记录如下：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让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

    ……他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次会见，胡适对这个被关在深宫，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产生了些许同情，为此他作了一首诗《有感》：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本来只是想交个朋友，顺便推广他的白话文理念，无论对方身份如何。可此事还是让社会舆论大哗，不少文人对胡适大加鞭挞，仿佛胡适出卖了民国。胡适迫于无奈，在第十二期《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宣统与胡适》，文中除如实介绍了与溥仪见面的情况及个人感受外，还对当时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批评，文中说：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可算得一个少年的人（胡适时年31岁）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到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公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头号证婚人

    交游广阔的胡适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跟人当月老。时间一长，胡适专门备了一本“鸳鸯谱”，凡是由他牵线做媒，或请他当主婚人的夫妇，都要在上面签名。其中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蒋梦麟夫妇等等。

    关于赵元任和杨步伟的婚礼，被称为民国新式婚姻第一例，双方均抗拒包办婚姻，属于自由恋爱。结婚时，只有婚，没有礼。胡适是证婚人，回忆道：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杨步伟）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

    赵元任夫妇成亲后，亲友们才收到了他们寄出了通知：“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此结婚方式触怒了双方的许多亲友，胡适跟着被骂，胡夫人江冬秀更是严厉教训丈夫少惹这种孟浪之事。赵元任夫妇携手60年，堪称佳偶，1946年，二人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证婚人胡适不能亲临祝贺，寄贺诗《贺银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爱上了校花张兆和，天天给张写情书。张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淡淡一笑，干脆做起了媒，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的时候，劝胡适去劝导陆母。陆母提出两个要求：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都很难办，但胡适最终还是办妥了，徐志摩感激不尽。

    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成亲时，也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曾是胡适的学生，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一点不摆架子，很有人情味。”举行婚礼时，胡适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胡适热衷于当月老，但也有推掉的时候，老友蒋梦麟的两次婚姻，胡适就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与原配离异，拟娶莫逆之交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女士。说实在，蒋与原配并无相同语言，好友意外去世，他对陶曾谷照顾有加，二人难免情愫暗生。在文化界看来，二人结合也是佳话，但中国人传统观念是朋友妻不可欺，蒋梦麟为了减轻压力，请老好人胡适证婚。胡适夫人江冬秀极力反对，将丈夫关在房里，胡适无奈之下只好从后窗跳出，逃出去为蒋陶二人证婚。

    孰料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已经75岁的蒋梦麟又发展了一次黄昏恋，要迎娶小自己二十岁的徐贤乐，依旧请胡适证婚。这次胡适极力反对，甚至劝老友放弃，两人闹得很不愉快。后来证明胡适的眼光没错，蒋梦麟第三次结婚后不久便离了，因为双方性格实在不合。

    胡适一直很忙，他的两本鸿篇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均影响巨大，却只有上半部，黄侃曾讽刺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陈衡哲则为之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

    斯人已逝，即便两个半部，仍是研究思想史、文学史绕不过去的大作。最为遗憾的是，而今已经不大可能出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人物了。

    鲁迅先生的科长生涯

    在北京买房

    如果您回到1919年的民国，一定会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所感染，没准就跟着学生一起上街游行抗议日货，强烈要求小日本“还我青岛”，狂骂政府无能。就在这躁动的时代，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青年导师各领风骚，而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也是一方面忙着给《新青年》写稿支持学生，另一方面却要忙件大事——买房子。

    因为此刻的鲁迅已经老大不小，三十九了。

    买房子这事，在中国历来就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不仅要征求媳妇和丈母娘的意见，还得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买什么地段，什么价格合适等等问题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最悲哀的是，这位名叫周树人的先生出身寒门，又是家中的长子，自己有两个老婆不说，两个弟弟也成家了，且混在北京没地方住。

    也就是说，周树人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能住下自己、二弟、三弟三户人家，共计十好几个人。要是换做您，肯定给吓懵了，对吧。

    但周树人先生不仅是个坚强的战士，而且是个很负责任的大哥。在经过了多方面的考察之后，他终于选了一个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在八道湾胡同，总价约3500个大洋。

    3500个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咱们看一段由国际友人狄登麦（C.G.Dittmer）提供的数据。在1918年（民国七年），清华学校的外国教员、美国人狄登麦先生，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居民195家，其中汉族100家、满族95家。根据统计结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的人家，每年收入100银圆，就能维持生活了。

    狄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有了一百圆的生活费，食物虽粗而劣，总可以充饥；房虽不精致，总可以避风雨；此外每年还可以制两身新衣裳，买一点煤免到路上去拣去扒；更可以留余五圆，做零用。拿了这五圆可以在年节，买一点肉吃，常常喝喝茶，若没有病人及医药费，或者可以去近边山上去朝香。”如此看来，年收入一百元，相当于草根阶层。如果一家按两个主要劳动力算，月薪要八九个大洋，男劳力五六个，女劳力三四个。折合现在的物价，如果您有一套小房子的话，家庭年收入应该达到三万五到四万之间，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当然，如果生活在北上广，成本会更高，无非精细估量。

    鲁迅先生看中的、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价值3500个大洋，折合现在一百五十万左右，您觉得这房价是高还是低呢？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百万的奖金不敢在北京买房。如此看来，鲁迅先生显然有实力多了。

    买房后，鲁迅先生购置家具，房屋装修等，又花了600多大洋。但对他来说，这一起都不存在什么压力，他在银行贷了500大洋的款，又将祖屋变卖，应付下来绰绰有余了。不过房子的产权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祖屋买房所得款项，应该属于三兄弟所有，鲁迅用了这笔钱，那么肯定要得到弟弟的首肯，如此一来，即便鲁迅出了大部分的钱，但是，两个弟弟对这个四合院也拥有一定比例的产权。

    兄弟结婚了，就应该分家，鲁迅先生忽略了这一传统，也就埋下了隐患。

    买房子四年后，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就正式闹僵了。某日上午，鲁迅回到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哥哥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信的内容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到后面的院子里来，并叫哥哥“自重”，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鲁迅在当天日记中记道：“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关于两兄弟闹僵之事，不再啰嗦，先继续讲鲁迅买房的事儿。

    第二天，鲁迅就出门看房子了，他没对任何人做任何解释，只是决定搬出去。母亲受不了二儿子周作人日本媳妇，也要跟鲁迅同住。老太太又不习惯租房，坚持让大儿子再买一间。

    这次买房，让鲁迅很不开心，一度焦躁得肝病都复发了。经过几天的努力，他终于在阜成门内三条街21号选中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价格不贵，才800大洋，但是房子非常破旧了，几乎不能住人。鲁迅当时手头有点紧张，找朋友借了部分钱，才把房子买下来，后来前后花了五个月时间修葺，才散满意。这栋房子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住所，也是鲁迅老母和朱安夫人终老的地方，而今改造成了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鲁迅既然已经搬走，兄弟俩大可相安无事了。可到了翌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东西，周作人夫妻居然对他辱骂不休，让鲁迅气愤不已，他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有在场者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周建人也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向周作人掷去。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无论买多大的房子，千万别跟弟弟和弟媳住在一起。

    科长的收入

    看了鲁迅先生两次买房子的经历，您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鲁迅这么有钱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北洋政府的公务员。公务员的待遇，就无需多言了。

    说了您也许不相信，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了十四年的小科长。十四年，城头变幻大王旗，总统总理走马灯似得换，连星星都不是那颗星星了，迅哥还是这个迅哥。

    多年以后的某个下午，身在上海租界的鲁迅先生也许会想起他初次到教育部报到情景。

    适时民国初建，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下设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以及交通九部，老好人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教育总长。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被蔡请到教育部做事，他向蔡推荐了鲁迅。许寿裳回忆：“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食，每人仅月支三十圆。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元培对鲁迅也略有耳闻，既然有老友推荐，立马发函想请。

    当时的鲁迅经济情况怎样呢？他自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的一些学堂教书，收入一般，早就不想干了。接到许寿裳的信，自然很高兴，他曾在文章中回忆道：“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许寿裳）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指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南京政府成立的那会儿，镁光灯下的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谁都没注意教育部来了一个叫周树人的人，鲁迅到教育部之初，职务是部员，属于最低等公务员。后来南北何谈结束，袁世凯当了临时总统，民国政府搬到北京，鲁迅也随部长蔡元培北上。1912年8月，鲁迅升了官，任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当时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司，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主管图书馆、博物院、动植物园、美术馆及其他社会教育事务，直到1926年8月离职，几乎贯穿整个北洋时期。

    他在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科长级的佥事，没得到任何升迁。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北洋政府内高官如过江之鲫，总长、次长、司长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对颇有文名的鲁迅先生来说，也着实寒碜。

    北洋时代，政权由各个派系轮番把持，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为什么一干就是十几年呢？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了“弄几文俸钱”，以养家糊口。看来，民国公务员也属于热门职业。尽管官位不高，而工资不低，兼课捞外快，鲁迅的收入还是颇丰的。

    根据学者们考证，鲁迅担任教育部的科长不到半年，月薪达到了200大洋——当时的平民之家，一年的收入不过100大洋，足见北洋政府是提倡高薪养廉的。鲁迅升职后，月薪300元，在北京城，即便是拖家带口，也可以活得相当滋润了。

    学者陈明远在《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一书种，详列了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收入：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280银洋；1916年3月后300银洋。1920年后军阀混战，教育部经常拖欠工资，即使如此，每月也有200银元左右的固定收入。

    当然，作为一代文豪，肯定会有其他收入，比如稿费，业余到某所大学讲课的课时费，以及各种润笔费、车马费等等。这车马费和润笔费是怎么回事呢？普通人肯定是无福享用。譬如政府某个部门做错了啥事，为了防止有名气的文人们提笔开骂，就得请大家吃个饭，送点车马费；要是人家已经写好了，您就得送上润笔费，请对方高抬贵手。

    了解到鲁迅先生的收入，您也就不会为他巨大的购买力而感到吃惊了。

    然而，到了1925年，鲁迅的好运到了头。

    适时，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强势镇压学生运动，许广平等一批进步学生强烈抵制，掀起驱逐校长的风潮。许广平是鲁迅的崇拜者，被开除后暂时住在鲁迅家里，为了支持学生，鲁迅以笔当枪，对教育部大肆鞭挞。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北洋当局当然不高兴了。这年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平政院，将教育总长章士钊告上了法庭。

    平政院是普通法院之外，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官司扯皮拉筋打了很久，次年3月，平政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

    本来鲁迅先生可以继续在教育部任职的，可就在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并向北洋政府提出中国军队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不甘受到欺负的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3月18日，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大会，抗议日本罪行。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发生冲突，刘和珍等47人被当场打死，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抗议。

    面对如此惨案，鲁迅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此文无疑又是一重磅炸弹，让北洋政府怒不可遏。那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如火如荼了，北京已成是非之地，鲁迅自觉没必要留在北京了。1926年8月，鲁迅辞职，与许广平携手南下，最后去了上海。

    从鲁迅踏入上海，直到他去世，都住在虹口一带。为了安全起见，他曾几次搬家，最危险的一次是1931年春，当时柔石等五位进步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举家避难期间的一个深夜里，在思念和悲愤之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携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惯于战斗的鲁迅，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大可能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鲁迅在上海，一直是租房子住。

    另外，上海的房价太高，鲁迅也买不起房，尤其是在租界内。

    鲁迅到上海的时候，正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彻底下台，全国气象更新，民国走进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1937）。时局稳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自然就处于了上升期，相对而言，租界的房价更高。譬如说公共租界，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间，地皮相当便宜，每亩才8000两银子。民国后，北洋当权的时候，房价一路稳健上升，到了1927年，公共租界一亩地皮，已经需要银子9万两。到了1933年，地皮再次翻倍，达18万两。

    房价涨得如此迅猛，普通人买房的艰难可想而知了。鲁迅曾经租住的一所老式石库门，得花5万块大洋才能买下来，这还不算契税、印花税、契纸费、中证费、测丈费、地保盖戳费、建设特捐、教育特捐、消防特捐、警务特捐等一大堆税费。

    鲁迅在上海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00块大洋，许广平基本上没什么收入，怎么可能买房呢？

    不过，许广平曾动了买房的心思，既然在城里买房困难，为何不在乡下试试呢？从许广平给鲁迅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端倪。某天，许广平说在上海市区闷得慌，乘着周末，跟几个朋友去了趟南翔镇，不确定她是不是去看房子，但给鲁迅先生的信中主要提了如下几点：一，南翔空气很好，树木葱茏。二，那里民风淳朴，不像上海闹市。三，房价便宜，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亩地，上千块大洋就能买一幢花园别墅。

    南翔镇，位于上海西北的嘉定区，距离上海市中心18公里，当时交通相当不便，从市区去南翔得坐火车，一天只有两趟。军阀混战的时候，上海市区因为有外国人的租界，很少受到冲击，南翔则经常饱受蹂躏。即便那里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却不够安全。

    也许鉴于交通和安全问题，鲁迅终究没在南翔买房。

    有一支笔，你怕什么？

    从军与从文

    在民国初期，草根人物想出人头地，大概有三条途径，一是当兵，二是落草，三是作文。从保定军校或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们，在军队呆几年，再不济也能当个上校团长，转到地方也应是县处级；落草上山的大侠们，如樊哈儿、孙殿英，遇到招安就算功德圆满，美其名曰“绿林大学”毕业。只是两者均有风险，军阀混战的时候子弹不长眼，没准运气不好就捐了躯。

    至于第三条路，则容易多了。民初教育并不像如今这般普及，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白话文也并没占领绝对优势，所以说，您要是回到民初，建议选择“以文名世”，哪怕您只是略懂《故事会》和《知音》，依样画葫芦写几篇，没准也能成为“白话故事宗师”或者“鸳鸯蝴蝶派大将”。

    也许您要抬杠，要是只读了个小学，九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也能靠文字吃饭么？

    当然能，您听说过湖南湘西小城凤凰吧，凤凰的沈从文，就是小学水平，后来以小说立足，在世界上影响都很大，法国巴黎大学将其作品收入教科书。诺贝尔文学奖权威评委马悦然曾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沈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诺奖。”

    沈从文早年也当过大头兵，他曾自述：“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十四岁时，刚读完小学的他进入凤凰当地军事学校就读，梦想着日后能成为将军，每天吃过晚饭，就与同班好友穿上灰布军服雄赳赳气昂昂上街，城外卖肉的屠夫看见二人，总是逗他们，叫他们“总爷”。十五岁时，他成了个小兵，也学着自称“老子”，一老兵对他说：“你人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沈答：“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过了会儿，仿佛觉得不好意思，又解释：“这是说来玩的。”

    如果沈从文保持着“厚颜无耻”的作风继续当兵，混几年转到地方，起码能干个城管队长之类的活儿，可是他内心比较柔弱，认为自己不是兵痞。某次他在城墙上闲逛，几个女孩子看见他，马上警惕地叫道：“有兵有兵！”他觉得很惭愧，原来当兵的形象如此不佳。

    他所在的部队曾到怀化奉命剿匪，每天都杀许多人，他很不舒服，回忆道：“……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

    后来，沈从文终究离开了部队，到沅州投靠堂舅黄巨川。

    沈家是大家族，与沅州不少富豪有着姻亲。沈从文在堂舅、七姨父熊捷三（民国总理熊希龄的七弟）的照拂下，找到了份轻松的工作，闲暇看看书，与乡绅谈诗论道，日子倒也舒坦。

    此时，沈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熊捷三认为对方是小户人家，只要沈从文前往提亲，女孩子的家人必然会应允，他便想着要给沈从文保媒，但十七岁的沈从文执意不肯。那女孩子喜欢读诗词，沈从文就每天写几首情诗相赠，托其弟弟带回去。女孩的弟弟是个浪荡子，便经常找沈从文借钱，积少成多，居然借了一千大洋。更郁闷的是，女孩的弟弟人不见了，女孩也被土匪抢入山中，做了压寨夫人。

    人财两空郁闷之余，沈从文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他觉得人生要重新规划，就去北京读书。

    1922年，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小学毕业生沈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打开天地，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初到北京，沈从文身上只有七块六毛钱，日后的两年半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朋友接济，最窘迫的时候，曾向一位卖煤油的老人赊煤油。他住在一间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小房间，又小又潮，沈称之为“窄而霉小斋”，他后来回忆：“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纯粹靠文字而生活的人肯定清苦，曹雪芹便是，沈从文穷的一塌糊涂的时候，冬日里冻得像寒号鸟。某天，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上门拜访：“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来人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后来，郁请沈到饭馆吃了顿饭，有几个好菜，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沈的住处谈了一会儿。

    郁达夫走时，将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找回的三元多零钱留给沈，沈俯在桌上哭了很久。黄永玉回忆：“几十年来，他（沈从文）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1925年，沈从文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不过他的日子依旧不好过：母亲的肺病加重，妹妹上学要钱，他一个月起码得支出一百多大洋。更可气的是，出版商欺负新人，一面宣传他是“天才”，一方面压低稿酬。手头窘迫时，他去求书店预支给他几十元稿费，却总遭到拒绝。他不懂与人争利，只能在书店门口呆坐半天，然后回到斗室不停写作。

    沈从文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他写东西并不快。他身体十分虚弱，日以继夜地写，三天两头常会头疼难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纸以至于毛巾上到处是血。有时他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以这种顽强的意志，他终于站到了民国文坛上。

    多年后，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的平和，写信大骂：“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模范情书

    沈从文不擅长与人交际，也不知道怎么攀关系，其实他那时候大可以去找胡适、梁启超、鲁迅、徐志摩等人——这些人不久后都成了他的好友，尤其是胡适和梁启超，二人都喜欢提携后生。

    梁启超见到沈的文章，了解他生活困难，照拂有加。有了前辈提携，沈从文的交际圈子也逐渐大了。某次，沈从文对徐志摩说自己想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绘画，徐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介绍他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

    中国公学，校址在上海，是一所私立学校。

    前文就曾讲过，民国年间教育并不普及，当个老师并不像现在需要什么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等，老师很多是通过重重关系推荐。沈从文虽然颇有才名，可他并不合适当老师。他初登讲台，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居然吓得不敢说话了。伫立片刻，沈从文才哆哆嗦嗦发言，原先准备讲一小时的内容，十多分钟全说完。最后，他只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我怕。”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的耳朵里，胡适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在大学教书，还有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能见识到各种美女，您若是有才，大可以来一场师生恋。在目睹沈从文出尽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张兆和在学校有“校花”的美誉，其父是苏州富商，拥有万顷良田，与蔡元培等人交好，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个个多才多艺，并称“苏州四朵花”。

    当时，张兆和的身后有许多追求者，沈从文一见到她便被迷住了，随口道：“噢，原来你就是那个校花。”此后，沈加入了追求张兆和的行列，他不会甜言蜜语哄女孩子，就动笔写信，一封一封的轰炸。据说他首封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没理会，沈接连递来第二封、第三封信，张原封不动退回。沈并不气馁，又寄来第四封，从此张就没退回了。

    张兆和性格活泼，将别人写来的情书编上号，称之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沈从文当时是青蛙十三号，看起来仿佛没戏，不过只要功夫足够深，屌丝也能逆女神。他经常去张兆和的宿舍，站在房间中央，不知说什么。张兆和请他坐下，他不坐，也不走。

    最绝的是，沈从文的情书攻略。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择其经典视之：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放在如今看来，也足够震撼，校花自然被雷得里嫩外焦，不知所措。

    梁实秋《忆沈从文》也提到此段：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而且一见钟情。凡是沉默寡言笑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文尽管颠倒，但是没有得到对方青睐。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几番挫折之后苍白的面孔愈发苍白了。他会写信，以纸笔代喉舌。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而且师生恋爱声张开来也是令人很窘的，于是有一天她带着一大包从文写给她的信去谒见胡校长，请他作主制止这一扰人举动的发展。她指出了信中这样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她认为这是侮辱。胡先生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细心听她陈述，然后绽出一丝笑容，温和的对她说：“我劝你嫁给他。”张女士吃了一惊，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诚恳的解说，居然急转直下默不做声的去了。胡先生曾自诩善于为人作伐，从文的婚事得谐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追女学生这事儿，如果做得好，就叫做天作之合，做得不好，叫老牛想吃嫩草。情书攻略，加上德高望重的校长当月老，好事已经成了一半。

    不过上天仿佛并不眷顾沈从文，1930年底，胡适因为言论不当被国民党当局严厉批判，压力之下辞职。胡适一走，沈从文呆着也没劲，翌年8月，沈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离开上海，来到青岛执教。1932年夏，张兆和毕业回到了苏州。

    两地相隔，如果沈从文不再坚持，美好姻缘很可能就没了，这时候就得拼耐力了，他一放假，就乘车从青岛直奔苏州。

    据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回忆：

    1932年暑假，三姐（指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有一天，九如巷3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的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并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使劲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贵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象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2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写情书，用《知音》风格，哄小舅子，《故事会》足以。到民国年间逆袭女神，很容易吧。

    再说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看，故意混淆口气，连“爸爸”都叫上了。张父生性豁达，也了解沈从文的为人，答应了婚事，张允和羞涩地给沈从文发了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大户人家的女儿基本上都有丰厚的嫁妆，爱上的只可能是沈的才华，所以钱不是什么问题。1933年9月9日，沈张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他们的新房中，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看，有这样一支笔，走在民国，您还担心什么呢？

    玩文字的潜规则

    杂志的诀窍

    民国年间，文人们都比较热衷于办报纸杂志，一可开启民智，二来过过手瘾，三则赚点小钱。最有名的应该是陈独秀、胡适等人鼓捣的《新青年》，此刊风靡全国，在无数热血青年当中引起共鸣，一度洛阳纸贵。

    杂志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玩的，在民国想做好一份杂志，必须达到三个标准：一，有高水准的撰稿人；二，有凌厉的风格；三，有大学做后盾。

    为什么呢？

    您想想，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掏钱买书的主要都是些什么人？

    肯定是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的集中地在哪里呢？

    当然是大学。

    这些青年都会崇拜哪些人呢？

    有个性的新派教授。

    陈独秀在北大创办《新青年》，笼络了一大批教授，使此刊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人齐齐亮相，掀起文学革命，以雷霆之威对青年读者狂轰滥炸，引起极大反响。

    时为北大学生的杨振声先生回忆道：“《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发生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正是教授们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弘扬国学的《学衡》派对此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

    《新青年》借助北大教授扬威，教授们何尝不因此刊而扬名呢？大师们对思想文化的贡献咱就不多说了，咱说点俗的：单道这些腕儿的一个月的稿费，就能抵平民家庭一年的收入！

    陈独秀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摸透了玩杂志的三大要素：专业教授撰稿、文学革命话题、北大学术氛围。

    很可惜的是，陈独秀忽略了第四个要素，就是旧派文人的反扑。

    以国学大师林纾为首的顽固派动用各种关系，让政府对北大施压，校长蔡元培扛不住，只得让陈独秀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陈独秀试图缓和，对方却不依不饶。1919年3月间，小报登出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独秀）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日记）

    嫖妓还抓伤了妓女的下体，一时把陈独秀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蔡元培“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迫于舆论，还是不得不于4月10日的教授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陈独秀离开北大，不仅对于《新青年》是个损失，在胡适看来，甚至影响到了此后中国的命运：“……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之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指上文所言3月26之事）”，“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年的政治与思想分野。”

    政治上的分歧咱不讨论了，单说办杂志，陈独秀能成功，其他人不一定能。少了笔者之前提出的几大硬性条件，即便您再牛气，也不一定能成功。

    别还不信。

    1922年6月，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郁达夫等人在上海弄了本杂志，叫做《创造季刊》。这些人组成的“创造社”，在近现代文学江湖上也颇有地位。开山立派的时候，哥几个的日子并不好过。某日郭沫若和郁达夫二人到四马路的书局去，顺便问问《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道：“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两人无限伤感，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最后喝得醉醺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行走。突然郁达夫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吓得酒醒了一半，急忙将他拉回来。

    单说创造社，您也许并不服，那么咱再说说新月社。

    新月社的掌门人您可能听说过，没错，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其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梁启超、林语堂、林徽音、陆小曼等等，冲着这些名字您就想支持，是吧。

    估计这些人也这样想，结果是您跟他们都错了。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创办《新月》月刊，根据闻一多先生的后人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介绍说，“董事长为胡适，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闻一多与徐志摩、梁实秋、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胡适、余上沅11人为董事。书店股本2000元，出于节制资本，每人一股，大股100元，小股50元……”

    两千元的资本，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据相关资料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60市斤）10.2银圆，也就是每斤大米6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2角钱，1银圆可以买5斤猪肉。这笔启动资金在当时也不少了。

    胡适、徐志摩等人的志向是远大的，计划是宏伟的。他们准备出版50种的《现代文艺丛书》、100种的《英文名著丛书》以及《现代文艺丛书》，结果因为销路不好，经济难以为继，很多做出预告的书都没能出。

    文学评论家瞿光熙先生曾撰文指责新月书店“在预告书目上，如在一九二七年就预告‘在校印中’的余上沅的《可敬的克莱登》、陆小曼译的《海市蜃楼》、陈衡哲的诗集《梦与希望》等书，有的过了很久才出版，有的迟迟未见出书。他们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中预告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的书目，整整五十种，着译者姓名之上都加了博士、硕士、教授、系主任、院长、大学校长的头衔，但后来见到书的只有十种左右。《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在一九二九年开始出三本书时就用红纸登了大幅广告，公布了十二种的书名和译者，除已出三种外，其他九种‘正在印刷或翻译中’，译者是胡适、饶孟侃、徐志摩、梁实秋这批人，直到一九三三年书店关闭为止，一共似乎只出了几种。”

    如果有钱赚的话，胡适和徐志摩这类爱惜羽毛的人，会自食其言么？肯定不会，对吧。

    徐志摩对新月书局无能为力，曾一度请出金屋书店的老板、富二代邵洵美，希望邵能创造奇迹，但奇迹并没发生。又不幸的是，这年11月，徐志摩意外坠机丧命，徐的死更加速了新月书店的消亡。在这种情况下，书店只得关门。多年后，梁实秋在文章《忆〈新月〉》中仍充满伤感：“胡先生有一次途经青岛时便对我们说起结束新月的事，我们当然也赞成，后来便由胡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商洽，由商务出一笔钱（大约是七八千元）给新月书店，有这一笔款弥补亏空新月才关得上门，新月所出的书籍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送给商务，新月宣布解散。”

    没有大学做依托，缺乏青年学生这类庞大的市场，想靠着经营文化来获利，肯定有一定难度系数。

    如果您除了能写点字，实在没别的特长，又想在民国年间过上好日子，有没其他的路子呢？当然有，办报纸。

    报纸的风险

    民国年间办报纸容易，用报纸换钱却比较难，起码您得让群众自甘掏钱购买不是？您若只是想捞点小钱用用，建议两条路可选，一是搞好跟政府部门的关系，每月获得“赞助”；二是走通俗路线，做花边八卦，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低级的精神文化需要。

    要是您有文化人的通病，坚持铁肩担道义，又不想穷困潦倒，那么能做的只有一点：犀利！

    在北洋当权的时候，北京城有份《公言报》，主笔林白水是个妙人。此公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与黄兴有过命的交情，民初又当过袁世凯的顾问，故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北洋派，都有不少故交。因看不惯官场污秽，他辞官隐于市，玩起了报纸。

    曾在官场历练过，加上有一支生花妙笔，林白水很快在北京舆论界占了一席之地。

    1918年，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林白水通过官场故友得知此事，立即报道出来，引起一片哗然，最后导致两总长锒铛入狱。时隔不久，又有政客舞弊，被林白水独家揭露出来，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老百姓就喜欢看达官贵人出丑，短短几个月，市井之间到处流传《公言报》，林白水名利双收，多年后仍无不自得：“我还记得段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弟兄，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查办。……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给他特赦出来。”

    瞧人家这嘚瑟劲儿。

    林白水文笔辛辣，动辄拿权贵开涮，老百姓特爱看。他也需要银子来维持局面，每月抽大烟要钱，一大家人养活要钱，出席各种聚会排场要钱，他一介书生，哪来那么多进账门路？一个字：骂。

    军阀们的隐私、政客们的陋习，都拿来戏谑，要是知趣送上大洋，那就和解；如果不识相，给弄个连载，谁不头疼？

    林白水性子一来，连故友也不放过，他有个同事张弧，二人交情匪浅。后来张弧做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长，林白水请拨点银子，对方没答应肯，他便在报纸上讽刺：“今之财长张弧懂得什么财政，他只熟悉一本赌经，说起这个人，令人想到他面部恍惚有个十字格，四角时现有幺二三四而已。”张有个方形长脸，好赌，这样写来，读者无不捧腹。张弧本人无奈，只得送上几百大洋，请他笔下留情。因好戏谑，林白水还被当局关了几天，不过北洋军阀们对文化人还算是礼敬，此公后来再次创办《社会日报》，笑骂如故。

    林白水好歹在官场呆过，有门路。如果您只是一介平民，又该如何操作呢？同样是那个词儿：犀利。

    1918年，原《申报》记者邵飘萍在北京开创《京报》，自任社长和主笔，其报社宗旨是“必使政府听民意”。《京报》一开张，就曝光北洋军阀为控制舆论给在京各报社赠送津贴费的丑行，举起新闻媒体坚持正义、爱国保民的旗帜，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创刊不久，《京报》的销量从最初的300多份，一跃上升到4000多份，成为京城的一家名报。

    五四运动那阵子，《京报》不吝版面，大肆宣传，名声暴涨，后被北洋当局封杀。到1920年春，《京报》复刊，鲁迅、钱玄同、孙伏园等大批正直学者齐捧，声势惊人。

    只要报纸做出了影响，自有钱来。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信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上贿赂。但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有“掩口费”的意思。

    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就跟本身实力大小有关了。

    如东北的张作霖出手就特别阔绰，给京城报馆和通讯社都发了“宣传费”，并将其分为“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社会日报》和《京报》属于“超等者”之列，每月有津贴三百大洋。

    每月三百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北京城，鲁迅先生曾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才800大洋……说到这儿，您大概了解报社社长林白水和邵飘萍的个人收入了。

    林白水的女儿回忆：家中佣人最多时有10人，家庭教师有5位，房子有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父亲酷爱金石砚台，经常收买各种名砚……

    邵飘萍更是潇洒，一妻一妾尽享齐人之福，他在北京出席各种场合都是风度翩翩，还经常到花街柳巷一掷千金。友人章士钊曾回忆：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邵飘萍字振青）四个字，珍贵的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小小的一根烟都是“特制”，其他生活用品更不用谈了。

    办报纸能赚钱，但在言辞上也得注意分寸。什么人能骂，什么人不能骂，您心里得有杆称，军阀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锟都能骂，这些人做事还有点章法，注意个人形象，所以顶多封您的报社，把您赶出北京城，但胡子就千万别惹。

    邵飘萍和林白水就不小心惹了土匪。

    1926年春，冯玉祥和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合起来，要打倒张作霖。邵飘萍站到了冯玉祥这边，张作霖为拉拢《京报》令人汇款30万元相赠。30万元在当时办几千份报纸都够了。可是令张感到意外的是，邵没收钱，给退了回来。邵飘萍铁心站在了冯玉祥这边，一是冯对邵的馈赠也不少，二是冯、邵政见接近，因此邵骂张氏也算常情。张作霖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电问：“我们常帮你的忙，一直都送钱你，何以这样不客气？”邵飘萍回电答：“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是两码事”。

    张作霖可不是一般军阀，他是马贼。得罪军阀不要紧，得罪马贼就严重了。

    冯玉祥被打败之后，邵飘萍很快被抓。当时北京报界同仁十几个代表赶到张学良的住处求救，张学良说逮捕邵是因为他“宣传赤化”，事实上北京的报纸普遍刊登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并不是只有《京报》一家，所谓“赤化”只个借口。最后张学良借口要参加某军事会议，脱身走了，还跟身边卫士说：“邵飘萍收了我们的钱不办事，不值得救。”

    适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方兴未艾，北伐军势如破竹，奉军内部人心惶惶，到处抓“赤色分子”，北京城舆论界万马齐喑。其他人都隐忍不发，《社会日报》的社长林白水却不信邪，在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倘若只是清谈一二，呼吁和平，也没多大危险，这林老夫子下笔就收不住，居然发了篇雄文《官僚之运气》，招致了杀身之祸。

    在林白水一生中最后的文章中，他讽刺了两个不能得罪的混球：“长腿将军”张宗昌，市侩政客潘复。

    张宗昌，山东人，土匪出身，部队无甚战斗力，逃跑飞快。潘复，早年混迹北京政界，因贪污被人举报，去山东投靠了张宗昌，被当做“智囊”。奉军占据北京城后，潘复想当个总长，可张作霖不待见这家伙，给了个河道督办。林白水得知后，在报纸上大肆讽刺“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据说主管河道……与肾囊管尿道，基本一样……”

    文章将潘复比做“长腿将军”张宗昌胯下的“肾囊”，连“河道督办”也给弄成了“尿道督办”，引得两人大怒。这俩混球一合计，就给林白水定了个“通赤”的罪名，抓起来枪毙了。

    开罪君子无妨，开罪小人就危险了。邵、林二人一身学识，结局却如此悲戚。直到1928年北伐军进了北京，国民政府才为两人举行了千人追悼大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毕竟身死名去，浮事皆空，在一个混乱的年代，玩笔杆子还是得悠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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