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沸腾，

    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引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斯诺的吟叹：张国焘是人是鬼？

    75年前，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记者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一日，他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忽然听到一阵鞭炮声：原来是一群学生聚会，在暗暗庆祝红军长征的胜利。令这些大学生们引以自豪的是，在新崛起的犹如魔法一般冲出蒋介石百万大军围追堵截的红军队伍里，有一位领导人物曾是名噪京城的“学生领袖”——叫张国焘；另一位领导人物也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雇用“馆员”——叫毛泽东。

    这个消息使这位富有美利坚浪漫情趣和探险精神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激动、亢奋不已！他急切地想：

    在中国西北部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真的存在一个红色区域吗？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如此坚定、顽强，犹如魔法一般地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打了十几年仗而不败？

    被蒋介石悬赏几十万大洋缉捕的共产党领袖是什么样的人物？

    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

    他们是怎样走完两万五千里漫漫征途？

    他们能成功吗？他们一旦成功，对古老中华的命运，对世界的政治局面和历史趋势将会发生什么影响？

    1936年春天，斯诺专程去上海会见宋庆龄，向她表示了希望访问陕北苏区的心愿，请她给予帮助。当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授权柯庆施，用隐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转交给斯诺，送他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非凡旅程”。

    斯诺同另一位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也是由宋庆龄介绍前往苏区的）“穿过国民党铜墙铁壁重重封锁”，到达保安（今志丹县）。

    而此时，红军刚刚胜利结束长征，正处于休整阶段。红军将领云集保安，等待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多年戎马生活中出现了一段相对的平静。

    在一个西方记者的眼里，陕北不是匪窝，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死尸枕藉的萨拉齐，也不是纸醉金迷的上海滩；不是日本兵耀武扬威的东北满洲国，也不是外国人寻欢作乐的北京跑马场。在这里，没有蒋管区和敌占区的那种“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在这里，人民当家作主，不受蹂躏和欺压；政府廉洁奉公，与人民鱼水相连；军队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在这里，物质生活是简单的，人们土布为衣，小米为食，白水为茶，窑洞为屋；可是这里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人们学文习武，欢歌曼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中国，另一个天地，另一种气派！——他不禁惊叹道：“在中国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

    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红军领袖们，向这位第一个冲破封锁来到苏区的外国记者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这部悲壮的英雄史诗：他们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漫长行军和战斗，他们挨饿受冻，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横渡了24条江河，翻越了1000座大山！

    在斯诺看来，也许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拉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他惊奇地发现，还有些像乔治.华盛顿率领他的勇士们征服美国西部的福吉谷：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他认为，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举世无双的。在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

    于是，乘着硝烟，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震撼了世界！

    在大洋彼岸，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坐在棕榈树下，喝着马提尼酒，收听全美国家广播电台播放的像神话一样的中国红军长征的报道。

    曾连任4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3次接见斯诺，称赞他“向一个新世界作了第一次探险远征”，“斯诺的名字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而毛泽东则称赞他为“中国的斯诺”。

    然而，斯诺感到遗憾的是，他在陕北采访的4个月中，没能见到率领红军另一支劲旅——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因为当时张国焘和他的部队还在千里之外的川西北，正步履艰难地迟迟未赶到陕北会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此公讳莫如深，因其间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裂痕而不愿轻易披露有关细节。而斯诺于1938年初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长征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里，非常遗憾地缺少毛泽东与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这一幕，尚未给英雄史诗抹上一层更浓的悲剧色彩。

    张国焘是人还是鬼？

    斯诺睿智而敏捷的大脑闪出这样一个巨大的问号，离开了陕北。

    就在斯诺离开陕北不久，红军三大主力便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师了；张国焘因受到党内批判而擅自出逃，投靠了蒋介石；中共中央即对无可救药的张国焘作了“盖棺论定”——这是196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向他吐露的有关历史细节。

    毛泽东对斯诺说，那是1935年9月10日，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他为主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那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斯诺深感遗憾：他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红军长征的历史。

    斯诺未及如愿便于1972年与世长辞。

    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这是外国人向中国人提出的一种警示吗？

    我们这部书讲述的，显然不是长征“史诗”的全部，而是红军在漫漫征途上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角逐与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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