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远古黄河孕育的深绿，与那时空深处躁动地鼓角争鸣、战马嘶咧，生命之河趋于平缓，甚至若隐若无的断流。浅薄、浑浊、浮沙、淤泥一再表示即将归于沉寂，剩下的是气息微弱的残喘苟流，是枯燥的生存意象。
山骨也淹没于地，隐于沉寂。
渐入鄂境，胸中才流动着生的气息。南北之分始见明朗。突兀窜起的雄山，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山势诡谲多变，峭崖常立，无常势；水多湍急，十弯九曲，纵横错落，有变趋。
但山脉的巍峨浑雄已非一般，隐隐地透着铁戟剑气，王霸之气藏而不伸，将佐韵范则彰显无遗。古云：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山、水、人，聪明变计，蜚声华夏，让人畏惧三分；惟商贾事业素有根基，繁华闹市之余，昔日黄鹤楼遗风难以寻觅。不过，经济上一派蓬勃的气象亦使人欣慰。
有着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人们，虽近几遭遇过极度崇物信条的冲击，时间一缓和，又顽强的对抗着普遍张扬的理性，去寻求宇宙的统一。东方人感性思维的生命力可见一斑，它充足立身的空间在于理性并不能诠释一切。
越鄂临湘，洞庭之水星坠其间，八百里汪洋灵躯藏蛟吐纳，波光流彩，气蕴无穷。连枝汩罗，忠魂飞舞。战国时期楚大夫屈原遭贬放而习《离骚》，抑志于此，终蹈江而终。浩然正气无须雕琢，天工自成。
正是毗邻地域，山势诡谲不复，线条简洁而流畅，昂然龙行。苍茫幕色，朝轮彤霞互为交替掩映，龙麟虎豹游戏其间，六道紫气冲天而起直入九霄。壮哉！湖湘宝地。
异士放言：紫气南移。一方山水育一方人，一方人育一方文气，一方人养一方士气。雪峰山脉盘亘湘中，经万千年沧风血雨，仍不改挺拔苍翠，生命倍显遒劲，大有老当益壮，志在伏骥千里之感。
出湘水金三角奔西南，山势豁然开阔，躯干摆动灵活，一边是空旷的平地上江水玉绕相衬，一边是峻脉巍峨盘滚飞行，翩翩仙女韶乐悠悠吹奏其间。佛、道庙观高矗山巅，檀香绕绕经声鼎沸。山、水、人浑成一体，王道霸气呼之欲出。
就是这么一块地方。湘水上沿衡、永两地，出广西入漓江，经梧州达广州；北可出洞庭，沟通长江直通东海。现代铁路、高速公路纵横交列汇聚，又四处伸延。这就是湘岳市的驻处。
这里的人们有着中国人吃苦耐劳耕耘不懈的传统遗风，更有着古辈勤于治学，经世致用，传扬道义的承袭。
明正德御书“天下隐山”，圣名蜚声海内的“隐山”，就是因北宋理学开山鼻祖、文学家周敦颐在此隐居讲学而得名。千古佳作《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就习于此。南宋绍兴八年，即公元1138年，闽籍经学家胡安国在湘西隐仙去，其经营七载的“碧泉书堂”由其子胡宏修缮易名为“碧泉书院”，继续讲学传道，湖湘文化遂横空出世。
书院之设，始于唐开元年间。校刊经籍，征集遗书古典，辨明典章要义乃其重任。至宋，扩为讲学、读书之所。众相效仿。延明清，多为官学所代，私官并举而存。
不攀附权贵，受诏封而不躁，潜心修身治学；出仕则清正廉洁为朝中柢柱，不阿谀媚上一身正气凛然长存的胡安国，御上赐谥“文定”，师承程颢、程颐之高足杨时，入太学又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为师，深得程学真传，于给事中仕上辞宦归隐，潜心续撰《春秋传》3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文集》15卷。其子，号“玉峰先生”，《宋元学案》言他“卒开湖湘之学院”、“中兴（南宋初）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著有《知音》、《皇王大纪》，昌体用、致知、力行之说。睹当时朝政腐败，秦桧奸小当道，不愿同流而仕，却向宋高宗上谏万言书，力陈弊漏，布措治国安邦策略。
书院遗址经元所毁又复创，历明清民国，至文草复毁，改革开放后，市文物管理局又修葺翻新，座落在市东三里处“龙王山”麓。
踞此往北数十公里处，乃“天下第一楼”雅称的岳阳楼，倚洞庭湖峭立。宋范仲淹提赋《岳阳楼记》，写尽湖湘学子的经世安邦伟怀，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湘人秉扬文化传统的道义号角，生生不息地催人奋进不止。
可与并驱的，是又一文化古迹，开创于北宋开宝九年（976），踞湘江之滨，象鼻嘴之侧的“岳麓千年书院”，在市之西郊二公里处。胡宏先生常在此讲经布道，微言大义。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亦于此设坛讲学，可与“碧泉书院”不相上下，共创传湖湘学派，其门楹有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先人贤达殷殷期盼。
不期，似是幂幂造化，千年之后乃践其言，自晚清以降，天下已有无楚不军、不政、不文之说、之实。
满汉中兴，以曾文正公崛起为兆徵，在湘伟杰名士前涌继进烂若星汉。曾公拨巨资，重编撰市偏南数十公里处明末思想家王船山典籍，使之扬尘脱束，重放经世光彩。
文化的厚重实用，亦如衡山大麓的浑雄长踞，承接了历史与自然的脊梁。20世纪末，神州大地盛行的曾国藩文化热，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与改革开放重经世发展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联。
集湘学大成而博学者曾文正公再次承起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奠定了文化湘军绝对意义上的里程碑。同时，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出现了西学东渐。仇恨与盲目有来自朝政枢阙及民间难以想象的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
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已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汇各家的倾向。宽容与开放的文化特征已成为时代进步的必然。被官方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以及备受尊崇的理学大师绝大部分已丧失了创新的能力，他们善于重复令人生厌的教条，面对复杂深刻得多的现实问题却一筹莫展而假装视而不见。
这是整个时代传统文化的困窘。龚自珍期待“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广取各家所长，适应时代需要的完整的改革哲学首创者魏源已应时而出。
应时，即改革中世纪制度而作的哲学探索。他写下《默觚》、《老子本义》等惊世之作。面对内部社会危机和外敌频频入侵，魏公认为如士林沉溺于烦琐考证之汉学，争治诂训音声，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则危殆局势，不能改观。因此，行道器、体用统一论，倡导经世致用已责无旁贷。
魏公并不反儒，而是运用新的历史进化观，以“时移事易”对抗泥古陋习。尤似当今之“与时俱进”，实乃同出一源。“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子本义 论老子》，《诸子集成》第三辑，2页。）魏公认为诸子百家皆现象，本质都是归一的道，其意为道一而百，博取各家之长以救世。
与当今改革惊人相似的是，魏公倡导崇利哲学，为经济改革开路。首将利与仁及命并列，出新“天人合一”说，把崇利推为儒学核心观念之一。“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见《默觚下 治篇三》，《魏源集》，44—45页。）魏公为以谋利为耻的名教限用了范围，教导百姓应拒绝名教的束缚，以利作为行动导向，在儒学史上乃石破惊天宏论。
崇俭禁奢被视为中国传统美德。而魏公曰“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同上72页。）提出了依靠富民和崇奢的新观念。富户中户乃当今“中产阶层”之词，崇奢，亦乃鼓励消费以“扩大内需”也。
另外，在人际关系上，公看到了“顺从”媚世之德的可恶，曰“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同上，39页。）认定这才是奋斗中最可宝贵的品德和成功之路，完全等同于尊重个性乃法治社会的人格基础这一现代价值判断。
就中国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期，中西文化交撞的优异成果无出魏公《海国图志》之上。
师夷长技以制夷；摒弃华夷观念；
宽言待西方文化和宗教；
引外国人才、技术，类似当今办特区之法；
仿造船舶器械；实行民营民用发展方针，限制官营经济；
限制权力插手工商企业；改变闭关锁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等等。
公被誉为近代“睁眼观世界第一人”，其宽宏胸怀与高远眼光实乃昔之“国际战略家”。
如此伟材，出自于湘中宝地——宝庆府，为湘岳市所辖，偏居市西南。
苍茫湖湘，旷代风华人物相跻，培育芸芸众生。雄才大略者亦辈出无穷，匡安济世，先人后己，改革秉政风范传承震撼国心。有感湖湘为近当代中国文化之中心，既为实际贴切，她亦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传承者、开拓者。
“风卷湘波天影动，云来衡岳雨声长，”（宋 孔武仲云。）这里的水象是壮美的；
“七十二峰峰不断，云中芙蓉送青来，”（清 黄润昌云。）这里的山象更是雄长永峻。
“潭之土兮何殷沃，潭之人兮美风俗。更著雨笠烟蓑叟，俨然一幅桃源园。”（同上。）这里土地肥沃，人俗皆美，恰似桃花乐土，使人缱绻难返。
就是这么一块物华宝地，只是古人在自然经济下的发掘。世代子民生息在三湘大地，直到共和国建立，才流淌些许现代工业气息。思想文化上的先进与开明，并不能天然而然的在这里的土地上结出硕果。实践与理论之间永远存在着意想不到的人为的荒唐阻隔。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整个中国是在动荡战火中度过，百业俱废。共和国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将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原封不动地带进了建设时期。在丛林国际中的傲然独立和以“思想统一”追求真理的学苑中，鼓动“拔白旗”的思想文化高潮。从一个极端走向新极端的历史旧疮复发，悲剧惨剧上演前所未有。
经济上企图通过量变到质变的夙愿，在大跃进大生产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中，人们的辛苦劳作并不能承垂天恩而避免三四千万饿殍遍野的三年苦日子。正值1959年人口死亡处于急剧上升时，中国谷物出口量该年却是415、75万吨，进口仅为2千吨，是50年代的最高与最低小平。
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历史由此从巅峰转向。精神战胜物质的时代逐渐成为陈旧的代名词。拜物主义洗刷着大学精神，熏陶着朝野，率先洞开的沿海纷纷陷入物质生产的狂潮中。这里的人们却一改往昔，学会了忍受沉默，在忍受沉默中思考质疑。
人们还在追问中，历史已作出了关键的决定，三十年改革历程的巨大成绩已给了答案。
不过，湖湘乃是一个农业省。农民对待土地的普遍方式，无法像沿海省份有财政、民资、外资对征用工业用地给予土地慷慨的价钱，而只能重复先祖的习作方式如是耕耘。
一个崇尚赤贫的年代，并没有让这里的人们领略到，就在这块土地上那足以傲世群雄炳耀华夏的富国强民文化。至今，中华文化与基本群众相脱离，农民简单拙守古朴的魅力正让人揪心的萎缩流失。鼓励人们片面逐恶行私的西方恶毒文化在抽打侵蚀着这个有个“利人利己”均衡价值传统的民族，中国道德复兴从来没有如此深刻的迫切呼唤降临，以疗治陷入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灾难中。
半个世纪以来，人均几分田地始终是温饱象征。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投资农业正逐渐从书本的内心走出，就像湖湘乃中国的内心一样，人们通过沿海经验模式，综合地域之别，已放弃了一再矜持的态度，从研究再研究、观察再观察，摸路的探索期，开始对西方市场经济新事物有了自己的经验智慧与本土的话语权。
与农村相反，城市却是天壤之别。鱼鳞栉比的摩天大楼，宽阔的水泥街道，醒目的高科技经济开发区金色招牌遍空相挂的商品广告，满城的霓虹彩灯酒吧歌舞厅，电视里响亮播放着工业增长指数，企业改革的成绩，社会保障的成果，工资福利的提高，环保建设的可喜，不时还有反贪反腐的惊人动作。所有现代文明与进步的标记集中体现在这里。
偶尔，大街小巷会传播某某大人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某某监狱干警与女犯人通娼，纵容狱内卖淫等等，耸人听闻的神话，又让人们质疑身边生存的环境。看看有无猛兽藏庇身边没有？是否还会“洪水”泛滥？这些，显示着城市人开始学会从集群化传统中让渡，实现与个性化均衡的人生，开始以整体的辩证思维进行独立思考，这是农村普遍正待开化的，构成了湖湘无形又有形的鸿沟壁垒，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继承与转型提升并存的改革年代。
改革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一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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