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结识了中国人，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站在了当时还很弱小的红色力量这一边——这成为他们后来被称为的主要缘由。
这份友谊伴随着共产党的成长壮大，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这份理想指向一个独立、民主、没有腐败、没有压迫的新中国。
站台的一次偶然相逢
两人都没有想到，日后他们会因为中国而结为毕生的忠诚朋友和合作伙伴，并且被赋予一个相同的重要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过显然，在他们相逢的1929年夏天，这两位“老朋友”还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1929年6月，张家口。
一列火车正从这座位于河北西北部的城市缓缓驶出，一路向西，沿平绥铁路开往绥远的萨拉齐。
乘坐这趟火车是件苦差事。连年的军阀混战导致民生凋敝，人们营养不良，就连火车也跑不动了——因为机车和车厢保养不善，行驶速度极慢。从北京到张家口短短200公里的距离，竟花了一天一夜。从张家口开出后，前方的旅程还有三个昼夜。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趟火车虽然是载人的客车，用的却是无顶的货车车厢，旅客们都坐在地板上。途中不巧遇上大暴雨，盖在车顶的破篷 布完全无法抵御雨水的入侵，车厢内又湿又闷，拥挤而肮脏。
这些车厢就像是彼时中国的一幅缩影——潦倒破败的环境中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穷人，正驶向一个目的地，但速度极其缓慢，叫人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西北部更是如同人间地狱，天灾频仍，人祸不断，连年的旱灾导致的饥馑已经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土匪抢劫、军阀混战、税吏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更让人失去最后的希望。在列车行驶的目的地绥远，1929年开始的一场大饥荒正吞噬着200万条生命。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得如此不堪。这趟火车驶离张家口时，挂上了一节环境舒适、设备齐全的专用车厢，里面只坐了两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一节“VIP车厢”。
这趟同时挂着最破旧车厢和最豪华车厢的列车在铁道上走走停停。如此怪异的情景，也好似贫富差距惊人的中国。
火车在一个小站长时间停车时，破旧车厢里的旅客纷纷下车透气。32岁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随人流走向站台，他想下车吹干自己被雨水淋湿的衣服——那皱巴巴、湿乎乎的卡其衬衫和短裤让他看起来狼狈不堪。
24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下了车。站台上的人群中，他完全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这不光因为他是外国人，更因为他乘坐的是那节VIP车厢，因此衣物十分整洁服帖，神情也与那群愁苦的以农民为主的旅客全然不同。
两位外国人都发现了对方，走到一起寒暄起来。
这是艾黎与斯诺的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只匆匆交谈了几句。两人都没有想到，日后他们会因为中国而结为毕生的忠诚朋友和合作伙伴，并且被赋予一个相同的重要称呼——。
不过显然，在他们相逢的1929年夏天，这两位“老朋友”还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当时，斯诺的身份是《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的助理编辑和记者，这份报纸由美国人在上海创办，读者包括在华外侨和海外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影响力颇大。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邀请斯诺在中国铁路沿线进行旅行采访，通过他的报道宣传中国的旅游，让西方人相信到中国旅游是可行、安全和舒适的。
不论这样的宣传是否属实，起码，斯诺的铁路之旅是安全而舒适的。他不仅享用了VIP车厢，还有一名姓胡的官员专程陪同，担任向导和翻译。
但斯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沿途的旅游风光，否则他不会选择去绥远。这位天生具备强烈好奇心的记者不希望成为单纯的传声筒，他想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一切，当他抵达张家口后，发现西边正遭受着可怕的灾难。在他的坚持之下，他们的VIP车厢才得以挂在艾黎乘坐的那列载人货车后面，一起朝受灾严重的旱区进发。
在站台相遇后，斯诺邀请艾黎去他的VIP车厢坐坐，享受享受舒适的设施，但那位姓胡的官员看了一眼艾黎，便傲慢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艾黎丝毫不感到愠怒，他很高兴地回到农民伙伴中间，坐在地板上摇晃到了萨拉齐。在那里，他将参与国际赈灾委员会的救灾行动，修筑一条灌溉渠。
和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斯诺比起来，艾黎与底层民众走得更近，他并不认为自己返回那肮脏的货车车厢是什么羞辱。
这与艾黎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艾黎的父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作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
“我相信宇宙间有神主宰着生命与演变，但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艾黎的父亲说。
艾黎的母亲则不仅治家有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争取并获得女性普选权的妇女之一。正是由于他母亲等人的努力，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
这样的家庭背景似乎注定了艾黎的一生将要献给社会运动，也注定了他与底层民众具有天生的亲密感，关注农民和工人的生存状况。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艾黎的名字“路易”带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味——那是他的姑妈根据一个名叫路易·曼尼亚波托的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此人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最终成为传奇人物。
艾黎和斯诺最终也将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彼此的友谊将愈来愈深；同时，他们也将愈来愈深地卷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被中国改变，并改变中国。
31年后的1960年，作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前奏，斯诺重访中国，那一次的访问，他的身份正是定居中国的路易·艾黎的私人客人。1929年夏天小站站台上的相遇只是一个开端，波澜壮阔的画卷正缓缓铺开，为艾黎，为斯诺，也为中国。
路易·艾黎是个古怪家伙
谁能想到，中国人迎接这位日后将成为老朋友的新西兰人的第一件“礼物”居然是唾沫！
在1929年的那一次站台相逢中，斯诺对艾黎的印象是“古怪的家伙，但很有趣”。
艾黎的确有些古怪。比如，他终身未婚，不少人对此也曾有过种种猜测。他的秘书吕宛如则透露，艾黎并非有意选择独身生活，“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没有中意的人，但年轻时他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不该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会有愧于心。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吕宛如所言不虚，那么另一个问题又来了：艾黎为何会执着于中国的革命，并因此放弃成家，在所不惜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后文中再逐渐揭开。
其实，对于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在自己同胞的眼里或多或少都有些奇怪。尤其是艾黎这样自告奋勇、只身一人来中国的，就更少见了——起码，像斯诺那样的记者来华时肩负着采访报道的使命，更不用提来做生意的商人，来传教的传教士了，而艾黎来中国，并没有受到任何组织的委派。
1927年4月21日，这位古怪的30岁青年抵达上海。此前，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经历了生死考验。战后，这位老兵回国办牧场，每天要花上16小时砍灌木、架围栏、修公路、赶牲畜，还要自己种菜、挤奶、烧火做饭。由于战后新西兰经济形势恶化，他的生活十分艰苦。
就在牧场经营无以为继，不得不关闭的那一年，艾黎经常从报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获悉革命的情况。那时，中国的事态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革命的消息也吸引了艾黎，行事风格雷厉风行的他立马决定去中国。
本来，他只办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结果，他却在这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整整60年。很多年后，当路易·艾黎步入晚年的时候，他说，是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
的确，如果没有来中国，艾黎也许会在新西兰的乡间度过一生，偶尔在某个闲暇的午后回忆一战时期的峥嵘岁月。
但是因为与中国结缘，他的晚年被荣誉所笼罩。艾黎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荣誉市民、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各种荣誉学位。他还得以与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保持密切联系，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尊敬的对象。
不过，如果将这些荣誉简单理解为“幸运”，归结于年轻时代的一次“撞大运”，显然是不公允的。来中国的外国人绝不止路易·艾黎一个，为什么命运如他的人少之又少？
最重要的原因，是少有人像这位古怪的新西兰人一样，身上流淌着亲近底层民众和厌恶侵略、破坏的血液，对中国与中国人怀有如此浓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更少有人像他一样，凭着老兵的坚韧和老农的踏实，为中国无私工作几十年，试图改造这个积弊已深的古老国家。
改造的前提是理解。对于外国人来说，理解中国和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艾黎抵达上海时，遭遇的第一件事就让他费解。
当时，他先去了澳大利亚，然后坐了6个星期的船抵达香港，再从香港出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不用办任何手续，外国人可以随意在这个国家通行。
更离奇的是，艾黎在码头独自行走的时候，一个码头工人看见他，便面露愠色。当他走过这位码头工人身旁时，工人忽然站起来，朝艾黎脸上吐了口唾沫！
好在艾黎并没有发作，他只是在心里想：“这可是件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他擦掉唾沫，快步离开了码头，住进了四川路的一家小客栈。
后来他才明白，当时上海有许多外国军队，中国工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虽然艾黎日后逐渐被中国人所接纳、信赖、喜爱，但这一幕一直留在艾黎的脑海里，也成为他理解中国的一个入口。
谁能想到，中国人迎接这位日后将成为老朋友的新西兰人的第一件“礼物”居然是唾沫！此后，艾黎遭遇了更多超乎想象的事情，这位古怪的年轻人开始与这个古怪的国家深入接触。
上海见闻
“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装置。
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艾黎却敏锐地发现，这座乐园是畸形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只不过是为富人、权贵以及拥有特权的外国人所享受而已，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其悲惨——这部分人的生存状况恰恰是艾黎最关心的。
上海的贫富悬殊令艾黎感到吃惊。在市区几条主要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建筑高大宏伟，一派繁荣的景象，但一旦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之中，很快就会发现那迷宫般纵横的里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乞丐。
“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黏膜炎。”在回忆录中，艾黎这样写道。
艾黎生活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他却将时间和感情大量投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
起初，艾黎在公共租界的消防处工作，他不喜欢跟单位的官员们谈话，唯独喜欢检查工厂，因为这样可以深入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车间，直接接触工人。他的同事们不明白，为什么艾黎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中文，甚至还学上海话？
1932年，消防处所在的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调任工厂安全督察长，专门负责检查租界内工厂的安全设施。
这一新职位算是彻底发挥了艾黎的特长，也符合了他的兴趣。然而，这项工作却让艾黎极其痛苦，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残忍的场景。
由于工厂的安全措施很差，事故经常发生。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经常穿着肥大下摆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干活，他们的衣服时常被卷入摆得过于密集的机器。因为疲劳过度，许多工人的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还有一次，橡胶厂因为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
最让艾黎感到痛苦的，是童工们在“黑工厂”里的遭际。
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却要每天在煮茧的大槽前站上足足12个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因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眼皮沉得像铅。工头手里拿着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瘦弱的胳膊作为惩罚。
其他工厂的劳动条件不见得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普遍发生锑中毒，制作电池铅板的工厂则盛产铅中毒。
“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艾黎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
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作为工厂安全督察长，艾黎能做的却非常有限，他只能从技术上对工人们的劳动条件稍加改善。比如，他曾去嘉定的一家工厂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并将其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里推广使用，以减少工房里的蒸汽，降低室温。
但更根本性的东西是艾黎无法改变的，比如包身工制度。在艾黎看来，工业就像是一场战争，胜利的总是工厂主。
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看法为艾黎后来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因为渴望看到工人境况的改变，他开启了“工合”计划，而他与共产党人的惺惺相惜更是顺理成章。当时，上海的工人们已经受到延安正在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鼓舞，一些工人出走，参加了革命军队。
当艾黎正为工人们的安全奔忙时，斯诺也在上海——作为当时的外国在华政治经济中心，上海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甚至在根本上更像是一座外国城市。在斯诺看来，上海是“迷人的、令人销魂的老所多玛和蛾摩拉”。
上海的罪孽在哪里？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与艾黎所见略同：巨大的不平等，残酷的剥削，工人们惨淡的生活。
对中国了解越深，斯诺对中国的感情也就越深，他曾在1931年的日记中写道：“今后，我必须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然而，无论适应得有多好，我的青春，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毕竟留在了东方。青春应该充满富有挑战性的探险，激动人心的经历和不寻常的刺激。”
但同时，在中国的斯诺也越来越绝望。本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并不准备在这里久留。选择中国，也不过是因为渴望到世界上最遥远而渺无人迹的地方去寻求新奇和刺激。但是，在上海以及后来在萨拉齐灾区等地的见闻，让这个活泼、开朗、浪漫的年轻人，变得心事重重而又老练成熟。
“可怜的中国，它的悲剧简直看不到头！”1932年初，斯诺在写给父亲的新年信件中说。
斯诺、蒋介石与毛泽东
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到现在，“他肯定早就和现在的政府公开决裂了”。
本来，斯诺曾是国民政府的座上宾，他所乘坐的VIP车厢即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位没有带任何政治目的、偶然来到中国的美国年轻人，拥有一个坚定反对日本侵略、支持国民党的老板——《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鲍威尔（John Bill Powell）。在鲍威尔眼中，孙中山的民族解放事业非常伟大，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则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南京方面自然对这位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洋报人予以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当时在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Post and Mercury）任编辑的兰德尔·古尔德曾透露，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大客户，每期大批购进，寄往海内外。
在经验丰富、业务娴熟而又诚实正直的鲍威尔影响下，斯诺也成为“亲华派”，支持国民政府，认为它能带领中国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由于《密勒氏评论报》与南京当局的特殊关系，在这家报社供职的斯诺也获得了令其他记者羡慕的机会。1928年10月，他到南京采访，见到了蒋介石及其他高官。那时，他还没有想到，八年之后，自己将获得另一个足以令其他记者嫉妒至死的机会，采访蒋介石的终生对手——毛泽东。
第二年，斯诺又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也就是本部分开头所提及的，促成他与路易·艾黎首次相遇的铁路沿线采访。
这次采访对斯诺的触动很大。随着对中国的了解渐趋深入，斯诺不再信任国民政府，也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的幻想。那位陪伴斯诺旅行、拒绝艾黎共同乘坐VIP车厢的交通部胡姓官员即是南京当局腐败昏庸的一个例证。他凭借裙带关系谋得职位，对铁路事物一窍不通，但却傲慢自大，认为当官的职责就是吃喝玩乐、养尊处优。
深入中国内地，目睹了官员与百姓生活的巨大差异之后，斯诺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甚至对蒋介石能够继续执政感到惊讶。在他看来，蒋介石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人格魅力，目光短浅，无恶不作”。这位不称职的领导人之所以还能够掌权，是因为他的敌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反对他。
他日记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充分显示了他的失望——有个准备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讨论在哪里修铁路。
但是，他提出的每一个地点都遭到了否决，因为他所提到的地方，不是俄国、日本的“势力范围”，就是法国、英国的“势力范围”。最后，他勃然大怒道：“那么，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
不过，斯诺和鲍威尔并未因为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而决裂。他认为，自己和鲍威尔依然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都出生于美国中西部，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的民族解放事业。
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推崇孙中山。但不同之处在于，斯诺认为，蒋介石掌权的国民党已经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狂热的个人崇拜——这种反感或许是斯诺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天性使然，很多年后，他也跟后来手握大权的毛泽东谈论过“个人崇拜”的话题。此乃后话。
当时，斯诺还认为，孙中山的“训政”思想被蒋介石政府用做挡箭牌，以避免真正实行宪政民主。
“谁能领导政府，领导人民，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军阀知道什么是民主政府吗？我想他们不知道。”胡适的这段话深得斯诺之心。
在广州——那里曾是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目睹国民政府统治下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状况之后，斯诺沉思，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到现在，“他肯定早就和现在的政府公开决裂了”。
实际上，对国民党从寄予希望到彻底失望，正是不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的共同特征。也正因为此，他们转而关注在当时还相当弱小的共产党，并将希望寄托在这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身上。
甚至，当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人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人进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诺还曾私下里担心共产党“准备投降”。
见证国民政府的腐败
“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喜欢闹洪水，而且还要一直闹下去。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
国民政府的腐败生生将许多支持者和中立者推向了它的对立面。
1932年末，路易·艾黎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艾黎称她为“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的性格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一二：“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都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艾黎曾如此描写。
不过，艾黎和史沫特莱刚相识的那会儿，艾黎也没少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鼓动”史沫特莱。
认识史沫特莱之前，艾黎曾在遭受洪水灾害的湖北省参与赈灾修堤工作。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艾黎曾要求一位基层官员带自己去看他所负责的堤坝，但这位官员甚至在下属的协助下都找不到堤在哪里。
腐败已经到了根子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民众的生死漠不关心，官民矛盾十分严重。艾黎清楚地记得，当洪水冲决谌家矶的堤坝时，国民党的省主席正同一些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家吃饭和赌博。“当他们听说决堤的消息后，只是笑笑，说还有铁路的路基可以挡水嘛，接着继续玩乐。”
愤怒的艾黎曾向负责赈灾的领导人何键反映问题，要求他协助制止贪腐现象，但他的反应很冷漠。“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喜欢闹洪水，而且还要一直闹下去。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何对艾黎说。
当然，国民党当局并非全然不关心灾情，但他们关心的点令人心寒。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怎样依靠水灾捞钱，怎样虚报救灾预算再将大部分款项鲸吞。
对于高层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在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的洪湖地区与之作战。何键甚至亲口对艾黎说：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而是维稳——“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
“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像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何键向艾黎描述他领导的镇压活动，“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艾黎愤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史沫特莱，还带她去参观了上海“模范租界”里的血汗工厂。
耳濡目染之下，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严重不公。1930年4月，她在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件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令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越来越理智化了……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穷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 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最富裕的外国人。这儿，有阔绰又有贫穷，还有一个干间谍的、搞暗杀的、搞拐骗的、处死理想主义的以及干其他各种罪恶勾当的庞大的网。……我总想在我死去以前，我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同从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使亚洲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艾黎对史沫特莱说，他对旧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只有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番话令史沫特莱十分激动，她的一双大眼睛紧紧盯着艾黎，然后倾过身来抓住他的手腕。
“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史沫特莱说。
这位鼓动家的鼓动显然奏效了。之后，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变革，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艾黎已经思考成熟，史沫特莱的鼓动想不成功都不太可能。通过与共产党及马克思学说的几次接触，他已经被深深吸引。
也是那一次在湖北洪湖的赈灾过程中，艾黎第一次见识了共产党人的“洪湖精神”。他看到，在红军领袖贺龙的领导下，人民正奋力重筑大堤，以免武汉再遭洪水淹没——而这正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不屑于去干的事情。
“一幅鼓舞动人的画面在我面前，男女老少在被洪水冲毁的旧堤废墟上努力修建新堤，工程进度之快是我从没见过的。”艾黎被眼前的场景深深触动。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的昏庸腐败对比之下，更衬托出共产党人的高大。天生亲近底层民众的艾黎觉得，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的和广大民众在一起。
爱憎分明的艾黎决定支持洪湖人民的救灾行动，他不顾南京方面的阻挠，冒险亲自运送大批救灾物资到洪湖革命根据地。
直到31年后，贺龙与艾黎再次见面时，还再三感谢他当年的“雪中送炭”。
洪湖人民也为之写下歌谣：
辛未洪湖闹水荒，艾黎送来衣和粮，腥风血雨同舟济，红缨所向势无挡。
来自西方的革命者
亲近马克思主义，并亲近声称要在中国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便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
“逮捕、拷打、监禁和处死的厄运，威胁着每一个人，他们从浅粉色到深红色，即从普通老百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出自斯诺1935年发表的一篇严厉抨击国民党政权“法西斯化”的文章，他生动地描述了红色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开来的一项重要原因。
对那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们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至于被逮捕、拷打、监禁、处死，但他们的所见所闻，依然令国民政府渐渐失去吸引力。与此同时，许多人接触到了正暗流涌动的红色浪潮。
1932年圣诞节，埃德加·斯诺和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结婚。当时，海伦的工作是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埃德温·S·克宁翰当私人秘书。她热衷旅行和写作，乘船蜜月旅行时，这对新婚夫妇轮流读书给对方听，他们随身携带着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剧作家萧伯纳的不少书——前者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称“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者曾认真研读过《资本 论》，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过，他们对于这两位同属“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员的作家提出的观点却不尽认同。费边社是19世纪末出现在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主张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通过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革命，并强调通过教育的途径让权力回到知识精英的手中。
“我们认为，那是典型的英国方式，进展太缓慢了，就像12月份的冷糖浆。”海伦评价说。
于是，亲近马克思主义，并亲近声称要在中国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便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
另一些外国人的思想也正逐渐从“浅粉”变成“深红”。
路易·艾黎是在1929年接触到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的。理论的滋养，再加上他在工作中对工人悲惨命运的所见所闻，使得他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的罪恶——所谓“旧的世界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
后来，志同道合的外国人们开始聚在一起讨论政治。聚会的发起者是德国人海因茨·希普，《太平洋事务》
杂志的撰稿人。参加者还包括“鼓动家”史沫特莱、奥地利女青年鲁斯·韦斯（中文名“魏璐诗”）、英籍电气工程师亚力克·坎普林（中文名“甘普霖”）、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等等。
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名为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他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听说上海流行一种疫病，就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开设诊所。但他到 了上海才知道，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东方热病”，只是因为天热，有些人生了皮肤病而已。这种病也并不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可怕。不过，海德姆发现当时上海的性工作者特别多，性病一度泛滥成灾，因此他决定把性病作为那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疾病，并给予了很多人免费的治疗。
后来，海德姆的诊所还为地下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乔治·海德姆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马海德。1937年，他跟随周恩来到宁夏工作，看当地大多数回族兄弟姓马，便依此取了自己的中文名。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人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也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艾黎在自传中回忆说。
必须指出的是，这群人并不是彼时在华外国人的主流，大多数人将“亲华”“亲共”视为贬义词，甚至有《赤祸》这样的册子在流传——这也是为什么这批老朋友被中共如此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伦·斯诺就曾遭到警告：“你可千万不要同斯诺这样的人来往，他是亲华分子。”斯诺还上了日本人开列的外国记者“黑名单”。不过，这并没有吓倒海伦。
这个圈子的外国人还有一位德国朋友叫王安娜。她的本名是安娜·利泽，因为嫁给了赴德留学的共产党员王炳南而改姓王。王安娜是柏林大学的博士，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在 校期间就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两次被捕入狱，与王炳南志同道合，并于1936年随丈夫来到中国。
这位身材高大的洋女人很快从“革命者家属”的身份转变为“革命者”，她身着中式服装，用英语宣传抗日救亡的必要，颇为引人瞩目。
在中国，王安娜继续从事着她在德国就已选择的事业——反法西斯，只不过具体的对象从德国纳粹变成了日本侵略者。她在特殊的时间点嫁给了红色革命者王炳南，也就嫁给了正孕育一场巨大革命的红色中国。
几十年后，王炳南先后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位，以“外交家”的身份留在党史之中。而王安娜，则在生前长期担任德中人民友好协会名誉会长——虽然他们的婚姻在1945年结束，但他们却继续在政府和民间的层面为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婚姻”贡献颇多。
宋庆龄与外国友人
她是一剂伟大的黏合剂，不仅为国共合作牵线搭桥，也是外国友人与共产党之间的牵线搭桥者。
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一座欧式花园住宅，外表幽静，屋内却经常火热异常。最早结识中国的那批老朋友，有许多都是这里的常客。
宅子的主人是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连接外国友人与中国的一座桥梁。许多老友与中国的亲密友谊，都始自这位女性。
她就是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她继承着孙的遗志。1927年，在目睹了被她称为“国民党冒牌领袖”的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后，宋庆龄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却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并先后赴莫斯科、法国、德国等地，1931年回国。
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宋庆龄就开始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其中一人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
后来，她又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这些政治犯通常遭到的指控是参加共产党的活动。鉴于她的国母身份和公众威望，以及蒋宋两家的复杂关系，国民党当局几乎对她无可奈何。尽管蒋介石本人非常想除掉她，他的特务组织甚至都设计好了一个使宋庆龄“遭遇车祸”但又不至于被撞死的方案，但最终还是没有敢于实行。
令蒋介石犯怵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宋庆龄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她是一剂伟大的黏合剂，不仅为国共合作牵线搭桥，也是外国友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引线人。
宋庆龄和外国友人们的熟悉程度从一个细节便可见一斑。她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苏吉”，这是她在美国卫理公会大学时的绰号。
宋也会给别人起绰号，比如史沫特莱就被叫作“迷你哈哈”，简称“迷你”。她甚至还代自己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给路易·艾黎写了一封信，署名为“你的热情的狗侄子——少校”。
当然，这些都只是那些严肃话题之外的幽默调剂而已——宋庆龄的幽默感和连珠妙语是广为人知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讨论的是国内时局，或是革命经历。
1933年，史沫特莱带艾黎第一次来到莫里哀路29号，那一次，艾黎听宋庆龄讲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广州脱险故事。那是在20年代初，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宋庆龄藏身于死者之中，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挨个请求避难，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家。后来她又想方设法弄到一条船，才与孙中山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内重聚。
宋庆龄还经常在家中主持左翼文化政治沙龙一类的活动。借此机会，斯诺认识了许多被他称为“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将要创造历史的战士们”的人物，从这些聚会中，斯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突飞猛进，这种进步是永远无法仅仅通过读书、读报得来的。
于斯诺而言，宋庆龄给她带来的改变，一是知识上的积累，二是一种自信心，是她使斯诺“认识到中国人民有能力彻底改变他们的国家”。
通过宋庆龄，斯诺还认识了鲁迅。后来，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对斯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介绍斯诺认识了一些新的作家，引导他了解了左翼文学。他鼓励并帮助斯诺搜集有关新文学异端的短篇小说，并进行翻译、编辑。
后来，这些内容结集成为《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向西方 读者介绍中国的现代小说及其作者，其中，鲁迅是最核心的内容。斯诺将这本书献给宋庆龄，在卷首语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她的坚贞不屈、诚实、正直、勇敢、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辉煌、感人至深的象征。”
宋庆龄的确配得上这些溢美之词，不过，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宋庆龄的意义又绝不仅仅是这些形容词那么简单。她所从事的事业具体而繁杂，且需要处处谨慎。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尽管她是一剂伟大的黏合剂，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在家中迎来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友人，但她却总让他们严格保持距离——即便他们彼此认识，也只能由宋庆龄本人来居中联系。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些人之间互不认识。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这种活动方式最好地保护了大家的安全，也保证了数量众多、力量庞大的友人团结在她的身边。
协助中共地下工作
“我们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中国报纸上说的事情，只有外国人了解各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1927年“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全面转入地下。
日后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外国人们密切关注着共产党的消息，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支给中国命运带来全新可能性的力量就此消亡。
当时，史沫特莱有一个中文报纸的剪报档案库，由她的私人秘书兼翻译冯达建立并维护。其中，光是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就有好几盒，多半是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报道”。
不过很快，史沫特莱就发现，这些党报在赤裸裸地说谎——她曾统计半年里的官方数据，发现国民党官方宣称的歼灭红军总数达到50万之巨，但与此同时，官方报道却总在说仍在追歼“共匪残部”；在新闻中，共产党总书记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已经被多次报道“已击毙”，但报纸却总又在一个月后登出通知，对他们进行“悬赏通缉”。
这样的“宣传喉舌”自然进一步降低了国民党在史沫特莱们心目中的可信度。
实际上，除却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史沫特莱已经有不少渠道可以接触有关共产党的真相。如果说宋庆龄是中方最重要的桥梁人物，那么史沫特莱就是那群外国人中最重要的沟通者。路易·艾黎等人就是由史沫特莱介绍给宋庆龄的，与此同时，她又常常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介绍给外国朋友。
共产党革命家、党内着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刘鼎就是由史沫特莱介绍给艾黎认识，并在他家居住将近一年时间的。当时，出于地下活动的需要，往来的人们都不透露真实姓名，史沫特莱会给每一个人都取一个英文名字，她给刘鼎取的名字是“查尔斯”。
收留查尔斯可不是什么容易的差事——他在艾黎家借住期间，当局曾以“查电表”为借口，搜查艾黎的住宅。为了安全，在风声紧时，艾黎曾把查尔斯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过几天。
艾黎给查尔斯提供的不仅是住处，还有许多地下活动的支持。比如，艾黎曾用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带着儿子迈克去运送秘密材料，大部分是宣传统一战线政策的传单和小册子。后来，艾黎听说警方已经盯上了自己的汽车，并记下了车牌号，便赶紧把车卖了。
卖了私车，艾黎又时常“公车私用”，用他在消防处工作时使用的红色公务车来协助地下工作。由于公务车的身份便利，艾黎能做的不仅仅是运送秘密材料，还能运人——让“敏感人物”躲在车后，然后开车大摇大摆地经过巡警的检查站，或者将人送到公共租界外，避免遭遇检查。
除地下工作外，艾黎也参与了公开声援革命的活动。1935年，美国共产党派遣了两名老党员到上海，编辑出版一份名为《中国呼声》的杂志，艾黎是最积极的撰稿者之一，宋庆龄和鲁迅亦是重要的支持者。
这本杂志出至第三期时发行量就已达5000份，它的主要立场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声援学生救亡行动，这种内容自然是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但由于是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的“外国杂志”，这份《中国呼声》得以免受审查和压制。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讲真话的出版物注定短命。在创刊两年后的1937年11月，杂志被日本人查封。被捣毁印版、未能出版的最后一期内容包括《上海的陷落》《华北的新阶段》《彭德怀论游击战争》《朱德对战局的分析》等。
几乎是同一时期，当艾黎在上海帮助中共地下革命者时，埃德加·斯诺 和他的夫人则在北京接触了大量中国大学生——在中共早期的发展中，学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不少学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5年，一位名叫张兆麟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敲开了斯诺夫妇的家门。那段时间，斯诺在燕大兼任新闻学讲师，开设新闻特写、新闻撰述和旅行通讯等课程，还常常邀请大学生到他家里聚会。学生们把斯诺的家当成“新鲜空气的窗口”。后来，他在自传里说，那一年，他跟妻子一起在自家客厅里“点燃了叛乱”。
张兆麟想和斯诺谈谈东北的时局。这位身材高大的帅小伙子说，他坚信蒋介石不会为华北或中国人和其他地方而战，他只会重施背叛东北各省时的故伎。
“我们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中国报纸上说的事情，只有外国人了解各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张兆麟说，虽然他担任了学生团体的领袖，但他对自己，对中国的新闻业，甚至对中国这个国家都感到前途渺茫。
“如果中国有什么希望的话，你就是希望。”海伦安慰他说。
不久之后，“叛乱”果然被“点燃”——张兆麟和其他一些经常与斯诺夫妇往来的学生在后来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抗议活动中成为主力。
那群学生中还包括后来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黄华在外交方面贡献卓着，他在1949年同美英的最后谈判中与他的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打交道，在朝鲜战争的板门店谈判中担任中方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最后被召回的驻外使节。
一段时间后，斯诺也将步入人生中最辉煌、最为世人所记取的几个春秋。作为老友当中的最幸运者，他即将率先接触中共的权力核心。
斯诺的《西行漫记》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
斯诺去共产党根据地探访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32年。
作为一名记者，渴望到达现场，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当时，关于共产党的各种传说之混乱令人无所适从——有人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红军，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也有人说，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对于处境艰难的共产党来说，贸然迎接一位西方人的风险实在太大。
“在最后一刻，那些帮助我联系的共产党员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斯诺这样记叙1932年的那次失败经历。
两年后，一位叫哈里森·史密斯的出版商找到他，希望他能写一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书，且预付给他750美元。这让生活并不宽裕的他非常高兴，也让他更加下定决心要去共产党的根据地走一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着作”。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1934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当时，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场跨时一年的战争最终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为结束。
尽管共产党的反围剿失败了，但斯诺依然敏锐地感到，共产主义运动仍 将会对中国和远东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并没有就此搁置写作计划，没有放弃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尝试。
机会出现在1936年。
那一年，外在时局方面，红军长征结束，国民党将领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停战协议，国内局势发生变化；个人关系方面，斯诺和宋庆龄结交了亲密的友谊，又因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对青年学生的支持，取得了共产党人的充分信任。
为了抓住机会，斯诺从北京奔赴上海找到宋庆龄，请求她的帮助，“以便到了红区以后起码获得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作间谍”。
正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宋庆龄欣然同意，她通过上海地下党员“王牧师”（即中共“特科”董健吾）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秘密通信之后，很快为斯诺的行程做出了安排。
本来，与共产党及宋庆龄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外国记者是史沫特莱，她本人也非常希望前往。但是，当时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必须是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而史沫特莱在来中国前曾加入印度工人党，从事印度解放运动，是一个活跃的左派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之前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和身份背景的斯诺幸运地取代了史沫特莱，成为第一个接触红色核心的外国记者。
启程前，斯诺从北京的一位教授处获得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与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这封信使用隐色墨水写成，执笔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解放后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而授权者则是当时在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
1936年6月，斯诺终于出发了，他带着1936年10月底，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后回到北平。他不顾国民党的威胁，经常去各地向中外各界人士介绍陕北见闻，并夜以继日地赶写有关苏区的通讯报道。
冒险的心情（国民党的报纸还真发表了一篇斯诺的死讯，称他“已遭土匪杀害”），更带着一背囊的问题想要获得解答。
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详细写下了这些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如果是，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
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着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
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着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是“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 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
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
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
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着名的广田弘毅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克化”
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着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高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 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么？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
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延安之旅
1936年初，王牧师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就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脑中装着无数的问号，斯诺在午夜登上了向西的火车。这一回，他无法像与艾黎初次见面时那样享用专属的VIP车厢了，因为他早已不是国民政府的贵宾。相反，若想接触共产党的核心，他还必须突破国民政府的重重封锁。
斯诺必须突破的，还有病菌的“围攻”。启程前，他的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可以想见，当年的共产党根据地条件有多么艰苦。
经过两天的颠簸，斯诺抵达了西安。在那里，他拜访了曾经是共产党员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半年后，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那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与自己要剿灭的“共匪”成了同盟，邵力子也一度被怀疑为同谋。
斯诺错过了见证西安事变的时机，不过，他见到了促成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和中国工农红军形成拥护民族统一战线“铁三角”的重要人物——此人也是促成斯诺陕北之行的关键，他就是上文提及的“王牧师”董健吾。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他曾在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军阀冯玉祥手下任职，颇有地位，从蒋介石到杜月笙均熟识。后来，他丢官弃教，成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员，往返于红区和白区之 间，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员。
首次代表共产党接触张学良的正是这位王牧师。1936年初，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就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张学良大惊。
王牧师不慌不忙，详细解释了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团结抗日的必要性，最终说服了张学良。这位将军竟真的将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王牧师，由他去延安带回一个谈判方案，并促成了张与共产党之间进一步的会晤。
王牧师将这些故事讲给了斯诺听，这令斯诺感慨不已：“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但斯诺此次到西安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与王牧师的见面也正是为了通过他进入红区，另两名关键的联络人是刘鼎和邓发，前者是上文曾经提及的“查尔斯”，来自上海的地下组织，时任张学良的副官；后者则是被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取他首级的共产党政治保卫局局长——有趣的是，当时他却正住在张学良家中。
起初，王牧师准备再次去找张学良借飞机，安排斯诺搭乘，但后来这一计划告吹了，张学良担心自己的美国飞行员多嘴告诉外人，一个外国人被“扔”在了红区。
替代的交通工具是军用大卡车。7月初的一个早晨，斯诺终于出发，与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另一名外国人马海德——就是那个在上海专注于治疗性病，经常与艾黎、史沫特莱等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开展活动的美国医生。但奇怪的是，在斯诺后来写作的《西行漫记》中，并没有提及马海德。后来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曾就此问过父亲，马海德的回答是：“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
后来周幼马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其实就是宋庆龄。马海德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马的诊所开会，还曾让马海德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 出国。后来，她又把马海德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彼时的延安依然被国民党所控制，是靠近“匪”区边界的最后一个重要前沿据点。斯诺和马海德乘坐的道奇卡车一直开到了延安，然后便要开始步行，只有一个骡夫当向导，一头骡子驮着他们的行李。
这段在黄土高原上的步行令斯诺感到惴惴不安，他不仅惊异于四周“难以置信的，有时是令人恐怖的”景象，更担心自己和马海德的财物遭遇不测——骡子驮着的有照相机、医疗用品，他们手上还带着手表，脚上穿着牛皮鞋。一路上，骡夫对斯诺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每一次都令斯诺担惊受怕。
这样的跋涉历时两天。后来，最令斯诺担心的已不是财物，而是人身安全——两个外国人，从白区而来，会令红区的人们产生怎样的联想？
一路上，他们看见石板屋的土坯墙上写着许多标语，诸如“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这些都是极具共产党特色的事物。后来，共产党执政后，类似的宣传形式铺遍了大江南北，尽管标语内容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遇到一位“清瘦的青年军官”后，斯诺和马海德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位军官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他们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语讲的！”斯诺又惊又喜。
他很快明白，这位军官就是周恩来。这位人称“美髯公”的共产党核心人物英语说得不太流畅，但很清晰。
与周恩来接上头，标志着斯诺和马海德终于真正抵达了他们已经念想很长时间的地方——共产党根据地。
“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这样总结自己成功抵达红区的经历。
克里斯马
“当我1937年到达延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那里的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吸引人。而当时我所遇到的别的中国人却充满了卑鄙、残酷等各种令人厌恶的特性。”
在红区，最先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两个“红小鬼”。
见到周恩来后，斯诺只与他交谈了几分钟，随后便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两人约定第二天到附近村庄里的司令部见面。
天色已晚，斯诺和马海德与驻扎在百家坪的一些人一起吃饭，他们中有的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有的是无线电报务员，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
“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之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斯诺这样记录自己在根据地的第一顿晚餐。
这位美国记者注意到，端来饭菜的是两个孩子，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斯诺冲其中一个孩子招呼。
可那个“态度冷淡”的孩子根本就不理他。过了一会儿，他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一样。场面有些尴尬。
同一饭桌上一位戴着厚玻璃镜片近视眼镜的军官笑了，他是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他扯了扯斯诺的袖子：“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 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在这时，“小鬼”端来了冷水。这一次，斯诺学会了“正确”的称呼：“谢谢你——同志！”
“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小鬼”看着斯诺回答道。
这段小插曲令斯诺感慨万千。“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他在《西行漫记》中记录说。
“生气勃勃的精神”，这或许是令斯诺对红区心生好感的一项重要原因。第二年，当斯诺的夫人海伦也得到机会前往陕北时，同样惊异于人们的精神面貌：“当我1937年到达延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那里的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吸引人。而当时我所遇到的别的中国人却充满了卑鄙、残酷等各种令人厌恶的特性。当时，我还不懂得克里斯马这个词，但这正是每个领导人都具有的——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生存，就不可能在成千上万心怀敬佩的追随者中确立领导地位。
从人性的角度描写人的故事，或者说，描写根据地各类人物的克里斯马，成为斯诺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切入点之一。这位到华已经近十年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从未在中国的年轻人中见到过如此动人的精神气质——他们乐观，活泼，精力充沛，忠于革命。
“我最感兴趣的，正是红军的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映人性特点和人类英雄行为的史实，而政治仅仅是第二位的。”从西北返回北京后，斯诺对《每日先驱报》的编辑说。
毫无疑问，从共产党的核心领袖身上，斯诺也领略到了这种神奇的克里斯马，他在自己后来的作品中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人性的”描写——毛泽东，在斯诺的眼中“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颇有林肯的气质”，“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或许是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斯诺记录下了毛泽东许多有趣的生活细节：喜欢不惹人注意地随意散步，从腰带下面找虱子，在热天脱掉长裤等。
周恩来，被斯诺视为“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
“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彭德怀，具有丰富的斗争经历，因此斯诺原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出乎他意料，“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朱德，斯诺没有亲见，因为当时他还没到达陕北。不过，斯诺听说，朱德“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
在红区，斯诺还观看了红军剧团的一次演出，令他大受触动：“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在日记中，斯诺将这些经历和在他北京的所见所闻做了比较：“这是生与死的鲜明对比，一方朝气蓬勃，一方暮气沉沉；一方是年轻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一方是衰老的、幻灭的、精疲力竭的、疾病缠身的文化。”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
如果说斯诺和其他老朋友们在战争年代与共产党亲密接触后，只是单纯被红军及其领袖的克里斯马所吸引，那就过于低估了他们的头脑。
实际上，斯诺并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带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底色的他，一般也不会堕入偶像崇拜的陷阱。妻子海伦对他的评价是：“从不下结论和不易冲动这个意义上讲，他决不简单幼稚。除了对孙中山夫人外，他对任何人都不特别崇敬。”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海伦问他：“你喜欢他吗？他对你友好吗？”
自然，这里的“他”指的是那个对于外人来说最为神秘的人物，毛泽东。
彼时，刚刚回京的斯诺还在整理采访所得，尚未作出什么结论。对于妻子的提问，他竟也像新闻发言人一样打起了太极：“我是采访他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据我所知，我没有树立任何敌人。”
对于毛泽东，埃德加·斯诺最不希望用英雄崇拜的目光来看待。在那个年代里，有一件事情令他深恶痛绝——那就是用“我们伟大的领袖”这个短语来形容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形形色色的大独裁者。所以，在陕北，当他发现人们还并没有使用“我们伟大的领袖”来形容毛泽东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尽管如此，斯诺还是在家里挂起了一张毛泽东半身像——那是他挂出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据海伦的观察，此后，他这样尊敬过的唯一一个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罗氏的最后一次竞选中，斯诺在家门上挂起一张罗斯福的大招贴画，而他们家所在的城镇其实在传统上一贯投共和党人的票。
斯诺对毛泽东复杂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西行漫记》中一窥究竟：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
不过紧接着，他的话锋一转，开始赞颂毛泽东的独特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 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这段表述颇为耐人寻味——他承认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并非来自他本人，而是他所要领导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农民。这种解读与毛泽东本人在几年之后的表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产生了内在的关联。
然而，与斯诺的预期所不同的是，后来，毛泽东不仅也被称为“我们伟大的领袖”，甚至有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式称呼。斯诺如何看待、思考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另行讲述。
不过至少在1936年，斯诺还不必考虑这些。作为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也是最后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记者，那是1970年12月的事情，后文再叙），他成功了。当然，他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无人能及，所冒的风险亦不同寻常——一个细节可以证明这种风险——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才有了“西行漫记”这个名字，而原来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China）则因为太过“招摇”，害怕引来南京当局的查禁而根本不敢使用。无论如何，斯诺将因为此次陕北之行永载史册，而毛泽东也因为斯诺采写的报道和书籍，开始在西方世界变得广为人知。两人的“记者资本”和“政治资本”都获得了极大的增值。
在读过《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本书“向全世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党的意见”。1939年，他又亲自向斯诺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显然，毛泽东对于这本书的传播效果是满意的，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 它也成为两人友谊的坚实基础。斯诺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共产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更多理解和支持，洗刷了国民党强加的“赤匪”污名。《纽约时报》刊文称：“这些‘赤匪’与我们通常所称的爱国者极其相似。”《密尔沃基新闻报》则说：“人们不难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那些原始的基督徒的信仰间找到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这本书甚至直接促使了更多“老朋友”与中国的相识。着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就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美国人韩丁也是受《西行漫记》的影响于1945年来到延安，他的到访又带来了更多的友人——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西北解放区去看一看。于是，阳早来了，并留了下来。阳早的未婚妻（也是韩丁的妹妹）寒春也追随而来。后来，他们三人都在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名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史沫特莱
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意思？“‘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继斯诺之后，陕北根据地迎来了一轮接待造访者的高潮。
最满怀热情的造访者当属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们，其中也包括斯诺所任教的燕京大学学生。尽管这是一所由“美帝”建立的教会大学，但它所培养的学生却对共产党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感。
彼时，回到北京的斯诺向燕大几个关系密切的学生团体展示了他在西北拍摄的照片，以及《西行漫记》一书的部分手稿。与此同时，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的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燕大的学生报纸上。
这些文字和影像点燃了一部分大学生的青春热情，有学生团体立即决定向延安进发，他们借用了斯诺绘制的地图一路向西，并于1937年春天成功抵达延安。一路上，他们有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装作是一群去西部地区休假游玩的大学生，以此作为掩护。
在延安，大学生们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并与他们交谈，还跟生性活泼好动的史沫特莱一起骑马、练习射击。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学生，于是有更多人如法炮制，前往红区。
这些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共产党接触后，普遍受到了鼓动和影响，成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比如，第一批从北京抵达延安的大学生之一 的余建亭日后就成为八路军的重要干部，解放后曾官至轻工业部副部长。
当然，更能引发世界瞩目的是更多外国记者的到访。
首先是与首个到访共产党根据地记者的机会擦肩而过的史沫特莱，她于1937年1月抵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刚刚半个月。到延安的当晚，史沫特莱就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
和朱德见面时的一个小插曲后来经常被人提起：史沫特莱用双臂抱住了朱德的脖子，在他的脸上狠狠地“啃”了两口，左右脸颊各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吻。
拥吻之后，史沫特莱又在朱德身边一阵踱步：“让我好好瞧瞧你！”
后来，史沫特莱真的把朱德好好“瞧”了个遍——在获得朱德授权的情况下，她写作出版了名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传记。
史沫特莱此次在延安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当然不只是与朱德接触了而已，实际上，她与所有重要人物都有交流，本人还成为了延安的着名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当时在延安的外国人除她以外只有两人：和斯诺一起来但没有一起走的马海德医生，以及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她生性活泼开朗，不少行为颇为引人注目。
最着名的一段插曲或许是她将交谊舞引入了延安——到红区不久，闲不住的史沫特莱就在自己的住处举办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她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留声机和几张唱片，于是跳交际舞变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史沫特莱对几位共产党领导人跳交谊舞的描述颇具趣味。
——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不过，“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成为乐事。”
——朱德则要主动得多，“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
——周恩来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
——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
——贺龙获得了史沫特莱的最高赞赏，他们“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尽管领导人们对交谊舞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娱乐形式却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史沫特莱还得到了“败坏军风”的恶名。
史沫特莱究竟有没有“败坏军风”，今日的读者自然能够有自己的判断。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史沫特莱发起的交谊舞运动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分手。
当时，贺子珍不喜欢交谊舞，也不喜欢史沫特莱。但毛泽东却频繁光顾史沫特莱的窑洞，并与长相酷似今日台湾明星大S的年轻演员吴光伟相谈甚欢，这令贺子珍疑心重重，并最终与史沫特莱爆发了一场大冲突，离开了延安。
史沫特莱也因此不得不比计划中提前离去。
和她一起走的是斯诺夫人海伦。
海伦是1937年5月抵达延安的，由于和斯诺的关系，她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在红区，她同样和领导人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并搜集了几十个人的自传材料。后来，她据此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几十年后，当她依然在整理、编辑这些资料时，海伦略带夸张地说：“23年来，我成为了这些笔记本的囚犯。”
海伦在延安的日子里，还有多位美国人造访红区，他们是美国《亚洲》杂志的编辑们：A·比森、菲利普、J·贾菲和欧文·拉铁摩尔。毛泽东向他们表示，欢迎所有国家的人士前来考察中共的政策。
生于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进行采访和报道。
两个月后，果然如毛泽东所欢迎的，第一位非美籍记者抵达了延安，他是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贝特兰曾问：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意思？“‘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毛泽东的回答是：“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
“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1937年1月，美国着名作家史沫特莱不顾艰难困苦，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采访。
这是1937年毛泽东、朱总司令和史沫特莱在延安。
民主集中制。”毛说。
通过在延安的采访和对其他外国记者的了解，贝特兰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外国记者，有自己各自偏爱的中共领导人。斯诺偏爱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的是朱德，海伦偏爱的则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他自己偏爱的是贺龙。
贝特兰没有提到周恩来，因为佩服他、崇拜他的远不止一个外国记者。
拉贝日记
拉贝甚至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报告，呼吁德国迅速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
当多位外国记者先后到访共产党根据地，并与领导人结下友谊的时候，在抗日战争前线，另一位外国人正见证日军的暴行，并奇迹般地拯救了大约20多万名中国人。
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叫约翰·拉贝，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
辛德勒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商人，也是纳粹党党员。只不过，他加入纳粹党的动机很功利——希望利用这种政治上的身份为自己的生意铺路。
政治与商业的合谋，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如同我们今日经常见到的桥段一样，辛德勒利用金钱和美色贿赂德国高级将领，在波兰接管了一间原来由犹太人所拥有的搪瓷器工厂，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位精明的商人还大肆利用失去一切权利的犹太人，将他们作为最为廉价的劳动力使用，攫取利润，而得到了工作的犹太人也因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在癫狂的法西斯氛围中，商人辛德勒并没有丧失最起码的良心底线。纳 粹对波兰克拉科夫地区犹太人的残酷血洗令他震惊，从那时开始，他专注于做一件事：尽可能保护犹太人。
为了让他们逃离奥斯威辛的死亡威胁，辛德勒贿赂纳粹德国党卫队指挥官阿蒙格特，劝说他批准将搪瓷厂定为一个附属劳改营，这样工厂就能恢复生产。辛德勒与阿蒙格特达成协议，以金钱买工人，他倾囊而出，制定了一份声称为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工人名单，从纳粹魔掌中买回一千多名犹太人的生命。
这段故事后来因为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而广为人知。中国版辛德勒——拉贝在中国的经历，同样闪耀着残忍年代里的人性光辉。
当时，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驻华代表，也是德国纳粹党的驻华负责人，在南京生活。在西门子总部命令他回国，大家为他举行欢送会的当晚，日本人轰炸了南京，拉贝也因此留了下来，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西门子中国员工和他们家人的安全。
但是拉贝所保护的，不仅仅是西门子员工和亲属，而是在南京的几十万平民。在这座城市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他联合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由于德国和日本是盟友，而他又是纳粹党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令他有了不少做事的空间，大家便推举他担任南京安全区的主席，全面主持安全区的工作。
从大清帝国尚未覆灭的1909年开始，拉贝就在中国工作、生活。他说：
“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拉贝给中国人的厚待更值得这个民族永远记取。他所主持的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其中“西门子”难民收容所就是拉贝本人租住的院子，那里收留了600多位附近居民。
收容难民，远不仅是提供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那么简单。为了安全区的 运行，拉贝带领委员们四处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还历尽艰辛从上海设法弄到了能预防脚气蔓延的蚕豆。
难民们对这位洋人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为了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还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在幽默中带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上演了血腥屠杀。拉贝见证了这一切，他写了《拉贝日记》，又在1938年回德国后马不停蹄地到各处做演讲，揭露日军暴行。
拉贝甚至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报告，呼吁德国迅速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当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拉贝还受到了盖世太保的迫害。
二战结束后，身为纳粹党人的拉贝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善有善报的古谚在这时并没有完全失效，被他帮助过的人没有忘记他的善举。正如辛德勒获得了那一千多名犹太人发起签名的证明他并非战犯的证词，拉贝也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每月都收到南京市民及国民政府的金钱和粮食援助。
辛德勒去世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被作为“36名正义者”之一安葬在耶路撒冷。但拉贝在1950年因中风去世后，就此销声匿迹，公众对此毫无所知，中国人似乎也将他彻底遗忘了。
究其原因，恐怕与拉贝去世的年代有关——1950年，中美的敌对态势愈发严重，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中方将1937年在南京的美国人诬为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刘易斯·斯迈思当时就在一家地方报纸读到几篇文章，有的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让数千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有的指责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称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还有的文章引用一个幸存者的话说：“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虽然身为德国人的拉贝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亦被有意淡忘。
好在历史终究还了拉贝和他的同伴们一个公道，昔日的错误被纠正。
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得以重见天日；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年后，《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开出版。中国官方和民间亦掀起了一轮纪念拉贝的热潮，他获得了“中国十大国际友人”称号，和白求恩、斯诺等人站在了同样的位置上。
和拉贝一样，在20世纪风云诡谲的政治生态中经历跌宕起伏，品尝到百般滋味的“老朋友”其实不在少数。
工合运动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项运动居然对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产生了影响！直至今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仍然自称“工合战士（Gung Ho Soldiers）”。
还记得本书开篇提及的那次发生在站台上的相遇吗？距离初次相遇过去九年之后，这两位不断熟识中国也彼此熟识的外国友人将要开始联手在中国大地上创造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当然，主人公还要加上斯诺的妻子海伦。
实际上，这项事业的最初设想就是海伦所提出的。
当时，夫妇二人参加一次聚餐，人们谈到了合作社的问题。聚餐会的发起者，英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约翰·亚历山大开始热情鼓吹合作社事业，称它可以“解决世界性的病态和灾难”。
海伦对此颇不以为然，她激烈地驳斥了这种意见，并且在辩论中压倒了亚历山大。
有趣的是，第二天一大早，海伦的脑子突然被一个与“合作社”有关的想法占据：“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工人组织在合作社里，由他们自己拥有和管理合作社，根据劳动时间而不是资本来处理财务问题？”
海伦认为，应该建立生产合作社，而非消费合作社，这或许是解决中国主要问题的办法：向难民提供生产性的工作，将无事可做的技术工人组织起来，利用中国辽阔内地的资源，避开易于被日本人占领或轰炸的人口密集城市地区。
彼时，斯诺夫妇又从北京回到了上海，他们和路易·艾黎一起考察了惨遭炮火蹂躏的日本占领区域，除了发现贫民窟里的饿殍遍地与国际公共租界里的莺歌燕舞形成强烈对比外，他们重点考察了工厂和工人——他们也是艾黎所一直关注的对象。
令他们感到愤慨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疏散为数不多的工厂，也没有组织工人们抢救机器设备。后来，斯诺曾如此记录这件事：“政府绝不可能事先进行这种安排，因为中国政府害怕上海工人，这种恐惧即使没有超过对日本人的恐惧，也与此相当。”
既然他们早就发现，政府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不发挥工人们的能动性呢？
海伦向还在担任工厂督察职务的艾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会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业，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
一拍即合。其实，关心工业的艾黎自己已经就这个问题思考了很多，他马上连夜将自己关于在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第二天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
三个人又在一起对具体的文字做了些改写，并印成了小册子，散发给上海各界人士传阅。他们给这个创设合作社的计划想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思是“一起工作”，英文名称“Gung Ho”。
“工合”诞生的这一年，路易·艾黎四十岁，他在中国已经整整生活了十年。
对于即将开始的这番事业，三位创始人颇有野心，他们认为，这项运动将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便统一和加强抵抗力量，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游击区，推进政治民主，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海伦说，工合是“促进进步趋势的人民运动”，是“健康的‘中间道路的’共同经济纲领，以防止中国的左翼和右翼之间发生内战”。而斯诺则认为，工合“提供了在战时创造新型社会的可能性”。
新型的社会究竟有没有因工合而创造出来，后文自有叙述，后人也自有评判。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项运动居然对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产生了影响！直至今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仍然自称“工合战士（GungHo Soldiers）”。
这种看似毫无理由的联系是如何发生的？事情要追溯到1937年，当时，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也在斯诺的影响下，前往延安探访共产党，他由此成为走进中共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官。
在延安，朱德总司令接待了卡尔逊，并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还允许他接触了大量普通将士。
卡尔逊深受触动，他后来曾在信中写道：“他们更多地为人民着想而不是为一己私利。这样的转变与军队的精神紧密相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何而战。”
卡尔逊预测，这支军队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举世闻名。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卡尔逊的判断。
回国后，1942年2月，卡尔逊受命组建美军的第一独立营。他按照5比1的比例严格挑选了1000名突击队员，罗斯福总统还把他的爱子詹姆斯·罗斯福送到卡尔逊身边担任参谋主任。在这支队伍的训练培养中，卡尔逊借鉴了颇多八路军的作战和管理经验，甚至包括每周五仿照八路军的样子召开民主讨论会，身为参谋主任的小罗斯福还像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一样给大家作形势报告。而在会议间隙，大家时常会要求他们的“老头子”卡尔逊给大家吹段口琴，听他讲自己在中国时与八路军并肩行军的故事。
至于这支队伍的名字，卡尔逊使用了“工合营”的称呼。在他看来，工合代表了他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和中国工合运动中所看到的精神——同心协力，同甘共苦。由此，“工合”一词开始进入美国词汇中，表示一种敬业的态度，一种十分朴素的“我能干这件事”的工作热情。几年后，在太平洋战场上，卡尔逊突击队口中喊着“工合”二字冲上日本人防守严密的一座座小岛时，“工合”的名称曾一度响彻太平洋上空。
不过，卡尔逊本人并未能像“工合”一词一样长久留在美军军营中。由于他所倡导的所谓“工合”精神来自共产党部队，对美国军队的传统和秩序形成了冲击，引发军中不少人的反感，1943年4月1日，卡尔逊被免去突击营指挥官的职务，转而担任团主任参谋。从那之后直到1947年5月27日溘然辞世，他再也没有被委派指挥任何部队。
宋美龄与“工合运动”
“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主运动。”
“工合”要从几个外国人脑袋中冒出来的理念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工合”的成功创设，其实是一种几率极小的偶然。
最大的偶然因素，是时代背景。倘若没有始于1937年9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倘若中国大地仍然遭受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的双重蹂躏，这样一种在战火纷飞中建立经济生命线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艾黎、斯诺和海伦的计划中，他们要集中大后方未被毁伤的工业和自然资源，召集流散难民，以小型合作社的方式生产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包括供应军需用品。
如此庞大的自救运动，仅凭几位“老朋友”的力量，成功几率为零。
但艾黎等人的优势在于，常年在华的他们已经是“中国通”了，他们结识了中国社会中三教九流的人物，这成为他们运作“工合”的重要资本。
首先为“工合”提供支持的是上海各界名流，他们在1937年11月的一次“星一聚餐会”上接到了艾黎等人散发的“工合”小册子。
“星一聚餐会”是当时由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一个救国组织，因全体成员在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会的形式相聚一次而得名。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定期“饭醉”的小群体。
参加“星一聚餐会”的名流众多，以下是不完全名单—— 文化界：胡愈之、刘湛恩、韦捧丹、郑振铎；新闻界：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宗教界：吴耀宗、沈体兰、王国秀；工商界：陈已生、孙瑞璜、萧宗俊；银行：徐新六、胡玉琪；海关：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上海工部局：陈鹤琴、严景耀、秘书张宗麟和卢广绵。
一开始，聚会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负责召集。1938年4月7日，身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民间领袖之一的刘湛恩被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牺牲，此后，聚会改由从事出版、宣传工作的胡愈之主持。胡也是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编译出版工作的组织者。
在“星一聚餐会”上得知几位外国友人的“工合”设想后，各界名流流露了极大的兴趣，并以极强的行动力迅速开始工作。就在这次聚会上，与会者组成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并推举银行家徐新六为主席（徐亦于1938年被侵华日军谋杀），艾黎则担任召集人，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和上海电力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吴去非、林福裕被推荐参加具体设计工作。
老朋友们的好友苏吉——宋庆龄亦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悄悄撤离已沦入敌手的上海，乘轮船于27日抵达香港。她离开上海时，正是艾黎坐一辆出租车护送她来到江边码头。路上，宋庆龄听艾黎介绍了“工合”的设想，她说，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主运动。”
宋庆龄还说，她要去努力做她弟弟宋子文的工作，争取他也来支持这项事业。宋子文是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果然，宋庆龄言出必行，她在香港期间，动员宋子文拨给“工合”200万元贷款，这笔钱解决了“工合”在初创时的困难。
宋家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宋美龄，也是“工合”成功道路上的重要支持者。
1938年5月，“星一聚餐会”的成员在锦江饭店的一次聚餐会上达成共识：要在全国范围开展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运动，非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不可。会上，大家推举徐新六尽快带着“工合”的发展计划去武汉，与国民政府等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但当徐新六把计划转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时，孔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工合”之路似乎走入了死胡同。
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介入打开了局面。彼时，斯诺走了另一条途径，他通过早已相识的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将“工合”的计划介绍给了宋美龄。当时，宋被认为是国民党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虽然因为红军在蒋家王朝的后院“点火”，她勉强同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从小就接受了强烈民族意识教育的宋美龄对日本入侵中国的一切事情都一直持着反对态度。
如此便不难理解，宋美龄在听了大使介绍的“工合”计划后立马痛快地表示：“把路易·艾黎找到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但宋美龄毕竟不掌握政府实权，国民政府依然对“工合”不太感冒，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则把艾黎叫过去，试图劝他们打消创办“工合”的念头，他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运动，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
也有人认为，“这计划是难于成功的，因为有家庭制度的存在，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太厉害。”或是，“苦力太没有知识，他们宁愿在难民收容所中领取不要钱的食粮。”
眼看“工合”又要难产，艾黎们只能在火炉武汉的盛夏继续奔走，争取支持。
最后，是宋美龄的一次发火最终催生了“工合”。当时，孔祥熙召集了 几位实业家开会，地点就在他住地汉口江边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艾黎也在座，他回忆说：“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实业家穆藕初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由银行进行可靠的投资。”
“关于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没有开始，宋美龄便突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把艾黎、孔祥熙都叫到楼下一间会客室。
“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孔一进门，宋美龄便冲他嚷道。
“你必须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
等孔祥熙反应过来时，宋美龄已转身出了房间。
第二天，行政院的授权证书果然批下来了。由孔祥熙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并代理工合协会总干事，具体筹备协会的工作。
8月5日，武汉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工合”在该楼的顶层办公。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大楼的底层，她在那里从事妇女和儿童工作。
“统一战线”
“工合家庭从中亚沙漠的广阔新月地带一直伸展到南海。”
“工合”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启动。这令作为临时首都的武汉表面上看起来更显得团结和包容，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上文曾提到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形容它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前线首都”。
对于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之夫）等宋氏家族成员给予“工合”的支持和庇护，斯诺做出了高度评价：“人们显然能够看出，三姐妹都生性慷慨。”
作为“工合”运动创始人之一，身为记者的斯诺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职业上的妥协和退让。宋庆龄曾将孔祥熙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丑事告诉斯诺，但宋霭龄警告斯诺：为了“工合”，不要将这些事情公开发表。
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再次发生改变，从全面否定转变为部分赞赏：“他的突出优点是勇敢、果断、决心、抱负和责任心。”“客观条件决定了蒋介石现在的命运，蒋介石的决定也影响到外在的环境，使之更加生气勃勃，充满希望，因为他一直体现着显示的要求，仍然发挥着领导作用。”
然而，斯诺的美好愿望又一次落空了。蒋介石的政策令人失望，国共合作并不顺畅，一段时间后，国民党对“工合”也进行了压制和打击，这让斯诺再次丧失对蒋介石的信心。他曾在写给贝特兰的信中说，蒋介石“将会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拼命后退，如果他退到大理或者缅甸边界的八莫，对中国或许倒是件好事。毫无疑问，在他所控制的地区，他未能做任何事情去组织民 众，利用内地的资源。”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组织民众、利用内地资源的重任便落在了“工合”
身上。他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到1940年底，在各地建立3万多个地方合作社。海伦·斯诺想得更远，她甚至在1940年宣称，他们在中国“很可能建立4·8万个合作工厂”，价值1亿美元。
显然，这样的计划过于庞大。实际上，1940年他们只建起了1867个顺利运营的合作社，社员近3万人，离3万个合作社的目标相距甚远——而且，1940年几乎是“工合”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了。
不过，彼时海伦的心情似乎没有怎么受影响，她曾用浪漫化的笔调这样写道：“工合家庭从中亚沙漠的广阔新月地带一直伸展到南海。”
这当然是带有水分的描述。不过，说当时“工合”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四面开花，而且真的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并不为过。
第一个地区办事处是在陕西宝鸡成立的。抗日战争初期，那里是陇海铁路西端的终点站，也即人们坐火车逃离战争所能到达的最远点。当临时首都武汉面临着沦陷的危险时，从1938年夏天开始，“千万户人家，整个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迁来。从旧宝鸡城垣到铁路附近一带，到处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包装箱。”从武汉和河南涌入的难民使这座古城一片混乱，几乎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市面上商品非常缺乏，连一般日用品都买不到。
这使得宝鸡成为“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最理想的地方”。七个铁匠组成了宝鸡的第一个合作社，由于市场上对于日用品的需求量很大，且当地有一部分工厂设备，两周内便有十多个合作社建立起来，三个月内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合作社：制鞋的、生产食品的、做毛毯毛巾的、生产药棉及纱布的……从办第一个工业合作社的经验中，一套具体建立和管理合作社的规定被制定出来。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数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1939年1月，艾黎和美国青年画家格兰姆·贝克来到宝鸡，在参观了几所工业合作社后，贝克做出了一番直观的描绘。
“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这里的社员们事先知道路易要来，可能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或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呈现一种气氛……那是一种繁忙而又谦虚的工业气氛。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小心谨慎，方向明确，一丝不苟，总之，要给这种精神下个定义可不那么容易。
“工合的机器大部是木制的家庭手工产品或由前方托运来的金属货，其中有些配上了木制部件，经过油漆、打磨，看来却像刚进口的新机器设备。
厂房和生活区都被粉刷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建筑经过改造后，空气阳光就更 加充足了。这儿有指导员贴出的标语和图表，还有社员悬挂的趣味性装饰性的画片，宿舍里，每张床边和各种卫生盥洗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不讲个人卫生是一种‘非合作行为’，是可以在评议会上批评的。”
“工合”在宝鸡的合作社办得颇有声色，当地官员便想方设法要插手，希望从中获取税收。不过，有中央政府撑腰的“工合”并不担心，他们通过上层委任一名值得信任的县长到宝鸡，便顺利解决了问题。
此后，艾黎又去往江西开办合作社。而延安的合作社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展起来，这得益于斯诺对陕北的第二次访问，他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向他介绍了“工合”。毛表示完全支持这项事业，并且向他强调，中国工合“首先应该关注游击区”。
延安“工合”的创设，也使得“工合”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认可和支持的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战线”。
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
后来曾有人评论说，“工合”就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西方人‘改造中国’的尝试中容易犯的那类错误”。但是显然，工合所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幻想”的概念。
实际上，“工合”的“统一战线”远不仅仅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也不仅仅与所有志在抗击日本人侵略、保卫家园的中国人有关。
在当时的世界，合作经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词汇，但这种肇始于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依然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所以，当全球各地的人们得知有一群人正在中国从事合作运动，并且得到了政府当局的许可时，期待的目光和援助的力量便接踵而来。
“斯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为‘工合’做了大量的促进和宣传工作。英国的同情者也看到，这场运动是与日本人对抗的一个经济武器。”路易·艾黎说，“‘工合’运动逐渐得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
“工合”的创始人们以为，在源源不断到来的海外援助下，运动开展所需要的资金应该问题不大。但这时，腐败的政府和官僚再次成为横亘在“工合”路上的绊脚石——他们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攫取“工合”的果实。
一些在早年吃过国民政府贪官污吏苦头的华侨更表示：如果不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我们就不汇钱来”。
于是，成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组织来进行筹款，并负责款项的分配输送，便成为“工合”发展的当务之急。1939年，这个名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在香港注册成立。为这个委员会的顺利“出生”发挥最大作用的，正是两年前由艾黎护送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的宋庆龄。
“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艾黎曾回忆说。
在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帮助下，国际委员会亦得到了时任香港总督的支持，并动员了香港圣公会主教、英国人何明华（R·O·Hall）担任主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包括宋子文、斯诺、艾黎等人，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担任执行秘书的是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
“工合”国际委员会将筹得的经费送往了最需要的地方——其中很多都是抗日根据地。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是，截至1940年底，仅菲律宾和南洋华侨就筹得捐款约合法币100多万元，用于支持陕甘宁边区工合事业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对于这些援助，毛泽东曾写信给何明华致谢，他在信中说：“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毛的预言在六年后果然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源于中国人的“艰苦奋斗”，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
然而，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形势令“工合”所发动的最广泛的合作难以持续太久。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充实，但国民党却日趋保守，越来越虚弱，右翼分子一直力图接管或者改造“工合”。
艾黎本人就因为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而被国民党终止了“工合”技术专家的职务。当局还许诺，要给他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的头等舱船票，并付给他2000美金的补偿费。但实际上，艾黎既没能出国，也没有得到这笔钱。后来，他才得知政府撤消他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其罪名包括：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合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的工合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遂安（译音）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础；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失去了各方信任基础的“工合”很快就在1941年之后走上了下坡路。
“工合”运动的衰落也与当时的国内外时局变化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业所需的原料、机具，凡是由外国供给者一律被断绝；同时，外汇投机和从事海外贸易的游资，都涌到国内来找出路，加上国内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暴涨。刚刚成长起来的工合组织，即陷入原料不易得到、资金无法周转的困境。
而后的战事又进一步给“工合”带来了惨重的打击。到1945年第四季度为止，各地工业合作社只剩不到700个，社员不到1万人。
后来曾有人评论说，“工合”就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西方人‘改造中国’的尝试中容易犯的那类错误”。但是显然，工合所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幻想”的概念。至今也很难有哪项由外国友人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培黎学校
在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却办起了“最国际化”的学校。
“工合”运动在将中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生产自救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副产品”：一所名为“培黎”的学校。
在办合作社的同时办学校，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选择。一开始，还只有一些针对“工合”职员的短期培训班。但是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艾黎越来越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应该“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这些人“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
于是，在“工合”发展正红火的1940年，艾黎和同事们开始在中国各地办培黎学校。
“培黎”的意思是“为黎明而培训”，也是美籍英国人约瑟夫·贝利（Rev· Joseph Bailie）名字的谐音。
1887年，贝利就来到中国从事传教活动。但他逐渐发现，传教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和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联系，把一些在国内挑选的家境贫苦但可造就的孩子送出国学习。事实证明，“教育救国”的理念结出了很好的成果——这群孩子的很多人经过严格的培训后，回国成为当时中国工程界的着名工程师，在抗战中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实际上，贝利代表的是最早一批接触近代中国的老朋友，由于特殊的时 代背景，他们大多在来华时有着同样的身份——传教士。这批传教士朋友中，最有名的当属加拿大人文幼章。
在曾被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称为的人物中，出生于四川乐山的文幼章是最早被提及的。他曾担任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政治顾问，后来与国民党渐行渐远，成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
有意思的是，和贝利一样，文幼章后来也从单纯的宗教人士转型为教育家，他所推广的“英语直接教学法”曾经风靡全中国。虽然所做的事情发生变化，但他们身上那种传教士式的使命感始终未减。
从年龄上看，艾黎比贝利小一辈；从在中国从事的事业来看，他亦继承了贝利的不少理念。贝利深深认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老智慧，他觉得赈灾式的帮助对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唯有给中国人传授技术，教他们以组织能力，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使中国无穷的潜力开发出来。
在艾黎主持的培黎学校，教育者所奉行的正是这种理念。学校招收贫困学生，半天上理论课，半天从事生产实习。
在动荡的局势下办学并不容易，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都曾搬迁至遥远的大西南办学，何况小小的培黎学校。1943年，培黎学校迁往甘肃山丹。艾黎发现，山丹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最穷的地方”，但却是最适合办学校的地方。这里的房子，想租多少就有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有煤也有粮食，还有非常朴实的人民。
更重要的是，当局官员很少来这里，学校可以静悄悄地进行它所想要实现的一切培训和生产活动，甚至扩大这些活动，也不致引起他们的注意。从生源上来看，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有许多未受过任何教育的淳朴的农民孩子；从课程培养上来看，这里有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的油井还有优质石油，另外还有煤矿、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等，一切都为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开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令人难过的是，1945年夏，何克意外受伤，不幸染上破伤风，受当地条件所限，虽经千方百计还是找不到治疗的药物。不久，年仅30岁的何克便停止了呼吸。
何克去世六十多年后，好莱坞拍摄了根据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黄石的孩子》，导演是曾执导《007明日帝国》的罗杰·斯波蒂伍德，中国影星周润发和杨紫琼参与了演出。
为了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办学而付出的不只是何克，上文所提及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援助。当时，学校曾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20多位外国教师在这里工作过。从创校开始，学校内的一切机器设备就几乎都是在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得到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包括：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派来教师和技术人员，还送给学校一台柴油发动机和一套电站设备及拉运这些机器的卡车，并为学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粮食、书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河南设置的一个分支机构——农工服务社为学校提供了14辆卡车和一些采矿设备、钢丝绳、水泵、发动机及各种工具；美国人唐纳德·肯普（甘沛霖）开车运来了这些设备，还留下来为学生们教授柴油发动机的课程；奥地利工程师鲁诺·哈德尔本来是随车来帮助安装毛纺织设备的，后来在学校教学生们烧制玻璃，并协助设计了新式锅炉，解决了坩锅和玻璃与灰渣易混在一起的问题；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不仅在机械运输、煤矿、农场等生产项目中给予学校极大的帮助，还与学生们一起成功地改进了许多设备……就这样，在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却办起了“最国际化”的学校。
最多时，这里有400多名学生，有工业、教育、医疗和农业设施。一边学习一边生产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罕有的教育方式。艾黎认为，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实践证明，普通农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潜力。“将农村中的孩子同城市从商阶层的孩子相比较，我们发现，前者的智力和能力要强得多。”
不论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判断是否靠谱，一个事实是，从那时到现在，农民的孩子所能享有的教育机会一直远远少于城市孩子，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几乎成为不可能。曾经帮助一些贫苦孩子习得知识和技能的山丹培黎学校，终究只是一个“意外”的存在。
解放后，山丹培黎学校被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办学方向调整，不再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而是注重培养石油工业急需的机械、运输、内燃机、电机、焊接等技术工人，同时开设与石油钻探有关的专业。虽然艾黎被任命为终身名誉校长，但显然，新的办学目标已与他的初衷无关。
珍贵战争影像
“国籍视角是非常愚蠢的。对人来说，公平正义的角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被镇压的代价，不能忍受镇压，也不会支持腐败和欺骗。我们希望人民获得透明的知情权，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被蒙骗，不要屈服于强权。”
就在艾黎、斯诺等人为“工合”运动四处奔走的时候，中国的战事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有更多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外国人来到中国。
我们可以从伊文思的成长历程中找到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他在德国读大学，期间在德累斯顿市的“伊卡”和“欧纳曼”工厂实习，与工人阶级接触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边”。而他对电影的兴趣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被荷兰当局禁映的苏联影片《母亲》的启发。
此后，他又应荷兰建筑总工会的邀请，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我们在建设》，为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宣传片《毁与建》，还曾多次访问苏联拍摄，并在西班牙内战中以支持共和派的鲜明立场拍摄了着名的《西班牙的土地》。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纪录片，美国作家海明威为影片写作并朗读了解说词。
显然，对于这样一位左翼电影导演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共产党的崛起极具吸引力。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来中国，他在飞机上阅读的正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伊文思夫人马赛琳·洛里丹-伊文思回忆说。
此番中国之旅，伊文思有一位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旅伴——罗伯特·卡帕。被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奉为圭臬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即出自这位着名的战地摄影师之口。
从欧洲到亚洲，伊文思和卡帕追逐着战争，但他们是坚定的反战者，拍摄战争并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残酷，支持正义的诉求。
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残酷战争的受害者，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之前，他的妻子被坦克碾死。伊文思和他的妻子马赛琳同样是出生入死。
“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因为在这里有事情要做，有任务要完成，要向世界展示人类怎样反抗不公平……为了正义，为了人民的解放。有的时候虽然会走错路，迷失方向，但不会阻碍我前行。”马赛琳说。
和丈夫一起经历过20世纪几乎所有战争的她同时强调：“国籍视角是非常愚蠢的。对人来说，公平正义的角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被镇压的代价，不能忍受镇压，也不会支持腐败和欺骗。我们希望人民获得透明的知情权，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被蒙骗，不要屈服于强权。”
抵达中国后不久，他们便遇上了台儿庄战役，那场历时半个多月的战役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去前线拍摄，但没有人敢为这两位外国人的生命承担风险，因此他们只在后方的小树林中拍到了一场小规模战斗。
对于缺乏影像记录的抗日战争而言，这段胶片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难能可贵的资料，它在伊文思的中国作品《四万万人民》中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段落。
除此之外，《四万万人民》中的镜头还包括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局势，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包括共产党的周恩来、朱德，也有国民党的宋美龄、陈诚。而宋庆龄则为伊文思的拍摄提供了许多建议和帮助，再次扮演了与“老友”交往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遗憾的是，伊文思没能去成延安——一方面，蒋介石阻止他去延安；另一方面，周恩来也建议他不要去延安，以免影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不过，伊文思对延安的影响以另一种方式被留存下来。伊文思在离开中国前，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将自用的“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2000多英尺电影负片赠予延安。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时任摄影队长的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现在，这部摄影机被存放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后来，伊文思回忆此次中国之行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崔嵬与前来北影厂参观的荷兰国际着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和法国电影人罗丽丹在摄影棚里亲切交谈。
家，我看到了勇敢！”
伊文思在胶片上留下的影像成为中国一段战争历史的见证。几十年后，他又将在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用影像见证另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后文将详细讲述。
印度大夫柯棣华
由于遭受侵略的相似遭遇，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抗争格外关注。
诗人泰戈尔曾写过一首题为《射向中国的武力之箭》的诗，声讨日本军国主义。
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到中国抗日的战场，这是伊文思和卡帕走过的路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
白求恩之所以决定来到中国，是受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大的影响，这又是一个与伊文思的共同点。
其实，在1949年之前与中国结下友谊的“老友”们许多都有着相同的特征。
从思想上看，他们大多倾向左翼，同情工人、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
从职业上看，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以斯诺为代表的记者，二是以马海德、白求恩为代表的医生。
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无论是冒着枪林弹雨做战地记者，还是在战场上救死扶伤，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是这批们共同的特征，他们与中国的友谊无疑是被理想之光照耀的，至于利益柯棣华（1910-1942年），印度人，医生，中共党员。图为身穿八路军军服的柯棣华。
层面的考虑，即使有，也被摆在很靠后的位置。
有人为理想献出了生命，比如白求恩。后来，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中小学生必须记诵的名句。
实际上，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绝不仅仅是白求恩。在他的同行中，就有两位印度医生——巴苏和柯棣华，尤为值得记取。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开始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援中国。1937年11月27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对印度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感谢的同时，请求印度给八路军医疗方面的帮助。
很快，尼赫鲁亲手促成了印度援华医疗队。1938年9月1日，由五名印度 医生组成的医疗队乘船离开孟买，辗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进入中国。其中，队长爱德华大夫还是尼赫鲁的亲戚。
医疗队里不仅人人都是技术全面的医疗好手，而且带来了五十四大箱的药品、一辆防弹救护车、一辆卡车，甚至还有一台X光机。而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所有衣食住行的花费，也全部由印度来负担。
然而，在刚到中国的两个月里，医疗队无所作为。他们在汉口和重庆的工作，只是给一些轻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和换药。柯棣华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只能以学习中文和翻看专业书籍打发时光。爱德华大夫问我们，如果过了十二月，印度国大党要让医疗队继续留在中国我们是否愿意，我当然回答说不愿意。”
但不久之后，柯棣华便改变了想法。在来华约一年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延安。很快，爱德华队长等三人就陆续先走了，柯棣华和巴苏却留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边区居民一个是缺医少药，再一个看到了当时战争的频繁，伤员的不断增加，而且我们还缺乏训练有素的医生，所以他们就决定留了下来。”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馆长陈玉恩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事的事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成为对两人极大的吸引。巴苏曾在一次宴会后的日记中写道：“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是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王安娜）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在延安工作约九个月后，巴苏和柯棣华上了华北抗日前线，真正开始从事他们渴望已久的战地医疗工作。在聂荣臻的委任下，柯棣华还成为了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在晋察冀边区，柯棣华被取了个绰号：“黑大夫”。与之相对的“白大夫”则是白求恩。黑大夫和白大夫均技艺精湛，挽救了不少伤员的性命，但他们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积劳成疾之下，1942年12月9日凌晨，柯棣华因癫痫病发作去世，年仅32岁。
1953年，聂荣臻特别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将白大夫和黑大夫这两位异乡英雄的灵柩，由唐县迁到了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安葬在了一起。
而巴苏，则在完成医疗任务后回到印度。回国后，他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并成为中印民间外交的重要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苏暮年患病期间，中国人以相同的方式报答了这位在中国战场上救死扶伤的印度大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邀请巴苏来北京治病并访问。
李氏难题
“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上文曾提及，培黎学校迁往甘肃山丹后扎根下来，稳定发展。其实，这段搬迁中还有一个小故事，这段故事将引出另一位——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
那是1943年夏天，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正在秦岭脚下的陕西双石铺商量学校该迁往何处。李约瑟偶然经过此地，见到了这两位外国人。彼时，李约瑟正以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及外交参赞的身份行走在中国大地上，计划偏纂一部2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经过双石铺，前往甘肃西部的玉门做一些实际调查。于是，艾黎搭了李约瑟的顺风车来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发现了山丹这片适合办学的好地方。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和意想不到，1929年的火车站台，1943年的陕西小镇，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时间和地点，却都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老朋友们初次相遇的场合。
李约瑟与中国的缘分，也有许多巧合的成分。
这位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的英国人，原本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入学后旋即发现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于是改学化学。他的专着《化学胚胎学》获得学术界肯定，41岁时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本可以走上生化界学术泰斗的道路，却在正当壮年时来到了中国，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经过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思考着述，一个从未接受过史学科班训练的生物化学家，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权威，并和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李约瑟供职的剑桥大学留学之时。他既对鲁桂珍一见倾心（后来鲁成为李约瑟的助手、情人和晚年伴侣），也对中国文化一见倾心。于是，他开始在学生的帮助下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科学文化。
李约瑟的学习能力惊人，他对中国文化的熟稔可以从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管窥一二——“Needham”之所以未音译为“倪”而取“李”，是出于对中国道教始祖李聃的一种敬意；“约瑟”来自其英文名字Joseph的音译；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之结晶，他要把道家思想发扬光大，同时“丹”又与李聃同音；后来他又为自己取别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做研究的同时，也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的抗战。
1943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的委派来到抗战中的中国。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出行十一次，行程五万公里，几乎踏遍了这个西方人眼中神秘国度的每一寸土地，积累了日后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丰富资料。
后来的研究表明，李约瑟的任务除了研究之外，还要协助从沦陷区逃往内地的学者们重建大学，给他们送去最急需的实验仪器、参考书和科学期刊，并肩负着改善英中关系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后，英国能立即在中国乃 至整个区域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李约瑟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不偏不倚。不过，他与共产党领导尤其是周恩来的接触甚密，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这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共产党政权维持良好关系的保障。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指示要将《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成中文出版，并委托张友渔和宦乡负责落实，这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重点项目。
1994年，李约瑟当选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一同当选的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陈省身等人。
不过，比起他的院士身份，更加广为人知的是他留下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仍在从事巨着“中国科学史”的写作。巨着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出的答案包括：中国不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他还特别提出：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后来，许许多多的各学科学者又给出了他们不同的回答。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以外国友人身份提出的令人们深思的问题，或许是比李约瑟的皇皇巨着更加珍贵的礼物。时至今日，当人们慨叹中国的科研环境不利于创新时，依然有不少人会提起这道着名的李氏难题。
罗斯福之友
“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分裂状态，我的躯体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从1939年开始，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太平，不仅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全面侵略和内战风险的双重折磨，整个国际局势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参战。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单个的人——尤其是像这批最初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以记者、医生、科学家等民间身份活动的人——越来越难在其中发挥具体的作用，起到可见的影响。
斯诺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例外。这位在中国积累了丰富资源和阅历，并依靠一本《西行漫记》闻名世界的美国记者，在舞台上依然拥有一个不算太起眼的位置。
实际上，斯诺在1941年就离开了中国。在回到美国之前，他向世界报道的最后一件在中国发生的大事是皖南事变。在那一桩促使周恩来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事变中，国民党命令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在1月6日附近围剿新四军，令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并遭囚禁，副军长被杀。
斯诺是第一个从共产党线人处了解到皖南事变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批对外报道此事的记者。他称事变为“一月大屠杀”，这与国民党的说辞显然不同。
于是，皖南事变不仅给了国共合作以毁灭性的打击，也令国民党和斯诺之间本已非常不稳固的关系彻底破裂。在重庆政府眼中，斯诺这位曾经乘坐VIP火车包厢的座上宾已经坚定地站到了“敌对阵营”那边，甚至认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将他彻底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不过，斯诺的报道引发了国际舆论对国民党这一行动的批评和非难，客观上有助于遏制国共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斯诺出色地履行了记者的职责。
但职业上的荣耀已经无法阻止他个人生活的危机。经年累月的工作令他心力交瘁，统一战线解体、“工合”运动迅速衰败的事实又给他的情绪造成很大打击。就在这个时期，他和海伦的婚姻也开始出现问题，而他的经济状况也颇为堪忧，银行存款只有不到两千美元。
回国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此时距离他首次到达中国已经过去十三个年头。离开中国之前，一个必须告别的人是宋庆龄。宋力劝斯诺留下，在得知这已经不可能的时候，她对斯诺说：“你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开心。你属于中国。”
说斯诺属于中国而不是美国，固然是一种浪漫化的修辞，但也不乏道理。斯诺在飞机起飞不久也开始感到后悔：“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分裂状态，我的躯体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实际上，离开中国后，斯诺并未就此失魂落魄，他主动表示要关注更为广泛的欧洲事务，抱怨“人们认为我属于远东”——为此，他曾奔赴欧洲二战前线采访，观察和思考世界局势。
同时，斯诺在中国的经历又令他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这帮助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建立了良好关系。罗斯福曾经先后三次会见斯诺——联想到斯诺与毛泽东的数次会面便可以确定，斯诺无疑是那个年代全世界最重要的记者之一，也是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的少数记者之一。
有学者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斯诺迷”，曾深受《西行漫记》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斯诺最初对罗斯福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这位战时总统在修补失败的美国资本主义时不是很成功，甚至还把总统看成战争的鼓吹者。不过后来，当他真正见到罗斯福并与之有深入交流之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总统能“领导我们取得胜利，获得理智的和平”。
斯诺与罗斯福的几次会面，谈话的主题大多围绕着中国局势和国共两党展开，斯诺既为总统的决策提供了许多情报信息，也对某些国家政策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与斯诺第一次会面时，罗斯福问：“除了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斯诺建议：直接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后来，罗斯福答应了斯诺所提出的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政策，并敦促蒋介石提供资助。到两人第三次会面时，罗斯福真的做出允诺，准备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然而天公不凑巧，就在同斯诺谈话后不久，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这项计划也随之被搁置起来。
尽管后来有人认为，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存在失误——比如，他对蒋介石的认识肤浅，且过于天真地相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做出百分之百英明的决断显然是不可能的。斯诺对罗斯福的尊重和信任，并非全是偶像式的崇拜——如上文曾提到的，斯诺不是这样的人。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突发脑溢血去世的那一天，斯诺和出版社贝内特·塞尔夫人在一起，得知消息之后，他们悲痛万分。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斯诺和塞尔夫人一起打了一辆的士，司机对罗斯福发表了轻蔑的评论，斯诺便坚持叫司机停车，换车前行。
群众演员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斯诺之所以能成为所有来华采访的记者中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位，能成为罗斯福与毛泽东的朋友，不仅与他个人的努力有关，也不乏一些运气因素——当初共产党选择第一位进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时，放弃了史沫特莱，相中了斯诺，使他拥有了一战成名的机会；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又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封锁，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令大批记者失去了与共产党核心直接接触的机会，而在此之前斯诺已经去过那里两次，结交了许多共产党联系人。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1944年才终于被打破。在那五年里，变化的国际局势促使聚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他们对延安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战场已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但作战局面看上去并不乐观，许多人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越来越失望，他们急于了解共产党的抗日力量和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相。
“在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
越来越汹涌的信息渴求最终冲破了高高筑起的信息“防火墙”。在国际 舆论的压力和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国民政府的政策被迫松动。1944年2月16日，国民党发言人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正式否认对解放区封锁的存在。外国记者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联名直接向蒋介石提出申请书，蒋不得不答应组织中外记者访问延安。
最终，重庆政府组织的中外记者团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名领队和中宣部的4名“随员”。
可以想见，当局保守、封闭的新闻政策不会突然改变。即便允许中外记者奔赴西北，完全自由的采访也是不可能的，必须由政府主导组团，挑选人选并安排行程。在采访过程中，亦有贴身的监视。
“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动。后来我们知道，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那里他们就跟踪你到那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福尔曼回忆在西安采访的情景说。
官方安排的采访内容亦有许多是“群众演员”的“表演”，比如安排人向外国记者诉说共产党的“罪行”。但显然，这种表演的安排还不够到位，很快就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怀疑，并最终揭穿了谎言。同样的闹剧后来又发生在对军阀阎锡山的采访中。
事实证明，在面对舆论对了解真相的诉求时，不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反而希望依靠谎言来蒙蔽外国记者们的眼睛，是新闻政策中的下下策。
对比之下，当记者团终于抵达延安时，共产党表现出的开放心态和对民主的重视迅速抓住了外国记者们的心。波兰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言说：“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 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爱泼斯坦后来成为这批记者中与新中国走得最近的一个，他不仅被称为，还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了一名犹太裔中国人。当年，在爱泼斯坦帮助改写下，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在官方的宣传中，这条电讯的意义非同凡响：“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显然，共产党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将之视为一次极佳的外交机会。在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生于波兰，犹太裔中国人，记者、作家，中共党员。
和各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这批中外记者，他在回答提问时留下了一段被传颂至今的发言：“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毛的这段表态激动人心。后来有人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重庆到延安的旅行，就像从地狱来到天堂。因为延安的一切看上去都秩序井然，人们正在实行民主，或者他们认为正在实行。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正在实行民主。共产党看来已经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开辟通往中国新时代的道路。”
美军来客
叶剑英还特意提到了美国的革命：“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赢得胜利的。”
中外记者团是在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的。记者团领队、国民党宣传官员谢保樵一度试图制止记者们单独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他甚至赤裸裸地对中方的王震旅长说“外国记者对中国什么也不懂，只想写些对中国团结不利、耸人听闻的东西，增加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其中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出来只是为了赚钱，臭名远扬，而且没有祖国，根本不能指望他们懂得什么民族斗争。”
好在，延安不是重庆，作为国民党官员的谢已经不再能够发号施令了。
记者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解着神秘的共产党根据地，他们的所见所闻也与国民党宣传部门所制造的谣言产生冲突。爱泼斯坦记得，谢保樵曾经硬说延安的“性关系很乱”，但他的观察所得是：“此地男男女女作为同志在一道工作，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我们看到的婚姻关系都很好，正常而且牢固，建立在共同工作和利益的基础上。”
谢还曾说共产党那边的农民不说话，这也被爱泼斯坦驳斥了。他在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写道：“我在此地的全部时间，他们对谁都讲话，而且针锋相对地讲。我却从没见过谢同哪个农民讲话，除了说一声‘喂，把我的马牵好。’至于他们干不干，那就得看他们乐意不乐意了。”
曾经发生在斯诺身上的思想变化再次发生在这批中外记者身上——对实行独裁统治、大搞新闻封锁的国民党愈发失望，对朝气蓬勃、强调民主的共产党愈发欣赏。结束采访后，他们写下对共产党的许多溢美之词，以至于后来美国大使干脆称这批记者为“埃德加·斯诺们”。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斯诺们”并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中将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知道，那不符合美国人的心愿。如果在作品中称赞共产党人，出版商将会出现疑问，他们会认为记者或许是个亲共分子。”福尔曼说。
不久之后，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过分警惕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一批中国人民老朋友遭遇的悲剧命运。他们的故事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述及。
不过在当时，美国与中国、与共产党的关系还未恶化至此。就在中外记者团在延安采访期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的9名成员乘坐着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抵达了延安机场。
观察组是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蒋介石达成统一意见后成立的。之所以到访延安，目的是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当时，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飞机降落时，出了点小故障，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飞机坏了没有？”
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
六个字，透露出包瑞德的“中国通”身份。
“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取得共同胜利，美军中缅印司令部派遣了这个由很有才能的军官组成的小组，来同我们一道研究有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问题。”在欢迎这个使团的时候，叶剑英说。
叶还特意提到了美国的革命：“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赢得胜利的。”
包瑞德则致答词说：“我们来是要调查打败日本的办法……我们希望，在每条战线上，中国和美国军队都能够为了这个目标并肩战斗。”
美军的确曾为击败日本与中国人并肩战斗，并付出了牺牲。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接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之下，以私人机构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
这支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援华航空队，正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
直至1942年7月解散时，“飞虎队”为协助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者付出的代价包括：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70年后的2012年5月7日，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访美时，特意会见了“飞虎队”成员杰·温雅德和“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尼尔·凯乐威。
外界将梁光烈的这项访问安排解读为“向美国传达善意：中国和美国的军队可以选择共同合作，共同迎接威胁世界和平的挑战”。虽然今日的国际局势已经与70年前截然不同，但两国曾经的互助友谊依然可以成为今日外交的重要手段。这种“诉诸老友”的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中屡见不鲜。
纸老虎论
这里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珠宝和丝织品”，而是激情，是革命的风暴。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的天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城市在瞬间化为废墟。三天后，同样的灭顶之灾降临长崎。
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之前在中国战场上的接连失利，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最终的投降书。美国驻日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向全世界人民发表讲话：“今天，枪炮沉没，一场大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赢得了。天空不再降临死亡，海洋只用于贸易，人们在阳光下可以到处行走。全世界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们体验了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从中领悟到决不能走回头路。
我们必须前进，在和平中维护在战争中赢得的东西……”
于中国而言，的确是一场大悲剧结束了。此前，约有18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直至今日，这段侵略史依然在中国人心中留有巨大的阴影，“反日”依然是一股暗流涌动的民间情绪。不过，此后的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双方的理性选择之下，昔日的敌人成为了朋友。在两个国家正式结交为友邻的艰难道路上，许多身份各异的日本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后来成为一批重要的。
与麦克阿瑟将军的胜利宣言不同的是，中国这个古老而灾难深重的国家结束了一场大悲剧，但战争的尘埃仍未落定，死亡的威胁依然盘旋在天空，安宁和平远未到来。
从受降问题开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冲突就不断上演。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了以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使团赴华调节国共争端，然而收效甚微。国民党掌握政权已久，而共产党则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力量。彼时，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无法再左右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命运。
随着华盛顿最后一次调停努力的失败，1946年下半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中国人自己的军事较量，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这场内战发生时，之前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朋友们很多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特兰等人，莫不如是。
实际上，在这“3S”中，斯特朗是在中国时间最短的——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苏联。在1958年之前，她从未在中国定居，仅是通过先后五次访问了解中国的情况。192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她说，这里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珠宝和丝织品”，而是激情，是革命的风暴。在其后的20年间，这种激情吸引她不断来到中国。
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华时访问了延安，昔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已经改称“解放区”。在解放区，斯特朗的经历与斯诺、史沫特莱们差不了 太多——她和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同时，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核心人物，并多次采访他们。
仅有的不同是时代背景，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基于这种不同，与斯特朗谈话时的毛泽东在心态上显然与之前有了很大差别，用词也有了变化。
该年8月6日，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一个小石桌旁的一次采访中，斯特朗问毛泽东对美国反苏战争的看法，毛回答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斯特朗追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
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对于记者而言，能在一次采访中得到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便是巨大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朗的采访大获成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流传至今。为此，她还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
十年、二十年后，毛泽东又多次使用这个比喻，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此为后话。
延安婚礼
“老马，我们哪有国啊，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入籍。”
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婚礼，一间喜气洋溢的窑洞则成为了新人的洞房。
这场婚礼的特别之处在于，新郎和新娘都是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
婚礼主持人、后来担任西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的康迪当场给新人题写的一副喜联透露了他们的名字：“阳早蝶恋花，寒春鸟依人”。
没错，阳早和寒春，他们正是上文曾提到的，受了斯诺《西行漫记》影响先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
1962年，在西安草滩农场工作时，阳早作弄不喜欢打扮的寒春。
1972年，阳早和寒春被调到北京南郊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从事机械化饲养奶牛的工作。每逢节假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谈工作，非常的温馨和睦。
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寒春是费米的重要助手，他们完成了一项关键性的实验：测量出铀的临界质量。
令寒春始料未及的是，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很快被用于袭击广岛和长崎。这几枚致命武器虽然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却让科学家寒春陷入深深的纠结和痛苦。
“我是把核物理当作一门纯科学来研究的，一门非常有趣的纯科学。但是核爆炸成功以后，军队就完全控制了它，而我们科学家却对此束手无策，如果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反对的话，军队当然不能得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反对（使用核武器）。”寒春后来回忆说，“美国政府做了大量宣传，大肆宣扬使用原子弹可以挽救多少多少美国士兵的生命，这不是事实，他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基于反战的理念，寒春拒绝了在美国的发展机会——1947年，她跟随导师费米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当得知奖学金是由军方提供时，她拒马海德 (1910-1988)，生于美国，原籍黎巴嫩，医生，中共党员。图为1944年，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机场。
绝了：“我不能一辈子搞杀人武器！”
在已经抵达中国的哥哥韩丁及好友阳早的鼓励和帮助下，寒春拿着宋庆龄出具的请她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顾问的邀请信来到了中国。
大约20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了，有美国人认为“逃跑的原子间谍”寒春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但实际上，寒春深深地被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伤害，1952年她就曾在亚太和平会议上谴责大国核军备竞赛，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悲剧，科学要为和平服务。同年，她和阳早一头扎进了中国的乡村生活，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有人给寒春写信说：谢谢你们，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喝到了你们生产的牛奶。
在那次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寒春已经怀孕。同时出席会议的宋庆龄问：
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有取名。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旁边有人建议给孩子起名“金”，但了解寒春的宋庆龄说：为什么不给他起名叫“和平”呢？
于是，寒春生下的这个儿子得名阳和平。
寒春自己也的确可以被视为一名和平的信使。她和阳早结婚没多久，中国就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迎来了至今仍然没有被打破的和平年代。胜利的是共产党，被称为“纸老虎”的蒋介石逃到了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寒春和阳早去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牛羊，他们在10月下旬才得知政权更迭的消息。
另一些老友则在第一时间得知了共产党的胜利，比如马海德医生。
1937年，这位医生和斯诺一起历经艰险，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去了陕北，斯诺采访结束离开，他却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卫生部顾问，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当时，马海德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加入中国国籍。
“他以为进延安了，就可以加入中国国籍了。他就找总理去，他说我想加入中国国籍，总理说：老马，我们哪有国啊，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入国籍。”马海德的中国夫人、漂亮的电影 演员苏菲回忆说。
1949年，马海德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十二年后，周恩来实现了当年的许诺，亲笔批准了马海德的中国国籍证明，使他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
10月1日，开国大典。马海德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参加了盛大的典礼。
一同被邀请出席的外国人仅有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成员，朝鲜人民代表团，以及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
更多的中国人民老朋友们，从世界各地收到了共产党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他们曾经好奇、接触、支持过的一支政治力量，如今成为了这个庞大国家的执政党，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将获得一个国家政权的承认。
一个故事美好的前半段结束了，但现实的政治毕竟不是童话，不会有“老朋友们从此和中国一起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的简单结局——正好相反，后半段的故事更加曲折，也更加令人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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