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贸易风波：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个人的命运走向，特别是一个与国家的政策有着重大关联的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始终是息息相关的，大清国的兴起和衰落是怎样影响伍家事业的呢？
清政府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将会加强反对政府的力量，引发起新的骚动。因此，它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厉，各种清规戒律、繁文缛礼，把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狭小的渠道里。（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独口通商，这在清代海外贸易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转变。发生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的“洪任辉事件”，是造成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直接原因。
由于有限的几个港口通商越来越不能满足大英帝国商业扩张的需要，英国政府试图打破清政府的这种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他们将目光盯向了更加靠近中国大陆腹地的沿海小城宁波，就派出了当时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商人詹姆士·弗林特（洪任辉是他的中文名字）开辟一处新的贸易地点。
乾隆得知这一情况后，将浙海关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并终于在1757年彻底关闭了宁波口岸。
但是，东印度公司对于在宁波的碰壁并不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
1759年，洪任辉到达天津，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
乾隆皇帝看了诉状后，勃然大怒，认为洪任辉擅自赴天津告状，有辱天朝的尊严，结果，洪任辉旋即被捕入狱，在澳门附近圈禁近三年，之后驱逐出境。
这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又颁布了《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
这一政策虽然为广州十三行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机遇，但是这一政策不但没有换来国家的安宁，反而为后来中外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一口通商”的实行给外国商人对华贸易造成诸多困难，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了。中国闭关之前，英商是一支最庞大的贸易队伍，贸易量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中国突然实行的闭关政策对它的影响自然也是最大的。
更何况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急需为廉价而优质的英国商品寻求足够广阔的海外市场，以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7世纪后，掌握了海上霸权、奉行炮舰扩张政策的英国对东方国家就抱有了侵略野心。有一天，英国商人用望远镜窥见了世界东方还有这么一片丰腴的、物产丰富、遍地黄金的国土激动不已，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么一大块可让他们倾销产品的市场！但是正当他们发现这一可以让他们获利丰厚的广阔市场之时，大清国却关起了国门。膨胀的贸易胃口要面对的却是缩小的通商关口，这一直让英国忧心忡忡、念念不忘，绞尽脑汁想撬开大清国的大门。
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的英国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又面对着大清国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否善罢甘休了呢？他们究竟如何才能打开中国那扇紧闭的大门呢？这又对后来十三行的命运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英帝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尝试
洪任辉事件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一次小小的冲击。自此之后，国际资本则更加阴险狡猾，他们利用鸦片进行掠夺，发动了侵略性的鸦片战争，而洪任辉事件，也就是国际资本主义侵华策略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41年指出，鸦片战争与鸦片的关系，就像美国革命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他说：“战争的起因是磕头。”
面对清政府紧逼的大门，英国人觉得没道理向中国人屈服，他们已经征服了大半个印度，为什么就不能征服中国？为此他们为打开中国大门进行了种种尝试，开始的手段还算是温和。
1792年，英国政府借着乾隆83岁寿辰典礼的名义，派出了一个庞大使团前往中国，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700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5艘配备64门大炮的军舰，旨在明确展示英国的实力和财富。该使团的资助者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它和伍秉鉴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伍秉鉴后来还成为该公司的债权人。
使团为首的是乔治·马戈尔尼勋爵，都柏林学院硕士学位，人长得帅，有很多成功的外交事迹，他在俄国做特使，很得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此次奉命率领庞大使团访华，经过9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中国，在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乾隆帝觉得英国派这么大规模的英使来天朝朝拜，这为中华天朝挣足了面子，便指派大员专门迎接。1793年8月22日，马戈尔尼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雅园，9月2日赴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
到达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向天朝的皇帝送了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蒸汽机、梳理机、织布机、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疆域地形的地球仪、英国最先进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此战舰装有110门大口径火炮）、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现代炮兵装备、赫哲尔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油画、英吉利画册、热气球、车辆……在1793年，距今200多年前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从皇帝私人生活来看，洋货贡品可以为宫廷带来前所未见的“奇巧玩物”，清朝这种行为实际可说已衍生为一种制度，虽然皇帝曾多次下诏号称谨行节俭、不必时常进献贵重方物，但实际口是心非，仍然嗜好“集天下物用，享人间富贵”。
清王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待也很讲排场。
到此，似乎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但是在行见面礼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段令双方不愉快的事。
按照清朝的规定，使节在觐见中国皇帝时需要实行三跪九叩之礼。清朝礼节中包括单膝跪（是奴仆见主人，下级见上级的常见礼）和双膝跪（是比较庄严正式的礼节）。除了跪还要叩头，又分为：一跪一叩、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等，而以三跪九叩最为隆重。
中国官员要求马戈尔尼等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戈尔尼死活不同意，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他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何况在异国君主面前了。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不向别国君主叩头，不叩九次，甚至连一次也不叩，只答应行亲吻帝手和单腿下跪的礼节。而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粗俗的人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争执激烈之时，马戈尔尼甚至以不见皇帝相威胁。
在得知英国使节不肯行跪叩之礼后，乾隆皇帝非常生气，乾隆心想，我是天子，哪有让外番使节随意触摸我“龙手”的道理？还有吻手，我知道他们“夷人”有什么毛病，让他吻我的“龙手”，唾沫星子沾的到处都是……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只好互相做出让步，达成协议：在第一次觐见的宴会上，马戈尔尼对乾隆皇帝实行英国礼节，但去除亲吻手背的程序。而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庆典”上，马戈尔尼呈献国书，并实行三跪九叩之礼。
在承德参加完乾隆的万寿庆典活动后，清政府认为，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英国派出这么庞大的使团，远道重洋，送精美礼品，恐怕目的远远不只为了进贡和祝寿这么简单。
英使团觉得自己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就要求在北京多待些日子。但清政府曾规定，凡是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0天，因此马戈尔尼原准备在北京过春节的计划被拒绝了。
使团是为了什么来的呢？这件事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对广州十三行的繁荣，对伍氏家族的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当初在离开英国的时候，英国国王交给马戈尔尼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让他转交给乾隆皇帝。乾隆一看，信中竟然把“天朝”大清国和“蛮夷”英吉利放在一起，岂不是与谋反无异？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岂可允许你英吉利小国同我天朝大国平起平坐？还妄想同我天朝“互通贸易”，真是蹬鼻子上脸了！
对于锁国已久的东方帝国来说，这是不可理喻的要求。盛怒之下，乾隆皇帝下达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敕谕，重申了不可动摇的闭关意向，示意马戈尔尼使团应于十月七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举行谈判，暂缓回国，遭到拒绝。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避暑山庄，乾隆的天朝大国皇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英国使团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把清朝统治者搞得心里很毛，外国蛮夷之邦搞什么，反正都是蛮夷之邦，不想跟它做交易了。乾隆一气之下立即下达谕旨，传令沿途官员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
马戈尔尼访华之后，英国数次派使团出访大清国。1816年，派阿美士德使团，要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但由于觐见的礼仪问题，与清廷争执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拜之礼，被清廷逐回。
英国人对中国的朝贡制度早已不满。他们也多次试图通过谈判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却都以失败告终。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一只船——阿美士德号，以贸易和传教作幌子，调查了沿海驻军情况，绘制了航海图，探测了长江和黄浦江的水道。实际是为战争作了准备。
为了防止夷人寻衅滋事施行的“一口通商”政策究竟是让大清国变得更加安全了呢？还是对大清国的国事安全带来了新的隐患和危机？它是进一步促成了伍秉鉴等十三行行商的繁荣，还是由此将其引入了低谷，甚至葬送了它的前程呢？有着很强自尊心的英国人又在想什么样的花招对付自负的大清帝国呢？
“一口通商”蕴藏的中外紧张局势
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伍秉鉴等一大批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促进了广州贸易的发展，粤海关每年高额递增的税收，令清廷利令智昏，官吏们每天沉浸于事业辉煌、歌舞升平之中。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觉察，这束辉煌只是地震前的一缕地光，这种和平只是地光前的一时寂静。闭关锁国的一口通商政策在将他们推向财富顶峰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将他们推向了一场日趋激烈的商战，在角逐中，中西实力的对比悄然发生变化，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
起初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由于清政府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加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西方工业品的需求很小，使得英商为了换得东方的茶叶、丝绸等物品，不得不用银元购买，获利微薄。
就拿中国大宗出口商品茶叶来说，谁都承认中国福建的茶最好，中国的茶叶出口到英国以后，大批英国人已对茶硷上瘾，在18世纪，英国的人均消费茶叶量增加了15倍，英国很快成为对外贸易入超国。而大清王朝靠优质的茶叶、精美的丝绸、独特的瓷器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贸易顺差，白花花、响当当的银子，可全都是让中国给赚了。
例如，1765年至1768年间，中国对英贸易出超白银997704两；1795年至1799年间，出超346957两；1830年至1833年，更出超2615263两。英国人为此不得不从墨西哥筹措白银，才能持续向中国采购茶叶。全球范围内的这么折腾，到头来还要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使英国资产阶级笼罩在焦急愤怨的情绪中。
其实，英国人对中国的积怨早就有了，但是他们总也搞不明白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没有需求？在他们眼中，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虽然对与中国通商结果很不满意，但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大清国抗衡。面对着中国的通商制度，他们也只好容忍。
到了18世纪末，随着英国的发展壮大，英商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他们要征服世界，当然就决不能容忍中国的闭关锁国，他们要用他们的手段和逻辑和中国对话了。
西方列强会采取怎样的办法一改这被动局面呢？记得有位经济学家说过，商品不能跨过边境，士兵就会跨过边境。1836年，在欧洲的出版物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把和外人贸易的场所限定于一个狭窄的地方，并使它受着这么多的约束，是一件憾事。我们不需大动海军，也不需多费钱财，需要的不过是几只中等的军舰，带着一份拟就的条约稿本，直接到北京去。”
“强权就是真理。”他们不喜欢费心思调查研究他们的商品在中国卖不出去的原因，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英国卖给中国的东西就很可笑：他们曾经运来一大批餐刀餐叉，想象着中国这么多人口，一人一把，会很有市场，但实际上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而中国人看到洋人吃饭居然用铁器，拿刀切，让人想到没有进化成人的类人猿；让当时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还有睡衣睡帽，睡觉谁还穿衣服？除非这个人心理有毛病。另外，还有外商托运一大批钢琴到中国销售，根据他们的估算，中国大概应有两亿妇女，至少每200个妇女中会有一人喜欢钢琴，结果呢？不要说在清代了，就是在现代的家庭，恐怕买这种高雅乐器的家庭也不是很多；甚至，还有人向中国发运大批圣经，预测中国的天主教禁令取消后，随着传教士们在中国使天主福音的广布，圣经一定会成为抢手货，结果，他们都想错了。
英国人根本没有分析中国人的喜好，而是朝着歪门邪道上动心思了。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一些不法外商处心积虑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开始琢磨：世界上什么赚钱最快？纺织品？钢铁？……削减了脑袋琢磨快速致富的办法。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所谓的“唱歌机器”、英国的钟表、机械玩具等着迷，但是这种生意的规模很小，而且只是昙花一现。最后他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成本相当低、而且还可以保证长久消费的特殊商品——鸦片上。19世纪中期的一位英国官员指出：“我们带到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没能真正流行起来。要打开他们的铁石心肠，鸦片是唯一有效的‘芝麻开门’式的秘诀。”
换一个角度来说，就算中国方面愿意与中国通商，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商也不会在中国取得市场，英商若要改变中国长期出超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腐败制度决定了英商只能另辟蹊径，将目光集中到了鸦片或类似的特殊产品上。
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在世界多数地方都属于非法毒品，不仅毒害人的身体，腐蚀人的精神，吸食成瘾者，身体逐渐衰弱，精力耗散，神志委靡，久成废人。但成瘾性物质的交易意味着巨额利润。
于是，无法通过正当贸易获利的英国商人，为了赢利，开始以澳门作中转站，不惜铤而走险走私鸦片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贸易由此发生了彻底逆转。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收入为白银77894两，到了1780年，迅速上升至145443两，翻了一番，一举改变了白银外流的局面。一些不法外商通过走私鸦片，也大赚黑钱，这其中就包括与伍秉鉴关系密切的洋人，如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也包括伍家担保的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他们都是鸦片大走私商。
英商走私鸦片，清廷着手禁烟
接下来，赚得大量白银的英商鸦片走私活动日益猖獗，1729年以前，英国商人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过200箱。1773年，英国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到1800年猛增到4100箱。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那年，鸦片年输入竟高达7000箱。1838年，就达到了40000余箱的最高纪录！鸦片输入的量如同飙升的温度计，噌地一下就上去了。
鸦片在清国的兴起，不仅仅给西方列强带来贸易和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软肋，大清国民那种看起来已成为一种坚强习惯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风，在这黑黑的药丸面前，不堪一击。吸食鸦片“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顶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1835年前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鸦片输入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之前大清国政府“中国物产欧人取之是必需品，欧洲物产中国取之不过是不必要的东西”的傲慢态度被鸦片的魔术一举粉碎了，中国成了欧美制品的大市场。
对清政府来说，鸦片贸易最直接的后果是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其财政造成了极大困难。根据黄爵滋的奏疏，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1834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年至今（编者注：即1838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第485页）
此外，鸦片泛滥，银价飞腾也严重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削弱了封建统治。清朝各级官吏，吸食鸦片的很多，他们吞云吐雾，终日昏昏沉沉，不理政务，更增加了寄生性和腐朽性。打仗的吸食鸦片战斗力变得很差，士兵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
清政府逐渐察觉吸食鸦片对国民身心的严重危害和对国家财政的威胁，便对鸦片贩子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早在1729年，雍正帝就曾颁布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1800年，嘉庆帝一上台就赶紧下令严禁鸦片入口，规定凡外国商船来粤，须先由行商具结，保证进入黄埔的货船不夹带鸦片。清政府起初以为：只要它一声令下，禁烟就会非常成功。没想到禁令一道道颁布下去了，鸦片贸易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一天天地猖獗起来了。
于是鸦片问题注定成为清朝历代最高领导人万分关注却又难以解决的“老大难”，父亲把问题传给儿子，一代传了一代，到了道光时代，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成为鸦片贸易的终结者。
道光接班后本也充满自信肯定比他父亲强的，命令满族贵族阮元、达三狠抓落实，结果这俩官油子只回答他八字方针：暂事羁縻，徐图驱逐。就这样一拖拖了10年！
有令不行，禁令并不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铁板一块，远在南方的广州便是如此，那里有人数众多的外国商人，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产品，那里还有繁忙的中外贸易，鸦片贩子想出用“快蟹”“扒龙”（帆张三桅，左右快桨各二三十，配备枪炮，航行快速的走私船）等特制快艇，没有炮械，有水手百数十个，左右各五六十快桨，从停泊零丁洋面的趸船起运鸦片，行驶如飞，水师很难缉拿。到19世纪30年代，走私范围又从珠江口扩大到东南沿海。
鸦片贩子有恃无恐与清政府地方官员的腐败有关。长期以来官府的稽查就是为受贿而存在的，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报告里说：满洲政府禁烟令“不过官样文章”，负责巡缉鸦片的清朝官吏贪污成风，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以纵容鸦片私运以为发财机会，在得到一笔贿赂之后，便不加过问，甚至掩护和参与鸦片走私。在官吏们的包庇纵容下，烟贩们比从前更加猖狂地偷运鸦片，有些商船干脆就什么都不运，专事鸦片生意，鸦片的输入量有增无减。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此时正值道光年间。道光皇帝是一个资质平庸，做事谨慎过度，治国缺乏定见的君主。平庸的君主有两怕：一怕被人蒙蔽，二怕被人轻视，为此不得不时时处处表现出“圣明”的一面，道光就挑剔细节，注重形式，来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结果使“多磕头，少说话”“报喜不报忧”成为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使遗害晚清政治者层出不穷。
他最信任的两个宰辅，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老曹是主张“多磕头少说话”的第一人，老穆穆彰阿比起曹振镛来更擅长窥测道光皇帝的心理，两人上下其手，把道光蒙蔽其中。没有一个跟朝廷讲国家和地方问题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搜刮、聚敛、升迁和尊荣。
这正说明道光皇帝不具备政治家的能力，治国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道光皇帝恰恰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忽视了。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鸦片战争中对林则徐的任用和罢免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随着鸦片走私的日益猖狂，湖广总督林则徐大声疾呼：“如果不严禁鸦片，几十年后，中国将无御敌之兵，也无可筹之饷！”道光皇帝深以为然，痛下决心，严禁鸦片。他便委派这位知识渊博、为官清廉的钦差大臣——身材肥胖、胡须浓密的林则徐，到广州打击鸦片交易。
关系网发达的伍家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就已经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因为伍秉鉴和伍绍荣通过贿赂等手段与清政府中的要官保持了很好的私下关系。其中就包括与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的交情。
穆彰阿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擅长窥测道光皇帝的心理，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一时权倾内外，至道光十七年成为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辅大臣。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从中得到肥利，发了横财。
琦善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一个世袭一等侯爵的贵族家庭。道光元年（1821年）后，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道光十一年调直隶总督，此后一直署理或实任直隶总督达十年之久。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据说，琦善与广州海关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便勾结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他狼狈为奸，欺上瞒下，通过走私获利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两银子。
为了便于和官府搞好关系，伍绍荣不仅用银两捐了个三品顶戴，而且还用银两买通了琦善和穆彰阿，让他们一个劲儿地给他做后台，朝廷有什么重大内情要第一时间通知于他。这两位都是见钱眼开的大臣，只要能得到钱，什么事都好办。
就这样，在清政府派遣林则徐到广州收缴鸦片之前，穆彰阿指使琦善给广州的伍绍荣写了一封信，信中指示他们在广州的亲信伍绍荣，就如何对待禁烟、如何对付林则徐等问题，做了安排。然后，派人用六百里急传的速度送到广州。
伍绍荣第一时间得知朝廷禁烟消息，心里又踏实，又有几分不安，让他放心的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投在两位大人那儿的十万两银子没有白花，不安的是信中说林则徐已被皇上封为钦差大臣，近日即赴广东禁烟，而且皇上赋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形势非常紧急。
伍绍荣虽然没有与林则徐谋过面，但是他对林则徐早有耳闻，知道此位钦差大臣绝非等闲之辈，生性刚正不阿，对鸦片的危害已经深恶痛绝，已下定决心要将鸦片消灭干净。穆彰阿和琦善在信中特意提醒伍绍荣要多加小心，以防被林则徐抓住漏洞，最后还叮嘱伍绍荣不要此时透露出去，以免给他们招惹麻烦。
在看完信后，伍绍荣再也没有心思合计生意，心急火燎地奔十三行的公行去了，他要尽快把形势告知中外商人。
与大鸦片商颠地的较量
伍家与外国商人联系甚密，嘉庆十四年至取消公行时止，英国驻华历任商务监督，都与伍家打交道，因此伍家与外国外交代表、军政官员、重要外商常有来往，特别是和美国在华最大鸦片商旗昌洋行、英国鸦片商查顿-马地臣行、颠地关系更深。
颠地是英国的大商人。他在广州与查顿相齐名，他开设的宝顺洋行，仅次查顿、马地臣开设的怡和洋行，也都是当时有名的英国鸦片走私贩子。
颠地大量走私鸦片，在鸦片战争前早已臭名彰着，1836年许球的禁烟奏折中提出查拿，后来，邓廷桢、骆秉章奏折中都指出他实为奸夷之“渠魁”。林则徐赴粤禁烟之前，对他的走私情况相当清楚，是林则徐出京前派人重点密访查拿的大烟贩。
伍绍荣慌慌张张来到十三行首先找到颠地。颠地这个人人高马大，大腹便便，看上去似乎勇猛无比；一头打着卷的黄发，还有外国人标志性的高高耸起的鹰勾鼻，而对面的伍绍荣，身穿长袍，头戴小帽，一对小黑眼，一副瘦骨嶙峋的模样，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看上去十分有意思。
正坐在沙发上的颠地见到伍绍荣惊惶失措的样子，却异常平静地问道：“伍大人前来，不知有何要事要议？”
伍绍荣连忙走进了，说道：“有事，有事，这件事非同小可。”
颠地把双手朝身后一背，晃了晃肥胖的身体，不以为然地问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伍大人急成这个样子！”
伍绍荣告诉颠地说朝廷已经决定要派林大人前来广州禁烟。
“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就这么点破事就把伍大人急成这等模样？”颠地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伍绍荣还以为自己哪儿说的不对了，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起来。颠地见伍绍荣那傻愣傻愣的样子，笑得更加起劲儿了。
伍绍荣想问又不好意思地问道：“不知……颠地先生……是什么意思？”
颠地轻蔑地说：“禁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谁又能禁得了呢？这只能是无稽之谈。禁烟的结果只能是越禁鸦片越泛滥；越禁，鸦片商赚的钱越多。你不觉得清廷很幼稚吗？”颠地若无其事地抽着他的雪茄烟。
颠地的态度让伍绍荣很着急，颠地越不把朝廷的这次禁烟当回事，伍绍荣就越有危机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但他又不得不强捺着性子把此事的重要性详细地做了一番分析，希望引起颠地的重视：“颠地先生，这次朝廷派来的官吏绝非等闲之辈，曾誓与禁烟一事相始终，态度异常坚决，手段颇为强硬，不可小觑之。”
颠地嗤之以鼻地说：“伍先生，你不用害怕，我们之间干了这么多年的鸦片生意，不是也没出现什么大的差错？难道钦差大人一来，就搁浅了？不！你们大清王朝做禁烟的官员我见得多了，他们都是畏首畏尾、贪财如命之辈。按照以往中国官员宣布禁烟惯例，只要交出一笔可观的贿赂，便可相安无事。”
颠地停顿了一下，又压低了声音，小声说道：“现在零丁洋上还停留着我的二十多只船呢，一旦有机会，我还会有大把大把的钱可赚的。”说着说着，颠地把双掌合在一起，轻轻揉搓着，嘴角上挂着心满意足的表情，仿佛在他面前摆满了数不尽的白花花的银子。
伍绍荣苦苦规劝：“不，不，颠地先生，这位大臣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绝对不是贿赂贿赂就能蒙混过关的。还是希望你做些准备为好，有备才能无患啊。”
颠地似乎被说动了：“照伍大人的意思，我该怎么对付？”
“我还是规劝阁下配合一下朝廷，把所有的鸦片统统运走，等过去这阵风再说。”
颠地一听要让他把鸦片运走，立刻站起来反对说：“不！我绝不会丢我们大英国民的脸！”
伍绍荣见颠地又变得如此强硬，额角上立刻渗出豆大的汗珠，他是拿这位犟驴一点办法没有了，只能干着急……
颠地的态度完全出乎伍家的意料，这让他想起了五年前的“律劳卑事件”。
威廉·约翰·内皮尔勋爵（Wiliam John Load Napier），被满清政府有意将其名字翻译为“律劳卑”，似乎是指内皮尔勋爵是个身份卑贱的蛮夷苦力。其实人家是苏格兰贵族，1833年12月10日，皇家委员会任命内皮尔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以总理对华贸易事宜。
被派往澳门时，巴麦尊对内皮尔勋爵嘱咐说：“阁下到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阁下之职责，除保护并扶助英国臣民对广州商港的贸易外，查明在中国领土内有无他港扩展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主要任务之一。为达到此目的，阁下不应放过任何可以促成与中国各地方政府产生商业关系之机会。于此，我们切望与北京朝廷建立直接往来关系，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除有特殊情况，英国兵船不得越入虎门炮台。”
律劳卑不熟悉中国国情，广州十三行的行商领袖伍秉鉴告诉律劳卑表示要他务必遵守《大清律例》和贸易规则，而且不可擅进广州，律劳卑对于伍秉鉴的劝说油盐不进，他认为这些都是清政府无礼的规定，没有在澳门等待批准，径自前往广州，并向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但问题是，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直接交往。卢坤认为这封公函是对其一品大员身份的侮辱，再加上擅自进驻广州两项罪名，不亚于开车超速、轧实线，再加上闯了红灯。这公函遭到断然拒绝，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服从。他认为卢坤是北京当局任命的广东省最高长官，而他是伦敦任命的驻华官员，两下应该平等交往，他凭什么要以下属的姿态同卢坤会见呢？卢坤则命令行商准备停止与英商贸易，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又派兵包围英商馆。
律劳卑不甘示弱，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接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68只战船用武力对付。律劳卑虽因患疟，但仍顶住封港令和封锁达17日之久，最后黯然回到澳门，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据说勋爵临终之际，曾经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去信，请求政府以武力对华，洗雪北京当局前后三次对于英国使节的“奇耻大辱”（即马戈尔尼、阿美士德访华风波和律劳卑事件）。有学者认为，“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伍秉鉴又作何感想呢？
1839：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
1839年3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二十五，传统的新年刚过去，恢复往日平静的伍氏花园中，一位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正在小憩，他就是广东十三行首领伍秉鉴。
这一年功成名遂、名利双收的伍秉鉴，按说可以安安静静地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了，但是老天并没有给他这个福分。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巨额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他在清政府和洋商的夹缝中安享晚年，他再也无心打理生意，整日里守在书房长吁短叹，消沉之极。
他为何如此消沉？又为何而长吁短叹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一天，林则徐长途跋涉1900多公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带着他禁烟销烟的光荣使命，终于到达广州。他身穿道光皇帝召见时赏赐的黄马褂，顶戴花翎，官气十足，广州城万人空巷，争着一睹钦差大臣的风采，而伍家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林则徐来到广州就下令立即停止所有“大烟”交易，并要求洋商无条件上缴所有在广州的鸦片，违者财物全部充公、人就地正法。
当伍秉鉴从儿子伍绍荣那里得知此消息时，岂止是寝食难安，心绪不宁？
十三行并不是单纯的对外贸易商行，它还肩负着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的重任。如今大量鸦片流入中国，伍秉鉴作为半官半商的十三行领袖，自然难以逃脱干系。
林则徐来广州前的3月8日，伍家父子曾召集所有广州十三行各行商掌门人以及驻广州的外商洋行首脑秘密开会，与会的人员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紧张、压抑气氛。
伍秉鉴头戴红顶，正襟危坐，将林大人前来严禁鸦片这件关系到各行商生死存亡的大事告知各位，并提醒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朝廷是要动真格的了。希望各行商凡有牵涉鸦片生意的，务要停顿下来，还警告那些外国商人说，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在紧要关头，须得同舟共济，不要硬碰硬。
但有的鸦片走私商却不以为然，仍是我行我素。因为他们与中国官员常年打交道，觉得自己对中国官员的做派再熟悉不过了。这么多年，各级缉私查禁鸦片的官吏和兵卒十之八九是雷声大雨点小，做做表面文章，收受贿赂后就回京交差去了，所以他们根本不把这次禁烟放在眼里，再凭借与当地官吏多年维持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既不主动销毁鸦片，也不打道回府，只是把装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暂时隐藏起来，想等风声没那么紧了，再放回来。
他们哪里料到这次朝廷派来的大臣与以往完全不同，刚正不阿的林则徐甫一上任，便召集各级官员，广泛了解鸦片在各地的泛滥程度，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就发布《关防示稿》，向全体官民宣布：“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办，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另一个告示《收呈示稿》明确表明钦差大臣到广州查办海关、严拿烟贩、严禁鸦片，搜查和封存所有与经营鸦片有关的商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信心和决心。
朝廷和洋人在这次对峙中的态度完全出乎伍秉鉴的意料，处于中间的伍秉鉴预感到一场危机即将到来。那一夜，江对面的他忧心忡忡、彻夜未眠，一方是多年来的贸易伙伴，一方是朝廷官府，得罪了哪边对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力避免矛盾。
3月18日，林则徐封闭了广州城内所有烟馆，尔后召来了行商问话，在场的官员、士兵无不被林则徐的气势所震撼，即使没有犯纪违法的人也心惊肉跳、毛发直竖，面色如土，有的甚至身体像一堆烂泥，连跪都跪不稳，吓得早已瘫倒在地上。
林则徐拿伍秉鉴父子问话，责令三日内务要传谕洋商缴烟具结，并公开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事后，伍秉鉴又向外商讲明了利害关系，希望大家能从长远考虑，积极配合政府的检查工作。一些小规模的鸦片贩子也感到了这位钦差大臣雷厉风行、老成干练的不同做派，似乎不像以前的官吏那样好对付，心里似乎有点害怕了。
在林则徐的重压下，半官半商的伍秉鉴东家跑西家走，从洋人手里缴来1037箱鸦片并及时交给林则徐，希望这场风波能到此结束，哪想到不仅得罪了自己的贸易伙伴，而且还惹得林则徐大发雷霆。
原来，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就已经派人对广州的鸦片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知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也是怡和行担保的英商颠地“本系着名贩卖鸦片之奸夷”“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
以前颠地曾是清政府多次要缉拿的对象，但他都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的方式得以逃脱。但这次遇到了清正廉明、态度强硬的林则徐，看来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但是，无论林则徐怎么审办颠地，颠地的态度毫无改变，林则徐认为是因为有伍家在背后给他撑腰，于是，又将矛头转向了伍家父子，让他们知道知道本大人的厉害。
3月23日，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锁枷加身，捉拿归案。伍家一看事情越闹越大了，为了息事宁人，表示愿意拿出个人家产效命朝廷，林则徐不同常人，哪里会收取他的家资，立刻大声喝令：“大胆伍浩官，你竟敢用钱财来通融本大人，你把本大人当成什么了。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说完，立即将伍绍荣押入大牢。
此外，伍秉鉴和潘正炜也被革去职衔，套上锁链，以迫使颠地就范。后来，林则徐给了伍秉鉴立功赎罪的机会，将其释放。
伍浩官出了钦差的行辕，不敢稍作停留，便直奔向十三行街的英人商馆，生死在即，性命攸关，那种急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万幸的是：“毕竟林大人没有把我处斩，让我戴罪立功。只是洋人的脸色我是知道的，只好见机行事了。”
哪知道颠地根本不吃这一套，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伍秉鉴承诺说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赔偿外商的损失，来换他与清政府的合作，他也不干。
林则徐见此无效，便采取强硬措施，对一些不听话的外商采取封锁商馆、断绝通信、断水断粮等非常手段实行行之有效的军事管制，又命令澳门的葡方官吏，驱逐所有英人！
伍秉鉴知道其实有许多外国商人并没有涉及鸦片走私，这种“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做法很容易涉及无辜，激化中外矛盾，造成事态扩大化。有鉴于此，伍秉鉴让儿子帮助外商买进糖、油，供给用水等，并派人送去鸡、火腿、面包和饼干等食品。而这种人道化的做法，后来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之一。
最后，难以维持生计的鸦片商扛不住了，只得交出了全部鸦片。
从6月3日到6月26日，林则徐亲自监督，将收缴来的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事件。
虎门销烟是具有伟大气魄的壮举，是正义的爱国行动，它将名垂史册，但是，当林则徐在广州大刀阔斧禁烟，为中国民众和国家根本利益进行正义斗争的时候，就在满清统治者为禁烟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的时候，伍秉鉴却嗅到了战争的气息。因为他太了解他的合作伙伴颠地了，他狂妄自大，完全不把大清的警示放在眼里，再加上他背后有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撑腰，义律故意要挑起事端，正为发动一场鸦片战争在英国国会聒噪不止，鼓吹对华用战，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席卷大清南门。
抑郁萧条的广州城内，风烛残年的伍秉鉴静静地半躺在椅子上，尽管南国已经是春意盎然，他仍然感到袭人的寒意。他的内心是寂寥的、彷徨的、忧患的、惆怅的。尽管他在战争的暴风骤雨中主动承担巨额赔款，捐资助国，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像伍秉鉴这样的行商，无论财富再多，也无法走出必然衰败的宿命。
蒙受民族败类之耻辱
曾经富甲天下的伍秉鉴，虽然有钱、腰杆儿挺得相当直，在外人看来，风光得很，但人家的“有钱生活”可远远没有现在富豪们那么风光，身在其中的他则苦不堪言。这种痛苦来自于他死后100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有人说他是贸易先驱，有人则指责他是“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民族败类。
争论无非是围绕着伍秉鉴一家人究竟有没有走私鸦片进行的。那么确切答案是怎样的呢？伍秉鉴是否也参与了鸦片走私？
从史料记载分析来看，伍家怡和行一向从事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不论是清宫档案，还是英国等西方国家保存的档案，都还没有发现十三行商人参与买卖鸦片的记录。政府对伍家最重的一次处罚，就是1821年，道光皇帝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以夷船私贩偷销鸦片，“洋商伍敦元（伍秉鉴）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着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
虽然走私鸦片容易来钱，可以获得暴利，但行商们却并不愿涉及。道光元年（1821），行商曾致函英国大班：“鸦片买卖事关身家性命，不得已必须秉公而行”。美国商人亨特提到：“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也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他们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伍秉鉴的怡和行为何不愿从事这种获利颇丰的生意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大清国实行“保商制度”，官府规定，所有入口的外来船只必须由伍浩官等四家行商承保，保证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没有装载鸦片，一旦出现问题，唯行商是问，必罚重金。伍浩官等四家行商都是殷实富户，不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铤而走险，从事这样的非法贸易。与高风险的投资或者违规的生意相比，身家殷实的行商更加倾向于从事合法的、获得稳定回报的生意。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鸦片贸易是一种在行商体制外的走私活动，一些夹带鸦片的商船往往在珠江口外卸货交易，这在十三行的贸易范围之外，是行商们无法控制的。
尽管伍家没有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但是怡和行与走私鸦片的许多外商有着密切的业务关系，伍家作为十三行的首领，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应有责任，导致鸦片贸易泛滥沿海、波及全国，怎么说伍家都摆脱不了干系，受到惩罚自然是难免的。1817年，一艘由伍家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清政府广州海关查获，伍秉鉴因此负连带责任，其他商行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顶多也就是一个“渎职罪”，但是从他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伊始，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就有些言重了。而且战争中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也不契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羞耻，天经地义地被记在直接参与战后和谈的伍家头上，伍家由此也被后世打上“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印记，民族败类的名分已经背负在了他的头上，不管他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负面印记和名头，后人更没有几个人记住这位富商的名字。
鸦片战争中的义利取舍
按说英国与大清国做生意，是英国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有求于英国，英国人应该明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的道理，碰了一鼻子灰后就要好好反省自己，多熟悉熟悉中国的情况，改弦更张，即便再不情愿，也不能与清政府直接对着干，起码也要在表面上保持一副崇拜中华文明的样子，满足一下大清国的虚荣心才好办事。可是，英国商人就不情愿在大清国面前低头哈腰，而是处处与大清对抗。
英国商人不甘心它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200万英镑的收入在虎门销烟中化为乌有，回国向本国政府讲述了在中国受到的“非礼”待遇。英国政府觉得堂堂一个大英帝国怎么能受到外国人的气，在外人面前丢脸？我们得给腐朽的清政府以致命一击，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大英帝国不是好惹的。
还有英国人叫嚷说：“现在极应当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很久以来，它遭受了各种的侮辱，它屡次遣派使节，赠送礼物，以争取友谊，而毫无结果。当遭受损害之后，屡次尝试以和平的、提意见的方法，求得解决，而尽归无用。它的使臣被拒回了，它的礼物被认为是贡物，它的忍耐被认为是畏惧……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注：《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二），第662-663页）。
英国人的强硬态度当然也是有资本的，那就是他们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经济上得到急速发展，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
而且经过前几次派出使节出访，发觉大清国只是盲目地自高自大，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似乎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危机重重，最切实的危机就是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关心的只有对绝对王权的维护，至于其他都属于混沌状态。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这让英国发动对华战争更有了底气。
于是，1840年4月，大洋彼岸的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发动对华战争的议案，打算再次拜访中国，但这次英国人带来的不是礼品，而是坚船利炮——用战争手段获取当年马戈尔尼勋爵在外交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6月，以懿律为总司令、义律为副全权代表组成一支拥有军舰16艘，运输舰28艘，武装汽船4艘，载炮540门，士兵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走了大半年，绕过大半个地球，在中国海集结，封锁珠江口，用坚船利炮对准了中国国门。
以上所说的都是鸦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禁烟是其中之一。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但禁烟更多的是扮演一种导火线的角色。纵然没有林则徐的禁烟，这场战争也是逃避不了的，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触发了一个必然事件的发生。
此时的中国正是道光年间。道光是乾隆的孙子，嘉庆的第二子。乾隆一生功绩卓着，处事圣明，可惜他的子孙一个不如一个。嘉庆帝，论起治理国家，只有一件事可圈可点，就是迅速、利落地扳倒和珅，其后20年中，因其本身资质愚钝，自然子不如父。
道光皇帝是个十分矛盾的君王，在清朝历届皇帝中就他以俭着称。道光帝穿的套裤，膝盖处破了，让人在上面补了一块圆绸，就是一般百姓说的打掌。
看到皇帝崇尚节俭，官员们无不争先恐后地仿效，导致旧衣服比新的卖得还贵。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其实，这只不过官员作秀罢了。
一次，他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吗？”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很高兴，来了兴致，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3两银子。”道光帝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就要5两。”还有一次，他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50两银子，于是作罢。
若按常理推论，生活如此俭朴的道光皇帝，理应是位勤政爱民、大兴国运、为万民称颂的好皇帝才是，但历史却与大清子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却为大清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败在洋人枪炮之下的皇帝！30年后，他在临终前下令不准在他的墓前设立功德牌坊，以表他的个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国。
回过头来接着说战争的进展。到了1840年6月，鸦片战争轰然爆发。这年7月，懿律、义律等率英国“远征军”舰队到大沽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起初战争只是一系列小的冲突和海上遭遇战，英国虽有许多人员伤亡，但大都是因为疟疾和痢疾引起的，而由于中国军队作战能力极差，中国人从未见过蒸汽驱动的军舰，看到这些军舰能够逆风而行，而且可以在浅海中航行，他们被吓呆了，还有几千官兵和平民因不堪面对失败而自杀。
随着英军的步步紧逼和战争的加剧，意味着伍秉鉴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据一位美国商人记录，当时伍秉鉴听说战争一事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伍绍荣吓得魂都出窍了。
伍秉鉴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是对十三行垄断贸易心怀成见，要是洋人胜了，他们毫无疑问会要求朝廷废除十三行，直接与中国政府通商，那么，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将受到极大的挑战；要是打跑了洋人，断绝了和英商的往来，也就相当于断绝了十三行的经济来源。无论哪一种结果，十三行都是死路一条。
想到这些，左右为难的伍秉鉴老泪纵横：“我伍家几代苦心经营，挣下了这殷实的家业。哪知事到临头，伍家的财富，与为父顶上的三品红戴，依然是不堪一击，丝毫不能保全伍家的安逸。”
国家的命运决定每个国民的命运。而且，命运的巨轮是不会以谁的意志和喜好而停止的，国家的每个公民都要卷入其中，或成为英雄或成为炮灰。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一边是自己的国家，一边是自己多年的贸易伙伴，这对处于中间位置的伍秉鉴是分量很重的一次考量，这位世界巨富会作何选择？他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尽管这个政府时时刻刻在对行商进行盘剥和掠夺，尽管这个政府有很多贪污腐化、置民生之疾苦于罔闻的贪官污吏；虽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伍秉鉴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但总的来说，以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行商还是爱国的。他们深知没有“国”便没有“家”，唇亡则齿寒，在自己的国家与英国人的对峙中，在国家的艰难时刻，他们还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族利益一边，捐款捐物，倾其所有，不辞劳苦地担负起筹集资款的重任，协助官员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加固海防，为大清朝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争取打赢这场战争。
在战争前期，伍秉鉴、潘正炜等行商为阻止英国侵略者攻入广州城起到了积极的贡献。1835年，清政府为整顿海防，须添置虎门炮位，洋行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了广东虎门外的防御工程，这道工程曾让拥有尖炮利剑的英国军队一时束手无策。后来，这些洋行还在国外购买了大炮捐给国家，响应林则徐抵抗英军的号召。
英国人一看拿下广州是没戏了，便采取了“打得赢则打，打不赢则换”的策略，中国地盘这么大，干吗非要跟广州较劲儿？往哪儿换，移军北上！7月初到达定海。
当地官民一见这么多洋人，还以为是路过给中国皇上进贡的呢，结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打仗的，这儿很长时间没打过仗了，定海很快被攻下，英军随即抵达直隶，把京杭大运河给封锁了，这下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就断了。
历史对乾隆晚年严重过失给予的无情惩罚，终于落到了他后代身上，道光皇帝惊慌失措，听信谗言，将林则徐革职查办，重用贪官琦善等人。
5月24日，英军攻打广州，腐败的清政府在投降派的主张下妥协撤防，致使英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广州城所有炮台和制高点。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5月下旬，清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与英军作战中被英国侵略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奕山等人吓得失魂落魄，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派人向义律乞降。
清朝政府以为只要精心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任凭堤墙之外的时局如何变幻、风雷如何激荡，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做自己的皇帝，对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高枕无忧。现实粉碎了他们的这一幻想，事实上，他们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
讲和的重任理所当然地就落在了和义律有着私下交情的伍家人身上，双方经过一番激烈商讨，于27日缔结休战协议《广州合约》。英军答应退至虎门炮台以外，但条件是广州一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
就这样清政府以600万银元巨额赔款为代价，换来了广州城的苟且偷安，此次赔款为此后英军在江南一带扩大侵略提供了充足经费，也成为《南京条约》的前奏。
这600万银元赔款十三行出了200万，其中行商伍绍荣一人就出了110万。可见那时候，商人地位的低下，连做了三品顶戴的世界级富豪，也必须夹在官府和洋人中受气。伍家对于这110万的付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但他只能无奈地使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把奉献巨款作为转换风水的方式：80万保佑洋行生意兴隆，30万保佑儿子孝顺。谁说广东人不幽默呢？
1840：师夷长技，捐资助国
商人致富后，多“富好行其德”，表现有二：一是富后周济贫民。陶朱公弃政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二是商人致富后，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在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中。
战争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的一场较量，更是背后综合国力和民族图强意识的一场较量。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赶超古老的文明中国，原因就在于它们具备超前发展的民族意识。
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把造船业看做一个国家远洋贸易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大力发展远洋贸易，英国政府为本国的造船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扶持政策，例如，商船可以安装军事装备以增强防御能力，造船材料均免关税，等等。
英国之所以给予民船这样的好处，因为民船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海上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在战船力量有限，无从保障的情况下，性能良好的民船可以随即改造成战船，从而保障海上作战能力。
而中国恰恰相反，虽然在明代以前，中国的航海业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但是大多是为了宣扬国威。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到1537年（明嘉靖十六年），外国人还见到拥有40艘大帆船的中国商船队航行于南中国海。
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在这方面的意识就更显得欠缺。作为少数种族的清朝统治者对外有着较为强烈的戒备心理，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出海商船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桅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乘船出海的水手、客商“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海禁有所松弛，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舵手等不得过28名；梁头一丈六七尺者，不得过24名；梁头一丈四五尺者，不得超过16名；梁头一丈二三尺者，不得过14名，但也造成中国在造船数量质量上、航海技术以及运载能力上都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
当时也有个别商人，积攒了资本，自造了船只，具有与外商竞争的雄心和一定实力，但在清政府的打击下不能开展业务，反而家破人亡。如康熙时上海的大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声名甚着，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张元隆还想打造远洋帆船一百艘与外国商船竞胜。而当时的江苏巡抚、顽固的理学家张伯行把这样的大商人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竟诬陷张元隆结交海盗，夹毙船户十二人，拖延五年不结案。（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是，由于中国的海岸线绵长，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又需要与中国交通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从未间断过，不过中国船只在规模和装备上都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商人也没有像外国商人那样的远洋安全保障，清代中国的航海能力从明代世界的领先地位迅速地跌落了下来，以至于当时西方海盗声称“一只小艇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抢劫中国船只”。而此次的鸦片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
1840年6月，当英国东方远征军进犯广州时，对清朝的海防能力造成严峻考验。位于珠江入海口的虎门是洋船进出广州的咽喉，地势险要，清政府曾在此建筑炮台，使得海防能力大增。
但是，道光年间，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吓唬老百姓尚可，对外却是一捅即破的纸老虎。而且军官不理营务，一味克粮冒饷，兵卒从不操练，守京城的八旗兵整日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或赌博。
而且海防要塞火炮年久失修，技术性能落后，炮弹威力甚小且不能及远，已失去原有的防卫能力。在一次战斗中，中国船只射出的炮弹太高，只能损坏英国船只的帆和绳索。一位见证人指出：“他们那些可怜的大炮伤不到任何人。”
1841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来虎门考察时，便设想在江面最窄的地方铺设铁链木排，以增强虎门的防守能力，但由于此项工程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却又无从筹集而被搁浅。因为清兵入关后为了避免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曾规定慈悲为怀，善待百姓，轻徭薄赋，永不加赋，所以绝不能增加赋税来筹集经费。可不增加赋税的话最好什么事都别发生，一发生事朝廷就完了，拿什么打仗？
面对国家的危难，广东商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时代激流中。此时的怡和行等行商在商业上眼光极远：做小生意迁就局势，做大生意首先要帮公家把局势扭转过来。大局好转，行商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了。所以，他们从国家安危大局出发情愿捐资10万两白银使得这项工程终于开工，大大增强了阻止洋船的能力。
不仅如此，伍秉鉴、潘仕成等洋行众商从西方军队的尖炮利船中看到了清政府武器装备的落后，为了改善广东水师的军事装备，提升应敌实力，他们还以实际行动率先迈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第一步，纷纷捐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尖炮利船。
其中，最成功的要数行商潘世荣。他学习西方的造船技术一度仿制出领先世界的火轮船，轰动了朝廷内外，赢得了“毁家纾难”的赞扬。道光帝得知后对其大加赞赏：“广东曾捐造大船一支，颇能驾驶出洋。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者，留心访察，加以激励。”
此外，1841年前后，林则徐曾下令购买一批外国的船舶和仿造西方夹板船，以备抵御英国入侵，伍秉鉴和潘氏家族的潘仕成、潘正炜共同捐了一只驾驶灵便的吕宋夹板战船，用以加强中国海军，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购置欧美兵船的先行者。道光皇帝褒奖说：“潘仕成所捐的船只坚实得力。以后一切制造事宜都由他办理，决不允许官吏插手。”
朝廷政府的鼓励、奋发图强的信念、赶超世界的梦想与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促使着行商潘仕成一心专注于仿制英美兵船上，潘仕成投入2万两白银终于使得美式战船仿制成功，大大增强了广州的海上防御能力，使得英军一时无计可施。这一事件被载入近代思想家魏源所着的《海国图志》一书中，配有插图30幅，对后人研究当时的清朝国防状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
潘仕成还在攻船水雷的研制上投入了很大的功力。当时，英国侵略者恃其坚船利炮，恣意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潘仕成认为，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攻船水雷这一新式御敌武器，正好适应这一迫切需要。于是他于1842年“不惜重资”，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成功了攻船水雷。
以伍秉鉴、潘仕成、潘有度等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国为民出力，成为“师夷长技以治夷”思想的最早实践者，对促进当时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尽管伍秉鉴等行商巨富在鸦片战争中积极毁家纾难、捐资助国，但仍未能挽救大清国颓废衰败的趋势，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伍秉鉴在战争的动乱中，看着在自己手中繁荣起来，又在自己手中衰落下去的怡和行，也深深感到心灰意冷、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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