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百年前，一位聪明的县官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修建了一座气派的县衙，他是用什么方法修建了这座县衙？一座县衙为何比高它一级的府衙还要气派？小小县衙，为什么能融大江南北的建筑风格于一体？也是在南阳这片土地上，丹河流域还有个荆紫关小镇，镇上有座比县衙还要低一级的衙署——总爷府，这座小小衙署为何竟然占据着无法取代的位置？

    官衙与市井

    提到官衙，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这句话，最先在脑海中闪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在 “明镜高悬”的牌匾下，一位头戴乌纱帽的七品县官假模假式地把惊堂木一拍，两边的衙役们拖着长腔高喊“威——武——”，跪在大堂上的被告立刻吓得魂飞魄散，大呼：“青天大老爷饶命啊！”这个熟悉的画面在影视剧中经常出现，因此官衙在人们心中也形成了固定模式。那么，真正的衙门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南阳去看一看。府衙、县衙、总爷府，在南阳保留了这三种不同级别的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完整建筑形制，让今天的人们能够通过它们去了解过去的历史。

    聪明县官与气派县衙

    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的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重建于清代，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也是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它为人们留下了封建社会县级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同时又是一座珍贵的文史资料库，被誉为“一座清县衙，半部官文化”。内乡县衙内现存的建筑群均为清代重建，县衙在重建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座保存完好的县衙，会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一百多年以前。

    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正是中国的满清政府走向衰落的时候。1892年，在工部任职的章炳焘以钦加同知衔正五品官的身份来到河南省南阳的内乡县任县令。由于兵荒马乱，当时内乡的县衙门已经被捻军烧毁三十多年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这个擅长土木工程建筑的章炳焘竟然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修复了这座县衙，而且比以前历代县衙的规模都要大，功能也更加完备。

    当时的清朝政府内忧外患，对地方的财政资助极其有限。为了修复内乡县衙，章知县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那就是命令每个打官司的人，赢了官司要捐一笔钱，输了官司要罚一笔钱；告状的要交钱，被告的也要交钱……其中缴费的名目之繁多，在章炳焘编写的《关于修建衙门期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到，其中明确规定：告也要钱，诉也要钱；锁也要钱，开也要钱……这真应了那首《息讼歌》：“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有捕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

    这个方法很快就奏效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募集到了大笔的资金。从1894年开始动工重建，直到1897年完成，历时三年，建成了这座庞大的县衙。由于内乡县位居承东启西的关键位置，章炳焘这五品官的官衔也不小，所以这内乡县的衙门也就比南阳当地其他的七品县衙要气派好多。县衙占地共二万四千多平方米，共有房屋近三百间。整个建筑设计得体，布局严谨，中央殿堂，前衙后邸，主从有序，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廊道衔接，融大江南北的建筑风格于一体。民间传说，正当县衙修建历时三年将要告竣之时，章炳焘邀其父从浙江远道而来。章炳焘陪父亲观看县衙，喜悦溢于言表，问道：“父亲大人，此衙何如？”其父思索片刻，幽默地说：“房舍虽好，可惜缺少一样东西。”章炳焘一愣，随即追问：“父亲，缺少什么？”父答：“不是缺少四个轮子吗？”“此话怎讲？”“好在你卸任时将它推回咱浙江老家，供你终生享用。”

    龙头在故宫，龙尾在县衙

    在中国的清朝有文官回避制度，原则上县级以上的官员任职时，都要远离他的家乡500里以外上任，因此到河南南阳任职的官员中有许多是南方人，章炳焘就是其中的一位。章知县是浙江绍兴人，他本人又精通土木工程建筑，这使得他在修建县衙时，引进了许多江南的建筑要素。

    在内乡县衙内，北方的四合院和南方的风火墙交相辉映，北方常见的单体硬山式建筑又被具有江南特色的回廊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建筑在风格上追求多样化，大多是为了与它自身的实用性功能相匹配，内乡县衙也不例外。它在建筑上的整体布局，服从于它作为封建社会基层行政单位的基本职能，体现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在这一点上，全国从大到小的衙门都是完全相同的。这些相同的建制，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政治统治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文史专家说：“如果说北京故宫是封建皇权的象征，那么，内乡县衙就是封建社会一个基层政治权力的象征。”怪不得在南阳一直流传着“龙头在北京（故宫），龙尾在内乡（县衙）”的说法。

    从北京的故宫到内乡的县衙，在这“龙头”和“龙尾”之间，人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致性。最直观的就是大门。在“龙头”的朱漆大门上有狰狞的兽头门环，它体现了政权的强制性特征；而在“龙尾”——内乡县衙，它的黑漆大门上也同样有一对狰狞的兽头门环。实际上，“衙门”的“衙”通牙齿的“牙”，“衙门”的原义是指带有獠牙的门。

    在基本的建筑布局上则体现了封建统治的权威。在古代，中国人崇尚中央、中庸这样的价值观念，在《孟子》这本书里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这样的说法。古代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居中的位置、重视中轴线，并在兴建宫殿屋宇时将主要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他建筑对称建于两边。北京故宫就是典型的“中轴线对称”建筑结构。

    无独有偶，在内乡县衙的中轴线上，也建造了重要的功能性建筑。首先是黑漆大门，“衙门、衙门，一衙之门”，谁能进入这扇大门，谁不能进来，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在大门左边竖立有“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条碑，右边有通报冤情的喊冤鼓。由于衙门是一个受理官司的场所，所以官衙的大门只对与官司相关的人敞开，百姓平时是不能任意出入的。进入大门后就看到了第二道门——仪门，地位低一些的官吏和其他人等只能从仪门右边的小门出入，只有在上级或同级官员来访的时候，这扇仪门中间的大门才能打开。

    中轴线上，仪门之后的建筑是大堂，也叫公堂、正堂、公庭、正厅等，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迎送上级官员的地方。后面的墙上，绘有一幅重要的象征性图画——海水朝日图。图上象征县官的仙鹤正在向代表封建皇权的太阳飞去，显示了县官手中的权力来源。公案上有一些办公用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绿头签和红头签。绿头签是批捕签，红头签是惩罚签。当这些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大堂的后面，便是县令日常办公的场所，叫二堂。外人如需进入二堂是要向门房禀报的。内乡县衙的二堂又叫琴治堂，桌上陈设的笔墨纸砚营造出一种沉思的氛围。“琴治堂”得名于《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讲的是古代上谷县的一个县令俞子建善于用德政来治理地方，平时只在二堂上鸣琴鼓瑟，不用事事操心就将地方上治理得井井有条。内乡县衙二堂取名“琴治堂”， 寄托了封建时代官员们以德治国的最高理想。

    二堂后面，位于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便是三堂了。三堂是知县日常起居之所，但凡会客、商议政事、处理一般公务都在这里进行。有些涉秘或不宜公开的案件也在这里审讯处理。三堂也是知县的一般生活区，知县可以在这里更衣或品茗、读书。三堂的东西两边院落里居住着知县的夫人与子女，知县可以在这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三堂的后面有后花园，是县令和家人游玩的地方。

    顺着中轴线一路看去，从大门到后花园，呈现出衙门 “前朝后寝”的结构。前为办公区，后为生活区，一县之令的生活与工作都集中于这尊贵的中轴线上。

    除了中轴线上的这些重要建筑外，在仪门和大堂的中间，中轴线的两边还对称地排列着吏、礼、户、刑、兵、工六房，对应着中央政府的六部，是辅佐知县处理专门事物的机构。六房的排列为，左边是吏、礼、户“文三房”，右边是刑、兵、工“武三房”。前述的三堂和这六房构成了县衙最基本的功能性场所。

    内乡县衙是一座大型的衙门，除了三堂六房之外，还按照左尊右卑的顺序修建了许多辅助性的院落。大堂的左边为县丞衙，右面为主簿衙。二堂和三堂的两边又有东西账房、东西花厅等。东西账房是衙门里处理钱粮的地方，而东西花厅是官员的妻子和儿女分别居住的场所。中轴线旁的这些辅助性建筑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与伦理意识，即中央厅堂，两侧辅助，左文右武，左尊右卑。

    在旧日的县衙中，县官统领着立法、司法和行政之责，掌握着子民们的生杀大权。大堂内陈设的刑具和兵器，显示着县令作为一县之长在这块土地上享有的无限权威。看着这些刑具和兵器，感受着官衙内肃穆森严的气氛，人们不难想象过去县官审案的情形。

    旧日的内乡县衙，走进大门，在大门和仪门之间的左侧建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监狱。按照风水理论来讲，西南为坤地，正对“鬼门”， 所以在这里设监狱。建立这座县衙的知县章炳焘是以严格治理地方著称的，当时在这间监狱里关押了不少犯人。走进牢房，才真正体会到牢房又叫“牢笼”的含义，这里的房间窄小昏暗，关在里面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大概是出于对女性的照顾，女牢比男牢要稍微宽敞一点。死牢的条件最差，地上有一块大石头，死刑犯除了戴上手铐脚链外，还要固定在石头上，以免发生劫牢事件。 在监狱内有一口井，井口特别小，只能容下一只小桶下去打水，据说是为了防止犯人投井寻短见。

    除了这座规模庞大的内乡县衙外，在今天的南阳，还保存有一座完整的府衙。府衙是比县衙高出一级的行政机构，一般可以管辖几个县级衙门。府衙内的知府是正四品官员，比知县的官位大一些，日常所打理的也是更为重大的事务。按理说，府衙的建筑应该比县衙的建筑气派，但南阳的这座府衙，无论是在建筑的样式格局方面，还是在功能上都和县衙别无二致，甚至在建筑风格上还不如内乡县衙有特色，不过它遵循的也同样是传统的中轴线建筑形式。

    民是水，官是舟

    古代的衙门中运转着一套非常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在这里官员们不仅要审案断官司，还要对社会民政事务进行管理。同时官员还可以在这里提高他们个人的传统文化修养，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从百姓中间由来已久的“父母官”称呼，就可以看出民间对那些严于自律的官员的尊崇和好评。

    在各级衙门里都有一重重的大门，这些大门上大多挂有一些楹联。这些楹联除了对仗工整、讲究平仄外，它们的寓意也都非常深刻，哲理性极强。在南阳市区的南阳府衙正门上，就挂有“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窗外鹃啼鹊噪恐有冤民”的楹联，还有挂在仪门两边的“民情虽有顺逆从修齐治平可造盛世，官品本无高下能公正廉明才是青天”的楹联。在内乡县衙的大堂两边也有“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的楹联。还有一副大家赞不绝口的楹联写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既说明了当官者的责任，又表达了“民心不可欺”的意思，流露出十分可贵的“民本”思想。这些楹联多是历任知县所作，反映了作者对为官之道的思考和对官民关系的反省。

    在古代，对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一般没有完备的监督措施，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自律，所以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在各地官衙前的照壁上都绘有一幅叫“贪”的怪兽的画像，用以警示官员们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内乡县衙大堂两边的“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的楹联。不要贪污。

    在内乡县衙的仪门后有一块“公生明”碑，背面有南宋皇帝赵构手书的诗人黄庭坚《戒石铭》刻石，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警戒性词语。说到官员的自律，在内乡县衙门口还立有两块石碑，其中一块《三院禁约碑》就详细规定了官府招待各种宾客所用的钱粮、仪仗等项花费标准，并按官员等级制定出严格的规定，谁也不能逾越一丝一毫。那些严于自律的官员往往得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受到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廉洁奉公、体恤百姓的县官称为“父母官”。实际上，“父母官”这个称谓在民间流行起来，最早始于汉朝时的南阳郡。西汉元帝时，有个叫召信臣的南阳太守经常像父亲一样关心民众疾苦，人们也将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和爱戴，并把他称为“召父”。东汉光武帝时，还有一个南阳太守叫杜诗，他发明了水力鼓风炉用以冶炼钢铁、铸造农具，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感念他，称他为“杜母”。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廉洁奉公、关怀百姓的官员称为“父母官”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农业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县官与农民的关系往往就是官民关系的缩影。那时社会上逐渐形成了许多体恤民情、鼓励生产的优良传统。每年的立春前后是中国最具田园诗意的日子。在那几天里，各地的官员都以“打春牛”的仪式来勉励农民耕作，就连身在京城的皇帝也以九五之尊象征性地扶犁驾耕，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勤奋劳动的气氛里。

    县令作为一名基层官员，其日常职责除了鼓励农业生产之外，还要征税纳粮、赈灾济荒、听讼断狱、教化百姓、科举选拔、兴办学校。在各级官员中，他与民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往往要做一些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在南阳内乡县衙里就有一只标准石斗，它由清朝道光年间县令熊延基所制，是为了防止粮行剥削农民而设，起到了一定的安抚民心的作用。

    荆紫关的总爷府可见，在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发展农业生产是各级衙门最重要的职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的改变，官衙的职能也会发生变化。在南阳西部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繁华小镇荆紫关，在那里有一座地位更低一些的衙门——总爷府。由于荆紫关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从战国以来这里就是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又是一个军事要冲，所以，总爷府除了维持地方安定，辅助发展农业之外，还在当地繁忙的商业交易中起到了调节和稳定的作用。

    荆紫关位于南阳市西部淅川县边境与陕西、湖北两省接壤的地方。在一条叫做白浪河的小河边上有一个村落，村中有一块三省界碑，界碑不仅标志出三省分界的具体方位，还铭刻着三省百姓友好交往的历史。离这块界碑不远的地方，一条叫做丹江的大河缓缓流过，它上通陕西省的龙驹寨，下至湖北省的老河口，在过去是一条沟通中国南北方的黄金水道。在铁路和公路运输非常发达的今天，丹江航运的地位虽然早已被取代，但在河边上还留有一座清代风格的小镇，它向人们讲述着过去繁华的历史。根据有关记载，到了唐代，荆紫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热闹的集镇。明清两朝是荆紫关发展的鼎盛时期，已经形成一条总长约2.5公里的繁华商业街。据记载，当年街上的店铺至少有700家，形形色色的传统商行，像盐行、布匹行、木材行、药材行等，号称八大帮，二十四大商行，都在这个古街道上开有商号。

    由于荆紫关是丹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所以镇上还留有多处商会的会馆遗址，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湖广会馆和山陕会馆。南方湖广地区的商人多是坐船而来，所以他们供奉古代治水有方的大禹。而北方山陕地区的商人多是由陆路而来的行商，所以他们会馆的门口有方便马车行驶的马车道。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地建屋盖房，小镇上也就留下了各式各样风格独特的房屋建筑。有一种硬山式的房屋，是典型的北方房屋样式，从整个院落的规模和格局中便可以想象到，当年的主人有多么风光和阔气。而南方曲折的回廊，叠进的月亮门以及在街道上处处可见的带有高耸风火墙的壮观屋顶，也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来此落脚的南方商人的故事。

    荆紫关的繁荣是靠航运来维持的，镇上的人长年在江上航行，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在小镇上修建了保佑船只平安航行的庙宇——平浪宫。宫里供奉的是丹江流域的保护神杨四爷。传说，杨四爷是古代的一位将军，由于治水有功，祷雨辄应，连河道中的龙王都怕他，所以船工们把他作为保佑自己的神明。如今丹江河道虽然已经断航，可杨四爷作为保护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平浪宫中的香火至今不断，许多人还在祈求杨四爷的保佑。

    想象中的神灵未必能保佑人们的幸福，而现实生活中却必须要有人来保佑一方水土的平安。据专家考证，荆紫关总爷府就是那个在现实生活中保佑一方水土平安的角色。这个军事性质的衙门当年不仅要维护当地的商业繁荣，还要代为行使税收等地方政府职能。在古代，衙门征收钱粮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是为了保证整个封建机构的运转，同时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从这一点来看，总爷府虽然级别不高，但责任却不轻。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阳旧日的喧嚣已经被今天的宁静所取代。但人们从它那历尽沧桑的历史遗存，从它所残留的点点滴滴的历史信息中，不难解读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

    行走视点

    美丽的丹江水，从商洛山的崇山峻岭中萦绕迂回，怀着对大山的眷恋，缓缓地流到豫、鄂、陕交界的南阳淅川县境内。丹江，发源于秦岭，注入汉江，全部为山区河道，是汉江的主要分支。古时曾称丹江为“粉青江”，因尧帝的长子葬于丹江而改名。丹江通航历史悠久，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已经通航。航道上至陕西龙驹寨，下达湖北老河口，顺汉江又可入航长江，是我国古代长江地带通往古都西安的一条重要水路。明清时期的丹江航运日趋繁荣。近代随着铁路、公路等陆路交通工具的兴起，丹江上游的航道日渐堵塞，目前仅在丹江口水库通航。

    丹江两岸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发现有猿人牙齿化石和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古城址、二十余处大型古代墓葬和残留的一些古建筑群。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秦楚丹阳血战”等战役就在丹江沿岸发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很可能就在丹江沿岸的龙城。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

    走一路，吃一路，各地美食也代表了各地的文化特色。“唱戏的腔，做菜的汤”，这是河南的一句土话，它说明河南人对于制汤是非常讲究的。河南在制汤上，分头汤、白汤、毛汤、清汤。汤清则见底，浓则乳白，味道清醇，浓厚挂唇，值得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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