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所提出的实用社会知识论之意蕴并没有消解哲学的意义，相反是让哲学建立在生存论的情景状态中，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成为对生活本身、对现实本身的探究活动，哲学的价值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主要是改变世界，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杜威总是试图对哲学进行重新定义，因为他不把哲学看作是认识实在或者沉思实在的一种努力，而是把它看作人类争取理解自己及其环境，以便改善其处境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杜威并没有让自己的哲学活动沉浸于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是将其知识论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到改造哲学、道德、教育和民主的社会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为普通人谋幸福，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这一思路符合美国的时代特征，展示了美国哲学强烈的实用主义情结，影响到了美国哲学的进程，推动着美国哲学的进步与发展。其实用社会知识论问世以来，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多哲学家的认同，例如，米德、帕西·威廉斯·布里奇曼、西德尼·胡克、G.H.麦德，查理·W·莫里斯、阿瑟·E·墨菲……，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对这些哲学家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们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基本精神，并对它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补充，促进了其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就算在现代，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思想也仍然具有一种巨大的影响力，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奎因、普特南、塞拉斯、戴维森、伯恩斯坦等人也皆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吸取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实用主义很多学者在知识论上受到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很多思想的影响，展现出了分析哲学实用社会化的趋势，以及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趋势。以上这些表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基本立场和很多观念成为美国新一代哲学家们建构其哲学思想的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威哲学并没有过时，它在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力量。
一
作为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先驱，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不仅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享有声誉的学者。在美国思想日益走向成熟的时代中，杜威哲学影响到了当代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其哲学具有鲜明的“美国性”。在其有生之年，他被尊为“美国民主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说，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了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的。美国学者胡克（Sidney Hook）这样描述杜威：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幸福、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杜威哲学不仅在美国闪闪夺目，同时其哲学还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杜威这样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理论领域的学者。他是一个品格无比高尚的人，具有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待人慷慨热情，治学则孜孜不倦。”[2]美国哲学家罗蒂认为，杜威和詹姆斯是理解我们所处现代世界的最好向导，他把杜威誉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本世纪三位最重要的哲学家的工作，他们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他们每一个人早先都曾试图找到一条使哲学成为‘基本的’新路，一条拟定最终思想语境的新路。维特根斯坦曾企图建立一种与心灵主义毫无关涉的新表象（再现）论；海德格尔曾企图建立一套与科学、认识论或笛卡尔的确定性寻求毫无关涉的新哲学范畴；而杜威曾企图建立一种自然化了的黑格尔式的历史观。”[3]因此，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杜威哲学在美国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价值。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杜威在其漫长的哲学生涯中，他写了36部专著，815篇论文，他自身不仅成果众多，关于他的研究论文与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大量涌现。从1974年到1995年中，杜威研究资料索引连续翻新三版，最新的一版收录了从1886年至1995年发表的和出版的有关杜威的研究论文、专著和书评目录，总共达526个页码。美国学术界对杜威的研究在很多领域同时展开，由于杜威的研究旨趣相对较广泛，所以很多不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对他的实用主义、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政治哲学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展开研究。随着杜威思想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学说也不断地进入到其它哲学流派的视域之中，使得很多哲学流派将其哲学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例如，存在主义现象学表示，杜威哲学与其哲学有着亲缘关系，他们认为杜威哲学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哲学很相似。某些实证主义者把杜威哲学视为盟友，例如奥斯特瓦尔德就很赞同杜威以及皮尔士的哲学。另一些哲学家，例如鲍亨斯基等则将杜威哲学与柏格森、狄尔泰生命哲学相提并论，把他视为生命哲学的代表。科学主义哲学家们更是把杜威视为同盟，对其哲学中自然主义倾向则大加赞许。
从知识论的维度来说，美国对杜威的研究在情境主义方面呈现出一个趋势，那就是对杜威的广义情境论展开研究。艾迪逊.W.穆尔在《逻辑的改革》（1917年）以及《实用主义及其批判家》（1910年）等书中，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经验连续性、社会倾向性以及真理观中的客观；性成分作了详细的研究，与杜威所不同的是，穆尔在其真理观里尽量保留了传统的真理观内容，真观念不仅仅体现为效用和工具，而且还是以效用和工具的方式来产生效用和工具的观念，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消除认识中模糊不清的地方，以及阻碍认识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斯特芬.C.佩普尔在《关于可能性的情境主义理论》（1934年）、《范畴：对关系问题的研究》（1930年）、《时间的秩序》（1935年）、《世界的假说》（1942年）、《关于事实的争论》（1950年）以及《艺术工作的个别性》（1937年）等书和文章中，大力宣扬杜威的情境主义理论，与杜威一致的是，他也强调认识与伦理选择、审美评价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认识与广义的境况相互联系，认识所指向的实在，是鲜活的历史事件，这些实在都具有各自开放的特征。阿瑟.E.墨菲在《杜威与怀特海思想中的客观相对主义》（1927年）、《杜威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1951年）以及《批判哲学的两个观点》（1943年）等文中指出，他从杜威的知识论里找到了客观相对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相对主义将客观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消除了传统知识论中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冲突。他认为，知觉中所包含的相对事件实际上是自然界和外在世界的客观事实，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的，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也是自然中存在的事物，对于杜威的这些理论，墨菲表示了认同。然而他指出，需要净化杜威情境主义中的客观相对主义，所丨胃的净化就是要把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客观相对主义与杜威所强调的后果的理论区分开来。路易斯.E.汉恩在《作为知觉理论出发点的中立的感觉材料及不容置疑的感觉材料》（1939年）和《关于知觉的情境论理论》（1942年）这些文中，依据杜威的情境主义理论，创立了有关知觉的一系列学说，他反对把知觉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观点。汉恩表示，知觉具有实践的基础和审美的基础，而基本的实在则是那种具有特定模式的事件和认识标准操作的客体。J.鲁温伯格在其《前分析材料及后分析材料》（1927年）一文中指出，遵循杜威情境主义路线，知识论中所使用的感觉材料不能视为认识的真正起点，因为这些感觉材料不是“前分析的”，它们只是“后分析的”材料，换言之，这些材料不是在分析开始时就存在的，而只是在分析结束的时候发现的。A.F.本特雷在《行为、知识和事实》（1935年）一文中对杜威的情境主义作了大量的研究，他和杜威一致，强调了认识的行为主义和生物学上的相互作用。
除研究杜威强调广义情境论以外，还有很多学者研究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强调社会性的倾向。G.H.麦德在《行动的哲学》（1938年）、《现时的哲学》（1932年）以及《科学方法及作为个人的思想家》（1917年）书中，研究了杜威利用科学方法构建知识论的理论，和杜威一样，麦德拒斥传统二元论理论，主张应把知识论问题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认识产生和发展的情境主义性质以及认识境况的社会性，麦德应用杜威的社会性提出了其知识论思想，社会性成为麦德知识论的核心。查尔斯·威廉·莫里斯高度赞扬了杜威，他认为杜威的知识论不仅能够避免其他知识论所产生的严重错误，同日寸还是论述广义客观相对主义的最佳理论，“杜威特别敏感地觉察到符号和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工具性联系。他把理智看作为某种价值服务的工具，把科学看作一种调整了和系统化了的理智。……，杜威写道：‘在把情绪强加于目的方面，在人类未曾做过的少数试验中，有一项试验就是对理智怀有一种象宗教信仰那样强烈的虔诚，理智被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力量。’杜威自己的生活就献身于这种试验。”[4]西德尼·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年）中继续推进杜威工具主义的基本路线，他强调工具的概念不仅具有目的性的能动性特征，还具有交易的特征，换言之，证明的逻辑和发现的逻辑是一致的，思想的工具与交换中的钱币的功能是相同的，胡克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社会性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写下了很多论著。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研究杜威的操作主义理论。P.W.布里奇曼在《现代物理学的逻辑》（1927年）、《理智的个人和社会》（1938年）以及《物理理论的本性》（1936年）等书中，论述了杜威操作主义中的工具主义思想，他把概念、意义、语词等看作是操作的产物。A.C.本杰明在《操作主义》（1936年）一文中指出，虽然他反对操作主义中大部分陈旧的内容，但他提出可以将杜威所说的操作主义提炼成一种有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确定和衡量概念能否有效地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概念构架之中。S.S.史蒂文斯在其《心理学和科学的科学》（1939年）此文中，分析了杜威的操作主义，在他看来，包括心理学在内的所有科学命题都需要概念构架。C.C.普拉特在《现代心理学的逻辑》（1939年）一书中，依据杜威的操作主义，介绍了一种温和的操作主义，所谓的温和操作主义强调以观察为起点来研究概念的发展。
上述所言的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扩大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从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辉煌了30年。
20世纪50年代，杜威在美国学术界有些受冷落。在古典实用主义从顶峰走向萧条的时代，作为杜威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实用社会知识论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其置身于传统哲学之外，反对认识主体孤立的心灵运作，否定将哲学的对象作为哲学的反思，否定将社会生活置于逻辑之下，否定将形式的探讨和内容截然分开，主张哲学与现实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强调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基本特征，反对哲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这种理念使得杜威将其思想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美国国内外获得了广泛传播，致使其实用主义占据美国哲学舞台主导地位达数十年之久。后来随着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之盛行，在注重符号逻辑、语言结构等微观系统研究的范式下，严格、精确成为哲学的精神，从而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宏观视界及其内部矛盾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度，使得对杜威思想的研究日渐衰落，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萧条。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哲学界对杜威的兴趣又再次燃起，杜威哲学焕发出了光彩，杜威的重要地位又重新得到了确认，这一现象与新实用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美国掀起了一场复兴和发展实用主义的思潮——新实用主义思潮，“从20世纪60年代起，实用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新实用主义’时期，这是实用主义摆脱萧条状态、逐渐复兴的时期。新实用主义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以不同的方式或在不同的程度上把实用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某些观点结合在一起。”[5]通过新实用主义对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关注与重视，杜威哲学重新登上了美国哲学的舞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杜威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相结合的哲学方向，这其中，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这场实用主义复兴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其对分析哲学主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奎因、古德曼、塞拉斯、戴维森、普特南等人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分析哲学相结合，使得其分析哲学呈现出了实用主义化的倾向；而罗蒂、伯恩斯坦等人则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欧洲大陆某些哲学流派（主要是后现代主义）结合到一起，使得其实用主义呈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进一步说，在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形成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研究方向（奎因、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普特南等人）和实用主义后现代化研究方向（罗蒂、伯恩斯坦等人）都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些新实用主义者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注与研究，并不是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与立场，而是立足于其各自的思想（例如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立场等）来实现与杜威思想的有机结合，将杜威某些思想吸取到自己的思想中。除此之外，戈德曼、斯密特等人又将其实用社会知识论纳入到社会知识论的范畴中，使得其实用主义具有了“构造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的性质。通过新实用主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注、继承与发展，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内在问题也在现时代获得了一定地修正和发展。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在这股复兴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潮下，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当代意义研究已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个重要议题。
具体而言，从美国当代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杜威哲学的复兴明显地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66年，理查德·伯恩斯坦出版了《约翰·杜威》，1968年，A.J.艾耶尔的《实用主义的起源》问世，这两本书启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新一轮复兴，促进和加快了杜威哲学的复活。美国学术界对杜威的研究在很多领域同时展开，随着杜威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杜威哲学对现代哲学的重要意义及其价值获得了恢复和确认，其学说也不断地进入到新实用主义思潮的视域之中。学界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杜威思想置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大视域中，重新诠释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主要意义，如罗蒂、伯恩斯坦、哈贝马斯、美国杜威研究会会长海克曼等人的工作。他们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与欧洲大陆哲学相结合，将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后者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杜威知识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罗蒂成为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他秉承杜威批判理论和社会历史观，提倡“后哲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传统“镜式哲学”的批判以及行为主义认识论、种族中心论等思想是在杜威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对于罗蒂的哲学思想，美国哲学界颇有争议。
第二、将杜威思想置于分析哲学的视域中，强调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有机结合，如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奎因、普特南、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等人的工作。他们在复兴实用主义的过程中，把杜威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从反传统形而上学思想、行为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方面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展开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从不同程度上都与杜威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奎因自认为他的自然主义学说以及行为主义语义学等思想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普特南继承与发展了杜威反二元论、反实在论思想以及真理观等，不过，他对杜威知识论中的功倉旨主义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补充。
第三、将杜威思想与实在论联系起来讨论，指出了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关联，如马格利斯、罗森塔尔、迪波特等人的工作。他们肯定了杜威批判笛卡尔式二元论的积极意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罗森塔尔很推崇杜威以语境论释真理的哲学意义，对杜威重建实在论的核心——社会生活实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以上这些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存有很多分歧。不仅存在着以奎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与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后现代化的新实用主义之间的很大分歧，甚至在以奎因为首的那一派新实用主义思想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分歧，这些分歧表征着当代美国哲学的多元化特征及其趋势。但是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如何，都是对杜威知识论思想的确认和肯定。由此不难发现，当代美国哲学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情结，它不仅是美国分析哲学发展的结果，同日寸也是美国本土哲学精神的发扬光大。
总体说来，欧美很多哲学家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褒贬不一，一些哲学家对其持一种赞赏的态度，但另一些学者对其知识论的某些内容持批判的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罗素，罗素和杜威有很多分歧，其主要分歧是"杜威从信念的效果来判断信念。而罗素则在信念涉及到过去的事件时，从信念的原因判断信念。英美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内容研究较多，在此不做赘述。
三
本书写作方式主要采取文本释义的方式，立足于杜威原著来研究他的知识论问题，论文的讨论思路也主要是以杜威来诠释杜威，在文本释义的基础上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进行理论建构。通过对其原著进行深入而系统地解读和挖掘，探讨其知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基本特点，梳理出重要的范畴和核心概念，并以解释学的方法分析这些范畴和概念，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特色之处，其目的在于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和构建方式作详尽的阐述和评价，以展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具有影响力的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思想体系。
本书的主要内容关涉到以下方面：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源于其经验自然主义，对经验的解读是其知识论的一个主要哲学来源，生活实践赋予杜威面对经验和事实的特色。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改造以及经验科学的方法构成了知识论的两大重要视角。批判和改造传统二元结构的知识论成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形成的运思前提和逻辑起点，达尔文进化论和经验科学的实验方式成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建构方法。经过杜威改造后的知识论将以科学的方式来建构，经验科学的成就已将知识理解为语言和控制自然之变化进程的实践性事件。知识论必须根据科学中的实践方法来规范知识概念，它可称为“探究的理论”，从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认识的背景中表现为情境主义，在认识的过程中体现为实验主义，在真理观上是功能主义。杜威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在其知识论中贯彻着经验主义的原则，其知识论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知识的证实问题，即其功能是评价性的，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这其中，工具主义成为一种在经验中考察思想和观念的方法。认知通常被视为一种在经验中解决问题的实践行为，认知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如此一来，知识论就将哲学的关注点从“传统之谜”引向“人的问题”，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走向了改造哲学、道德、民主以及教育等问题之中。在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作系统而深入地挖掘与梳理后，本书从新实用主义的视角来解读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具体来看，本书一共分成八章。第一章研究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考察。杜威从反实在论的倾向出发，将传统知识论称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这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形成的理论背景。知识到底是什么？如何获得知识？我们有可能了解事物吗？知识来源于经验，还是来源于理性？……，以上这些问题成为近代以来典型的知识论问题，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们都为这些问题所困扰。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无论是怀疑论还是独断论，它们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以二元论思维方式相伴的过程，既然知识论的前提已经主客二分，即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将心灵与实在、精神与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当然认识的结果不可能实现二元统一，这种严重的缺陷和矛盾导致了近代西方哲学在知识论问题上的失败。近代哲学知识论的种种问题启发了杜威的思考，在他看来，由于该理论建立在二元论之上，远离了情境中的实在，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丧失主体性原则，价值与实践断裂，因而所获得的知识成为绝对性的、确定性的、静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具有典型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倾向，应该被批判、被驱逐、被抛弃。由“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开始，杜威踏上了知识论的探索之路。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否定与批判影响到了新实用主义思潮，新实用主义中的很多人（尽管他们不愿意称自己为新实用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杜威这一批判性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同并继承了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基本立场与精神，并将杜威这一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和自己的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到自己反传统二元论的思想中，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起了自己的知识论思想。
第二章分析杜威对传统知识论的改造与重建——驱逐旁观者理论以及其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建立。首先，杜威从生存论视角研究知识论，主张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生活先于认识；其次，他继承了詹姆士心理学方法，强调了心理学中的客观状况，使得心理学成为其知识论的一出发点。不仅如此，杜威还以艺术的眼光来审视知识，将非理性方式引入到知识论的研究中；最后，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杜威确立其知识论的科学依据，生命体的概念成为杜威改造传统知识论的根本之处。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移植到人文之路，杜威从人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个观点入手，对传统知识论进行了重构。重建后的知识论是这样一个图像：认知者和被认知的对象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认知者是生活在环境中的有机体，认知对象是发展变化的情境。如果根据生命体与动态环境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知识，知识成为在生命的维持和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重构后的知识论被称为“实用社会知识论”，它贯彻着经验主义的原则，在情境主义中消融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存论思维视域的确立，使得其关注社会历史境遇中的知识性质，其功能是评价性的，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工具主义乃是该理论的一大基石。杜威知识论中的基本原则深深影响了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罗蒂与奎因，他们的知识观里蕴含着杜威知识观的很多影子和烙印。罗蒂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基本精神，尤其是重视实践与社会的向度，形成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发展出了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后哲学文化观。奎因受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的影响，形成了自然化认识论，其行为主义意义理论、语言学习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等都体现了杜威知识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深化和发展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
第三章探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哲学基础——经验自然主义。在知识的来源上，杜威是一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即主张经验是知识的源泉。然而，杜威的经验主义与传统经验主义大相径庭。在传统经验主义那里，经验被理解为由感官所产生的不同的、原子式的精神图像，从这一论点出发，传统经验主义遇到了诸多问题，以至于最后陷入到怀疑论中。杜威改造了经验的概念，他从生存论视角考察经验，将经验与有机体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提出了经验的自然主义。在他看来，经验是有机体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经验就是生活，就是做和经历，以此为基础，杜威提出了经验的方法。经验的方法就是从原始经验出发，经过反省分析之后，把所建构的理论和观念带回到原始经验中加以检验的方法。一旦经验成为一种方法，那么它就是一种探究。基于经验的方法，杜威把“探究”理论作为重构整个知识论的关键所在。杜威经验的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假设——归纳实验逻辑方法，这一方法使得知识论与科学结盟，知识论必须根据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规范知识的概念。基于科学的介入，知识在本质上变成由“假设所引导的实验”构成的“行动的、操作的”事件，即预言与控制自然变化进程的实践性事件。作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哲学基础，经验自然主义对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奎因对杜威自然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上。在经验主义立场上，奎因和杜威一样，都倾向于把经验知识当为是实用的指导，虽然两者的经验主义程度不尽相同，但共同点都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来探讨知识论问题的。基于此，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与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致的。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奎因和杜威在知识论上具有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不仅如此，杜威的自然主义对奎因的影响也很大，奎因在很多方面采纳了杜威自然主义思想，形成了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
第四章、第五章以及第六章涉及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即认识在其背景上表现为情境主义，杜威对认知材料和认知工具进行了改造和重新界定，使它们成为实验性的，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真理观上则是功能主义。
第四章探讨的是实验性认知理论发生的境况、模式及基本特征。杜威以科学的方式来建构新的知识论，其知识论被称为“探究的理论”。探究是改变现有情境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的行动，它源于“不确定性的情境”，这种情境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社会文化的，同时又是特殊的、具体的。探究成功实现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情境转换为问题解除的情境。作为探究理论发生的境况，情境主义消融了传统知识论中经验与自然、心与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面。既然认知是一种探究，探究指向有问题的情境，有问题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探究也具有不同的层次。虽然不同的探究在对象和重要性上有所不同，但是成功的探究都遵循着一种一般的模式，那就是杜威的“思维五步说”。在这五个步骤里，顺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化。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关心的主要是认知，而不仅仅是知识，认知是一种“探究”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因而其知识论被称为实验性的认知理论，该理论具有两大特点：其一、认知过程是行为的过程；其二、实验性的认知理论与科学实践相一致。由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实现了向实验性认知理论的转换，其中，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知识以及知识的对象获得了新的理解。
第五章考察杜威对认知材料和认知工具的改造。杜威不满意传统经验主义对认知材料的理解，他对传统经验论这种所与理论作了四个方面的修改：第一、认知材料不能仅仅局限于所与的、相对固定的范围之内，而是取决于存在于每个具体问题之中并被适当地选作材料的那种经验，它随着问题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第二、直接经验不能构成认识，否则，就会引起知识论疑惑；第三、作为认识的材料不仅仅是感觉经验，同时还包括情感和意志的因素；第四、知觉以及理性探究的产物也应纳入到认知的材料之列。关于认知过程所使用的工具，杜威指出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工具，还包括理智的工具，例如意义、概念、语词、命题和判断。认知不是领悟的，而是实验性的，表达认知的东西不是由实在的现象所构成，而是由用来把不符合人意的境况转变成符合人意的境况之工具所构成。意义是认知活动中用来改变其初始材料，以达到自己目的之工具，杜威主要从实用主义维度来探讨意义问题，即从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以及意义的语境背景来理解意义，其意义理论体现了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结合与渗透，属于语用学的领域。概念是围绕有益的语词而建立起来的意义的模式。语词是命名与被命名关系中不可分割的方面，当属于概念的种类时，它们所指的对象主要是操作的对象。命题是在直接经验和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探究工具。在意义、概念、语词和命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判断是功用的，所有的判断都是活动。这其中，杜威意义理论对新实用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重视从直接经验和语境的维度来研究意义的思路，获得了米德和新实用主义者如奎因与普特南等人的认同。奎因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杜威意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普特南对杜威主张观念的意义是对象的一种性质，意义在经验内发生作用，真信念与其对象不可分开，语句不能独立于经验之外等思想表示了赞同。
第六章探讨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真理与判断不可分离，它在本质上说等同于被保证的可断定性，真理的目的在于改变不确定的、疑惑的境况，使之变成相对确定的、符合人意的境况。作为一种工具，真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满足现在或过去探究的条件；第二、能有效地满足将来探究的需要。作为一种假设，真理是取得成效的一种工具，它是境况中的效用，当观念达到真理的旨义时，该观念就是真值的，它也就成了真理，因而是可靠的。真理是人为的，一般说来，真理由那些保持中立立场的科学家所断言，真理是有用的乃是因为它对科学有贡献。真理被人们所接受是由于它能给实验和观察提供有效的充分依据。因此，决定真理的方式是严格的，它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真理作为工具具有可证实性，这种可证实性不是对前提的符合，而是依靠操作、行动的效果来验证，并且这些操作能够满足构成问题的事件所设立的条件。杜威真理观建构在詹姆士真理观的基础上，与詹姆士真理观相比，杜威更为强调真理的公众性质和客观条件。由于杜威赋予真理实验的内涵、科学的依据，因而其真理观调和了詹姆士主观主义倾向，推动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发展。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普特南以及奎因等人那里获得了继承与发展。他们对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建立的运思前提一对传统二元论的否定与批判表示了赞同。由此出发，从经验的层面来认识真理，反对超验或者先验的真理观，以及真理符合理论，而后或多或少地将杜威的工具主义运用于自己的真理观上，无论是罗蒂的“种族中心论”、普特南的“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还是奎因的证据理论，都与杜威提出的“被保证的可断定性”有着一定的渊源，其中都内涵着工具主义的成分。
第七章讨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分析实验性的道德理论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道德哲学中的发展和深化。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把知识视为某种自足目的的观念，从实验主义的意义来说，认识通常是一种在经验中解决问题的实践行为，认识的价值是工具性的，这样杜威探究的理论就使得哲学的关注点从“传统之谜”引向了“人的问题”，其知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应用到了道德和政治生活实践中。传统哲学家们通常把伦理学和政治生活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伦理学所探讨的是个体行为问题，而政治哲学则涉及到国家权力的问题。杜威不同意这样的一种区分，在他看来，将两个问题分别探讨是不适当的。杜威首先考察了传统伦理学，他强调传统伦理学存在着两个缺陷，无论是康德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是二元论的道德理论，这是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这两个理论都是从固有的与终极的至善概念入手研究伦理学，杜威拒斥了这种理论，他主张科学方法同样可应用到道德哲学中，以此为出发点，有问题的情境成为杜威道德理论的基础，道德思考同知识产生的源泉一样，源于道德上出现问题的情境，道德探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道德中问题情境相互冲突的过程。杜威所倡导的实验性伦理学对我们所继承的风俗习惯作了工具性的思考和理解，即它们都是假设、工具以及前人探究的产物，道德探究结束于新情境和被修改的习惯和风俗。因此，社会不能固守传统习惯，不能将现有的价值视为最终的和固定不变的，而应把它看作是进步的、变革的和成长的，这样的一种道德理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能成为现实。由此杜威又研究了民主问题，民主是一种共同体形式，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在于将实验性探究与合作性、批判性商谈的方法应用于交往之中，民主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机构的民主改造来促进每个个体的成长。
第八章研究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及其现代意义。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传统知识论走向现代知识论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其知识论问世以来，得到了很多哲学家的认同，例如，G.H.麦德，查理.W.莫里斯、西德尼·胡克、阿瑟.E.墨菲……，这些哲学家秉承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论点，并对其中某些问题作了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扩大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从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辉煌了30年，此后便开始遭到冷落。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美国掀起一场实用主义复兴的思潮，即新实用主义运动，新实用主义运动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杜威思想的重新关注，这些新实用主义者如罗蒂、奎因、普特南、伯恩斯坦等人，再次举起杜威实用主义的大旗，特别是罗蒂，受杜威影响较深，他的很多理论直接衣钵于杜威。除他之外，奎因和普特南也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很大影响，在他们学说中或多或少地采纳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很多观念，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观。在传统知识论走向现代知识论这个阶段中，杜威所倡导的实用社会知识论顺应现代西方哲学变革的潮流，表征着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结合。通过新实用主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某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倾向，体现了欧洲大陆哲学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它是现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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