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都有优点，也都会犯错；

    都有过坚持，也都曾有过许多次放弃。

    年少时，你经历了许多人事，

    可能浑然不觉其中的意义。

    过了多年，再回头看时，

    你曾经爱过的、恨过的、喜欢的、厌恶的，

    都会成为一段段珍贵的回忆，

    其中有懊悔、有庆幸、有宽恕，也会有感激。

    好老师与坏老师

    我可以怨他让我英文重修，

    怨他教的有错，

    怨他毫无创意，怨他死死板板。

    但是……

    最近有两个《师大校友月刊》的女生来访问我。

    “您是不是能举几位您在师大念书时，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其中一个女生，才坐定就问。

    “噢！太多了。像黄君璧、林玉山这些大师，当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他们倾囊以授，就没有今天的我。”

    “那么您能不能谈谈在您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呢？”另一个女生问。

    “那也太多了。”我歪着头想想，“就从大一说起吧！”灵光一闪，想到我“大一英文”的女老师。

    “她上课全用英文，一句华语也不说，教得好快好快，让我如听天书。那时候，我参加了好几个社团，美术系的课又多，一星期有四十多堂，加上那几堂‘天书’，实在痛苦得要死。于是有一天，我去对英文老师说：‘教授啊！我很忙，真是没时间上英文，您能不能让我不要上？’教授愣了一下，说：‘可以啊！你以后就不用来了。’我赶紧说：‘可是您每次都点名，我不到，就成了旷课。’教授又愣了一下，接着笑道：‘那么以后我都不点你。’”讲到这儿，我问两个面前的女生，“你们说棒不棒？虽然后来我被‘死当’，但是你们知道这影响了我一生吗？”看她们不懂，我就为她们解释：

    “结果我不上英文，时间比同年级的同学多得多，就专心搞社团，而且因为表现不错，升大二的那年暑假被学校派出去参加社团负责人研习会，大二就做了写作协会师大分会的负责人。我后来走上写作的路，甚至参加校外的话剧公演，并且在社团活动里认识我的女朋友，使她成为我太太，都是因为那位教授的开明。”看看她们，我问，“你们想想，如果当时她一冒火，说我非到不可，否则算我旷课，我能有今天吗？相反，我大四重修英文，隔一年进入电视台，正好把还算‘新鲜’的英文用在采访上，不是棒极了吗？”

    我又想到一位美术系的老师：

    “当时有一位老教授，曾经当过系主任，教我们透视学，我觉得他也很伟大，即使他有些地方教错了，也还是伟大。”

    两个女生瞪大了眼睛：“为什么？”

    “因为他开明。”我笑笑，“我高中休学的时候，曾经自修透视学。所以老教授讲的我早都懂了，有时候还大胆地纠正他。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为了‘一点透视’及‘多点透视’争论起来，我那时候真不懂事，居然说：‘老师，不信我们拿尺到走廊里去量！’于是在一群同学的围观下，两个人在走廊里量来量去。记得那天下课之后，好几个同学走过我身边都戳我一下，说：‘小心你被宰。’”

    “您被宰了吗？”

    “没有！那位老教授不但没宰我，还常夸赞我，说看我走路，真有力量，好像要把生命力‘种’到地板里，还说他就爱看我走路的样子，很像他年轻的时候。”我笑笑，“信不信，学期结束，我的透视学分数大概是全班最高的？”

    看两个女生检查她们放在桌上的录音机，我又想起另一位教色彩学的老师。

    “‘我就像是录音机。’那老师一上课就说，‘我没什么创意，我只是把我在日本留学时学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来。现在写在黑板上，你们看到了吗？看懂了吗？好！现在这些学问都是你们的了，你们跟我一样了。’”我很郑重地对她们说，“我觉得这老师很伟大，他很坦白，一点不端架子，他那几句话影响我一生，我后来常想：可不是嘛，知识是最容易得到，也最不容易被人抢去的。今天你看到、听到、懂了，今天那知识就成了你的。在‘那一点’上，你就跟老师没什么差异了。这是多么平等、多么能鼓舞学生的观念啊！”

    说到这儿，我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的一幅花鸟画前说：

    “你们知道吗，对我画工笔勾勒花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并不是位很好的画家。”

    两个女生又睁大了眼睛。

    “因为他画得很死板，他画的鸟都像死的，而且都能在系里的标本柜里找到。那时候同学一接到他发下的画稿，就跑去标本柜比，没多久就比到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声叫同学过去看‘死鸟’！”

    “那他怎么会对您有很大的影响呢？”

    “因为他教的方法都很对，他按部就班地从‘白描’教到‘重彩’，就好比小学老师，教你写字；你会写字、会造句，后来能用那些字写成好文章，文章可能比老师的好得多，但你能不感谢老师教你写字吗？如果你不会写字，又怎么可能写出好文章呢？所以今天每当我画勾勒花鸟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位教授，感谢他把最好的方法都教给了我，让我能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发挥。”

    一个多小时之后，两个女生离开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想，想那几位老师，想自己的学生时代。

    哪一位老师不是好老师呢？只要你往正面想，每个老师都是伟大的。他们可能不认真、迟到早退偷懒，但是你可以想“太好了，他给我多一些自由的时间”。他们也可能很专断，但是你可以想“严师出高徒”啊！

    就好比我说的那几位教授，我可以怨他让我英文重修，怨他教的有错，怨他毫无创意，怨他死死板板。

    但是，当我换个角度想，却不能不说：“没有他们给我机会、给我空间、给我宽容，且教导我正确的画法，我就没有今天。”

    现在我把这些写出来，希望总是怨老师不好的学生能想想——

    会不会你的老师也不错，只是你没换个角度想，所以没发现呢？

    爱恨一念间

    只要换个角度想想，

    把欺侮你的人，换成你自己，

    那怨恨就可能立刻成为同情，

    那同情还可能化为爱的行动。

    在大楼门口，看见几位邻居太太。其中一个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指东指西，正激动地说事情，就好奇地听她受了什么委屈。

    “我今天真倒霉。”她看到我，转身过来，“我去买菜，看见有个坐轮椅的女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手里捧个盒子，好像在卖东西；没人理她们，只怪我，好奇，过去瞧瞧。原来是卖铅笔橡皮的，东西不怎么样，又不便宜，我就走了。”她瞪我一眼，“你知道吗，那小女孩居然就认定我了，一路跟着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不买嘛？你为什么不买嘛？’我先还好好对她说，因为阿姨不需要；可是你信不信，这小丫头不听，态度还愈来愈坏，先拉我衣服，又拉我菜篮子，大声喊：‘你为什么不跟我妈妈买东西？’我火了，对她说买不买是我的事，再不讲理我就叫警察了，那小鬼才放手。”

    “那你还气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丧气啊！一大早，好好的情绪，被这么个小鬼搞坏了，到现在还气，没想到才四五岁就这么不讲理，将来长大了，还能不变强盗？”她铁青着脸说。

    我笑笑，摇摇头：“真可怜！”

    “我可怜，是吧？”那太太对我撇撇嘴。

    “不！是那个小女孩。”我说，“你想想，今天如果换成坐轮椅的是你，你的女儿跟在旁边，发现残障的妈妈求大家买她的东西，都没人理，好不容易有个阿姨过来看看，心里升起一点希望，这阿姨却又转头走了。你的女儿，如果才是个四五岁的小丫头，会不会很伤心、好着急？再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小孩，会不会也急得过去拉人家，问人家为什么不买？家里穷啊！妈妈有病啊！小小的心灵，因为无助而焦急，急得不讲理了，那不是可怜是什么？”

    她仰着头听，脸色逐渐缓和，缩缩脖子，又挥挥手，进电梯了。

    隔了才一个小时，我出去买东西回来，在大楼门口又遇见她。

    “我刚才又去了一趟菜场。”她举起手里的袋子，还打开来给我看，“瞧！我跟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买了一堆铅笔橡皮，送你一支。”她拿出一支铅笔，“爱心铅笔！”脸上笑得如同个小太阳，与一个小时前判若两人。

    一念之差，可以有多大的不同啊！

    令你气死、认为倒霉的事，只要换个角度想想，把欺侮你的人，换成你自己，那怨恨就可能立刻成为同情，那同情还可能化为爱的行动。

    我相信那一天，她比谁都快乐。

    九根手指

    当一个人犯了错，

    你处罚他，他反而不在乎了，

    觉得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两不相欠”。

    反倒是那“该罚未罚”的宽宥，

    会结出善良的果实。

    我初中读夜校，大概因为晚间上课，不少老师都是兼职，常因事请假，所以总有代课老师。

    有位代课老师，只教一堂就不见了，却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那一天，他西装笔挺、满头大汗地冲进教室，显然是才下班就赶来代课。

    我不记得他教得如何，只知道同学们认为他是代课的，都很不认真，有个同学在下面偷看漫画书，被老师发现，把书没收了。

    但是另一个顽皮的同学，下课后悄悄跟着那老师到办公室，再趁老师不注意，把漫画书偷了回来，物归原主，获得全班英雄式的欢呼。

    就在这时候，那老师走进来。

    教室的空气突然凝固了，大家原先以为他只代一堂课，不会回来，这下子非有人倒霉不可。

    那偷书的同学更吓得脸色惨白，因为他已经被记了两次大过，这下偷老师东西，非勒令退学不可。

    代课老师进来盯着大家，脸色通红，一句话也没说，看得出他在压制满腔的怒气。

    突然，他举起两只手，沉声问，“几根手指？”

    “十根！”同学们答。

    “不！”代课老师重重地说，“九根！”

    没有人懂，也没人敢吭气。

    “应该是九根！”代课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曾经做小偷，一次次被抓，都因为没成年，被放了。最后一次，警察实在气了，要切掉我一截小指头，一方面给我惩罚，一方面使别人以后看到我少一截指头，能防着我。就在我哭着喊着的时候，那被偷的人突然改口说他记错了，应该是他自己不小心把东西掉在路上被我捡到。警察显然不信，但是又装作相信，把我放了。”说到这儿，他重重叹了口气，看着自己伸出的十指说，“所以我本来应该只有九根手指，是被我偷的那个人放了我。我后来常想，如果我当时被切了一截手指，我可能自暴自弃，成为江洋大盗。但是他们原谅了我，明明可以罚我，却宽恕了我。我既羞愧又感激，痛改前非、加倍努力，而今成为一个公司的主管。”

    说完，他一转身，走了出去。

    看台北的《中国时报》，杨素静老师写的《忏悔娃娃》。

    她在教美劳的时候，有个学生拿来作品，一看就不是学生自己做的。

    她正要发作，但是突然想到自己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回班上规定做布娃娃，大家统一购买材料，她想做得更好，自己跑去艺品店找。

    材料没找到，却看上一个戴着宽边帽还牵着小狗的大眼睛布娃娃。她爱不释手，居然买回那个做好的娃娃，而且硬着头皮当成自己的作业交给老师。

    老师显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大智若愚”，没拆穿。这却成为一个羞愧的记忆，留在杨素静的心底。

    于是她也原谅了那个学生。

    无独有偶，才读完杨老师的文章，就看到一则电视新闻：

    某初中毕业班的老师，因为一个女生上课打手机，把手机没收。

    几个跟那女生要好的男生过去为女生说情，愈说愈急，居然动手抢，甚至打了老师。

    老师受伤了，但是没立刻发作，他忍着，直到第二天毕业典礼，那几个打他的男生拿到毕业证书，才把事情说出来。

    原先认为因此不能毕业而忐忑不安的学生，终于痛哭流涕地向老师忏悔。

    接到受刑人游嘉宏写的小说，厚厚一本，字体工整得像刻的一般。原来那是本传记，写他生在黑道家庭，在黑道中挣扎的往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回忆少年时犯罪，被裁付保护管束的一段。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极生动，我将原文照录——

    “刑法”规定，“裁付保护管束”的少年，固定每月向“法院”特定的观护人签名报到接受询问，岂知第一次找观护人报到时，我就和“她”发生口角争执。

    她，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姐，一见面劈头就骂：“你年纪轻轻不学好，将来要当社会的败类吗？”

    初时我吓了一跳，但为了面子，我一脸不屑地反驳说：“我当社会败类又关你什么事？”

    她听完很生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严厉地说：“我有权力撤销你的‘保护管束’，你不知道吗？”

    我心里想：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又不是白痴！却还是死鸭子嘴硬地顶说：“那你把我抓去关啊！”

    硬着头皮说出这句话时，我着实紧张得捏了一把冷汗！看着“法院观护室”里所有大大小小错愕的眼神正对我们行注目礼的尴尬场面，她皱皱眉又坐回椅子上，然后语气和缓地对我说：“如果你被关进牢里，这辈子就完蛋了，你明白吗？”

    听她语气缓和下来，我红着眼眶委屈地回答：“谁叫你刚刚对我那么凶！”

    她听完忽然沉默，也许是我的眼神泄露了我的脆弱和心事，她开始以温柔的语气告诉我：“以后记得每个月来找我报到，我有权力知道你的生活作息……”话说到这儿，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刚刚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当我迷惑不解正要走出观护室咖啡色的双扇门时，身后又传来她再次的叮咛：“记得来找我报到！”我转过头回她一句：“知道啦，你比我爸还啰唆……”就笑着飞奔而去。

    我常想，是什么样的因缘，让这两个原本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相聚且相互关怀？在我当时的观念逻辑中，这就像“天方夜谭”般荒谬且离奇！难道，这又是老天爷开的一个玩笑？只是，从这个玩笑当中，又有谁能够体会出每个孩子，其实都有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呢……

    游嘉宏在那之后虽然还是无法离开黑道，甚至成为枪击要犯，但是而今痛改前非，以初中都没毕业的程度，居然写出六本散文和小说。

    读他的作品，我好像看见一个涉过泥塘，终于摘取一枝清莲的孩子，所以我常写信给他，鼓励他，也给他一些写作的建议。

    我发现在他心灵的深处，有恨有愧有悔。恨的是他从小身处的黑道环境，愧的是对他的父母和恋人，悔的是他犯下的种种错误。

    而在那字里行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写少年观护人的这一段。

    游嘉宏虽然没有因为那观护人的宽容而立刻改正，但是观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深深印在他的心上，甚至成为他后来“向善”的动力。

    正如游嘉宏在信里说的：“我并非十恶不赦，因为我本善良。”

    当一个人犯了错，你处罚他，他反而不在乎了，觉得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两不相欠”。反倒是那“该罚未罚”的宽宥，常会像是种子，留在他心中，生出根、长出叶，萌发成长，有一天结出善良的果实。

    早餐的温馨与苍凉

    当我用双手握着，

    闭上眼睛，咬下去，

    还能看见草房里的晨光，

    以及……我死去的亲爱的妈妈。

    酸豆汁儿

    太太和女儿第一次去北京，好多亲戚抢着请吃饭，连早餐都不准我们在旅馆用免费的，坚持要带去吃点正宗“京味儿”的点心。

    餐馆的名字忘了，大概叫什么“老北京”吧！古色古香，晨光斜斜射进来，桌子上显得坑坑洼洼，四周腾腾的汤水蒸汽、肩上搭着白毛巾的跑堂儿穿梭，好像电影里的场景。

    先上茶，又端来几盘小烧饼，女儿正伸手要拿，亲戚说别急，等会儿配着“汁儿”吃，免得口干。正说呢，就上来几碗绿绿白白豆浆似的汤水。小丫头问是什么，亲戚说：“好吃极了，你以前一定没吃过，人间了不得的美味。”一边说一边拿起照相机，说要留个纪念。

    小丫头对镜头笑笑，端起碗，才啜半口，啊的一声又吐了回去。闪光灯亮，半桌亲戚笑得前仰后合：“成！拍到了精彩的画面，没白来这一趟。”

    北京人的促狭，我早领教过。小时候，有天早上，父亲一个姓袁的晚辈，神神秘秘地提了桶东西来，我姥姥先舀了一碗，躲回她房间偷偷喝。我娘尝了一口，说真是家乡味儿。我爹更妙，居然坐在桶子前连灌了两碗。看我出来，姓袁的大哥哥赶紧给我盛了一碗，说：“小兄弟，非尝尝不可。”

    跟我女儿一样，我那天也才喝半口就吐了出来，而且拿着碗往水槽冲，说东西坏了要倒掉，却被我老妈抢下来，骂我暴殄天物，我不喝她喝。

    那碗又浓又绿、又酸又臭，活像猪潲水的“酸豆汁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馓子

    女儿后来说，那“酸豆汁儿”真恶心，但旁边放的一盘小油条，细细的、脆脆的，挺不错。

    我说那叫“馓子”，跟油条一样是炸出来的，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记得有一阵，每天我的早餐都吃馓子，偶尔还带着上学，只是馓子又酥又脆，带到学校常已经碎得不成样子，更糟糕的是，只要掉在本子上，就留下油渍，害我被老师骂。

    馓子是附近的馓子爷爷做的，据说他以前在东北干过铁路站站长，到台湾走投无路，只好卖炸麻花和馓子。

    父亲大概知道他的出身，对他很尊敬，每次听见他的沙哑嗓子喊“馓子！麻花！”都亲自出去跟他买，还总要聊聊天。日子久了，馓子爷爷干脆每天按时把馓子送上门，笑说我们家是包饭的。

    我喜欢吃馓子，因为它不像麻花那么粗粗硬硬，而能够一小丝、一小根地往嘴里塞。上课时偷吃，甚至不用嚼，只要抿着嘴，那小条儿自然会软化。我也喜欢吃新炸馓子的感觉，张开大口咬下去，就听咔啦咔啦一部分入了口，一部分向四方坠落，最后把坠落的拢在一处，倒进嘴里，别有一番乐趣。

    也记得父亲曾带我穿过泰顺街又长又窄、满地泥泞的违建区小巷，去看馓子爷爷。小小只容一张床和一口锅的屋子里，四壁贴满报纸，中间坠下一个小灯泡。馓子爷爷请我跟父亲在床上坐，接着又要我们把腿抬起来，从床底下拉出个大盆，里面全是油面。只见他把面不知怎的左拉右拉，有点像做拉面，扯出一丝一丝的面条，再用长筷子夹住两头，往热油锅里一放，而且在进锅的瞬间把筷子一绞，那面条就纠缠起来。再出锅，已经是酥酥脆脆的馓子。

    我九岁，父亲去世后，就不曾再吃过馓子。最后一次是在父亲的病床前，馓子爷爷送了一大包去，父亲摇摇手，示意母亲和我吃。我们就各在腿上垫张报纸，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吃完的，只记得母亲咬一口，馓子散了一报纸，还滴滴答答地不停，是母亲的泪水。

    稀饭、肉松

    这两年坐“华航”，最爱他们的中式早餐，稀饭、酱瓜、肉松。我每次都很干脆地把肉松唰的一下，全倒在稀饭里，拌成一碗肉松稀饭。

    这动作让我觉得很温馨，因为想起小时候父亲都为我这么做，说热稀饭加上肉松就不那么烫嘴了。有时候我还喊烫，父亲则会拿来另一个空碗，为我把稀饭倒进去，搅一搅，再倒回来。果然稀饭就不烫了。

    父亲住院那半年，我早上还常吃稀饭和肉松。但母亲在医院，由姥姥带我，她小气得多，于是我过去只见肉松不见稀饭的“肉饭”，变成漂着几丝肉松的“白稀饭”。尤其当表弟们来，我发现姥姥给他们的肉松比给我的还多，为此，我哭着用注音符号写了封信去医院告状。母亲收到了，居然没说什么，好像觉得理所当然。这事令我不解了许多年，也愈使我怀念父亲为我倒肉松、换碗的画面。

    女儿小时候，有一天全家出去用餐，女儿喊汤太烫。我立刻想起父亲的肉松稀饭，于是也叫人多拿个空碗，为女儿折来折去。没想到坐在一旁的儿子居然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娇？好过分哟！”

    儿子从来没吃过妹妹的醋，这是唯一的一次。但说实话，每当我想起那一幕，都有些沾沾自喜，然后忆起逝去近四十年的父亲，感受他为我倒肉松稀饭时，爱在心头的温馨。

    糍粑

    父亲去世后才三年，家里就失火，母亲和我只好在废墟上搭了个草顶的木板房子。那时我上大同中学夜间部，常在母亲买菜回来时才起床，也可以说被她叫醒。母亲总是先把床边的木板窗用棍子撑起来，再递给我一个糍粑，说：“趁热吃！别硬了。”

    那糍粑是她在温州街街口的骑楼下买的，我曾跟去看过，是位白发老头儿在卖。他先在左手放块潮潮的白毛巾，接着打开一个木头箱子，舀出许多糯米饭在毛巾上，压成扁扁一片，再撒些糖和肉松，把半根油条放下去，双手一合，隔着毛巾将糯米团在一起，就成了个糍粑。

    我最喜欢一早坐在床上，从母亲手里接过糍粑的感觉。糍粑包在芋头叶子里，拿在手上，凉凉的也热热的；打开叶子，在那翠绿之间，有着半透明如羊脂白玉的软中带脆、咸中带甜的糯米饭团。

    近几年回台，又有机会吃到糍粑，只是样子不同了，以前梭形的，现在成为长长一根；绿绿的叶子则换成塑胶膜，只是当我用双手握着，闭上眼睛，咬下去，还能看见草房里的晨光，以及……我死去的亲爱的妈妈。

    豆浆

    我小时候多半喝牛奶，早期父亲为我买克宁奶粉；父亲死后，母亲从教会领取脱脂奶粉；后来没有了，又有澳大利亚一大包一大包的廉价奶粉。真正开始喝豆浆，是在受训的时候。

    早晨总有豆浆、馒头、稀饭、酱瓜和咸鸭蛋，每个人都盯着那切成两半的咸鸭蛋，猜哪一半里的蛋黄比较多。盛稀饭也有讲究，要往深处捞，才稠；至于馒头，如果来不及，可以藏起来，出操饿了的时候偷偷咬两口。

    受训时我学到不少——有时候被叫去帮伙夫剥蛋壳，很明显地感觉有些蛋放太久了，蛋清已经脆弱得像烂豆腐。有时上司来巡视，盘中的菜肴能一下子大大改观。出操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常去“营福利社”买鲜奶，全是附近农场的产品，稀如水。但是中午时间较多，如果跑到较远的“团福利社”买正牌的，就浓太多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豆浆，每天早上一小盆放在桌子中间，望下去常能见到盆底的沙。但是有一回排长先吃完，临走，把他们喝剩的豆浆递给我们这一桌。那豆浆只剩不到半小盆，但是多浓啊！浓得不见底。

    至今，每回我喝豆浆，不知为什么，都会想起受训时的那盆长官的豆浆。

    火腿

    一九七八年，我提着两个重重的箱子到了纽约，从来“远庖厨”的我不得不自己料理。笨人有笨方法，我总是盛半锅水，扔下几只鸡腿，等炖烂了，把鸡骨头夹出来，再撒下一把米和盐，隔不久就煮成一锅鸡肉稀饭，连嚼的力气都省了。

    但令我最难忘的是早餐，一方面因为晨起的乡愁特浓，一方面因为那早餐的“凉”。我总去超级市场买大块带骨的热火腿，多半是弗吉尼亚州的产品，用厚厚的塑胶袋装着，口上还缠着铁丝。我不放进冰箱，以免冻得太硬。于是晨起，只要拿出火腿，切下一大块，再倒杯牛奶，就能解决半日的民生。

    总记得第一年的冬天，我常坐在窗前，一边看凛冽的北风把冰雪和黄叶吹贴在窗玻璃上，一边吃我清冷的早餐。有一阵子我感冒了，想必是滤过性病毒，每天一睁眼就腹痛如绞，往厕所奔，只有坐在热水澡缸里，才能暂时止痛。可是房东供应的热水有限，常放一半，就成为冰水，腹痛就更惨上加惨。

    那时候，我早上泻完肚子，必定多吃半块火腿、多喝一杯鲜奶。我自己告诉自己，一个人在外不能病，泻肚子损失了，一定要立刻补回来。我也不断服用从台湾带去的抗生素，那种一头红、一头黑的胶囊，只是三个多礼拜都没好，不得不去看医生，这才知道是肠胃性的病毒，应该尽量吃清淡的东西，绝不能碰火腿和鲜奶。

    我总忘不了那个冬天，忘不了一人坐在澡缸里忍着腹痛，忘不了冰凉的火腿和鲜奶。而今，我早餐拒吃这两样东西，尤其是旅行途中，因为我怕寂寞、怕乡愁、怕那段寒冷伤痛的回忆……

    不要忘了你的爱

    会不会那些对安妮有感动的年轻人，

    也像演员、歌星、公众人物的“迷恋者”，

    他们注意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

    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9·21”大地震的第二天，由纽约打电话，问候台湾的朋友。

    “大停电，没灯，没冷气，没冰箱，没电视，一家大眼瞪小眼。”朋友在那头先叹气，但是接着又笑了，“不过，有个好处。”

    “还有好处？”

    “是啊！我发现儿子长高了。”朋友笑道，“没电，只好点蜡烛，儿子拿着蜡烛，我看见墙上好大个黑影，吓一跳：‘天哪！你多高啦！来！跟老子比一比！’这一比，才发现，他快赶上我了。平常坐着吃饭，吃完饭又坐着看电视，没注意他，真没想到，一下子，儿子长高那么多。”

    一家人参加旅行团，去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玩。

    从纽约坐飞机过去，不到一个钟头。既然距离不远，景观也就跟纽约相差无几，有些码头和住宅区跟我家附近简直没两样。

    “早知道，我也办个旅行团了，专带人游览我家附近的老磨坊、渔港和湿地，说不定还能招不少人呢！”旅行结束，我开玩笑地对导游说。

    “是啊！”他居然很认真，“你当然可以办，只要你把你家附近的名胜典故背一背，像我一样，到每个地方，为观光客介绍一下，就成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号，纽约的扬基棒球队，打败劲敌亚特兰大的勇士队，以四连胜获得全国冠军。

    在曼哈顿，扬基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球迷穿着印有扬基队标志的衣服，脸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油彩，站在路边的车顶上，又跳又叫。

    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兴奋。

    “当然兴奋！我们每天看他们赢，好像我们自己赢。”

    相反，肯尼迪总统的小儿子，小约翰·肯尼迪驾飞机失事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落下了眼泪。

    电视上也播出记者的访问，问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

    “因为我们在当年肯尼迪的葬礼上，看见他，才那么小，坚强地举起小手，向他父亲敬礼、告别。”受访者说，“我们看着他长大，他好像我们的家人。我们了解他，关心他，觉得他总在我们身边。”

    一个老学生听说我喜欢新派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特别买了一整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给我。

    我好兴奋，带回纽约，太太看见也好高兴。

    可是，她每次去图书馆，照样借公家的录像带。又因为急着还，迟了就罚钱，我们总是先看那些借来的。

    三年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那套带子摆在书架上，直到有一天，来访的朋友叫起来：“哇，你们有这么一大套！”又喊，“天哪，外面塑料膜还没打开！”

    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爱、想必也最精彩的，居然被遗忘。

    电视里播出《安妮的日记》专题节目。

    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生日时因为得到日记本，开始写日记。

    就在那一年，因为德国人四处搜捕犹太人，他们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人，躲藏到一个密室，直到一年多后被逮捕。

    安妮和她的妈妈、姐姐都死在集中营，而且尸骨难寻。但是，安妮留下了这本感人肺腑的日记，以五十五种语言，在全球畅销达两千多万本。

    节目里也播出了安妮的父亲——他们家在集中营唯一幸存的奥图·弗兰克（Otto Frank）早年的受访影片。

    “说实在话，我很少跟女儿聊天，直到看到她的日记，才了解她。”安妮的父亲说，“而今，却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写信给我，对我说他们被安妮感动。”

    多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啊！

    父亲要等女儿死了，看她的日记，才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是，相对地，却有那么多“外人”，被他的孩子深深地感动。

    只是，我也想，那些被安妮感动的年轻人，会不会也像演员、歌星、公众人物的“迷恋者”，他们注意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直到有一天，失散了、分离了、永别了，才有着无限的伤痛。或是直到有一天，像我那台北的朋友，因为停电，没电视看，才注意到自己的孩子。

    另一幕清晰的画面浮上脑海——

    白晓燕被撕票之后，白冰冰哭红了双眼，对着镜头说：

    “我遗憾，我居然在女儿活着的时候，没对她说过‘妈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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