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于利希的继承权争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牵涉其中的不但有福音新教联盟，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强权势力，最先卷入其中的当属法国的亨利四世了。
——摘自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了。愤怒的人们在1618年5月23日冲进王宫，把正在大厅里聚会的马尔蒂尼茨、斯拉瓦塔、罗伯柯维茨和施特恩贝格总督抓了个正着。人们将他们几个围在那里，严厉地拷问他们是否参与了撰写皇帝的回信，是否反对新教徒的行为。施特恩贝格和罗伯柯维茨说话的态度较好，得到了人们的宽恕，随后被架出了大厅。态度蛮横的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却没有这样的好命运，人们将他们从八十英尺高的窗户中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王宫的壕沟里。
——摘自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皇帝的军队把整个德意志当成了给养仓库。军队的暴行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但是瓦伦斯泰将这种权力扩大化了，滥用皇帝的权威，随着实力的增强，他就不愿再听命于皇帝了。
——摘自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愧是那个世纪最好的军事专家，他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术非常熟悉，而且也找到了破解的办法，他信心百倍，认为绝对会取胜。他减少骑兵中队的数量，拉开步兵营的间距，把军队队形变成双线。这样骑兵和步兵活动起来更加敏捷，如遇骑兵不足，就把步兵穿插到骑兵中间。实践证明，这个战术常常会取得成功。这种战术后来也被其他统帅运用到战争中去。
——摘自 第六章 斐迪南的反宗教改革
越过伊萨尔河后，瑞典人突然进到了美因河。这条河流本来不怎么深，现在由于连日来持续不断的大雨导致河水暴涨，瑞典人多次试图架起浮桥都没有取得成功。敌人已经进入到巴伐利亚的中心，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这令天主教徒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恐。
——摘自 第十六章 和平条约的签订结束战争
【前言】
在中国，提起德国文学家席勒，可谓是耳熟能详，他的《阴谋与爱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席勒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本书即是席勒对欧洲三十年战争史的系统阐述，借此机会我们对席勒在历史上的活动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弗里德里希·席勒生活在18世纪后期的德国。他不但是一位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他与歌德在文坛上并驾齐驱，两人都是德意志古典文学高峰的代表作家，在合作的十年中，他们把德国文学推向辉煌，推向世界。因此，德国民众把席勒当作民族统一和自由的代表进行纪念。
18世纪后期，德国还被称为德意志兰。在1618年到1648年这段时间，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几乎摧毁了德意志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已经走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后一百年的时间里，这种状况非但没有一丝好转，反而更加恶化。革命导师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德意志兰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正走向覆灭，正常的教育、社会舆论、经济贸易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不论是底层的贫苦劳动者，还是上流社会的贵族成员，没有人满足于现状。拜金主义笼罩着德意志整个民族，人民毫无希望，没有一丝力量去清除将要灭亡的腐朽制度。这个时代，只有文学熠熠生辉，只有在文学中才可以看到未来。在毫无希望的政治和社会中，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每一个伟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想要冲出时代枷锁的愿望和决心。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在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的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权力的部队小军官，母亲则是一个小面包店老板的女儿。由于母亲信奉新教，所以在席勒幼年，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一位新教牧师那里去学习。这位启蒙者在语言、歌剧、表演、传教等方面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正当席勒打算对这些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卡尔·欧根公爵强制征兵，席勒因此到了卡尔军官学校学法律，在费尽种种周折后，他才改为学医。卡尔·欧根公爵是个残暴的统治者，他的学校被人称为“奴隶制造场”，他把学生像物品一样倒卖给英法殖民国。在学校，这种地狱般的折磨激发了席勒的反抗精神。带着这种逆反心理，24岁的席勒投入到1770年至1785年间轰轰烈烈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并且成了领导者。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是热血青年发动的对鄙陋文学的抗议，比启蒙运动更为激进，他们渴望自由，希望反抗现实社会，这种向往自由的精神激发了席勒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在卡尔军官学校，狂飙突进运动是严禁学生参加的，但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热血青年。卢梭、莎士比亚、歌德等一大批作家的文章悄悄地流入学校，学校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阿贝尔不但给席勒介绍这方面的作品，还传授了不少文学知识。在军校待了八年取得医师资格成为助理军医后，他开始准备反抗。歌德和席勒仅相差十岁，但两人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作为狂飙运动的领航人，歌德感情丰富、富于激情；席勒则冷静内敛、心思缜密，有自己的理想并愿意为之奋斗，他把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贯穿于名作《欢乐颂》之中。1776年，他开始发表抒情诗，1777年至1782年，他完成了剧本《强盗》，并于1783年创作《热内亚菲埃斯科的谋叛》，次年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阴谋与爱情》，并且还发表了一部革命性的诗集：《1782年诗选》。接着，他在1787年发表了韵文剧《唐·卡洛斯》。这几年的辛勤劳作让青年席勒声名大噪，席勒和歌德一样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导者。1782年，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了席勒的作品《强盗》。观看完这部剧的人们几乎疯狂，剧中向腐朽社会进行斗争的爱国青年震撼了人心，说出了人们迫切呼唤自由的心声。该剧的上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爵害怕起来，让人囚禁了席勒，并禁止他写作。在这个地方，席勒没办法再待下去，于是他逃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强盗》让狂飙突进运动达到顶峰，而两年后上演的《阴谋与爱情》引起的反响则更为巨大，《唐·卡洛斯》的上演再度表现了广大市民急切盼望社会改革、推翻小邦专制统治的愿望。他的这些作品充满了叛逆精神，给了人们坚决推翻旧制度的信心，因此在1792年，他被法兰西共和国选为法国荣誉公民。
1780年以后，德意志的经济逐渐复苏，许多邦国的君主开始进行改革，德国青年对狂飙突进运动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除了以歌德和席勒为主的少数人还在坚持激进文学之外，大部分人都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转变。1785年春，席勒应友人之邀，来到莱比锡居住，当他和友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知识贫乏，需要充电。在魏玛他见到了歌德、维兰德、赫尔德尔等文豪。在这里，他全神贯注地研究历史哲学和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期望从中能够找到解决德意志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时期，席勒进行了广泛阅读并且翻译剧作，完成了《尼德兰独立史》等作品。1789年，歌德推荐席勒担任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大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席勒的研究。从1790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席勒一直在研究德国三十年的战争史，他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灵感，去完成能够让读者得到力量的著作。从1787年至1795年间，席勒一直在研究历史和历史哲学，撰写了《尼德兰独立史》《通史概要》《三十年战争史》《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等历史和美学著作，很明确地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哲学、美学艺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修养。从人的灵魂角度去钻研历史让他收获颇丰，这是他“学者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1794年夏天，席勒邀请歌德参加文艺刊物《季节女神》，歌德欣然接受，自此两人结为至交。歌德从席勒那里接受了新力量，容光焕发。两个人有了默契和互补，探索出文艺创作的两种不同方法。席勒在论文中曾经表达过：歌德属于现实主义自然诗人，而他属于理想主义伤感诗人。席勒的双重性格和歌德一样都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方面反映德国的腐朽现实，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祖国的统一和自由问题。相似的性格特征促使他们产生共鸣，也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协力创作奠定了德意志古典文学的基础。
从1794年到1805年，席勒和歌德深交的十年，也是他们各自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二人在《文艺年鉴》上发表了许多精美的诗歌，他们互通往来的信件多是对文学创作的讨论，席勒也写了很多的哲理诗和叙事谣曲。1797年，席勒创作了大量为群众所喜欢的叙事谣曲，如《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伊毕库斯的鹤》《人质》《斗龙记》等，因此这一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二人的鼎力合作，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期。
这个时期，席勒的戏剧创作是他最大的文艺成就。以三十年战争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瓦伦斯泰》创作耗时七年，直到1799年才完成，这部戏剧控诉了邦国专制制度、控诉诸侯的残暴，表达德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这一部戏剧的成功演出，促使席勒做出一生的决定——把终生献给舞台。此后，席勒翻译并改写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剧本，比如：1801年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的姑娘》、名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尔》等。这些剧本唤起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意识，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曲。其中，《威廉·退尔》在中国、德国的魏玛和莱比锡都有演出过，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因为这些不菲的成就，席勒甚至被封为贵族，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贫困。他晚年还得了肺病，1804年创作的新剧本因为肺病只完成了两幕。1805年5月9日，这位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战士病逝于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文学创作对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人们后来把他的遗体迁葬在魏玛陵园。
席勒的一生以研究历史为主，他所做的研究是想以史为鉴，把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通过理性思维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从对席勒的研究来看，他的历史观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不仅具有外在的形态，还有内在的人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以人为本，社会将会变成和谐的整体。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超越于那些外在人本主义的，他希望以道德治理国家，实现和谐社会。我们由此称他的理念为新人文主义，这种理念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他的历史作品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有在宏观层面即通过通史或者世界史进行研究的，也有研究古希腊及罗马体制改革的，但成就最为显著的，则是通过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民族独立来研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堪称席勒的代表作。
席勒是个爱国主义者，从本书来看，他所讲的“德意志”，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是“德国意志王国”，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怀着浓浓的爱国情，他迫切希望德意志能够实现民族的统一，以强国之姿屹立于欧洲大陆。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眼前的德意志，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内部战争连绵不断、外国势力猖狂横行、前进道路举步维艰。他所期待的德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苦恼，也使他更加赞成促进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行为。三十年的战争，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而平民百姓却毫无疑问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无可选择地忍受着战争的残酷，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本书中，席勒还试图探讨德意志为什么会“招致外国军队进入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
对于皇权和统治势力的专横，席勒毫不吝惜自己的批判，而对于国外势力对德意志内政的横加干涉，他更是深恶痛绝。他十分同情广大平民的遭遇，支持他们反抗皇权、反抗外国势力，用武装起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席勒是一位比较激进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的前途和出路，席勒相信人民才是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和呼声终将熄灭战争的烈火和硝烟。但受历史的局限，他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初步的浅显的地步，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甚至幻想统治者能够放下争执，远离战争，做人民“正义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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