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不断变革中前进。近年来，我常常从美国人口中听到对慈禧的赞美。美国人毫不吝啬地给予慈禧太后以热情的赞美，我承认，我并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缘由，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欧洲人对慈禧太后的厌恶。
在那些抨击慈禧太后的作品中，作者们毫不掩饰他们对她的偏见。然而，在1902年至1908年间，慈禧太后的转变却让一些人对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当时，慈禧太后开始支持义和团，并宣称赞成改革。尽管慈禧这一转变吸引了所有西方人的眼球，让他们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给予慈禧太后一个绝对的评判。
就如本书的最后一段所描述，我努力客观地陈述每一个事实，并尽量避免对她做一个绝对的定论。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为慈禧太后写这一本传记。我常在思考，在别人看来，我写这本传记会不会过于轻率，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汉学家，通过我书中人名的拼写便可轻易看出来。但是，我写这本传记的动机是单纯的，我只是想让我的读者从中获益。作为一本传记而非语言学专业的书，在语言上我认为只要做到通俗易懂就好。
在此，我想对帕克教授、贾尔斯教授、港英政府辅政司骆克先生以及威海卫高级专员给我帮助予以真诚的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出的各种古怪刁钻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回答。还有现在在威海卫的R.F.约翰斯通先生，他不仅告诉一些迄今为止我不能复制的慈禧太后时期的艺术经典，还告诉我很多与中国传统习俗有关的事物，这些传统习俗激发了我对中国的极大的兴致；《香港孖剌西报》的承包人--D.华莱士·史密斯先生，允许我查阅了他在伦敦办公室里存放的相关文件资料；《香港孖剌西报》的前经理--阿尔弗雷德·坎宁安先生，慷慨地借给我李鸿章的签名照以及康有为的照片；雷恩斯女士热心地把她私人所有的两个慈禧太后的印章给予我进行摹拓。
菲利普1910年9月，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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