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若论起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更深刻的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海归”。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本科。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他学的又是“政治”。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年2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长期欠席”。所谓“欠席”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守常”就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2·

    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3·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4·

    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六年之后，叶挺、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商量南昌暴动，也是选择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栋，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瞭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们坐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船之前，王会悟已经在中舱里备下酒菜，还同时准备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和麻将牌，这些是掩人耳目的道具。这体现女性特有的细心之处。

    当画舫驶离了南湖码头的时候，大家总是感觉跟湖上其他画舫相比，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

    缺的是歌伎。没有歌伎的画舫，在南湖上显得有些另类。但凡是肯花钱租画舫的都是有钱人，玩的是文化情韵，没有不请歌伎以佐诗兴酒兴的，桨声伴着江南丝竹和娇媚的吴侬软语，才别有一番情调。

    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请寻常的烟花女子登船呢？

    正在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时候，随着一缕脂粉香气，一位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朝代表们嫣然一笑，楚楚动人。定睛观瞧，这位歌伎打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鄙的人。”自古风尘多奇女，“擂鼓战金兵”的梁红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救北京于兵燹的赛金花、掩护蔡锷逃离袁世凯魔爪的小凤仙等都出身风尘。如今新婚不久的年轻知识女性王会悟，客串歌伎，不仅没有自贬身份，而且为中国妇女解放平添了一段佳话。中共“一大”中虽然没有女性的正式代表，但王会悟的作用足以证明，妇女在建党方面的贡献，并不让须眉。

    在她俏丽的身后，各路精英商讨着一件救民于水火的惊天大事……

    ·5·

    7月31日下午6时许，就在南湖夕阳西下的时候，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了。

    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虽然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

    他们的缺席都直接与金钱有关。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着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

    拖欠教师工资、给教师“打白条”，在中国由来已久。此时北京的国民政府拖欠北京各大学的教师工资已达数月之久。为了讨要赖以养家糊口的薪水，即使是大学教授也顾不上斯文，成立了“索薪会”，联合起来跟政府交涉。“索薪会”的主席马叙伦恰巧生病，李大钊便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所以脱不开身。

    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

    送钱来华的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

    几位关键人物的缺席，不免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有一丝遗憾，彼此之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一大”之后，中共中央有了正式机关，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附近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马林提出，要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做党的专职工作，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重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马林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并不满意，他们差不多都不脱学生本色，尽管对革命热情很高，但社会斗争的经验不足。

    重阳节前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党务。党的领导工作虽然加强了，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与处事低调而谦和的吴廷康截然不同，马林自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启动资金，行事风格难免表现出傲慢和专横，不太尊重中共中央。如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的问题上，马林越俎代庖，在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派他的翻译张太雷前往参加，这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十分恼火。

    性格孤傲的陈独秀不买马林的账，中共中央曾经试图缓和两人关系，先是让李汉俊与马林商谈，但李汉俊与马林也发生了争执，调解宣告失败。又派与陈独秀和马林接触比较多的张国焘出面，也没有成功——一边是恩师，一边是共产国际的特使，张国焘说谁都不合适，只好耍起了滑头。最后还是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出面斡旋。张太雷因家里贫穷，考上北大之后交不起学费，只好上了公费的北洋大学，因此他不是陈独秀的门生。

    在张太雷的撮合下，陈独秀和马林总算见过两次面，两人不仅没有谈拢，而且矛盾更深了。到后来陈独秀干脆拒绝与马林见面，并闹到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的地步。

    除了性格之外，两人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分歧巨大。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如此一来，共产国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经济上资助中共。陈独秀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

    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中共在建党初期无论是经验还是经费都十分欠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无论在政治还是在金钱上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党内的年轻同志都劝陈独秀从长计议。有一次在陈独秀的办公室内，张太雷劝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太雷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就发起火来，打断了他：“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惯。”说完，陈独秀拿起帽子就要走。张太雷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但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拂袖而去。

    分歧归分歧，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由此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新青年》杂志的缘故，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马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四处奔走营救，花重金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巴和（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同时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组织中共中央对“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不过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此前，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部分经费，往往是经苏联驻中国的华俄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直接转交的。

    在马林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后来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缓和，陈独秀与张太雷的关系也有所和缓。但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年轻同志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印象却难以消除。

    张太雷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关系不错，张太雷曾经主张以陈延年代替陈独秀做中共的最高领袖，陈延年并没有接受，是不是因为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缘故，不得而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