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习贯彻《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国家当时在各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和坚强团结的表现，也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
1949年10月7日，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组织大纲》，并推选了常务委员会。10月9日，在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施复亮的提议，经会议讨论决定：“本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替代本会原有之政纲。”
1952年7月，民建召开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民主建国会会章》，规定“本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政党，确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的纲领，接受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合法的利益”。会议明确了民建今后的任务是“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协助政府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
1952年8月，民建总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分会配合当地工商联筹委会，在工商界中普遍开展对《共同纲领》的学习。各地方组织先后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开展了学习贯彻活动。北京分会成立了北京市工商界学习《共同纲领》委员会，先后有6419人次参加了学习。1950 ～1953年，配合政府政策法令的宣传学习，北京市分会主办的千人以上的报告会达20多次，听报告者达37万多人次。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新时代工商学习会工作委员会，围绕形势、政策、法令，先后组织1500多人次参加学习。天津、武汉、重庆、成都、沈阳、昆明等地民建组织，通过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与前途，巩固了爱国主义思想，增强了贯彻《共同纲领》的自觉性。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一批民建成员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章乃器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孙起孟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罗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姚依林、沙千里任贸易部副部长，施复亮任劳动部副部长，陈维稷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绍鏊任财政部副部长，吴觉农任农业部副部长，杨卫玉、王新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章元善、盛康年、周士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孙晓村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计划局副局长，吴羹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私营企业局副局长。
还有一批民建成员在地方人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乐松生任北京市副市长，盛丕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毕鸣岐任天津市副市长，巩天民任沈阳市副市长，陈经畬任武汉市副市长，韩望尘任西安市副市长，胡子昂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徐崇林、邓季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长水任广州市副市长，陈巳生任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蒉延芳任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金学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旧中国时期，因黄炎培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并表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决不做官。蒋介石在1927年和1947年先后两次以高官厚禄利诱，甚至恫吓，也没能将黄炎培拉进官场。对此，黄炎培曾表示：“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却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对此，很多人颇为不解。黄炎培特意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袒露心迹：“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事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制造混乱，不法奸商操纵扰乱市场，新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共中央着手建立经济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全国财经管理。为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1949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孙晓村、盛丕华、胡子昂、包达三、俞寰澄、冷遹、吴羹梅等民建成员均担任了委员，胡子婴担任副秘书长。民建成员在参与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中，为抑制通货膨胀、统一财政管理、调整工商业、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民建积极参加了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黄炎培就提高民族工商业者经营的积极性发表了意见。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黄炎培提出民建要“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而努力。
针对新政府面临的财经困难、物价飞涨等重大问题，章乃器向周恩来建议发行公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发行公债的决定。民建总会立即发出文告，要求“亲爱的会员同志们！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我们光荣的负担；宣传公债政策，踊跃认购，尽力推销，是我们光荣的任务。我们用无比的爱国家爱人民的热情来担负起这个任务吧！”
民建北京市分会的唐庆永、傅华亭、刘一峰、浦洁修、凌其峻当选为北京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常委。同时，分会还成立了推销委员会支会，有针对性地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印发宣传手册，并利用报刊、广播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大成绩，最终超额64万份完成了任务。
在上海，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担任了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副主任。1月17日，民建上海临工会又成立公债推销支委会，积极展开推销工作。在认购公债过程中，荣毅仁代表申新纺织厂系统带头认购了60万份。在民建成员的带动下，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共认购2670多万份，占上海市公债总数的89%。
在其他城市，都有民建成员担任公债推销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如李烛尘、资耀华任天津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华煜卿任武汉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副主任，等等。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民建总会立即发出通函，号召各地方组织推动成员踊跃认购，宣传推销。广大成员爱国热情高涨，在认购、推销、交款入库工作中积极带头，按时超额完成了任务，对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建会员李国伟、华煜卿代表申福新公司认购了71亿元公债，其中李国伟个人出资28亿元。后来，李国伟决定将这笔公债捐赠给政府，中央统战部根据当时政策没有同意。然而李国伟决心已定，专门请人刻了一枚图章：“支援建设，永不兑现。”然后工工整整地盖在所有的公债券上。1978年，李国伟因病逝世，临终叮嘱夫人要在定息存款发还时捐赠。直到清理丈夫遗物时，其夫人才首次发现了盖着图章的公债，便遵照丈夫遗志将其捐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东北外，各地物价一度剧烈上涨。一些投机商利用国家的暂时困难，凭借其经济力量在市场上抢购套购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追逐暴利，先后引起4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潮，给新中国的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损失。为此，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及现金管理。随后，在全国大规模调运粮食、棉布、棉花、煤炭、食盐，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敞开抛售，稳定了市场。
在这期间，民建积极配合政府平抑物价，先后3次招待出席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税务会议和橡胶、卷烟、粮食加工、进出口贸易专业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宣传国家财经政策和措施。1950年5月1日，总会发出公告，号召民族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守法经营，照章纳税，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努力。同时，在工商界成立纳税互助组，积极协助政府平抑物价，为推动工商界依法纳税、接受加工订货、努力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在工商业比较集中的上海，为煞住物价涨风，市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民建上海临工会组织号召成员坚决支持市政府的决策，没有一人卷入或参与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为响应政府号召，民建会员刘靖基将在香港的价值100余万美元的瑞士新纱锭运到上海，在浦东投资办厂，发展生产。
根据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民建总会积极推动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协助政府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提高劳资双方的积极性。1952年11月，总会成立了由李烛尘牵头的工商调查工作组，重点对京、津两地工商业者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为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创造条件。这期间，民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广州、郑州、西安、沈阳、济南、成都等地方组织都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
到1952年年底，私营批发商的商品批发额一度占到全国的36.3%。从1953年下半年起，国家为控制市场物价、确保人民生活稳定，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私营批发商的活动。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后不久，又扩大了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范围，重要工业原料也由国家控制，实行计划供应，并规定私商不得自营一般商品的进出口业务。这样，私营批发商的相关业务被国营、合作社商业所替代。1954年下半年，国家采取“留、转、包”的方式，对私营批发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此过程中，民建各级组织积极协助政府了解情况、反映意见，并通过多种形式做工商业者的工作，促进了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同时，民建以调整组织、发展会务为重点，采取措施加强自身建设。1949年10月7日，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推选了97名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明确规定了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的组成、任务，规范和加强了会务工作。1950年7月18日，总会第十五次常委会议修正通过了《民主建国会筹备分支会的原则和办法》，确定民建的性质、任务、筹备分支会的条件和发展成员的重点。明确发展成员“要放在民族工商业者的身上，要尽可能地争取工商界积极优秀的爱国分子参加”。1950年9月2日，总会第十七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民主建国会分会筹备委员会组织通则》，对地方组织的建立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此期间，重要城市的工商界人士分批到北京及东北各大城市参观学习。民建总会多次举行招待会，宣传民建的性质和任务，对各地发展组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批拥护《共同纲领》、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民族工商业者，如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乐松生、毕鸣岐、朱继圣、巩天民、陈经畬、韩望尘、黄长水、童少生、古耕虞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民建的。此外，应民建要求，中共还推荐在金融工商部门工作的南汉宸、姚依林、许涤新等参加民建，并担任领导工作。
2 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还有包括3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没有实行土改。为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都把土地改革作为中心议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土地改革法颁布以后，民建总会于1950年6月25～28日召开了会务推进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拥护政府土改办法和财经措施的决议》，要求全体成员积极推动工商界拥护土地改革。各级组织组织成员学习土地改革法，结合成员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具体工作中，采取组织领导干部和骨干成员参加土改、参观土改的方法，使民建成员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发挥作用。
1950年冬，民建成员参加了华东、中南的土改运动和西南的减租退押工作，在工商界起了良好作用。1951年春夏之交，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武汉、西安、长沙、济南、福州、南昌等地近百名成员参加了西南土改运动。章乃器任中央西南土改工作团团长。京津两地成员通过参观皖南、湖南及沪郊的土改，看到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城乡贸易的良好前景。北京分会从1950年开始，发动骨干和各行业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自愿参加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天津分会组织52名成员，分8批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和参观团。上海临工会有17位成员参加了3个土改工作队，到上海郊区及皖北、苏南等地区搞土改工作，还有121位成员参观了土改工作。武汉市工商业者中兼有土地关系的约占90%，土改工作一度引起工商界的不安。为此，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联络处，民建成员参加了联络处的工作，协助政府搞好土改。在此期间，市分会筹委会多次召开成员大会和土改问题座谈会，要求成员把土改政策宣传到广大工商业者中去，发动工商业者积极支持农民的土改运动。为了加强工作，分会筹委会还成立了土改小组，专门研究处理成员中的土地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
民建各级组织在组织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中，还就某些地区具体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及时进行了反映，保护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或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稳定了工商业者的情绪，调动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政府派兵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占领汉城，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疆城市和乡村。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其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拥护，一部分人明确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协商决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委员会。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民建总会及各地方组织纷纷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教育活动，以各种形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破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迷障，调动和鼓舞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1950年11月，民建总会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界团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指出“工商界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疏通物资、稳定市场、发展生产、巩固经济、踊跃纳税、保障供给，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会议期间，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做了政治经济政策、统一战线、劳资关系的报告，引导工商界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团结全国工商界，为粉碎美帝侵略而奋斗。
在此期间，民建总会发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宣教要点》，号召各级组织“把所有进步分子都动员起来，集体讨论，分头工作，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和演讲会，把现在落后的人们逐渐提高，提高到自己一样的政治水平”。
1950年11月30日，李烛尘、毕鸣岐、朱继圣率领天津工商界4万多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天津工商界：“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12月9日，傅华亭、刘一峰、浦洁修等率领北京市工商界5万多人，举行庆祝平壤解放、反对美帝侵略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各行业负责人高举门旗作为先导，从先农坛出发经前门箭楼后分为东西两路，沿途振臂高呼，情绪激昂。12月16日，胡厥文、郭棣活、刘鸿生、吴蕴初、荣毅仁、刘靖基等率领上海工商界15万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荣毅仁手擎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沈阳、西安、武汉、成都、广州、济南、重庆、郑州、福州、长沙、无锡、开封等地工商界也相继组织了抗美援朝大游行。据21个市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2月份就有70多万人参加，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
同时，民建派成员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胡厥文、胡子昂、章乃器等先后赴朝，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慰问志愿军。归国以后，他们向各界人士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绩，激发对帝国主义的义愤，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民建会员陈巳生在朝鲜慰问期间，亲眼目睹朝鲜民族工业被美军摧毁的情形，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与我国工商业是势不两立的，侵略朝鲜的美国军队不被彻底打败，我国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进行建设，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威胁。为此，陈巳生以民建及上海工商界代表的身份，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为抗美援朝运动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并成为后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的重要内容之一。1951年6月4日、6月18日，民建总会相继发出通知，号召全会响应“六一号召”，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委员会。在捐献工作中，北京工商界捐献飞机31架；天津工商界捐献战斗机38架、现金29亿元（旧币）；上海工商界捐献战斗机404架，其中民建成员捐献179架；武汉工商界捐献战斗机44架；成都工商界捐献飞机4架；济南、青岛工商界捐献战斗机34架；福州工商界捐献飞机8架。其他城市的工商界也都积极投入捐献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少民建成员或成员亲属参军赴朝作战。胡厥文、胡子昂、吴蕴初等亲送子女上前线。吴蕴初说：“我爱我的女儿，但更爱我的祖国。”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在大陆遗留了200多万土匪、60多万特务以及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他们以暗杀、爆炸、抢掠等方式从事破坏活动，严重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活。为此，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取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镇反运动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多次电示各地党政机关，要特别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力量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首恶分子。根据这一精神，中共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与。毛泽东曾把广东、广西的报告送给黄炎培，并附言说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反蒋斗争、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真正起义的军官，在镇反中予以特殊照顾和宽大处理。这样，消除了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疑虑，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上取得了共识。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依据。不久，民建总会发出《关于积极进行镇压反革命的通知》，指出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要求各地分会组织成员认真学习镇反文件，鼓励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成员进行坦白登记，不得吸收有反革命嫌疑与不明历史底细的人入会。各地分会按照总会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并配合政府积极做好工作。各地以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组织成员认真学习镇反条例。通过学习，成员普遍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各级组织还鼓励成员检举揭发，动员曾参加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成员坦白交代。与此同时，各级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组织的工作，对个别混入民建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予以清理。
民建参加镇反运动，配合政府保卫了新生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使成员受到了教育，纯洁了会的组织。
3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全国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即一切重大贪污案件都是不法商人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说，机关人员的贪污行为往往与工商界有关，当查诘商店时，又发现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问题，此种风气根深蒂固，如不扑灭，难以整饬机关风气。他建议在工商界开展“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斗争。根据黄炎培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1月9日，民建总会发出通告，“最近全国各地正在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运动。我全体会员必须充分重视，热烈参加，积极行动，并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和思想改造学习三大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对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民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工商界许多人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态度消沉，有的企图“混关”，对坦白检举顾虑很多。在民建成员中也存在一些疑虑。此外，在运动初期，由于不少地方和单位曾一度发生简单粗暴的做法，乱抓资本家进行审讯和逼供，有的还提出要“打老虎”，使一些工商业者失去了生产经营的信心。黄炎培等通过调查研究，把相关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各地纠正这种做法。运动后期，人民政府成立了节约委员会，对有些定性不当和退补不实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在运动中，民建各级组织反复向成员及工商界人士交代政策，引导他们划清与“五毒”的界限，端正态度，投入运动。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运动搞得如何，直接关系全局。陈毅明确要求采取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的政策，对上海的“五反”运动和恢复生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民建上海市分会参照政府对工商界成员的处理结果，按照总会对成员的会内处理办法，区别不同情况，做了慎重的会内处理。北京分会举行“三反”“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制订了推进工作的具体计划。1952年1月，在中山公园召开新知识座谈会，黄炎培发表了《倡立四不公约》的演讲，提出以不行贿、不逃税、不诈欺、不送回扣来响应“三反”运动。据24个地方组织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工商业者成员有2442人，占成员总数的52%。在成员经营和负责的1742户企业中，有1054家企业被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占60.5%；被定为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有427户，占24.5%。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地方市场停滞、交易清淡，私营工商业生产经营发生困难，部分工厂停工，工人失业。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必须立即进行生产恢复交流活跃经济的指示》，要求各地以开展农村土产收购和恢复城市加工订货为中心，采取措施，使城乡经济活跃起来；要求利用私营工商业这支力量。经过各地扩大加工订货、收购滞销品、提高工缴利润、放宽行政管理、组织物资交流、减低银行利息等，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走向正常。但私营商业困难仍然很大，营业额下降，歇业户增多，失业人员大量增加。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公私商业关系进行调整。
为了加强对工商界的了解，帮助工商业者成员搞好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促进生产经营，民建设立了工商研究处，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研究，反映工商业者的合理要求，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1953年3月，民建总会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工商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近几个月来各地反映私营工商业者在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税收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会通过工商研究和宣教工作，对于这些问题有了一些了解，对反映和解决工商界的问题以及提高成员的认识起着一定的作用。根据当前的迫切需要，我会应把工商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全年的中心工作，作为发展、巩固组织的条件和进行宣教工作的基础。要求各分支会都要设立工商研究机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在1953年4月召开的工商情况汇报会议上，一些代表反映私营工商业者存在程度不同的“五毒”行为和不服从国营经济领导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工商界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根据这个情况，黄炎培还带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先后整理了《各地工商业情况反映》《民建、工商联工商问题座谈纪要》《私营企业劳资问题现状的一斑》《私营工商业现存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建议》等调查报告送中共中央。黄炎培还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态、工商界的意见要求。8月1日，民建总会通函各地，要求加强“五反”原则的教育，提出“加紧号召成员首先严格检查自己，在私营工商业界起骨干带头作用，有效地防止‘五毒’行为的重犯，是我会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此过程中，民建一方面加强对成员的教育，另一方面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积极协助政府处理“五反”运动中的“退赔”问题。退赔的政策性很强，为做好工作，总会多次要求各级组织正确处理“退赔”问题，协助调整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各地组织遵照上述精神，配合政府对工商户的违法所得数字反复进行了核实。在核定工商户的违法所得后，按照对偷税漏税所得只退1951年部分、基本守法户免于退补、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等规定，确定了退、补、罚的户数和金额。这项工作，对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五反”以后民建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指出，民建在运动中带动了工商界，是有功的。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毛泽东强调，民建对“五毒”俱全、完全违法的资本家，一定不能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
这些谈话，对于帮助民建巩固和发展组织，联系团结工商界起了重要作用。总会在《关于民主建国会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民建的主要发展对象应当是对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作用的大的工商业资本家，过去以中小为基础的组织方针应加以改正。
1952年7月1～7日，民建召开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黄炎培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谈了自己的体会。第一，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看法，要有区别。中间有守法的，有违法的，要认识它的本质，要帮助它好好改造。第二，工商业家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深刻的教育，又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定将好好地配合实际的行动来学习共同纲领。第三，民建同志们全心全意接受了毛主席的鼓励和指示，对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一致地有了新的明确的认识，从今以后，有区别地吸收工商业家，好好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指示之下，配合省市协商委员会，配合工商联，广泛地适当地组织学习共同纲领，同时尽可能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以期使他们好好地正确践履共同纲领的规定。
会议决定，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改“会务推进委员会”为“总会委员会”。取消理、监事名义，召集人改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会议推选黄炎培为主任委员，章乃器、南汉宸、李烛尘、盛丕华、施复亮为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为秘书长。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会章》，规定：“本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政党，确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的纲领，接受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合法的利益。”
4 带动工商业改造，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已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社会改革已经胜利完成，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3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7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部分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召开座谈会，请大家协助做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等出席。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引起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疑虑和不安。为了帮助成员学习和了解过渡时期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协助中共和政府做好贯彻总路线的工作，民建总会于1953年11月召开全体会议。黄炎培在全面阐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提出“为了适应国家总路线的要求，本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就是：通过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增产节约和各项爱国运动，依靠全体会员的努力，培养和提高本会工商业者的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也就是要使他们首先做到真正爱国守法，积极改进生产经营，努力学习，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并紧密联系、团结工商界群众，正确地发挥带头的、模范的和在人民政府与工商界间的桥梁的作用，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经过13天的努力，与会同志提高了对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认识，并根据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确定了本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会议的召开，对民建在中共的领导下，团结私营工商业者，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当时工商界的思想情况，总会于1954年1月组织力量分赴若干城市，了解工商界学习总路线后的思想情况。在北京、天津工商界思想情况汇报会上，浦洁修反映，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路线宣布之初，思想上是有波动的。经过学习之后，不少工商业者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并且有许多人在行动上有了积极的表现。但还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他们对总路线的认识仍相当模糊。为此，北京分会多次组织成员认真学习，引导他们逐步提高认识。黄炎培、孙晓村、王艮仲、姚维钧专程赴上海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黄炎培做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有2000多人参加。上海分会举行了基层小组骨干会议，组织全体成员系统、深入、全面地学习。施复亮、钟复光赴武汉、重庆，吴觉农、张絅伯赴西安、郑州、开封等地宣讲总路线，了解情况。天津分会和市工商联采取“层层传达、逐步深入”的办法，首先举办了124人参加的骨干学习班，然后深入基层开展宣讲工作，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金融业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国家首先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此过程中，民建成员发挥了积极作用。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存诚钱庄经理沈日新、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四川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受百、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等，利用自身优势，在协商各方、联系推动、沟通公私关系、协助筹建机构和安排人员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参与了金融业的合营筹备工作，多次在公私方之间进行联系和协商，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其他私方人员，使大多数私营银行、钱庄的负责人比较乐意地接受合营方案。到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业企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作民、王志莘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徐国懋任副总经理。金融业的公私合营为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中级形式，如工业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统购代购、经销代销。同时，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积极申请，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或将企业转为国营。其中大多是民建成员。1949年，吴羹梅将中国标准铅笔厂与哈尔滨企业公司合营，创办了公私合营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古耕虞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黄凉尘任总经理的宝元通公司、武汉国贸公司，于1950年直接转为国营企业。同年，李烛尘代表“永、久、黄”企业集团提出公私合营要求。1951年，吴蕴初经营的天原厂，以及浙江西山窑业厂、上海华丰钢铁厂、南昌的沈三阳、四川大华纺织厂等实行了公私合营。1952年，荣毅仁经营的无锡开源机械厂、童少生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获准公私合营。同年，永利公司、塘沽永利碱厂、南京永利碱厂获准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侯德榜任总经理。随后久大公司、久大精盐厂获准公私合营，并与永利合并，定名为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李烛尘任董事长，侯德榜任总经理。
在1952年前后公私合营的企业以工业为主，其中民建成员经营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它们虽然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工商界起了示范作用。毛泽东在民生公司合营后指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公司获得新生，而且对其他私营企业具有指导作用。1953年10月，毛泽东约见工商界代表刘靖基、刘鸿生等座谈，鼓励他们在公私合营中起表率作用。12月，刘靖基代表安达、大丰企业提出公私合营，随后安达、大丰、公永三厂合并为公私合营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刘靖基任总经理。1953年底，刘鸿生申请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华毛纺厂的公私合营获得批准。同年公私合营的企业还有胡厥文经营的新民机器厂，陈铭珊经营的上海信谊药厂，乐松生经营的北京同仁堂，万国权经营的天津利中酸厂，荣毅仁、郭棣活与合肥市政府合营兴建的安徽棉纺织一厂、荣氏企业无锡申新纺织三厂、北京朝阳电机厂、福兴面粉厂、六必居酱园等。1954年，刘国钧经营的江苏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获准公私合营。民建成员不仅将自己经营的企业率先实行公私合营，而且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荣毅仁、胡厥文、王光英、万国权、陈铭珊、乐松生等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公私合营给企业带来的新变化，说明处理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政策，解除了工商业者的疑虑，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当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为了推动成员和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提出，要对成员进行爱国守法教育。“爱国守法，这是成员最起码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委员。黄炎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烛尘、南汉宸、施复亮当选为委员。宪法公布以后，民建总会发出通函，要求各级地方组织领导成员把宪法与大会的其他文件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并在行动上贯彻实行。之后，民建各级组织结合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宪法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民建组织和成员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
1955年4月1～12日，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18人，代表43个地方组织的7000多名成员。黄炎培在开幕词中说：“我会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很明确的。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我会当然要和全国人民一道以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自己的总任务，也就是，一定要以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我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总的奋斗目标。在这个总任务中，我会在协助国家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还负有特殊的使命，这就是：我会要把工商业者成员培养、提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骨干分子，并教育、帮助他们继续结合企业改造进行个人改造，通过骨干分子的真人实例和他们的积极作用，提高工商界对于国家政策的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争取、引导尽可能多的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行列中来，以协助国家顺利地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章乃器代表总会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从过去10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得到了三点极其深刻的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必须牢记并掌握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基本特点；三是必须认真做好培养、提高工商业者成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的工作。在谈到今后的任务时，报告特别指出，必须在爱国主义教育基础上，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努力克服个人主义和分散主义；必须加强实事求是的作风；要充分发挥非工商业者成员的积极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规定，民建“根据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以工商业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为吸收会员的主要对象，并适当吸收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员和其他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利会务推进”。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一次中委会议上，选举黄炎培为主任委员，李烛尘、章乃器、南汉宸、盛丕华、施复亮、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为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由孙起孟兼任。
民建一大，是进一步团结、引导成员和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协助中共和政府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总动员，反映了民建在多党合作中的独特作用。
公私合营一般是从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始，当时称作“摘苹果”。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进行改造的方针。到1955年下半年，除继续逐个实行公私合营外，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浙江、四川、云南、辽宁、河南、陕西、黑龙江等省市，开始出现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当时称作“摘葡萄”。上海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卷烟、造纸、搪瓷8个轻工业以及3个冷藏制冰厂共168个工厂，北京有面粉、电机制造、化学制药、机器染布4个行业的75家私营工厂，天津有橡胶、车具等8个工业行业的1395户企业按行业进行了公私合营。1955年这一年，全国私营工业中共有3019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总产值为71.88亿元，占公私合营、私营工业总产值144.54亿元的49.7%，大大超出了国家原来的计划。
针对工商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情绪，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请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和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举行座谈会。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要求私营工商业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毛泽东希望在工商界里面，要有少数核心人物，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的人物，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经过他们去教育其他的人，逐步适应新制度。毛泽东的讲话，对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李烛尘当场表示，要积极推动民建和工商联的成员搞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
1955年11月18日，民建召开中常委会议，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是一贯明确的”，要求各级地方组织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讲话，“坚持不渝地拥护党的路线，为协助国家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的革命事业而努力”。经过对上述几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学习，消除了工商界代表人物的怀疑和顾虑，稳定了动荡不安的情绪，鼓舞了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在民建组织和成员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于1956年初始发于北京。1955年12月，民建北京市委向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的指示，随后又组织学习了陈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具体指示。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及各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培训了准备派到公私合营企业去当公方代表的干部。随之，北京市的棉布业、机制面粉业又相继批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而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市327户私营国药店的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4日，以乐松生为首的全市327家私营国药店资方举行会议，一致拥护全行业公私合营，并推乐松生等9人为私方代表，参加北京市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乐松生任筹委会主任。乐松生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结合同仁堂在公私合营后的巨大变化，说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是正确的。1月5日，北京市国药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8日，北京市有20个行业300多家商店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1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35个工业行业的3990户工厂和42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坐商，共17963户全部被批准公私合营。1月15日，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会上，乐松生向毛泽东献上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北京市对资改造的形势大大推动了其他城市的改造高潮。
1955年10月，上海市有轻工业8个行业、重工业13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16日，民建上海分会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全体成员积极行动起来，站到运动的最前列，迎接高潮。20日，上海市各界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隆重集会，全市各行各业2500多人参加了会议。民建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双手捧着红木镶边缎面精装的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民建成员、工商界著名人士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陈铭珊、王兼士、刘公诚、吴振珊、韩志明8人抬着4只扎彩的红漆条箱，里面放着用红布包裹的各行各业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走在最前面，民建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荣毅仁和全体代表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盛丕华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大会递交申请书，曹荻秋副市长代表陈毅市长签字盖章，批准了全市85个工业行业的35163户企业和120个商业行业的71111户企业的公私合营。至此，上海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
到1956年1月底，私营工商业相对集中的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西安、重庆等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30日，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盛丕华率领24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代表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之际，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报喜，庆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得到了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响应。在这一过程中，工商业者中的民建成员表现出高度的热情，许多人积极增加企业投资、缴清欠税、归还宕账、认购公债，推动自己亲属和企业其他资方把私蓄、垫款等投资到企业中，有的成员还公开了保密10多年的自动化技术。上海民建成员季慕卿、季震元兄弟俩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留下来的495两黄金投入企业。北京民建成员杨献庭把自己的100多间房屋和1.8万元存款投入企业，并动员他的两个哥哥各以房屋30多间投入了合资企业。在其他城市，类似的事例也很多。民建成员所表现出的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发挥的骨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建针对工商界青年和家属的特殊性，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在我国对资改造时期，全国工商界青年约7万人，其中一部分是民建成员。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一部分工商界青年在开始时思想上有较大波动，对社会主义改造存有疑虑；有的听到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感到恐惧，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认为资本家牌子太臭，不愿再搞工商业。针对这种情况，民建各级地方组织积极协助当地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组织，通过开座谈会、听报告、举办讲习班、召开工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参观工厂和农业合作社等形式，广泛地对工商青年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中共对资改造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逐步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减少消极情绪，使他们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1956年2月22～29日，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男女青年共809人，列席65人，其中有民建成员250人。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到会致辞，他希望工商界青年一要努力生产，二要加强思想改造，要把提高思想认识与工作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严格加以执行，并认真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检查。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代表孙孚凌、天津代表王光英、上海代表陈铭珊等，并与全体代表合影。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工商界青年的信心，并在全国工商界青年中掀起一个宣传、学习和贯彻大会精神的高潮。会后，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代表团中的部分成员举行座谈。李烛尘在座谈会上讲话要求大家把会议的精神和成就带回去加以贯彻执行，并勉励全体与会人员，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前进，争取从一个工商界的青年积极分子，进一步成为一个工商界的核心分子。这次会议以后，许多工商界青年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工商界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并在各个岗位担当了重要领导职务，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有一部分人还申请加入了民建，从而使民建增添了新的力量，其中不少人经过培养，先后担任各级组织的领导职务。
开展家属工作，是民建的一项具有特色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治活动中，如义卖慰劳解放军、支援抗美援朝以及购买胜利折实公债等，工商界家属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工商界家属积极协助亲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25日至2月3日，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10天的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汇报了关于开展工商界家属工作的情况，介绍了许多帮助亲人和带动其他家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事例，以及本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会议期间，蔡畅、邓颖超、李维汉等与会议代表举行了座谈，亲切地向大家指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细致的过程，工商界妇女要从社会主义改造中解放自己，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并鼓励亲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6年3月29日至4月6日，民建中央同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会议号召工商界姐妹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建立团结和睦的家庭，鼓励自己的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团结广大工商界姐妹共同前进。为了做到家属工作经常化，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由罗叔章担任主任委员。1960年4月，民建同工商联协作，成立家属工作委员会，由罗叔章任主任委员，浦洁修、杨鉴清等任副主任委员。
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前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清产核资。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民建积极推动各级组织和成员协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工商业者民建成员白天忙完了业务工作，晚上又和职工们一起突击清点财产。部分成员完成了本企业的清估工作后，还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清产核资小组，帮助其他企业完成此项工作。民建各级组织举行了大量的座谈会、典型经验报告会，帮助大家了解国家各项政策。与此同时，各级民建组织及时地向党和政府反映工商界的困难、意见和合理要求，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参与有关政策的协商制定。民建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纳。如清产核资工作除了仍然采取高潮前实行公私合营时“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外，共产党和政府又在吸纳民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针，所谓“宽”就是对财产清理估价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如关于机器、设备、房屋、土地的估价，对于私营时期公积金的处理，对于家、店（厂）不分的企业的生活资料的处理等，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都从宽处理。所谓“了”，就是对企业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企业原有的债务、呆滞物资和其他财产关系等，能够在公私合营时了结的，都尽量了结。这个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私营时期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财产关系，都能得到适当处理，不留尾巴，使私方人员能够安心接受改造，积极地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清产核资工作完成后，根据政府“包下来”的原则和“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方针，民建协助政府对工商业者进行了人事安排，大批学有所长、有经营管理才能的工商业者担任企业的领导工作。各地的做法，一般采取“私提公批，公私协商”的方式进行。民建各级地方组织协同工商联、同业公会和私方人员共同协商提名，与企业职工商量，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由政府或有关业务部门批准。在步骤上，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安排的方法，即一般是先安排工商界的上层或中上层分子，后安排一般人物。企业已做了人事安排的，如有不妥之处，予以调整。根据1957年的统计，对全国拿定息的71万在职私方人员和10万左右资方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对资方实职人员除了安排在企业工作以外，对于私营工商业者中的部分上层分子，由于他们在工商界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国家还安排了他们的政治职务。根据1957年年底的统计，民建和工商联成员中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有70人、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有65人，担任部长、副部长的有7人，大专院校校长的有2人，副省长的有7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副市长的有4人，正、副局长的有24人，省正、副厅长的有35人。各地对资方人员进行安排以后，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又兴奋，又愉快，又惭愧”。
定息问题是工商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民建多次就这一问题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并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出建议。根据实际操作中的情况，中共中央吸收了各方面的建议，本着从简从宽的原则，重新规定：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为年息5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5厘；对过去已采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如果他们的息率超过5厘，不予降低，如果息率不到5厘，要提高到5厘。工商界对定息息率的期望原来是“坐三望四”，当政府公布定息5厘时，他们都表示“喜出望外”。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针对工商业者担心定息能拿多久的思想，向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明确宣布：“定息时间七年为期，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拖一点尾巴。”事实上，1962年定息期满后，政府又两次延长定息，直至1966年9月才停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运用社会主义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得以胜利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个胜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5 自我教育传统形成的一届二中全会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当时中共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逐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初步确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是否需要继续存在和发展，被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月，中共八大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这样，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一项基本方针被确定下来。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为了总结经验，研究确定新的方针任务，民建于1956年11月召开了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会议筹备期间，在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内部，出现了对若干主要原则问题的思想分歧，主要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是否还存在两面性的问题。章乃器等提出了一些观点，引起了会内的争论。鉴于问题层次深、涉及面广，民建中央从1956年10月11 ～29日连续举行了15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发动与会人员敞开各自观点，进行自由论证。通过讨论，形成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专项报告。在报告中，中央常务委员会请求一届二中全会做出决定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有关对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看法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民建应当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协助国家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这些文件以及章乃器于11月6日写的《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论性问题的讨论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一并发给一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人员。这15次常委会的讨论，是民建在处理内部矛盾方面的一次尝试，它在指导方针上逐步明确并贯彻了“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二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尤其是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多做自我批评；三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三个坚持”的指导方针，为开好二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6年11月5～16日，民建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正式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当前工作方针、任务的决定》《关于讨论当前几个主要原则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议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是民建历史上罕见的。黄炎培在开幕词中表示了民建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态度和信心。他指出，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向各民主党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民建培养更多的工商业骨干分子，更广泛地联系工商界群众，努力生产，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监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和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提高警惕，为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会议确定了民建当前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工商业者成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协助国家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期间，主要围绕章乃器提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展开了讨论。章乃器的观点主要包括：（1）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2）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就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所谓两面性只是一个思想问题，这不只是工商界的问题，也是当时许多人所共有的长期的思想改造问题。（3）在现阶段再提“两面性”，会否定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积极因素的提法，会有碍于工商界积极性的发挥，会动摇他们的信心。
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1）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讲的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全局，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有关，但不能混为一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使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则有不同的表现和变化。（2）把民族资产阶级现阶段的两面性看成只是思想问题，这种问题在劳动人民中同样存在，也是不对的。（3）根据具体实际和成功经验，正确地阐明工商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面性，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帮助他们通过自我教育克服消极性。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讨论当前几个主要原则问题的决议》。关于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各阶段的发展，而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只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还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必然还存在。但这种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消极的一面在不断地减少和缩小。关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决议认为，对于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估价，“不仅关系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且也必然关系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处理问题，也就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对于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识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七年来得到了进步与改造。”
民建一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处理内部矛盾方面，它运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敞开观点，自由论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为民建此后处理内部矛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同年12月4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称赞民建一届二中全会“开得很好”，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1957年6月，民建中央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邀请，推派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以及唐巽泽、唐宝心等人组成民建代表团，参加了7月5～8日在魏玛举行的自由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我国民主党派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兄弟国家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受到热烈欢迎。胡厥文在致词时，赞颂德国自由民主党在德国人民争取和平、统一、民主以及建设中所做的贡献，介绍了民建在中共领导下帮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胡厥文还在广播电台播讲，介绍中国的大好形势，盛赞中德人民的友谊。
6 反右运动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整风运动。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了推动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约集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民建领导人黄炎培、章乃器、胡子昂、孙起孟等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表示共产党真诚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意见、做批评，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找出解决的办法。1957年5月6日，民建以电话的形式向各级地方组织发出关于积极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着重地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帮助成员深入学习，敞开讨论，以利于提高认识，改进工作，解决矛盾”。5月19日，黄炎培在南京视察时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及“作为民建的成员，应抱什么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时，黄炎培回答：“我们民建的成员，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帮助党整风。”“民建组织应当鼓励成员鸣放。这样做，也就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挥监督的作用。”他指出，民主党派特别是民建，应当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一面帮助党改进工作，一面也虚心地向党的这一整风精神学习，更进一步地改造我们自己，做好我们的工作”。此后，在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1957年春夏之交，在中共整风过程中，极少数人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猖狂”。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主题开始由共产党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迅猛展开。
反右斗争开始后，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立即组织召开常委联席会议，并于6月22日向所属地方组织发出《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推动工商界的反右运动。同日，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光明日报》问题发表声明，指出“近两个月来，《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辑储安平，竟利用职权，一度将《光明日报》拉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章乃器作为民建代表担任《光明日报》社社务委员会委员，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于他们“这种违背各民主党派政治方向的言行，必须严加谴责”。1957年6月25日，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在全会开展整风的决定。要求这次整风“应当以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在认识上、行动上都能够解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为中心要求”。7月3日，民建与全国工商联成立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处理有关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工作。9月9～21日，民建一届三中全会与工商联二届二次执委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全国工商界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斗争的联合指示》，推动工商界的反右运动。10月12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工作委员会”，负责推动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了《关于工商界从反右斗争阶段转入一般整风阶段的意见》。1月26～28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联席会议，对民建、工商联的中央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提出处理意见，分别撤销一批人的领导职务。会议强调要开展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运动，逐步实现民主党派组织和个人的社会主义改造。2月27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讨论通过《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意见发出后，不切实际地搞起了思想改造“大跃进”的群众运动。2月28日，民建中央第四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号召各地组织“领导会员，掀起自我改造大竞赛，投入生产大跃进，力争三年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3月1日，民建中央发出通函，再次予以强调。随后，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召开，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开展自我改造“大跃进”运动。会后，由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组成了4个视察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视察和推动。自我改造“大跃进”运动在民建各级组织和工商界迅速展开，并逐步升级。2月27日，上海市民建全体成员4000人，举行了“鼓起干劲，投入生产建设大跃进，苦斗三年，力争自我改造大跃进”誓师大会，向上海市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全国民建组织提出挑战，进行自我改造友谊赛。4月14～18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在天津召开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交流现场会议。与会人士拟定了自我改造竞赛协议书，使自我改造“大跃进”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交心运动”是当时民建和工商界进行自我改造的主要方式。从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广州、重庆8个大城市和太原、成都、杭州等20多个省辖市来看，参加交心运动的工商业者达14.5万多人，“交出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共3300多万条”。
整风交心运动，违背了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还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后果。1958年12月25日至1959年1月22日，民建一届四中全会、工商联二届执委会三次会议联席（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工商业者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问题的几点认识》和《关于批准李烛尘副主任委员代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并把工作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上来，标志着民建内部反右派斗争的结束。
在反右斗争中，章乃器作为“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不仅受到了长期的严厉批判，而且被撤销了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所有职务，还有的同志因他的问题受到牵连，成为深刻的历史教训。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约占中委总数的18%；24156名成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00多名，约占成员总数的13%。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民主党派被错误地认定为单纯资产阶级政党、被彻底改造的对象，其政治和社会地位被严重削弱，政治声誉和社会影响被严重损害；组织发展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处于停顿状态。这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到严重挫折，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损失。
7 民建二大“神仙会”
从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的影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论战日趋激烈和公开；国际反动势力也趁机掀起反华叫嚣和活动。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民建成员和工商界大多数人士思想上相当紧张，怕受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针对反右斗争以后，特别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民族工商界的思想状况，中共开始调整和改善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稳定了工商界的情绪，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察觉到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研究和纠正错误。同时，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上，提出了“一张一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缓和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紧张关系，强调要推动党外人士和工商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底1959年初，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召开中执委联席会议，会上反映出工商界担心中共和政府改变赎买政策和安排政策的思想顾虑，同时也反映出厌倦改造的情绪。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59年招待民建、工商联与会人员的元旦宴会上，宣布了“五不变”的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这对工商界、民建以及其他民主党派都起到了团结稳定的作用。1962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予以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共产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在各民主党派内部引起很大不安，多数人思想很紧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一情况很重视，在对待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了慎重的、比较稳妥的政策。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座谈，明确指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大有进步。毛泽东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搞运动。
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缓解当时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紧张情绪，调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21日，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成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召开。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从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18日，首先召开了60多天的预备会议。黄炎培在预备会致词时指出，大会的政治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鼓足干劲，更好地改造，更好地服务。大会应继续贯彻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精神，通过同志们提高自觉性和共同努力，成为一次方向明确、丰富多彩、心情舒畅、效果深入的大会，一次在中共领导下团结推动全国工商业者更好地在积极服务中进行自我改造的大会。与会代表在预备会上听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交流了服务与改造的经验。会议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对工商界多数人立场的估计；服务与改造的关系；工商界的前途。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亲切谈心，畅所欲言，在大会上发言的有101人，此外还有书面发言192篇。经过深入讨论，就工商界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为开好正式大会做了准备。正如黄炎培所言：“这次预备会议，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会议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预备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朱德、陈毅、李先念、谭震林、李维汉等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刘少奇还同民建、工商联的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在讲话中就工商界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生活待遇五个不变，重申了中共的“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号召工商界要“顾一头、一边倒”，即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一心一意跟党走，一心一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这样，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谈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2月19 ～21日，民建二大、工商联三大举行正式会议。陈叔通做报告。报告肯定工商业者已大有进步，在由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转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其政治立场和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资本主义一面减少了，社会主义一面增多了；工商业者应“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其他工作岗位为基地，并且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改造；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法；今后工商界要“坚持劳动实践，继续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造以逐步达到改造成为大体上符合六条政治标准、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的目标”；今后民建、工商联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和帮助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改造，争取不断进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成绩”。盛丕华代表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做了会务报告，指出：“本会成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一年多来在工作和劳动实践中，多数人是有很大进步的；很多家属成员在参加街道工作和义务劳动等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事实证明，本会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只要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沿着党所指示的道路前进，在工作中不断地巩固成绩，克服缺点，是一定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今后本会一定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进一步团结、教育全体成员，充分发挥骨干分子的带头、模范和桥梁的作用，带动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认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对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为使自己向光荣的劳动人民转化，为把我们祖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随后召开的民建二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了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委员为黄炎培，副主任委员为李烛尘、南汉宸、盛丕华、施复亮、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郭棣活，秘书长为孙晓村。
二大的召开，是民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指导下，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这次会议中，形成并认真贯彻了自我教育的“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提高认识的目的。这种和风细雨、发扬民主的会议称为“神仙会”，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使会的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次大会还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民建和工商界的实际，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长期以来，深入人心，在广大成员和工商业者中发挥了广泛的指导作用。
民建二大以后，各级地方组织纷纷召开会议，对“神仙会”的精神进行学习和贯彻，在工商界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中共的“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使工商界深受鼓舞，认为是共产党对工商业者的又一次关怀，是给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多数的工商业者焕发出极大的服务热情，积极地投身于当时党所号召的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内容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了工商界的建设热潮。民建北京市委、市工商联组织于1960年2月底召开了“北京市工商界贯彻市群英大会精神继续跃进大会”，要求工商界积极投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学、比、帮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天津市工商界在传达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会议精神后，纷纷表示要遵照共产党提出的“顾一头、一边倒”的号召，积极服务，“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在“双革四化”运动中，不仅工业的私方人员有革新项目，在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私方人员，也都有革新项目。如天津市7个工业系统的私方人员在4月份就生产了高精尖产品270件，实现了自动生产线213条；武汉市江汉区在1960年第一季度实现献知识、献技能的“双献”项目达13661条，其中的“组合搪床”“水力冲砂机”“旋风铣”等价值都比较重大。
与此同时，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协作委员会还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各地调查研究有关中共对工商业者“包一头”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顾一头”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
8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1962年下半年，由于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逐步得到克服，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又重新抬头，使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给当时的统战理论和政策造成极大混乱，统一战线内部调整关系的工作无法继续，并直接影响了民主党派工作的开展。
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在工商界普遍开展了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推动成员和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12月24日至1963年1月20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中执委联席会议，学习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并一致认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通过了《关于在工商界中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推动成员和家属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的决议》。会议结束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向各地组织进行了深入的传达，并把开展“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放在重要位置，组织成员、工商界人士及其家属建立各种学习小组，采取多种形式，学习政治理论，并使学习固定化、经常化。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还多次举办宣教工作座谈会，研究分析成员的政治思想情况，交流“三个主义”教育的经验。
1963年3月以后，城市“五反”运动和农村“四清”运动先后展开。在国际方面，中苏争端日趋激烈，美苏印三国形成反华“大合唱”，加上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等，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紧张，一些工商业者的思想表现混乱。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认为“近一、二年来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又一次大反复”。面对这种情况，1963年7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宣教工作座谈会，对工商界的“大反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会议对工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做出了错误估计，认为工商界在政治、思想、经济、子女教育、企业工作等方面，存在大量问题，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风浪中发生的又一次“大反复”。“这个大反复所以产生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是资产阶级本性在一定气候下的又一次大暴露、大发作。这个大反复的内容，包含着两个方面：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一股资本主义思潮到处泛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紧张的反映。这个大反复，就其性质而言，是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会议决定：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工商界中深入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随后，民建、工商联各级地方组织举办读书会、学习座谈会，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成员现身说法，联系实际，“查思想、找差距”，人人过关检讨有没有“大反复”。后来斗争日益加剧，调子越唱越高，甚至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进行批判打击，许多工商业人士思想非常紧张，感到“改造无尽头”，严重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1964年4～6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经验汇报会。会议普遍反映：工商界害怕阶级斗争，厌倦改造；不承认“大反复”，要求“三个主义”教育“适可而止”。会议强调，“三个主义”教育的目的，是搞通思想，启发自觉，进行自我改造，落实到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三个主义”教育要在整个过渡时期反复进行，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决不能“适可而止”。此后，民建、工商联各级地方组织先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学习班等，推动成员进一步接受“三个主义”教育，组织工商界批判“求安”“怕变”“安居中游”和“适可而止”的思想，等等。开始时，教育的方式还基本上是和风细雨，敞开思想，联系实际。但是到了后来，就发展成了自揭问题、压人认账的斗争形式，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斗争加温加压，使学习座谈会变成了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场所。许多工商业者对“三个主义”教育产生厌烦和“学不下去”的情绪，甚至发生了个别工商业者被迫自杀的悲剧。当时武汉的一位工商业者不无感慨地说：“1956年交出了生产资料，1958年整风运动向党交了心。1959年大有进步，1960年度过了困难，现在应该是摘资产阶级帽子的时候了，但是‘三个主义’教育运动还要搞五年到七年，思想上接受不了。尤其是提出‘大反复’，越学越自卑，感到‘改造无望头’。”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一般工商业者的思想情绪。
此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反思这一时期工作时，评价指出，“在神仙会以后，为了贯彻神仙会的决定和精神，各级民建、工商联组织和全体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在我们工作中，也出现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1963年提出工商界出现所谓大反复，后来又上纲为复辟性的大反复，大量事实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表示：“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来说，毛病出在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对工商界当时的政治思想动态，作了过头的、不正确的估计。这个责任主要不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而在中央统战部。”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遭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在这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各报刊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章大量出现。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这期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成立“红卫兵”起来造反，很快“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民主党派尽管感到震惊，很不理解，但还是立即做出了决定，对“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并号召成员积极参加，接受教育。随着中共中央统战部遭到冲击，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在全国开始了对民主党派的摧残和迫害。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机关被当作“反动资本家的老窝”一再受到“红卫兵”的冲击。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的“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组织。随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被查封，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被迫宣布“停止办公”。
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不少民建领导人和成员被扣上“反动资本家”“国际间谍”“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等帽子，遭到揪斗和抄家。82名中央委员中， 59人被抄家、37人被殴打、19人被关押、9人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对资改造政策被破坏殆尽，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工商界人士大多成为专政对象，各地民建和工商联成员、广大工商业者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挂牌游街；很多人被抄家，以至“扫地出门”；存款被冻结，生活资料被没收，遣送农村改造；还有些人被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机关房屋被占用，档案图书被烧毁，很多地区的民建、工商联组织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不能恢复正常工作。
“十年浩劫”使统一战线事业和多党合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包括民建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1966年10月1日，胡厥文、胡子昂等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周恩来与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这在民建、工商联成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家纷纷表示“望胡而安”，看到了光明。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亲自向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传达、讲解。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传达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1972年10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撤销机关军代表，由临时领导小组负责领导联合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正式恢复经常性学习活动。1973年6月，周恩来亲自关心过问并周到细致地安排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外地参观。胡厥文、胡子昂、孙晓村、沙千里等到河南、广东、湖南进行参观考察。1973年10月，叶剑英、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开始恢复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胡厥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建各级组织受到冲击，许多领导人和成员惨遭迫害，含冤受屈，身处困境。然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民建成员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动摇爱国爱党的感情，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困难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坚信动乱是暂时的现象，相信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江苏省主委刘国钧专门挥笔书写了“人老心不老，永远跟党跑”的巨幅对联，悬挂在客堂里，表达自己的心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有的成员仍然坚守岗位，遵守制度，积极工作和劳动；有的在作为“专政对象”进行“监督劳动”的逆境中，积极发挥技术专长和管理才能，设法搞科研；有的还著书立说，不忘报效国家。武汉葛店化工厂工程师萧同智，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后，始终坚守工作岗位，在研制“1605”农药中，试验成功了“亚硫酸钠法”水解新工艺，解决了胶体硫黄堵管问题。此后，他又创造了一系列新工艺。1974年该厂在生产“4049”农药过程中，因操作问题即将发生爆炸时，他不顾伤残身体，冲向现场抢救，减少了爆炸损失。在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该厂的两种农药被授予奖状，萧同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任命为副总工程师。有些成员在自己身受批斗和委屈的情况下，还不忘开导劝慰周围的同志。武汉分会主委华煜卿就特意约见蒙受不白之冤的普通会员杨村，与之谈诗歌、谈生活，并引用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与其共勉。
就这样，广大民建成员与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长达10年之久的历史磨难，终于迎来了祖国新的春天。正如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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