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安门：历史的宠儿

    明成化元年（1465年），一位67岁的老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设计、督造并刚刚重建的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居然能穿越近600年的历史而青春常在。进入20世纪中期，那辉煌无比、叹为观止的庞大紫禁城宫殿群渐渐黯淡了，天安门却一枝独秀，风华尽显，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国家象征。如今，它的传奇故事仍在演绎，似乎还远没有尽头。

    而这位老者的名字——蒯祥，伴随着“天安门”三个字也同样流芳百世。他不仅被载入各种典籍，荣膺“中国古典建筑大师最杰出代表”的桂冠，如今又成为互联网和各类现代传媒的常客，他的家乡江苏省苏州市的蒯祥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切似乎都是巧合——

    如果没有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夺取江山并决定迁都北京，天安门连同紫禁城就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如果1420年天安门初建时不是一个简陋的黄瓦飞檐、三层五座的木牌坊，进而没有1461年太监曹吉祥谋反把牌楼付之一炬，历史也就不会赋予蒯祥重建天安门城楼这一天赐良机；如果没有朱棣之后二十多位皇帝坚持定都北京，并打造中国封建帝制明、清两朝超稳定的辉煌时期，天安门连同紫禁城恐怕早就粉身于时间的烟海深处了……

    一切似乎又都是顺理成章——

    蒯祥（1397年-1481年），明南京直隶苏州府吴县香山（今苏州市胥口）人，香山人杰地灵，自古就是能工巧匠的故乡，明清时形成了“香山帮”，蒯祥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蒯祥的父亲是“木工首”，率众参加了南京和北京的皇宫建设。蒯祥更是出类拔萃，21岁就奉召进京建设紫禁城。他从一名来自江南农村的木匠师傅，凭借卓越才能最终升至工部左侍郎（正二品），工部“掌天下工役、农田、山川、薮泽、河渠之禁令”，蒯祥当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可以想见。紫禁城、中南海的诸多宫殿以及十三陵都毫无例外地闪烁着他的奇思妙想。同样出自“蒯鲁班”之手的天安门，不同凡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天生就拥有皇家血统，但这并不是它长盛不衰的全部理由。中国古典建筑技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濡养中，到明代变得愈加炉火纯青，紫禁城和天安门就是蒯祥们一代群雄的极致之作。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天安门理应得到一个民族的尊重和格外呵护。

    考察中世纪的人类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建筑革命。欧洲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巴洛克、哥特式建筑的兴盛，不仅造就了贝尼尼、纽曼等超一流建筑大师，也为人类贡献了至今仍光芒四射的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和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等一大批经典建筑。

    伊斯兰建筑同样也是风生水起，清真寺劲吹雄伟、瑰丽之风，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就是一座难以复制的建筑奇迹。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建筑以规模宏大、气象雄伟为主要特点，天安门和紫禁城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场建筑艺术的隔空大角逐中，中国以独特的建筑体系和审美价值与各国的不朽之作遥相辉映。天安门、紫禁城已成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生命力自然强盛。

    然而，佼佼者易折——在中国，恐怕没有哪座建筑像天安门一样经历过如此众多天倾地裂般的历史大变动，经历过如此众多的火烧、雷打和炮击，但它依然屹立，依然美丽，依然神圣。

    天安门的诞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它的长寿更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难以参悟的玄机。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怀抱中让人艳羡的宠儿——天安门。

    二、天安门前上演“生死时速”

    如果沿着时光隧道追溯至一千多年以前的辽代，北京当时仅仅是其五个都城中的一个，名曰南京析津府。辽王朝笃信佛教，那时的北京佛刹庵院林立。小小城区位于今西城区广安门一线，天安门一带那时算是郊区，因建起一座兴国寺而闻名遐迩。兴国寺何时消失不得而知，但是寺中的几株古柏至今安在，倒是个奇迹。由中山公园南门前行数十米，经石牌坊左拐，在今雨轩的西侧有七株参天巨柏一字排开，巍然而立。它们以千岁高龄，傲视皇宫。换句话说，它们是看着紫禁城怎么长大，怎么倒霉，又怎么光华四射的，连三宫六院的花花事儿恐怕也逃不出它们的眼波。

    朱棣夺取皇位后决定迁都“龙兴之地”北平，他举全国之力、花费14年时间，按照南京皇宫的模式，营造紫禁城，不过规模更为宏大。宫城的外围是皇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建成，不过当时叫承天门，其意便是皇朝“承天之命”行使权力。

    在承天门的正南方向（今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建有一座砖石结构三个券门的大明门，清朝时改名大清门。大明门东、西两侧各是一道通脊红墙，向北分别至东长安街西口和西长安街东口，在街口处又分别建有一座与大明门规格相同的门，东为长安左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前稍东），西为长安右门（今中山公园正门前稍西）。

    这就是最早的天安门广场，呈T字形。别小看这小小的T形广场，它可是浓缩了明清两朝近六百年的大悲与大喜，如果有机会逡巡在这些秘藏于历史深处的故事中，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都足以让人感慨不已！

    那时盛行科举制度，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出题。张榜之日皇帝在太和殿传呼考中进士姓名，叫作“传胪”。考中的进士要被皇帝接见，随后礼部官员捧黄榜从御道出午门，在鼓乐御杖引导下，经天安门到长安左门外，在“龙棚”里张挂黄榜。如此隆重的仪式足以表明古代王朝对人才选拔的重视。那些呕心沥血、孜孜苦学的文人，一旦中榜便会飞黄腾达。清代吴敬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范进中举》一章，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范进只是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便喜极而疯。而考中进士，就有了入朝为官的资格，可谓是一步登天。因此，长安左门又称之“龙门”。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废除于清朝末年，整整存在了1300多年。

    中国科举制度采取相对公平的原则，为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颇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选拔制度。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并纷纷效仿。当然，贿考、作弊、代考之事也时有发生，不过一旦抓住是要杀头的。中国的科举制度一直名声不错，只是到了明末规定答题要采用僵化的八股文，清代把大量满人不经过考试硬塞进官场，科举制逐渐变了味道。不管怎么说，跃入“龙门”是中国历代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届时“喜极而疯”就不足为奇了。

    与“龙门”遥遥相对的长安右门称之为吃人的“虎门”。明清时每年八月，司法部门在长安右门旁的西千步廊，对各省送来的死刑囚犯名册进行“秋审”，然后经皇上的朱笔一勾，该犯的死刑就敲定了。

    霜降前刑部还要对死刑犯本人进行一次“朝审”，所有犯人从长安右门下车，一字排开跪在“朝审”公案桌前。这些犯人都是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受尽折磨，即使有冤情也不敢再申诉了。清代时死刑犯大都在冬至的清早，被押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20世纪50年代昆曲《十五贯》在国内曾风靡一时，剧中善良蒙冤的苏戍娟和熊友兰，就是在西千步廊被判决的。

    这种简单的断案方式，以及一考定终身的制度，都在瞬间制造完成了人间的大悲与大喜。而悲与喜又竟然在天安门前咫尺之遥轮番上演，不知是哪位程序设计大师的杰作，真够恐怖！

    三、李自成一把火让天安门只剩五个门洞

    毫无疑问天安门属于“高富帅”，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古典建筑中的翘楚，更因为它的背后站立着不容挑战的封建皇权。几百年间，平头百姓是绝对不能靠近天安门的。

    天安门作为封建王权的象征，那些仇恨朝廷的揭竿而起者，无不把它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而天安门被袭，往往都是封建朝廷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身是胆、仁爱无边”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自西安发兵，四路进击攻破京城，并直袭天安门、强占紫禁城。崇祯皇帝不得不仓皇出逃，在景山上吊自缢，明王朝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谢幕。

    据传，李自成当时策马穿过正阳门和大明门，直奔至天安门前。

    为显示威严，他得意地举枪刺向西边的石狮，只见顿时火星四溅，狮子的肚皮上留下一个枪坑，至今这个枪坑仍然清晰可见。李自成进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变得暴戾而不自恃，兵士们四处杀掠、抢夺钱财，百姓惊恐万状，入夜竟不敢掌灯。李自成又尽杀明末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家眷，种下祸根，逼使吴三桂与关外清军联合出兵合围北京，坐了41天大顺皇位的李闯王溃不成军。

    败走时为发泄愤懑，也为显示自己的威风，李自成竟效仿当年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纵火焚烧紫禁城，其中天安门烧得最惨，只剩五个门洞。

    一个草莽英雄的皇帝梦，显得过于荒唐。当李自成仓皇的背影消失在北京城时，人们似乎得到这样的告诫：中国这个地盘，并非任谁都可以做主。而天安门，也在爱与恨的双重炙烤中，踉踉跄跄地书写着自己的悲怆。

    没有城楼的承天门实在有伤国体，1651年顺治帝下令重修承天门，并改名为天安门。之所以改名，皆因清朝入主中原后，反清斗争接连不断。为维持王朝统治，便玩起了“概念牌”，大力宣扬“安”与“和”。清廷把紫禁城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分别改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皇城的三个门也分别叫作“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只是更名系列工程中的一项，其意既包括了“承天启运”之旨，又纳入了“安邦治国、国泰民安”的思想。统治者为“长治久安”，真是把心都操碎了。

    四、“庚子国难”——中华民族永远的痛

    然而，天安门并没有因此远离厄运。1900年的“庚子国难”，恐怕是天安门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那是永远也洗刷不掉的痛彻心骨的记忆。

    20世纪的第一个夏天，清王朝已成气数将尽的羸弱老人。俄、日、美、英、法、德、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杀害外国人，出兵攻打北京，以实现瓜分中国的野心。他们从天津强行登陆，尽管义和团和清军将士进行了阻击，仍难抵御洋枪洋炮。8月15日凌晨，侵略者突然炮轰正阳门，并从大清门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接连炮击天安门。天安门前西边的华表被打坏，城楼遭重炮轰击后，屋脊被毁，墙壁剥落，菱花格窗七零八落。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修缮天安门时，工人们从城楼西边木梁上取出了三枚未爆炸的炮弹，弹壳上的英文字母依稀可见，时隔52年仍具有爆炸能力。

    为显淫威，八国联军还厚颜无耻地组织近三万名士兵，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阅兵，野蛮地践踏中国主权。随后穿越天安门、端门、午门，在紫禁城狂呼乱叫地游行示威。

    期间，他们不仅抢走端门上的201900年8月15日，美军借助云梯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史上第一个占领天安门的外国侵略者。

    多万件兵器，还掠走乾清宫、中正殿1000多件珍贵文物。广场上更是惨不忍睹，兵部、工部、户部、鸿胪寺等衙门均被烧毁，户部银库里的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绸缎也被洗劫。

    或许下面的一幕更令人切齿：俄军听说户部有大量窖藏金子，便拆墙揭瓦、掘地三尺，结果只找到一块银锭。他们恼羞成怒，放火把户部化为灰烬！

    然而，这还不是耻辱的终点，天安门广场东部地区本是行使中国主权的五部六府，却划归洋人，成为外国使馆和兵营驻扎区。1901年清政府与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把中国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

    庚子国难终于把中国人唤醒——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五四运动……一点点含羞忍辱地擦洗干净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迹。

    落后固然挨打，但是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并非能够救国——这就是庚子国难和义和团运动给人们的另一种启示。

    五、最后一次“金凤颁诏”为封建王朝画上句号

    明清两代，天安门被视作皇朝承天命、敬天意的首地。为此，凡遇国家庆典、新帝即位、皇帝结婚、册立皇后，或是宣布重大命令，都要在天安门举行隆重而繁琐的“颁诏”仪式。

    “颁诏”时皇帝坐在太和殿，王公百官行礼后，将盛有诏书的云盘放在一座黄色九龙绿亭子里，在仪仗、乐队及文武官员的护送下，出太和门、午门、端门，来到天安门城楼，并将龙亭放在城楼正中。

    文武百官分成两队在金水桥南，面向天安门站立。宣布颁诏开始，百官皆跪。宣读完诏书，奉诏官将诏书放在一个四周雕刻云状图案的镀金圆木盘内，名为“朵云”，来到城楼雉堞口正中的“金凤”前，将诏书用彩绳悬系，金凤口衔诏书徐徐而下，以示天子帝王之命令由金凤凰乘云朵自天而降人间，故称“金凤颁诏”。礼部司官接到诏书后，在仪仗前引下送至大清门外，然后颁行全国。

    限于篇幅，这里叙述的颁诏过程只是简约版。

    颁诏的程序之多、速度之慢、缛节之繁，实为今人所难以想象。一个体制、一个社会如此僵化岂有不亡之理！

    1912年2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最应该铭记也是最伟大的日子之一。

    那一天，天安门举行了最后一次“金凤颁诏”，宣布清帝退位，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

    最后一次“颁诏”，是由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出面主持，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三道：诏一，承认实行共和制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宣布清帝退位，接受共和体制；诏二，宣布优待皇室、皇族诸条件，以及有关满、蒙、回、藏族对待条例；诏三，宣布清帝退位后，维持京内秩序及告诫京城、各省疆吏文。

    清帝退位后，天安门前竖起了旗杆，悬挂着五色旗。同年10月10日，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门前搭起一个“与民同乐”的牌楼。

    像一个飞行物，在划过抛物线最高点后便急剧下坠。封建王朝创造了唐、宋、元、明、清极盛时代，演绎了人间的各种繁华，终于怦然落地。

    ——一股全然不同的清冽“共和”之风在天安门广场飘荡。

    六、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

    天安门作为封建皇权的象征，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尽管中华民国建都南京，天安门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巨大影响力仍然难以抹去。民国时期，天安门前始终都不平静，有时甚至能够改变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五四运动就是一例。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德国战败投降而结束。

    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获得赔偿，但是巴黎和会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在列强面前态度暧昧、软弱无力，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奋。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组织、领导下，3000多名各校学生冲破军警阻挠，齐聚天安门广场。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有的甚至咬破手指当场写下血书。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中华门到棋盘街，然后转向东交民巷，在外国使馆区举行游行。随后他们奔向“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家，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接着又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大批军警闻讯赶到，镇压了学生运动，并逮捕学生32人。

    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天安门。

    五四运动立即波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游行声援北京。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也先后宣布罢课。

    五四运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浪潮势不可阻，北洋政府最终被迫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学生，6月28日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知识精英成为五四运动的脊梁，一个个熠熠放光的名字至今仍然灼人胸襟：陈独秀、李大钊、闻一多、胡适、周恩来、蔡元培、郑振铎、瞿秋白……

    五四运动还告诉世人，天安门不再是封建统治者的股掌之物，它已成为人民大众表达政治意愿和主张的舞台。这里位居北京市中心，又有面积最大的广场，更重要的是，它聚集了近六百年的政治气场。

    史载，五四运动后至1949年，成规模、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群众集会、游行多达二十余次。其中，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最为着名，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七、民国时期为交通拆改广场

    辛亥革命打碎的不仅是封建桎梏，现代科技文明乘隙而入，像一股无处不在的春风浸润着中国，更浸润着北京——这座再古老不过的都城。被轿子、人力车、马车统治了上千年的街面，开始出现了汽车、有轨电车甚至火车的身影。狭窄的街道变得拥堵，人们期待更宽阔的活动空间，更快的生活节奏。

    庞大的皇城盘踞在城市中央，重重围墙让东西南北城无法自由往来。人们要从东城到西城，只能从地安门以北或大清门以南绕行。

    天安门前的长安左、右门，明清时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门前立一巨大石碑，上面刻有八个大字：“官员人等，到此下马”，并有禁军站岗，普通百姓根本不能靠近。平日百官上朝面奏皇上都要从长安左、右门进入，但无论官居几品，爵位多高，都要下马下轿，步行进长安门，经天街（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金水桥，入天安门，继而进午门，到皇宫大殿上朝。

    据《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载：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不顾当时各种非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四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举措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正因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民国十三年（1924年）12月17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的开通仪式。据当年的《晨报》报道，有中外来宾数百人参加了典礼，然后分乘八辆彩花装扮的有轨电车，以天安门为起点，经东单、东四、北新桥、地安门、平安里，经西四、西单回到天安门。这就是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运行线路，也就是日后北京的一环路。由于是平生第一次开“洋荤”，据说车上乘客拥挤异常，沿途的观众也是人山人海。

    从民国二十四年起北京开始运行公共汽车交通，有数条线路都从天安门前经过。那时的客车全是进口的，如美国的“道奇”，日本的“丰田”、“尼桑”、“金刚”等等。再加上法国、日本造的有轨电车，天安门前犹如万国电、汽车博览会，西洋之风劲吹。

    火车更是无情地扫荡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封建阴霾。当年，京奉（今沈阳）、京汉（今武汉）铁路的起止点都设在前门，火车站位于正阳门东侧，仅与天安门广场一路之隔。每天火车的汽笛声，蒸汽机的轰鸣声，让广场失去了往昔的宁静。

    此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西洋风景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古老的遗存也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驴马的嘶叫，人力车的迟滞，甚至驼队杂乱的铃声……

    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在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四万多人。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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