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梅·吉永（Aimé Guillon）
七月份，我们从国外报刊上获悉，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战败逃亡之后，有人在他的马车座驾中发现了一些书籍文件，其中包括一份手稿。此手稿涉及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一些译文片段，然而译文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这本文集似乎成了波拿巴的政治随记，根据他对书中章节的保留性选择，我们可以一窥他在国家事务方面最不可告人的想法。因此，我们不遗余力地对这份手稿展开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得到了手稿的一份复本。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这份手稿不仅是《君主论》的新译本，而且页边还标有出自波拿巴之手的评注。
我们之所以对这些评注无比好奇，不仅因为评注者的意大利人身份，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代霸主，拿破仑应该比普通读者（哪怕是意大利的读者）更能理解马基雅维利。另外，由于译文文笔非同一般，所以这份手稿就更显珍贵了。要知道，这位读者权倾一时，对译文可谓是吹毛求疵，然而他喜爱这一版本远胜其他。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我们重视这版译文了。仅仅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就应该把这一版本献给大众读者，尤其对于那些不懂生僻的托斯卡纳方言的读者来说，没有这版译文，他们仅凭自己很难理解文中的深意。此外，我们还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法国有一批学者如意大利的文学家那样深谙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古语，那么这些学者也会认可这版译文，认为它的确比现有的所有译文都要出色。我们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番论断，并认为无论意大利语原文有多晦涩，也绝不会在翻译之后引起误解；下此论断的是一位精通意大利语的法国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用意大利语写成并出版，而读者却一直都以为这些书的作者就是意大利人。
这位评判者把此版译文与原文仔细对比后，又将其与阿姆洛·德·拉欧塞（Amelot de la Houssaie）1683年面世的版本和1803年我们从图桑·吉罗代（Toussaint Guiraudet）那里得到的版本做了对比，发现这一版本远比其他两个版本更忠于原著，仿佛它就是在马基雅维利当面口述之下记录下来的一样。原作者是如此洞隐烛微，故其作品必须如实转述，不得有丝毫轻怠。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版本把原著的思想和文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因为语序、词组、句子和谚语俗语这些细微之处也十分重要，可以让人完整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唯有以最敏锐细腻的笔触和精准的描摹，才能忠实地再现作品的原貌。如此用心之下，此版《君主论》方得译成；它可以满足那些真正的思想家，也不会令那些追求原著文笔的普通读者失望。
之前的两版译文则恰恰相反，它们完全是译者的自由发挥；我指的是，翻译的同是一本原著，而这两个版本却显得拖沓松弛，既无深度，也没有原作者的那份激情，而正是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才做到了集史、哲、情、理于一体。可是，在这两版译文中，读者几乎很难体会到利普修斯（Juste Lipse）对这位伟人的钦佩之词：“他的才华如燃烧的烈焰，深邃而遒劲。”
这位评判者随后又将之前的两版译文互相比较，并与原文进行对照，认为阿姆洛的译文又在与我们同时代的吉罗代的版本之上。吉罗代曾大肆诋毁阿姆洛的译文，断言该版本“不准确，过于古旧，至于表达方式和文辞方面，此版着实难懂，甚至需要再译”。显然，这些指控并不实事求是；若说文体古旧，阿姆洛的文体怎么会比高乃依的文体还要古旧呢？这一点一想便知。阿姆洛的译文非常清楚易懂；他大体上掌握了原著的思想，其大部分译文仍然是忠于原著的。阿姆洛曾长期生活在威尼斯，还对该城的政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座城市就是最好的学校，因此他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深刻思想。他的译文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漏掉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句子，有些是因为他认为无关紧要，有些是因为他参考的底本本来就有缺失；另外，他还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将个人的观点混入译文之中。不过，他在塔西佗、萨卢斯特、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了原作者使用的一些格言，确定了它们的含义并将其标注在书中，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吉罗代的译本在这方面则有所欠缺，对原文意思的表达也不如前一个版本那样完整。在本该体现原作者正直高尚的地方，往往被译者歪曲和削弱。确实，这版译文以现代的文体写就，这是阿姆洛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然而，译者担心译文看起来不够轻盈优美，便竭力追求高贵雅致的文辞，这本质上是对翻译对象的伤害，往往以牺牲原句中那种入木三分和汪洋恣肆为代价。进行这种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一本如此重要而严谨的著作时，译文若文辞浅薄、文风轻佻，就只是抓住了表面的文字，却未能表达出其中的深刻内涵。马基雅维利是从中世纪野蛮混乱的政治局面中走出来的，他严厉、坚强、狂放，从其外表就可窥见一二：如果将他塑造成一个当代机敏而优雅的演说家形象，那便是在极其不当地曲解他。
图桑·吉罗代在其长篇累牍的译作卷首加入了一篇论述，其中更是把马基雅维利描述成这种形象，以便按自己的意愿引导读者对原作者的看法，尤其是他创作《君主论》的意图。姑且不论这篇论述在这方面存在多少严重的误读，其中也存在大量细节方面的事实错误；这些错误因自相矛盾造成，例如译者对共和主义矫揉造作的阐述。尽管这些错误原封不动地照搬自伏尔泰，但由于吉罗代的初衷居心叵测，错误就成了谎言，而由此造成的后果也不可小觑：例如，猜测《君主论》出版于1515年，猜测此书直到1592年才被禁。这些谬论很快就达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
1740年，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撰写的、伏尔泰编辑的《反马基雅维利》在伦敦出版。虽然吉罗代总是对伏尔泰深信不疑，仿佛编辑《反马基雅维利》一书是伏尔泰此生最大建树似的，但是这里他却怀疑此书是冒名之作，因为他惊讶地注意到，“伏尔泰盛赞这本平庸之作，而君王却缄默不语；然而，看看腓特烈用何种手段赢得‘大帝’之名，就能证明他其实是欣赏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
引言中还有更加明显的矛盾之处，吉罗代把马基雅维利称为“国王身边卑劣的谋士”，紧接着又说“《君主论》中满是有用的真理，在政治上可作为那些最有道德品质的政治家们的指导读物”。这里，吉罗代不得不向真理低头致敬；然而，他的这份敬意越是明显，就越是衬托出他之前对马基雅维利的偏见是多么庸俗和不公。
这篇引言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但是，过分堆砌的辞藻掩盖了思想的光辉，就像青涩的果实被密密匝匝的绿荫覆盖而难以生长成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520年，马基雅维利以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名义出使在卡尔皮举行的方济各会，图桑·吉罗代对由他完成的大使文书颇有一份轻鄙之情。虽然吉罗代想尽量扩充自己这版译文的篇幅，将其扩至九卷（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只有六卷而已），但他却删掉了一些与当今反宗教思潮相悖的部分。在苦心孤诣地描述自己为马基雅维利做出怎样一番牺牲的同时，吉罗代还沾沾自喜地引用了圭恰尔迪尼在当时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书信中的反教会言论：“当我读到您作为共和国与托钵僧之使者的头衔时，当我细想您过去曾与多少国王、公爵和亲王进行谈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吕山德，在获得无数的胜利和战利品后，指派给他的任务却是给那些他曾如此荣耀地指挥过的士兵们分肉。”不过，吉罗代忠实地翻译了马基雅维利就此做出的反驳，这不仅是对宗教人士的尊敬，也是对作者本人的尊重。马基雅维利在给圭恰尔迪尼的回信中说：“说到《历史》和木屐共和国，我觉得我此行来这里不无斩获，因为我已搞清楚他们的许多规章制度，它们本身都是好的；我希望我能够从中受益，只要将其与属于国家之公民秩序的其他规章制度相比较的话。”
这位才华横溢的作者便是这样，一切有用的东西都能对他有所启发，虽然他带着哲人的气质，或者说他就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他绝不轻视任何东西，世间一切不论其出处如何，皆可拿来为他所用。
在出版马基雅维利这部最知名的济世之作时，我们自己也写了一篇导言。
在导言中，我们至少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没有将其打上这个时代反宗教思想的烙印，也没有在其中夹杂共和主义的色彩（反宗教思想已将它当成一桩算计和一条取胜之道）。我们的初衷是防止读者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箴言产生误读，并帮助他们公正地来解读他。我们尽量以事实为依据，展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当时意大利国情的实用性——其实对于任何一个长期陷于混乱状态、急于寻求出路的国家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都有助于它们摆脱困境。在不同时期，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总是毁誉参半，时而被诋毁，时而又有能者为其正名。通过我们的研究，你会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那些诋毁者往往要么是心怀不轨之徒，要么是反君主制革命的狂热分子；而其支持者通常都是正人君子，在政治上有着深刻的见识，坚决反对混乱。任何统治者，哪怕实行个人统治，只要他有能力管理泱泱大国，就都能得到这些人的拥护。我们的导言还介绍了公众对马基雅维利作品看法的转变，还收入了一些新颖、准确、确凿的评注，这些在法语版本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意大利语版本中也难得见到完整的收纳。
在我们出版的拿破仑手稿中，页边处留出空白，以便呈现这位特殊的读者所写下的评注。另外，我们以脚注的形式标出了文中必要的注解，保留了阿姆洛·德·拉欧塞已经在他的《君主论》译本中所做的丰富注释，并与新注解结合起来。对于这部著作谈到的一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意大利史实，我们的注解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还有一些基本知识，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了解，或者记载在史书中，很容易就可查到，对此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必费力解释马基雅维利所引用的鲁昂大主教是何方神圣了，人人都会很容易地弄清楚，他就是枢机主教乔治·德·安布瓦兹，是法国路易十二手下的重臣，对这位君主的思想和决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读了波拿巴对马基雅维利的评论后，似乎找到了新的证据来证明波拿巴有多么可恨，事实上，这些人只是又一次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何其浅薄、对政治是何其无知。波拿巴所做的评论，从本质上与利普修斯的评注一样明理。波拿巴说：“塔西佗写的都是小说，吉本的书冗长啰嗦，只有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才真正值得一读。”
之所以下此断言，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认真地阅读了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也是最能理解马基雅维利的人——他本身是意大利人，从小在海岛上长大，从小就如饥似渴地吞下了不少古代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他满怀兴趣地挖掘其中的深意，也从中清楚地认识到，像他这样一个卓尔不群、满怀雄心壮志的人，只有成为一代君主，方能盘踞一方、壮大自我；那座已经失落许久的王位，在等着他作为合法君主重新收复又再次失去。这一切明显都能从他的评注中解读出来，通过评注，我们逐渐清楚地看到拿破仑的内心世界，看到他野心勃勃的胸怀之下起着怎样的波澜，看到他如火山般炙热燃烧的头脑中酝酿着怎样的宏图伟业。只有波拿巴的手才能描绘出他的这一切，因为当他的思想和情感在一瞬间迸发、肆意喷洒时，只有他才知道它们沿着哪条路奔流而下。通过他的评注，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的计划构想在实现之前的雏形。每一次，当他看到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正义联系起来时，他内心的阴暗面就暴露了出来。每一次，当马基雅维利强调统治者必须受人爱戴而非为人憎恨、应当成为贤主而非暴君时，拿破仑就激烈地反对他的说法！马基雅维利预言了他将遭到的报应，这些都让拿破仑气愤不已；当我们看到拿破仑暴跳如雷地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某些建议，而这位大政治家则以智慧和公正与他惯有的凶狠抗衡时，都忍不住掩卷而笑。
读者肯定会注意到一点，即从拿破仑激荡的灵魂中逸出的想法虽然肆意奔涌，却往往前后不一；但了解政治的人不会感到奇怪，因为现实情况变幻莫测，政治上的格局、计划和行动方式也必须随机应变。尽管这些想法不尽相同，但其中仍有某些相似之处，就像同一个父亲的女儿们，各自按自己的意愿背离了本源。在拿破仑政治生涯的不同时期，其评注出现的这种变化恰恰揭示了他在做某一决定的那一刻，内心受何种情绪支配。我们把这些不同时期归纳为四种：（1）将他引向统治者之路的将军时期；（2）执政官统治时期；（3）皇帝统治时期；（4）厄尔巴岛上的十个月。在每个时期的评注后面我们标注了表示时间的缩写：第一个时期用字母G.（将军时期），第二个时期用R.C.（执政官时期），第三个时期用R. I.（皇帝时期），最后第四个时期用E.（厄尔巴岛时期）。
在这些评注中，有的表达了他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想法，我们本想将其删去，然而，一些睿智而正直的学者让我们最终决定把这些评注保留下来，正是他的这些想法才导致人们对他的痛恨，他也理应遭人痛恨。另外，如果我们删掉一部分，那就是去掉了必不可少的补充，也就无法完整地呈现他在政治上心狠手辣的形象了。
波拿巴不同的评注与不同的社会情形和政治局势息息相关，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评论，让人不带成见地辨别出马基雅维利的话中哪些是针对“新君主”所说，哪些是针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在乱世中篡夺了政权的君主——所说。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本质将呈现在我们的这一版本中，在著名的《君主论》之后，我们还收录了他其他作品中有趣的部分，尤其是导言中引用的《李维史论》中那些深刻的思辨，而独立的篇章也收录在了正文中。
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还没有哪个版本像我们这个简单清晰的版本一样，让聪明的读者充分理解这位天才的深刻、谨慎和远见。正如阿尔加罗蒂（Algarotti）所说：“他对政治和国家事务，正如牛顿在物理学和自然奥秘上那样具有深刻的洞见。”
1815年9月18日
（杨小雪 译，李筱希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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