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加强货币合作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是货币合作可以减少汇率风险，二是可以降低各国对美元的依赖。
就在中日双方想要进一步推进“共同浮动汇率”以摆脱美元束缚的时候，“钓鱼岛”问题被抛了出来，东亚的经济合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政治问题的背后，经济之手在推波助澜。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西欧国家设计了针对美元霸权的计划，构建了自己的货币合作制度。日本也想到了将日元国际化部分抵消美元的影响，为自己争得更大的国际回旋空间。无独有偶，西欧与日本都遇到了金融危机，美元与本国货币的错配在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欧洲人和日本人与美元霸权抗争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2007、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跨过大西洋“传染”到了欧洲，欧洲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欧元体系遭到了重创。世界舆论似乎忘记了危机是从哪里来的，甚至忘记了美国的债务危机仍然在那里危如累卵。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欧洲人为拯救欧元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实际上关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化。
欧洲设计对付美元霸权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一位欧洲人就看出了美元霸权的悖论。这个人就是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
20世纪60年代，特里芬曾建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框架内，建立一种人为的货币——特别提款权，以逐步代表美元，以解决“美元悖论”的问题。特里芬的建议其实与当年谈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英国代表凯恩斯的建议如出一辙。凯恩斯就曾建议成立一所真正的世界银行，发行一种全球的货币“班柯”，以杜绝一切货币投机的可能。当然，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正牛气冲天，对凯恩斯的提议根本不予考虑。英国最后也只好屈服于美国的意志，同意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1957年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悖论就一直困扰着世界，而且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看穿美元悖论的特里芬早就提醒美国政府要注意过多发行美元引起的问题，但一直没受到重视。当尼克松政府决定让美元脱离黄金随意贬值后，美国人认为“特里芬难题”被“解决”了。
特里芬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美元仍是世界储备的主要来源，“美元特权”并未因美元与黄金脱钩而消失。其实，在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前，美元的危机已经凸显，市场投机潮风起云涌。为了挽救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提出了建立“特别提款权”的建议。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这一倡议，设立了特别提款权制度，按原来的美元官价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等于35个特别提款权。然而，事过不久，尼克松政府就决定让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脱离了黄金的羁绊，可以自由浮动，美国人就认为彻底解决了美元悖论的问题。此后，特里芬提议的“特别提款权”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特里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失所望，认为它完全听命于美国政府，无法承担保证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责任。于是，他在1977年从耶鲁大学提前退休，回到比利时。当时，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刻。正巧，他与当年的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同乡，两个人私人关系很好。特里芬便建议他搞一个欧洲货币联盟，以抗衡美元的霸权，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美国。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早期，美元是国际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跨境投资及各种交易的货币。美元的危机给与美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西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账面损失不算，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易也受到了巨大影响。逐渐地，在应对美元的危机过程中，西欧国家逐渐在货币政策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1971年，尼克松政府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西欧各国达成了一个共同货币协议。按照这一协议，西欧各国的货币掺杂在一起，形成一条宽皮带，皮带的厚度就是各参与国货币在允许的范围内浮动的最大幅度。如果皮带变薄，就说明这些货币之间的浮动差距在缩小；如果皮带整体移动，就说明西欧货币整体相对美元而浮动。这样宽皮带上下浮动，却总在一定的范围内，像一条蛇在一个隧道里游来游去。
这种“隧道内蛇形浮动”的意义在于美元还是国际贸易、金融业务结算的参照货币，其他国家还愿意储备美元。但随着美元的危机，西欧国家开始修正它们的立场。当企业与金融机构抛售美元时，美元汇率下跌，西欧国家的中央银行本该集体干预，买进美元，抛出其他货币，以造成市场新的供求平衡。但许多国家干脆关闭了本国的外汇市场，西德与荷兰还让本国货币相对美元自由浮动，破坏了欧洲货币协议的规则。
于是，西欧国家开始决定扩大浮动范围，减少干预成本。但此举并未能解决问题。当英国决定让英镑脱离“隧道”，自由浮动后，爱尔兰等国家也纷纷效仿……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法国法郎也退出了蛇形浮动隧道，实际上欧洲货币合作只剩下了马克区，也就是除了西德外，只剩下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奥地利、瑞典和挪威(瑞典和挪威后来还退了出去）。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德国马克挂钩，实行固定汇率。
1978年，特里芬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的顾问。而这时，法、德领导人都在寻找有利于严格财政纪委的货币体系，以促进欧共体经济的平稳发展的措施，特里芬提出的“欧洲货币单位”设想得到了法、德领导人的支持。
德斯坦在法国当选总统之前，施密特在西德当选总理之前，两人曾分别担任过法德的财政部部长，多次合作，个人关系良好。他们两人决定，建立起欧共体国家首脑每年3次聚会的机制，以协调立场。后来，这一形式改为一年两次。欧共体成员国的部长们则每个月都要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具体的问题。
1978年3月，法德首脑聚会时，德斯坦向施密特提出，建立一种有利于严格财政纪律的欧洲货币体系，并把一种隐形的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作为该货币体系的中心。埃居是英语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的缩写。施密特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
法国的建议在西德并未受到普遍欢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担心这种欧洲货币体系会影响马克的币值与德国物价的稳定，希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不希望把埃居当作中心。施密特为此亲自到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上去解释，去阐述这一体系的作用。施密特甚至使用了威胁的手段，说如果联邦银行再抵制，他就要把联邦银行的独立地位问题重新提到议会去讨论。施密特是议会多数派领袖，如果他提出这一建议，后果自然对联邦银行不利。施密特最后说服了联邦银行董事会多数，通过了建设以埃居为核心的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施密特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花了那么大力气，不仅是为了让欧洲获得比较稳定的货币环境，更重要的是想找到一个把德国拴在欧洲的办法。施密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找不到办法把德国拴在欧洲，德国还会回头去找它的恶魔。”
虽然埃居只是账面上记录的单位，还没有真正在市面上流通，但从那时起，欧洲国家第一次有了一个不以美元为参照的货币。
日本如何陷入了美国设计的金融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恢复很快，日本人逐渐恢复了信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日本政界也出现了一批公开挑战美国的政治人物，《日本可以说不》等书不断出版，公开挑战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监管”。美日双方的公众舆论对另一方的看法在变化。美国开始担心日本的崛起，开始考虑用经济手段整治日本。在不断对日本发起贸易战的同时，美国也与日本展开政府高层对话，拿日本的贸易顺差过大作借口，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搞金融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恢复了它的工业。当时，日元与美元的汇率是360日元比1美元。从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后，美元大幅贬值，日元相对升值，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方面放松对金融、银行业的管制，以刺激竞争；另一方面则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由于放松管制，企业投资增加；里根搞垮了工会，使美国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外国投资者更羡慕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纷纷抢购美国企业的股票。美国的国库券等官方债券的利率很高，吸引了大批游资。这一切使世界的资金都涌向了美国，促使美元升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元与日元的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250日元。美元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迅速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持续顺差，平均每年有500亿美元的盈余。
为了摆脱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与贸易赤字剧增的三重烦恼，美国政府于1985年邀请法国、西德、英国及日本的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到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要求他们集体干预外汇市场，扭转美元升值的势头，并要求西欧与日本各国都开放金融市场，采取金融自由化措施。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协议，也因此该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
美国批评日本的银行体系是“封建体系”，要求日本实行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从事创新业务，开发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债券，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把银行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根据协议，签约各国联合介入外汇市场，共同卖出美元，使有关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10%-12%。“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从240日元/1美元升高到年末200日元/1美元，到1988年升高到128日元/1美元。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8年年初的两年半期间，日元升值近50%,是1971年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的最大幅度升值。
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全面下滑，这一变化被称为“日元升值冲击”“日元升值萧条”。
一般货币当局在考虑自己的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本币与世界主导货币的汇率，也要考虑利息率。调整汇率是为了保持进出口的平衡或者提高竞争优势，而调整利率则是为了刺激投资与经济增长或者遏制投资与控制通货膨胀。
但是,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担心由出口下降引起实体经济萎缩，于是把货币政策的目标完全瞄准了汇率：大幅干预市场，一切为了阻止日元继续升值。为此，日本银行长期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同时，根据广场协议的规定，日本还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
日本的想法是，日本的低利率与美国的高利率形成反差，美元的吸引力大于日元，资本更容易流向美国，日元升值的压力就小一些。
日元升值使日本银行界的资产也跟着上浮，日元的利率低，日本企业在一片宽松的气氛中大举借债，投资设备更新、投资股市和房地产业。
日本在1960-1980年期间，企业借入资金为30%,20世纪80年代后下降为10%,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下降为5%。银行收益减少，只得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风险。
因此，表面上看，日元升值对日本冲击的时间很短。从1987年起，日本经济从下滑转向回升，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27.6%,消费和GDP增长速度上升到4.1%和3.8%。1988年企业设备投资增速大幅回升到17.1%。此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形成景气高涨局面，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创下长达54个月之久的战后第二长景气纪录，被称为“平成景气”。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实体经济出现过短暂的下滑，但股市没有出现下落，而是持续加速上升。这大概与日本银行维持的低利率及银行业的自由化不无关系。从1985年12月到1987年10月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日经平均股价从13113日元翻一番，上涨到26000日元。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日本股市例外地没有受到重创，短暂下挫后很快恢复上涨。1987年年末，日本股市市值总额上涨到占全球总额41.7%,股价总额首次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1989年12月平均股价上涨到38915日元，是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股价的三倍。1985年年末的股价总额196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0%,到1989年年末股价总额上涨到630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5倍。
日本城市地价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持续不断地上涨，自1981年起上涨速度加快,80年代后半期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从1975年地价开始上涨起到1990年达到高峰的15年间地价上涨了16倍，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间地价上涨了8倍，从1985年到1990年5年间地价在已经很高的水平上又上涨了4倍。1990年年末土地资产总额达2389万亿日元，比1985年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三倍。如东京中央区商业楼及土地价格,1982年为每平方米350万日元,1990年上涨到3200万日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每平方米22万美元。
地价和股价相互推动，循环上涨。地价上涨，企业和家庭资产价值上涨，企业股价随之上升，土地担保价值升高，从银行获得贷款增多。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预期上升，实质利率与风险折扣下降，居民消费、房地产投资、企业设备投资热情高涨，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互推上涨，形成巨大泡沫。
为了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日本政府鼓励日本的银行与企业到海外投资。1980-1984年，日本逐步放开了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以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兑换成日元。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其他国家。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
随着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膨胀，日本的地皮越炒越贵，一度东京皇宫的地价比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价还贵。因为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太高，许多日本企业认为在日本投资房地产还不如到美国去投资。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实行了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企业与个人都可以随意兑换外汇，可以随意到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企业纷纷到美国去买房地产，把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拱了起来。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家感到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出手也更加大方。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增长了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70%,达到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1.2%;1988年进一步增长30%,达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购买了美国10%的不动产。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1989年斥巨资13.73亿美元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拥有洛克菲勒中心约80%股份。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曾是美国象征，日本买下了该中心使美国舆论哗然。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房地产业明显供过于求，各大城市满街都挂着房屋租售的广告，各种奢侈的办公室和住宅都空着，找不到人租，美国的房地产泡沫随之破灭，美国经济进入新的一轮衰退期。这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大幅缩水。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灭顶之灾。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日本的企业制度是财阀制度，金融机构与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日本企业大举进攻美国市场时，靠的是金融界的支持。现在，日本企业的投资严重亏损，许多当年的借款就成了金融机构的坏账。就在这时，美国财政部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所谓各国中央银行之央行）的框架内提出建议，要各国都提高商业银行自我资金的比例，美其名曰要减少金融体系的风险。这一建议对美国来说可以起一箭双雕的作用，因为美国的银行自我资金的比例远高于日本银行，若这一建议得以通过，就能打击日本银行的竞争力。另外，美国急需找到其他购买美国国库券的买主，以弥补它的财政赤字。强迫日本商业银行提高自我资金比例，就是要它们必须购买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美国的国库券。美国的建议得到国际结算银行的通过。根据新的规定，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必须把自有资金的比例保持在8%以上，自有资金比例太低的银行应被勒令停业。日本财阀集团的银行自有资金比例不高，为了达到国际结算银行规定的标准，不得不加紧回收贷款，减少放贷。信用收缩加深了经济危机，不良资产反而更加膨胀，导致1998年三家日本大银行破产，其他银行更加紧缩信贷，企业没有发展资金，日本经济陷入全面的通货紧缩。
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被西方人顶礼膜拜的“日本模式”被西方人鞭笞，日本固有的那种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形容成“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日本经济从此十年一蹶不振，大多日本企业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个别日本金融业人士吃够了美国的苦，又痛恨自己的同胞看不懂美国人的圈套，被拉下金融陷阱，才把一些经历写了出来，称日本是在一场金融战争中被美国打得大败。◣注：[日]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日元与美元汇率错配是亚洲经济危机的祸根
日本泡沫经济后，在日本“雁行模式”下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很快就陷入了新的困境。
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后，为了保住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日本决定在提高本国生产率的同时，把大部分生产转移到国外去。由于日元坚挺，把生产转移到国外去可以让日本企业享受到许多好处。首先，可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而减轻美国对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一部分顺差会转变成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次，通过输出资本，日元的升值压力会下降。第三，通过扩大向亚洲邻国投资，日本可以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日本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迅速，从14亿美元增长到81亿美元。◣注：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第50页。◢所谓“四小龙”“四小虎”，就是这个时期叫出来的。◣注：四小龙指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四小虎指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南亚国家都走上了金融自由化的道路，银行拥有自主的贷款权，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要求的准备金也减少了，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扩大，可以买卖证券。同时，为了鼓励银行的积极性，政府允许银行更多地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向海外借贷，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东南亚国家并未加强金融监管。在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对金融机构采取严格控制，银行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使用资金的形式也没多少选择。自由化开始后，外来的金融机构可以带来许多新的金融产品，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根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去经营那些它们不太懂的业务。这就为危机埋下了隐患。
日本公司在东亚各国投资，得益于日本银行业的融资。日本的银行在香港、新加坡和一些亚洲国家的首都开设了分行。从1985年到1997年，在国际银行贷款中，日本的银行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这5个后来被卷入亚洲危机中的国家提供的贷款占40%以上。日本的银行业给亚洲的国际银行贷款于1995年6月达到了3830亿美元的峰值。◣注：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日本的银行以日元和外币计价的贷款剧增，引起全球资本的套利性流动。日元利率低，借日元去炒作其他货币的资产，比如购买美元的资产，利用美国资产的利率高于日元资产的利率，就可以大赚一笔。特别是，如果日元相对美元再贬值，投资者就可以赚双倍的钱。1995年4月日元与美元的汇率达到了80∶1的最高值，而1998年8月，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又跌到了147∶1的低谷。在此期间，那些从事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资基金与个人都大赚了一笔。
然而,1995年日元贬值后，日本银行业利润受到很大侵蚀。许多银行开始盘算，如何减少对其他亚洲经济体承担的责任，如何抽回资金保证自己的资本充足率。从1995年5月日元贬值到1997年7月泰铢贬值前的这段时间里，日本的银行业对亚洲的贷款减少了27%左右。随着泰铢的迅速贬值，日元套利交易迅速回落。日本的银行从亚洲大规模撤回资金，亚洲出现了挤兑银行的汹涌大潮。
日本银行撤资的规模巨大，从1997年6月至1999年，日本从遭受危机困扰的5个经济体撤资512亿美元，约占这些经济体GDP的6%。如果算上从1995年6月至1999年日本从整个亚洲撤出的资本，大约有2352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整个亚洲GDP的10%。◣注：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东南亚国家一般不担心美元的汇率波动，因为它们的债务和大部分收入是用美元计价的。然而，它们却很难对冲日元的风险。为了减少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的进口商一般用美元支付，而日本出口商却让买方用日元结算。这样，日本的进口商就不得不买入日元以支付进口的商品与服务，还要支付日元的债务利息。但当日本投资迅速撤离时，它们就无法应对如此巨大的资本流动，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之差就造成了对它们实体经济的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救助陷入危机中的亚洲各国的主体。但是，国际货币基金正是执行“华盛顿共识”的机构。苛刻的贷款条件逼得东南亚许多国家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发展模式，开放市场，把最好的资产让给外来投资者。以韩国为例，危机过后，韩国一些著名品牌的企业也不得不卖给美欧的投资者。
从《马约》到欧元
20世纪80年代末，欧共体国家决定统一市场，以加强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提高效率，摆脱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舆论大谈特谈的“欧洲僵化症”。随着市场的统一，货币统一的需求更加明显。市场与货币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缺了货币，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在古老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条件下，市场效率是很低的，只有当货物可以兑换货币，也就是说当出现了可以偿还债务的支付手段时，市场的效率才得以大大提高。一个统一的市场需要某种大家都认可的中介支付手段，只有通过这种中介，商品、服务、各种债务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估。如果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上还有各种货币，买卖人就很难估计各种风险，交易量就会下降，特别是长期的生意(投资等）隐含的风险就更大，统一市场就无法达到最佳效率。
货币原本是主权的象征，发行货币的权力(君主、国家）可以随意调整货币政策，决定货币量发行的多少，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使用该种货币地区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是以本国货币为基准计算的，在国际交易中，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的货币往往汇率不稳定，货币贬值的风险很大。在一个统一市场上，各国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有的宽松，有的严紧，那么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肯定不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与卖方都有许多不可测因素，都不敢做大生意，都不敢拿别人货币资产作抵押；投资者更难估算投资以后的收益，因为一旦汇率变化，很可能所有的投资收益会顷刻泡汤。有那么多不可测因素，统一市场还称得上统一吗？市场能达到最佳效率吗？因此，一个市场上货币太多，隐含的不测因素就太多，风险也就太大，交易成本也随之增加。为了保证收益，交易人只好把风险也打进交易物品或服务的成本中去，这就会造成价格扭曲，造成资源的不良分配。为了使欧洲的统一市场能充分发挥优势，欧盟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统一货币。
统一货币意味着欧洲统一市场上的透明度加强，对各国企业来说，就意味着竞争加剧。欧洲国家过去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措施很多，欧盟国家总以各种名义给一些支柱产业的企业以补贴。但欧元启用后，过去一些国家之间不清楚的壁垒就要显现，货币相同，价格可以比较，企业间竞争的透明度提高。此外，保障欧元运行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政府的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作了规定，政府无法无节制地给企业以补贴。竞争加剧会引起工会的反对，罢工运动会增加，一些大企业面临的困难会增加。如果欧元区国家能熬过这些危机，好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竞争力弱的企业被淘汰，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更强。如果熬不过去，社会危机就可能把欧元当作“替罪羊”。
欧元区的资本市场还很分散，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无法与美国市场相比。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行政权，这与美国不同。美联储主席与财政部部长的政策互相配合，是一种统一的经济、货币政策代表。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行长可以是统一货币政策的代表，但欧元区没有统一经济政策的代表，外部投资者不知道欧元区国家是否能让货币政策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协调。如果欧元区国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不能产生统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人，那么外部投资者就不可能信任欧元，欧元的汇率也就不可能大幅上扬。二是欧元区缺乏大批机构投资者，不能像美国的大型投资基金那样，给公共市场提供较强的流动性，无法给企业提供筹资渠道，给创业者提供风险资金。欧洲没有大型机构投资者，从而使美国投资者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主动，它们控制着欧洲资本市场的走向。据说，英美的机构投资者控制着欧洲资本市场40%以上的指数。◣注：Daniel Pinto,Not Much Clout for the Euro Without European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9,2001.◢
外部投资者对欧洲资本市场的兴趣与欧洲企业结构的改革有直接联系。美国企业与市场的联系紧密，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美国有灵活的就业机制，企业在困难时不惜大批裁员，以获得市场的信任，稳定股票价格。美国经济2001年进入衰退，美国企业便大幅裁员，企业股票暴跌了一阵后，又恢复了正常。欧洲企业如果不采取灵活的就业制度，就无法根据市场迅速调整，因此也就无法依靠市场去获得巨大的发展资金。欧洲，特别是欧洲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等过去都以自己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自豪，认为它既能保证竞争，又能保证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然而，在资本全球流动，而资本又非常看中回报收益时，欧洲的社会市场模式竞争力似乎就不如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大。也正因为如此，德国、英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与社会党领导人纷纷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寻找另一种既可以满足资本高回报的要求，又可以维持西欧社会吸引力的办法。
1985年1月，刚刚到布鲁塞尔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的法国人德洛尔在欧洲议会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说：“欧洲应该马上成为一个经济、技术、金融和货币的强大力量，但必须一步一步来。在扩大政治一体化，实现欧洲货币之前，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市场。”
1986年，欧共体首脑在荷兰海牙开会，批准了德洛尔委员会草拟的“统一文件”。统一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德洛尔反对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主导一切的做法，认为马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德国的经济实力，这种货币优势有利于德国经济的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德洛尔建立货币联盟的计划就是要取消现在的一切货币，重新铸造一个新的欧洲货币。1989年4月，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德洛尔计划”，准备分三个阶段实现统一货币，但没有制定具体的时间表。
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加快了建设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步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德联盟虽然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但法德的地位完全不一样。法国是战胜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公认的核俱乐部成员。而德国却被一分为二——西德、东德，领土上驻有外国军队，主权受到很大限制。但西德在这种地位上，卧薪尝胆，全力发展经济，很快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西德是个“经济巨人、政治侏儒”，需要法国这个政治强国在世界舞台上替它说话，法德这一对搭档就这样形成了。
然而，德国统一了。法国总统密特朗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不会再热心于欧洲一体化建设。
1990年6月21日，东西两德的议会通过了一个成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协议。1990年7月1日，东德人以1个东德马克换1个西德马克的汇率完成了向西德马克的过渡，而当时的官方汇率是1个西德马克换7个东德马克。尽管当时的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很不满意，但西德总理科尔固执己见。他凭着政治家的直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稳住东德人的民心，两德统一才能顺利过渡。
法国总统密特朗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既然西德总理科尔能逼迫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在货币问题上让步，如果法国敦促德国在欧洲货币统一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科尔便无法再继续搪塞、敷衍。科尔面临德国国内舆论巨大的压力，德国人不愿意放弃马克而采用另一种前途未卜的欧洲共同货币。但科尔又是个热心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一起想找到一条建设欧洲联邦制的道路。他想，也许统一货币是能带动其他欧洲国家走向联邦制的有效手段。于是，科尔同意了密特朗的建议。
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欧洲联盟，缔结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在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联合意大利总理安德列奥蒂，提出了一个法意计划，要求制定一个统一货币的时间表。德国总理科尔开始还犹豫不决，但看到自己明显将要被孤立，只好同意了法意的提议。欧共体的首脑们定下了1997年1月1日和1999年1月1日这两个日子为可能正式推出统一货币的时间。但在1995年戛纳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12国领导发现许多国家都达不到统一货币的标准,1997年那个日子有点悬，所以最终推出统一货币的日期推到1999年1月1日。
欧元出世前的疼痛——欧洲货币市场危机
经过了20年的磨合，欧洲人自己的统一货币即将出笼。然而，欧洲货币市场上却阴云密布，一场巨大的货币投机差点儿毁了欧洲统一货币。
就在欧洲人准备统一货币的时候，美国百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劝欧洲放弃统一货币，声称统一货币将会把欧洲引向战争。美国人真的是为欧洲人的未来着想吗?
也就在欧洲人确立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不久，欧洲就掀起了一场货币风暴。这大概是要给欧洲人来个下马威吧？美国的投机家们对欧洲的货币体系发起了一场场攻击，打垮了英镑、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塞塔，差点儿让法郎也遭了殃。幸亏有德国联邦银行的支持，法郎才度过了危机。
1992年，美元汇率跌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而为了遏制德国统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德国联邦银行提高利率，马克的吸引力在提高。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要寻找代替美元的产品，纷纷转而购买马克，使马克的汇率节节攀升。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其他货币为了保持与马克的汇率，不得不提高利率，使企业借债、投资都更加困难。
为了恢复平衡，欧洲货币体系必须重新确定马克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或者德国降低利率，缓解其他货币的压力。但是，德国不承认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应该调整，而且认为德国通货膨胀压力太大，不肯降低利率。欧洲货币市场上“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时，欧洲统一货币的前景也并不乐观。丹麦的公民投票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国也将为此举行公民投票，但民意调查却表明法国也可能否决这一条约。1992年9月8日，芬兰决定与欧洲货币体系脱钩，让它的货币克朗贬值。瑞典与意大利提高了利率以保卫自己的货币，瑞典政府把短期利率提高到7.5%,以防投机商借贷冲击克朗。英国首相梅杰发表讲话，声明英国不会让英镑贬值。但市场根本不信这套说法，攻击意大利与英镑的投机潮汹涌澎湃。
投机大潮是市场上十分可怕的事，但投机潮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投机者在1992年有充分的理由投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被人为地维持着，似乎早晚要重新调整；欧洲各国已开放资本市场，市场上复杂的金融产品不计其数，给投机创造了机会。
1992年夏末，意大利里拉与英镑对德国马克的汇率已经降到允许浮动范围的下限，尽管欧共体各国的中央银行本着团结精神，大量买进里拉和英镑，但这两个货币下滑的趋势不止。英国向德国不断发出呼吁，要求德国下调利率，以减轻对英镑的压力。但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对《华尔街日报》发表讲话，声称只能让一些欧洲货币重新定值，才能让欧洲货币体系重新稳定下来。美国投资家索罗斯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断定德国联邦银行将放弃对里拉和英镑的支持。
索罗斯先出击意大利里拉，马上把里拉冲击得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而自由浮动。他得手后，胆子更大了，眼睛瞄准了英镑，动用了量子基金的10亿美元作担保，以5%的保险金形式从英国的银行里贷出了合200亿美元的英镑，再抛出去换成德国马克。一大批国际投机商闻风而动，纷纷抛出英镑。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迫于形势，不得不将英镑利率提高10%-15%,后来又再调高2%。索罗斯高兴得大叫，“这是英格兰银行绝望的表现”。他不断抛出英镑，英格兰银行最终只好停止购进英镑，宣布放开汇率，让英镑自由浮动。结果，英镑大幅贬值。这时索罗斯又便宜地买进英镑还债。这一进一出，索罗斯在一个月内净赚了合15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创造了一项世界金融投机的纪录。而欧共体各国中央银行为挽救里拉和英镑却损失了近60亿美元。
1992年，法国的公民投票虽然以51.05%支持、48.95%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市场并不太信任这一结果。当英镑、里拉等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后，法郎成为投机商攻击的主要目标。
法国要求德国联邦银行无限支持法郎，法国愿意向德国借多少马克，德国就该借多少。德国联邦银行拒绝了法国的建议，法郎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总统密特朗向德国总理科尔求援，科尔向德国联邦银行施加了很大压力。最后，法德两国的中央银行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重申法郎与马克的汇率反映了两国的经济实际情况，没有必要改变法郎与马克的汇率。此后，德国联邦银行开始大量收购法郎。投机者没有料到这一点，吃了一惊，投机潮逐渐退了下去。
其实，面对市场的投机潮，政府也并非束手无策。当法郎受到冲击时，法国政府就去找德国商量，如何对付庞大的投机潮。德国开始不愿意干预，法国就说服德国人，如果法兰西银行——法国的中央银行借马克给德国，然后德国联邦银行拿借来的马克进行干预，外界看起来就像是德国联邦银行决心干预了。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是发行马克的机构，如果它要决定进行干预，那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是对付不了的。所以，当德国联邦银行拿从法兰西银行借来的马克进行干预时，市场力量确信是德国联邦银行出手了，果然投机潮就退了下去。
然而，一年之后，攻击法郎的投机潮又卷土重来。1993年，法国经济研究与统计局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减少了1.2%。投资者认为，法国经济陷入了衰退，法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降低利率或让法郎贬值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回升。欧盟货币委员会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办法和欧洲货币体系的前景。最后，大家同意了德国人提出的建议，扩大欧洲货币体系中各种货币上下浮动的范围。法国人提出，从原来的上下浮动2.5%扩大到上下浮动15%,也就是说总体浮动幅度为30%。法国人解释说，扩大到上下15%,汇率风险加大，投机商们若要投机，就必须对付其他的投机商，而不是中央银行了。这一提议被大家接受。欧洲货币体系虽然没有垮台，但它已摆脱了当年的约束，几乎成为一种自由浮动的框架。
直到1999年欧元正式出世，欧洲才真正摆脱了货币危机的困扰。当年支持统一货币的人骄傲地说，欧洲国家每年可以节省许多干预货币市场的开支，也使得经济发展更加稳定，不会产生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不公平“汇率竞争”。
反思1992年至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我们可以理解，货币联盟中出现汇率不协调时，需要及时调整。否则，就会给投机者可乘之机。如果货币联盟中的主导货币发行者不支持某个货币，它很可能要成为货币危机的受害者。但如果主导货币发行者给予某个货币无限的支持，任何投机都不可能得逞。
美国的金融危机触发了欧洲债务危机
1999年欧元正式成为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欧盟11国的流通货币,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到2002年，原来流通的马克、法郎、里拉等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随着欧盟的东扩，斯洛文尼亚于2007年、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于2008年、斯洛伐克于2009年、爱沙尼亚于2011年先后加入欧元区，欧元区的成员增加到了17国。
很快，欧元成为继美元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另一大储备货币，在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很快超过了25%。
就在这时,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级贷款危机，引爆了已经膨胀得很大了的房地产泡沫。2008年，陷入次贷很深的一些投资银行先后陷入了危机，最终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这下，美国市场上出现了系统性危机，各金融机构担心自己的顾客或上家出问题，谁也不敢轻易再放贷或再买入，资本市场上死水一潭。
随后，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大家达成了共同刺激经济，防止滑入衰退的共识。美、英、日、欧元区及加拿大的五大中央银行向市场大量注资，美联储干脆买入问题债券，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它们迅速清除“有毒资产”◣注：美国彭博社(Bloomberg)2011年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用向金融机构注入新鲜资本换取“有毒资产”的办法，向市场注入了高达7万亿美元的流动性。◢。
哪想到，美国的债务危机刚刚平息，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却迅速升温。很快，从2010年底，希腊的主权债务就出事了。
希腊债务危机的起因是2009年底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同时给希腊的主权债务降级，随即希腊国债的利息迅速攀升。很快，希腊就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了，只能求助于欧盟。
法国的战略研究人员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出现时段似乎不那么偶然。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正巧是欧元区债务总额要超过美元债务时，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他们怀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前后有没有美国的战略安排？希腊如果没有美国公司高盛投资银行的“金融创新”安排，根本不够条件进欧元区。所以，希腊进入欧元区就如同美国在欧元区内安置了一个“特洛伊木马”。引爆这个木马的恰恰又是美国评级公司给希腊主权债务的降级。这一环套一环的设计难道是偶然?◣注：2011年夏在承德的一次外交学院与法国军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共同召开的会议上法方的表态。◢
其实，希腊进入欧元区就很勉强。欧元区的基础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3%,公债水平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希腊在申请加入欧元区时，预算赤字水平与公债水平都不符合标准。这时希腊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这一被称为“金融创新”的具体做法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的10年至15年期国债，分批上市。这笔国债由高盛负责将希腊提供的欧元兑换成美元。也就是说，高盛实际上借贷给希腊10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10—15年以后才归还。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政府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最高限制3%。
除了这笔借贷外，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抵押，以换取现金。在统计中，这种抵押换现金方式不是负债，却变成了出售，即银行债权证券化。通过这些服务和借贷，高盛拿到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为防止自己的投资打水漂，高盛还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10亿欧元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
然而,2010年1月底2月初市场上出现了对希腊债务的金融攻击。这次攻击出现在希腊多笔债务即将到期时，关于希腊出现支付能力问题的谣言四起，从而使市场出现大幅动荡。其结果是欧元下跌，希腊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借贷利率高出一般新兴国家两倍以上）。由于希腊金融状态恶化，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本来CDS是与国债联系在一起的保险产品，但事实上却可以被剥离出来单独作为金融产品在市场上交易。目前，全球CDS交易的金额已达天文数字，且有60%的交易不透明，因而成为对冲基金争相购买的对象。当投资者怀疑希腊的支付能力时，希腊债务的CDS便上涨。而事后人们发现，持有大量的希腊国债CDS的投资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持有和发行希腊债务的高盛和两家对冲基金。这几家公司干的是，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CDS,到时再对希腊的支付能力信誉发出质疑，等到市场开始动摇时便发动攻击，待希腊国债的CDS涨到最高点时抛出。
如果希腊出现支付危机的话，欧洲各大银行将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拖累一大批欧元区银行。希腊在本世纪初发售的国债，要么是欧元区各大银行所购买，要么得到了欧元区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担保。更不用说为希腊做出多种担保的欧洲中央银行了。也就是说，在希腊债务问题上，上演的却是欧元区的未来前景。最令希腊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针对希腊支付能力的攻击的背后，居然就是高盛和另外两家美国对冲基金。也就是说，高盛一方面以所谓的“创造性会计”方式为希腊政府出谋划策，做虚账以使希腊符合欧元国家标准；另一方面却同时在背后攻击希腊和欧元，从中牟利。
危机前，希腊与德国债券的利差只在百分之零点几。对希腊可能违约的怀疑越大，希腊筹资的成本就越高，经济增长的负担就越重，还债的能力就越小，因此是一种恶性循环。
从20世纪后期以来，货币危机一爆发就在某个地区迅速蔓延，形成“传染”之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是从泰国开始，迅速向其他东南亚国家蔓延，最后连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也被卷了进去。这次从希腊开始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也一样。随着希腊债务形势的恶化，人们开始怀疑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把葡萄牙、爱尔兰、希腊与西班牙四国的首个字母拼在一起，就形成了英语“PIGS”字，“欧猪”四国的说法不胫而走。后来，意大利国债也被人怀疑,PIGS变成了PIIGS(“欧猪”五国）。债务危机不断扩大，直到法德等核心欧元区国家的国债发行也受到威胁。
2008年爆发的债务危机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让国际投资者担心美国金融机构中的坏账会持续发酵，会影响其他机构的偿债能力，于是资本开始流出美国，美元贬值，美元的信誉严重受损。相反，欧元的汇率在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后却持续上涨，说明许多资本流向欧洲避险。
这就说明，美国要走出债务危机，必须吸引新的资本。如果国际投资者出于避险需要，把资金转移到欧洲，美国的债务危机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其实，债务危机爆发后，重要的是拉住新鲜资本，谁捞到新鲜资本，谁就能控制债务成本。如果欧元区陷入债务危机，新鲜资本只能流向美国，美国就可能靠新鲜资本让自己的债务重新滚起来。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因此，美国的金融公司不仅可以借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发一笔财，而且还可以把大笔亚洲及产油国的剩余资本拉到美国去，压低美国的债权收益率，帮助美国政府廉价筹资。
当然，欧元区内部的国家也可能有自己的战略。比如，德国舆论不愿意出资救助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成员国，因为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过了太多的“寅吃卯粮”的日子，现在又不想过“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德国如果对这些国家伸出援助之手，等于鼓励了“好吃懒做”的行为。那未来其他国家还不都来沾德国的便宜呀？有的欧元区国家就认为，德国似乎不想让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迅速结束。它们认为，德国可能有两个战略理由让欧债危机再持续一段时间：第一，德国出口旺盛是它率先走出衰退的理由，如果欧元区危机结束，欧元汇率上涨，德国无法继续维持如此猛烈的出口增长；第二，如果现在就出手援助，南方国家不会急于约束自己的公共开支，不会加强财政纪律，德国也无法控制局面。等形势继续恶化一点，最终只能求德国来收拾烂摊子，德国就可以对这些国家实行财政控制。
除去这些“战略”因素外，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与资金链的突然中断有直接联系。
从2002年到2007年，欧元区陷入债务的“欧猪”五国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私营资本滚滚流入的高潮。然而,2007年夏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2008年初流入希腊的私营资本就突然中断了，而且开始大量外流。从2008年10月起，资本开始流出爱尔兰。2010年春，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盟与希腊签署了救助协议后，希腊债务虽然开始稳定，但“按下葫芦起了瓢”，危机很快传染到了葡萄牙和爱尔兰，这两国的私营资本流入也中断了，并大量外流。到2011年底，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经历了这样一种私营资本流入中断的过程，随即它们的国债利率便开始吃紧。◣注：Silvia Merler&Jean Pisani-Ferry,“Sudden stops in the Eurozone”,详见:
这是因为，当私营资本突然中断后，各国政府只能动用公共资金来填补银行业的流动性短缺。这就造成这几国政府的预算赤字突然暴涨，主权债务相对GDP的比例突然上升，债务市场压力骤然增大，这几国发债的利息飙升，很快陷入高利贷的陷阱。
欧洲能否度过债务危机，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重要游戏
进入2012年后，欧洲债务市场上的压力仍然存在，但似乎在减少。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舆论还在认真地探讨欧元区会不会在2012年解体的问题。
美国的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也不断给欧元区的成员国的主权债务降级。
但奇怪的是，就在这种关头，西班牙与意大利先后又发行了一批国债，发行的利息不高，甚至低于原来的预期。这似乎说明，市场已经不太相信欧元区要垮台，欧元要成为历史的说法。
为什么市场的表现与英美舆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其实,2011年12月初，法德领导人的会晤及随后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走向。
法国与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轴心，法德的合作是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基础。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表明，法德合作就容易找到解决的办法。法德达不成一致，欧洲就成不了气候。
当2011年夏，德国发新债遇到了市场的冷遇，法国的国债被美国评级公司降级，法国的银行面临着巨大金融风险时，法国领导人不断找德国领导人磋商，要找到一个法德都能接受的办法。
德国的舆论压力太大，执政的基督教联盟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地方选举中连失城池。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着2013年9月的大选，不能顶着舆论干。但德国政治家也明白，如果欧元失败，德国自身的金融体系也会遭到重创，因为它们手中握有大量的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券。而且，如果欧元区瓦解，欧盟的未来也就难保，这意味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欧洲未来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所以，德国不能让欧元失败，但德国又不能允许这种欧元区设计中的缺陷拖垮欧洲。
的确，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欧元区的设计有些缺陷。比如，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就造成货币政策不可能对强势的经济体与弱势的经济体都合适。当强势经济体受益于某种货币政策，出口大幅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时，弱势经济体肯定要出现大幅的逆差。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财政转移，那么弱势的经济体肯定不能长期维持这种状态。
所以，英美的舆论开始批评欧洲统一货币的设计者，认为他们不够聪明。但是，这种批评实际上只看到了结果，而没有看到设计的初衷是怎么回事。
其实，欧洲统一货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设计者们不是傻子，他们对统一货币后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做了预案，可以说他们对今天发现的事情都心知肚明。他们当时预料到，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将来势必有危机。但他们认为，欧洲统一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危机推动的。没有危机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出现了危机，解决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一步统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之父们，也就是设计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精英们的实际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实际上这正是欧洲统一之父们的思想。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莫奈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此已有清楚的说明，也就是说要通过非暴力的手段逐步地、最后建成一个联盟的国家。因此，统一货币也必须从这个逻辑上去思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设计者们是这样考虑的：“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一定会产生危机，但因为统一货币区是没有退出机制的，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只可能是进一步统一财政。一旦欧元区成员国统一了财政，就会形成一个欧洲国家的基本雏形，后面所有的国家功能的统一只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注：笔者1999年在法国的采访。◢
法国领导人在与德国领导人磋商后，决定法国将帮助德国说服其他欧元区成员国来推动统一财政进程，也就是落实《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的那些有关政府年度预算赤字、公共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通货膨胀率等指标。比如，建立某种自动惩罚机制，当欧盟委员会发现某成员国要违规时，先警告，后实施中止投票资格机制或停止欧盟补贴机制，等等。作为回报，法国提出的条件是，德国不应坚持反对欧洲央行对市场的干预行动，因为美联储已经大幅干预市场，如果欧洲人不干预的话，那是“自废武功”，让美国人独占便宜。◣注：笔者2011年采访法国政府高层官员与资深经济学家。◢
德国人因为有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经历，因此对干预货币市场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他们担心，如果让欧洲央行随意干预市场，势必会导致通货膨胀泛滥。而德国民众当年就很不乐意德国政治家放弃马克而选择欧元，如果未来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德国民众会把气撒到欧元头上，那时维持货币联盟会更加困难。但法国人安慰德国人说，美联储大幅干预市场，买入“有毒资产”，投入新鲜货币，是典型的“印钞票”行为，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并没大幅上涨。美国已经多“印刷”了几万亿美元的钞票，缓解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压力，制止了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事实证明，中央银行干预市场并非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
在法国的坚持下，德国最终同意了法国的建议。但面子上还要说得过去，所以德国的立场是，欧洲中央银行是独立的机构，它独立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德国在里面只有一票，无法阻止欧洲央行独立做出决定。这就等于为欧洲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行为开了绿灯。
法德达成了这笔交易后，随后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法德的建议就成了成员国领导人讨论的蓝本了。
从2011年12月8日晚间开始的27国欧洲领导人会议，几乎是经过了通宵达旦的激烈商讨，直到9日早上5点，满脸倦意的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才召集焦急等待了10多个小时、早已疲惫不堪的记者开发布会。
范龙佩表示，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朝一个广泛的“财政稳定联盟”发展。除英国之外的其余欧盟26国准备签署一项新的“财政契约”，加强经济和预算监督，将承诺年度结构性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得超过0.5%,在该占比超过3%时，制裁机制自动生效;2012年3月再评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的5000亿欧元上限是否充足;ESM已交付占未交付资金比最低15%;从全票同意改为85%成员同意,ESM便可启动紧急程序。
范龙佩在峰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我们最后没有能够一致同意，但是有26国首脑基本同意修改欧洲政府间条约，这是实施‘财政契约’的法律保证。”
由于英国反对，欧盟不得不放弃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初衷，另外缔结政府间条约，因为修约需经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批准。有分析指出，英国今后将在政治上更趋保守，外交上更显孤立，自身利益很可能因此受损。
欧洲舆论批评卡梅伦此举是相当不顾全大局。当然，也有欧洲观察家指出，英国不参加财政联盟，并不影响法德的设计最终将付诸实施。其实，法国原来就一直不想让英国参加欧共体，在戴高乐当政时期，法国曾在1963年以及1967年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
在布鲁塞尔峰会结束后，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宪法问题专家埃克曼教授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指出，欧洲发生的事情与美国在建国初期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相像之处。◣注：Bruce Ackerman,“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in 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14,2011.◢
1781年，前英国北美殖民地的13个州发表了独立宣言，制定了一些条约，决定建立一个邦联制度，大致与目前的欧洲联盟差不多。这些制度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保证公民可以在这13个州内自由迁徙，邦联将保证所有的州有自己的经济特权。虽然这一制度规定了一院制的国会和专门为解决各州之间争端的司法部门，但它并没有授予邦联独立的税收权力，不让它为各州在独立战争时发行的大量战争债券担保。由于战争中开支大增，许多独立后的州的财务状况摇摇欲坠，它们的债券大幅贬值，破坏了欧洲投资者投资新大陆项目的信心。
在这一背景下,1787年，各州的代表又云集费城，决定重新制定一部宪法。1787年的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新的征税的权力，并决定设立一个模拟英格兰银行的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来支付贬值的各州债务。但是，当时的美国是一种邦联框架，如果各州的代表不同意修改原来的条约，就无法批准新的宪法。如同现在的欧盟，如果有的成员国不同意，就无法修改它原来签订的那些条约。要修改《里斯本条约》，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必须同意，但英国就不配合，所以其他成员国必须想出其他的办法绕过这一障碍。当时的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罗德岛就像是今天的英国，它虽然小，却是个贸易大州，非常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罗德岛拒绝派代表到费城去参加讨论公约，并谴责那次会议是“搞分裂”的非法集会。经过一个夏天的秘密会议，参加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公开宣布，尽管条文规定要“一致同意”，虽然13个州中只有9个批准了新条约，但新宪法仍将最终成为现实。
游戏规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罗德岛和北卡罗来纳州干脆拒绝了新规则。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召开第一届国会时，只有11个州的代表参加。最终，持反对意见的各州还是在压力之下屈服了。1790年，罗德岛也决定参加联邦，因为国会威胁说，要对它施加新的贸易关税，除非它放弃邦联的章程曾赋予它的否决权。
当新的制度生效后，北美的信贷危机就结束了，新生的美洲共和国在欧洲金融市场上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埃克曼认为，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早已被人遗忘，甚至连最严肃的学习美国宪法的学生可能都不知道这些故事。但重温历史可以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欧洲当前的危机。
也许正是国际投资者看到了欧洲建立财政联盟的努力是认真的，而且欧洲中央银行从2012年起两次给欧洲的商业银行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欧洲债务市场上的投机风似乎不那么强了。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认为，虽然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更大的危机在美国。他认为，欧债危机相对而言会早于美国的经济调整而结束。这是因为:
第一，从基本面上来讲，欧洲的情况比美国好。
看基本面首要先把财政赤字中用于付利息的部分去掉，其次要把由于宏观经济增长缓慢乃至衰退所带来的财政税收减少这种周期性的赤字剔除。把这两个赤字剔除之后，剩下的叫作结构性的基本赤字。
结构性的基本赤字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状况都还是不错的，最糟糕的是爱尔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个研究，爱尔兰结构性的基本赤字是占GDP的6%多一点儿，其他国家基本都是在5%以下，其中意大利是正的，是有盈余的。
再看美国，若按同样的方法去计算，美国现在结构性的基本赤字占GDP的7%,远高于欧洲，这还只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情况。把地方政府算进去的话，情况就更加糟糕。
第二，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暴露。
欧洲国家的财政有两个特点，即两个50%。一个50%是财政支出占GDP的50%,美国是30%多一点；另一个50%是它的财政支出里的50%以上是用于福利开支，其中削减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欧洲可能会出现杀一儆百的情况，即个别国家如希腊会出现违约，违约之后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一轮的金融动荡，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通过调控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第三，从政治经济协调的角度出发，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容易。
欧洲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一旦德国等国家不给希腊、意大利等国提供明显的金融财政上的援助，这些债务国家就面临破产，一旦破产就只能马上进行改革，没有退路。
美国之所以比欧洲的情况更严重，是因为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了二元化。一方面是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群体，包括英特尔、苹果公司等，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还有大量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工阶层。美国的国民性在发生变化，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曾说，美国的新移民70%是讲西班牙语的，来自墨西哥等地，这部分人很难融入美国社会，有自己的群体，有自己的学校，连英语都不愿意讲，这就是美国内部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
李稻葵认为，经过三四年的调整，欧洲能够走出泥潭，而美国还要拖。一旦这个格局形成，三五年以后美国大量的资金会从境内流向欧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届时美国的实际利率就必须提高，美元势必贬值，这两件事是同步的，此时整个国际格局会产生迅速的变化，整个危机会演变成美元的货币危机。
也许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大概不希望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马上结束。在2012年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上，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增资来加强救助欧洲的能力。当美国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那里碰了软钉子后，美国只好拉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它的北美铁哥们在20国峰会上公开表示反对。
看样子，美欧这对难兄难弟在债务危机中越来越有反目成仇的趋势了。
欧元区的设计者们原指望利用货币危机来统一财政，从而走向欧洲联邦制之路。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虽然难以迅速平息，但其实欧元区本身对外的债务不是那么严重。欧洲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债务相对于经济总规模的比率要小，但欧元区内部有严重失衡，比如德国及北方国家相对南方国家有不少顺差，而南方国家的债务水平由于常年贸易逆差而不断增长。这种不平衡在中国内部也一样存在。比如，上海、江苏、广东相对甘肃、贵州、西藏会是不平衡的，但中国对外是平衡的。如果欧元区能统一财政，债务危机就自然没有了生存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认为，统一财政可能是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但是，北方富裕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债务危机中迅速升起，民众不愿分担南方国家的债务。如果任凭欧盟各成员国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情绪主宰欧洲的政治日程，不仅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无解，欧洲一体化已获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面对此情况，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似乎正在想办法，想找到一个选民们都能接受的财政一体化方案。过去欧洲一体化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政治精英们虽然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最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办法。
然而，从长远来看，欧元区如果维持目前的结构不变，它将会一直受到内部支付平衡危机的威胁。要克服欧元区的这种结构性困难，就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其实，从目前欧元的运行机制来看，这种货币联盟更像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只要国际投资者担心欧元区内的资本自由流动会受到限制，欧元区就可能成为投机的目标。因此，欧洲一经济学家建议，欧盟应该建立一个泛欧洲的银行业联合体，建立某种集中的监管机制，当遇到危机时，应该有一个机制能向薄弱的金融机构注资，防止系统性危机爆发。他们认为，只有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市场和经济政策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欧元区避免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注：Silvia Merler&Jean Pisani-Ferry“Sudden stops in the Eurozone”,详见:
东亚货币合作的曲折道路
1997年“亚洲危机”后，人们已经意识到东亚地区作为美元的影子地区，受美元波动的影响太大。美国经济周期的起伏，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都可能给这种美元影子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因此,1997年9月，日本就提出建议，在东亚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的组织，规模先定为1000亿美元，由日本出一半，其余的由中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提供。亚洲基金可以为东亚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以对付外部资本对本地区货币发起的投机性攻击。当时，马来西亚积极支持这一倡议，但这一建议遭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反对，在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第五次会议上被否决。
1998年，中国香港货币局总裁任志刚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同盟的建议。1998年10月，东南亚联盟各国财长签订了《理解条约》，建立了东盟监督机制。该监督机制除了要监督正常的汇率和宏观经济总量外，还负责监督成员国的部门和社会政策，包括能力建设、强化机构和信息共享，等等。这是东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进展。
1999年，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年会上呼吁东盟10个成员国建立一个东亚共同市场并实行统一货币。1999年8月，马来西亚主持了讨论东亚货币同盟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该问题。东盟秘书长塞维利诺在会议结束时指出：“鉴于已经取得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一样，一种东盟货币至少变得可以考虑了。”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年会上，东亚各国财长一致同意建立一种货币互换的安排，以保护可能受到投机性攻击的货币。东南亚联盟的成员国同意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建立一个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便利的网络，利用“东盟+3”(亦称10+3)的框架来促进持续和及时的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流，建立一个联络人员的网络以促进东亚的地区监督。尽管该计划的细节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清迈协议》明显标志着亚洲地区货币合作的一个显著进展。
此后几年时间内，东亚建立了丰富多样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如“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货币单位”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东亚金融货币合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本地区各国金融稳定，更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中、日、韩加强了货币合作力度。2008年12月，中韩签订总额180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2011年10月，两国将货币互换规模扩大一倍，增至3600亿元人民币，并以此来鼓励在双边贸易中使用韩元及人民币。中日两国央行在2002年缔结3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2011年12月，两国决定再度续约，并达成扩大人民币与日元在两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发展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市场、投资发展人民币和日元债券市场、日本购买人民币主权债务、鼓励私营部门在海外市场发展人民币和日元计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一揽子协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成为美元贬值的最大受害者。按理说，东亚国家早就应该开始讨论货币合作事宜，应该想办法摆脱美元的阴影。但遗憾的是，东亚地区的历史包袱成为美国利用的机会。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其在东亚的政治影响力，先后利用“天安舰”事件，朝韩炮击事件，干扰了中韩关系；又利用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干扰了中日政治关系。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不但难以坐下来讨论货币合作问题，反而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互相掣肘，导致相互之间无法建立货币合作需要的信任。
其实，中、日、韩加强货币合作有深远的意义。一是货币合作可以减少汇率风险，促进三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互相投资。近年来，中日韩经贸合作发展较快，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4倍。三国扩大本币互换，可有效降低美元汇率不断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可以降低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有利于形成东亚地区的自主经济发展。中、日、韩三国间贸易95%以上是以美元结算，这使这三国不得不积累巨大的美元储备。而美国的债务负担太重，美元贬值的历史趋势难以扭转。中、日、韩都面临着外汇储备大幅缩水的危险。实行货币互换，中、日、韩三国可以逐步向以本币结算的地区贸易体系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美元等外币的过度依赖。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是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但是也是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最为欠缺的地区之一。
2011年下半年，日本民主党政府想在货币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多次派人来华与中国商谈合作事宜。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时与中方达成购买中国国库券的协议。2012年3月，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表示，日本政府要具体落实购入650亿人民币中国国债的计划，而且要视市场变化在被批准的额度之内购进其余国债。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其外汇储量虽然大约为中国的1/3,但其中美国国债的金额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金额基本不分上下。中国拥有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日本也有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美元疲软、日元走强和美元国债收益率偏低的情况下，日本想搞外汇储备多样化，把人民币也列入外汇储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的经济增长前景与中国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除了直接投资中国国债之外，还在考虑向中国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日本的银行在考虑直接向日本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服务，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因为人民币并非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很多外国买家虽对中国收益率诱人的债务市场垂涎三尺，但在投资实际行动上却小心翼翼。为了服务于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也为了摆脱对作为结算货币的美元的过度依赖，中国政府希望能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已与俄罗斯、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谈判，双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也是为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一种努力。近年来，中国在与许多国家进行货币互换的谈判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双边贸易结算将绕开美元，以人民币和对方货币结算。日本民主党政府也参与了这种谈判，也同意逐渐在中日双边贸易中用本币结算。更有甚者，日本民主党政府还要把人民币当作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可以说，日本是第一个开始储备人民币的发达国家，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可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说，日本民主党政府还想与中国进一步推进“共同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在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进入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议事日程，但有关它的讨论却迟迟没有结果。日本民主党政府想推进中日双边共同汇率机制，说既然中日原则上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即让本国货币的汇率与一篮子货币挂钩，阶段性地调整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权重，那么两国可以调整货币篮子中的各种货币的权重，让双方的货币都向一种共同的篮子靠拢，最终达成共同汇率。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中国与日本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大与第二大外汇储备国，而且外汇储备中主要是美国国库券。试想一下，如果中、日两国决定搞货币合作，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外汇储备方面都减少美元的使用，那么这一决定对国际资本市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中、日搞了货币合作，韩国能袖手旁观吗？如果中、日、韩搞了共同汇率浮动机制，那么对东盟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东盟国家能够置之度外吗？如果东亚国家选择搞汇率合作，建立共同浮动机制，逐渐摆脱美元的影响，那不就又成为当年欧共体合作的模式了吗？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如果这个地区偏离美元，美国会怎么想?
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访问美国时，提出要在东京筹资，购买钓鱼岛。他的购岛计划给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出了个大难题。随即，野田政府也提出了要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计划。日本国内政治的问题迅速演化成中日之间的双边外交矛盾，中国政府不得不回应日本的这种挑衅。后来，野田的民主党政府下台，安倍的自民党政府上台，钓鱼岛问题继续发酵，中日之间似乎很难再恢复信任，东亚的经济合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然，这些历史矛盾一旦被激化，历史积淀的仇恨发酵，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什么货币合作之类的计划自然就被忘到脑后去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都是偶然，然而冥冥之中有些东西也是无法改变的。
当今东亚，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即使日本与韩国都不满意美元给它们带来的风险与不稳定，它们也不大可能在摆脱美元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当年西德没敢跟法国联手对付美元已是前车之鉴。更何况，日本与韩国本身也都对中国的崛起抱有一些戒心，它们都想让本国的货币在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中起更大的作用，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都心存警惕。
因此，东亚的货币合作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这一合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它暂时还不会给东亚的美元储备带来现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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