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汪曾祺

    我已写过不少篇关于汪曾祺的文章，散见于近年来的报刊的边边角角上，大多是流于闲聊式的，从他的喝酒聊到他的美食，从他的为人聊到他的为文，从他的初恋聊到他的少作，从他的书画聊到他的出游。还很少正面评论他的创作的。这大概是由于我问汪曾棋的交往不是一个评论家同作家之间的“业务往来”，而是作为忘年交，作为文学上的师与徒来往的。我从不称汪老为老师，但称他的大人为“师母”，这就是证明。这一篇，仍然足属于闲聊的，因为说起汪曾棋来，似乎仍有不少的话可说，汪曾祺作为当今文坛上的一个好老头，关于他的话题是说不尽的。

    汪老的小女儿汪朝锊用做鉴定式的语调说，她爸爸的任务是写美文与做美食。这的确是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权威性。汪老的人生追求是和谐的美，是为人间创造美，为“人间送小温”，亏美文与做美食于是成了他的两大任务，美文广大读者均可鉴赏，美食只有他的亲友才能品尝到。我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称汪老为“全方位美食家”，因为他不仅能品尝鉴定，更重要的是会搡作。在制作美食方面，他的严谨态度胜于写美文。从采购、配菜直至掌勺，每道工序他都一丝不苟。因此，无论是淮扬菜系的名菜煮干丝，还是川菜名菜东坡肘子，抑或北京地方小吃爆肚，此外还有风干鸡、拌菠菜等小吃，都做得美味可口，令品尝者赞不绝口。丁楚美食家的美名在文坛上不胫而走。其实，汪老在制作美食方面的特色是“粗菜细作”，这一点我在别的文章中提及过。例如拌菠菜，是一种非常粗俗的便宜莱看，他也一丝不苟地制作。除菠菜洗净切好用开水焯过外，还要拌上海米，豆腐干丁、肉丁，香油等配料，当然十分爽口好吃了。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汪老已不大亲白下厨房了，但对丁制作膳食仍乐此不疲，经常到市场上亲白采购，并回家后指导儿子、女儿或小保姆制作。前不久，老头子买到一个满意的牛肚，亲自操刀制作爆肚，还打电话约我和林斤澜一起美餐了一顿。他的爆肚，脆。鲜，配料精致，可谓一绝。

    其实，汪老在巧美文与仿美食之外，创造美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写字作画。他出生在一个书杳之家，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贞”，父亲也是位名上，并是他的故乡高邮一带颇右名气的书画家。他从小跟他的父亲学画练字，当然是从他父亲作画时研墨铺纸等服务工作做起耳濡目染，少年汪曾祺也逐渐喜欢上了书画。他的画主要是画花卉，墨荷、紫藤、兰花等是他画面上经常出现的，偶尔也画梅花。牡丹、菊花。五八年因错划右派被送到张家口地区一个农科所“劳动改造”后，由由于在那几年中干的活主要钻给多种葡萄喷洒农药，于是他熟悉各种葡萄，近年来，他的画面上也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葡萄了。他画的葡萄，鲜鲜的，令人垂涎。汪老的中国画，大致是巧实与写意相结合多有别致的题款。今年春节前，他乔迁新在他的新居的厅堂里，挂着一巨幅的荷花图颇有气势，题上了这么一首南朝乐府：“涉江采芙蓉，澜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情画意，电是令人赞叹不已。他的书房茶几上方挂着一条蝎，是他68岁生日前所画，画的是黄牡丹，求神似而不求形似，不仅有写意的，且有点用象征，有点现代派的意味，不少览赏者视为珍品。今年（1996年）夏天，我的一位在一家企业当老总的朋友请汪老过去玩玩，汪老饶有兴味地为他们的会议室作了臣幅荷花图，题曰“风从何方来”，整个荷花在风中摇曳，具有动在场观赏者无不叫绝。汪老从少年时代到年逾古稀，作画不辍，本来只足一种爱好，一种劳作之余的调节，今年乔迁新居以来，身体好起来了，心悄好起来了，画也就作得多了，而且画得更好了。据说，他正准备出一本画与文相结合的集子，人秋以来，正忙于作画，甚至放下写文章的笔，整日拿着画笔作画。过去，他随画随送人，似无什么积累，这一次，看来是想在中国画方面也有所积累。

    汪老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似更高，楷书，行书、草书、隶书、魏碑、篆字等各种字体，他无不精通，并时有创作，我得到过他的不少馈赠，有时当然是要求的。写字，似乎也成了他的交游的一种途径。不少人是为了要字要画去找汪老的：而每次到外地参加笔会或讲学，汪老的字和画，不仅为他己交了“饭票”，也为我们交了“饭票”。我目睹过几次他在外地写字作画繁忙不得休息的情景，我们都为他急了，他却安然的画着，满足所有求字求画者的要求。

    汪些祺的本行当然是作家、写美文当然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美的主要形式。对于他来说，作家才是他的正业，而美食家、书画家都轻副业，都是作为作家的附属品而存在的。

    汪曾棋的创作道路足曲折的。40年代初，他在昆明两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师从沈从文先生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后来在姥明郊区和上海教书，在北平流浪以至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业余时间也都创作了不少小说，并曾结为《邂逅集》出版。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将近30年的时间，他在小说创作方而几乎是个空白，其间只有到张家口地区“劳动改造”肟昝写过几篇。他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真正成了气候，乃是在70年代末他年届花中之后，他不经意间发表了《受戒》，于是一发二不可收，十多年间，发了人话的名篇名作，饮锊海内外，成为中闻新时期文坛的一大椟观。对于他的创作，汪老含坎有人称他的作品为抒情的人逍义，他说他离欢这个“桂冠”。不错，无论是他早期属于新感觉派的作品，还是年届花甲之后的喷涌期的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贯通其间的一条线。在文学观念方面，汪老鏠比较斤放的，他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义主张开放吸收其他创作流派的手法：在文化上，他既乘视传统文化，又注意吸收两力文化，主张熔中外文化于一炉。于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学贯中西的极高的审美品格。

    汗曾祺不仅搞创作，对理论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文集中，收人的不少文论，都是相当精彩的，让我们这些搞文学理论批评的读了都受益匪浅。他的文论中，不少是为青年作家作品集写的序，他写的序不是那种顾左右而自他的应酬式的，而是在认真读了作品后有感而发的，因此大都有理论色彩，而他的文论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是这么两个方面，一是评他的老朋友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的长篇评论，不仅论点精高，而且文采斐然，可以说是我辈之样板。一是谈论文学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其论点之精辟，使人听之茅塞顿开。说起关于文学语言问题，汪老写过不少文章，诸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揉面”一谈语言》、《关于小说语言（札记）》等等，而最精彩的要算1989年初冬我陪他和林斤澜一起到我的故乡闽南讲学，有一天晚上在东山岛县城西埔镇街头的小摊上喝过“猫仔粥”之后同文学青年大侃文学语言问题的高论了，可惜那次讲话没有录音，未能整理出来，否则受益者将更多。

    说到汪老的文学事收，不能只看到他的创作和理论，还要看到他对文学青年热悄的关怀和扶植。他把培养文学新人看做是自己事业的延续，因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在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汪老应聘为鲁迅文学院的兼职教授，对培养一批又一批育年作家花费了不少心血。每一学期，他不仅来学院为学员上课，担任学员的创作指导教师，而且出席每一期进修或研究生班的开学、结业典礼。1992年新年伊始，第七期文学创作进修班暨地矿系统文学创作进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汪老在会上做了作家要作“通家”的讲演，他提出作家要打通中西文化的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阻隔，沟通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渠道，打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阻隔，沟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渠道等“三通”的主张，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和成长具有指导意义。他不仅讲课、讲话，还同青年作家交朋友，为他们看作品，写评论，写序，并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打开汪老文集中的“文论卷”，可以读到他为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写的序，其间倾注了他培养宵年作家的心血。当然，青年作家中有男也有女，他为青年女作家的集子写了序，竟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不恭之词，他们如此说三道四，话中带一些无聊的讽刺，实在令人愤慨！

    汪老的为人与做文，讲究平淡和谐，追求美与真，因此他的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不仅对朋友、对学生，对家人也是如此，有人说，威信威信，有威才有信！汪老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威”，却取得了众多人的“信”，他的“信”不是建立在“威”之上，而是建立在真情与平和之上在家中，他虽然是长者，但儿子、女儿以至孙女、外孙女都可以随意叫他“老头儿”。他崇尚“多年父子为兄弟”，我在他家中观察过他与儿女之间的言谈，完全是平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戏谑和幽默，他从此感受到天伦之乐。朋友之间，无论年长年少，关系亦然。因此，很多人愿意同他交往，同他在一起感到随意和快乐。当然，过去因为贪杯，常常引起家人的批判，我有时也加人这种批判。大家说他，甚至取笑他，是为他好，这一点他也很清楚，于是每当大家批判他时，他或沉默，或微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接受批判，但在喝酒问题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以及汪师母的严加管束，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只是去年春发现身体不好，医生下了禁酒令后，他才下了决心忌酒，白酒一口不喝，只喝点葡萄酒之类的所谓“色酒”，这种忌酒相当自觉，坚持了近两年。有一次，他的小女儿问他为什么可以自觉禁酒，他坦然答道：想多活几年，再写点东西。

    汪老是个布衣作家，有很强的平民意识，他从不以名作家、老作家自居。对家人、友人如此，对保姆也是如此。1995年底，由于师母病了，家中无人照顾，家里找了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保姆，叫小陈。对这个二十出头称他为“爷爷”的小保姆，汪老也平等相待，尊重她。不仅教她如何做菜，如何做家务事，在吃饭时，还为她斟酒。我有几次在汪家吃饭，和老头一起喝点葡萄酒，他总忘不了也给小陈斟上一杯白酒，他总是说，小陈能喝点白酒。并劝她也同我们一起喝一点。小陈在汪家生活得愉快，俨然小主人一般。这同汪老待她如家人有关。

    关于汪老的话题还很多，像这样无休无止地聊下去，还要占用许多宝贵的篇幅，就此打住吧！

    常青的老树——林斤澜二三事

    在北京文学界，年逾古稀的文坛老将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大多数我都是敬而远之，惟有汪曾祺和林斤澜两位老先生，不仅间他们过往较密，而且还敢于同他们开开玩笑什么的，近十年来，还有几次与他们结伴出去参加笔会和别的什么活动的经历，于是对他们的了解就较多。上面写了箱《说不尽的汪曾祺》，这一回，再写一篇记述林斤澜的文字，献给读者。

    读林斤澜的小说，大概是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亦即上大学和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他的短篇小说是很有名气的，但大都是写北京郊区农村的，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从北京郊区农村杀出来的作家，如浩然，刘绍棠等。直到读到他的《台湾姑娘》，才略知他的一些经历，伹仍不甚了然。1989年初冬，我受鲁迅文学院膂及部之托，到我的家乡漳州设点为南方片的函授学员进行面授，邀请林斤澜与汪曾棋两位老先牛到滩州授课。面授结束之后又从东南沿海到闽沔北的武夷山一带漫游了半月有余，于是才对林斤澜的经历有了较详尽的了解。原来，林斤澜在他的家乡温州中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支部队，在闽浙交界处打游击，因此，八九年初冬的福建之行，算是旧地重游。抗战胜利之后，他又奉组织之命到台湾去，参加过乐世闻名的“二二八”起义，并被台湾闰民党当局逮捕过。由于身份未曾暴露，又有战友的营救，他出了狱，并很快离汗台北潜回上海。在福州时，我们住在温银宾馆，斤澜同志的一位曾在晋江地区当过专员的肖年在台湾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来看望他，说起这段旧事，大家还真为当时他的危险处境捏一把汗呢！当他回到上海后，已临近解放，解放之后，他进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同学者有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苏南新专毕业后，即到北京文联工作、圆他的作家梦。50年代初到北京，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文联。风风雨雨，几近半个世纪。

    了解了林斤澜的大致经历，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老革命！不过，他这个老革命从来不把“革命”挂在嘴上，也从不炫耀自己光荣的历史。

    林斤澜的性格兼有南方人的细致与北方人的豪放，也许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并且有过一段时间，就住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体验生活，因此，其性格中豪放的成分似占主导的地位。惟其性格豪放旷达，虽年逾古稀，且十多岁时即忠心肌梗塞，至今却仍康健。

    林斤澜性格豪放的表现之一是喜饮且豪饮。他问汪曾祺既是文友，又是酒友，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例一起喝着黄酒，东扯西扯地聊，或者干脆不言不语地喝上它一两个小时。八九年初冬的福建之行，将近20天之中，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俩对饮或者在某些宴会上举杯劝酒的情展。最难忘的适，路过泉州古城时，我们参观完开元寺后，没有去惊动当地的文联，而是把车径直开到我的一位复旦老同学家。老同学见我陪两位老作家从天而降，惊喜莫名，款待甚殷，拿出一瓶珍藏的“拿破仑”劝酒。这下可把两位旅途劳顿的老头乐坏了，怀畅饮，仍不能把一瓶洋酒饮尽，于是在我老间学一再坚持下，二老带着未喝完的半瓶“拿破色”上路直奔福州。再者是在武夷山。冬日的武夷山，比夏天时清静得多，我们白天游山赏景，晚上就在下榻的银河饭店就着狗肉。蛇肉。冬笋等山珍野味喝老酒。两位老人往往是喝得满脸通红，然后东南两北地神聊，度过几天相当愉快的日子。1991年夏天在牡丹江的镜泊湖参加一个活动，主人用当地的一种仿日本清酒而制的响水米酒招待我们，这种酒是以镜泊湖附近种植在火山岩浆上的响水大米为原料，配以镜泊湖水酿成的，清香可口，度数不高、但其味相当醇厚，林、汪二老几乎每次都要喝上几大杯。临别时，林老还向主人索取这种酒。可见其诱人之处。可惜载着送汪、林二老几箱响水米酒的车子在来京路上出了车祸，这几箱酒竟未能送到二老手甩。殊是遗憾。因为二老大多数场合是酒伴，有时汪老或林老不在、特别是一年多来汪老因身体关系遵医嘱戒酒，于兑刺下林老一人独酌，就有点煞风景。

    林斤澜哺酒大概始于育年时代。据说他在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时，因他年长，常带若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年纪比他小的一些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喝完酒买单时，大家身上带的钱不够付账，于姓林斤澜脱下身上的衣服抵押，直到回学校取回钱来付了账才把他的衣眼赎出来。这件事在几十年后，在他的同学中仍然作为一桩趣闻在传说着。

    林斤澜不仅爯饮，而且有一个颇为古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式各样的酒瓶子。你若是到他家的书房里一看，书架上除了书就是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酒瓶子，既有瓷质的，陶质的，又有玻璃的，造型吏是多种多样，越怪他越喜欢收栽。陈列着各种各样酒瓶子的书架，几乎占了一面墙。粗略估计，他收藏的酒瓶子，不下七八百种。由于收藏多了，他收藏的标准也就提高了，无论质地或是造型，太一般的就不收藏，而只要钽质地造型好的，有特色的，他就千方百计收集来。他的一些朋友也帮他收集。还是八九年初冬到福建那一回，我陪同汪老先乘火车到福州，再乘汽车转赴漳州，斤澜公则由于在京有公务，过儿天由北京直飞厦门。为了打发汪老路上的寂寞，我把湖南作家孙健忠送我的一瓶湘泉酒带上。就是靠这瓶湘泉酒，一路上哄主了汪老。当喝完酒之后，汪老郑重嘱咐我，酒瓶子不能丢，斤澜正在收藏酒瓶给他带若。因为湘泉酒的酒瓶子乃黄永玉所设计，陶质、造沏古朴可爱。到漳州后交给林斤澜，他果然非常喜欢。从此放进行囊里，陪着我们漫游八闽大地，直到带回北京加入他那收藏的成千上上百的酒瓶子行列之中。

    林斤澜是一位有着近半个世纪创龄、着作等身的老作家，但他始终平易近人，而且—直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在老作家中，像他这样，坚持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且能与青年作家心灵沟通的实在不多。

    80年代的大部分岁月，林斤澜担任《北京文学》的主编，他常常亲自审读育年作者的稿件，也培养推出了北京的一批青年作家。诸如刘恒、刘震云、刘庆邦等所谓北京文坛“三刘”，还有李功达等青年小说家，他们的成长，无不渗透着林斤澜的心血。刘恒原在《北京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成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1988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轰动了文坛，后来张艺谋据之拍成电影《菊豆》，更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篇小说写成初稿经初审二审之后，送到林斤澜处终审，初审、二审均认为作品不错只是题目不雅，刘恒还是没改，只是到了林斤澜处终审，才根据林斤澜的建议改成现名的。据《北京文学》的编辑们说，林斤澜当主编，是常常要亲自审读稿子的，尤其姑新出现的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改刘恒小说的题目，仅是其中一个小例子。

    80年代后几年和90年代初，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林斤澜与枉曾祺二老都是鲁院教学工作宥力的支持者。他们二老都被我们聘为兼职教授，每一期学员，无沦是进修班，还是研究生班，抑或别的专业培训班，他们都应邀到鲁院授课，并辅导学员的创作，有时还到外地为函授学员进行面授。这方面我与二老接触较多，可记者也更多。我记得林斤澜每次来讲课，和汪老一样，都是认真准备的，并且讲得很认真很专注，有一些观点不仅对学员很有沿发，对我也很有启发。例如关十文学语言的观点，林斤澜主张来自外地的学员，要注意学习北京的有生命力的口头语言，过好语言关，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其他如关于小说观念的演变问题，题材的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问题，细节描与问题，他都有精辟的见解，这些来自他创作经验认真总结的真知灼见，对学员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他的课总是受到各期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林斤澜不仅关心鲁院在校学习的学员扪的学习与创作，有一些学员毕业之后有什么难枣求助于他，他总是热心相助。去年（1996年）年底，北京作协招骋合同制的专业作家，有一位从外地来的曾在启迅文学院学习过多年的青年作家拟应聘，此事林斤澜知道后，给予多方的帮助，热心向北京作协有关领导推荐，终于使这位青年作家经过评委的一致同意，被北京作协招聘，取得较好的稳定的创作环境。提起林老热心相助这件事，这位青年作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林斤澜是位觅感情、讲义气的豪侠之士。他不仅关心扶植青年作家的创怍，而且在文坛疾恶如仇，广结善缘。他同老作家汪曾棋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传为文坛假话。其实。他同汪老的文学观点、创怍风格不尽相同，们他们的友谊经得起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考验，究其原闪，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因此可以维持近半个世纪。把酒论文，那只足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更甫要的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同一老—起出去参加过几次话动，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心。例如八九年初冬在漳州，九一年夏在牡丹江，问汗老求字求画的人太多，让老头忙得够呛，林老见此很是心疼。常常出来为汪老挡驾。在漳州寸，《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我还常从他们互相之问的文字交往中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例如汪老为林老的小说《矮凳桥风情》勺的长篇评论，林老为汪老写的发存：《中国作家》的“作家写作家专栏上的长文，都是这种深厚友谊的见证。

    林斤澜的同辈朋友不止于汪老，北京文坛也还有不少。例如评论家唐达成，他也是引为知己的。江苏的作家高晓声，已故的叶至诚，他们早年同学于苏南新专，后来又都是从事创作，友谊也是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在新华社工作的著名记者陆拂为，也足林斤澜苏南新专的老同学，小林斤澜将近十岁，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甚笃，关于林斤澜的不少逸事，就是陆拂为转告我的。

    林斤澜一生中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影响是深远的，且不说他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十来部短篇小说集，即就70年代末以来他出版的两部短箱小说集《矮凳桥风悄》（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版）和《十年十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文瀚阁作丛书”之一）而言，作为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艺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关于《矮凳桥风情》，在该书刚刚出版之际，汪老就曾撰写长篇评论文章作过精辟的评论，那些写浙东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人和事的篇章，无论就具开掘生活的深度，还是文体创造的价值，怎么称赞都是不为过的。可以这么说，从《矮凳桥风情》中，我们看到林斤澜经过儿十年的艺术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尤其在文体上，在文学语言上，在小说的叙述技巧上，找到了属于林斤澜独有的东西。而新近出版的《十年十癔》，写的是“文化大单命”中的一些令人难忘却又容易被人遗忘的人和事，二十余篇短篇文章，创作时叫历时十余载，这在文学逐渐商业化的今大，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林斤澜显然玷很钟情他的这些作品的，因为其中饱含着他“文革”十年中的血与泪。他曾告诉我，这些作品现在发表出来并结集出版，是不怎么合时宜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但这是他的心血结晶，希琪我能认真读一读，评一评。我足听得出他话中的含义和良苦用心的。治然，在这篇东拉西扯的文章中，不可能认真地评论一下《十年十癔》。要完成这个任务，恐怕得另写一篇文章。

    林斤澜对短篇小说艺术作了相当自觉和长期的探索，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从短篇小说的结构，叙述方法到语言表达，他都有过研究和主张。这在他的一些文论中和讲课时都有过表述。他曾说过。他每年都要读一遍《契诃夫文集》，由此可见他对短篇小说艺术研究的持之以我想，今后当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时，是不会也不应该忽视林斤澜嵌短篇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短篇小说艺术探索中所发表的真知灼见的。

    令人敬仰的宗璞大姐

    1998年7月26日，是宗璞大姐的70寿辰。这垃我不经意间得知的。因为要编她的一个散文集，以加入我主编的一套女作家亲情的散文丛书，是准备青她“领衔主演”的，因此要当面同她商量点事，便事先打电话同她约定造访的时间。我原拟于7月26日(星期天）去访她，她也不经意地说出7月26日是她的70寿辰，并说家人于至亲这一田都要去祝贺，说话恐有不便。于是，我便提前于7月25日下午去北大燕南园57号，是提前况贺宗璞大姐的70寿辰，一是同她面商有关编选散文笫的事宜。为此，还到北辰购物中心的花店买了一束浅红色的康乃馨，作为献给这位文坛老大姐生日礼物。

    燕南园坐落于北大校园里一隅，闹中求静，充满书。也显得特别静谧。这些年来，由丁商潮的冲击，连安静的大学校园也不安静了，颇有点市井的喧闹。可是燕南园，却仍然保留着一片静谧，可以说是一片少有的绿洲，也是读书人少有的一片乐土。京墣人姐所居住的燕南园57号，是燕南园那大同小异的一片院落中的一个院落，它掩映在树木花以的扶疏之中，显得特别安静。我从喧闹的亚运村赶到这儿，敲开院落的大门，宗璞大姐迎出来，把我引进那充满书香味的客厅。一落座，在向宗璞大姐祝贺70寿辰之后，即书归正传。而谈完编书和有关专栏的事宜后，即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宗璞大姐久病初愈，气色不错，也颇健谈。她说现在每天都能坚持写作，五六百字到千把字不等，作为《南渡记》续糖的《东藏记》也将于近期杀青。谈到写作，她语调颇为平和，神情也显得安泰。

    当今文坛，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女作家德高销重，颇受文坛内外的憧憬，一位是谢冰心，可以说是文坛的“老奶奶”，另一位便进宗璞，珂以说是文坛的“老大姐”了。我们这批六十上下的朋友，都称宗璞为“大姐”，因为这称呼里既有尊敬的成分，也透着一点亲切之情。这就难怪心武老弟论理应称呼宗璞为“阿姨”，却一直“大姐、大姐”地叫下来了。

    我虽然也称宗璞为“大姐”，却来往不多。早在50年代中期，读她的由此获罪的写得很美的短篇小说《红豆》，即心仪于她，80年代初，又读到她的散文《哭小弟》等写人间至情的篇什，更是崇拜她了。当然，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关注长箱小说创作的评沦，作者读她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也颇受启发的，虽然未曾写文章评论它，但也保留了我对此长篇的好感。尽管我如此喜欢宗璞大姐的作品，而且同住一城，也同居一“界”，照说要找到她也是不太难的。可是我总以为她出丁名们，又具有大家风范，不敢轻易去打扰她。于是就一直作为心仪于她的一个读者崇敬着她。

    一直到1990年春，我所在的鲁迅文学院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酋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按照教学计划，要聘北京的一些知名作家作为创作导师指导学生的创作，有位叫冯敬兰的学生点名请宗璞作为她的导师。开始着实让我犯难，但我同几位朋友商量，他们鼓励我去请。于是我斗胆打上门去请宗璞大姐出山，也是第一次造访北大燕南园57号。没想到，宗璞大姐欣然允诺，并且非常尽心尽力地指导分到她名下的三位学生的创作（这三位学生除冯敬兰外，还有来自军队的于劲和来自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她不仅来到鲁迅文学院同学牛见面、交谈，指导他们的创作，同时还把他们请到家中交谈辅导，她的眼睛不好，视力较差，何还认真地审读学生交的作为作业的作品，大都是几万字或十几万字的中篇或小长篇，认真地写评语，给成绩。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这种敬业的精神，很使我感动，也很使我受教育。从此之后，我同宗璞大姐也就有了一些往来，她也把我看做文坛中的一个“好兄弟”，同她交谈，或到了她家里，也就无拘无束了。到了1993年至1995年间，我们又举办了第二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又请广宗璞大姐作为创作导师，这一次同样认真负责，以至过去儿年了，仍然打听她指导过的学生的创作情况和别的情况，关心着他们的成长。这当然也着实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到惭愧。宗璞大姐这些作为，可以看做足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但究其实，还是对文学青年的关爱，对文学事业的热爱。

    对于宗璞大姐，我对她知之不深，对她的作品也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很难再说些什么。但在文坛越来越变得喧闹之后，在一些钻营有术的人把文坛也当成官场和商场一样，争权夺利，愈演愈烈的当今，作为大家闺秀出身。具有大家风范的宗璞大姐，就越显得难能可贵，我辈也就愈发崇敬于她。

    “人生复能几，倏如雷电惊。”不知不觉地，宗璞大姐也已进入古稀之年。在她刚刚过完70寿辰之后，作为她在文坛的一个“好兄弟”，我所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宗璞大姐，中国文坛需要您，我们一帮兄弟需要您，多多保重啊！

    活得潇洒——小记李国文

    在五七年被打人另册、70年代末又重返文坛的“归来的一群”中，李国文至今仍是最有创作活力的一位。尤其是1990年他主编的《小说选刊》哲时停刊他告“失业”后，得以全力以赴搞专业创作，成果更是丰硕。除小说外，随笔经我手编的就有两本：《骂人的艺术》和《红楼非梦》，前者收人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后者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读译文丛》，此外，还评点《三国演义》，真可谓企面开花。前不久，遵嘱为他即将加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的一部新的小说集《人生迮世》作《跋》，读了集中收人的中短篇小说新作，史感到他迕小说创作上也在开辟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读之令人耳目—新。

    国文兄年已六十有七，年近占稀，而无论在身体上、思想上、还是创作上，都充满着一种勃勃的活力。作为他多年的朋友，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自然耍探究其原因。

    照我看来，李国文创作上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他活得潇洒，因而具有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

    当今的文坛，熙熙攘攘，颇为热闹，各色人等。鱼龙混杂。其中有这么两种人活得特别累。一种人，身为文人，可又有很强的权力欲，想在文坛谋个一官半职，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到处钻哲，对上怕和瞒，对下欺和骗，年过半百了，还要在上司面前作奴才相，仰其鼻息，端茶倒水，丁是混到某个职位，手中有权，又对其下属作威作福，大耍其权术。这种人，可能还戴着“诗人”、作家”、“评论家”之梓冠，但已无心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只是把文学作为谋官的一种手段，怎么能谈得上创作呢？另一种人呢，本来不是什么文人。但某种机遇把他们推到一些文化机关的领导岗位，弄到了一官半职，于是为了附庸风雅，表明自己也是个文人，也活得很累，处处谈文学，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谈，于是，闹得笑话百出，居然把汉乐府民歌《陌上桑》里极力描摹咏叹的美女罗敷变成《诗经》串。的。一下子把她提前了一千多年！而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作家”，成了每讲话每撰文都要讲点文学的文人！

    李国文当然不同于上述两种人，既不同于文人中的政客，也不同于混人文人队伍的伪文人。他不想当官，因此不必为谋取某一位置而费尽心机，到处钻萤，他当然也不必为证明自己也是个文人而侈谈文学。因此，他就活得很潇洒，很内在。他是个作家，就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活着，他用不着看谁的脸色，也不必顾左右而言他。更不必言必谈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以表明自己懂文学。他谈《三国演义》，他评《红楼梦》，他着《莎士比亚传》，是因为他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无论是评注、研究，还楚作传，都表现出一种新的水准，让人耳目—新。我过去只读过他的小说，知道他是位出色的作家。待读到他上述的一些着作后，方知他还是位学问渊博的学者，而且他谈论三国、红楼、莎翁，还全是水到渠成，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态。这就更不简单！此外，还读到他一些杂文随笔，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嘻笑怒骂许成文章，其知识之渊博，文笔之老到，创作心态之自由，让人惊叹！至于他的老本行小说，读了收在“跨世纪文丛”里即将面世的《人生在世》里的作品，无论是中篇《涅盘》、《垃圾的故事》，还是那一组精粹的短篇《九叔》，《八姐》，《七弟》，无论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开掘，还是小说叙事艺术的创新，都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我常这样想，如果没有这七八年“失业”后的创作心态的自由，李国文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创作活力和创作成就的！由此可见，正常的健康的创作心态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些年来闻文兄在创作上的保持活力和取得的成就还要归功丁后勤保障的优良。我的那位嫂夫人精心呵护，提供大量的“精饲料”使国文兄越来越成为一尊“弥勒佛”，只可借肚子越来越凸出，血压也有点升高，可见“精饲料”也是要有所节制的！除了持续供皮“精饲料”外，我那位嫂夫人还为国文兄备办了诸多名牌服装前年（1995年）我转随同国文兄出访泰国，看到他从头到脚，身名牌，风度翩翩，简直把诸多洋鬼子都比了下去。这一身名牌也常常使李国文更众出几分潇洒劲来！

    李国文被称作文学界的一尊佛，王蒙说“我佛国文”，毕淑敏“说国文老师面有佛相”，这种感觉都是准确的。李国文不仅有佛的体态，更有佛的心胸，他珐以宽厚而着称于文坛的。对于诸多青年作家，他是宽厚的长者。在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的几年中和后来应聘担任軎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创作指导教师的几年中，他发现和培育了许多青年作家，在他们身上浇灌他的心血。十年前，止是他从毕淑敏的处女作《昆色殇》中发现了位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并郑重地把她推荐给我，让她进鲁迅文学院学习，十年间，一棵文学幼苗终于长成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木，这里头，有李国文发现之功，也有他培育之功！这方面的例子是超不胜枚举的。他的宽厚还表现在对曾伤害过他的人的态度上。一般说，事情过去之后，他也是表示理解和宽容的。最近在电话里他说到正在为一个人编的一套书写序的事，我随口说：“这个人不是曾经伤害过你吗，怎么还为他干活呢？”他不假思索地说：“事情过去了，人家又求上门来，只能宽容。”这又婼种宽厚！当然，国文也不是一个抹稀泥不讲原则的老好人，对于社会上和文坛上的一些丑类和丑行，尤其是对那些善于钻营和蝇营狗苟的人，他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嬉笑怒骂，只要有机会，就踹他们一脚，或戳他们一枪，或骂他们一通。收在《骂人的艺术》集中的随笔，有不少是这样读之令人痛快的文宇。有一次，在作协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由子会议主持者违背他们制定的议事程序，准备搞点动作，国文拍案时起，愤然离席，最后以会议主持者放弃他们的主意把他请到会上而告终。凡此种种，又表明国文是一位疾恶如仇不拿原则做交易的人。无论是宽厚，还是疾恶如仇，嬉笑怒骂，不宽容一切丑人和丑行，也都表明国文活得本色，活得潇洒，而这，止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作家所需要的！

    我同国文兄认识交往近20载，我们之间有各种关系：读者与作家，评论家与作家，编辑与作家，院方与外聘教授，等等，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就有一种新的关系，但有一种永远不变的关系，那就是：朋友。我一向视国文为慈样的长兄和威严的畏友。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一向关心支持我，并到处为我说话，给我温暖和力量，但是当我翘尾巴或有什么毛病时，他总是不留情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给以严肃的批评或及时的提醒。他总是能一眼着穿我，在他面前，我从来不敢掩饰，也不敢故弄玄虚。当然，我知道，他这种严厉甚至尖刻，是为了我好，我还是能接受他那调侃之中带着严厉和尖刻的枇评的。我想，这种长兄和畏友的关系是可以维持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

    闲话邓友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友梅一气发表了一连串写北京民俗的中短篇小说，举其要者，有《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采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等。于是邓公在文坛声名大振，成了北京新民俗小说的代表作家，成了继老舍之后又一位写北京的卓有成就的作家。那时在《上海文学》当理论编辑的周介人给我出了个题目，谈谈邓友梅这一组写北京民俗的小说中的民俗美。在反复研读了邓公的这一组作品并有考了他的简历后，我感到有点纳闷：邓友梅祖籍山东德州，生于天津，从小参加革命，在新四军当小宣传员，后来部队精兵简政，把他“精”回了天津，后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劳丁，东镀日本卖苦力，日本投降后回国，又参加了革命，仍然干宣传工作。解放后进文讲所学习，后又到北京四建工作……根据这样的生活经历，写点诸如《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之类反映革命军队生活的作品，抑或写点诸如《在悬崖上》这类先被当作“大毒草”后来又成了“重放的鲜花”的作品，都是可以从他的牛活中找到根据的。但是，写像那五这样的破落的八旗子弟，像“画儿韩”这样的文物鉴赏家，又写得那么活灵活现，在生活中又有什么根据呢？邓友梅既未曾当过贝勒爷，又未曾当过识别假画的文物鉴赏家，也未曾落籍梨园，他是怎么写出这组奠定他在新时期文坛地位的北京新民俗小说来的呢？

    我决定带着这些问题拜访一下邓友梅。记得当时他住在劲松的—座很普通的楼里，房子并不宽敞，但很有点书香气息。去时趄一个晚上，主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稀客，并爽快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

    据邓公说，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被下放到鞍山进行劳动改造。当时，像他们这样被监督劳动的“右派”，鞍钢虽不负责解决住宿问题的。好在友梅手里还有点稿费，于是用很少的钱买了个房子住下。同他一样在鞍钢进行劳动的不只是像他这样的“右派”，还有八旗子弟等各色人物。这些人也是没有住处的，于是就往他这房子里挤。这样，在鞍山劳动的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就认识了不少像那五这样的破落的八旗子弟以及来自北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他们的身世，熟知他们的经历和面容笑貌，这一段生活积累在20年后就成了他进行小说创作的素材。而且生活经历对于他的创作也很重要。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从鞍山回到了北京，住在右安门内四建给他留下的那间宿舍串。。那儿离陶然亭公园不远，于是经常到公园里“蹓早”。陶然亭公园附近，是梨园界、文物界的居住区，聚集着不少梨园界和文物界的人物，他们也常到公园里“蹓早”。或吊吊嗓子，或打打太极，于是问落难的作家邓友梅认识了，交上了朋友，这中间，就有“画儿韩”、聂小轩聂师傅这样的人物。邓友梅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的事迹、形象也就烂熟于心，多年后也就成了他写小说绝好的素材。

    说到这里，友梅怕我不相信，还拿出了一些陈列于博古架上的烟壶让我观赏，讲解烟壶内画的技法，后来又打开一个密码箱，拿出一些品位更高的珍藏的烟壶进行观赏。

    经邓公这么一讲一看，我才了解到他生活经历中的另一段，这一段经历比他在新四军里、八路军里的时间还长，也更加刻骨铭心，于是才有《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出色的作品，当然，在解读了邓友梅的这段牛活的秘密之后，我对他写北京民俗的一组作品的理解也就大大加深了。于是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文单发衣在《上海文学》上，后来又收进我的一本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邓友梅近作中的民俗美》。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下的功夫极大也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

    从文学史上看，有些作家，往往有着多方面的生活经历，有着儿副笔墨，因此，就有多种而孔。邓友梅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不仅有军旅生活的经验，又有上述的对八旗子弟以及梨园、文物诸方面人物的接触和了解，于是就写出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类作品。前些年，读到他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凉山月》。经了解，他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又有一段在凉山彝族地区的生活经历，于是才有了《凉山月》这样的作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邓友梅调中国作协工作，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任外联部主任，成了作协的外交部长。从此，见面的机会多了，怛作品却读得少了。他当了作协的领导，我又在作协工作，我是不大主动接触领导的人，于是同他的见面大都是在会上或者别的公共场合，打个招呼或打个哈哈而已。但我也看到了友梅的变化，自从干了外事工作走遍五大洲之后，显然变得洋起来了，但是有时又故意装成十样子，穿个中式大褂，又模仿当今摩登女郎在脖子上挂了个手机的小套子（据说是为了及时接远在香港的邓夫人的电话，接受査岗），于是成了不中不洋，亦中亦洋的样子，体现了一种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统一。再说，近年虽说已过占稀，却依然才思敏捷，却又常常告人已有“老年痴呆”的征兆，处处装傻，成了一种大智若愚的样子，也颇为可爱。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邓友梅，也是我所看到的邓友梅。

    布衣燕祥

    青年诗人邵燕祥，这在50年代的诗坛，是个很响亮的名字。我那时作为一个痴迷着诗歌的少年，是很崇拜他的。当朗读他的《到远方去》、《找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我们热爱我们的上地》等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多么希望能见到这位诗人，同他交谈啊！

    然而直到80年代初，我已人到中年并调到作协工作，有机会见到燕样时，他已不再年轻，而且已不再怎么写诗，而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写散文、随笔和杂文，诗人邵燕样已成为散文家、杂文家邵燕祥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燕祥升同他交谈是在江苏省作协举办的太湖笔会上。此次笔会于1984年秋举行，历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地，与会者既有来自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文艺界朋友，又有江苏的一些新老朋友。燕样当时正担任着《诗刊》的副主编，记得在南京金陵饭店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把他同另一位著名的杂文家蓝翎弄混了，因为他们的相貌实在有点近似，当然细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燕祥那儒雅的特点的。之所以把他混同于蓝翎，正说明对他的生。疏。在太湖笔会上，由于是初次认识，谈得不多。交谈得较多的是当年在北京举行跨年度的中国作协四太上。那次会，我是工作人在简报绍丁作，而燕祥是与会正式代表，就在那次会上他以相当多的票数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的委员。但这种身份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记得这种随意的交谈大多是在餐桌上边吃边聊，有时是在走廊上见到聊几句。

    1985年之后，很少见到燕祥，因为我足不人喜欢到处串门的人，而且同燕祥在业务上又没有什么联系，他写他的诗和随笔、杂文，而我好几年中又把令部精力用十当代氏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只是常常听到燕祥日子不怎么好过的消息。但是。燕样照样理直气壮地生活着，战斗着。常常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那文笔犀利、忧国忧民的随笔和杂文。

    到了1995年1月，我与童庆炳教授一道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以及章庆炳主编的“文艺新视角丛书”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很重视这两套丛书的出版，拟在北京召开一次研讨会，请北京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一起来议论议论这两套颇有些新意的文艺理论新着作。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很多人一齐想到请邵燕祥同志。于是我向出版社负资这两套书责编的编辑来到位丁虎坊路的燕祥寓所送书，请他参加研究会。燕样稍作谦逊便痛快地答应了。时届严冬，从虎坊路到北京师大路又远，临别时我一直嘱咐燕祥到时打个“的”到会场，“的”费照例足可以报销的。到了开会那天早晨，天空飘起了小雪花，我因为参与会议的一些工作提早赶到会场，发现早早赶到会场的几位朋友中就有燕祥，当问他是怎么来的，准备给他报“的”费时，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这就是邢燕祥！这就是邵燕样布衣本色的具体表现！时下，人们大都很注意官阶和规格，注意各种待遇，注意新闻报道的名单排列和会上的座位安排，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在这方面，燕祥足完今超凡脱俗的！照说他坫中因作协主席团委员，又拼任过《诗刊》副主编，是著名的诗人、散文、杂文作家，是名人，且享受厅局级待遇，应该有点“谱”，何燕祥最痛恨的就是这种“谱”，他绝没有名人的那种“派头”，也绝不摆厅局级的“谱”。乘公共汽车参加研讨会，只是他布衣本色的一点具体的表现。

    到了1995年3月间，正是江南莺飞草长仲春时节，停了好几年的中国作协主席团例会在上海召开。邵燕祥作为主席团委员，照说应该赴会，因力这次会是主席团例会被无端停了好几年才召开的，巴老又亲自出面主持，更应该参加。但他可能有别的急事不能与会，便给会上写了一封倌。此信当时在会上是作为会议简报发的。此倌不仅表现了燕祥的凛然正气，而且文字也好，现全文抄录如下，供读者共赏之：

    王蒙副主席并转

    张锲书记：

    作协党组、书记处以巴老名义召集的主席团会议，我已函巴老请假。

    作协这几年丑闻迭出，有人事上的因素，亦有体制上的根源，懒于闻问久矣。你们知道我向主宽容，文革以后，认为不整人就是好人，退而求其次，虽整人而知所节制，不往死里整的也可以算是好人了。以言作协，倘有可能，多少做些有利于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的实事固然好，但至少须不干或少干坏事：这该不是陈义过高的要求吧？

    前两天有诗刊的朋友相告，唐晓渡、邹静之申请入会未获批准。唐晓渡诗歌评论的劳绩，凡熟悉文学评论和诗作情况的人所共知；邹静之是知青一代诗人。散文亦佳。有一书加入“蜩蝈丛书”第一辑六册（包括冰心、王蒙等）中出版。他们固无须作协的会藉而彰显，不加入作协也并无碍于他们的着作、开拓、探索。只是与此相对照，据说作协书记处这次审批通过的新会员，有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无法与唐、邹相提并论。在文学组织工作中亦不知何所建树的人，这就未免成为笑柄了。

    因此，补充陈建功等四位比较熟悉作家作品和文学界民情的人员入书记处，以补原有书记处成员之不足，或可望少出大不像话的事——但愿如此。

    主席团会议就增补书记处书记一事投票时，不妨加我一票；此信权充委托书，不知当否。

    此祝

    春安

    邵我祥

    95年3月21曰

    此信原为诗刊唐、邹二位青年同志加人作协申请未获批准之事而发，历数作协1995年之前的怪事和丑闻之点滴，表示他作为一位诗人和个正直的人的愤慨之情。读此信，为燕祥的仗义执言、疾恶如仇的冻然正气所折服，而这同他平时馅雅的风度、谨慎谦逊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燕祥为人的两个侧面，有时是横眉冷对，蔑视权贵，有时则俯首为牛，平等待人。当然，燕祥信中所说的事足作协1995年之前的事了，至于1995年以后的中国作协，据说已成了众乌栖息的“美丽的树林子”，这大概就不至于有燕祥信中所指责的那种怪事和丑闻出现了！

    燕祥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关怀，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即仗义执言，为他们讨个公道。面对年长于他的老作家，他也是十分尊敬和关怀备至的。1996年春节前，老作家汪祺乔迁新居，与燕祥为邻，就受到燕祥一家不少的照应。有一次。我同汗老以及燕祥夫妇一道参加一个活动，因汪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是我带车去接他老人家的，此事让燕祥夫妇知道后，他们俩一致表示，要由他们送阅去，觉得他们没去接汉老很不应该。此虽小事一桩，何也颇让我感动。燕祥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但在汪老面前，常以晚辈出现，这种谦逊的态度当然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燕祥在当今的文坛上，豪无疑问是位名人。时下，名人真不少，可足能保持布衣本色的名人却不多见，照我看来。作为布衣的燕样史：加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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