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皇帝：
他是一位身陷囹圄志不残的皇帝：
他就是大清帝国第十一位皇帝——光绪皇帝。
光绪简介
他们，同样于19世纪中后期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们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局面；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维新。然而，他的改革遭到惨败，国家的困境进一步加深；他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国家从此踏入了近代化的行列。种种的相同，却产生了最后的不同，他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们，就是光绪皇帝与明治天皇。
光绪皇帝（1871-1908年），即爱新觉罗·载湉，庙号德宗，年号光绪。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醇亲王弈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太后的胞妹。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载湉人继为帝，当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1887年2月7日）起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实际控制。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立慈禧侄女为皇后，以瑾嫔、珍嫔为妃。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帝坚决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战争失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程度。“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帝以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接受新思想，开始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触动了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满清贵族的反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冈瀛台，在那里度过了十年时光。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酉时二刻三分驾崩于瀛台涵元殿内。次日，慈禧病死。光绪帝一生都没有摆脱那拉氏的掌控。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他具有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对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这是他从小就被束缚、被压抑造成的后果，加上当时的情势，使他不敢也不能与太后彻底决裂。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一、少年天子
1．亲王之家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夜（1871年8月14日夜），一个男孩降生在醇亲王府这个皇亲贵胄、钟鸣鼎食之家。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凡宗室子孙降生都要录入皇帝的家谱——《玉碟》，而且要按照辈分排定的命名用字规矩，由皇上赐名，并不由父母做主。第二天，同治皇帝赐名“载湉”，这是个象征风平浪静的吉祥名字。他的父亲醇亲王弈譞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和这个名字一样，风波不起，湉然安静，过着轻车裘马、荣华富贵的王爷生活。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并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婶子兼大姨慈禧太后选中，作为帝嗣，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载湉的父亲弈譞，字朴庵，出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40年10月16日），后赐封为醇郡王，人称“七王爷”。相比于以“精明”著称的“六王爷”奕，他好像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以“小心”、“恭谨”闻名。但是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叶赫那拉（当时是懿贵妃）的亲妹妹，如此显赫的关系决定了他在清政府最高层的权力角逐漩涡中的特殊位置。
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长大的七王爷，深知高高在上的皇权背后的风涛险恶。所谓的“雄心”“壮志”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是世事无常，权力的角逐让这位王爷成为了将为万人瞩目、众矢之的的“皇父”，尤其还要迎合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慈禧太后，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到了第四个年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枪炮声中，带着后宫妃嫔离开北京，跑到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1861年7月，死于那里。皇位由他唯一的儿子、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改次年年号为祺祥元年。同时，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称慈安太后；尊其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称慈禧太后。因慈安居住在紫禁城东路的钟粹宫，故称“东太后”；慈禧居住在西路的储秀宫，故称“西太后”。
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咸丰帝临终前为同治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手中，于是慈禧与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发动了“祺祥政变”。在这其中，弈譞利用他的妹夫身份，与恭亲王奕一起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出力。政变后，奕譞又亲率侍卫兵在密云半壁店捉拿护送咸丰“梓宫”的八大臣之一、慈禧最大的政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为慈禧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慈禧“最靠得住的附和者”。同治三年（1864年），慈禧赐予弈譞“加亲王衔”，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又被正式封为清王朝宗室的一等爵位“醇亲王”。这时，他官居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辰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和神机营事务等多种军政要职。这个才20多岁的青年，成为了倍受慈禧倚重的、清廷统治核心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如此显赫的家世，使得载湉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无忧无虑的成长。他和他的父母也无法预知到有一天他竟然会登上大清帝王的宝座，更无法预料迎接他的竟然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2.风雨飘摇中的王朝
自顺治元年（1644年），后金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中国出现了边疆巩固、经济发展、人民日繁的局面，迎来了封建王朝中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在此期间，由于统治者相继施行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措施，保证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安定，劳动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从而使社会经济从明末清初战争的疮痍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发展，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治世局面，清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然而，盛极易衰，在一片繁荣景象的掩盖下，社会危机正在蔓延。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虽然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但是这次持续九年的起义共耗费白银2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人没落的深渊。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学名罂粟，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毒品，具有强烈的麻醉性，兼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白明代以来，鸦片一直作为药材少量进口。17世纪前后，吸食鸦片的恶习由南洋传人中国，逐渐流行开来。吸食成瘾者，身体逐渐衰弱，精力耗散，神志萎靡，久成废人。
大量鸦片输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从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就颁布了禁止贩卖鸦片、开设烟馆的命令，以进口药材为名的鸦片贸易被中止后，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走私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引起严重的通货紧缺，导致清政府财政危机。
起初，吸食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有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食鸦片烟。许多贵族、官僚、地主吸食鸦片以后，更加腐败；一些士兵也吸食鸦片，军队的战斗力更加削弱了。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年—1834年颁布禁令8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林则徐上书道光帝“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禁绝鸦片的决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定决心。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虎门销烟壮观场面的真实写照，它将永远地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中国禁烟“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种机会“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并污蔑中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行为”。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在这次战争中暴露出腐朽没落的本性，战败求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不情愿地开放了中国的大门。此后，法国、美国、俄国等列强也接踵而来，获得了与英国一样的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开始步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
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惨败求和、割地赔款，引起国人的愤慨。鸦片战争后，鸦片的大量输入令白银加速外流，银价激增；洋货的倾销，严重打击了民间手工业，使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巨额的赔款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使社会更加穷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潜伏民间的反清会社开始活跃起来，最终促成了太平天国的起事。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起义持续了14年年，战火蔓延到大半个中国，并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但却严重地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太平天国所宣扬的民族革命精神，大大鼓励了汉族人民的斗志，从此在各地出现更多的反清秘密组织，加速了清朝覆亡。另一方面，清朝能够镇压太平天国起事，主要是依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的力量，事后对他们不得不加以重用，以致汉人势力渐大，满汉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原来由满洲统治的中央集权帝国，逐渐出现了地方坐大的趋势。
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率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860年10月7日，法国军队洗劫圆明园；数天后，英国军队烧毁圆明园。圆明园——这座素有“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美誉之称的皇家园林从此不复存在。圆明园的大火刚刚熄灭，清政府又被迫同英、法、美、俄等签订《北京条约》，出卖了大量特权的同时，甚至割让了大片的领土，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当然，这一切，载湉对此一无所知。在醇亲王府里，在父母的关爱之下，他仍然过着太平无事、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又不能不制约和影响着他的未来。
3．同治之死
同治十三年十月下旬，同治帝生病。一个月后，同治就“驾崩”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19岁。
同治帝正值青春年华，到底因为什么而一命呜呼？由此产生死于天花、死于性病等种种说法，成为清官的一大疑案。同治帝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顶端疮体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在清朝皇室家谱——《玉牒》里，记载了大量皇室成员的死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顺治皇帝的八个阿哥，其中四个早亡，六个格格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个皇子，其中十五个早亡，二十五个公主则死掉十三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夭折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是最主要的致命杀手。天花不仅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对于成年人，依然有很高的感染率。
顺治初年，正是天花高发时期。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多尔衮多铎的弟弟豫亲王多铎，骁勇善战，威震中原，一生都在战场中度过，却依然没有躲过天花的劫难。顺治六年，三十六岁的多铎因感染天花英年早逝。
尽管到康熙时期民间已经有了预防天花的措施——鼻苗法，但是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有效，而且从症状上看，同治帝死于天花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按照现有的资料看，当时的清官也有关于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为同治帝供送痘神、祈求神灵保佑的记录。
在太医宣布同治为“天花之喜”后，清廷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入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七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希望十二天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从一般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办法和药物，但就是普通百姓，患天花一般也还不至于死亡，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了呢？曾在宫廷里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德龄公主，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她认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绝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合法，调护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另外，从清官档案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痘结痂脱落。据现存于故宫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中记载，在十一月十六日，同治身上的天花表面“痂渐脱落，惟肾虚赤浊，余毒挟湿、袭人筋络。以致腰软重痛，微肿不易转坐，腿痛筋挛，屈而不伸，大便秘滞”。但是到了二十日，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又突然流毒继发，而且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继发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又并非是一般出水痘的症状。同治帝的死因引人联想。
人们怀疑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
梅毒是一种慢性接触性性病。起源于美洲，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梅毒通过海员和士兵在欧亚两洲迅速传播，十六世纪以后传人我国广东岭南一带，后逐渐传人内地，大多流行于社会底层，尤其是花街柳巷。因为患者皮肤上毒疮红肿溃烂，状似杨梅，民间就名之为“杨梅疮”，简称为“梅毒”。
人们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人们认为他有感染梅毒的可能。
据说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与慈禧发生了意见分歧。同治以慈安太后钟意的阿鲁特氏为后，以慈禧属意的富察氏为妃。于是，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帝亲近慧妃。同治帝虽有一后四妃（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瑶妃和珣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官。又有传言说，不止一人在市井中亲眼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宫中就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染上了梅毒。
第二，人们认为他临死的症状像梅毒。
同治帝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然后身体溃疡，并蔓延连接在一起，最后“走马牙疳”而死。这一症状与梅毒患者临终十分相像，人们便认为他是染梅毒而死。
那么，同治帝真的死于梅毒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同治得病以前已经患有梅毒的可能。因为同治帝的微服私访不仅仅在时人笔记、稗史中有所描述，而且在《翁同稣日记》中也有记载，因为朝野早已议论纷纷，哄传皇帝在宠臣和太监的带领下冶游、私访，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直说。关键是，同治帝是否就一定死于梅毒？
根据现代医学知识，梅毒感染发病过程非常缓慢，要经过三个发展期，如果达到全身溃烂，不治而死的程度，必须得五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依据史料判断，同治帝即使死前真的感染梅毒，病史也不应该很长。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确认同治帝死于梅毒，这样的说法还有待商榷。
尽管人们对同治帝的死因满怀疑问，但看上去每人都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又似乎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同治帝虽然后宫美女如云，竟然没给大清皇朝留下半个可供传承皇位的子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那么这一国脉所系的头等大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谁将是未来的皇帝？
4.选为帝嗣
据说，同治帝驾崩之时，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已经怀有身孕，但是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却以南方叛乱未平，如果他们知道朝廷无主，形势危急，恐怕大清江山不保的借口宣布为同治帝“立嗣”。
慈禧宣布为同治帝立嗣后，围绕着皇位继承人这个问题，宗室亲贵就开始在私下里议论纷纷，并出现了如下几种推测：
第一，在“溥”字辈中进行挑选。
清朝的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可同治帝死后已经无法按此规矩办事了。那么谁有资格当皇帝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和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人选应该从比同治帝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符合“父死子继”的传统。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十七岁，而溥侃只有八个月，他们都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孙子。八个月的溥侃太小，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而十七岁的溥伦与八个月的溥侃相比，年龄适合，但是考虑到血缘，问题又出现了。溥伦父亲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嗣孙。可溥伦虽是道光帝长子长孙，但他身上并没有流着道光帝的血液，甚至连嘉庆帝的血液都没有：溥伦的父亲载治是过继给奕伟的，他的亲祖父乃是皇族的旁系。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还有待商榷。最关键的是，如果立溥字辈的，就是为同治皇帝立嗣.一旦选定，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就是皇太后，慈禧太后就是太皇太后了。如果垂帘听证的话，那也是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而不是慈禧太后了。这对权力欲很强的慈禧太后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因此在溥字辈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似乎成了问题。
第二，选“奕”字辈中的奕诉继统。
尽管六王爷奕诉是道光帝生前最钟爱的皇子，但却阴差阳错与皇权失之交臂。
首先，奕诉与咸丰帝是兄弟，如果奕诉成为皇帝，那么将咸丰帝与同治帝父子置于何地？历史上鲜有“叔王”继统的先例，即使有，又将置慈禧太后于何地？难道她能以“寡嫂”的身份终老于后宫吗？
其次，虽然奕诉一直历练政务，是皇室宗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拥护者众多，然而从同治朝十余年的政治斗争过程来看，奕诉的权力多次遭到慈禧与同治帝的压制，甚至在同治帝病重的时候，奕诉依然受到严词警告：“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的事情）。”
尽管慈禧与同治帝在大政方针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奕诉的使用原则上却是一脉相承，既利用又压制。也就是充分利用奕诉治国上的韬略，但在权力上却一定要压制，不能让其羽翼丰满，威胁皇权。所以，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不太可能有传位给奕诉的想法。
第三，从“载”字辈中推举。
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在与同治帝同辈的近支兄弟中进行推举，也未尝不可。当时，“载”字辈中已有数人，除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还有奕诉之子载潋、载滢（时刚刚过继给嘉庆帝的孙子奕谟为嗣）；醇亲王弈譞之子载湉（时不足四岁）。其他皆为远支，血缘较远，不应选择。
而载潋作为恭亲王之子，在“载”字辈中是年长者，如过立他为帝则很快亲政，不仅能使慈禧失去权柄，而且又会使恭亲王奕诉因其子为帝而大权在握。这是慈禧万万不能看到的局面。而且，根据传闻，同治帝就是在载澂的怂恿下出宫染病的，慈禧对他是痛恨不已。
当然，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的裁决还得听慈禧的。
很快，慈禧为天下人解开了这一“悬念”。
“则即宣曰：醇亲王弈譞之子着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人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个人就是载湉。
慈禧之所以选择载湉，理由是：
第一，载湉以咸丰帝儿子的名义继承大统，而他所继承的只是皇位，慈禧依然可以凭借皇太后的名义把持皇权，只有四岁的载湉离亲政还需要十余年的时间，慈禧依旧可以垂帘听政。
第二，载湉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而母亲又是慈禧的妹妹，载湉既是慈禧的侄子，也是外甥。从血缘亲情上看，在诸候选人中无人能比。
第三，还有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是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合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慈禧太后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所以，慈禧只能选择载湉，而且必须选择他。
而醇亲王弈譞对这个决定的反应竟是“维时醇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1875年3月27日），光绪帝登基正好一个月，宫内又传出噩耗：二十一岁的同治帝嘉顺皇后阿鲁特氏突然一命呜呼，香消玉殒，死于储秀宫。
皇后阿鲁特氏，是蒙古正蓝旗人。她的祖父赛尚阿在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同时她也是“辛酉政变”中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其父崇绮是同治四年状元，是大清“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惟一获得状元桂冠的蒙古人，历任内阁学士、户、吏部右侍郎、吉林将军、热河都统、盛京将军、户部尚书、大阿哥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
阿鲁特氏身于这样的官宦名门、诗书大家，自幼习书达礼，性格耿爽，不善阿谀。据记载，皇后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美而有德”，且文才好。皇后幼年在家，崇绮亲自授课，读书聪颖，十行俱下，“后幼读书，知大义，端静婉肃，内外称贤。及正位六宫，每闻谏阻，自奉俭约，时手一编”。她被册为皇后，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但是同治以慈安太后和他都钟意的阿鲁特氏为皇后，而将慈禧太后看中的侍郎凤秀的女儿立为慧妃，这使慈禧心中颇为不快，并将这种恼恨转移到皇后阿鲁特氏的身上。同治死后，慈禧不待身怀六甲的皇后即将生下子嗣，反而强将自己的外甥载湉强立为皇帝，这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她只能以皇帝寡嫂的身份在深宫中默默无闻的抑郁终生。她受不了这种双重的打击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前途，唯有一死，方能摆脱这种局面。
5．入住紫禁城
醇亲王弈譞近乎夸张的表现，也许是他惊悉自己的儿子已成为大清皇帝瞬间的真实反应，他复杂的心情人们很难准确理解，更是语言难以确切描述的。在当时复杂的心境中，应是喜忧参半吧。
古往今来，皇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尊荣富贵的极致所在，更是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倾心关注与竭力争夺的焦点。自己的儿子顷刻之间就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慈禧的这个决定对于弈譞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
同时，弈譞也许也能意识到这一决定对自己而言也许是“祸从中生”。从此，他深爱的儿子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庇护与关爱，像同治帝一样被慈禧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为慈禧操纵权柄的工具。自己虽为皇父，却不得不与儿子执守君臣之礼。更为可畏的是，他的言行将被万人瞩目，慈禧也会高度关注，这其中的苦处不言而喻。
不管如何，年仅4岁的载湉现在已经是大清帝国的第11位皇帝，一统天下的“万岁爷”了。
当天夜里，小载湉在梦中被叫醒，年幼无知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哇哇地大哭。他甚至没有机会再看一眼白己真正的家，没有机会再看看最爱护他的父母，就在夜色朦胧之下，被带进了皇宫，成为了堂堂大清国的皇帝。
次日，一道新皇帝即位诏书向全国通报了同治帝驾崩的噩耗和新皇帝继立的喜讯，宣布以次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寓意是：“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二十日，光绪帝举行登基大典。就这样，载湉成为清朝历史上第11位皇帝。他是大清朝第一个以非皇子身份而人继大统的皇帝。他的这个特殊身份，或许冥冥之间注定了他悲苦凄凉的一生。
二、大婚亲政
1．深宫无童年
从个人关系而言，光绪帝是慈禧的外甥也是侄子，他们之间有密切的慈禧血缘关系。然而，在紫禁城——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隐藏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当然，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归依。由此引起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等事件，历史上屡见不鲜，帝王之家从来不讲什么血缘亲情，“最恨生在帝王家”就是鲜明的写照。慈禧对光绪帝“绝不以为念”倒还不至于，因为光绪帝的存在与慈禧政治命运攸关。然而，慈禧对光绪的关照绝不可能真正等同于亲身母亲的照顾。
慈禧为了树立在所谓“儿皇帝”心中的威严，对载湉从未给予过丝毫的关爱，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载湉的。她要让皇帝知道：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而他，在懵懂中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在她眼里，载湉就是一个她手中的玩偶。她时常毫无来由地对他横加斥责，只为让他低眉顺眼地听从她的一切安排。不但自己丝毫没有母亲的样子，还禁止载湉的亲生父母、甚至他的奶妈、宫女、小厮和他接触。身为载湉生父的醇亲王弈譞，连给孩子点吃的，都要避前避后，何谈父爱和母爱？而载湉不仅在精神上备受折磨，作为一国之君的他连饭都吃不饱，“皇上每日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皆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这个小皇帝甚至因为饿得不行，跑到太监的房里找东西吃！
“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人肚一半矣。小皇爷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这样便造成光绪帝“先天既体弱，后天又营养不良，以致胆气不足。”
而太监、宫女们也肆无忌惮地欺负这个小皇帝。人们只看到他穿着威严华美的龙袍，享受着天子的美名，可又有多少人看到，这个孩子，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在深深的宫墙之下，没有父母，没有关爱，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保证不了。
光绪六年至七年，新任的总管太监，趁着慈禧太后病重，对光绪帝更是得过且过，让小载湉自己动手铺炕，结果手指被弄出血；自己倒水喝茶，手上被烫伤；甚至在大热天，还让小载湉穿着狐皮大衣；有病也不找太医进行医治。自载湉进宫以后，慈禧便不顾骨肉之情，强行切断了载湉与亲生母亲之间的一切联系，甚至中断了原来在醇王府那些照顾载湉的保姆、丫鬟、太监的联系。
慈禧割断了载湉所熟知的醇亲王府一切联系之后，以威严教育强化他，在光绪帝幼小的心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他（光绪帝）自三岁被抱进宫中，身体本不健壮，时常闹病。在府（醇王府）中虽有奶嫫，太后不允许奶嫫进宫。摘下奶来就交范督（总管太监范长禄），范总管性子温和，有婆子气，能哄小孩，然而究竟不及女人。”
载湉人宫仅仅18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所谓“老成质朴之人”，无非是能顺从慈禧的旨意行事的宫中太监，而这些老成质朴的人也确实不折不扣地贯彻慈禧的指示。据德龄《瀛台泣血记》说：“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白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在光绪帝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她与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母子关系。
2．严师慈父
载湉一点一点地长大，已经六岁了，按照清朝祖制，皇子读书“白六岁入学”。像其他的孩童一样，小载湉起初对读书也是陌生和排斥，有时又哭又闹，有时还摔书本。所幸的是，他碰到了一个好师傅——学识渊博的元老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声甫，号书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江苏常熟人。翁家“为苏常望族”。其父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早年通籍，道光进士，步人仕途后，官至大学士，曾为同治帝“师傅”。其兄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曾任安徽巡抚；翁同爵官至陕西、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可以说翁家既为“书香门第”，又是“官僚世家”。翁同稣更是博学多才，咸丰六年（1856年），以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俗称状元）步入仕途，为詹事府右中允。其父翁心存去世后，在同治四年（1865年）底被慈禧选中授命为“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汉文师傅。父子同启一帝，实属“儒生非分之荣”。从而他“尽心竭力，以图报称”，受到两宫太后的嘉奖，不久升为署侍郎、内阁学士。在同光之交的政治风浪中，已成为参决机要的重要人物。
翁同龢共为光绪帝师22年，成了光绪白幼至长的精神支柱和亲密无间的长者宗师。
翁同龢是宫中唯一真正疼惜小载湉的人。出于传统士子的良心，对光绪在宫中的处境给予了足够的抚慰。他像慈父一样对待载湉，斥责欺负载湉的太监，耐心地给他讲经说理。毕竟此时的载湉还很小，他起初读书就是怀着一个孩子的单纯心理——我好好读书，才会让翁师傅满意。小载湉终于在宫中找到了一份感情的寄托，他对翁同龢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依赖。一次，翁同稣因故回乡几天，载湉在这些天不管别人的软硬兼施，不肯大声读书，心情低落，郁郁烦闷。而翁同稣回来的那天，他第一句话就是“吾思汝久矣！”然后兴高采烈地大声朗读着课文，声音清亮而欢愉，一旁的一位老太监湿了眼角：皇上还是个孩子，他在用自己单纯的方式来迎接这位他敬爱的师傅啊！光绪五年十一月（1879年），快到元旦了，小皇帝端端正正地用朱笔写了“福”“寿”两个大字，送给师傅。
随着岁月推移，载湉年岁渐长，逐渐习惯于读书生活。光绪读书很用功，慈禧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光绪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如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这一年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才15岁。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光绪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胸中念边塞、心中挂庶民的心态。
3．东太后猝死
光绪七年初十（1881年4月8日），宫中突然传出东太后“崩逝”令慈安人震惊的消息。
东太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后因女人侍咸丰帝，封为三等承恩公。当时咸丰帝奕詝为皇子时，即入侍藩邸为侧福晋。咸丰帝即位前其嫡福晋已病逝，故她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3月）被封为贞嫔，五月晋为贞贵妃，十月便册立为皇后，时年16岁。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死，年仅25岁的钮祜禄氏成为清官未亡人，她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尊号慈安，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众人称她为“东太后”，与“西太后”慈禧相对应。
慈安与慈禧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皇后，因此众人痛惜其暴崩，并对其死产生了怀疑。东太后当时45岁，小慈禧两岁，“体气素称强健”，而当时慈禧正病卧在床。所以听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许多官员提出怀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
根据慈禧当时的表现，人们认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而且，传说咸丰帝留给慈安一封密诏，要她必要时处死慈禧，慈安在慈禧的哄骗下焚毁了密诏，把自己对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毁了，慈禧便毒死了她。
对慈安太后暴卒的具体原因至今还存在着争议，除中毒之说外，还有自杀、自然死亡等说。“自杀”说来白《清稗类钞》，书中说：“或曰：孝钦实证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白尽。”《清朝野史大观》里又用“或日慈禧命太医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亡”来说明慈安为用“错药致死”。不管是“毒死一说”还是“自杀”或“错药致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慈禧害死了慈安。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慈安为“自然死亡”。徐彻的《慈禧大传》则倾向于“病死”说。首先，作者认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见臣子时说的话分量不足，只会询问其身体状况、行程远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会妨碍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慈禧也没必要害死她。
徐彻提出了翁同龢的《翁文公恭日记》中的关于慈安发病的两则记载作为证据。一则是慈安太后26岁时曾经患了“有类肝厥”疾病长达24天，甚至达到“不能言语”之程度。另一则是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则会一厥不醒甚至死亡。
但这也只是徐彻的一家之言。“东太后之死”成为了清官的又一大疑案。
慈安死后，对于慈禧而言，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权力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我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慈安的死，无疑也使奕诉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年来，慈安和奕诉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诉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诉，无形之中，奕诉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诉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消长之间，她对奕诉也就不再顾忌了，奕诉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东太后死后，慈禧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此以后，她被称为“老佛爷”，完全由她一人控制了清王朝。此后，她为巩固其“独尊”的地位，更加深了对光绪帝的驯化和控制。
东太后慈安的突然离世，对年仅十岁的小载湉来说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几乎每天都到东太后停灵的弘德殿致祭。一个多月后再人书房时，仍“尤少尤分心”，“神倦气浮”。即使是慈安辞世三个月后，“读虽佳而气不静，言及慈安大故，泫然流涕，此发于真诚者矣”。年少的光绪帝，随着宫中唯一可体验母爱的“调护”者的消失，使得他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情者和保护者，他的处境更加不利了。
4．“亲政”
按照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了。清朝也延续了这一惯例，无论是六岁登基的顺治帝，还是八岁登基的康熙帝，都在十四
岁亲掌朝政。然而，到了同治帝，就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慈禧仍然能将“垂帘听政”实施下去一样，什么“惯例”、什么“祖制”，慈禧都能找到打破的借口。同治帝直到十六岁（同治十二年正月）才得以亲政，除了因为同治帝“学识俱劣”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实情之外，慈禧恋栈皇权、不愿撤帘归政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帝14岁时，因有同治帝16岁才正式亲政的“新例”，所以光绪帝的亲政问题没有人敢于提及，且慈禧独自掌权的欲望已经被朝廷上下心知肚明，因此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光绪帝亲政的希望放在16岁上。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帝16岁了，亲贵王亲、文武大臣，甚至慈禧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按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都没有了继续拖延的理由。早在十二年前，慈禧强立不足四岁的载湉为帝。为了笼络人心，慈禧曾经公开做出两项保证：（1）待光绪帝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2）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按照慈禧的授意，由钦天监择定的大吉之日。这一天，在太和殿要举行光绪帝“亲政”的大典。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干净有力。《翁同龢日记》记载道：“仰瞻天颜，甚精采也！”尽管这不过是一场名不副实、掩人耳目的“归政”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昭示着有个皇帝的存在，而且不仅仅是存在，还是个长大的有独立思想的成年人。白从二十八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鸡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但是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光绪帝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慈禧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慈禧看做御座上的玩偶。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白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光绪临朝亲政后，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
光绪帝毕竟年轻气盛，对于这种傀儡地位，到底是难以“沉毅静穆”，所以白“亲政大典”后，他就经常在深居独处和到书房上课时，表现出郁闷和烦躁。光绪帝的一切表现，早已被慈禧密切注意，其结果更对光绪帝不利，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难以自由。
慈禧从形式上“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5．没有爱情的婚姻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帝18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何况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和两位妃子都是慈禧做主选的。光绪帝有一后、二妃，没有子女。这在清朝皇帝中是独特的（宣统6岁逊位另当别论）。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亲弟都统桂祥的女儿，就是隆裕皇后。隆裕皇后长得不漂亮，既瘦弱，又驼背。这门亲事是慈禧皇太后懿旨给定的，光绪虽不满意，却也无奈。皇后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的婚姻，完全是政治婚姻。慈禧将自己侄女嫁给自己外甥，目的就是在宫闱椒房探悉皇帝的内情，控制和操纵皇帝，并为日后母族秉政、太后垂帘听政做铺垫。光绪皇帝同皇后叶赫那拉氏大婚后，情不投，意不合，始终是一门不美满的婚姻。光绪死后，宣统继位，上光绪皇后徽号为“隆裕”，是为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在民国二年（1913年）正月十七日，死于太极殿。
慈禧强行将侄女指派给光绪帝做皇后的一个最为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在皇族中加强叶赫那拉氏的血缘。因为光绪帝的后代是要给同治帝承祧的，光绪帝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自己的妹妹和咸丰帝的弟弟的儿子，而皇后又是自己弟弟的女儿，一旦帝、后育有皇子，不仅拥有一半以上的叶赫那拉家族的血缘，而且还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可以弥补同治帝没有后代的遗憾。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插心腹。正如《慈禧外纪》所分析的那样：
“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勇有德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在封建王朝中，皇帝的后妃，尤其是皇后，与皇帝、政局的关系最为紧密，皇后对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务活动都有特殊的影响力。慈禧想在光绪大婚后巩固自己在清廷中的专权地位，牢牢地控制住光绪帝，就必须让光绪皇后唯命是从；并通过控制皇后进而达到控制光绪的目的，最起码也可将光绪的言行进行监视。这就是慈禧选择已过预选年龄的侄女为皇后的真实目的。光绪的两位妃子，一位是瑾妃，另一位是珍妃，二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他他拉氏，为满洲正红旗人。其祖父裕泰，在道光、咸丰年间曾任湖广、闽浙总督；其伯父长善在同治及光绪初年曾任广州将军；父长叙，官礼部左侍郎。
姊妹二人出身于满族大官僚家庭。瑾妃，生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74年9月30日）；珍妃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人虽为同胞姊妹，但相貌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性格柔和脆弱。珍妃，虽小两岁，但思想开朗、倔强敢为、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当然也不乏天真的性格。光绪帝处于政治旋流之中，而且又受到来自皇太后和宫廷的种种管束和约束，生活单调乏味。性格开朗活泼的珍妃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也引发了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因此她深得光绪帝的宠爱。
皇帝已经大婚，自然就该“亲政大权”了。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1889年3月4日）即大婚后的第6天，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大典。白此，光绪帝算是正式开始亲政了。慈禧为了表明自己让光绪帝亲政的心诚意切，早在上年五月就开始间断性地进驻颐和园了。其实，光绪帝大婚后最初一段时间，慈禧仍以居住宫内为多。只要她住宫内，光绪帝仍每日请安如故；即使慈禧住颐和园，他也要“间日”或数日一往问安。“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紫禁城也。”
三、百日维新
1．帝党的雏形
光绪帝“亲政”时，他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慈禧经营20多年而形成的一个旧班底。而且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就对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排除异己、安插心腹，集结了她的亲信势力——后党。后党的骨干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继承封建传统观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在当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仍死死地抱着“天朝至上”的陈腐观念不放。尽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兴趣，并试图以此自救。但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变革仍是极端的仇视。
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发的明显。光绪帝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其思想发育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辨别力的增强，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又变成了光绪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对国势、朝政的敏感反应，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在其“亲政”后的19世纪90年代初，鉴于慈禧拨弄下的朝局越发昏暗，他又进而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其实，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早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时，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便因此出现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虽然尽力使之弥合，但是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这一裂痕便只能随着光绪帝的长大、君主地位的显露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而日益凸显。
于是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那些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张謇者”，深感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还有他的汉文师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
在这些人中，翁同龢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作为帝师，翁同稣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专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在清政府面临重大的内政分歧和军事外交斗争中，帝党人物关心社稷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与后党对内保守、对外妥协形成对立。因此，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政争中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
但是帝党的成员大多是无实权的京官书生，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后党联系颇多，在帝、后两党间进行政治投机。这些都决定了帝党的虚弱。
尽管如此，年轻的光绪帝在帝党骨干成员的支持下，开始走上前台，寻求着救国的道路。
2．甲午战事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争夺的空隙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目标定在了依山连水的大清帝国上。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的台湾进行武装侵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所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大量运兵，并蓄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挑衅，从而把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
1894年7月，日本军舰突袭朝鲜半岛附近海面中国的运输船只，同时进攻牙山清军，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带来的战争威胁，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帝后两党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帝后两党的矛盾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主战派，为了积极地推行备战抗敌的方针，对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卫国抗敌的主战波澜。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主战派的对日宣战上谕，正式对日宣战。
但是在平壤失陷、黄海重创后，日本取得了陆海两方面的战争主动权。相反，中国的抗战却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这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
由于光绪帝在战和问题上态度鲜明，公开拒绝与主和派合流。慈禧便采取了杀鸡做猴的手法，企图以此来胁迫光绪帝和削弱主战派势力。
慈禧借口珍妃“卖官”事宜，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并将其和瑾妃降为贵人，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更严重的是，不准二妃在平时向光绪帝呈送物品，企图切断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然后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
从表面上看，慈禧惩处珍妃，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祖制家法，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后党”对“帝党”的一次反扑和严厉打击，是皇权斗争中的插曲。“帝党”遭到这次打击后，元气大伤。
3．马关条约
威海卫保卫战的瓦解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使得清政府在战略上遭到沉重打击。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完全陷于失败主义的泥潭中，认为只有屈从日本，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1895年3月5日），慈禧派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还规定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并可以将各种机器自由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享受一样优待的权利。最后一条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并不是太现实的需要，但是根据列强利益均沾的原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可借这一条款，进一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对其极为有利。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经李鸿章草签的《马关条约》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消息传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要求废约的呼声高涨。在京参加科举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反对签约，提出改革政治，建议以赔款为战费，迁都再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冲破禁制，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台湾人民得知台湾被割让，痛哭流涕，坚决反对。他们纷纷组织义民军，推举台南守将刘永福任军统，共同抗日。台湾军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战斗。最后，义军大部分战死。台湾军民4个多月的抗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杀伤敌人3万多。在这以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爱国诗人丘逢甲于1896年所作的《春愁》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悲愤之情：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马关条约》割地面积之大、赔款之多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京条约》，引起了白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震惊和痛心，连在疆臣中很有影响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激起爱国良知，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内部争论不休，光绪亲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求，慈禧也只是含糊其词，并不明确表态。四月初八，光绪挥泪批准了《马关条约》。十四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正式换约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增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陷阱里又加深了一步。光绪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中挥泪签字批准《马关条约》，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心中常存“朕何以为天下主”的白愧。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
中国割地赔款，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巨额的赔款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人民流离失所。
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
4．不做亡国君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尤其对手是历来被中国视之为“倭寇”的岛国日本，这对全国上下特别对光绪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光绪没有被这次失败所击倒，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决心振作精神，安定人心，重新建树皇帝的权威，不做亡国之君。
中日甲午战争使光绪得到锻炼，他经历了自亲政以来最险恶的风浪，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战过程中，光绪深深地体会到虽然亲政但仍处在不操实权的地位，也看到了现实制度的腐败，官吏的无能，朝廷大臣们的门户派系之争，他在失败中得到有益的教训和反思。
光绪维新变法的思想萌发于洋务运动时期。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改变中国的命运，要从政治制度人手。
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想萌发了光绪维新革旧的意念。甲午战争刚结束，光绪多次颁发谕旨，提出了一揽子的新政项目，虽然其主要内容还没有超出洋务派所策划的范围，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什么修铁路、造机械、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校等繁多的新政都一齐泉涌到光绪的脑中，并加以积极催办，可见他图强的迫切心情已经升华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光绪帝和康有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或相近的，都认为中国的积弱是守旧派墨守陈规造成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法。
《马关条约》签订之时，康有为发动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主张拒和、变法、迁都，震动了海内外，但由于顽固派的封锁，光绪没能看到这份上书。二十多天后，康有为又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即第三次上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次上书比公车上书的内容更加具体和广泛，陈述了变法着手之方和先后缓急的次序，条理清楚考虑周密。他向光绪建议，《马关条约》刚签订，朝野图强雪耻之志有不可遏止之势，此时即下哀痛之诏，以鼓舞士民的勇气，选举贤士参政，以备顾问，转败为胜，重建国基也为时未晚。康有为除了建议光绪广选贤才外，还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大方案，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皇帝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他读了以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迪，耳目为之一新。光绪对康有为的建议极为重视，当即命誊录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发军机处，一份存乾清官，原件留勤政殿。
光绪想亲自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但恭亲王奕诉以“清朝的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员皇上不能亲白召见”为由劝阻了皇帝。光绪便命总理衙门向康有为问话，康有为还通过翁同龢向皇帝呈进了自己所写《俄皇彼得考》《日本变政考》等宣扬变法的论著。
日本，这个令人憎恨的侵略者，今天，反而在希望变法图强的一些中国人眼中，成为了“先生”，这说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华夷之辩”了，这也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尤其对于身居深宫的光绪帝来说，加上语言文字上的限制，光绪帝所阅读的“西书”实在有限，但是对于急切想了解外界情况的光绪帝来说，也引起了不少的触动，开阔了眼界，思想认识开始有了明显提高。开始逐步摆脱“天朝至上”等固守观念，进而以中外对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实问题。
光绪在陆续阅读了很多日本、欧美各国的变法著作之后，深感中国在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形势下，“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此时已锐意变法的光绪帝，向高高在上的慈禧提出了要权的要求。他对庆亲王奕勖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无论光绪要权的主观动机如何，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为了支持和推行变法维新，而决然向大权独揽的西太后提出“收权”的要求，可见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之大。
奕劻向慈禧报告了光绪变法的决心后，慈禧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慈禧说完这句气话后，经过庆亲王奕劻的耐心解劝，渐渐心平气和，答应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变法终于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勖把慈禧同意变法的话转告后，光绪心中有了底，便兴冲冲地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直视着光绪，严肃地说：“你所实行的新政，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满洲贵族的权势，我就不阻止。”
光绪便进一步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呈给慈禧审阅，这是一部新兴的学西方、谋自强的时代精神论纲。慈禧太后看后，说写的不错，同意光绪变法，但告诫光绪不要操之过急，并且明确表态：“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你白可以进行，我不从内牵制。”
有了慈禧的应允，光绪开始了他的变法之路。
5．《明定国是诏》
由于慈禧已经首肯，维新派的大臣们认为光绪变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绪尽快颁布诏书明定国是，所谓“国是”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排除干扰，启动变法维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于四月初相继写出数份请定国是的奏折，从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别以支持变法的御史杨深秀、康有为本人、侍读学士徐致靖三人的名义先后呈给光绪，希望仿效日本，皇帝择日斋沐，大集群臣，于天坛祭拜告天，诏示天下，决定变法维新，从而形成了请求光绪诏定国是的呼声。
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其意图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并鉴于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力求以皇帝的权威来肯定变法维新，而且主张以此作为国家的“行政方针”公布于天下。康有为认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疑虑，摆脱守旧势力的干扰与阻扰，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样，就可以使朝廷上下有所遵循实行变法新政了。
光绪决定迅速颁诏，在此之前，他特意去颐和园，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交给慈禧进行请示。由于慈禧此前已经答应不禁止皇帝办事，所以觉得现在进行钳制不太合适，何况杨、徐要求定国是的奏折对她的权势也并没有什么威胁，便称二人的奏折非常好，并说今后“应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表示赞同他们的见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发布上谕，明定国是，正式向中外宣告进行变法维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白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在诏书中光绪雄辩地驳斥了攻击维新变法的错误言论，适度地提出了进行变法维新的指导思想，为变法维新在实行上明确基调。并具体点明了维新变法的第一个项目——京师大学堂的筹办设想，为以后陆续出台的变法维新项目提供样板。光绪下令这一项目由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迅速拟定妥善办法后议奏，并号召编检司员、世职子弟、下级官吏均可以报考。这同科举考试相比是一大历史进步。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光绪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历经反复、曲折的酝酿与斗争，所取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它反映了人心所向，因此当宣布变法的国是诏颁下，在社会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奋发精神。
光绪的这一举动，是他在支持变法维新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标志着百日维新的正式开始。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告推行变法新政为起点，到当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变法维新是非法为止，光绪实行变法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先后发布有关革新的各种诏令一百八十余条，如果按日计算，少的一天发布一道谕旨，多的一天十几道谕旨，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王朝的神经中枢重新放射出振奋人心的异彩，其影响冲击着几千年来不断加固的封建壁垒，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晨曦的阳光。
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改革维新诏令不低于180次，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主要的如下：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分遣宗亲去外洋考察欧美的政府状况；
3．奖励艺术、科学以及现代农业；
4．皇上表示愿意倾听守旧派对进步和改革的异议；
5．废除科举考试中作为主要项目的八股文；
6．谴责那些企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7．催促尽快修筑卢汉铁路；
8．倡导所有的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练；
9．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业学校，教农民改进耕作方式；
10.下令引进专利和版权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务部就武举改制作出报告；
12.对发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别奖励；
13. 下令官员们鼓励商业，帮助商人；
14．下令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设立中小学堂；
15．成立铁路矿物总局；
16．鼓励记者对政治发表议论；
17．要求水师增添学额，购置战船；
18.号召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协助；
19．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建立学校，以便于当地的华人儿童学习；
20．为了鼓励商业，下令在上海设立商务局；
21．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部院；
22．准许一切人上书言事；
23. 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因为阻格上书言事而被革职；
24. 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冗费而被裁撤；
25. 下令成立学校教授丝茶加工方法：
26．建立邮局，裁撤驿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国家式的预算制度。
光绪发布的变法谕旨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教改革方面。主要是废八股，设学堂，设翻译局及报馆等。
自从宋朝的王安石开始按四书的经义考试选拔人才，到了明朝初年把八股文定为考试的固定文体，把先秦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考试的范围，当时的社会流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便孜孜不倦地研读经书，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让他们来治理国家，其结果是只能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维新派学习西方，引进外来文化，就势必要触及到文化思想领域。所以光绪颁布废除八股考试制度，以后改考策论，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光绪在百日维新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而这一变革，既触犯了广大文人的世袭“领地”，又对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愚民”政策有所突破。
光绪深知要变法必须有人才，要想培养人才必须设立学校，所以在《明定国是诏》中就明确表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同时设立翻译局，翻译西方的政治、财经、法律等方面的书籍，从而为思想文化界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打下了基础。光绪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
第二，奖励科技，兴办近代工业。
在康有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维新思想影响下，光绪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代替封建主义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因此奖励科学发明，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务，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广设邮政分局等，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学西制，建新式军队。
经过甲午战争，中国旧式军队的装备恶劣、战术落后、斗志低下，完全暴露了出来，因此有责任的官员纷纷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兵制，改革旧有兵制，建立现代军队。光绪下诏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式军队，后来新军成了辛亥革命的主要军事力量。
第四，裁撤冗员，改革吏治。
在中央裁撤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裁撤各省不办运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等官。
对于清王朝上上下下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来说，裁撤几个闲散的机构和冗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封建顽固派看来，这些均是“祖制”，不可违背。光绪大胆而轻率的官制改革因此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攻击和极端仇视，守旧派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光绪和他的维新派官员，光绪的官制改革是失败的，为自己的维新失败埋下了祸根。
到七月中（8月底），新法推行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虽有一定的建树，特别是在社会上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奋发精神，在沉睡已久的神州大地上，依稀可见未来的希望之光。
但变法革新刚刚起步，就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扰。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有的尚未公开推行就被扼杀；有的被改头换面使原意走形；多数虽颁布予以推行却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变法维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慈禧防范
坦率地讲，把玩权术，慈禧无论是心机还是手段，都远比光绪帝强得多。光绪帝空有一腔热情，却缺乏做政治家的资质，身边的幕僚也多是些腐儒酸臣。帝党成员不冷静地分析现状，也不懂政治谋略，只会一味刺激光绪帝，说出“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人继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之类的话来。耳目众多的慈禧听到这些话后，对帝党深恶痛绝。
当光绪决意采纳杨深秀等人的奏请将要颁布国是诏时，慈禧也意识到变法之势已不可阻挡，为了牢牢把握大权，慈禧预先做了防范措施，以防止对局势失去控制。
此前一直在颐和园修身养性的慈禧自归政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召见军机大臣了，这时候也开始进行召见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刚毅，询问皇帝的所作所为，并说“要紧的事你们要劝阻皇上”。刚毅伏地痛哭，说：“奴才婉言劝谏，屡次遭到斥责。”慈禧又问：“难道他自己筹划，不同你们商量吗？”荣禄、刚毅回答说：“只有翁同龢能承皇帝的意旨。”刚毅又哭求慈禧阻止变法，慈禧答道：“到时候，我白有办法。”
这次召见两天后，荣禄被授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授予刚毅为协办大学士调任兵部尚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后党两大骨干的地位，又扩大了慈禧核心班底的权势。
就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五天，即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慈禧又勒令光绪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第一道谕旨是以揽权狂悖为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勒令回乡休养，第二道谕旨规定以后凡是补授二品以上大臣均须向慈禧太后具折谢恩，第三道谕旨是当年秋天光绪恭奉慈禧太后乘坐火车到天津阅操。一个任命是将王文韶调任军机大臣，任命荣禄暂时署理直隶总督。
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是连续担任皇帝老师二十多年的帝党领袖，他一直在皇帝和太后之间进行调和，他也是最早接触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的第一个清廷大员，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里，他是光绪决心变法的支柱。因此反对变法的官僚已经把翁同龢看成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慈禧任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就是为顶替翁同龢做准备的。随后，当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颁布“国是诏”时，慈禧在表示同意此诏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撤掉翁同龢。
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离京之前，翁同龢急忙来到宫门希望能见光绪最后一面，他跪在路边向皇帝叩头，年轻的光绪竟然没敢召见翁同稣。很快，翁同龢被迫离开北京，回他的家乡江苏常熟养老，直至终老。
慈禧在光绪颁令变法之初，先将他在内部的支持者翁同龢除掉，对变法革新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当时有的评论家认为：如果翁同龢没离开，戊戌政变可能不会发生，翁同龢一定会有办法进行调和的。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我若在，决不会让他们决裂到那种地步。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重新收回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任命权，从而限制了光绪任用新人推行变法的活动余地。并把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加强了自己在清中央的实力阵容，将其亲信荣禄安插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并以其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后方。慈禧让光绪陪着自己到天津检阅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军队，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只有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这样慈禧就向各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兵权还在慈禧的手中。
荣禄当时曾恳请慈禧再垂帘训政，但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并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慈禧感到没有必要直接垂帘，还是退居幕后指挥为好。所以她一方面允许光绪实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预防发生意外情况的防范措施。
7．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底（1898年9月），光绪帝又加大了反击顽固派官僚的力度，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并将李鸿章、敬信逐出总理衙门，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慈禧的班底。几天之内，光绪连发上谕，罢免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从而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他们集体向慈禧告状，诬告光绪变乱祖宗法制，敦请太后出面训政，收拾残局。此时慈禧虽然心怀不满，但感到事情还不像一些旧臣渲染得那么严重，不想自己出面训政，只是想适当时候劝一劝光绪。
在口头上的劝阻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慈禧便密派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等七人乘火车到天津找荣禄商议一下对策。
虽然守旧的大臣们一直叩请慈禧再度训政，但她却没答应，但后来守旧派的造谣以及维新派所做的几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慈禧的想法，使她痛下决心发动政变。
先是内务府大臣立山跪请慈禧训政，慈禧没有答应，于是他向慈禧造谣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的使馆，请求帮助废去太后。”慈禧最担心的是外国列强逼迫她下台，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能容忍，非常生气。
接着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曾经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长被认为是明治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由朝鲜来到天津，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说伊藤是康有为特意安排到中国来的，将要进军机处，恰好光绪拍来电报，想见伊藤。光绪的本意也只是想当面询问伊藤，日本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富强的，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可这一举动似乎印证了光绪要聘用外国人为顾问官的流言。
伊藤在与康有为见面时试探性地打探中国变法的底蕴，康有为便叙述了慈禧太后牵制、光绪无权、守旧大臣阻挠的情形，并请伊藤能够劝说一下慈禧太后，伊藤满口答应。得到消息，庆亲王奕劻等再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光绪于八月初五会见伊藤，到时中国的事对外泄露，权力就会不归太后所有了。慈禧听了这样的话，于前一天匆匆回宫，光绪接见伊藤时，慈禧便坐在屏风后面监听，结果光绪吓得只是与伊藤寒喧了几句，没敢多谈。
而此时维新派却对慈禧要光绪陪着到天津阅兵的事产生了误解，以为慈禧要借阅兵之机废除光绪。其时虽然慈禧退居幕后，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皇权，如果她想废掉光绪，只需一道懿旨就够了，没必要跑到天津，何况后来实际也正是如此。她发动政变之时，也只是从颐和园回宫，宣布一下，光绪便束手被擒了。
事实上到天津阅兵是荣禄为了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上奏折请求的，并且是在慈禧允许光绪变法之前做的决定。而当时北京的大臣们听说太后、皇帝竞要冒险坐火车，都纷纷劝阻，但慈禧称“自己从未坐过火车，现在初次乘坐，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深化，帝后两党矛盾的加剧，到天津阅兵之事却逐渐复杂化了。先是后党官员有意造谣，说到天津阅兵之时将对光绪如何如何，帝党的一些年轻维新官员们听到消息，却信以为真，十分惊惶，便千方百计为光绪出谋划策，这正好落入了老辣的守旧派设置的圈套。
维新派们此时才认识到抓军权的必要，康有为彻夜不眠，为光绪想出了几条办法，建议仿照日本设参谋本部，由皇帝亲自掌握，并改变年号，变更服制，迁都上海。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们把眼光转向了袁世凯。
他们认为，袁世凯曾经率兵远驻朝鲜，了解外国情形，又积极参与强学会活动，是个有头脑的人，但又担心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怕袁世凯不听光绪指挥，派人进行了试探。
书生气十足的维新官员根本不是老于世故的袁世凯的对手，他们误以为袁世凯可以信任。于是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召见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这个不明智的举动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从那一天开始慈禧的态度大变。
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想说动袁世凯起兵勤王。谭嗣同拿出一个行动草稿，提议袁世凯在初五听皇帝训示时，请光绪发给朱谕一道，令其带兵到天津，趁荣禄听朱谕时，将其正法，然后袁世凯带兵进京，一半包围颐和园，另一半保卫皇宫。
袁世凯口头应允，思忖良久，回到天津后急忙密告荣禄，荣禄连夜打电报将此事禀告了慈禧。
八月初六日早晨，慈禧匆匆回宫。当天，清廷以光绪名义发布谕旨，以皇帝重病为由，请慈禧再度训政，随后光绪被囚禁在中南海中的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得讯后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杀，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四、瀛台泣血
1．瀛台囚徒
瀛台位于北京中南海的南海，又名超台。始建于明朝，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曾两次修建，是帝王、后妃的避暑和游览地。因其三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像座海中仙岛，故名瀛台。瀛台的中心建筑为涵元殿，殿后为涵元门，门外为翔鸾阁，阁下即木吊桥。殿前为香扆殿，该殿从北面看为单层，从南面湖边看则为两层，名为“蓬莱阁”。维新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冈禁于瀛台，住在涵元殿里，太监每天送饭时架起桥板，走到瀛台来，用饭完毕，就抽掉桥板。光绪心情十分忧郁，万般无奈之中写下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等诗句。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他离世的那一天，前后有十年的时间他都生活在瀛台，超过了他人生的四分之一。
慈禧囚禁光绪帝，并非本意。她真实的目的是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于是，在大肆捕杀维新人士的同时，没完没了地审问光绪，在朝廷内部给其罗织罪名、进而为废帝提供依据。接着，又极力制造光绪帝“患病”的气氛，并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驻京的外国使馆及密电各督抚。慈禧企图利用这种手法，为其废掉光绪帝制造借口和以此来观察外界的反映。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儒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以备在将来承继“大统”。并定于明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为立溥儁为大阿哥举行典礼。接着，溥儁便被接人清官，辟弘德殿为其书房。
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儒为大阿哥的消息散播以后，朝野上下种种议论蜂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洞穿。保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慈禧应接不暇。但意料之外的两种势力的反对，却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工商人士经元善等，立刻与一些在上海的华侨联名致电慈禧。
尽管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慈禧的废帝阴谋没有得逞，但光绪帝的可悲处境，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2．逃难西安
正当慈禧狂暴地倒行逆施之际，已经燃烧在直鲁交界等地的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星火却在迅速蔓延，预示着郁积在广大劳动人民心中的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猛烈地迸发出来。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五六月（1900年6、7月），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已经燃烧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心脏地区——京津一带。义和团将对列强侵略的不满，集中发泄在外国教堂、教民及洋人的身上，特别是义和团打出了“助清灭洋”“扶清灭洋”的旗帜，这不仅符合慈禧仇视洋人的心理，也使慈禧看到了报复洋人的希望。她将打败洋人的希望寄托于外间盛传的义和团法术之上。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宣战诏书：
“朕今泣涕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二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慈禧无视国内外大势，不做认真的抗战部署，不计后果，同时向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宣战，这纯粹是“以快其私愤”的巨大冒险之举。同时她还有以此转移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进而暗算义和团的恶毒之心。所以她不仅没有全力组织抗战，反而还想方设法、或明或暗地破坏各地军民的反侵略斗争，致使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攻陷天津；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兵临北京城下，英军率先破城。至此，慈禧犹如一个输光的赌徒，只剩下仓皇逃跑一条路。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慈禧挟持着光绪帝、带着臣属西逃。在仓皇出逃的前夕，她又命太监把已经被禁锢近两年的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时年24岁。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慈禧回銮后，派人从井中打捞起珍妃的尸体，并进行安葬。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为由，追赠珍妃为皇贵妃。然而，慈禧欲盖弥彰的做法，只能徒增后人对她残忍行为更多的想象。
光绪帝得知珍妃被害的噩耗之后，“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其思想感情又受到极大挫伤。从此，光绪帝更犹如失去“灵魂”，“变成完全像木头人一样”。这正是其悲愤至极的心态体现。事隔几年之后，光绪帝又作诗表达对珍妃的思念之情。“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在西逃的路上，慈禧就把罪责都推到了义和团身上，颁发了绞杀义和团的诏书。随后，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中外发动武装联合镇压义和团的局面。
光绪二十大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已经逃到西安的慈禧公开宣布，甘愿进一步采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彻头彻尾的卖国政策，至此，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经慈禧批准，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勖、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进一步加深。
3．身陷囹国心未死
光绪帝虽然被禁于高墙之内，但却没阻塞他向往西方、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的道路，即使在深陷逆境的岁月里，光绪帝仍在“朝夕研求”古籍时书，其中“于西学书尤留意”。同时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常常利用一切途径，不断了解外洋的各方面情形。
新发现的光绪帝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阅读书目，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光绪帝没有放弃他的抱负。
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由内务府奏事处瀛台交出的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目40种：
政治官报局刊印各书：《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商务印书馆新印各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国法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白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万国国力比较》《政治一般》《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以上每种呈四部，并嗣后官报局有新印出之书，即随时每种呈递四部。
这份读书单它多少告诉我们光绪帝死前的精神状态以及尚未泯灭的政治抱负，其中有大量书籍是关于立宪方面的，足见他仍在积极自我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被长期软禁的光绪帝，所以还在埋头攻读、密切注视外洋动向、关心国家的危亡，仍在不断的追求，其原动力，无非是来自他的忧国之忱和从未动摇的复兴祖国之志。
4．猝死之谜
光绪帝在瀛台的10年，虽然经历了曲曲折折、起起伏伏，但他的心中似乎始终不灭东山再起的愿望，可惜他终于没有能斗过慈禧，一辈子都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光绪帝在孤独与痛苦中走完了他38岁的人生。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慈禧只比他多活了1天！但就算他能多活几年，大清江山就能在他手里益寿延年吗？第2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1时至3时），慈禧在仪鸾殿撒手人寰。
大清朝在位皇帝与掌握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真正统治者慈禧，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里相继去世，这事太巧，巧得让人生疑，这不能不让人们对这母子死亡时间如此巧合的背后原因产生种种猜测和议论，加之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的政治矛盾与由此引发的政见分歧和冲突，更加使人觉得在光绪帝死因背后，蕴含着惊天阴谋。于是，种种议论在雅室高堂、乡间里坊不胫而走，成为清末重大疑案。
不过，无论光绪帝究竟死于何因，他在清廷遭受的控制与打击；在精神与志向上受到的压抑与摧残；在身心上经受的折磨，甚至其骨肉亲情也被人拆毁，无不令人感慨万分。正如朱金甫、周文泉两位先生指出的：“综观光绪帝～生，乃在疾病与政治及生活上的失意中度过，疾病与失意两者互相影响，尤其是失意促使其病情日益加重……迨至戊戌事败，身遭软禁，精神几近崩溃，而病状纷来沓至，斯时精神痛苦更促使病情加剧。其后虽经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时轻时重，缠绵不已。”
他的帝位是老佛爷赏给的，就算是老佛爷始终不肯放手也情有可原。但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不可能心甘情愿听凭一个妇人控制。所以，从亲政开始，他一直想做个真正的皇帝。但是，与手腕高强的圣母皇太后相比，他太稚嫩了，一次一次地碰得头破血流。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直到北京被洋人攻破，他成了有清200多年来第一个“蒙尘”之主。
有人说，“光绪一生，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其中无夫妇之爱，对光绪的打击最大。一个人夫妇生活的失败和家庭生活的坎坷，预示着他在其他方面成功的艰难。慈禧将光绪培育成为一个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的人，突出表现为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慈禧一手造成光绪傀儡皇帝的地位和个人生活的失意，更加强化了他上述人格心理所具有的严重缺陷。当他开始进行寄托着他无限希望的事业时，中途陷入停顿、败北，从人格心理发展的角度，几乎是必然的。而作为主持维新变法的皇帝，这一次失败远远超出了光绪个人挫折的范围，其影响所及，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灾难。
光绪皇帝大事年表
同治十年（1871年） 六月二十八日，光绪出生于醇亲王府，其父是醇亲王弈譞，其母是醇亲王福晋、懿贵妃（日后的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
同治十一年（1872年） 2岁，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8月陈兰彬、容闳率领第一批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启程赴美。此后每年派遣30人，至1875年，120名留学生派完。首批30名留学生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中国最早的报纸——《申报》创办于上海，原名《申江新报》。
同治十二年（1873年） 3岁，中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和派代表出席维也纳世界博览会。
同治十三年（1874年） 4岁，同治帝驾崩于养心殿东暖阁。据清官档案记载，死于天花，但有关同治帝死于梅毒的说法广泛流传于宫内外，成为清官疑案。日本侵略台湾。
光绪元年（1875年） 5岁，慈禧太后选定自己的外甥、醇亲王弈譞之子载湉为帝嗣，继承帝位，年号为“光绪”，光绪皇帝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身怀六甲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死于储秀宫。
光绪二年（1876年） 6岁，翁同龢继为同治帝师后，再次担任光绪帝师，光绪帝开始接受系统的“帝王教育”。光绪帝对翁同龢的依赖之情初见端倪，光绪帝开始显现“爱民”思想。
光绪三年（1877年） 7岁，左宗棠率军相继收复新疆各城，维护了中国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赴英。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是中国近代较早使用机器采煤的企业，事实上也是洋务派所办的采矿业中最有成绩的大矿。
光绪四年（1878年） 8岁，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命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地试办邮政，8月，中国第一套邮票开始发行。清政府参加巴黎世博会。
光绪五年（1879年） 9岁，崇厚擅订《中俄改订条约》，在国内外反对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问罪，改派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公使，赴俄谈判改约。经半年多交涉，曾纪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争回中国的一部分主权。
光绪六年（1880年） 10岁，清政府在天津筹办水师学堂，这座新式学堂成为培养海军技术人才的基地。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并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
光绪七年（1881年） 11岁，东太后钮祜禄氏崩逝，时年45岁，慈安太后的死因也成为清官疑案之一。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报线路建成。中国从俄国手中收回伊犁。
光绪八年（1882年） 12岁，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因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袁世凯由李鸿章奏举，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光绪九年（1883年） 13岁，法国侵略中国．李鸿章秉承慈禧太后旨意出面处理，有妥协退让之意，光绪表示反对，并时刻关注事态的发展，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趋于紧张。
光绪十年（1884年） 14岁，中越边境告急，中国军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慈禧太后却在为自己的50岁寿辰大操大办。
光绪十一年（1885年） 15岁，《中法会订与越南条约》签订，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由光绪生父、醇亲王弈譞担任大臣，但亲操其事的却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慈禧太后开始推进三海工程与颐和园工程的实施，耗费巨大。
光绪十二年（1886年） 16岁，光绪帝已经年满16岁，对现实政治和中外大事比较留心，但是慈禧太后阻扰着清朝14岁即可亲政的惯例，光绪帝仍处于傀儡状态。1886年北洋舰队访日，日本人因妒生恨引发骚乱。
光绪十三年（1887年） 17岁，慈禧太后授意举行光绪帝亲政大典，但却以“训政”姿态出现，光绪帝无法掌握实权。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游历使们撰写了几十种外国调查研究报告和海外游记。这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对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西方、推动改革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有一定积极意义。
光绪十四年（1888年） 18岁，慈禧太后选定以自己的侄女、其弟桂祥之女为皇后人选，同时选定瑾嫔和珍嫔为妃。中国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在1888年完成。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
光绪十五年（1889年） 19岁，光绪大婚，慈禧以自己属意的侄女为皇后，造成帝后两人的不和，为光绪帝不幸的婚姻生活埋下祸根。同年，在太和殿举行光绪亲政大典仪式。
光绪十六年（1890年） 20岁，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它的建设标志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
光绪十七年（1891年） 21岁，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弈譞病死，时年51岁，弈譞之死成为“宫闱疑案”。以翁同龢和瑾妃、珍妃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为首的“帝党”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的统治集团中滋长，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相抗衡。帝后两党的形成和相争成为影响中国晚清政局的关键。
光绪十八年（1892年） 22岁，光绪帝开始为慈禧太后60大寿做准备。中国近代爱国华侨张弼士先生创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开创了我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河。
光绪十九年（1893年） 23岁，唐胥铁路通车，这是当时中国最长的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后改称为“津榆路”。颐和园的石舫竣工，动用了1866年本该用于建立中国现代海军的资金。
光绪二十年（1894年） 24岁，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清政府派出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赴朝，协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日本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光绪帝虽受制于慈禧，但表示了坚决抵抗的态度，与慈禧太后妥协退让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光绪帝立足于本国力量迅速加强战备，御敌卫国。8月，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抵抗派主张的对日宣战上谕。光绪帝一直牵挂战争的进程。但北洋海军抵抗不力，形势迅即恶化，加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以作寿辰之礼，战争的败局无可挽回。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25岁，签订《马关条约》，使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中国开始走进对外借款的泥沼。康有为组织发起“公车上书”运动，一批励志振兴中华的文人、官僚集中到光绪帝周围，形成维新变法的一支力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26岁，康有为回到广东讲学，并注意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考察与办报，不惜重金广泛购置各国书刊，尤其注重搜集有关日本的资料。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27岁，光绪帝的“改革之志”更加坚定。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成立。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维新志士谭嗣同完成重要哲学著作《仁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28岁，6月，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中国开始出现蓬勃向上的朝气。但因为一些改革措施力度较大，触动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了巨大的阻力。9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宣布维新变法为非法，戊戌变法失败，并杀害“戊戌六君子”，光绪帝被冈中南海瀛台，慈禧曾试图废掉光绪，另立新君，在中外各方的压力下终未成功。变法所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留下的唯一成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29岁，俄罗斯租借旅顺口，与日本矛盾日趋激烈。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福州、厦门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权，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表明美国要在中国攫取更多“权益”的野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30岁，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以对抗外国势力，却把责任推到光绪身上。结果，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城，慈禧太后只好挟光绪帝等帝后仓皇出逃到西安。出逃前，害死了光绪帝的爱妃珍妃。慈禧太后诏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欲废光绪帝，成为光绪帝的继承人，史称“己亥建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31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被拖人更加苦难的深渊。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到北京，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开始沦为“洋人的朝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32岁，沙俄政府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从东三省撤兵。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33岁，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开学。开学后，袁世凯先后派遣北洋学生赴美国和日本留学。北洋大学前身是1895年由盛宣怀创设的天津中西学堂，又名北洋西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 34岁，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为战场爆发，腐朽的清政府竟然宣称保持“中立”。5月，清廷命外务部照会瑞士，声明愿意加入红十字联约。该会成立后，立即前往东北接运难民，同时，又在东北各省设立分会，扩大救济灾民、资送回籍和战后放赈工作。中国正式参加世博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35岁，黄兴在日本与孙中山筹划成立中国同盟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
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2-1905年） 囚禁中的光绪仍幻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苦读各国变法书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36岁，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刺杀南昌知县江召棠，激发南昌教案。天津单轨白牌电车正式通车，宣告了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在中国的诞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37岁，日俄在彼得堡秘密签署《日俄协定》，共同谋划分裂中国。罗斯福主张以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办。秋瑾任主编兼发行人。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鼓吹妇女解放，呼吁妇女走向社会，争取人格和尊严的独立。同年，秋瑾在绍兴英勇就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光绪帝在中南海瀛台饮恨离世，终年38岁。20小时后，慈禧太后崩逝，时年73岁。临终选定溥仪继统，为宣统帝。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白行完成，投入营运的铁路——京张铁路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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