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当年陈胜、吴广登高振臂一呼，顿时天下云集相应，各地群雄蜂起，武装反抗暴秦。有三位使者先后被秦二世胡亥派去打探情况。第一二个使者回报说，现在天下已经很危险了，山东各处都造反了。二世把他们砍了头；第三个使者汇报说，山东各地没有造反的情况，只是一些盗贼而已，而且已经快被剿灭了，不用担心。二世很高兴，重赏了这个使者。没过多久，汉高祖刘邦率兵攻破函谷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被掩盖住的往往才是事实的真相。当唐朝的君主第三次仓皇逃出长安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帝国竟然已经衰朽到了这个地步！

    桂林兵变

    这是帝国表象被掩盖住的事实之一。一次小小的兵变，让帝国的官吏们足足头痛了一年，这就已经不再是兵变的问题了。

    以性质而言，这又是一个“及瓜而代”的故事。

    春秋时期，齐襄公有个表弟公孙无知，因为他父亲去世得早，襄公的父亲釐公很疼他喜欢他，让他享受太子的待遇，齐襄公很妒忌。所以齐襄公一当上国君，马上就除去了公孙无知的待遇。公孙无知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齐襄公派大臣连称和管至父去戍守葵丘，瓜期时（七月）派他们去，答应等到第二年瓜期时就派人代替他们，让他们回来。可是一年过去了，瓜都烂在地里了，齐襄公还没有派人。有人提醒齐襄公，齐襄公依然如故。这两个人很生气，便联合公孙无知做内应，带领部队回到都城，冲进王宫，杀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称齐王。

    孔夫子曾经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齐襄公的不守信用直接导致了城破身亡，而同样的一次不受信用则导致了一场让大唐帝国损失巨大的兵变。

    这一次兵变先得从南诏说起。

    南诏是中国唐朝时包括现时云南全部，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一部分的国家。唐时西洱河地区有6个大部落，号称六诏，即蒙舍诏、蒙禹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因地处南方，所以也叫南诏。

    公元654年，蒙舍诏细奴逻把儿子送到长安做人质，请求得到唐朝的保护。吐蕃一直对六诏垂涎不已，从678年起，吐蕃先后征服五诏，唯有蒙舍诏始终依附唐。唐玄宗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后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兼并五诏，进爵云南王，建立南诏国。

    皮逻阁死后，儿子阁逻凤继位。此时唐朝正处于腐朽没落、大乱将发的时期，镇守云南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是个性情急躁、毫无谋略的家伙，而他的属官云南太守张虔陀狗仗人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害一方，甚至连南诏王都不放在眼里。

    按照惯例，南诏国王谒见都督府都督都要让妻子陪同。750年的一天，阁逻凤路过云南，张虔陀拦住阁逻凤一行，不仅侮辱同行的妇女，还强索贿赂。阁逻凤是谁，怎么能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于是，张虔陀就派人去辱骂阁逻凤，并向朝廷告发他试图扩大领地。

    从历史上看，人要造反一般都是被逼的。阁逻凤哪里受得了这口窝囊气，起兵攻破云南，杀了张虔陀，一口气连下三十二州。751年，鲜于仲通率八万兵众攻打南诏，阁逻凤眼见唐军众多，请求和好，并威胁说，如不同意和好，我就归附吐蕃，云南和大唐没有关系了。

    鲜于仲通自恃兵多，根本就不把阁逻凤放在眼里，他挥兵直进，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八万人只剩下一万余人。这一战后，南诏便与唐朝脱离了关系，彻底倒向吐蕃。吐蕃得到南诏作为属国，自然很满意。752年，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小赞普）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

    也是帝国劫数如此。当时杨国忠当政，他置一旁虎视眈眈的安禄山于不顾，继续征兵征伐云南。可惜大多唐朝军队是有去无回，死在南诏的唐兵前后约二十万人。差不多可以说，当时帝国的主要兵力都用在了南诏，从而使得中原守备空虚，安禄山得以长驱直入，下洛阳，直逼长安。

    南诏归附吐蕃也没什么好日子过，吐蕃在南诏征收重税，险要处设立营堡，还要南诏每年出兵助防，惹得南诏上下不满。此时韦皋经营西川，他知道南诏有意归唐，积极施加压力和劝诱，并且压倒吐蕃在南诏的势力。794年，唐遣使者崔佐时到羊苴咩城，在点苍山会盟，并签订盟约。后来在唐朝的帮助下，南诏大破倾国而来的吐蕃军队。经此一战，吐蕃衰弱，南诏一时成为西南地区的强国。

    南诏强大了之后，自然开始觊觎唐朝丰饶的物资，而唐朝边境的官员们往往都盲目自大，不习武备而又骄横跋扈，所以安静一段时间之后，边衅重新兴起。最严重的一次是，830年，南诏发动全国兵力，攻入成都，掳走数万人以及无数财物。自成都至越嶲（现四川西昌市），八百里方圆的人畜财物，被掳掠一空。后唐文宗用李德裕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南诏再来攻掠，取得三十年的安宁。

    从懿宗朝开始，唐朝和南诏之间围绕边境展开了多次战争。有一次南诏甚至一路攻城掠县，再次包围成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命全国各战区派兵支援。其中便有由武宁战区（江苏徐州）派出的八百人的部队，这支部队于863年春进驻桂州。

    政府宣布的是三年为期，期满即行调回。865年冬，三年期满，战区官员遥远地颁下一纸命令，续延一期，声明绝不再延，他们只好在三千公里外的蛮荒异乡，再驻屯三年。到了868年，第二期又满，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返乡之际，战区官员又遥远地颁下第二纸命令，再延续一年。

    事情往往坏在那些出馊主意的人身上。这延续驻守的命令是怎么出笼的呢？原来是徐州都押牙尹戡为了讨好上司，不顾群情汹汹，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提出的建议，他说，换防要花很多钱，而眼下朝廷没有军费预算，不如让这些徐州兵在桂州再多守一年。

    帝国的兵役制度原是府兵制，但随着府兵地位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做府兵，于是就在帝国最鼎盛的时期——唐玄宗朝，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有钱有势，出得起大价钱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到了唐懿宗时期，帝国早已经没什么钱了，更何况跟南诏翻来覆去的战争更是耗去了大量的钱财。另外，与南诏的战争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等地的钱粮几年内都用于供应战争，而无一分一毫输入中央，因此中央财力已经是枯而又竭了。中央没钱，地方的藩镇们也不愿意把大把的钱财拿出来花在兵力的调集上。于是便出现了为节省钱而让徐州兵戍守桂州六年的情况。

    崔彦曾是宰相崔慎由的侄子，性情严酷，为人刻薄。唐朝廷因为怕徐州士兵骄横难制，特意任命苛刻的崔彦曾镇抚徐泗。崔彦曾想了想，就听从了尹戡的建议。

    因此，一道命令发布，让他们再待一年。

    再次延期的消息传到桂州后，徐州兵群情激愤。眼看花开花落又一年，回家的希望却越来越远。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受欺骗的感觉。他们向战区所作的申诉请求，都像撞到石头上。没人理会他们，徐州的指挥官们现在正忙着在家里逍遥快活，却压根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将士们也想回到妻子儿女的身边。

    这些兵当中，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几人以前都是徐州附近著名的群盗，因为地方官府无力征讨，于是招安他们出山，充在军队中任职。这些人曾经为盗，作风彪悍，自然更加怒火冲天。刚好此时桂管观察使李丛被调往湖南，新任观察使还没有到任。这些徐州兵更加觉得自己被朝廷抛弃了。868年秋七月，许佶等人去找都将王仲甫理论。王仲甫不但不安抚，还趾高气扬地训斥众人。许佶等人气愤不过，一哄而上，杀死了王仲甫。

    这下事情闹大了，许佶等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庞勋见大家已经把王仲甫杀了，难以置身事外，再说他也渴望早日回到家乡徐州，于是被逼上了梁山，做了徐州兵的首领。庞勋带着众人冲入监军院，夺取了兵甲，武装起来结队北还，打算自行回去徐州老家。这些徐州兵因心中忿怒，于所过之地四处劫掠。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兵，训练有素，地方州县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中央政府终于发现出了这么一个大篓子，于是一面下令大赦，派一个宦官向他们宣谕免去他们叛变的罪责，准他们回乡；一面命沿途地方政府予以照料和保护。

    事情到了这儿是可以很容易就解决了，但当他们到了湖南境内的时候，先是监军宦官用计策诱骗他们，让他们将武器全部交出，接着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则派兵严守要害之处。他们开始警觉。

    他们一方面自己出钱打造兵器，另一方面继续派人向上司徐泗观察使崔彦曾送申诉状，信使一个接着一个，申诉状的言辞都相当恭敬。崔彦曾没有对庞勋等人的申诉做出任何反应。这些徐州兵原来都是他的部下，出了这样的事，他自觉脸上无光，势必要铲除这些徐州兵而后快。崔彦曾如此态度，朝廷也无法知道更多的真相，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庞勋的申诉状，更不可能安抚这些只想早日回到家乡的徐州兵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庞勋与许佶等人计议：认为朝廷赦免他们，是怕他们沿途攻击抢劫地方，又怕他们溃散到山野为盗为匪，一旦他们回到徐州，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早已设好的罗网。

    渡过淮河以后，庞勋向众徐州兵宣称：“我辈擅自归来，不过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与他们相见。听说已有皇帝的密敕到了徐州，一旦我们等回到徐州，将被肢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人所笑，还不如大家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干一番大事业。这样不仅摆脱祸殃，还可求得富贵！更何况徐州城内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外一声高喊，他们在城内必然响应。”众人听后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好。

    就这样，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看着庞勋等人日渐逼近徐州，崔彦曾召部下商议，诸将都觉得徐州治下的兵出了这样的事相当丢脸，都哭着喊着要去与庞勋决一死战。这时庞勋等人已经攻占了附近的泗州，朝廷派出大军，把他们围在城里。当夜大雾茫茫，庞勋让人招来数百艘大船，趁着大雾悄悄驶出城外，围城的官军以为他们肯定会固守此城，豪不戒备。第二天才发现庞勋等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庞勋等人来到徐州城外，正好遇上崔彦曾派出的元密任主帅的军队。庞勋把主力隐藏在附近的芦苇荡里，只派几艘船只到岸边向元密叫阵。元密觉得事有蹊跷，便带领大部分军队到岸边查看，船里这时万箭齐发，射了官军一个措手不及。元密大怒，命令立刻进攻。当官军正在为水上的那几艘船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庞勋带领主力从背后一路掩杀过来，登时官军大乱，纷纷溃逃。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元密也在乱军中被杀。

    叛军直抵徐州城下。听说元密身死，官军大败。崔彦曾一边向周围郡县告急，一边征伐丁壮入伍守城，徐州城内一片恐慌。此时也曾有人劝说他退避附近的州县，但崔彦曾估计是觉得这事闹大了，即使暂时能够保全性命，以后朝廷也不会放过他。于是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当与徐州共存亡。

    而城中的百姓大多同情叛军，更何况叛军中比比皆是他们的子弟父兄。因此无人愿意守城，城中兵力空虚。庞勋等人抵达徐州之后，他们即行攻城。城中的百姓踊跃相助，甚至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进入。坚持主张延期的都押牙尹勘、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全被捉住剖开肚肠。而以严苛闻名的节度使崔彦曾则被囚禁。

    庞勋顺利攻占徐州，固城自守，徐州子弟纷纷报名参军，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朝廷震恐，四处征调大军讨伐，但一直无法取胜，最后靠蔚州刺史李国昌的沙陀兵，才把庞勋击溃。最终徐州陷落，庞勋身死。

    在这个过程中，庞勋其实一直不想跟朝廷对抗。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向朝廷申诉，先是请求将他们这些叛军分为两个营，设置一个将军领导，朝廷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又向朝廷申诉说他们其实并无反意，一切实属军中小人挑拨而至于如此，朝廷对此仍然无动于衷；占据徐州之后，庞勋一方面派人经略周边，以巩固徐州，另一方面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徐州节度使，同时自陈绝无反叛之心，只是给将士们一个安身之地。朝廷对此依然是不理不睬，只是趁庞勋等待消息的机会调兵遣将，步步向徐州紧逼。

    可以说，是尹勘的馊主意、崔彦曾的刚愎自用以及朝廷的不作为造成了这次桂林兵变的发生。

    兵变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并不算久，但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有血战，双方死伤共计十余万人。长江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大部分受到影响，残破不堪，民不聊生。帝国在此充分显示了它的腐朽。一个小小的兵变居然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从广西一路到江苏，历时一年多，朝廷调集了十几万大军才把它镇压下去，这已经是黄巢起义的预演了。

    帝国招惹了一群徐州兵，最后却叫醒了大部分的百姓。他们从半夜醒来，隐隐约约地解觉得这个世道应该变了，因为，眼前的帝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眼前的皇帝已经不再关心他们，眼前的官僚一味其上瞒下、搜刮钱财，眼前的生活是每况愈下……

    他们想活命，却也要生活。于是起义便不可避免了。

    这次兵变，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却对唐朝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廷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败的前奏。《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话一点都不假。

    庞勋之后，各地农民起义军蜂起，帝国庞大的外表已经再也无法掩盖百姓们真正的需求。唐太宗的儿孙们最终还是没能够真正领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于是，帝国这艘大船在人民的狂风巨澜中覆灭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又一对欢喜父子

    这时的帝国皇帝分别是唐懿宗和唐僖宗，这对父子就享乐细胞、艺术细胞而言与前面的穆宗、敬宗父子有得一拼，不过他们在如此风雨飘摇之中还能自得其乐，这境界比穆宗、敬宗父子可就高太多了。

    先说懿宗。

    懿宗李漼，是宣宗的长子。

    他即位的时候其实帝国的状态很不错，至少表面上如此，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摊开到台面上来。如果这时候好好夙兴夜寐一番，估计还是可以把帝国的生涯再延续一段时间的。可惜他不是老爸宣宗，既没有老爸的谋略，也没有老爸驾驭各方的手腕和魄力，他最大的长处是得过且过，尽情地挥霍老爸留下的政治遗产。

    他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即位而且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这算是他的万幸，但却是他儿子孙子们的不幸，因为帝国在他手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自他以后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皇帝们再也不能稳稳当当地坐在长安的宫殿里游玩娱乐了。

    比起处理政事来，他更喜欢饮酒作乐，而且从不加以克制。他在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每个月在宫里总要大摆宴席十几次，花天酒地，花样繁多。除了饮酒，就是观看乐工优伶演出，他一天也不能不听音乐，就是外出到四周游幸，也会带上这些人。懿宗宫中供养的乐工有500人之多，只要他高兴，就会对这些人大加赏赐，动不动就是上千贯钱。

    他还喜欢到处乱逛，每次在宫中腻烦了，就随时驾临郊外的行宫别馆。因为他行踪飘忽不定，所以负责他的出行的官员们必须随时待命，把所有器物、食宿、乐舞都准备好；而那些需要陪同出行的亲王，也常常要备好坐骑，以备懿宗随时可能招呼他们外出，搞得大家苦不堪言。

    《资治通鉴》里边说，懿宗每次出行，他屁股后边总要跟着一大群警卫、随从、亲王大臣，多达十多万。平时他喜欢出去旅游，远处去不了，就到京城周围逛。所以如果你在京城附近的大路上看到远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的话，那么赶紧找个高一点的地方，不但可以观赏皇帝出游的壮观景象，还不用趴在地上屁股撅起来头埋在土里受罪。这么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闯州过府，给沿途地区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更有甚至，沿途的州县必须随时准备好仪仗、舞女、珍馐佳酿以备不时之需，倘若不小心哪儿有伺候不到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官肯定完蛋了。轻则贬职，重则杀头。

    他随意赏赐官职，甚至对自己喜欢的伶官大加赏赐。有一个伶官叫李可及，善音律，唱歌尤其动听，是当时的著名歌唱家。京师市井商贾屠夫像追星一般模仿他，称为“拍弹”。懿宗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前卫的，他认为李可及虽然是伶官，但他凭借自己的特殊才能为国家服务，人民都很喜欢他，因此给予他一个官职是很合理的。

    大臣们却不愿意，他们坚持认为帝国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先例。他们引经据典说，当年太宗对工商杂色之流的任职做了严格限制，对这些人仅限于赏赐财物，从来不准超授官秩。文宗时想授予一个乐官王府率的职务，也因为遭到谏官的强烈反对而改授为地方州政府的长史。可懿宗不管这些，他最终还是不顾大臣的反对任命李可及为威卫将军。

    唐人非常重视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科目考试。进士科考试录取人数很少，所以非常难。当时有一句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的就是这个。明经科考试比较简单，如果你三十岁才中明经的话那说明你的智商有问题了；而你五十岁考上进士，说明你年轻有为，才华横溢。

    因为进士及第的人一般都有比较高的声望，而且在仕途上也比较顺利，容易做到宰相。而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官员们相比之下底气便不是很足。当年元稹也曾经当上了宰相，但因为他是明经出身，故终身引以为憾。

    进士科的考试很难，每年春天由礼部负责考试选拔。但懿宗的亲信则不需要参加礼部考试，直接以“特敕赐及第”的方式被授予进士出身。皇帝的敕书代替了礼部的金榜，君主成为赐进士及第者的座主，因为皇帝的恩崇而“登龙门”，所谓“禁门就是龙门，圣主永为座主”，在懿宗时期成为人们嘲讽的话题。

    因为懿宗在任命大臣比较随便，谁能让他开心他便让谁当大官。因此，他任命的21位宰相大都毫无建树，庸碌无为。他对前朝宰相，担任相职长达十年之久的令狐绹印象很不好，所以一上来就把他搞下去了。改任白敏中。白敏中也是前朝遗老，当年也做过宰相。这时已经很老了，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在入朝时不慎摔伤，一直卧病在床无法办公。他自己觉得长期占着这么一个职位很过意不去，于是连续三次上表请求辞职，懿宗都不批准。

    道理很简单，有病不能干活，这正中懿宗下怀，他可以借故不理朝政，即使和其他的宰相在一起讨论政事也是敷衍了事，他心思根本不在这里。所以有位担任右补阙的谏官王谱说：“白敏中自正月卧病，已有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也和其他的宰相坐语，但未尝有到三刻（古代一昼夜为一百刻）的。这样，陛下那有闲暇和宰相讨论天下大事呢？”这番话使懿宗很不舒服，竟把王谱贬出朝廷去任了个县令。

    作为首席宰相的白敏中长期缺席无法理事，在他力辞之下懿宗终于同意重新任命宰相。之后的宰相们除了顺从懿宗的喜好之外都专注于攫取私利。当时长安城中的居民把其中的曹确、杨收、徐商、路岩等几个宰相的姓名编了一首歌谣说：

    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路）几时休？

    指名道姓地说他们只知道收取别人的贿赂，搜刮钱财以自肥，可想见当时帝国吏治的腐败。所谓上行下效，宰相如此，而地方官员更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义才怪呢。

    懿宗做的最荒唐的一件事是因为公主的死而杀死了二十多位御医，殃及其家人三百多口，另外为此贬斥了一位宰相、数位大臣，由此朝廷里敢于直言的大臣所剩无几。

    他有一个宠妃姓郭，产有一女，聪明伶俐，美丽动人，懿宗非常喜欢她。称为同昌公主。后来懿宗为她选了新科进士、世家子弟韦保衡为驸马。公主下嫁的时候，懿宗差不多把宫里的好东西都给给了公主。东西太多以至于韦府完全承载不下，只得临时赶造新府邸。

    看到韦家的房子不好，懿宗还在京师的广化里为公主建了一处宅院。门窗全部用各种各样的宝贝装饰，井栏、药臼、槽柜这些日常的东西都用金银制作，就连笊篱箕筐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用水晶、玳瑁、琉璃来做床，用金龟银鹿来作床腿的支架雕饰，房间里边其他的像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都是从异国他乡的宝物。

    据说同昌公主家有一种“澄水帛”，长八九尺，外表像布但纹理又比布细一些。夏天放在屋里，顿时满室冰爽。还有一颗夜明珠，晚上放在红琉璃盘里，院子里顿时亮得跟白天一样。晚上打球做游戏丝毫不受影响。

    公主从小娇惯，体质不好。她出嫁四年以后又不小心染上重病，御医们自然是穿梭不止，尽力为公主治疗，但还是无能为力，公主不久之后香消玉损。为了推卸责任，韦家上奏懿宗说公主之死纯由御医胡乱用药所致。懿宗大怒，下令将为公主治病的御医全部处死。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宰相刘瞻希望谏官能上疏进谏，但谏官迫于皇帝的淫威，无人敢于火上浇油、引祸上身。刘瞻无奈，只好自己上疏替医官辩护。果然，懿宗大怒，立即罢了刘瞻的相职，同时，还把与刘瞻关系密切的朝廷官员数人贬斥到岭南。

    刘瞻可算是懿宗任命的21位宰相里边颇有骨气的一个，也算是有作为。可惜，他还是无法容忍这种荒唐的做法，坚持进谏，于是被懿宗一股脑儿全部贬到偏远之地。据说，当时刘瞻的好朋友，京兆尹温璋也与刘瞻一起犯颜直谏，懿宗大怒，大声叱责他们以下犯上。于是当堂贬刘为荆南节度使，贬温为崖州刺史，限他们三日内离京，走的越快越好。温璋性情耿直，因为冒死进谏而身边岭南，心中激愤，长叹一声，说，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在家中自杀。

    懿宗还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再次迎佛骨入京，而且其排场、声势较之宪宗朝不知要奢华多少倍！可惜对佛的一片热忱并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佛骨迎入京师后的当年六月，懿宗又一次病重。七月十六日，懿宗就已经“疾大渐”，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难怪旧时史家有人评价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意思是说懿宗迎奉的佛骨刚刚进门，载着他灵柩的丧车就已伴着众人的哭泣到了墓地。

    873年（咸通十四年）七月十九日，41岁的懿宗在咸宁殿结束了他骄奢淫逸的一生。于是属于唐僖宗的“show time”到了！

    僖宗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他懵懵懂懂地被拉到快死的父亲面前，稀里糊涂地被立为皇太子，并并于懿宗死后柩前即位。这时他才12岁。

    这么小的年纪当皇帝在帝国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是废长立幼。这一切还得从懿宗病危说起。

    懿宗病重人事不知，十六宅顿时又成为帝国的焦点。谁将成为帝国的下一任天子，这还是宦官说了算，这一点无人怀疑。于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便当仁不让地采取了行动。一夜之间，懿宗的四位长子在十六宅府中去世，第二天懿宗的遗诏发布，李俨温和敦厚，可承继大统。于是年仅十二岁的李俨即位为僖宗。

    十二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失去了爸爸和四位哥哥，颇有些举目无亲的味道。这时候他环顾左右，也只有自幼就照顾他起居的宦官田令孜最为亲近了。当初还是晋王的时候，田令孜便待他有如儿子一般，两人经常同床而眠，而他也亲密地称田令孜为“阿父”。于是，在莫名其妙中被大家带上大殿，接受百官的朝拜，然后告诉他说现在这个帝国就是你的了，你是最有权力的人。

    什么叫权力？十二岁的他不会明白，或许在他的想像里权力便是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惹自己生气了可以让他自己掌嘴，惹自己高兴了可以赐他很多钱财。于是当面对所谓的家国大事的时候，他自然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田令孜。而田令孜无异知道什么叫权力。做了大半辈子的地位卑微的宦官，他终于也体验到了身处权力顶峰的感觉。

    手握重兵的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这两个人满以为拥立一个小孩做皇帝可谓上上之策，大很快他们便发现真正的皇帝并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在宫内生活了数十年，冷眼看遍了权力斗争的老宦官——田令孜。于是他们的日子也就到头了。他们不久之后便灰头土脸地被解除中尉职务，遣送回家，而田令孜接手，把皇帝和禁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

    田令孜知道怎么样让年轻的天子过得开心。

    僖宗是一个热衷游乐的皇帝。他从小在皇宫里长大，帝国的皇宫里边体育设施很完善，体育运动非常盛行。如骑射、剑槊、围棋这些都是在皇子们热衷的游戏。而法算、音乐他们的必备技能。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欢打马球，而且技艺高超。

    他常常和太监们进行比赛，而且经常赢球。有一次打完球，他很自负地对身边的优伶石野猪说，我如果去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的话，应该能中个状元。石野猪回答说，这倒是未必，如果是碰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陛下你估计会被责难而落选呢！

    僖宗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只是笑笑而已，完全不放在心上。

    也许是怀念当年身为晋王在十六宅的“小伙伴”们，他不仅仅在宫内玩，还动辄便跑到十六宅跟兄弟叔伯们在一起斗鸡、赌鹅，各位王爷们为了让小皇帝开心，便纷纷到民间访求斗鸡，致使民间鸡的价格上升到十万钱一只。他还跟周围的小太监们打得火热。玩的高兴了就随意赏赐。府库没钱的时候，田令孜就让小太监们劝皇帝没收在长安做圣意的外国商人的钱，不给的就送到京兆尹去治罪，用这个方法他得到了大批的宝货、钱财，可以继续享乐玩耍，而城中的外国商人就惨了。对他们而言，这可以算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差的时期。

    如果是太平之世的君主，搞一些喜欢的运动也无可厚非，但是僖宗在位时，政局已经非常混乱。

    当时的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直接用“国有九破”来描绘当时紧迫的局势，这九破分别是：每年都要动兵，而且基本天天都有，一破；外夷强横，侵凌边地，二破；权豪势要，奢侈靡费，三破；地方藩镇，领兵大将，不来朝见，四破；广修佛寺，五破；赂贿风行，习以为常，六破；长吏残暴，七破；各地赋役不等，八破；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

    另外，对天下百姓的的生存状态，他总结了“八苦”、“五去”。八苦是：

    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五去是：

    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隐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

    刘允章还在文章里边说：“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再加上官吏贪污枉法，使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申。

    刘允章说出了帝国的窘迫，这已经不是百姓的出路问题了，而是帝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对于百姓而言，他们的出路越来越明确，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一切只是时间和机遇的问题。

    但年轻的僖宗不明白，刘允章明白但却苦于没有权力，无所作为；田令孜有权力，他却对此毫不关心，对于他而言，惟一的事情便是哄天子开心，于是自己也开心，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享受生活，至于明天，明天再说吧。

    因此，可想而知，满怀希望奔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黄巢看到这一切的失望之情，落榜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绝望，这时，起义的念头已经在他心理萌芽了。

    黄巢的理想

    黄巢本来是个书生。他的理想是考中进士，打入统治阶级内部，然后跟官僚们一起腐化堕落，但腐朽的帝国无情地拒绝了他。这又是一个想参与“革命”而不得的阿Q，不过他比阿Q强多了，别人不许“革命”，索性自己动手，甩开膀子上。他这一“革命”不打紧，本已孱弱不堪的大唐从此变得奄奄一息。

    要说黄巢的理想，得先从贩卖私盐这一行为说起。

    在中国古代，盐是十分重要的生活和战略物资。重要性比之现在的石油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时代齐国之所以那么强大富庶，主要是因为它临近大海，可以生产海盐。而四川盆地因为有井盐，再加上成都平原的粮食，使得蜀地成为历代帝王的大后方，有名的“天府之国”。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谁掌握了盐的经营权谁就可以获得稳定而富足的经济来源。而铁在冷兵器时代，在农业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物质资源。有了铁，便可以生产农具，还可以生产兵器。因此，古代的政府都很重视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他们一般实施对盐铁进行垄断性经营。

    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一下子使得经营盐铁的商人们富比王侯，但他们往往为富不仁，没有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常常进行各种边疆战争，需要大量的钱财，中央财政日益窘迫但富人们却对此无动于衷，汉武帝对此大怒，便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三国、两晋注重专卖，南北朝时征税制复起。隋至唐前期，取消盐的专税，和其他商品一样收市税。唐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盐专卖又开始实行。

    从上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虽然各个朝代也有过把盐进行民营的情况，但当国家财政一吃紧的时候，他们便往往先拿盐开刀，把经营权收归国有，顿时财政收入大增。

    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大臣刘晏很善于理财。他为了解决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对改革传统的盐铁专卖制度进行改革。当时虽然进行垄断专卖，但得到的利润往往被官员们私吞，而且政府在长期的垄断后也逐渐失去了活力，使得这一项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

    刘晏决定实施政府与商人合作的官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度。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一次产权重新划分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政府对商人说，盐是我的，我生产出来，但由你们来进行运输和销售，我负责保护你。不过前提是，你要成为盐商，你得先交一大笔钱，以获取成为盐商的资格。大家都能看到做盐生意是块香饽饽，那些平时家底雄厚的大农民和大商人都赶紧交钱，做起了运输、买卖食盐的生意。这项政策在开始有效减少了走私食盐的情况，给国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唐德宗之后，盐价跟现在的石油一般，价格一路攀升。而原来的盐法时间长了，弊端越来越多，当然空子也越来越多。因为利润丰厚，贩盐成为非常有效的致富手段。

    这时搞食盐走私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中小商人，他们无论是钱财还是权势都不够，无法进入体制内参与财富分配；二是大量破产逃亡的农民。他们加入贩卖私盐的行列，成为非法的个体户；三是所谓的“官商”。包括盐商、为官府放贷的高利贷商人在内的富户大贾，他们有钱有势，在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参与走私。

    到了帝国后期，其他方面的生产差不多都很凋敝，收入不多，盐税因此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支柱，占整个财政税收的半壁江山。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只能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走私，甚至采取连坐法，一人走私，邻里家人都要受牵连。

    但打击的结果是对那些在各种政治势力庇护下参与走私的富商大贾毫无影响，而那些体制外的小商小贩则大受其害。在严厉打击下，私盐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他们互相联系或者聚伙走私，或者遥相呼应，有时候贩盐，没盐可贩的时候就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当然也有人平时就是老老实实的商人，而有机会的时候便是典型的盐贩。

    黄巢干的就是这种事情。

    黄巢，曹州冤句人（现在的山东曹县西北），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曹州是贩卖私盐的“重灾区”，是私盐的重要集散地。当地有很多贩卖私盐的家庭，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贩卖私盐，到了一定的年龄便开始谋取其他的出路。

    唐代的商人可以通过买官捐纳、参加科举考试和参军三条途径谋求政治出路。一般的小商人没钱买官捐纳，由于自身地位卑微，一般情况下科举中第的可能性也很小。而募兵制的实行虽然为小商人们提供了入仕做官的可能，但由于募兵制长期被宦官操纵，能够获得军籍的也只有那些家资丰厚的大商人。到了帝国末期，由于延揽人才、招募军队的需要，无论中央政权还是地方藩镇，都极大地降低了招贤纳士的门槛，这就为那些文化素养不高、财力不厚的私盐贩通过参军改变命运提供了可能。

    黄巢小时候爱读书，读过一些经典、传述，能写诗。据说有一次，黄巢父亲与一老人以菊花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黄巢父亲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应声咏了一首《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青帝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主管万物的生长。在这儿黄巢为在秋天才开放的菊花大鸣不平，认为天气太冷连蝴蝶都不愿意来光顾了。他雄心勃勃地说，以后要是我做了主管万物生长的青帝的话，我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开放。

    既然是出生在盐贩子家庭，家人不仅仅教他读书写字，还教他舞枪弄棒，这估计正是黄巢的诗歌与那些酸腐的读书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写所谓的爱国忠君、讥讽时弊，也不写感时伤怀，更鄙视那些什么孤高自赏，清风玉洁，他要的是直接的改变，而这改变则是由他来完成的。

    家里自然能够希望他中第做官，然后一方面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对家庭生意也可以多加“照顾”。据说父亲给他取名为“巢”，就是指望儿子日后能够荣登科榜。“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于是他便带上一笔钱兴冲冲地奔赴长安，准备去寻求他的成功之路。

    唐代的长安可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这儿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官员，与大官们大太监们甚至与皇上沾亲带故的更是数不胜数。而且满大街都是古惑仔，他们都往往是各地的楞头青，觉得家乡小地方不适合自己这“蛟龙”发展，于是都到京城寻找机会。还满大街都是读书人，这帮读书人都是来求取功名的，他们在长安没事可干，先把自己的作品复印多份，然后哗啦啦地抛撒出去；要不就是像陈子昂摔琴那样惊世骇俗地表演上几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长安的大人物听说有自己这么一号人物。再一个就是满大街的酒铺子和妓院，当然还有满大街的富人，其中有印度人、波斯人、朝鲜人、吐蕃人，各种语言、肤色、身高、体重都有。

    所以京城不是好混的地方，据说当年白居易也跑到京师去求取功名。他爷爷还当过宰相呢，也算是典型的世家子弟，但长安的世家子弟实在太多了，他一到长安便感觉整个人被融化掉了，什么都不是。一个大人物听到他名叫白居易，笑着说，恐怕你在长安居住的不容易啊。后来小白赶紧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献上去，这位大人物过目之后大为赞赏，说，嗯，这么有才的话，是可以在长安白白居住的。

    黄巢当然没有白居易那么有才，所以他每次总是花完盘缠之后便灰头土脸地跑回家了。他还是挺本分，知道老爸赚钱不容易，也不敢过多地留恋京城。

    几次落第后的黄巢终于绝望了，他越来越郁闷，求取功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每次进京都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最后一次落第，他题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他在心里恨恨地发誓——一定要以另外的身份进入长安，他要让长安的百姓们夹道欢迎，要让长安的豪贵们在他面前颤抖。

    科举之心死，他没有选择参军，而是正式步入贩卖私盐的行列。在这个行列里，他碰上了首倡起义的王仙芝。

    有压迫就有反抗。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的那一年，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朝廷的高压政策，王仙芝聚集了几千个农民，在长垣发动起义。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直接打出均贫富的口号，谴责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口号得到百姓们的热烈欢迎。

    黄巢看到当年的哥们已经动手了，于是也起兵响应。这场颠覆帝国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起初进行的很顺利。黄巢起兵后不久便和王仙芝汇合，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朝廷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眼见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黄巢得知这个消息，气极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责备王仙芝，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

    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自己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

    这么一来，哥俩个也只能分道扬镳了。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被唐军打败，他也死在乱军之中。王仙芝失败后，残余的兵将在尚让的带领下与黄巢的农民军汇合，大家推黄巢为王，又称冲天大将军。

    王仙芝的死给了黄巢独立领导起义机会，也给了他与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筹码。其实，无论是王仙芝还是黄巢，作为游离在国家体制外的私盐贩，他们都一直没有放弃过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梦想。黄巢之所以反对王仙芝此时受招安，只不过是因为此时他们的筹码还太小，完全不足以与朝廷谈判，至于骂王仙芝的“同心协力，平定天下”云云，估计他自己也是不太相信的。

    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大批兵力准备围攻。黄巢看出敌人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到占领广州，形成与长安形成对峙的局面。

    早在围困广州的时候，他便通过唐浙东观察使崔璆和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二人替他向唐朝廷上书：只要朝廷授予他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他便愿意归顺。之所以是天平节度使，而不是其它地方，一是因为天平富饶，二是因为黄巢本人是山东人。当然朝廷没有接受。

    黄巢一怒之下攻破广州，大肆掳掠。但同时他开始犹豫了，看着远方的长安，他不由得对前途有些厌倦，他再次找人上表，要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看样子他是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了，不用到山东，在广州当个地方诸侯也不错。但朝廷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对于这种地位卑下的盗贼，朝廷一贯的政策是诛之而后快。他们的逻辑是对于那些地位比较高的如节度之类的叛乱可以姑息养奸，因为他们也算是上等文明人；而对于这些犯上作乱的草根阶级则决不姑息。在这一点上，帝国的阶级论一清二楚。

    朝廷没有回应，而广州城内却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手下的将士们开始想念北方的煎饼和大葱，都纷纷请求向北发展。黄巢对朝廷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他决定带兵北上。于是黄巢带领人马一路北上。朝廷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击，被黄巢起义军各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朝廷寄予厚望的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出来应战。黄巢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直奔东都洛阳。

    朝廷差不多绝望了，高骈此时并非真的中风，而是有人告诉他说，主公你如果打赢了那地位也上升不了多少，而且还有功高盖主的嫌疑；而万一打输了，赔了老本那就不划算了。高骈想想觉得很有道理，便按兵不动了。高骈直接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的节度使也依样画葫芦，来了个隔岸观火。

    高骈狠狠地玩了帝国一把，但帝国除了写封信恨恨的骂高骈一顿之外，对当前的局势完全束手无策。而高骈也毫不示弱，他写了封回信，把责任都推卸到僖宗身上。于是君臣之间两地鸿雁传书，展开口水战，这不仅仅在帝国历史上罕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估计都只有这么一次。君不君，臣不臣，帝国也快不再是帝国了。

    趁着这对君臣大打口水仗的时候，黄巢迅速渡过淮河，占领洛阳，掳掠一番之后挟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

    潼关失守，长安已经是直接暴露在黄巢的眼下。僖宗和宦官田令孜匆忙带着妃子和一些宗亲，抛下大臣，逃到成都去了。

    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尚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黄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了。”

    黄巢实现了他的理想同时也超越了他的理想。他终于以另一种身份来到了长安，但他仍然是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朝廷对立，他依然没有能够进入国家的政权体制之内。现在攻下长安，他已经无路可退，于是宣布建立大齐政权，原来的体制既然无法接纳自己，那么干脆重建一套体制。

    他在长安严惩皇族、公卿，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降官张直方家夹壁中藏有高官显贵百余人，被发现后全部处死。另外没收富豪的财产，号称“淘物”。黄巢终于把自己当年在长安所受的种种怨气发泄一空。

    带领将士们南北纵横，转战大半个中国，黄巢迎来了他的辉煌，同时也迎来了他的黄昏。在长安驻扎时间未久，各地诸侯们眼见僖宗逃至成都，天下无主，便都抖擞精神，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准备在这个乱世里边分一杯羹。于是各路兵马包围长安，城中粮草缺乏，军心涣散。

    没过多久，黄巢被迫离开长安，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从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反正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便这么失败了。

    这场起义由盐贩子发动，同时也为更多的盐贩子们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舞台。在这场起义里，王建、钱镠、朱宣等私盐贩则选择了一条与黄巢截然相反的道路。王建少年时代贩卖私盐，后来参加忠武军，起义爆发后，投奔避难成都的唐僖宗，被田令孜收为养子，在藩镇兼并战争中壮大，成为前蜀政权的缔造者。钱镠年轻时以贩卖私盐为业，后应募参军，在镇压起义军中名声大噪，在藩镇兼并战争中因战功担任镇海节度使，先后被朝廷封为吴王、越王，成为吴越王国的建立者。朱宣的父亲因为贩卖私盐被依法处置，朱宣受父亲牵连遭鞭笞刑罚，后参军镇压起义军，因战功升任濮州刺史、郓州马步都将，在藩镇兼并战争中被朱温杀害。

    由食盐带来的税收养活了帝国的大部分官吏，但也正是由食盐带领的一场起义把帝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场起义中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李克用和朱温，但也正是后者，把帝国直接推向了灭亡，后世史学家痛心疾首地说，帝国亡于朱温之后。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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