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是典型的谢幕表演，开幕即谢幕，无论是唐顺宗本人还是在他的名义下进行的“永贞革新”都不过昙花一现。在大唐逐步没落的道路上，这场变革留下了对一个欲有所为而不能的帝王的感慨，还造就了几个不失轻率但敢想敢为的勇士，其实，这是一场唐朝版的“百日维新”。

    以顺宗的名义

    德宗驾崩，顺宗继位，但不久后大臣发现继位的好像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他以第一秘书的身份在顺宗的名义下获得了决策朝政的大权。

    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二十三，唐德宗李适病死在皇宫的会宁殿。这一消息并没有被立即公布，又一场宫廷后嗣的角逐在紧张地进行。焦点人物是太子李诵——未来的唐顺宗以及舒王李谊。按道理太子李诵已经备位二十多年，名正言顺，继承大统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他在一年前因为长期心绪不宁，感情冲动而得了中风病。不仅不能随意走动，而且连话也不会讲了。因此当父亲德宗身体不豫，亲王贵戚都前往问候的时候，太子只能卧病在床，无法侍奉身侧。德宗咽气前思念太子，让太监去找太子，父子之间想最后见一面，顺便嘱咐后事。可惜，这一愿望被以大太监俱文珍以太子身罹重疾，无法入侍为由扼杀了。

    但另一方面，德宗一直都很喜欢李谊。李谊本是德宗三弟李邈的儿子，在子侄辈中年纪最小，深得德宗宠爱，因此认作自己的儿子，封为舒王。德宗曾有过废太子而立舒王的想法，后经老臣李泌力劝而罢。

    这么一来宦官们就取得了在立嗣这一经典话题上的发言权。这时候的宦官已经具有了非常的权力，虽然还比不上后面朝代的随便废黜皇帝，但身为中官同时掌握皇家禁卫军的军权，与外镇深相接构，这使他们往往能够综合利用各种途径影响政局。对于这些作威作福的宦官们，太子并没有给与他们好颜色。李诵性情宽仁、办事果断、明智贤能，对于父皇身边的宦官们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此，宦官们决定此时出击，把李谊推向前台。

    太子与舒王博弈的结果是太子凭借正统的地位获得了朝臣的支持，大把胡子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卫次公一听宦官们准备改换皇帝候选人，他胡子都气歪了。当即大喊起来，太子不是还没死吗？就算太子死了，还有太子的儿子李纯呢！宦官们对一大丛因为生气而抖动不止的白胡须发怔了，他们找不出话来。于是只能答应，但背地里却一面让宦官带着皇家禁卫军——神策军的官兵在宫门外呼喊，大意是他们要见活的太子，否则就造反；另一方面，德宗宾天太子继位的消息发出去之后，文武百官也很想一睹“阔别”了一年多的太子，确认他还能不能做皇帝。这给支持太子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其中就有太子的老师，“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王叔文、王伾。当时王叔文还是典型的小人物，太子已经在床了躺了一年多，眼见病也没有什么起色，而他的政治前途也一样没有起色。因此，这次太子能否成功上位对于他而言至关重要。

    还好太子很争气，王伾一路小跑到太子寝宫，宣布了一条好消息：皇帝驾崩太子继位，一条坏消息：太子必须召见神策军将领、朝见百官以安定人心。前一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后一条更是激发了太子的斗志，于是奇迹出现了——太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步走到九仙门接见群臣，顿时万岁之声响彻长安城。

    于是太子成功上位，成为唐顺宗。但这并不代表着权力的顺利过渡。太子要处理政务必须采取比较特殊的方法。据说他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时候往往是隔着很厚的帘子，在帘幕之后有宦官李忠言和宫妃牛昭容服侍。李、牛二人呈奏朝廷事务，顺宗只要点头同意摇头否决就行。大多数的时间文武众臣是见不到他的。因此，首先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让皇帝信任的人来处理政事，争取让皇帝在点头摇头的时候不要太费劲；其次便是沟通渠道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人来作为内廷与外部沟通的桥梁。

    但王叔文要的不仅于此。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顺宗对王等人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制度法令有无异议，我们惟一知道的是李忠言、牛昭容都是王的人，或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我们便可以看到，顺宗继位，王叔文由一个毫不起眼的东宫侍读成为翰林院学士，事实上掌握朝廷决策大权；王伾依然为翰林侍诏，作为联络员；韦执宜在王叔文的荐引下成为宰相，直接从翰林院获诏，单独处理政务，完全把另外三位老宰辅架空。成为所谓的“伴食宰相”。另外，“八司马”的两大悍将——柳宗元与刘禹锡继续做御史，好观察百官动态，另外保持舆论上的有利地位。至此，王叔文不仅仅把自己的小集团逐一安排妥当，还精心构建了“内引外联”的决策机制。王叔文决策后，王伾传意刘忠言，刘传谕翰林学士草拟制诰，然后下宰相韦执谊执行。

    王叔文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想起多年来的苦苦煎熬，他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把。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小媳妇做久了，不仅不会把志气磨光，反而往往会把种种怒气、怨气慢慢地沉淀、酝酿，到熬成婆婆的那一天便如数加在新来的小媳妇身上，因此一代代的小媳妇成为一代代的婆婆，一代代的受压迫者一边痛苦地煎熬一边在心里憧憬着压迫别人的未来。王叔文当然不是小媳妇，不过他以下棋侍诏的身份成为太子最信任的老师臣子，并最终借助太子走上权力的最高点，这不能不让他踌躇满志。

    当年像王叔文这样的东宫侍读还有一些，有文学侍读、书法侍读还有下棋侍读等各种文体项目。太子当年身康体健，精力充沛。作为储君，他对当时的政局有很多看法，同时也尽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对朝政进行评议。贞元年间，当时朝中以陆贽一派和裴延龄一派针锋相对，尤其在选相的问题上大费周折。陆贽一派清明正直，而裴延龄一派则以佞得幸，他们成天跟在德宗后头打小报告，有事没事地找陆派的晦气。德宗虽然也不是全部相信他们所说的，但谎言说上三遍便成真的了，于是便准备让裴延龄做宰相。太子这时候力排众议，在德宗面前从容进言，搅黄了裴等人的好事。

    太子还喜欢跟他的侍读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朝政。当时百姓最反感的是宫市。

    有一天，太子跟侍读们在一起又讨论起了这个问题，他越来越来劲，最后脖子一仰，以太子的优越感大声宣布，我明天就去跟父皇说这事。侍读们一听太子这么大气凛然，都被感动了，纷纷感慨皇帝真是英明的皇帝，太子也是英明的太子。但就只有王叔文对着书桌发呆，一言不发。太子很纳闷，众人走了之后他问王叔文是怎么回事，对于自己如此优良的表现居然无动于衷。王叔文慢悠悠地看着他回答说，太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危险吗？

    这击中了太子的软肋。太子监国，自古有之。太子是未来的储君，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但并不具有实践上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如果太子表现出太大的政治参与热情，那说明太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了，于是老爸就得担心这儿子哪一天会不会把自己干掉，合理合法地继位？鉴于这种考虑，标准的太子要做的是随时跟在老爸后边，做皇帝的实习生，眼睛放亮点，耳朵竖直点，多看多听多学习，但不能多想不能多说更不能多做。春秋时期晋献公想废掉太子申生，于是就让他带兵去打仗，稍微有点政治觉悟的大臣一看就知道太子肯定完了，因为太子已经是皇帝的后继人选，论地位无人能及，所以打赢了不会给他带来地位上的上升，反而给老爸带来猜疑；而打输了更惨，不仅仅暴露出他的无能还会给别人攻击他留下口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子一旦不在老爸周围这就危险了，种种谗言就会在这时候出现。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就这么完蛋的，得罪了皇帝被打发到边疆，老爸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爸的诏书也不知道，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掉了。

    所以，太子以前经常在德宗面前进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已经很晃眼了，现在再拿宫市去跟皇帝说事，那肯定玩完。太子一听，有道理啊，所谓万花丛中一点红，你就是我的姜尚、傅说，我就靠你了。就这样，王叔文取得了太子的极端信任，成为第一秘书，太子凡事都与他商量。

    王叔文顺理成章成为太子的第一代言人，并组建了自己的小集团。因此，当顺宗继位，叔文入阁，韦执谊拜相之后，文武大臣们发现这好像不太对劲。王叔文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居然成了权力的中心，府邸之前车水马龙，官员的升迁、士子的引起但凭王氏一派人物裁定，而王党中年轻的御史如柳宗元、刘禹锡之流更是气势大盛。这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他们充分利用手里的权力干了几件大事，不过但这时候离他们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贬所也就不远了。

    王叔文之死

    王叔文就是唐代的晁错。一场短短的变革在宦官、太子、朝臣和外镇的联合下被扼杀，核心人物王叔文也被“清”出了君侧，第二年被赐死在贬所。想起来，王叔文最大的缺憾在于他太理想了。中兴大唐的使命不该由他来完成，老天自有安排。

    翰林学士的地位很特殊，他们要做的一是起草机密诏令，二是轮流值宿内廷，以备皇帝随时召唤使用。因为翰林学士可以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下与皇帝商讨政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容易被皇帝所采纳，因此他们有“天子私人”的说法。

    王叔文便是翰林学士之一。当时翰林学士一般是六人，从德宗朝遗留下来六位老翰林，其中就包括顺宗继位的关键人物卫次公。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公在顺宗及其王叔文一帮人的生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的一席话把他们推到前台，也正是他的一个联盟让他们一败涂地，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这是后话。反正翰林当时已经满员了，这自然让王叔文等人不能容忍，翰林学士如此重要，如果这场攻坚战拿不下来的话，那么一切肯定玩完。因此唐顺宗刚一即位，便硬往里边塞进王叔文、凌准、王伾三个新学士，使翰林学士的人数达到九个。不过，后期的行为证明，有他们三个就够了。他们刚进入翰林院，便开始堂而皇之地开展夺权斗争。让革命老前辈们靠边站，自己人掌握翰林谋议大权。不仅在翰林院，他们还在其他地方广泛安置私人，破格提拔自己人，全面控制了整个局面。

    此时，形式一片大好。史书上说德高望重的老宰相们相继跑回家睡大觉去了，说是当不了“伴食宰相”，意思是说他们除了根据相关制度陪新任宰相韦执谊吃吃饭之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好歹他们也算是元老重臣，现在这些年轻人不但不让他们干活，还一点敬老的心都没有，尤其可气的是，他们发现宰相府的会餐饭越来越“难吃了”。

    唐朝有制度规定宰相们在会餐的时候是不接待客人的。但王叔文不管这个，一天中午他跑到翰林院门口对着门卫大声呵斥，说赶紧让韦执谊出来见我，我都没吃饭，他急什么？要知道韦执谊之所以能当上宰相全靠的是王叔文，所以韦执谊就很难办，一方面是继续在外边骂门的王叔文，另一方面是宰相的尊严，何况现场还有几个老头子，中途退席总不太好。权衡了半响，他出去了。老头子们只好停下筷子，眼巴巴地等他。饭菜都凉了大半天了才有人跑回来通报说，王大学士已经找人送饭过来与韦相一直吃了。几个老头子气得胡子眉毛一块儿哆嗦，说这饭难吃啊，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

    元老们尚且忍气吞声，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当时的朝廷对于王叔文来说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唐朝的科举考试公开允许作弊，年轻的士子们可以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当然有钱或者有大官有名人有节度使的介绍信更好去找朝廷大臣主考官，如果受到赏识的话，那考试就基本没问题了。当年白居易拿着他的诗文去找主考官，主考官读后大为赞赏，跟他说，可惜啊，前三名已经有人选了，我就暂定你为第四名吧。可想见当时考试制度之开放。因此，当时就有很多年轻士子想去拜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人太多以至于在附近的旅馆酒店过夜的费用连番了好几番。王伾估计是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跟老婆半夜数着大捆大捆的钞票一面激动得手舞足蹈，另一面感到深深的恐惧。于是他们弄来一个巨大无比的柜子，把钱放里边，然后再睡在上面。

    我们的诗人柳宗元和刘禹锡当时还很年轻，大概三十四五岁，正是血气纵横的年龄。他们当时的安排是呆在御史里边观察官员们的动向，并随时准备充当批判别人的枪手。两个人于是拽得不行，平时跟他们关系不错的人往往凭他们一句话就升迁了，他们还很不把顶头上司有名的大臣武元衡放在眼里。

    这些自然让文武群臣看不顺眼，王叔文他们也就成了众人眼里的“群小”，“群小”们充分利用手里的权力，干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惩办大贵族大贪官李实。李实是唐朝皇族，袭封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粮田大面积颗粒无收，他却大肆虚报产量，强迫农民照常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毫不留情，杀一儆百，拔了这颗钉子。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欢呼相贺。

    紧接着，又连办了不少好事，主要有：一、废除宫市：二、废除五坊小儿；三、禁征宫中乳母；四、废除常贡以外的进奉；五、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

    五坊小儿与宫市一样性质，同是暴虐之政。所谓五坊，是指鵰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务者。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百姓家门口及水井上，不让百姓出入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许可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批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王叔文革除宫市与五坊小儿这两项虐政，百姓拍手拥护。

    唐德宗贞元年间，宫里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总是不能中选，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时，经常出卖产业在民间选购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成为民间一害。禁征宫中乳母等于为民间除了一害，让那些有姿色的民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唐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五十万缗，少也不下三十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王叔文掌权后，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接着又罢除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朝中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由盐铁使经管。所谓盐铁使月进钱，是后来巧立名目，在正课之外，每月向皇帝进贡的所谓羡余钱，专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它的被废除，于国于民皆有利。

    唐朝后宫二三千人，有许多宫女头发白了也见不到皇帝一面。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诗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就是咏叹宫女悲惨生活的诗。三月初，释放宫女三百人，释放教坊女乐六百余人，还通知她们的家属到宫门外迎接。宫女放出后，百姓家人团聚，高呼万岁。

    同月，追调前宰相陆贽、前谏议大夫阳城等大臣回京听用。这些大臣多因正直敢言，触怒了皇帝，而被贬逐到外地。唐德宗自贞元十年（794）起，长期不颁布赦令，不再重新使用被贬逐的大臣。但他们大多很有才德名望，调他们回京，深得人心。可惜陆贽、阳城还没有听到佳音，就死在贬所了，正人君子都为之扼腕叹惜。

    在实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革除了这么多的虐政、弊政，做了这么多好事，可见他们的决心与魄力。这些事情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欢迎，也能争取到大部分官员的赞成，但接下去的就没那么容易了。

    先是抓住财政大权。只要掌握了钱粮，什么事情都好办。当年三月，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錡为镇海节度使，解除其兼领的盐铁转运使职务，明是升职，实是削他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接着在两天之后，王叔文亲自兼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距顺宗继位才51天，有人说王叔文真是迫不及待了。

    钱财在手，不过问题也来了。主要集中在太子、宦官和藩镇上。而这三者也是最终导致集团覆灭，王叔文凄凉地死在贬所的原因。

    广陵王李纯这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跟他老爸当年一样，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兴趣。更何况老爸身患重病，朝中大臣都知道顺宗不会太长久。当年卫次公极力主张立顺宗的理由之一就是顺宗即便死了，还有他身强力壮而且很被大臣们看好的广陵王。

    在大臣们对王叔文的种种小动作搞的极端郁闷的时候，他们想到了太子。他们认定顺宗已经基本不能正常处理政务，一切决策都出自于王叔文之手，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让广陵王成为合法的太子，以维持朝廷的正常秩序。这一想法让王叔文们很不安，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属于顺宗的“私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的“私人”便是皇帝身边的信臣，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源于皇帝的信任，所以当新皇帝继位，他们往往会被驱逐出权力中心。这对于王等人说是很不能忍受的。所以，惟一的办法是坚持让顺宗“亲政”，反对正式册立太子。

    王等人不仅把广陵王得罪了，他们还得罪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太监和外部的藩镇。

    和太监的冲突首先是因为他们罢除宫市、五坊小儿，这让小太监们失去了作威作福和捞油水、敲竹杠的机会；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想从宦官手里夺走兵权。

    当时皇帝的禁卫军称为神策军，由宦官掌管。王叔文他们想当然地派出一个在军队里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去奉天设了一个管理诸路神策军的行营，让各地神策军首领带领兵马前来报到。这一行动并没有引起俱文珍的注意，但当王叔文加派自己人韩泰做范希朝的行军司马时，俱文珍一边看着京西神策军各首领送来的分析报告，一边冷笑了，他在心里说，姓王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于是他通知各地将领，让他们原地待命，不用领会奉天的行营。范希朝和韩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于是范韩老少二人在奉天可怜巴巴地等了半个多月，没有一将一兵前来报到。夺权的计划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王叔文们的夺权宣告失败，而太监们已经决定搞倒他们了。

    藩镇的事更邪门，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副手刘辟到长安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刘辟转达韦皋的话说：倘若您把剑南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自当不惜一死，尽力帮助您；倘若不肯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也自会有办法向您回报。王叔文怒不可遏，坚决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吓得刘辟狼狈而逃。这多少有些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味道，反正韦皋听到汇报后勃然大怒，本来想与王叔文同一阵营，可惜热脸贴了冷屁股，于是彻底倒向太子一边，分别上了《请皇太子监国表》和《上太子笺》，同时在宦官的联系下，河东节度使严绶、荆南节度使裴均也先后上表，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扳倒王叔文。

    社会舆论具备了，太子准备好接手了，大臣们也同意了，藩镇也支持，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就轻而易举地策划了一起小小的宫廷政变，到顺宗的寝宫逛了一圈，出来便宣布由太子监国。

    王叔文们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祸不单行，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也发生了不小的摩擦，集体内部开始分裂，而这时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丁忧去职。不久，太子集团就对王派进行全面清算。先后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后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继位当年，赐王叔文死，年仅54岁。

    一场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的革新运动就这样走到了尽头。王叔文等人的革新非但没有成功，还留下诸多祸患，其中之一便是太监重新掌握大权，太监在帝国的角色变得牢不可破。可以看到，宦官俱文珍在这场较量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背后，我们还需要关注什么呢？

    宦官俱文珍

    史书上说俱文珍果敢决断，弃利好义。不过那是正史的说法。他一手策划颠覆了王叔文集团，也终结了顺宗的皇帝生涯，拥立了宪宗李纯，但后来居功自傲，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史书上这么说，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太监力量的逐步强化，在大唐晚期，太监之害已如附骨之蛆，无法剔除，于是只能由之一步步地把大唐这辆巨大的战车拖向黄昏的山谷。

    俱文珍小时候被一个姓刘的宦官收养，于是改名刘贞亮。他的首次亮相是在公元787年（贞元三年），当时吐蕃进犯京师，唐德宗命侍中诨瑊为盟会使，前往平凉与吐蕃会盟，谋求和好。俱文珍以宦官的身份随军队前往。会盟时，唐军受到吐蕃军队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诨瑊仅以身免，包括俱文珍在内的六十多人被俘。因为主要的绑架对象诨瑊逃跑了，所以俱等人全部被放了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俱文珍回来后便被任命为宣武军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的监军。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植个人势力相类，他也趁机私自培植了一直拥有千人的亲兵队伍。几年后，他的军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很多领有兵权的宦官都依附于他，他成了禁军中的重要人物。

    宦官掌握兵权肇始于唐代宗，当时郭子仪北伐，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当时的大太监鱼朝恩统帅，开始了宦官监军制度。当时的监军权力非常之大，郭子仪等九大节度使分兵挺进，准备解放被乱兵占据的长安，但身为总监军的鱼朝恩瞎指挥，贻误战机，导致不仅没打败叛军，还损失惨重。但鱼朝恩不仅没被罪罚，反而把失败的责任推在郭子仪身上了事。不过这也正合皇帝的本意。自安禄山起兵，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后，皇帝对于掌握兵权的大将越来越不信任，尤其是那些战功赫赫的名将。于是，军权逐渐落入宦官手中。不过，后来的鱼朝恩越来越骄横跋扈，唐代宗也无法忍受，只能将之处死。鱼之后，宦官一度屏气凝声，兵权也回到朝臣手中。

    德宗继位的时候，吸取老爸一朝的教训，打算削弱藩镇和宦官的权力。他利用一个藩镇去攻打另外的藩镇，准备让地方诸侯互相争斗，自己坐壁上观，最后等大家元气大伤，在出面搞定天下。小算盘打的非常不错，可惜他有些低估了藩镇们的智商。那些节度使都拍着大腿骂，你小子以为我真的是大老粗啊，想当年你老爸还要让我三分呢！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德宗调遣驻守泾原的军队去增援哥舒翰攻打蔡州的李希烈。泾原兵都是些乡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好不容易路过首都长安，就想进去见见世面，喝一碗传说中的羊杂汤。但他们看到长安原来除了羊杂汤之外还有无数的金钱和摩登美女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去打李希烈了，就在长安打土豪，大砸大抢。德宗慌了，赶紧召唤禁军，可惜没有人响应他。于是德宗只能带着一些皇子皇孙金银细软跑到了奉天，途中还被抢了一次。经过这次刻骨铭心的失败，德宗深刻地认识到手边没有兵的痛苦。于是，他决定重用宦官，令宦官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军权又回到了宦官手中。

    俱文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兵权的。他成为禁军中的大人物之后，便拥有了影响朝政的实力。一段时间之后，他把亲信们安排在各个部队，自己挺进高层，回到德宗身边侍候，成为宫廷内部的首领大太监。

    太子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私人”对父亲的“私人”不太感冒，因此顺宗还在做太子的时候，跟俱文珍就有些合不来。俱文珍深知这一点，他尽可能地破坏德宗、顺宗父子的感情。德宗曾经有打算废黜太子改立舒王，其中不能说没有俱文珍的影响。在老臣李泌的极力反对下，太子才暂时保住了地位，据说当太子派人去向李泌表示感谢的时候，李泌说，有我在的一天，陛下可保无事，我死后我不知道了。

    果然不出所料，德宗染病，俱文珍等人在旁边侍候。此时顺宗已于一年前患中风，一直卧病在床。德宗临终前想让太监传唤太子，但被俱文珍以太子有疾，不能前来的借口拒绝了。德宗抱憾宾天，俱文珍密不发丧，广泛联络，争取得到诸位亲王的同意扶立舒王。此时，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诸王不敢明确表示支持，俱文珍只能把目光转向大臣，希望得到支持。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以卫次公为首的翰林学士们一致主张太子继位。俱文珍面对如此情形，只能偃旗息鼓，退守以求自保，太子终于继位是为顺宗。

    遗憾的是，顺宗病体不愈，无法谋划政事，而王叔文等人终是书生，玩政治根本不是俱文珍的对手。因此，顺宗继位之后，掌权的王叔文集团并没有先对先帝的“私人”俱文珍来上一场清洗，反而只是不疼不痒地搞了几个小动作，诸如罢宫市、撤五坊小儿之类。最大的动作莫过于想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但他们想到的计策却又经不起推敲，那些“老江湖”“老政治”们一眼就看出来他们在玩什么把戏，来了个不理不踩。

    随着王叔文集团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反对，俱文珍真切地感受到他翻身的机会来了。自谋立舒王不成之后，他已经隐忍了一个半月，他站在宫内的一个小房间里，整日昂首看天，看似悠闲，事实上却耳听八方，不断估量着情势的变化。现在，机会来了。

    他的第一步棋是正式册立太子。要扳倒王叔文等人只能靠另立新君，而最佳的候选人是广陵王李纯。李纯是顺宗长子，当时已经有二十七八岁，为人果断、行事坚决，在朝野中已有很高的声望，很多人都已认定他是未来皇帝的不二人选。俱文珍决定放弃舒王，改投广陵王的怀抱。

    唐顺宗患病之后脸颊变形，不能见人，也不能说话。日常生活由牛昭容料理，政事则由王叔文拟议，亲信太监李忠言呈上，获准否之后转给宰相韦执谊处理。一天，俱文珍趁李忠言不在，带着一群小黄门直奔顺宗寝宫。他们不顾牛昭容的阻拦闯入寝宫，来到顺宗睡榻之前，打开早已准备好的纸条，给顺宗过目。顺宗无力地睁开双眼，再无力地闭上，突然点了点头。俱文珍一阵狂喜，出门后便宣召翰林学士入内草拟奏议，正式册立广陵王为太子。

    王叔文是事后知悉此事的，他感到大事不妙。于是决定加快步骤夺取宦官的兵权，可惜这一步棋实在不很高明，被俱文珍轻易挫败。

    俱文珍是越来越有把握了，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他通知与他关系颇为不错的河东节度使严绶和荆南节度使裴均，让他们上本参奏王叔文集团的种种劣迹，不过重头戏则是剑南节度使韦皋。当初韦皋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兼领西川三镇，于是派副手刘辟进京试图打通王叔文的门路。刘辟与王叔文的会面颇有意思。当时刘对王说，帮忙的话，韦老大肯定会有好处给您；如果不帮忙，那么自会有办法回报。王叔文是个吃软不吃硬、认死理的人，他一听这话立刻翻脸，一拍桌子，召唤来四五个家丁，理直气壮地把刘抓了起来，对他说，我就不答应你能如何？刘辟后来因为宰相韦执谊的反对才没有被杀掉，反而促使他搭上了俱文珍的便车。刘辟回报之后，韦皋大怒，分别上了《请皇太子监国表》和《上太子笺》，朝野震动。

    又是一个黄昏，俱文珍决定对顺宗及王叔文集团做致命一击。他带着一帮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顺宗寝宫，在天井里站了30秒就出来向大臣们宣布，顺宗已经同意由太子监国。大权在握，王叔文集团土崩瓦解，而他又回到了权力的顶端。

    次年，顺宗在宫内莫名其妙地死去。太子李纯即位，称唐宪宗，俱文珍因有拥戴大功而备受重用。忘乎所以的俱文珍不仅对百官为所欲为，对手下的宦官也毫不留情。不少宦官因为与其稍有摩擦即被处死。宦官们对俱文珍又恨又怕，宪宗也开始不满俱文珍的居功擅权。

    这时剑南节度使韦皋也稀里糊涂地死了，由刘辟继承他的位置。刘辟这个人比韦皋还贪心，他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来了个先斩后奏，想先武装占领再谋求朝廷认可，出兵攻打东川节度使李康，绵阳城破，李康被刘辟俘虏。刚继位三个月的唐宪宗派出以俱文珍为监军、高崇文为统帅的平叛部队。军队进展的很顺利，这让刘辟心中很不安，他把李康送到唐军中，以此表示悔过之意。

    按朝廷的意思大概是见好就收，只有刘辟服软就行了。何况从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打了很多仗，中央像这么占上风的并不多。尤其是德宗年代泾原军哗变，能跑的都跟着德宗跑到奉天避难，而来不及跑的皇室70多人被叛兵害死，这肯定给宪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因此，刘辟刚起兵的时候，朝廷大部分人都主要姑息妥协，宪宗一直在那儿磨磨蹭蹭地不肯出兵，后来经过主战派杜黄裳极力争取才派出高文焕的平叛大军。所以刘辟表示悔过送还李康，朝廷便可以就此罢休，体面地结束战争。

    但俱文珍不是这么想的。或者说他已经不想再理会朝廷和宪宗的意思了。当初杜黄裳向宪宗推荐高文焕，便提出不要设监军。但要革除太监对军队的影响谈何容易，更何况宪宗对于这个并不怎么出名的高文焕也不是很信任，因此，俱文珍作为监军参与这次平叛。自唐代宗时候的鱼朝恩以来，监军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们往往可以直接决定将领的生死。即便是军队主帅也必须小心侍候。估计俱文珍已经好久没有享受着这种军旅生活了，军队的一切让他异常兴奋，尤其是身为平叛军队的最高首领，发号施令、独当一面，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皇帝都全部抛之脑后，他现在需要的仅仅是充分满足他的权力欲望。

    于是，当李康可怜巴巴地回到大唐军中，准备向中央哭诉他的种种委屈的时候，俱文珍怒了。他一向看不惯这种无能之辈，英雄豪杰总是寂寞的，因为在他们眼中其他的人往往都只是酒囊饭袋。俱文珍眼中的李康也是这样，这让他越看越来气，于是就叫人把李康拖出去砍了。

    消息传到朝廷，大臣们一边痛惜失去了一个大好的与刘辟谈判的机会，一边又对擅作主张的俱文珍感到一阵阵的恐惧。眼看着俱文珍越来越骄横跋扈，今天他可以随意处死李康，弄不好哪一天就轮到自己了。而宫中常被他欺负的太监们更是找到攻击他的最佳理由，一时间他的种种恶习都被捅到了皇帝那儿。年轻的宪宗很依赖宦官，他就是通过俱文珍等宦官的力量才得以一步步当上皇帝的，因此，这些奏章的结果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的宦官。俱文珍回京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不过敏感的他很快发现，皇帝已经不再那么信赖自己了。

    他又开始整天背手站在那在曾经的小院子里，那时候天比现在蓝很多，黄昏的时候就更漂亮。俱文珍就那么静静地站在落日的余辉里，外边不断有消息传来，皇帝仍然重用宦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影响朝政，不过这一切离他已经太远了。他把宪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年轻的宪宗开始雄心勃勃地加强中央集权，繁荣帝国经济，中兴的大业正在各个层面上展开；他也使自己一时间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不过潮水总要落去，他不得不面对日逾一日的孤寂和落寞，虽然偶尔还能擦出丝丝灿烂的火花，但毕竟已经是中晚年，大唐帝国是，他也是。不久之后，俱文珍死去，唯余一片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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