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前述各章主要阐述了战后日本政府、民众、保守派、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演变历程，分析了每个阶段各自战争责任认识的主要观点、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和总体特征，大体形成了一个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的整体认识。在此基础上，笔者简单总结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管窥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演变趋势，找寻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异，分析影响两国历史认识分歧的各种因素，并根据目前东亚各国政府、民间为解决历史问题所作的尝试和努力，探寻中日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一 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战后至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既发生了许多变化，也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首先，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昭和天皇至死亦未公开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出现了天皇无罪论和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成为日本人无责任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2）日本政府从战后初期掩盖或暧昧化战争责任，经历了对内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和对外承认最低限度的战争责任的双重标准时期，即使冷战结束后联合政府通过了《不战决议》和发表了“村山谈话”，但暧昧化战争责任的言行如影随形，若隐若现，成为影响东亚各国关系和彼此民众感情的一大障碍。（3）从战后初期战犯们推卸战争责任和肯定“大东亚战争”，经经济高速增长与平稳发展时期保守派和右翼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至今保守派与右翼仍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不愿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4）进步派从战后初期追究文学者、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出现了微弱的“加害”意识，至今仍坚持实证研究战时日军的各种暴行，从加害与受害的双重视角追究日本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提出了相对理性的战争责任论，举办各种反省战争罪行的展览和开展向受害国民众的谢罪活动。（5）日本民众从战后初期接受美国宣传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作为东京审判的旁观者，忽视了反省自身的加害责任，至今仍有相对多数的国民认为自己是政府和军部的“受害者”，不愿承认本身的战争责任。从前述5个方面看，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确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保持这种连续性。
为何经历了战后近70年，日本各界人士仍保持各自战争责任认识的相对连续性呢？笔者认为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追究日本战犯和战争责任的不彻底性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和审判昭和天皇，导致许多战犯和日本国民认为既然天皇无罪，那么在天皇“圣战”旗帜下的战争和为此“奋战”的士兵自然无罪。细菌战、毒气战的战犯们，在美国的庇护下也逃脱了正义审判；协助和积极支持战争的财阀、官僚以及所谓亲英美的“稳健派”政治家们，都免于起诉和判刑；民主化改革时期，被“公职追放”的战争嫌疑犯，在冷战开始不久后几乎全部重返工作岗位；即使被判刑的甲级战犯，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不久就相继被释放（病死或老死狱中的除外）。战犯们重返政坛，占据要职，以至于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还成了日本首相。如此，这些没有遭到惩罚的战犯们，几乎没有反省战争责任，更不会推行反省战争责任的政策。
日本政府除战后初期和五五年体制解体后曾有短暂的社会党内阁外，几乎都是由保守的政治家和自民党执政，2009年9月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总体上仍属于保守政党。故而，他们不会推行否定或批评他们自身的战争责任政策，只是碍于国际舆论和现实利益需要对外承认最低限度的战争责任。因此，日本政府暧昧的战争责任态度，虽会因国家利益、国际形象、国际关系格局及日本政治形势而有所微调，但要从根本上调整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现今民主党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保持了相对冷静与克制的稳健态度，我们在表示赞赏的同时，寄希望于日本政府遵守诺言，坚持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精神，不要出现违背上述精神的否认战争责任言行。
是否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本来就是区分保守派与进步派的重要标准，故他们彼此保持各自的连续性不难理解，但日本部分普通国民之所以长期不愿承认战争责任，主要是基于受害意识而接受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和“被骗”论。一方面，战争时期日本国民确实曾遭受多次空袭、两次原子弹爆炸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成为战争“受害者”；另一方面，美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战后日本政府的内向型追悼模式、保守派歪曲历史事实和为侵略战争翻案活动的影响，以及日本遗族会等右翼团体的宣传等，都使不少日本国民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没有战争责任，甚至认为那场战争并非侵略战争。再者，战时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支持或参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甚至不少家庭有人死于战争，故从心理、感情上很难接受自己的亲人是侵略分子或侵略士兵中的一员，反而更易于接受是祭祀在靖国神社内的“英灵”。这是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的民众参拜者爆满的主要原因，也是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猖獗的社会基础，还是保守派学者宣扬日本文化独特论和特殊的祭祀文化说的主要借口。
其次，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阶段性，主要体现在从战后至今经历了战后初期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潮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战争责任认识急剧分化的阶段，平稳发展时期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多元化阶段，以及冷战结束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国际因应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对明显的特点。如，战后初期最明显的特点是日本各界几乎都在谈论战争责任，似乎都有理由追究别人的战争责任，出现了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潮；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比较明显的特点是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论的抬头和发展，另一方面是进步派进行战争责任告白和追究战争责任活动，即使普通国民受越南战争的影响，也有不少人从片面的“受害”说或“被骗”论转向了加害责任论；平稳发展时期，日本各界内部的战争责任认识都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如保守派、进步派的各自内部都出现了彼此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冷战结束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其阶段性既非该阶段独一无二的特征，亦非为其独有，因此，所谓的连续性、阶段性都是相对的，界限也并非绝对泾渭分明。如，战后日本政府暧昧的战争责任观在20世纪80年代有向右转的倾向，在1993年五五年体制解体后成立的联合政府时期又有向左调的倾向，可以说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或动态性。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急剧分化现象，虽为该时期的明显特征，但在其他阶段也存在保守派与进步派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对立。同样，冷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最明显的特征是国际因素的影响，然而战后以来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几乎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只是国际因素影响的方式、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其阶段性主要是指这个阶段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并不排斥同时存在其他相对较弱的特点。
二 战争责任认识的演变趋势
历史学的重要功能就是“鉴往知来”，即通过对过去历史事件、人物、属性以及历史事实演变过程的考察，分辨出是非曲直、善恶真假，总结出经验教训，相对客观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性和特殊性，从而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演变趋势，及早地做好各种应对措施，减少或避免人类工作中的失误或错误。鉴于历史学的重要作用，它作为最古老的科学门类之一，自古以来就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重视。今天，我们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是希望通过考察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演变过程，弄清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的来龙去脉和各种战争责任论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及日本各界、各派人士战争责任观的历史根源、影响因素、主要观点、表现形式和所占的比例现状，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趋势，为中日两国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走向历史和解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经历了从战后初期追究战争责任的混乱到开始反省战争责任的发展过程。战后初期，在以美军为首的盟军逮捕战犯、东京审判和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瘤的过程中，日本各界似乎都在讨论追究战争责任问题。战犯们矢口否认或推卸、转嫁战争责任给他人；日本政府也在检讨战败的原因，提出追究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论；日本国民接受了美国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以“被骗”论或“受害”说为基础，冷眼旁观盟军惩处战犯而忽视自己协助战争的责任；进步的文学者、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大都在追究他人的战争责任，却很少有人涉及自己的战争责任。因此，这一时期似乎每个人都有理由追究别人的战争责任，导致了战败责任、战争责任的界限不清和彼此相互揭露、攻击的混乱。
随着追究战争责任热潮的平息，战争记忆的分化和对战争责任的冷静思考，特别是在安保斗争、越南战争、日韩建交和中日复交等重大国际国内事件的刺激下，进步的日本人开始认真地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他们从调查、采访和实证研究战时日军暴行开始，逐渐了解和向日本国内介绍战时日军的活人试验、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慰安妇”及强制劳工等罪行，开始反省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表示向受害国民众道歉和谢罪，如铭心会的中国之行、和平遗族会的忏悔、中归联的证言活动等都是反省战争责任的代表性行为。冷战结束后，面对受害国民众的道歉、反省和补偿要求，他们一边实证研究战时日军的罪行，批驳保守派和右翼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一边支持受害国民众的补偿要求和呼吁日本政府勇于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并主动向受害国民众谢罪和道歉。笔者根据与日本和平人士的接触，感觉他们的力量虽然比较分散，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程度之深与对和平事业的执著，仍将使他们的活动充满生命力。
日本人从战后初期的加害意识薄弱到现在开始反省加害责任，反映了战争责任认识的思想基础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战后初期，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日本人往往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追究军部和政府的责任；即使当时进步的文学者、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也很少从加害的角度追究战争责任。故而，当时日本人的加害意识非常微弱，仅有经过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后释放的原日军军人组成的中归联成员和荒正人、鹤见俊辅、金子廉二、中野好夫等为数极少的文化人，从加害视角反省战争责任。随着冷战对峙，美国通过安保条约将日本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特别是以日本作为重要军事基地的美军实施侵越战争，再次勾起了日本人逐渐风化的战争记忆，成为思考战时日本人加害责任的契机。其间，小田实基于反对越南战争和开展越平联运动而提出了“加害”与“受害”理论，引起了部分日本国民的共鸣。1982年10月，NHK进行了“日本人的和平观”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当时的国民大部分是军国主义的赞美者、协力者，至少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加害者”的比例为29.5%；[671]可见，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自己是加害者的日本人接近日本国民总数的1/3，相对于战后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5月，日本NHK进行了题为“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本国民“是加害者，有责任”者占29%。[672]这表明战后相当一批日本人（近1/3）不仅认识到自己是加害者，而且认识到应承担相应的战争责任。不少日本国民即使不愿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但也大都肯定或基本肯定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并表示愿意对亚洲受害国民众提供部分金钱补偿，说明了这部分日本国民即使口中不说，其实心中还是觉得对亚洲受害者负有一定的战争责任或愧疚感。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思想基础，已不再是相对单一的“受害”说或“被骗”论，基于加害意识的提升，继续反省加害责任仍将是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一个重要方向。
进步派反省战争责任活动的持续和深入，遭到了保守派和右翼的抵制、反驳和攻击，两派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战后以来，进步派从追究战时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到实证研究战时日军暴行和提出各种战争责任论，再到配合国际上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补偿的各项活动，以及举办“战争展”和主动向受害国民众进行谢罪等，都遭到了不愿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保守派与右翼的抵制、反驳和攻击。战后初期，保守派和右翼慑于国际国内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热潮而不敢或不便明目张胆地反对进步派追究战争责任的行为，当时仅有重光葵重提所谓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服部卓四郎出版论著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等个别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事例。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早已按捺不住要为战犯和侵略战争翻案的野心，由此至今，持续不断地掀起了阵阵翻案逆流。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说、宫中集团史观、海军史观、自虐史观、英美同罪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等各种谬论粉墨登场，或否认战时日军暴行，或批判东京审判，或反对侵略战争性质，或各种目的兼而有之。
保守派和右翼的谬论，或者在大量的史实面前不攻自破，或者彼此自相矛盾，或者似乎呈现出一定的合理成分，颇具迷惑性。目前，由于仍有一些重要史料藏在“深闺”人不知，也有一些重要史料出于各种考虑未能解密，导致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实证研究不足，无法揭示部分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且，现在日本是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以受害意识、加害意识或其他各种思想为基础的民众，都是客观存在的，即是说，进步派与保守派都有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样，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仍将持续下去。
日本政府鉴于保守派和进步派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保守派与进步派、日本国内否认战争责任论与国际上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活动的博弈中采取相对平衡的政策。战后以来，相对保守的日本政府本来就不愿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责任，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或暧昧化战争责任，积极释放在押战犯，进行内向型的战死者追悼纪念和尽量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倾向于默认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的行为。但是，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毕竟承认了东京审判，承认了对外赔偿的国际责任，特别是为了实现与东南亚各国、韩国及中国的建交，日本政府又不得不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采取了平衡战争责任表态的双重或多重标准政策。随着日本进步派追究战争责任活动的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补偿的运动，日本政府为扩大在东亚的经济市场，缓解受害国民众对日本派兵参加维和活动及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警惕、恐惧和敌对情绪，不得不调整此前相对倾向保守派的战争责任姿态。细川护熙首相的“侵略行为论”，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村山谈话”，以及此后日本首相访问东亚各国时多次表示“反省”“道歉”，重申坚持“村山谈话”精神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态度。遗憾的是，有的日本首相在受害国信誓旦旦地表示“反省”“道歉”，回国后转身又参拜了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种左右摇摆的行为，如同零和博弈，很难取信于受害国政府和民众。
日本国民的加害意识有了一定发展，但在仍以受害意识为主的今天，日本政府为平衡保守派与进步派、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国际舆论和国内保守派压力的现实需要，出现左右摇摆的战争责任态度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左右摇摆的现象可能出现在同一位首相当政期间，也可能是前后数任首相的较长时段的现象，还有可能是首相左而阁僚右，或者首相右而阁僚左；以及有人出任首相前左，担任首相后右，或者出任首相前右，担任首相后左等各种各样的左右摇摆现象。打破这种左右摇摆的现象，最终还是要靠日本国民战争责任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加害责任意识的增长。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期待日本政府在短期内就战争责任表态迈出更大的步伐，只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言而有信，遵守中日两国政府间既有的政治宣言中的战争责任表态和他们通常重申的“村山谈话”精神，维护中日和平友好的大局。以此为基础，通过长时期的努力，妥善处理中日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
三 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差异
只有找到了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差异之处及其根源，方能对症下药，探寻两国历史和解的可能性及其途径。日本京都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中西宽，在《日中相互理解与历史认识问题》一文中，曾说：“先根据理解的差别，认识自己的历史观并非绝对，才有通过对话产生理解的可能性。”[673]亦赞同首先认清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差别，然后通过对话和交流，逐渐加深彼此的理解。中日两国虽文化相近、文理相通，但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差别并不少，甚至可以说分歧较大。这也是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因素。具体的差别或分歧需要两国历史学家们认真地研究和交流，以期缩小分歧或超越历史认识的差异，实现彼此历史认识的了解和理解。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差别，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体史实认定的差别。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指过去客观发生的事情。中日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的历史问题，主要是针对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客观史实的认识，如对南京大屠杀、掠夺劳工、强征从军“慰安妇”等具体的侵略事实的认识。此处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说明中日两国在史实认定上的具体差别。其实，不仅中日之间存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事件人数的争议，而且在日本国内也存在南京大屠杀肯定派、虚构派以及少数派。
那些信口雌黄地否认战时日军在华一切暴行，甚至不承认日本侵华战争的虚构派几乎不值一驳，就是同属保守派的学者都不赞同其观点。如前所述，南京大屠杀少数派的秦郁彦，在1986年出版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中公新书）一书中，认为日军在南京“共杀死包括俘虏在内的中国人4万人左右”（最初他认为被害人数为几千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连续发表《“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的板仓由明，认为日军攻陷南京后，南京城内及江宁县共死亡百姓1.5万人，士兵为3.2万人至3.5万人，其中南京城百姓死亡数字为0.5万人，士兵为0.8万人，合计约1.3万人。[674]他们虽在屠杀人数上与客观史实尚有很大差距，但至少肯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即使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肯定派提出的南京大屠杀人数，与中国政府和学者坚持的30万说也并不一致。如，洞富雄在《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中，指出日军在南京城内屠杀中国军民不下20万人之多。笠原十九司认为被害人数在十数万到20万人左右，但“随着史料的公开和发掘，被杀害的人数尚有增加的可能”。吉田裕认为“至少十数万人以上”，姬田光义、江口圭一、井上久士等学者也认为“至少十数万人以上”。评论家高崎隆治认为南京被害人数在20万人左右。[675]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言：“做学问，要在无疑之处有疑。”故而，从学术的角度，日本进步学者在南京大屠杀人数上的实证性研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没有史实根据或者通过篡改史料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如果任其发展，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利于中日友好，只会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或历史和解中制造麻烦、障碍。
第二，历史认识的差别。历史认识主要指人们对既往历史事实的真相、属性、得失教训的主观看法与感受，来源于客观的历史体验。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学？中日学者之间有不小的差别。日本学者中西宽认为：在中国，所谓历史意味着明白是非曲直，从过去的活动中得出的“理”，就是撰写历史与现实政治的正当性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是伦理性、政治性的正确与否，并非是从过去事实本身得出历史的正误。于是，正确的历史观只有一个，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观，这本身就被视为反历史本质的东西。在日本，历史并不存在中国的那种政治性、伦理性，对于日本人，历史是将现实政治、道德分开的过去的存在，历史真实是通过正确的过去事实的累积而形成的，因解释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并非不可思议。[676]中国学者步平批评中西宽对两国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并不客观，也不科学。他指出：任何人包括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集体，也不可能把握全部的客观资料，研究者可以凭其主观的努力尽量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史实，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调整和修正主观认识，不能将历史学家总结的教训和提出的道德判断与客观完全对立起来，如果对立起来，就不可能存在“客观”，也就没有历史学。[677]这也反映出两国历史学家对彼此历史认识的看法并不一致，需要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然而，保守派不少学者往往从根本上否定拉近中日历史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批评1982年日本政府发表的“近邻诸国条款”是教科书问题的“诸恶之源”，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着不同的历史意识，我国的历史认识如果同民族主义刚刚兴起的近邻诸国接近，只能给我国带来屈服的结果”，[678]阻挠通过交流或对话逐步缩小历史认识差距的活动。中日学者关于历史与历史学的认识存在的差别，现在将它拿出来，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和加深相互理解的过程，其中就存在着相互接近的可能性。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片面强调本国历史和历史意识的独特性，并不赞成彼此历史认识的接近。这与进步派学者虽认识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差距，却努力构筑东亚各国共有历史的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历史认识差别的影响。目前，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认识上的鸿沟，似乎并未因人员往来的频繁、文化交流的广泛和经济联系的紧密有所缩小，反而有点越拉越大的趋势。如，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在2008年10月曾委托民意调查机构，向韩、中、日三国各500名成年人实施有关历史意识的问卷调查，结果如下：就目前的韩中关系，韩国和中国的受访者中分别有59.8%（2007年为34.5%）和16.4%（2007年为6.6%）回答说“不好”；就韩日关系，韩国和日本的受访者中分别有76.8%（2007年为67.7%）和45.6%（2007年为34.4%）回答说“不好”；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中国人从65.2%大幅减少到37.4%，而日本人则从66.0%增加到75.8%；关于最急于解决的历史悬案，韩国人指出了独岛标记问题（85.0%），而中国人（50.0%）和日本人（55.4%）指出了历史教科书歪曲史实的问题；韩国人对独岛标记问题的认知度从92.7%增加到96.0%，而日本人从75.2%减少到67.8%；在日本人中，积极评价本国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从48.0%增加到63.6%，主张同时标记“东海”和“日本海”的人从17.0%增加到25.6%。东北亚历史财团理事长金容德，表示：“受访者年龄越小，对与邻国的关系越持否定态度，韩中日三国都是如此，令人非常担心，网络可能对这种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679]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府2008年12月6日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有好感”者为31.8%，较去年的调查下降2.2个百分点，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点。对中国“没有好感”者为66.6%，比去年增长3.1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尽管中日两国正以“战略互惠”改善关系，但日本一般市民的对华好感度却没有上升。从以往调查来看，1980年时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最多，达到78.6%，之后就逐年下降。[680]
从这两则调查可见：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内阁时期，日本首相不仅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实现了中日领导人的互访，被中国誉为“破冰”“融冰”“暖春”“迎春”之旅，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救援队的良好表现和北京奥运会期间日本队员手持中日两国国旗的举动，都获得了中国人的积极评价。遗憾的是，日本人似乎并未理睬中国人的友好信号。当然，其中或许有“毒饺子”“毒奶粉”等事件，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以及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带给部分日本国民的危机感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但是，近代日本对中国、韩国的侵略扩张史实和由此形成“加害国日本对被害国中国（韩国）”的历史认识，在遭遇日本保守派政客、右翼分子等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时，自然就会激起中、韩等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和“反日”情绪。同时，随着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战争体验的弱化，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在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煽动下，遭受泡沫经济崩溃之苦的日本部分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容易受到他们的错误历史观的影响，产生强烈的“嫌中”“嫌韩”情绪。这些或许也是影响目前中、日、韩各国民众看待彼此关系的重要因素吧。
四 影响历史认识的诸因素
影响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因素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安全等方面可以找出很多，本书中或多或少也有所涉及。故而，笔者在此重点强调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历史教育的不同。越田稜在编著《亚洲教科书中的日本战争》（梨木舍，1990年）一书中，曾调查了中国、蒙古、韩国、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对“日本战争”的记述，无限慷慨地说：“看了亚洲各国教科书中对‘日本战争’的记述，再次感到半个世纪前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亚洲人的痛切心情……相反，日本教科书中对‘日本战争’的记述是何等淡薄！甚至淡薄到连教科书也不屑一顾。妄图把侵略战争一笔勾销的日本，与下一代已把‘日本战争’接过来的亚洲各国之间认识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681]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长期在近代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育内容上的不同，是导致现在和今后的日本人与亚洲邻国人之间历史认识差别的重要原因。然而，日本保守派及其学者仍在不停地篡改历史教科书和疯狂地宣传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责任的各种谬论。日本政府的某些要员默许或支持保守派歪曲历史事实的活动，甚至将中日历史问题和中国年轻人“厌日情绪”的责任推给中方。2002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在专题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中，竟本末倒置地提出中国年轻人“厌日感情”源于中国国内的教育方法，甚至主张应该与中国政府开展坦率协商。[682]这种侧重点不同的历史教育，尤其是忽略近代日本侵略历史教育的倾向，必须得到纠正。否则，掩耳盗铃式的历史教育只会自欺欺人，而无法得到亚洲邻国民众的理解和信任。
二是本国中心的历史评价方法。日本学者内田雅敏在韩国“独立纪念馆”第一个展厅，看到那里将吉田松阴（日本征韩论者）与日本殖民统治思想家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并列展示时，感到非常吃惊。“两国评论历史的方法竟然如此不同。每天都使用印有伊藤博文头像的1000日元纸币的我们，会真正地对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吗？能够发自内心地与韩国人、朝鲜人友好吗？”[683]反问这种基于本国立场而不考虑他国感受的纪念方式，能否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如，日本人非常赞赏的吉田松阴、伊藤博文等历史人物，对于中国、韩国来说，则是侵略扩张式的人物。为了本国利益而侵略他国的领导人是否值得纪念呢？如果这个历史认识达不成，就很难保证进行正常的对话。
三是日本“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的思维定式。内田雅敏认为中日历史认识差距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没有认识到十五年战争是一场与亚洲的战争，而只认为是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在此再次重申一遍，‘脱亚入欧’这种日本人的亚洲观很成问题。日本战败后，这种亚洲观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仍在继续。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教科书中将对亚洲的‘侵略’改写成‘进入’”。[684]大沼保昭对此确认说：“战后世代继续维持了产生侵略战争与殖民地统治的脱亚入欧的思维模式，没有解体。”[685]这种思维定式限制了部分日本人正确地看待近代中日战争史。其实，战后日本保守派的不少谬论和活动中都含有这一因素。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打着东亚百年战争、人种战争的旗号，故意忽略本身对亚洲邻国的侵略，高调宣扬其所谓的“解放”作用和“客观效果”。
四是诸如民族主义、大众传媒、社会现实问题等，都是影响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因素。我们虽不否认民族主义在近代东亚各国独立和重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旦过度而走向狭隘的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不仅会危害周边各国乃至世界和平，也会伤及自身。据前述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及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数据，可见东亚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之间感情的相对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导致彼此陷入互相“厌恶”的恶性循环。于是，东亚各国青少年在网络或报刊上相互攻击，往往是从现实问题的争执转到历史认识的分歧，又从历史纠纷回到现实的争吵。
同时，网络媒体、报刊、电视新闻等大众传媒有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往往会加剧彼此感情的进一步恶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如，日本媒体曾对重庆球迷事件、2005年的抵制日货活动等所谓的“反日行为”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直接刺激了日本人的对华感情，也是导致日本人对中国好感度降低的重要原因。据2008年12月初参加中日媒体人士对话交流会的《环球时报》副总编辑孟宇红介绍：“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何下降，也是这次中日媒体人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日本媒体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的食品安全以及人权问题等，而中方则认为，日本媒体应该反思自己在其中的作用。”[686]强调日本媒体“负面”新闻的责任。我们并非反对报道负面消息，而是希望彼此尽可能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对方的情况。
中日之间许多现实问题都与历史问题密切相关，如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民间赔偿诉讼问题等，有的本身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现实问题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且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为这直接与中日两国的民众感情、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甚至牵涉到东亚各国民众的对日感情问题，所以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两大强国和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大国，很多现实问题、历史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两国的范围，具有地区性、国际性的敏感度和影响力。因此，中日两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需要两国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精英，以对中日两国民众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大局出发，发挥聪明才智，避免过激的民族主义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寻找出合适的解决途径与方式。
五 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可能性
中、日、韩等国的历史认识差距较大，彼此对历史、历史学、历史认识，甚至一些基本的史实都难以达成一致，因而能否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确实是个问号。不过，尽管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存在诸多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
第一，建立超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然而对史实的认识却因人而异。有人说历史认识可以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但毕竟无法等同于历史真实。因此，历史既无法假设，更无法复原。同一国家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认识尚有不少、不小的差异，中日两国之间形成共通的历史认识也就更不容易。如，日本各界对近代日本侵略扩张战争的具体史实、战争责任认识存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截然相反。即使同为保守派或进步派的人士，在具体事实认定或认识战争责任问题上也有较大的差异。可见，部分历史事实认定和历史认识尚未超越出派别之争，超越国境就更加困难。但是，在大部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共有的基础上，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对日本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历史认识的共有，指多数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历史观而非绝对一致，并不排斥不同声音的存在，但也绝非右翼和保守派政客肆意歪曲历史和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行，而是政府、民众普遍认可的主流地位的历史认识和对史实的认定。历史和解也不等于历史观的绝对一致，而在共同承认正确史实的基础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历史认识，或者能够理解和宽容对方与自己不同的历史观，从而形成历史认识的彼此理解，但绝非打着言论自由旗号进行恶意宣传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借此误导民众，给东亚和平与互信带来麻烦。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近70年，经历残酷战争体验的人们很多离开了人世，本应逐渐风化的战争记忆却在今天实证研究中再次挑起了沉痛的记忆。如果不弄清真实的历史，形成大致共有的历史和认识，这种“阵痛”就会持续下去，也许还会成为两国再次“交恶”的隐患。历史问题作为酿成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因素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少见。故而，我们要有知难而上的勇气，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由简而繁的史实论证做起，在各国民众中间逐渐普及客观、正确的历史事实，不断交流，增强理解和互信。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可能要经过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甚至更长，唯有如此不懈地将正确的历史认识和客观事实告诉后人，才有可能化解矛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德国与法国、波兰等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和解进程，至少目前还是快于和高于东亚诸国的历史和解事业。尽管限于种种原因，我们未必能够效仿欧盟各国共同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模式，但其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如，德国与法国合作，共同研究历史，在2006年编撰出版了《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东亚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为东亚各国历史的和解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市民和平运动的发展，体现在市民组织反对美国在日的美军基地，支持家永教科书诉讼，状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NGO和平组织的发展，如和平之船的活动等诸多方面。2008年12月5～6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东亚的知识交流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韩国春川教育大学教授金正仁谈到韩国部分学校已经开设“东亚史”课程的尝试，并反省了韩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民族主义问题。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联合中日学者组织的东北亚历史学者论坛，已于2008年12月正式启动，且获得了部分首尔市民的支持。
既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局面的必要性，也有市民社会发展提供的和解可能性，还有欧洲各国取得的相当程度历史和解的经验教训。因此，东亚的历史和解问题，引起了东亚各国专家学者及各国政府对建立历史共同体的兴趣。
第二，东亚各国为历史和解所作的努力和尝试。东亚各国政府、进步学者及部分民众，逐渐认识到实现历史和解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必要性，并为此进行了一些努力。
首先，各国进步学者的尝试。2001年，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中日学者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经过5年努力，在2006年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日中对话的尝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体现了他们在近现代史方面交流、探讨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其次，东亚各国政府之间的努力，代表性的活动就是支持开展共同历史研究。为缓和因历史认识问题导致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冷淡，日本先后与韩国、中国开始了共同历史研究工作。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从2002年开始，至2005年已经完成第一期共同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已传至网络，供民众阅读和了解，2006年又开始了日韩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二期。2006年12月至2010年1月，在中日两国政府支持下，由双方各10名专家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历时3年多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工作。通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日两国学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及战争暴行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687]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主任委员步平强调：“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学术分歧并不等于中日关系的鸿沟，我们需要从积极的角度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缩小认识的差距。”[688]指出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最后，东亚各国市民运动为促进历史和解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如，以日本退休老人为主的 ABC 企画委员会，创办了奥斯维辛纪念馆，发行《ABC企画NEWS》小册子，举办731部队展、遗弃化学武器展等，募捐支持哈尔滨平房区的原731部队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当然，像ABC企画委员会、中归联、和平遗族会、和平之船等类似的组织还有不少。据姬田光义在2008年12月9日于早稻田大学举办的第二次日中历史认识对话会上介绍，日本国内仅维护和平宪法第9条的市民组织就有8000多个，反映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发达和维护和平的社会力量的广泛存在。相信随着韩国、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东亚历史和解的力量也会不断壮大。
通过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我们认识到了他们认识战争责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认识到中日两国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共识与分歧，这本身是一个进步。共识是中日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分歧是中日之间开展进一步研究与讨论的内容和方向。为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就成为摆在具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东亚各国进步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东亚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战争体验、历史记忆差别甚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以及各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选用史料的局限性等，都会增加扩大共识和缩小分歧的难度，甚至导致共识停滞不前或倒退，分歧日益拉大的问题。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而且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和磨合；不仅需要各国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而且需要站在东亚各国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以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政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从而形成建立共有历史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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