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被害国针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进行追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战争中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中日之间的战争在60多年前的1945年已经结束，而从1972年的联合声明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邦交已经正常化。从那时起到现在，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已为《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政治文件所规定，确立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战后出生的人们已经占绝大多数的今天，对当年战争历史的认识，无论从哪一个层面，都会有相当大变化。另外，在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国内，战后围绕战争责任的认识，也绝不再有战争期间的所谓“一心一德”的局面，其实也有相当激烈的争议。所以，仍然以战争加害国和战争被害国为单位作为讨论战争责任的两个对立面，已经完全不符合战后国际社会的实际了。
应当指出，战后日本与战时日本相比，国内政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内部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也并非一致。严格来说，日本的战争责任争议，其实是从其内部开始的。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是一致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尚有一定障碍。
造成这一障碍的重要原因，是日本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右翼保守势力一直在历史问题上挑起事端，深深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以及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如果任凭右翼与保守势力的煽动，不对历史问题进行准确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总是动荡不安的。所以，对保守派政治家及其代言人的言论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这是政治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
但中日历史问题除了被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及保守势力政治化的一面，民众层面的历史问题，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错位。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语言表达体系均不相同的中日两国民众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差异，而解决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则是了解与理解对方，即历史认识的沟通。我们不能因保守派政治家的鼓噪而阻碍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深层分析。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是怎样的过程？其争论的实质在哪里？这些问题与战后关于中日战争历史研究有怎样的关系？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中，我们作为战争被害国的民众，应如何与日本国内反对侵略战争和进行思考与反省的力量一起努力？
弥合中日两国广大民众间历史认识的差异，是更重要的任务。围绕中日关系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两国民众的认识究竟如何建立起来？有怎样的分歧？那些历史认识的分歧属于什么性质？在今天，两国民众间的历史认识是否可以沟通？历史学者在这种沟通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两国历史学者之间首先需要解决的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
徐志民在读书期间，关注的是中日近代以留学为代表的文化层面交流，而来近代史研究所后，开始关注更具有人文与现实关怀的当代中日历史问题，特别是表现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在这一研究中，他阅读了战后日本的大量历史资料，发现自冷战对峙，经过经济高速发展、平稳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停滞的日本，其社会各层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战争责任认识存在相当激烈与活跃的争议。他们的战争责任认识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有许多为人们所长期忽略的情况。日本社会各政治势力的对抗、争论以及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其实需要特别关注和研究。只有分析其演变的趋势，预测其解决的可能及困难，才能有助于我们对中日关系发展提出更科学的对策。
读了徐志民的研究成果，结合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与日本和平团体的交流，认为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虽不能全部概括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继续鼓吹军国主义”，但与作为战争被害国的中国、韩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相当差异。这就告诉我们有必要了解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对“战争责任”追究与思考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
从日本战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10年，出现了对“战争责任”的第一轮讨论。不过，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战争责任”概念，其实指的是思考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也就是讨论作为天皇的臣民应向天皇承担的责任，而根本没有触及导致广大日本民众陷入战争悲惨的责任，更没有思考导致中国及亚洲地区数千万计人民遇难的侵略战争责任。对战败真正应当负责的人，包括天皇和原军部上层、政府上层的高级官僚和积极支持战争的财界首领完全保持沉默，甚至对自己的责任含糊其辞，故意提出所谓“一亿总忏悔”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10年，日本社会内部从文学界进而到思想界开始了知识分子层面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这一时期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较战后初期有了明显深化，已经超越了对过去所作所为的一般性评价，不满足于对过去战争“无作为”的笼统道歉，而是深入思考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社会前进的实践意义。日本知识分子关于战争责任的争论，重视从内部与伦理的角度，包含对人性多方面的深入省察，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社会出现了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战争责任的动向，尤为关注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加害”责任。以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契机，日本国内发起了发掘日军在华犯罪事实的运动。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开始考虑战争期间宗教团体支持战争的责任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发生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国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批判的活跃背景下，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领域在扩大，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在扩大。
冷战局面结束之后，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民众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声音，这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有极大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于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思考，同时也激起了历史修正主义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方式的激烈反弹，以至出现了中日关系的“冰河期”。不过，对战争责任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们，则更加坚定了与战争被害国民众进行交流的自觉性，使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努力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是一致的，所以，对于日本人历史认识的考察需要多维度思考。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对战争及战后的体验有很大差异，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很不相同，加上文字语言方面的障碍，两国民众间战后就历史认识相互交换意见的条件并不充分，形成共同的认识相当困难；即使有所讨论，也常常产生错位。如果各自均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对方的战后认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对话”与“相互理解”，是一个双向交互运动的过程。承担促进两国民众间相互理解工作的学者，理应将准确客观的知识向双方民众介绍，同时还要突破“语境”的障碍。我想，中国的读者如果能够了解日本人战后历史认识的基本状况，能够从理性角度把握战后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过程，是不是有助于两国民众间的交流与理解，从而在更深的层面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和平友好的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徐志民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启示，我希望大家关注这一有意义的研究。
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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