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马勇

    在马建忠看来，中国学西方，不能单纯地只学其器物；西方富强，也不是单纯凭借制造之精、兵纪之严，一定有其背后的制度因素。类似马建忠这样的思想，自甲申至甲午10年间不绝如缕，而遗憾的是，知识人的建议并不被朝廷接受，直至甲午战败，清廷统治集团方才明白自我陶醉的所谓“同光中兴”只不过是一场虚假繁荣，清帝国的未来有待于从零开始，重新起步。

    咸丰末年，因通商条约的修改，英法曾于1858年、1860年两次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其结果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一方面使中国丧失了一些权利，另一方面，中国因这些条约不得不向外部大幅度开放，被迫走上学习西方的路。短短十几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后发优势”让中国获得了迅猛发展：从零起步，中国构建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国力也有极大提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周边环境却在恶化，1884年中法两国为越南前途大打出手，中国迅即陷入困境。

    战略调整

    1884年4月8日，清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召见御前大臣、六部尚书等，旋以明发谕旨宣懿旨：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尤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唯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1]

    基于如此考量，懿旨宣布：

    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值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著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双俸，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两级调用。

    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唯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懿旨指出：“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2]

    “旧人”恭亲王奕訢等退出军机处等重要机构，暂且接替他们的为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他们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稍后，又任命刑部左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第二天（4月9日，三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又发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3]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申易枢”，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慈禧太后一生中的第二次“政变”，恭亲王奕訢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清廷政治由此开启新一轮调整。

    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六弟，也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在1861年“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齐心合力，扳倒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所谓“顾命八大臣”。此后，恭亲王奕訢的权力虽然起伏不定，但就其大略而论，他就是清帝国二把手，只是在同治帝亲政那几年，他的权力略受影响。

    恭亲王长时期处于权力顶端，是清帝国政务近乎最后的拍板者，因而他不可能时时事事都与嫂子慈禧太后完全一致，叔嫂间有某种心结事所难免，不足为奇。但如果仔细追究恭亲王在“甲申易枢”被免职的原因，更多的不是他们叔嫂间的矛盾，而是之前一系列政治决策失误。

    就史实而言，“甲申易枢”的契机为五天前（4月3日，三月初八日）盛昱的一份弹劾奏折。盛昱出身宗室，此时为詹事府左庶子，正五品，他的这份奏折引发清代中晚期一场重大政治变故。但这份奏折在盛昱所编文集中并没有保留，在《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官方文书中也不见踪影，后因吴相湘留心搜寻，得以在故宫档案中发现，因而现在有可能据此分析“甲申易枢”真相。

    盛奏题为：“奏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奏折开篇直言：“窃越事失机，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广西抚臣徐延旭，现已奉旨拿问。奴才谓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奴才敢不避嫌怨，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所谓“越事”，即正在因越南前途而进行的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恭亲王奕訢的“滑铁卢”，他在前半生积累的英名因“越事”而差不多丧失殆尽。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盛昱之参劾军机处诸人，原是由于自恭王以次的诸军机大臣，在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而起的交涉中，自始即未能把握时机，早决和战大计。而军机大臣所安排在广西、云南二省担任领兵作战的巡抚大员，则又都是虚骄无用的唐炯、徐延旭之辈，以致军不能战，一旦面临法人来攻，即刻溃败。相继其下续论唐、徐二人乃张佩纶与李鸿藻所保荐，是为轻信滥保，失人偾事。更以恭王以下的其他各军机大臣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罪实应与李鸿藻同科。但是在失律偾事之后，太后及皇上虽有旨将唐、徐等人革职拿问，而军机处并不拟颁明发谕旨，欲使天下之人不知有此失律逮问之事，其粉饰蒙蔽之罪，实不可恕。”[4]盛昱的奏折，成为“甲申易枢”最直接的原因。

    “甲申易枢”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往的研究多从慈禧太后、恭亲王叔嫂关系着眼，固然为一方向。他们二人在20多年时间里不可能时时处处全然一致，矛盾、心结，绝对为事实。但“甲申易枢”关键点不在他们二人的矛盾，而是清帝国内外政策大调整，以恭亲王为首的执政团队必须对先前错误决策负责。

    先前政策失误主要体现在“越事”上。越南是清帝国“属邦”，但在西方资本大规模东向背景下，清帝国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藩国事务，恭亲王执政团队确实做得不太好，这主要体现在：1、错误估计了中国先前20年发展实力，以为藩国就是自己的地盘，容不得他人染指；2、不清楚法国的战略意图，更不明白国际资本东向的意义。此后清帝国的政策调整，大致围绕这个线索。

    宗藩解体

    “甲申易枢”后，中法战争迅速结束，中国“不败而败”，失去了越南，进而失去南部边陲诸藩国。更进一步，就是宗藩解体。

    宗藩体制，又称为朝贡体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独特现象。这个体制既类似于直至现在还存在的英联邦情形，但又不完全一样。作为宗主国，中原王朝不会干预藩国内部事务，奉行所谓“番邦自主”的政策，即由番邦自主处理自己的内政与外交。而宗主国与藩国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贸易交流，这就是“朝贡体制”。朝贡体制是一种不平等，不以实际贸易价值为价值的贸易体制，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宗主国不是要从番邦获得平等的贸易补偿，更不是平等的贸易往来。宗主国与藩国政治的联盟大于经济利益的互补。藩国对宗主国寻求政治保护，一旦藩国遇到了什么外部危机，或内部纷争不可化解，方才请宗主国介入，宗主国这时就要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率有道伐无道，拯救藩国。[5]

    如果从文明进程角度而言，藩国就是中国文明术语中的“生番”。他们在中国文明长期熏染下慢慢形成内聚倾向，渐渐积累内向动能，一旦发生某种不易克服的危机，他们自然而然会倒向中原，加入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边疆”能够从黄河中下游一隅弹丸之地演变成今天的四至，周边族群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及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族群相继消失，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被中原武力征服，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中原文明，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夏化夷”。

    在西方因素进入东方前，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在扩张。但当西方因素进来后，特别是当清帝国经受西方几次打击不得不转身向西时，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不仅不再向外扩张，反而极大收缩。中国要发展，要转型，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中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维持在东亚的盟主地位，更没有精力、实力去照料周边这些藩国。在十九世纪中期，清帝国渐渐放弃了“王道主义”。这是中法战争的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西方势力东来，尤其是清帝国与西方诸国几次战争经验，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的宗藩体制已失去意义。宗藩体制的制度设计，除了文明边疆的扩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藩国承担“战略缓冲”功能。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81年12月19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奏称：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6]

    照周德润理解，历史上的属国，就是中国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在西方势力东来前，这种看法具有相当道理。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在咸丰年间长驱直入，打进了北京。原先觉得相当重要的所谓“国防外线”并没有发挥预想作用。因而等到清帝国与英法讲和，开始学习西方后，渐渐放弃了“国防外线”的传统思维，不再刻意经营周边番邦。

    清帝国不再刻意经营周边，但对于这些长时期追随中原王朝的藩国，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清廷统治者并没有成熟方案，更没有我们后来看到的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7]假如清帝国那时这样做了，周边相继独立的小国不仅不会成为中国的敌人，反而必然会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在重大问题上容易与同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取得一致。然而，被迫开始学习西方的中国，由于无端耽搁了无数时间，因而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既无意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又无意与这些国家结盟一起进步，学习西方，形成中国主导的“后发国家梯队”。结果，这些周边弱小国家在西方势力蚕食下，渐渐与中国疏远，甚或被其他国家殖民、吞并。所谓“宗藩解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清帝国自己的选择。

    “宗藩解体”最初裂痕发生在琉球。琉球隶属于中国，起自明洪武十五年（1372），至光绪初年，琉球王国已与中原王朝保持长达五百年的朝贡关系。琉球按期进贡；明清两朝也不时派员前往琉球巡视、册封，履行宗主国的责任。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未曾谋面，所以这种奇特现象倒也安静地存在了270多年。

    “一妇事两夫”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是大国不理解小国处境的反映。不论在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中，还是现代国际关系，小国左右逢源、广交朋友，如今日之新加坡，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至于后来琉球一妇事两夫引发争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与中日面对西方、应对西方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有着密切关联。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很不一样，尽管日本比中国晚七八年学西方，但日本来得很干脆，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身心要在远东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于是日本的政治改革、国家再造迅速提上日程。

    在政治改革方面，“废藩置县”为明治维新一个重要内容。琉球既然为萨摩的藩属，自然应在“废藩置县”的改革进程中。1879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琉球丢失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如果从中国方面说，并不是中国那时忙于与俄国争伊犁无法两面应敌，主要的还是清政府不愿继续履行宗主国的王道主义，率有道伐无道，坚定维护藩国权益。

    丢失琉球，是中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路线的开始，而西方恰在这时加大了对东方的进入。由于自身市场规模狭小，产能高度过剩，西方国家在尝到五口通商好处后，对中国市场有更大期待。他们使用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向他们开放更多市场。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西方国家更多工业品，于是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凭借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试图运用自己的力量撬开中国市场，让中国市场更多接纳西方工业品，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各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中国台湾、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并最终导致严重的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就是这日益加深的危机的爆发。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中国士大夫阶层群情激昂，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强烈主张武力援助越南，维护中国的宗主权。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清政府既担心“清议”批评，也担心武力援越引发中法两国正面冲突，因而在越南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采取了变通办法，暗中接济越南军费、武器，然而最终还是将中国卷入战争，与法国正面冲突。

    此时的清军与法国军队根本不在一个水平或量级上，负责广西、云南方向作战的唐炯、徐延旭，负责福州船厂防守的张佩纶，负责两江防务的陈宝琛等，均为不堪重任的纸上谈兵之辈。“甲申易枢”，究其本质而言，就是矫正恭亲王奕訢等人的政策失误。

    李鸿章并不完全反对与法国为越南前途开战，但既然战，就应该弄清问题症结，明白大势，预料后果。李鸿章很早就指出，“越南世守藩封，与缅甸、暹罗同为滇粤屏蔽。今缅甸、暹罗一大半沦陷于英矣”[8]，为南部边陲安危，中国有所表示并不是不可以。李鸿章在与法使会晤时强调，越南为中国属邦已千百年，不论法国以什么理由，也不论用什么办法，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法国不能强我不认。[9]但另一方面，李鸿章明白告诉朝廷，越南问题相当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后患严重。他认为，法国势力东来，久欲并吞北圻，只是碍于各国舆论，且担心中国援助，迟迟未能得手。但凭借法国实力，即便中国援助，越南独立存在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对于中国来说，琉球的事情还没有完结，“尚未及出师声讨，议者辄谓示弱邻邦，致有越祸。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戒心，而滇粤二省先失屏蔽”。法国对越南的野心不容低估，中国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行空虚，似非两全之策”。一旦法国确认中国介入了法越冲突，那么法国必然毫不客气多派兵船北犯津沽、南闯粤海，甚或声东击西，捣虚避实，以分我兵力，摇我人心。我军远戍越疆，不战仍无以助越，战则敌兵或更舍越而先图所有沿海沿江各省。中国必将防不胜防。李鸿章举例说，当年林则徐拒虎门而敌从定海入浙入苏，僧格林沁拒大沽而敌从北塘入京师。越南的情形与往昔这几件事还很不一样，越南与内地相距数千里，若陈师远出而倒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至于中国的军队、装备，在李鸿章看来更没有办法与法国相比，其结局可想而知。还有，只要中国与法国交战失败，中国还必须承担巨大的赔偿。所以，李鸿章的结论是：“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较然可睹。”[10]

    李鸿章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压制住抗法援越的冲动，战争在士大夫激昂的情绪感染下爆发了，无奈，好谈兵的文人并不善战，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失败终于让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全面改组军机处，委任李鸿章善后。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订约，中法战争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不再存在，但中国也不必因这场战争向法国支付战争赔偿。

    强军战略

    南部边陲诸藩国相继离去，对中国的震撼还是相当明显的。这一方面强化了中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情绪，另一方面促进了清帝国强军战略布局。

    本来，洋务新政在1860年开始发生，就是在解除了与英法两国军事冲突后，构建一支新型军队去解决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造反运动。1862年，恭亲王奕訢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为购置一支现代化的小型舰队。这是清帝国走出冷兵器时代，接受近代军事的开始。可惜的是，赫德委托的李泰国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他并没有与中方仔细商量，就擅自做主为中国购买了几艘军舰。更重要的是，他作主雇佣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为舰队总司令，并规定阿思本只对代表中国皇帝的李泰国负责。

    阿思本舰队当然不会被中方接受，中国不可能将第一支舰队交给一个外国人统领。1865年，曾国藩建议在上海设立机器制造局，并委托留学归来的容闳从国外购买机器，利用外国技术自己制造现代化战舰、武器。此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相继成立。

    1867年，参与洋务新政事务的丁日昌上书曾国藩，以为中国海防继续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的思路已远远不能适应远东及世界局势变化，东西洋各国无不利用其海上优势，全球游弋。只要需要，洋人的兵舰就可以随时打击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而我如果仅仅满足于处处设防，那么则防不胜防。丁日昌提出要研究近代海军出现之后的战争趋势，要想方设法拥有制海权，不能继续满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更不能满足于被动防御，而是应该建立自己的海军，并具有近海作战的能力。丁日昌建议组建北洋、东洋和南洋三支新式海军，并与绿营改造相结合，水陆并举，构建一个全新的近代防御体系。

    丁日昌的建议从后来眼光看具有超前意义，但并没有获得朝廷足够重视，直至1874年日本人侵犯台湾，朝廷方才有整顿海防的决心。1875年，沈葆桢举荐丁日昌出任福州船政大臣。翌年（1876），奉命兼署福建巡抚。稍后，丁日昌、李鸿章、沈葆桢联衔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赴欧洲深造。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历史性起点。

    与此同时（光绪二三年间），丁日昌“屡次奏称日本立意窥伺中国，数年之后必将与我开衅，必须及早购办铁甲船以免临时筹措不及”。[11]强大的日本必将引发亚洲政治版图的变化，丁日昌预估：

    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舰，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急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虽兵衅不可轻开，而横逆殊难哑受。唯有设法筹款项，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12]

    与丁日昌认识相当，李鸿章认为，中国在琉球问题上的困境，在越南问题上的被动，无不因为中国在军事实力上比不上日本。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随着中国与东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大幅度增加，来自海上的威胁不可避免急剧增加。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防务战略，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李鸿章也比较早意识到了近代海军的意义，1875年受命督办北洋海防，遂下决心组建一支新型海军。在此后十年，投入巨大，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舰。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建立，李鸿章辅佐醇亲王奕譞主持海军事务。3年后，188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北洋水师正式成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全球化意识都将随之增强。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初具规模，拥有大小舰艇近五十艘，总吨位五万吨，官兵四千余人。在成军那一年，北洋海军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是“同光中兴”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慈禧太后1888年愿意退位的一个间接因素，毕竟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是慈禧太后主政二十几年的结果。

    然而，一支貌似强大的北洋海军在几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倾30年国力创办的北洋海军只是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其力量根本不与日军在同一个量级。

    探究北洋海军的失败，除了国家整个制度跟不上，仅从技术层面看，至少也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没有将军事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工程进行设计施工。海军固然有其自己的独特性，但其总会需要其他军种的配合。清政府在大力发展北洋海军时，并没有启动陆军的改造，直至战争爆发，还以湘军、淮军为主力，因此在辽东战役、威海防卫战中，陆军都无法提供有力配合。战争还在进行中，清政府接受汉纳根的建议训练新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事改革不配套的事实。

    第二，北洋海军经过专业训练，官兵具有相当国际视野，但中国那时缺乏真正的军事战略，缺少全球意识，缺少日本人那时就已明确的“利益线”思考。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育迟缓，在海外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因而北洋海军尽管实力强大，但不知如何使用，依然没有脱离近海防卫思路，庞大的战舰不过是一座座游动的炮台。

    本末兼顾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起步主要是因为西方资本东来，因为中国几次被打败。中国自1860年以来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最大限度模仿西方现代化，工业的，军事的，甚至商业贸易、造船、机械、矿产资源开采、电报等，中国均采取“拿来主义”，模仿学习进而改进。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实事求是说，三十多年模仿，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1894年中日那场局部冲突中，中国却遭到了远比十年前中法战争更为惨烈的失败。这是为什么？

    其实，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人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症结。

    1877年，正在欧洲的马建忠致信李鸿章：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及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而后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为不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袭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13]

    在马建忠看来，中国学西方，不能单纯地只学其器物；西方富强，也不是单纯凭借制造之精、兵纪之严，一定有其背后的制度因素。比如法律的制定，护商政策的推行，私权的保护，新式教育的创办与推广，议院政治的创设与普遍化等，都是极端重要的事情，甚至远过于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因此，马建忠建议，中国应该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同时，注意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方面的改良、创设。尽管马建忠也认为西方的政治、司法、经济、教育等制度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本身的多元既表明这些制度并非完美，也表明中国在学习移植的同时，还有极大的创新空间，中国完全可以在西方经验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这与几十年来坚守的“中体西用”大原则相当吻合。

    类似马建忠这样的思想，自甲申至甲午10年间不绝如缕，邵作舟、汤震、陈虬、何启、胡礼垣，直至郑观应，这一大批知识人在制度创设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建议，大致以为西方的议院制度尽管还有巨大的改良空间，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中国应该尽早移植这一制度，以议院制度弥补君主专制所不足：“总之，上下分则不党，询谋同则不私。于是忌讳之窠臼不攻而自破，吏胥之舞弄不杜而自祛。始可言振作，始可望挽回，我国家转弱为强之机，其权舆于是欤。”[14]然而遗憾的是，知识人的建议并不被朝廷接受，直至甲午战败，清廷统治集团方才明白自我陶醉的所谓“同光中兴”只不过是一场虚假繁荣，清帝国的未来有待于从零开始，重新起步。[15]又经过若干年蹉跎，清帝国真正决心向议院政治转型，还是到了1905年之后，此时距离日本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6年，距离日本人酝酿实行议会政治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

    即便仅仅从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检讨，作为“后发经济体”，中国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体制下，虽然丧失了许多权益，但也确实使中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零开始，中国构建了自己的重工业、制造业基础，而且重工业、制造业的水平直追世界前沿；也几乎是从零开始，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的近代城市，这些城市与唐宋时期的长安、开封、临安相比，具有时代性差异。但是，中国在那段时间，并没有利用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没有释放社会，没有释放资本，没有有意识培植一个中产阶级，更没有打开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的屏障，30年的洋务新政，只是获得了一个畸形社会、畸形经济结构。国家资本主义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私人资本、民族资本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大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是像正常的企业那样去经营，而是极端官僚化、政治化。这样的企业徒具公司、工厂之虚名，其本质只是朝廷衙门的延伸，是官僚集团的外围组织。[16]这样的经济架构如何与充分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竞争！

    直至《马关条约》签订，强制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中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先前数十年中国人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诸如修铁路，开矿山等，都在短短时间得以实现。如果一定要检讨1884—1994年中国错过了哪些机遇，只要看看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1895年之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开始调整，地方自治在湖南等地开始试验。

    1895年之后重建新教育从呼声到行动，改科举不再成为知识人的关切，新教育、留学教育，渐渐成为主流。

    1895年之后，在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同时，民族资本渐渐形成，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相继出现，四民社会开始解体；繁荣商业，保护商业，创办商会，促进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部分成为政府的责任。

    1895年之后，军事改革全面推行。整军经武，小站练兵，军制改革，武备学堂，重建海军，无不提上议事日程。

    凡此，均可以看作甲午战败后的反省，当然也是之前的失误。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但历史可以复盘。假如中国在1860年启动洋务新政时有通盘考虑，假如那时不是盲目自信执着于“中体西用”，而是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渐次改革，由经济而教育而政治而军事，那么，1894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一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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