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尔夫成名成家始于一个文学女青年。她父亲是一个著名文人，家里书很多，在那样的读书时代，天资聪颖的吴尔夫读书上瘾就在情理之中了。英国人读书一向不是为了博取功名，到了吴尔夫的时代科学和文学空前繁荣，仅从求知的角度看，读书几乎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必要修养了。但是读书多了有一种副作用（或说一种结果），那就是尝试写作；文学的情况尤其如此。吴尔夫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家教是主要的教育渠道。可以想见，在吴尔夫读了很多书时，吴尔夫偷着明着进行写作，是情理之中的。更何况，她有很多成功的女性榜样可以模仿，如早已名垂英国文坛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爱略特等等。于是，巧合就出现了。比如乔治·爱略特在三十多岁时开始写小说，吴尔夫在三十多岁时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不同的是，爱略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彼得》出版后轰动一时，甚至维多利亚女王都成了她的忠实粉丝，而吴尔夫的《远航》出版后，评论家却说“开头前几章让人以为会很有趣，结果却让人失望。……除了聪明伶俐之外，并没有太多脱颖而出之处，恐怕难以胜过一大堆不过自炫文学价值的平庸小说。”这对不仅聪明伶俐而且心高气傲的吴尔夫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时候的吴尔夫已是小有名气的才女，文章屡见报端，多写英国文坛的逸闻趣事，对英国各代作家如数家珍，评论别人的作品头头是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尔夫热衷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在伦敦城已经名声鹊起，他们以绘画领域为试点，提倡现代主义，一切提倡标新立异，一些墨守成规的老派作家，已经很让他们侧目了。可是，轮到他们实践写作，出版的作品不过尔尔，怎么说都是一种嘲讽吧。

    文学写作像抽烟，一旦上了瘾，戒烟就是一件难事了。再说了，吴尔夫已经进入文学圈子，这好比吸烟升级，沾了毒瘾，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好在吴尔夫一直在写文章，丈夫又是搞出版的，自家的出版社把自家人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书，堤内堤外都是自己的。因此，吴尔夫的文章集子倒是早早地就出了几部。文人嘛，出了书就是资本，有了资本便不会表现得太没有底气。当然，这只是一种猜度，吴尔夫是否还一直在尝试写小说，无数的开头、有数的半半拉拉、几部完成的书稿，而后或者撕掉或者废弃或者藏匿，我们都无从了解。但是，她的散文越写越得法，越写越有读者群，这可是真的。她的《普通读者I》出版时，她在简短的代序里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听听，一是要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二是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普通读者的判断来决定，两点相加一下子便把普通读者放到了很高的位置上。味道怪怪的，因“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惯以“实现一种宽松自由的精英前景”而著称，连兴冲冲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赶来伦敦参加该团体活动的劳伦斯，最终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中上层阶级的‘黑甲虫们’聚集而成的一个狭小的世界”。因此说，吴尔夫在一本文章集子的序文里把普通读者抬到了从未有的高度，难免有讨好读者之嫌，尤其接着出版了《普通读者II》，似乎证据就更确凿了。

    纵观吴尔夫的散文，《普通读者》I、II也确实称得上是吴尔夫文章的集锦，无论种类、质量和风格，都达到作者的最高水平了。本书以《普通读者I》为基础，选译了《普通读者II》的大部分文章，构成了一个二十多万字的译本，算得上好上加好的选本。从这些文章里，我们看得出吴尔夫确实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女子，读书杂、读书广、读书深是她能写出别具特色的文章的根源。在她的文章里，英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等，均屡屡提及，但是没有一篇是专门评论他们的。这似乎是遗憾，但随着一篇接一篇文章读下去，我们却会觉得这也许是她的高明所在。她追求写作文章的切入点、话题和上下左右的联系。切入点越缜密，话题越准确，发挥的余地越大，她写得便越有后劲。她把英国文学反复掂量，全盘衡量，分出了各种级别，由此及彼地比较，使她的文章具有了很高的文学史价值。全书共有四十余篇文章，大致可分为：名家名著、文坛钩沉和书信日记三类。

    对“名家名著”评论应该是评论家和读书人主要阅读板块，自然也是有话可说的板块。这个译本里的这类文章，名副其实的有《蒙田》、《笛福》、《简·奥斯丁》、《简·爱与呼啸山庄》、《乔治·爱略特》、《约瑟夫·康拉德》、《三百年后读多恩》、《鲁滨孙飘流记》、《乔治·吉辛》和《托马斯·哈代的小说》等篇。大约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似乎不够多，但是通过这些文章，读者几乎窥得见英国文坛上的所有文学大家和主要事件。评论作品从不长篇大论，而恰到好处的比较是她惯用的有效手法，比如她谈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到了某个点上，她会说“所以莎士比亚后期的剧本更适合读而不是演，它们的诗歌的成分多于动作，省去人体比让人体及其所有的联系和动作呈现在眼前更有利于理解剧本内容。”读者阅读的是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对两个文学大家的理解和沟通。吴尔夫通过画像、闲言碎语和分析作品，展现给读者的文人形象和文坛轶事，总给读者意外的收获。例如她三言两语告诉读者，乔治·爱略特“那张凝重的长脸，带着严肃、阴沉、几乎像马的力量”，比喻了这位女作家的作品的力度；借用蒙田之口发问“智者的生活竟要依赖于傻瓜的判断，这合理吗？”告诫写文章的人“文章只是为少数能够看得懂的人而写的”；与你知心地说“过好私人生活无疑比过好公共生活要困难得多”；跟我们芸芸众生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一条大道，充满苦难，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除了我们做的善事和恶事，什么也不能带走”；……这样的笔触在这类文章里很多，是吴尔夫文章的亮点之一。“文坛钩沉”类的文章不很多，大约有：《伊丽莎白时代的栈房》、《伊丽莎白时代的剧本读后感》、《艾迪生》和《杰拉尔丁和简》等，堪称代表。这类文章，吴尔夫像提葡萄，一提就是一串串。一篇篇幅不大的文章，有的让读者一下子看见了一片无比开阔的天地，有的让读者看见了一种逼真的氛围，有的则让读者看见了文人交往的天真和纠缠，尤其趣味盎然的是《杰拉尔丁和简》。“书信日记”是吴尔夫特别喜欢阅读的东西，因此评说起来非常自由、自信和有趣。《帕斯顿一家和乔叟》与《漫谈伊夫林》属于此类。读者通过吴尔夫的笔看见“这儿的人们从别人的牛皮上裁皮带……我们摇树，别人抓鸟……”，不由得会心窃笑，而看见“这样斜吊在那里后，他们把一匹木马塞到拴着他双脚的绳子下面，使他绷得极紧，把他的关节都拉断了，最后把他的身体拉得出奇得长，他赤裸的身体上只穿了一条内裤……”这样不动声色的描写，不由得毛骨悚然。

    当然，所有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尔夫关于文学写作的探讨和理解，例如：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牧师，他们拉着你的手，一直把你领到神秘的殿堂；另一种是普通人，他们把教义包藏在血肉之中，描绘出整个世界，不剔除坏的方面或强调好的方面。

    他（乔叟）有卓越的讲故事的才能，在当代作家中这几乎是最罕见的才能了。

    在戏剧中我们认识了一般，在小说中我们认识了个别。

    这么多世纪以来，尽管我们在制造机器方面学到了许多，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学到了什么却很难说。

    每个作者在写作时都针对某些公众。

    永远不是你自己又永远是你自己——问题就在这里。

    散文作家是所有作家中对公众舆论最敏感的。

    吴尔夫无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作家，她的散文写得理性、深邃、博大、犀利、机智、细腻、幽默。这些特色对译者来说是挑战，尤其“幽默”这种英国人的爱好，连吴尔夫都承认“幽默是在外语中最先损失的风味”，但是青年译者马爱新以准确、清新和一丝不苟的文字，把吴尔夫的文字传达得很到位，很难得，这应是汉语读者的福音。

    苏福忠

    2010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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