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的是现在上海沿路墙头，无论面积大小，凡能做公益广告处，都有丰子恺先生的画，包括流动着的地铁车厢内。听说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重庆北城天街对面，在繁华市中心摩天大厦以十层楼高的开面，用网络电视屏幕制作巨幅丰子恺画作“家住夕阳江上村”。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丰先生画作的最大幅面。或许也是中国画的最大幅面了。上个月，丰老师诞生128周年，我专程去石门丰师墓前祭奠。据丰子恺故居缘缘堂的工作人员说，自从中宣部选定丰子恺的137幅漫画作为公益广告画之后，全国各省市（包括很多地级市）都来故居纪念馆联系，要求他们去当地举办画展，忙得应接不暇。今天，又知悉瑜荪兄应出版社之约将出《漫话丰子恺》一书，嘱余作序。想起在“文化大革命”风暴正烈的日子里，也是我去丰老师身边最多的日子，我亲眼见到正直、善良、高尚的艺术家遭受惨酷的非人的迫害，内心禁不住发问，这是历史在考验人？还是人在考验历史？今日看来，应该说，历史是公正的，丰先生受国人最普遍爱戴和赞誉，其程度可以说是最热烈的，我当然感到欣慰。
忧的是以我这样一名始终没有进入艺术之门的理工学士，为瑜荪兄的大作写序，恐怕说的尽是外行话，贻笑于方家了。
我和瑜荪兄已有三十多年交谊，秉性相投，对瑜荪兄的为人为艺非常倾赏，友情殷拳，盛意难却。也只能说些我对丰先生的认识以应读者。
丰子恺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大艺术家。他所涉猎的艺术门类之广，范围之大，研究之深邃精到，造诣之高超，在古今文艺界人士中是不多见的。人是历史的人，时代的人，社会的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时代的印记，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于他的教育活动、艺术活动，以及独树一帜的作品，对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提高整个民族的艺术教育素质，历史会给予相当的重视。因为他的漫画鼻祖的大名，盖过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好像其他各个门类的成就反而少为人知了。实际上，在艺术的各领域里，丰先生也是作出不小的成绩和切实的贡献的。
我们今天看丰先生，多数人从漫画方面看，说《子恺漫画》独树一帜，他是中国漫画的鼻祖；有的从散文方面看，读《缘缘堂随笔》，郁达夫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他画笔之上。”可见是出色的散文大家；有的从他的诗词方面看，说他的气品气质是彻彻底底的诗人；有的从他的书法方面看，说他是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称他的书体为丰体；也有的从他的艺术论著方面看，称他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也有的从他早年从事艺术教育方面看，《辞海》在“丰子恺”条目中，就称他为音乐、美术教育家；也有的从他精通多国文字，译出英、日、俄等国的多部著作和译著的优美文笔看，确认他是一位很出色的翻译家。人们观照的只是丰先生的一个个方面，应该说，都不为过。笔者认为，我们对丰先生的认识是否还缺少什么？各个领域之间如何融通？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信仰和他毕生的追求。这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中心，也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
丰先生的绘画和他的书法是浑然一体的，显然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在丰先生的画作上，请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题了字，不管是正是草，是行是楷，好像穿西装的戴了瓜皮帽、青斗笠或者绍兴毡帽，一定会让人感觉到很不协调。丰先生的绘画与他的散文，简直就是同一风格下的两种表述手法，他说，绘画和文学是相通的，明显地有着内在的联系。《缘缘堂随笔》的“随”和《子恺漫画》的“漫”，思绪意趣并无二致。朱自清称他的画为“带核儿的小诗”。艺术家、文学家都是思想家，没有思想，苍白无力，空空如也，又怎么成得了“家”。朱光潜更说“子恺从顶到踵都是艺术”，叶圣陶把他的为人为学为艺术归结为“风神潇洒”。可见丰先生的作品是有其独特的风格，也包括译著的优美文笔。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各门艺术活动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研究相互融通关系，找出统一风格来，这才是一位完整的艺术家丰子恺。
艺术是艺术家知识、情感、理想、意志的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一种思想精神的体现。那么，丰先生的思想精神是什么？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精神指导下从事他的艺术创作？这种思想是否在作品之外也贯穿在他的整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自始至终都如此？我以为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契入到丰先生的整个人生观。回头再来看他的方方面面，应该会脉络清晰、条理分明。我个人认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丰子恺先生的信仰——佛学思想，这是他为人立世的根本。
以下分几个方面来说：
一、丰子恺先生信佛。1927年9月，在上海江湾永义里8号，由弘一法师接引，丰子恺正式皈依佛教，法名婴行。皈依是佛教的入教仪式，是很庄重的，表示虔诚地信奉佛的教义，要向佛祖释迦牟尼像敬香顶礼，接着，随接引师宣读三皈依誓词，内容有“尽形寿皈依佛……尽未来际，皈依正觉佛陀，依佛陀言行，为品德模范”等。综观丰子恺先生一生，就是践行皈依誓词的一生。记得1957年，笔者第一次拜识丰子恺先生，出于好奇，曾经唐突地问他：“丰先生，您信佛？”面对我这个年轻的理工科大学生，知道我茫然，他淡淡一笑之后，很认真地说：“佛教不是迷信，也像你们学科学一样，是研究宇宙人生的真谛。”说老实话，我当时一无所知，今天回头来再认识，丰先生对佛教是有正确的认识。所谓正信，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在“文化大革命”暴风雨中，红卫兵逼问他：“你信佛？”他明确回答：“是的，我信佛。”没有躲闪，没有回避。正信佛教的人，认为信仰是很坦然的光明的事。
二、1931年丰先生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共二十篇，可以看出几乎绝大部分是在佛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正确地说，佛教对于宇宙人生的态度，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更不是唯神论，而是主张因缘和合的缘生论。宇宙自然的本体和存在，本不是佛家注意的中心，人生和宇宙的联系、觉悟和世间的关系才是佛家关注的根本问题。佛教的世界观不承认有至高无上的主宰世界的“神”的存在，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无神教。佛教的教理认为，世间的事物都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缘缘堂随笔》第一篇《剪网》中，明确写道：“我仿佛看见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而复杂的网，大大小小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想找一把大剪刀，把这个网尽行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正是对佛教世界观的诠释。
他在另一篇文章《两个“？”》中，谈到时空观，就是佛教所认为的无始无终的时间和无边无际的空间的注解。佛教的时空观和牛顿的时空观看似相同，但牛顿时空观是不变的，这也是牛顿世界观的局限，而佛教则认为“一切有为法，皆是虚妄”，幻化不实，是“无常”的。其他如《渐》里所表述的“无常”，《忆儿时》所描述的对杀生的永远的忏悔，《阿难》篇中阐述的人生像昙花泡影，倏现倏灭，轮回反复，“宇宙间人的生灭，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大波小波，无非海的变幻”，“世间一切现象，皆是宇宙的大生命的显示”。《晨梦》篇里的“无我”，《缘》《大帐簿》中的更是佛教思想很明显的率直表述：“我确信宇宙间一定有这册大账簿。于是我的疑惑与悲哀全部解除了。”这不正是佛教的最终目的，所寻求解脱么？如果，再读《缘缘堂随笔》之外的丰先生的其他随笔，包括晚年写成的《缘缘堂续笔》，随处可以见到，如《无常之恸》《法味》《歪鲈婆阿三》《暂时脱离尘世》等等，都是充满佛学智慧的哲理。我想，以上的引证，已经足以证明丰氏的思想是佛家的思想。
三、如果说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当然以漫画创作为最多，影响也最广。但不管是早期的《古诗新画》，抑或是后来的《社会相》，除了少数应景之作而外，大多也充满佛理和禅机。譬如《种瓜得瓜》《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很明显是佛学里的因果相续。又譬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从佛理的观念来解读，那就是“流光容易把人抛”，内含着没有说出来的就是“世事无常”。丰先生的作品中，诸如此类的入禅的画很多，翻阅他的画册，可以说，随处可见。
诸如此类的画，还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几人相忆在江楼》《翠拂行人首》《生机》《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好鸟枝头亦朋友》等等，大都以禅入画，赋予古诗以新的境界，其意象的空间虽是有限度的，但包含着无限的意蕴；时间也并不明显，似乎象征着“真如”的永恒。既不着“空”，也不着“有”，任运自在，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刹那生灭之中，无始无终。物即是我，我即是物。达到了物我两忘的无差别境界，这正是丰先生心中追求的佛的境界。
四、对于著作等身的丰先生来说，我以为有两本书，必须特别提出，一本是《护生画集》，另一本是《大乘起信论新释》。《护生画集》是丰先生正面宣传佛教戒杀和因果的一本画册，他曾著文说明，护生的目的是护心，就是菩萨行。第一集共五十幅，是为祝弘一大师五十寿，每幅由弘公手书的题诗。一诗一画对照，卷首由马一浮先生亲笔作序。1928年底，弘一大师专程到上海商量定稿，1929年2月，画册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发行。1940年，丰氏携眷避寇，远走广西宜山，为祝弘公六十寿，丰氏在宜山作成护生画六十幅，邮寄给正在福建泉州弘法的弘一大师，请大师题词。此画册于1940年11月又由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印行，是为《护生画续集》，由夏丏尊先生作序。作续集时，弘公从泉州给丰氏信：“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年月，丰氏正亡命避寇，宜山屡遭敌机轰炸，生死难以逆料，但他对恩师此一嘱托，深知其意义之伟大，敢不从命？但算计起来，弘公百岁时，自己也已八十二岁高龄了，心中不免惶恐，于是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这句话也和皈依誓词有同等的分量。
抗战胜利后，弘公已圆寂。1948年11月，丰氏游厦门，并专程到泉州谒恩师弘公圆寂处，泉州某居士出示收藏的丰氏“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信件，丰氏算来弘公七十冥寿即在眼前，于是，返回厦门赁屋定居，闭门三个月，作护生画七十幅。因大师西逝，该集由丰氏配诗文，请定居香港的叶恭绰居士书写。是为《护生画集》第三集，1950年2月由苏慧纯主办的大法轮书局出版。1960年9月，为纪念弘公八十冥诞，丰氏如期绘制《护生画》八十幅，请上海朱幼兰居士配题文字，但当时国内已无法出版，转请新加坡薝蔔院广洽法师集资在海外出版，是为《护生画》第四集。鉴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为纪念弘公九十冥寿，《护生画》第五集共九十幅，提前于1965年完成，请厦门虞愚居士书写配文，亦请广洽法师集资印行。
“文化大革命”中，丰氏遭受了平生从未经历过的迫害，《护生画》当然也成了他遭批的“罪状”之一，1973年，丰子恺先生的身心遭受双重戕害之下，体质已经被折磨得很虚弱，他自感世寿无多，为践宿愿，仍虔心伏案，一幅一幅地精心创作，白天还要防止“造反派”突然“光临”，或会召来大祸，只得每天清晨四时早起，默默地日复一日地历时半年有余，才完成一百幅护生画，由朱幼兰居士题字，是为第六集。1978年，广洽法师来上海祭奠丰子恺先生逝世三周年，遂将《护生画》第六集带去新加坡印行。从1929年2月在开明书店出第一集，到1979年10月在新加坡出一至六集全集，共计四百五十幅，时间跨度整整五十年。是丰先生为践履庄严的承诺，生前完成了身后事，使《护生画》功德圆满。这项佛门伟大的不朽工程，正是佛陀思想指导下的践行。特别是最后第六集的绘制，“文化大革命”妖风炽烈，野火遍地，很可能由此带来灭顶之灾。人们普遍的心理只求苟全性命，对惹祸唯恐避之不及。但丰先生却镇定自若，勇猛精进。现在《护生画全集》在国内很多出版社印行，因为从第一集起，就声明不设版权，欢迎翻印。当大家读这部完整的画集时，可以从中看到一位真正的佛教徒的形象，是如何抱坚不可摧之心，持般若之智，度一切苦厄。
第二本书是马鸣菩萨的《大乘起信论》，原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译本，相传系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家之一的真谛所译。丰先生就是读了这本著作之后，才起了信佛之念的。近代佛学泰斗、为开拓晚清以来中国佛教复兴宏伟局面的杨仁山居士，也是在青年时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佛。佛教的经典也和中国的古籍一样，年代久远了，因为语言文字的迁变，造成后来人阅读困难，需要有人注疏。日本佛教学者汤次了荣对《起信论》作了新释。《大乘起信论》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心）生来具有善（真、如、净）、恶（无明、染）两个方面，前者就是众生所秉有的“佛性”，后者即情欲烦恼；前者被后者遮蔽而不能显现，通过断恶修善的修行，就可使佛性显现，达到解脱。这种心性学说的提出，是以往佛教学说的般若本体发展的必然结果。《起信论》原著传入中国并译出后，曾一时风传，为隋唐时期建立的大部分佛教宗派所汲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丰先生完全清楚这本经典的重要价值，慎重地选择日本佛教学者汤次了荣的《新释》予以译出，因为精通日文而又对佛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时下越来越少，尽管“文化大革命”的环境极端恶劣，他还是勇于承担起译著的重任，迫于形势，署名“中国无名氏译”。这在当时（1970）是担着极大风险的，很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他却以大无畏的精神，默默地做了这件佛教史上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1972年，丰先生托友人将译著带给新加坡方外挚友广洽法师，这里可以看到丰先生对佛教信仰的坚定，无私无畏，无有恐怖。
《护生画集》的圆满完成，赵朴初居士称之为“近代佛教艺术的佳构”，建议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丰子恺设功德牌位。《大乘起信论新释》的译本，先由新加坡薝蔔院根据丰氏手稿影印出版，2015年9月，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刷本流通。这两件事，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丰先生是以佛学思想贯穿他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丰先生仍是一位虔诚佛教徒的有力证明。
五、丰子恺先生的佛学观念是始终一贯的，认识十分深刻，信念无比坚定。这不仅仅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进行考察，同样，佛学思想自然地贯穿他的整个生活中。他的一生，经历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十年动乱。前一次，八年离乱，举家避难，颠沛流亡半个中国，生活上遭受很多苦难，读《荒冢避警》《宜山遇炸记》等篇，可见其狼狈不堪之状。但是他还可以发表《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这样的檄文。抗战胜利后，他重返故土，面对毁于战火的缘缘堂遗址，并没有太多的留恋，第二天，就到杭州另觅新巢去了。这种胸怀，只有真正的佛教徒才有，把一切都看“空”了。不执着，才能看破，才能放下，自在。
第二次，十年动乱，劫难时间更长，也无法逃难，丰先生所受到的摧残之酷烈，肉体的迫害和精神的折磨，人格遭受侮辱，远比八年离乱甚之又甚！烈之又烈！更何况他已是体弱多病的七旬老人了。很多文艺家忍受不了折磨，被迫自杀者不乏其人，消息时有传闻。他反而宽慰笔者：“文彦，你放心。信佛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此言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酷烈的冲击下，丰先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这是何等修养功夫！当他的胡须被强行剪去之后，面对一脸惊恐的笔者，平静地捻着须根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段时间，白天挨批斗、关牛棚，回家照常写字、作画、作诗、著文，好像在他的周围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胸襟，只有以佛的思想“无常即常”指导人生，通透了佛学理念，否则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说岳全传》里的道悦和尚，见秦桧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便口诵一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坐化了。我以为丰先生比那位老僧的修佛功夫更好，老僧的坐化，在这里也就是自我了断。佛教的修持主张四摄六度，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以丰先生的生活对照之，可以说，他的修持已经达到菩萨的境界。思想境界决定他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风格。丰氏的这些个人独具的风格，是他的佛学思想境界所决定的。这一高洁的情趣确定了他虽在俗世却安然自若。
弘一大师墨宝中流传很广的《常随佛学》，也就是皈依誓词中“依佛陀言行，为品德模范”。我们说信佛，不是求佛法保佑，而是在实际行动中，以佛陀的言行为表率。明确地说，信佛学佛就是做佛。因为佛不是神，而是人，是觉悟了的人。佛不能赐予我们解脱，同样，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也不能使我们下地狱。他只是用他的理论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修持才能达到解脱的境界。佛教的人生观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觉悟与拯救众生联系起来。自己觉悟了，就是罗汉；自己觉悟了，还抱着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苦厄之中救度出来，并帮助、启发有情众生觉悟，这样的人就是菩萨；自觉（觉）、觉他（行）、觉行圆满就是佛。说得浅白一点，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他自己觉悟了，进一步帮助其他人觉悟，而这种自觉和觉他的事业，已同时达到最圆满的境地。所以说，人和佛只有觉悟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故尔真俗一如，圣凡不二。
末了，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出世的，其实佛教说的出世间，也就是人生的觉悟实现了。“出”是超出或胜出的意思，能够研习佛法，掌握智慧，明了宇宙和人生的真谛者，心地清静，烦恼不起，体悟永恒，也就叫做“出世”。出世间不是脱离世间，如果脱离了人世间，又怎么做入世的事业？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就可以无私无畏，不计名利，勇猛精进。所以说，佛教不是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丰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晚年如此困迫的环境下，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起早摸黑，除了作画、写字、作诗，还创作了《缘缘堂续笔》，译出《大乘起信论新释》《落洼物语》《伊势物语》，又重译了夏目漱石《旅宿》，创作了一百幅《护生画》。这是正常人在正常的年代都不易完成的工作。丰先生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正是勇猛精进的最有力的证明。
综观丰子恺先生一生，七十八年，淡泊名利，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宝库。笔者虽然师从丰先生十八年，由于学力有限，以上所述非常肤浅。远远的站在圈子外，能把问题看得准吗？不敢说。只是借这个机会提出来，从本质上认识，从世界观人生观上来认识，我认为只有弄清楚佛教与他的渊源，佛学在他思想中的地位，才能说得清楚，才能从本质上认识丰子恺先生。
在现实政治与宗教信仰、严峻与空灵的独木桥上从容迈步，需要超人的大智大勇。凭什么去处理两者的错综复杂的焦点，就是佛的智慧。丰先生曾说：“和尚是出家的居士，居士是在家的和尚。”我常常由此联想到弘一大师，在中国当代的佛门弟子中，弘公和丰老是两种典型，同样的皈依佛门，同样的醉心于艺术，一在山林，一在俗世，而各有千秋，艺道汪洋，佛法弘通，怎不教人欢喜赞叹！
冗长啰嗦，又恐不合时宜，但我说的都是真话，将论丰氏思想信仰以代序，不知瑜荪兄认为然否。
慈水 潘文彦谨识 时年八十又五
2016年12月21日 丙申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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