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想着还可能更幸福，你就永远不会幸福。[1591]

    ——塞内加

    经济危机来临，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安全感，而如果生活富足，对于钱未必能百分之百地让我们觉得更加幸福之类的判断，我们就会有所犹豫。我们都知道儒勒·列那尔饶有趣味的反诘：“如果钱不能带来幸福，那就还回去！”然而，世界各地的社会学调查仍然显示，钱并不是个人幸福的决定性因素。一九七四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搅局文章，在文章中他强调说，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〇年间，他们国家的年人均毛收入有了百分之六十的飞跃，然而认为自己“很幸福”的比例却没有丝毫变化（百分之四十）。收入的显著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对个体的满意指数带来明显的影响。这篇文章引起了经济界的不适，因为它对美国最为牢固的信仰之一提出了质疑，在美国人看来，经济繁荣是幸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妙公式相得益彰：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等于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增长。

    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也揭示了类似的现象：在一九七五年到二〇〇〇年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长超过百分之六十，而宣称自己“还算满意或很满意”的人群停滞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统计数据更加残酷。例如在英国，在半个世纪里，国家的财富差不多翻了三倍，而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个人却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二跳水到二〇〇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六。

    切入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各自的生活满意指数进行对比。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富有国家的人应该比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幸福。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美国或瑞典的幸福率与墨西哥和加纳的幸福率差不多，然而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却是十倍的关系。

    调查还揭示了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幸福感中，社会性的比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我们可以将儒勒·列那尔非常著名的那句话转化为社会性的表达：“仅仅自己感到幸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别人不够幸福！”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欣赏程度取决于比较，我们还需要知道周围人生活得怎么样，是不是也处在与我们相近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的幸福是相对的，与别人的幸福密切相关。“身处巴黎的贫穷，那是两倍的贫穷。”埃米尔·左拉早就说过。美国学者迈克尔·哈格蒂（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因此指出，有些城镇个人收入差距较大，而有些城镇个人收入比较相近，前者的幸福率显然要低于后者：和样本中的高收入人群相比较之后，也会使得挣钱挣得相对较少的人更有不满意的感觉。另一项在大学生中所做的研究表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如果知道同届的人挣三万美元，而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能挣三万三千美元，他们会感觉“更幸福”；相反，如果知道别人挣三万八千美元，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挣的是三万五千美元，他们却不是那么幸福！[1592]

    因此，社会内部贫富过于悬殊的害处就在这里，它会引起沮丧的感觉，然而，“媒体的全球化”却对个人幸福感起了负面的作用，因为个体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将自己的所有与其他人的所有进行比较，而且比较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周边，还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可是，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享有富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不满意的情绪很快在个体间传播开来，而原本在不比较的状态下，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更加满意。

    这就证明了，要想幸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避免超出自己的范围去衡量是否“更加”幸福或者“更加”富有。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塞内加在这句美妙的表述中就阐述了这个意思：“只要你想着还可能更幸福，你就永远不会幸福。”[1593]尽管如此，塞内加还是将金钱放入所谓“可取的”事物中。在这点上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占有必要的财产更好，而不是被剥夺所有的财产。但是，和大多数古代哲学家一样，过量的财产对于幸福而言不仅不是必要条件，甚至会损害幸福感，因为会随之产生因为财产带来的忧虑：害怕被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对财产进行管理，对别人产生嫉妒，等等。拉封丹的寓言《补鞋匠和富翁》的故事就很好地展现了这个问题。极度贫穷，需要投入所有的精力维持生存，这当然会阻碍幸福感；但是一味地追求财富也同样致命。古代的智者都说，不要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旦拥有已经足够满足基本需要的财产，就必须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朋友，留给我们的热爱所在和内心世界。

    民意测验显示，在这方面，存在着很有趣的悖论。如果我们问：“在你看来，能够让你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钱和物质条件不会出现在主要因素的列表中。几乎在所有大陆，人们都趋向于认为，家庭、健康、工作、友谊和精神世界是幸福的主要支撑因素。我们顺便还应当注意到，精神世界这一因素出现的比例在法国很低，而在其他宗教信仰更为牢固的国家，这一比例要高很多。例如在美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其他人要更加幸福，他们的生命也通常比其他人要长出七年的时间（更少酗酒、吸毒、自杀、抑郁和离婚）。然而现在，倘若我们这样问：“如今，你希望拥有什么，以求更加幸福？”大多数被调查的人却回答说是“钱”（甚至比回答“健康”的更多）。

    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觉得钱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觉得，它在幸福中的重要程度远不如家庭、友谊和健康呢？一个富有却不健康，或者缺少情感关爱的人当然会不如一个收入菲薄但却健康、拥有美好人际关系的人幸福。我认为，这方面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

    第一个原因在于我们都向往自己还未拥有的东西，自然，我们会将个人幸福感的增长列入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之列。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回答问题的人都比较健康，对自己的情感和职业生活也较为满意。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拥有在他们看来正不幸缺少的东西——钱，他们会更幸福。再加上我们经历了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在一个不停地挑起占有欲望的世界中。广告的狂轰滥炸，对于他人财富的展现，这一切最终都更加尖锐地刺激了我们的物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对钱的需求。最近有一些研究——当然还有待证实——首次对幸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1594]即使我们上有片瓦遮体，也能吃饱肚子，我们还会因为没有钱去度假或者没有办法购买笔记本电脑而感到痛苦。在十八世纪中叶，让—雅克·卢梭已经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很快就会习惯技术进步为我们带来的舒适。而起初只是简单的方便很快就会演变为“需求”，于是我们会“因为失去而感到痛苦，而拥有时也不觉得幸福”。[1595]如果在今天，我们没有车，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这在大多数已经拥有这些东西的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对此，我们又能怎么看呢？

    这一悖论存在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经历了非常不确定的时期。比起经历过法国战后经济飞速发展三十年的父辈，我们更“缺乏安全感”：今天，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免不了失业的威胁，我们越来越处于不稳定之中。对钱的需求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缩小贫富差距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是给自己一种安全感，以应对不确定的、令人焦虑的未来。

    最后，钱代表的，远比物质财产的简单获取要多得多。钱可以让我们满足自己的热情所在，满足我们旅行，满足我们以更为自由的方式生活的愿望。我们有很多更好的，对钱有所欲求的理由，金钱不是目的，而是使我们方便生活，为我们带来帮助，实现我们深层向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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