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物。他总喜欢在广场上踱步，尤其是集市开张，人头攒动的时候。通常，人们在远处就能听到他不断提问的声音。然而，真正让苏格拉底感兴趣的不是行走本身，而是前往公共广场或体育场周围寻找民众攀谈。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里曾经记载道：“苏格拉底每天总是过得很充实。早晨，他习惯去体育场的回廊散步；在集市开放的日子，他总是站在最能找到人说话的地方，不停地交谈、提问。”可是，苏格拉底却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行走者。在《淮德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行走这一行为无足轻重，甚至排斥乡村生活，他似乎对自然并未抱有很大的热情。
第欧根尼曾在一篇著作中简单地提到过，柏拉图也许是一边行走一边教书。无独有偶，亚里士多德的雅号“漫步者”也是出自同一种教学方法。事实上，人们很有可能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教学地点的特性，授予了他这个称号。人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在伊利索斯河畔的一座体育场内建造了一所名叫吕克昂的学校，学校内有一条长廊（peripatos）。在希腊语中，“peripatein”意为“漫步”、“交谈”、“边走边说”。在谈到亚里士多德时，第欧根尼这样描绘道：“他有嶙峋的双腿，当学生很多时，他总是选择坐下讲课。”
斯多葛学派的智者已经不再一边行走一边授课。和爱比克泰德学派一样，斯多葛派的大师习惯于面对一群静止不动、需要不断引导的听众。至于伊壁鸠鲁学派的智者，他们从来就不喜欢动荡和移动。在面对学生时，他们总是隐藏在花园深处，平静地在树影婆娑间交谈。
在希腊智者中只有犬儒学派[1474]的实践者才能被称为真正的行走者。他们总是无所事事，像流浪狗一样在街上四处游荡。犬儒学派的智者常年奔波在路上，从一座城市辗转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公共广场游走到另外一个。
事实上，从犬儒学派智者的外貌和步态中人们就能将其识别：他们手上常握着一条木棍，肩上披着一块厚实的布。这块布不仅可以夜晚当被子使用，还同时充当着行走者的大衣，甚至可做遮风挡雨的屋顶。另外，他们还在腰间挂着一条褡裢，里面空无一物[1475]。这些智者行走如此频繁，以至于他们都无需再穿鞋子，他们的脚掌已经打磨得像皮质鞋底一样结实。也有些智者习惯穿着轻便的凉鞋。犬儒学派的践行者与中世纪的朝圣者十分相似，但更像那些朴实的布道者。然而，这些智者行走的目的并不在于用福音来教化世人，而是在于挑衅民众，扰乱秩序。再者，犬儒学派的智者实践的是谩骂和抨击的艺术，而非布道的技巧：他们辱骂众人，惊扰市民，用言语来攻击百姓。
除去外貌特征，言语也是识别犬儒学派实践者的另一大特性。事实上，他们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讲话，而是一直在咆哮，其言辞尖刻，极具攻击性。当犬儒学派智者步行几日后到达目的地，或是来到公共广场时，人们一定会听到他们高声怒骂的声音，一定会看到他们面对聚集在一起的民众高谈阔论时的情景。至于那些听众，他们一方面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些抨击的言论，一方面又有些担忧，因为这些言论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感觉自己的习惯、行为、信仰都成为智者谩骂的对象。不难发现，这些演说者的言论并非智慧灵光的典范或深刻教义的蓝本。犬儒学派实践者的咆哮内容往往是一些简短却坚决的言论：这些言论更像是一系列的通牒，一些散落四方的尖刻玩笑，一句句迸发出来的恶毒诅咒。
犬儒学派智者反对、嘲讽一切社会条例和习俗：婚姻、等级尊重、自私、敛财、自我认同、怯懦、习惯、放荡的生活方式、贪婪。在这些游荡的智者看来，所有的这些习俗都显得荒唐可笑，并终将露出其丑恶面目，被人指控，遭人唾弃。
毫无疑问，犬儒主义哲学是一种与行走密切相关的思想学说。然而，这种学说的宗旨并不仅仅局限于到处流浪，而是一种根据自我经历的维度而选择的漂移行为。不难想象，这些智者一旦“漂移”到了城市，就会成为一枚枚炸药，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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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学派的智者通过其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提倡一种最基本的生存体验。不得不承认，他们用尽全力面对极简极简，甚至“险恶”的生存条件：冻彻肌骨的寒风、倾盆大雨、灼热的骄阳。智者在行走时完全把自己曝光在自然中，时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他们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然而，智者却在这种原始的生存状态中找到了真理。在他们看来，基础的物质条件可以维系生命，抵抗挫折。它完全独立，不附属于其他任何状况和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础”一词有时也可以理解为“野蛮”，正是这一原始的特性为诸多生命元素赋予了能量。
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书桌哲学家”的学者总喜欢辨别现象和本质的区别。在感性的景观和可见的帷幕后，这些学者试图识别本质和现象的不同，甚至幻想抛开这个世界的色彩，使自己的思想之光永恒闪烁。事实上，感性事物是一种假象，它只是本质不确定的、外在的显现。身体是一台屏幕，而真理则是一种存在于灵魂、思想和精神中的对象。
犬儒学派的智者打破了这一经典学说的规则，因为他们不赞成绕开现象去找寻和重建真理，而是主张在内心激进的状态下完全去除表面的存在：在世界呈现出来的图像下追逐确证自己信念的事物。在这些智者看来，阳光、凉风、土地、天空是构成“基础条件”的所有内容。犬儒学派学者的可贵在于他们无与伦比的生命力。相形之下，那些“静止不动”的哲学家身上有一种复杂而多样的敏感特征。哲学家的解释是这种特性可以让他们在永恒的智慧中得到庇护。然而在这里，所有的一切——房屋、森林、建筑、悬崖峭壁——都相互混淆。所以我们不该如此迅速地跳过现象，而应当实行真正的苦行主义：深入事物实质，挖掘感性部分，直至找到可以让我们抵抗外力的基础物质，比如，能量。
事实上，以上新的思想之所以能让犬儒学派的智者为之四处游走（他们并不是一群离群索居，独自感受存在意义的隐修士），是因为这种新思想还带有政治意义：它可以让那些畏首畏尾，蜷缩于内在思想财富的哲学家们的立场迅速崩溃。同时，突出其本质思想的贫瘠，其教诲和著作的肤浅。因为真理仅存于原始的生命力中：打在皮肤上的寒风、耀眼的阳光、让人惊愕的狂风骤雨。人们在经历这些考验的同时，可以获得最本源的能量，让智者凝重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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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学派学者通过游走获得的第二种特性是吃生食的习惯和放浪形骸的个性。在那个时代，很多作家都曾经指责犬儒学派的智者爱好食用生的肉食。据说，第欧根尼就曾经为了尝试品尝一条活着的章鱼而差点丧命[1476]。然而，犬儒学派的实践者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吃生食这一表面的做法之上，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也像他们生食的习惯一样，直接、露骨。
其实，这种简单质朴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条件是对抗另一种经典哲学理论的有力武器。那些久坐不动的哲学家总喜欢辨别自然和人为的区别。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指每一种事物按照自己最本质的状态所做的排列，每一种存在的物质根据各自的定义所形成的一种巧合。然而，这种和自我的透明关联可能会遭到人为的破坏：矫揉造作的演说、失真的社会配置、虚假的政治条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应当在呈现出的现象背后寻找所有事物平静的真相。
在犬儒学派智者看来，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事物的本质所在。当面对“自然”这个概念时，他们也同样做了颠覆。这些智者认为自然就是“未加工”，是一种和最基本生存条件相平行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未加工”代表着自然，但却不是梦境中的自然，不是真理平静旅居的空想之境。“未加工”意味着一种尚未开化、原始、不合时宜、无礼、令人气恼、肆无忌惮、不近人情的自然。换句话说，犬儒学派实践者的身体在运作时，不顾及任何习俗和规定，以此展示“自然”：裸露是一种“未加工”，排便和手淫也是一种“未加工”[1477]。进食同样是一种“未加工”——一项与胃相关的行为：填饱或挨饿，仅此而已。狗从来不会为了睡觉和自我满足而装腔作势，因为这些需求本来就十分自然。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想在这里简述一则关于第欧根尼的轶事。一日，第欧根尼在一场宴会四周徘徊，当他冲着那群愚蠢的参会人大发雷霆，高声咒骂时，人们像对待一条狗一样地向他投去了一块还残留着肉的骨头。第欧根尼见状，立刻冲向前去，抓住那块骨头，贪婪地啃起来。随后，他回到举行宴会的大厅，站到桌上，对着宾客撒尿，并高声叫喊道：“先生们，我和你们一样吃饭，一样撒尿。”[1478]
事实上，犬儒学派的学者并非是一群道德败坏的恶人。他们只是根据生理功能和需求，通过最直白的身体语言来揭露人们在谈论自然时所表现出的良好教养、价值体系和虚伪嘴脸。在这些“静止不动”智者的“打造”下，自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和文化框架的装饰箱，一切事物都在里面缓慢进行，而“未加工”则具有颠覆以上趋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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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犬儒学派的智者显然生活在室外。毋庸置疑，这种生活习惯为相遇制造了绝佳的机会[1479]。然而后果却是这些智者居无定所。他们在沟渠里过夜，或是蜷缩在自己的大衣里，背靠城墙入睡。犬儒学派的实践者就这样无时无刻不把自己曝露在外界，对抗的不仅是大自然的强大力量，同时还有世人的眼光。他们在室外进食[1480]，像克拉特斯和希帕尔基亚[1481]一般在露天嬉戏。[1482]
犬儒学派智者这种喜欢身处室外的习惯再一次颠覆了传统哲学家关于私有与公有的学说。在那些深居简出的学者看来，这是一个为了免遭外界侵扰，而需要在两个封闭空间做出选择的问题。私有意味着家庭亲密关系的激情、欲望的秘密、高墙的保护以及个人领地。公有则包含了野心、名声、彼此的认同、外人的眼光以及社会身份。
然而，犬儒学派的践行者却常年身处室外。事实上，正是这份“在别处”和“置身事外”的生存状态让犬儒派的智者能够将私有与公有融为一体；正是这种“身处室外”的习惯让智者有底气奚落、抨击关于私有与公有的传统学说，以及世人做出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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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犬儒学派智者的最后一个特性是他们对“生活必需”的理解。在他们看来，生活必需并非是一种宿命，而是一种自我发掘、自我放逐、自我攻克的物质。这里，犬儒派学者又再一次颠覆了一种关乎有用与无用的传统学说体系。对于那些局限于自我狭小空间的哲学家来说，当他们谈到以下观点时，就认为自己已经思考良多：一张床是有用的，但从单纯的睡眠角度来看，又无需睡在一张顶着华盖的大床上；同样的道理，在喝水时，杯子是有用的，但为了解渴，人们无需使用一只镶上金边的高脚杯。然而，在犬儒学派智者看来，这些刻意的区分显得徒然无益，因为它们与“生活必需”并无关联。
一日，第欧根尼在水池边看见一个孩子双手合十，形成一只小器皿，然后伸向水池盛水喝。这位犬儒派的实践者见到此番情景突然停下脚步，一脸惊讶，然后高声对自己说道：“第欧根尼，你找到了比你更厉害的人。”[1483]说罢，他从自己干瘪的褡裢中取出一只木质的平底杯，扔到离自己很远的地方，随即绽放出胜利者的微笑。第欧根尼感到很幸福，因为他又找了一样可以摆脱的物件。
这种苦行者的胜利才是真正的生活必需。这种“必需”并不是久坐不起的哲学家所说的那种需要：摆脱牵绊我们的无用财富。而是继续深挖那些有用的事物，直至抵达“必需”的层面。“必需”是一种比简朴更为深刻的状态：知足常乐，时刻关怀身边的一切。当然，此刻人们面对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困难、苛刻：只能接受称得上“必需”的事物。这份接受并不等同于屈从，因为这种思想的超越将把我们引向真正的自我主宰，这种凌驾于“有用”的“必需”颠覆了匮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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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者是国王，大地是他的领土。[1484]事实上，人们一旦拥有“必需”，就不再会失去它。因为“必需”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它散落四方，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世间总存在着从贫穷到富裕的不断变更。
在伊壁鸠鲁学派的智者看来，富裕意味着不缺少任何东西。其实，犬儒派智者也什么都不缺，因为他们在“必需”中找寻到了快乐。智者可以在大地上休憩，在漂泊的路途中找到必要的食物，繁星点点的天空是他们的屋盖，路边的溪流是他们的饮水之源。凌驾于有用与无用之上的“必需”就这样突然在世间生出一些文化物质，它们无关紧要、束缚人心、笨重，让世界变得越发贫瘠。
犬儒学派的智者常说：我比世上任何一位业主都富有，因为整片大地都是我的领土。我的领土没有边界。我的房屋比谁都要宽敞，或者说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房屋的数量，岩洞中有那么多的隐蔽角落，山岭中有如此多的缝隙。我储藏的食物和酒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水池中的水可以供我尽情饮用。
通常，犬儒学派的实践者也没有边际的概念，因为通过步行到达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家。这些智者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公民，不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不用担心有任何损失而决定放手一搏，而是由于“基础”、“必需”、“未加工”、“置身事外”的特性使犬儒派智者始终处于一种丰盈、没有限度的状态。这种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不是一种理想、一纸未来的计划、一个可控的想法、一段世间的传说或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种只能通过背井离乡来完成的历练。犬儒学派的实践者不依附也不留恋任何事物。这是一群真正自由的人，向世人展现他们“激进”的“健康生活方式”，过度却又可供分享的自我掌控。你到底来自何方，向我们传授了这么多的道理？我是世界公民，我身处在这个世界的外围，在和你们说话。
请你们看看我。我没有家，没有祖国，没有财富，也没有仆人。我直接躺在大地上入睡。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没有宽敞的住所。我只拥有大地、天空和一件老旧的大衣。但是，我到底缺少了什么？我难道不是没有悲伤，没有害怕，我难道不自由吗？[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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