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湖》2013年第11期

    栏目：感动中国人物

    父亲十五岁那年，被爷爷送到温州城里，拜一个做铜器锡器的师傅做学徒。

    父亲的老家，在乐清北白象镇前黄村。以现在的距离算，到温州城三十来公里路。开上车，上了温州大桥过瓯江，上高速路，抽一两枝烟的工夫就到。当年那个时候，交通不便，这点路程走起来很费工夫。父亲从村里动身算起，走到温州城东门外的船埠头，没有一天是走不到的。

    那时，父亲挑了一副担子，前边一只木箱，后边一只笸箩；木箱里放换洗的衣服，笸箩里放一只鸡和一个猪头。鸡和猪头是拜师傅用的。父亲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爷爷腋下夹着一双布鞋，赤着脚走路。到了温州城里，爷爷和父亲拍拍脚底下的泥土，才穿上鞋。布鞋是奶奶做的。

    那时，爷爷和父亲先坐船，沿着乐琯运河，桨声“哗许、哗许”，看两岸青山连绵，阡陌纵横，一一后退过去。看着这些熟悉的景色，这一对父子的心里，慢慢升腾起对温州城无限的憧憬。经三四个时辰，到琯头这个地方，再走路，到琯头的瓯江边船埠头，换乘机动船，沿江向西，又是三四个钟头，才到温州城的东门码道头。

    在家里听见鸡叫头遍起床，到现在踏进城里，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师傅四十岁不到，端坐在椅子上，两只粗大的、满是老茧的手掌撑在膝盖上。父亲跪在地上，爷爷在一旁叮嘱：“给师傅磕头，拜三下。”

    父亲以头磕地，拜了三下。

    “那就……这样说，这个嬉儿就拜托您了。”爷爷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师傅始终没有一句话。拜完师，爷爷兴高采烈地出门找客栈去了。师傅点点头算作送客。

    父亲的学徒岁月就这样开始了。

    那一年是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日本鬼子投降了，温州城大街上放鞭炮、舞狮子，城中军民欢天喜地。爷爷觉得天下太平了，可以让自己的大儿子学一点手艺，好有个吃饭的营生。下面还有两个儿子要供养——困难啊，父亲的离家，可以让锅灶里少一点压力，多少帮家中节约些开支。

    也是在这个时候，清扫完留在人行道上鞭炮的纸屑碎片，擦一擦橱柜的玻璃，师傅的铜银器皿店又开张了。

    店堂前，橱柜里陈列的锡酒壶、锡酒杯、锡托盘，还有铜暖锅、铜手炉，擦得锃亮，照得出人脸。师母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儿子，一会儿前头店堂坐坐，一会儿后边镬灶间转转。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十岁，一个五岁。抱孩子累人，手抱得酸疼了，就交给父亲。“哎，接个手。”师母说。

    父亲不会抱孩子，没抱多久，就抱不动了，要把小孩放下来。放哪里呢？放床上，让他自己躺着。没想到的是，那小孩一放下就哭，还哭得“哇哇”的，好像很委屈。师母听到哭声就骂，你干嘛干嘛，抱个小孩也不会！快点抱起来！懒得像头猪！

    父亲委屈得很，就赶紧继续抱。父亲抱着小孩，忍不住来到后院的作坊，想看看究竟是怎么打铜器的。炉子边几个徒弟正拉着风箱，炉子里的火头一蹿一蹿的，好旺。“叮当、叮当”，师傅和一个徒弟正你一锤我一锤地捶打着一片铜皮。铜皮上的颜色开始是通透的红，再后来是暗红、紫红，慢慢变灰白，到完全成黑色了，再送进炉子里去烧。

    大师兄脸上一道道汗水，每一道汗水都是乌黑的。他朝父亲点了一下头：“来啊，砸两下？”

    父亲知道大师兄是开玩笑，这可不是师兄能作主的，便朝师傅看看，多少有点讨要的意思。师傅眼睛却冲着炉子里看火苗，嘴巴里出来一句话：“去去，还不走开，别让孩子呛着烟。”

    父亲连忙转身悻悻地走开了。

    学徒三年，父亲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打铜锡器的活儿，而是做抱孩子、洗尿布、洗碗、洗菜以及给师傅倒洗脸洗脚水之类的杂活儿。

    他只练就了一个本领——喝粥。

    无论再怎么烫的粥或者泡饭，从镬灶间到餐桌这一段路，父亲都能一口气喝下去半碗。嘴巴扣在碗沿，一边“啾啾”吸着，一边转动碗沿，一下子就让稀薄的粥面往碗底下走。几乎一气呵成，功夫极深。到了饭桌边，一桌子的人，师傅、师母、师傅的孩子、师傅的父母亲，还有四个学徒兄弟。各种吃相，各种“吧唧”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父亲的辈分最小，是没有座位的，只能站在桌角边。看师傅手里的碗吃空了，他就接过来到镬灶间打饭。“打饭”是北方话，实际上温州方言叫“兜饭”，用碗把饭兜住。较之北方话，温州话显得更加贴切生动些。有时，刚把师傅的碗递上去，师母的碗也空了，只高喊一声，“兜饭”，父亲就得上前接碗兜饭。当然，师傅、师公师婆那是一定得帮着兜饭的，还有就是大师兄、二师兄也得兜饭——这是师傅订的规矩。

    师傅训话说，他当年做徒弟，也站着吃饭，同样也是整整三年。

    父亲点点头，表示听懂了师傅的意思，眼眶里却噙着泪珠。

    一顿饭，都在兜饭，哪有时间好好吃啊？父亲只好在走动中把饭吃了。师傅定的规矩是：开始吃饭时，要看师傅是否动筷子了，师傅动了筷子徒弟们才可以动；师傅放下碗筷不吃了，徒弟们也必须结束。

    师母有时就会教训众学徒：“做寿啊、做寿啊？吃得这么慢！”

    徒弟们不敢回嘴，赶紧结束吃饭，轻手轻脚低头走过去——到作坊里。

    父亲因为要收拾碗筷，可以再返回饭桌边。有时父亲见哪个盘里还有一点剩汤，克制不住，拿起来就一口“啾”了。“啾”进去后，父亲不敢转头，用眼珠子轱辘转，眼角余光看师母在干什么，是否注意到自己，如果没注意才放心将口里的汤汁“咕”一声喝下肚去。

    收拾好桌子碗筷，这就到晚上八九点光景了。父亲常常累得全身乏力，困得上下眼皮打架，只想趴下歇一会儿。

    可这时师傅会说：“该去担水啦。”父亲便硬是挑起两只铁皮水桶，晃晃悠悠地出去担水了。

    那年头，温州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喝水、烧饭、洗漱等一应用水，都取自井水。温州城有很多这样的水井，天井澜、八字桥、郭公山下都有温州人耳熟能详的水井。师傅家附近的水井在松台山脚下，那是一口八角井，泉眼暗涌，井水碧青，清冽甘甜。

    父亲走到井边，溜着绳索把一只专用的小木桶放下去，小木桶沿着井壁“括括”响着，就下到了井底。这时，就要把小木桶倾覆在水里，舀上水，这是技术活。初试者往往不行。父亲把绳索左一下右一下地“晃悠”过去，想通过绳索把力量传递到木桶的柄上，让木桶翻倒。可是绳索过长，传递到木桶那儿的力道远远不够，那只木桶赌气似地稍稍偏一偏桶身，又顽皮地直立起来。好不容易提溜起来，不过半木桶水而已。因此，要把两只铁皮桶灌满水，没有两三个时辰是完全不行的。

    尽管是夜里，井边仍都是提水的人。大伙儿乐呵呵地寒暄着，打着招呼，说市面上的洋油、面粉又涨价啦，炼乳日前脱销了，浙南共产党三五纵队近日在青田丽水山里和国民党军队打起来了……女人们在井边洗涤衣服，说上海那边的雪花膏特别香，搽着脸蛋白，完了一阵子“咯咯”大笑。

    父亲听着这些新闻，觉得新鲜，也知道了城里城外的很多事情。这儿成了父亲接触社会的重要场所。等把两桶水灌满，都半夜了。父亲脚步踉跄，眼皮打架，挣扎着把水挑到店里。往木板床上一趴，就睡着了，睡得像死去似的。

    三年到点，师傅跟父亲说：“你可以出师了。”其实，父亲根本没有接触过做铜锡器的活儿，谈不上有丁点手艺。出师后，分配给父亲的家务活就少了，可以到后院的炉子间拉风箱了，还有就是，可以领几块零花钱。

    “怎么这么少啊？什么时候才攒够钱，给你说个媳妇啊？”爷爷来看父亲时说过这样的话，爷爷甚至怀疑父亲私藏工钱。

    父亲说：“爸，求求你，让我回去吧。”

    爷爷说：“祖宗，你回去吃什么啊？你在这里多多少少也算吃香喝辣，还有工钱赚，天堂不待要去地狱，傻不傻啊你！”

    1949年温州城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城。一切都翻天覆地。不久搞公私合营，师傅的铜锡器店被合并了，有做菜刀剪刀的、做乐器的、做锣鼓的，几家小作坊组合到一块成立了合作社，成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单位。父亲可以不再挑水了，也不用抱师傅的小孩了，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正式职工，户口也入到了温州城里。

    爷爷去城里看父亲，听说这事，还有点不高兴，嘟囔着：“家里分了几亩地，还等着你回来一起种呢。做城里人有什么好的？”

    父亲不可能再回乐清乡下了，父亲在温州城里成家立业了。

    再不久，合作社里来了一位领导，穿军装，衣服上有四个“兜兜”，左上边一个兜里插着一支钢笔。领导义正词严地说：“当年旧社会你们老板是怎样欺压剥削你们的，你们要揭露、批斗，参加到政治运动中来。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为劳苦大众撑腰的政府，你们要有苦诉苦，有冤申冤。”

    大师兄、二师兄来找父亲。他们写了几页纸的材料，要父亲一起签上名字。父亲哆嗦起来，心里害怕，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揭发师傅，再说师傅管自己吃饭这么多年，出师还给工钱。

    父亲说：“我不想签……这件事我要问问我爸……”

    “这样的事，还要问你爸？”大师兄有些生气。

    “你都忘了，那一年你洗碗，打碎了一个碗，他老婆是怎么打你的吗？”大师兄有些气恼地说。

    父亲低头不吭气。父亲真胆小！

    过了几天，批斗会如期召开。大师兄、二师兄都上台发言，说控诉名义上的师傅、事实上的老板是怎样剥削欺压自己的，讲得眼泪“哗哗”地一阵阵滚下来。台下一群人义愤填膺，穿军装的领导带头高呼口号：“打倒剥削阶级！打倒老板资本家！”

    父亲看到师傅的脸蜡黄蜡黄，不停地流着汗水，一道接一道的，就动了恻隐之心。领导看见我父亲，亲自点名：“小杨同志，你也说几句控诉控诉嘛。”

    父亲低着头，摆摆手，“吭哧吭哧”地说：“我……不会说……没有文化。”实际上，父亲念过三年的学堂，还是认得一些字的。

    之后，大师兄、二师兄就成了车间的主任。再之后，师傅被抓进去，判了刑。

    这天夜里，师母找到父亲，啪地一下跪倒在地上，哭着说：“你师傅年纪大了，又有肺病，老咳嗽，求求你帮忙把这件棉衣送给你师傅吧。”

    父亲没有犹豫便接过了棉衣。正数九寒冬，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翌日，父亲去监狱探视师傅。师傅在探视室里泪流满面，说：“人心隔肚皮，真是想不到啊。你大师兄我待他不薄啊，可是还要弄讼我；我没有怎么照顾你，你却想着我，念我的情……”

    一长串呛心呛肺的咳嗽打断了师傅的说话，咳嗽平息后，师傅一阵嚎啕大哭。父亲也陪着掉泪。师傅说：“你出师后我给你的工钱，比你的几个师兄都少……我看你年纪小，也用不了几个钱……呜呜。”

    父亲说：“我又不用钱，也没地方花。我还吃了你们家这么多年的饭呢。”

    “你干的事没有比哪一个少啊……我对不住你啊。”师傅掩面而泣。

    父亲心里五味杂陈。那一天，是师傅和父亲说话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父亲的记忆中，当学徒的几年里，师傅就没有怎么正经和父亲说过话。

    这一年最冷的那一天，下着大雪，师傅过世了。他是在劳改农场里过世的，也没有交待什么后事。而父亲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和师母时有走动，常想着去她家看看她。后来师母生病了，没有人管，父亲曾干脆住到她家里照顾，一直到她去世后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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