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间

    2007年6月20日

    19日到三门峡，与黎明会合。上午一起出发到运城，中午，到达永济。去了砖窑，傍晚转到临猗。当时记下的文字已经丢失，唯行程如此。

    6月21日

    上午，黎明注意到城内的电线杆上贴着寻人启事，明显是家长留下的。我就尝试着打启事上的号码，手机接通后，才知道他们就在临猗公安局，一共有二十多个家长。于是我和黎明赶到公安局与家长们会合。这些家长们来自河南、山东、陕西，也有山西本地人。询问了一些家长的情况，黎明统计了名单。记了几位家长的经历：

    1.在公安局门口，我问了一位山东淄博的母亲，她儿子22岁那年离家，五年没有音讯。看电视听说这边黑窑的事情，就抱着一丝希望赶过来找，可没有任何线索。她说五年来一直在找儿子，已经倾家荡产，这次到山西带的五百块钱都是找人借的。“真希望能找到他，哪怕让人打成傻子，带回去自己养着也行……”说到这里，她老泪纵横。我递过一张面巾纸，鼻子发酸。

    2.一位陕西咸阳的父亲说，在河南都市频道的那段录像里看到一个孩子，是个左撇子，动作特别像自己儿子，他想办法联系了付振中（河南电视台记者——编者注），问了那段录像的拍摄地点，然后赶来。根据付振中提到的地名去找，却一个孩子都没看到。

    3.一位河南父亲的经历更离奇。他儿子失踪了三个月，可就在前天儿子竟然给家里打了电话，用的是工头的手机。儿子给他说了地点，是个村名。父亲到山西找了很久，根本没有那个村子，打工头手机已经停机。根据号码所属地区，他来到这里。中午，警方派人和这位父亲一起去一个名字类似的村子寻找。后来不知道结果。

    家长们说省里的人正在办公室开会，会后才接待他们。于是大家等着。会后接待了家长，也只是让他们做了简单的登记。不过招待了家长们午饭。公安局的人说下午会再次接待他们，但接近三点仍然没有动静。我们联系了《大公报》的朋友，恰好我们集中关注的几个家长准备去永济，想看看那里的窑工名单或收容部门有没有线索，于是家长十人、《大公报》三人、我和黎明一共十五人前往永济。我和黎明也假装是来寻找亲人的。

    先后去了公安局、派出所、民政局、智障人员临时收容所等部门。在民政局，局长打着官腔说不给大家看他们收容的智障人士，说了好些好话之后，对方仍然不答应，官架子十足。于是大家火了，咸阳那位父亲拍案而起，我们也一起愤怒了。后来那局长被叫了出去，来了另外一个人才安排我们去看人。

    来到临时收容所，听说前几天收容了一百多名从砖窑里解救出来的智障者，前天和昨天已经遣送一些人回家，余下四十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家在何方。他们傻呵呵地看着我们。有两个看到《大公报》的朋友在拍照，跑回屋子里去穿上民政局发的橘黄色T恤衫。他们扯着T恤说，好看。这情景让一位寻亲的母亲落泪，她儿子也是智障。屋子里热乎乎臭烘烘的，有的人脸上还有被打过的伤疤。有一个严重些的，三十几岁模样，脑门上还有口子，咧嘴一笑，我发现他掉了几颗牙。

    可仍然没有几个家长找到孩子。晚上再转到芮城。

    6月22日

    上午，仍和家长一起，去芮城收容所。中午开始赶往运城，准备与第二批人员青山、海水、陌以及神枪手会合。

    记下当时与他们聊到的一些想法：首先我们都会问，到山西能做些什么？可能有三点吧：一、增加呼喊力度。我们不能忘了，天涯网站上“400位家长泣血呼救”的贴子虽然总是飘在首页，但直到被封点击量也不过六十万，这六十万的点击率能说明民众的普遍关注已经给当地政府造成压力了吗？似乎不能。比如临猗县，是河南电视台曝光黑砖窑事件中的地点之一，但我们20日到达临猗，21日省级相关部门才开会组织彻底清查。山西几千万人口，仍和往常一样生活，如果不是黑窑事件，你根本看不出来这里的某些角落正有罪恶发生。呼喊的人只是通过网络等媒体呼喊，而真正在前沿歇斯底里的却只是那些家长们，也许我们的加入能让他们的声音更大一些。二、监督某些职能部门的工作。我们在某县的公安局，工作人员把厚厚的名册丢在桌子上，家长们一拥而上地去翻，查找自己孩子的姓名是否在那名册上。很混乱，效率低。而在民政局，家长们要去智障收容处辨认一下那些智障者，可局长摆起架子不答应。这样一些作风需要监督，必要的时候可能可以反映给媒体曝光。三、或许可以发现真相。21日在永济智障临时收容处的工作人员亲口告诉我，从永济的黑砖窑里解救出来的智障者就达一百人以上。而23日，很多媒体公布的数据却是：已解救359人，其中智障65人。显然，这不可能是实情。

    而其实，还有更简单的事能够做到。比如有些家长不识字，帮他们翻翻名册都需要人。别觉得这样屈才了，这是力所能及。有人和他们站到一起，本身已经是一种很温暖的事。

    23日，我和黎明开始返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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