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之谜
“元曲四大家”，是对于在元杂剧剧本创作中成就较高的四位剧作家的尊称。元代是我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文人出身或艺人出身的作者，今知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就达二百余人，姓名未见于记载者，更不知有多少。“四大家”应该是哪四位呢？
“四家”之说，在元代就已出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字德辉)、白朴(字仁甫)、马致远(号东篱)。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存世剧本和已知作家为基础。“序”曰：“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日忠日孝，有补于世。”关汉卿作剧六十余部，对社会有深广的概括，又能粉墨登场，当时就被誉为“捻杂剧班头”。郑光祖“锦绣文章满肺腑”，“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威望也很高。白朴的《墙头马上》、《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今日视之仍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周德清是音韵学家，他虽然主要着眼于音韵，但“关、郑、白、马”或“关、白、马、郑”之说，则为后世曲家如王国维等所崇。
明初，朱元璋之子朱权站出来排斥关汉卿。他所着的《太和正音谱》曰：“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没有功劳有点苦劳，但不能列于四家之首。朱权认为“宜冠于首”的应该是白朴。而马致远“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冠之于首也不够，应“列于群英之上”，是特等作家。这位皇子戏剧家的世界观不可能认识到关剧的思想意义，他的美学思想也无法欣赏关氏的本色风格。朱权又是个道教徒，使他对于在剧作中阐扬神仙道化，被称为“马神仙”的马致远表现出特别的感情。结果，“四大家”的排名被他搅得一片混乱。
嘉靖时人何良俊从辞章之品评立论，又倡一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曲论》)
今人谭正璧则认为自周德清以来，对“四大家”都有误解，元代所谓的“四大家”应该是关汉卿、白朴、庾吉甫、马致远。元末贾仲明《录鬼簿吊词》“关汉卿”名下有“姓名香，四大神物。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等句；谭氏认为“四大神物”就是“四大家”的誉称，这几句话“乃是说，关是四个伟大作家之首”。而“马致远”名下的吊词中有“共庾、白、关老齐肩”一句，“正说他是和庾吉甫、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的”，因此“关、白、庾、马，毫无可疑”(《曲海蠡测》)。周德清的“关、郑、白、马”说历来有个使人疑惑不解的缺陷：关、白、马都是金末元初人，突然将一个晚于他们一辈的郑光祖与之同列，总觉不伦不类。如将郑光祖换成庾吉甫就不存在这个疑问了。谭氏认为很可能在周德清的时代庾吉甫的作品已很少流传，就抓来一个当时名声较大的郑光祖来顶替他。但由于庾吉甫的十几个剧本全部失传，我们今天也无法给他“恢复名誉”，需待搜得更多资料才能定论。
嘉靖以前，论曲诸家虽然对“四大家”各有所据，但奇怪的是以《西厢记》而显示出极高艺术成就的早期剧作家王实甫，却被排斥于“四大家”之外。虽然贾仲明曾给他很高评价：“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他不受重视很可能和封建卫道者认为《西厢》“诲淫”有关。至王世贞等一些戏曲评论家，开始为王实甫鸣不平，或曰“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他传奇不能及”(王世贞《曲藻》)，或曰“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张琦《衡曲麈谈》)。王骥德更直接否定“四大家”的传统排名，曰：“世称曲手，必曰郑、关、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他认为“古词惟王实甫《西厢记》经帙不出入一字”，所以“四大家”应该以王实甫居首，不及郑光祖，“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曲律》)。
当代一般的戏曲史论着，都是以关汉卿居元曲家之首，王实甫次之，几成定格。然而以《西厢记》的研究而获誉国内外的蒋星煜最近着文，认为解放以来的研究中有对王实甫估价不足的问题。看来，在弄清历史上的“元曲四大家”的同时，又必然带出了今天怎样恰当评价这些“胜国诸贤”的课题。
“金陵八家”之谜
“金陵八家”是明末清初享名于画坛的八个画家的合称。这个称谓起于何时，已无从细考。目前可见的文字记载，最早的当推清人张庚的《国朝画征录》，兹将张氏原文转录于斯：“龚贤，字半千，号柴丈人，家昆山，流寓金陵。为人有古风，工诗文，有《香草堂集》若干卷，善书画。家贫，殁不能具棺殓，会曲阜孔东塘客游金陵，为经理其后事，抚其孤子，收其遗文。半千画笔得北苑法，沉雄深厚苍老矣，惜秀韵不足耳。同时有声者：樊圻，字会公；高岑，字蔚生；邹哲，典之子，字方鲁；吴宏，字远度；叶欣，字荣木；胡糙，字石公；谢荪，字大令，号金陵八家。”(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三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张氏之说，问世不久，清乾隆《上元县志》也列出“金陵八家”之目，这八位画家是：陈卓、吴宏、樊圻、邹哲、蔡霖沦、李又李、武丹、高岑。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张氏之说，尤其是现代的论着，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傅抱石《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以及俞剑华的《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等。诚然，这并不意味着张庚说的这8位画家就是“金陵八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张庚在我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不无关系。
张庚(1685-1760年)原名焘，字溥山。更名庚，字浦山。号瓜田逸史，又号弥伽居士、白苎桑者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他善诗文，画事亦佳。曾提出绘画必须表现“气韵”。着述极有见解。“有《强恕斋诗文集》、《国朝画征录》等。反映其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着作是《浦山论画》，又称《图画精意织·画论》。约成书于1750年前后。”(郭因着《中国绘画美学史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8月版)可以想见，张庚是位才华横溢的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史家。话说回来，对张氏之说，也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如今人张光福说：“按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一书记载，把画家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谢荪等人，号称金陵八家。为何定为金陵八家，张庚没有说明。”(见《中国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岂止是没有说明，张光福接着说：“其实，‘金陵八家’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它既不是一个画派，同时明末清初生长或寓居金陵的画家，又何止他们八人是名家呢？”是的，不管哪8位画家是“金陵八家”，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没有突出的共性，且各家的风格和绘画题材也不尽相同。至于为什么说龚贤等8人为“八家”，不妨先读一下龚贤在给周亮工题程正揆山水画册里的一段话：“今日画家以江南为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即今南京)为盛。郡中着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金陵画家能品最多，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龚贤讲的“二溪”是程正揆和石溪。
显而易见，当时金陵画风之盛，能人之多就连龚贤本人也感叹不已。再说名噪一时的曾鲸，是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精于人物、花卉，张庚说他：“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使法，而曾氏善矣。”南京博物院藏有他的《顾与治小像》，是金陵画家张风补景，张风是南京人，画山水、人物、花卉。这二位与龚贤等8位画家是同年代的名画家，张庚为何不将他们收入“八家”呢？这：本身也是个谜。
尽管如此，张氏之说的影响还是深远的。这里再以《南京博物院藏画集》(上、下两册)为例，此画集的下册有龚贤、樊圻、吴宏、高岑、胡、叶欣等人的名作。在《清龚贤千岩万壑图卷》的跋语里写道：“所画山水沉郁浑莽。与高岑、樊圻等被并称为‘金陵八家’。”此画集也是将龚贤列于“八家”之首。相映成趣、令人玩味的是，此画集也藏有清乾隆《上元县志》里提出的“金陵八家”第一位画家陈卓的《红树青山图轴》，跋语是：“陈卓，字中立。北京人，久居金陵(今南京)。生卒年不详。此幅参取界画法，结构工整。款署癸未，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所作。”只字未提陈卓是“金陵八家”之一。至于蔡霖沦、李又李、武丹也是当时名家，就不必赘述了。
这里我们对清乾隆的《上元县志》也应有所认识。清乾隆年间，清政权渐趋于巩固，是所谓经济繁荣的盛世。为笼络人心，乾隆竭力提倡汉文化(如令纪晓岚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而上元县自唐上元二年，下迄明清两代，上元、江宁二县同城而治，历为升州、金陵府、江宁府、建康府、集庆路、应天府治所，是着名的“六朝故都”，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这堂而皇之的《上元县志》是官方记事之册，绝非等闲之辈胡乱涂笔的稗史野传。它既然也列出“金陵八家”之目，没有一定代表性的画家是不可以轻率载人史册的。县志本身就具有权威性。可是，其他画家且不说，把龚贤这一大家排在“八家”之外是不能服众的。
龚贤的前半生，一方面从事诗画的学习与创作，另一方面还和当时的复社在一起，从事改良朝政的爱国事业。1645年，清兵进入南京后，龚贤抱着复国的志向四处奔走。历经10年而归来，定居在南京的清凉山，称居住处为“半亩园”，并自绘“扫叶僧小像”。深为时乱所迫，隐居不仕，以卖书画和教学生绘画为生，其内心之悲痛，与时政之格格不入，是可以想见的。其画名已不必多说，其书法在“八家”中也是首屈一指。再说其诗名，就连名贯京都的“诗圣”王士祯编辑诗集《感归集》时，也将龚贤七篇诗作收录于内。后来德州名士卢见曾(号雅雨山人)补作《感归集小传》称龚贤是“江南上元布衣”。说他“名不可逃，俗不可向”。依笔者臆测，《上元县志》不承认龚贤为“八家”之首，是妒恨他虽才名天下又不肯与当政者合作。这只是一管之见而已。
“金陵八家”与稍后出现的“扬州八怪”不同。前者在艺术风格上个性大于共性，后者是共性大于个性。而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里只提出龚贤8人为“金陵八家”，并没有说明在众多有影响的名家中，为什么是这8个人。而《上元县志》所列“八家”之目，又不能服众。故“金陵八家”究竟是哪8位画家，至今还是个谜。
强项令董宣
汉光武帝统一了中国，便把洛阳作为都城。为了和刘邦建立的汉朝区分开，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东汉”，也叫“后汉”。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之后，深知老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便也学着西汉的做法，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光武帝一面扶持发展农业，一面注重施行法令。不过法令也只能管老百姓，要拿它去约束皇亲国戚，那就难了。
洛阳令董宣是一个执法严格的人。就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他都同样办罪。
汉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行凶杀了人，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等那个凶手出来，以便捉拿。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那个杀人凶手也跟在身边侍候。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他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然后，就当场把他处决了。
湖阳公主怒气冲冲地赶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汉光武帝听了，十分恼怒，即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替公主消气。
董宣说：“先别动手，让我把话说完了，我情愿死。”
汉光武帝瞪着眼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允许公主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说罢，他仰起头就向柱子撞去。
汉光武帝连忙喊内侍拉住董宣，可是董宣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
汉光武帝认为董宣说得有理，不该责打他，但是为了照顾湖阳公主的面子，便要董宣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
董宣宁愿不要命了，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只手使劲撑着地，挺着脖子，不让内侍把他的头摁下去。
内侍知道汉光武帝并不想责罚董宣，可又得给汉光武帝个台阶下，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
汉光武帝也只好笑了笑，下令说：“让这个硬脖子的人下去！”
后来，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30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董宣领了赏钱，全分给了手下的差役。
从此以后，董宣不断打击那些违法犯科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字，都吓得发抖。于是人们给他取了个名号--“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
“八仙”之谜
八仙是民间所喜爱的仙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那么，八仙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八仙的神话传说又是怎样演变的呢？据有人研究，“八仙”一词，比铁拐李等八仙的出现要早得多。他们认为汉六朝时已有“八仙”一词；原是指汉晋以来神仙家所幻想的一组仙人。盛唐时有“饮中八仙”，在汉唐时代，“八仙”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与铁拐李、钟离权等有名有姓的八仙还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公认的铁拐李、钟离权、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仙，似乎到明中叶才确定下来。据赵景深《八仙传说》指出，在元代，甚至在明代前期，八仙究竟是哪几位，尚无定论。八仙并不是人们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以历史人物为依据的，但到底是哪几位历史人物，说法一直各异。
铁拐李，一说姓李，名洪水，隋朝峡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中，又说铁拐姓李，名玄；赵翼《陔余丛考》中记载，铁拐本姓刘；也有的书说他姓岳、姓姚等等。张果老，原名张果，有关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郑处海的《明皇杂录》等书。张果其人，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说他诡称生于尧时，长生不老，因此不知他的籍贯和生年，武则天、唐玄宗似乎都信以为真，派使者去请他出山，曾出入宫廷，等等。何仙姑的事迹见于宋人着《集仙传》，说她是唐代零陵人；《续通考》则说她是武则天时代的人，生于广州增城，是何泰之女。韩湘子，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韩愈的侄孙，进士出身，官至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至于曹国舅，据《续文献通考》及明代陈仁锡《潜确类书》所载，是宋丞相曹彬的儿子、曹太后的弟弟；然而《宋史》中记载曹彬之子、曹太后之弟曹佾，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曹国舅成仙的记载，因此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吕洞宾、钟离权、蓝采和纯属民间传说。”其实这三位在历史上也是有案可查的。在八仙的来历中，故事最多、分歧最大的是吕洞宾。历来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吕洞宾姓吕名岩，唐末人。《全唐诗》、《词综》中都收有吕洞宾的诗。赵景深在《八仙传说》中，列举宋代有关吕洞宾的记载五条，指出宋代罗大经《鹤林玉器》、洪迈《夷坚志》及《集仙传》等书均有记载。明代有关吕洞宾的文章更多，有的说他是唐礼部侍郎吕渭之后，唐末举进士不第；也有的说他咸通中进士及第，做过县令。对他的籍贯，也有二说：一说是唐京兆人，而《宋史·陈抟传》又说他是唐关西人，活了100多岁。钟离权，《全唐诗》卷三十一中称他是唐咸阳人，号和谷子，曾遇老人授仙诀，后传道人崆峒山。《集仙传》则说他是“唐末人终南山”。《全唐诗》收有钟离权诗一首。他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后人误称他为汉钟离。《历代神仙史》把他列为汉代神仙--汉大将钟离昧权。后又有人附会其为汉代将军钟离昧，更是离谱。关于蓝采和，陆游《南唐书》等书均有记载，是唐末逸士。据说他着夏服絮衫，冬天常卧于冰雪之中，还常在长安市中拥蓝而歌，并自称为蓝采和。元代《蓝采和》杂剧又说他原名许坚，蓝采和只是乐名。《全唐诗》也收有许坚的诗，注明是庐江人。
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圣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在《游记》中他讲述了自己神奇的中国之旅以及他返回意大利的经过，并详细地描绘了中国的繁华与富饶。
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市一个商人家庭，是有史可载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西方人。马可·波罗17岁时，他的父亲带他一起去中国，于是，雀跃万分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叔叔出发了，他们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中亚细亚，越过帕米尔高原，三年跋涉后，于1275年到达元朝皇帝避暑行宫所在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拜见了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在中国居留了17年，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相当惊人，他对不同地区的物产的观察非常细致；他很关注各个地方的商业活动、经济水平、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对所到之处的地形和交通状况的记载也很详细。不过，马可·波罗也爱夸大其词，喜欢吹嘘自己。1292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并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不久后，发生了意大利西部城市热那亚的海战，威尼斯舰队战败，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他口述东方见闻，由狱友庇隆人鲁思梯切诺记录成书，这本书就是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但是，对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谈到的中国之行，历来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是为传教士和商人利益编出来的传奇故事，是道听途说或抄袭一些阿拉伯人着作而来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在中国旅居过，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故事和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符而已。
为什么《游记》中没提到茶叶、女人的缠足、印刷书籍以及长城等这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大地位的事物呢？为什么没提及汉字和筷子的使用呢？为什么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献没有记载马可·波罗的活动呢？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补充了《游记》的不确之处：记录成吉思汗死亡以及其子孙世系的关系有诸多失误之处，攻陷襄阳城、襄阳献新炮法的情况有可疑之处；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三年也不足信；等等。但是，几乎中国所有的元史和蒙古史研究者都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杨志玖教授，他在《永乐大典·站赤》里发现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元代公文，记载了西亚蒙古伊利汗国的使团准备从泉州下海归国的事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史籍中波斯使臣的名字和返回时间与《游记》中马可·波罗所记录的完全一致。虽然公文里面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很有可能是当时马可·波罗在元朝的职位不太高。至于《游记》中没有提到筷子、茶叶、长城等，则是因为：第一，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他没受过高等教育，着书环境是监狱，而且又是狱友记录的，难免会有漏处；第二，马可·波罗不提茶，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而是喝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第三，马可·波罗很少接触汉族人，他也不识汉字，所以文中并没有提到汉字书法和印刷术。
究竟哪种观点最可信，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看来还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疑案。
李自成出家之谜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万历三十四年(1600)出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字鸿基。他有勇有谋，大仁大义。天启六年，李自成到银川当驿卒，苦练骑射，成为了一名英勇善战的士兵。
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打听到“闯王”高迎祥在米脂领导一支队伍起义，就决心投奔他，高迎祥对李自成来投奔他自然感到非常高兴，让他当了一个队的将官，大家开始叫李自成为闯将。
崇祯十七年(1644)，李白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同年，李白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终于推翻了昏庸无道、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后来因为没有提防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致使清军胜利人关，李自成迫于无奈，只好领兵退出北京城，途经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于是，李白成北京败退后到底归宿何处，成了一桩历史悬案。三百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关于李自成的归宿，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死于通城九宫山：二、死于黔阳罗公山；三、死于辰州九宫山；四、死于通山九宫山；五、死于石门夹山；六、死于广西峡山。在这几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影响较大，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和湖南石门夹山为僧两说。
言李自成兵败后逃到夹山石门为僧，老死在夹山灵泉寺这一说法流传极广。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据清乾隆年间的《澧州志林》所收澧州何磷的《李自成传》一文中称，李自成兵败后，一个人逃到了石门的夹山寺当了和尚，法名是“奉天玉和尚”。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古刹。据文献记载，何磷曾经到夹山考察，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70岁的老和尚，他告诉何磷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取出奉天玉和尚的画像。这张画像“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1981年，在石门夹山还发现了传系李自成所作的《梅花百韵》木刻版，又从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了骨灰和砖刻《塔铭》，墓葬中，其弟子野拂所撰写的碑文以及有关的文物与何磷文中所说相印证，据考察，“野拂”就是李自成的亲侄儿李过，由此可证，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在夹山还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以及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和铜制熏炉等。此外，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兵余部盘踞澧阳六七年，竟然没有另外推选一名统一指挥首领，也可以佐证李自成在夹山为僧。
持夹山说的另一依据是，李自成去当和尚，是为情势所迫，是为了联明抗清。当时，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的主要敌人，已不是明代统治者，而是清代统治者。联合其他力量抗清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可以联合抗清的，只有湖南何腾蛟拥立的唐王朱聿键部，但与何腾蛟谈判，部队必须交给他指挥，而何腾蛟是唐王的臣子，李自成则是皇帝，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况且，李白成逼死了崇祯皇帝，他是清王朝、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大患。于是，李自成只好用缓兵之计，采取假死、隐居为僧的做法，一方面，让李过与何腾蛟联合，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共同抗清；另一方面，使清王朝以为，大敌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可东山再起。另外还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都可以成为李自成“禅隐之说”的佐证。
然而，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禅隐之说”纯粹属于子虚乌有，李自成最后葬身于湖北省东南部的通山县九宫山，九宫山以西数十里外的牛迹岭，是他的墓地。最早记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是清朝靖远大将军阿齐格的奏报以及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奏报上说，李白成身受重伤，带着仅剩的亲信约20人，逃入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杀身亡。还有的记载说，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李自成东征途中转战到江南，与清军大战一场，士气大损，后逃到湖北，躲在山上的一个黄土洞里，但没想到反而落入了别人的圈套，被程九伯的手下包围，最后战死。如今九宫山闯王陵墓的马镫遗物形制特殊，还刻有永昌年号，可以确认为闯王遗留下来的。
此外，史料中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证明李自成的确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如《湖北巡按马兆奎揭贴》和《荆州总兵郑四维揭贴》等材料中，明确指出“闯逆已除”。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公布李自成的死讯后，史料中再也没有出现李白成活动的记载，而在《明史·堵胤锡传》中，李过称李自成为“先帝”，也很能说明李自成已经过世了。
李闯王究竟终于何地，以及因何而死，各种记载和传说扑朔迷离，至今尚无定论，悬案依然未决。
孝庄太后的改嫁之谜
孝庄太后，一个来自茫茫草原的充满野性的女人，一个征服了两个雄霸天下的男人的神奇的女人，一个站在政治的刀锋浪尖开辟帝国基业的聪慧的女人，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清朝三百年历史长河中，疑案层出不穷，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引起的争议最多。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博尔济吉特氏由兄长吴克善专程护送，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亲姑夫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博尔济吉特氏被册封为庄妃，册文上写着：“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日：自开辟以来，有英运之主，必有广胤之妃，然锡册命而定名分，诚圣帝明王之首重也。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联登大宝，爱做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崇德八年，皇太极病逝，庄妃6岁的儿子福临在多尔衮的拥立下登基，尊庄妃为皇太后。
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学家关注的是明代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多尔衮于顺治五年已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皇太后的寝宫，词中说慈宁宫中喜气盈盈地举行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主张太后下嫁确有其事的还有其他一些论据从多尔衮的“皇父”称谓就可得知太后下嫁于多尔衮，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自称为“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当时，多尔衮在朝中的权势十分之大，加上他早就对孝庄皇后痴迷已久，朝中一些巴结他的人就提出让皇太后下嫁，另外，这样也正好可以控制顺治帝。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而福临也碍于多尔衮的权势勉强同意。就这样，太后正式下嫁多尔衮为妻。太后下嫁一事，折射出了顺治帝和孝庄皇后这对孤儿寡母当时尴尬险恶的政治处境。清末还发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顺治遗诏”，诏书所记如果属实，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
另外，也有人说太后下嫁是因为皇太极晏驾后，满清贵族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到底由谁继承王位引起极大的争议，当时多尔衮和皇太极长子豪格势力相当，争抢王位，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就在这时，当时还是妃子的孝庄文皇后找多尔衮商议，提出让多尔衮拥福临即位，条件是让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同意拥福临为王。然而福临年仅6岁就继位，还是一个只知玩耍的顽童。睿亲王多尔衮执掌朝中军政大权，他手握重兵，是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可能。人们认为，孝庄是为了保住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利用多尔衮对她的痴迷，与他做了一次权色交易，委身下嫁于多尔衮。
还有人认为，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向来就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嫂的风俗，即使有下嫁之事，也不违背伦理道德。旧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庶母；兄长死了，弟弟娶其嫂子。因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习以为常的事。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正当盛年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太后下嫁一说实有其事。然而，否认太后下嫁的史学专家和学者也不在少数。老一辈清史学大家孟森先生早就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论据，一一反驳。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元老，素来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并不可信，而且，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不足为据。孟森先生还提出，对“太后下嫁”的故事，虽然野史中记载很多，但在清史稿中并没有提到。从事实来看，孝庄皇后死后，清王朝又延续了200多年。这期间，大清诸朝对她尊崇备至，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在陵寝祭祀方面也把其放在首位，如果真有太后下嫁之事，清皇朝岂不是自取其辱？然而，孟森先生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读过孟森的《太后下嫁考实》后，就曾致书诘难。
究竟有没有太后下嫁一事，应该说这仍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不过不管史实究竟如何，都不会影响孝庄皇后作为一位神奇而杰出的女性的历史地位。
珍妃坠井是慈禧所为吗
珍妃，一个正当花样年华的女子，聪慧伶俐，能歌善舞，为何在25岁时选择用一口井葬送了自己美好的生命呢？她的坠井真的是慈禧所为吗，还是别有隐情呢？历史上对珍妃坠井的缘由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
珍妃，姓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她的祖父曾历任南方多省的巡抚、总督数十年。父亲名长叙，一子二女，珍妃是小女。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慈禧太后为光绪帝备办大婚，长叙的两个女儿均被选中，一年后同时入宫，慈禧的内侄女被选为皇后，姐妹俩年长的被封为瑾嫔，妹妹被封为珍嫔。光绪二十年(1894)一同被封为瑾妃和珍妃。
有人说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却是慈禧最憎恶的妃子。因为她年轻貌美，性格活泼、开朗，还擅长书画，珍妃爱玩爱闹，常在宫中穿帝服扮光绪，有时还穿太监服扮小太监；她还把照相机带进皇宫，穿上各式各样的服装拍照；光绪帝十分喜欢音乐，珍妃也能拉会唱，还常和他一起切磋书画，下棋聊天；此外，她常陪光绪在养心殿办公，并支持光绪亲掌政权，她的这些举动使得作为慈禧内侄女的隆裕皇后对珍妃十分嫉妒，经常在慈禧面前讲珍妃的坏话，而慈禧也不喜欢珍妃介入政事，对珍妃由刚开始的喜欢到后来的憎恨。1898年，康有为、谭嗣同积极推行变法，光绪帝接受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主张，推行新政，然而在光绪帝在与变法派的不断接触中，已经感到国家的全面危机，也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因为珍妃是这位孤独的年轻皇帝在四壁高墙的皇宫庭院中唯一的慰藉，每天退朝后，光绪都要去珍妃的住所跟她谈心，而素来与光绪。政见相同的珍妃积极赞成维新，这一举动，更加招致了慈禧对珍妃的不满。光绪二十四年(1898)，慈禧发动政变，捕杀了维新派，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涵元殿，珍妃也失去了依靠，遭受杖责，被囚于紫禁城内钟粹宫后北三所。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二十六(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京城的百姓争相逃难，躲避战祸，整个皇宫也陷入一团混乱之中，慈禧挟持光绪帝，带着皇后和大阿哥，以及少数太监、宫女匆忙出逃，跟随的还有少数王宫大臣。临出逃时，慈禧处死了年仅25岁的珍妃。
珍妃被处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点，历来传闻很多，人各异词。
说法最多的是，慈禧早就看珍妃不顺眼，在八国联军入侵之际，为维护封建的贞节传统，把珍妃叫出冷宫，对她说：“倘遭污，莫如死亡为益。”认为珍妃年纪还轻，如果遭受到外敌的侮辱，会玷污了大清国的国体，还不如死了更好。于是逼珍妃坠井殉节，珍妃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她走出囚室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所爱，而是狠心要将她置于死地的太后，珍妃不屈服，想见光绪帝：“汝何亦逼我耶！”然而当时的光绪帝还住在养心殿，对此事毫不知情。慈禧想速战速决，就命令大内监总管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人井中，珍妃溺水而死，留下形单影只的光绪帝日日为自己所爱魂牵梦绕，独自垂泪。
另有文献记载说，慈禧西逃前，命人叫珍妃一起出逃，而珍妃却披头散发地来见慈禧，慈禧怒气冲冲地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换衣服出逃，洋人进来了你就活不了了。”而珍妃却纹丝不动，还贸然进言，皇帝是一国之主，应该以国家社稷为重，您是太后，当然可以选择出去避难，可皇帝不行，他必须留在京城掌管大局。慈禧一听，火冒三丈，心想：好你个珍妃，在危急时刻，不但不听劝，还敢公然顶撞她，大谈朝廷社稷，干预朝政，是大逆不道之举，留下你只会是个祸根。于是命一怒之下令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拖到贞顺门内的水井旁，并把她扔入井中。如果你留意的话，在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能见到这口井。
另外，清末野史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慈禧太后并不是非得让珍妃死，而是大内监崔玉贵从中捣鬼，有意害死珍妃。在《清官遗闻》中曾有记载：“推妃坠井乃内监崔某意。”但是这一说法并不足信，尽管崔玉贵在宫内恣意妄为，胆大包天，但是如果真要置光绪帝最爱的妃子于死地，恐怕还是得有慈禧太后的幕后指使作为后盾才行。
《光绪朝东华录》中记载，心如蛇蝎的慈禧为掩盖她的罪行，对外宣称珍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洁，以免被洋人侮辱而投井自杀的，并于光绪二十七年下了一道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子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最初珍妃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田村，后来以贵妃葬仪，于1913年移到光绪帝陵寝崇陵旁的嫔妃寝内。
珍妃之死，到底孰是孰非，哪种记载可靠，仍需进一步考证。
老子生平之谜
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被奉为太上老君和道德天尊的道教始祖老子，历史上确有其人。老子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死后六七百年，被道教奉为始祖。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义与宗教发生了关系，老子的生平便有些扑朔迷离，2000年来众说纷纭。
老子姓氏之谜
关于老子的姓氏，历来说法不一。一是“老”姓说：《庄子》一书中称他为老聃，并把老子视为前辈。持老姓者也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老”者乃尊称，汉代郑玄在《礼记·曾子问》的注中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三国吴人葛玄说他“坐而皓首，故称老子”。还有的人说：“老子老而隐，故自称老子。”另一种说法认为“老”应该是姓，古时有老姓。据《左传》记载，当时确有名叫“司马老佐”、“司徒老祁”的人。二是“李”姓说，《史记》说他“姓李，名耳，字聃”。为《史记》做索引的司马贞认为老子的母亲姓李，又说：“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但据学者考证，春秋时并无李姓。
《老子》之谜
《老子》(也称《道德经》)一书是否为老子所着？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因为能够“修道”和“养寿”，所以活了160多岁，甚200多岁，并说老子晚年弃官出走，途经函谷关，在那里“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此说过于含糊。有人认为此书作于春秋末年，但书中有后人附加的部分。也有人认为从书中思想内容、文体风格及用词等，可以断定此书成于战国中期或者末期。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甲乙两种帛书《老子》，据考证为战国时期作品。这一考古发现验证了清代学者汪中、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论点，即《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名叫太史儋的人，也即老子。这又与《史记》中的“或言二百余岁”相合，但把老子和太史儋说成是同一人在历史上也有不同认识。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确是春秋时人。他的学说思想流传到战国时，为太史儋所采纳写成《老子》。此说把太史儋和老子说成两个人。无论《老子》一书成于何时，着者是谁，如要探讨老子学说。只能以《老子》一书为依据。
老子归隐之谜
各种史料中皆说老子老年归隐，但隐于何处则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骑一头青牛，出函谷关西去。也有说是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此说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天道篇》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室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问礼”，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是在儒家着作《礼记·曾子问》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关于老子生平的疑案还有不少，如老子的寿命究竟多长，老子的故里是在河南还是安徽等等，都有待于人们去考证。
孔子的身世之谜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抬至惊人的高度。但关于他的出生情况，却一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几种说法：“野合说”。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他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唐朝一些学者对“野合”是这样解释的：叔梁纥年老，而孔子的母亲颜氏正在年少，男子已过壮室之年，女子却在及笄之龄，所以称之为“野合”。意思是说，叔梁纥与颜氏女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以他们的结合是不合礼仪的。还有一种“祈祷而生说”。这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孔子之父叔梁纥与母亲颜氏在尼丘山进行祈祷，颜氏感受到黑帝的精灵而生孔子。
梦生说与私生子说梦生说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据《春秋演孔图》记载，孔子的母亲颜氏睡梦中梦感黑帝，生孔丘于空桑之中。这种说法玄虚至极。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把孔子神化，在他的出生问题上也加进了许多神秘的东西，以区别于凡人，似乎只有这样，孔子才能神而又神，才能成为“圣人”。私生子说这种说法经过详细考证指出，颜氏向孔子隐瞒其父的情况达很长一段时间，说明她生孔子之前一定远离孔家独居。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这些都证明颜氏是一位贫家少女，可能是奴隶或平民的女儿，与做过鲁陬邑宰的叔梁纥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因此，对“野合”的解释只有一个：颜氏女在野外被迫与老奴隶主叔梁纥野合，使她怀孕并生下了孔子。
合理说
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存在着生殖崇拜现象。到了周朝，男女关系虽然进入文明时代，但仍不十分严谨，生殖崇拜的影响依然存在。每年春季，人们都要到“社”中进行祭祀，以求多子，终日狂欢。夜晚，在“社”附近的桑林中，男女可以自由性交。这就是所谓的“中春之会”。孔子平生从未因“野合”这种“非礼”的家世，受到当时社会的任何非难和歧视。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发生在社会允许的时间和场合--中春之会的桑林中。传说中孔子生于“空桑”，正暗示了这一点。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出生情况，仍无定论，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
王莽篡位
王昭君离开长安不久，汉元帝就死去了。他的儿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汉成帝是个荒淫的皇帝，他当了皇帝后，朝廷的大权逐渐被外戚(太后或者皇后的亲属叫外戚)掌握了。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死去的以外，其他人都封了侯。其中要数王凤的地位最显赫，他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
王凤掌了大权，他的几个兄弟、侄儿都十分骄横。只有一个侄儿王莽与众不同。他像平常的读书人一样，做事谨慎小心，生活也比较节俭。人们都说王家子弟中，王莽是最好的一个。
王凤死后，他的两个兄弟先后接替他的职位，后来又让王莽做了大司马。王莽很注意招揽人才，有些读书人慕名前来投奔他。
汉成帝死后，在十年之内，换了两个皇帝--哀帝和平帝。汉平帝登基时才九岁，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王莽做主。很多大臣都吹捧王莽，说他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后来，经大臣们一再劝说，他才勉强接受了封号。
王莽越是不肯受封，越是有人要求太皇太后封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力封王莽等人多达48万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使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
渐渐长大的汉平帝越来越觉得王莽的行为可怕、可恨，免不了背地里说些抱怨的话。
有一天，大臣们给汉平帝过生日。王莽借机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没想到王莽胆敢做出这种事，接过来喝了。
没过几天，汉平帝就得了重病死去了。王莽假惺惺地哭了一场。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岁，没有儿子。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做皇太子，叫做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
一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便劝王莽即位做皇帝。一直以谦让出名的王莽这会儿不再推让了。
公元8年，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叫新，都城仍在长安。从汉高祖称帝开始的西汉王朝，历经了210年，到此结束了。
王莽刚做了皇帝，便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实行变法。变法的内容是：第一，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评定物价，改革币制。
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能行得通。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的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
面对国内的混乱局面，王莽便想借对外战争来缓和一下。这当然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部族的反对。后来，王莽又征用民佚，加重捐税，纵容官吏对老百姓的压迫和剥削。这样一来，就逼得农民起来反抗了。
诸葛亮躬耕于何处之谜
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祖籍是琅琊阳都，即现在的山东省沂水县南，年幼时迁徙到南阳。他本平民布衣，躬耕垄亩。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赫赫功劳。但是，诸葛亮年轻时躬耕垄亩的南阳究竟在哪里，人们至今争论不休。
南阳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故居就是现今河南省的南阳。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述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在河南南阳西郊的卧龙岗上也留有诸葛亮的古迹。一些人认为，刘备三请诸葛亮就在这个地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早孤，他父亲的兄弟诸葛玄为袁术统辖下的豫章太守，诸葛亮一直跟随他。后来，朱皓代替了诸葛玄，诸葛玄就投靠荆州牧刘表了，而诸葛亮则留在河南“躬耕于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是在河南南阳无疑。
隆中山
有人认为，诸葛亮故居在距河南阳阳100千米的湖北襄阳城西的隆中山。“南阳”在汉代是郡名，管辖20多个县，由荆州刺史部辖。东汉末年，刘表任刺史。这时，东汉政权已经动摇。刘表在地方军阀混战中占据了南阳郡、襄阳郡，驻在襄阳，但他并没有完全占据南阳郡。河南南阳在汉代称“宛”。此时，宛城被袁术占据，袁术东走后，又为张济、张绣占据。建安二年，张绣向曹操投降，宛城就成了曹操的势力范围。刘备三顾茅庐在建安六年之后，他不可能自由出入敌境，从容三顾。据《汉晋春秋》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这里的邓县不是今天河南的邓县，因为它在襄阳北面50多千米的地方。而这个邓县的故城遗址在襄阳境内汉水北岸5千米处。刘表当时虽没有完全占据南阳郡，但其势力范围已伸到南阳郡的博望、新野一带，邓县在其南，接近襄阳，在刘表势力范围之内。诸葛亮与诸葛玄依附刘表之后，就住在这里。所以，诸葛亮故居应在襄阳的隆中山中。第一种观点无法解释《汉晋春秋》的记载。第二种观点又丢开了卧龙岗这一与诸葛亮有密切联系的地点。再者，《三国志》中也没明确记载诸葛亮是否跟诸葛玄依附刘表之事。所以，诸葛亮故居在何地到如今也难断定。
女皇武则天
唐高宗是个懦弱平庸的人，他即位以后，把朝政大事交给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处理。后来，他又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权力欲很强，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名墨，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的父亲武士彟原来是一个很有钱的木材商人。隋末时弃商从戎，成了一名府兵制下的鹰扬府队正。李渊起兵反隋，武士彟转而参加了李渊的军队，后来在唐朝廷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则天九岁时，父亲死去。14岁时，已经近40岁的唐太宗听说她长得很美，便选她入宫，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后来又封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她和一些宫女依旧制被送到感业寺去做尼姑。李治当太子时曾与她有暖昧关系，于是让她蓄发入宫侍寝，封为昭仪。但武则天心里还不满足，想进一步夺取皇后的位子，于是武则天千方百计想陷害王皇后。
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天，王皇后来探望，爱抚地摸了摸，逗了逗。王皇后走后，武则天竟狠心地把女儿掐死，用被子盖好。当高宗来看时，她便诬陷是王皇后杀了她的女儿，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唐高宗因此大怒，从此动了废王立武的念头。
到了公元655年9月，唐高宗不顾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正式提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
有一天，唐高宗问李勋：“我打算立武昭仪做皇后，褚遂良他们坚决反对，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李勋看见高宗废立决心已下，便为武则天说好话，他说：“废立皇后，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一定要得到外人同意呢？”许敬宗也说：“乡巴佬多割十斛麦子，尚且想换个新媳妇，何况天子富有四海，立新皇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高宗决定，废王皇后为庶人，册封武氏为皇后。
武则天当皇后以后，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参与朝政。她利用高宗与元老重臣之间的矛盾，在短短几年内，就杀了长孙无忌，罢免了二十多个反对他的重臣。武则天对拥护她的人全都重用，李义府、许敬宗因而青云直上，当了宰相。到了后来，武则天甚至同高宗一起垂帘听政，当时朝臣并称他们为“二圣”，即称高宗为天皇，武后为天后。武则天作威作福，高宗一举一动都受她约束。唐高宗很不满，就秘密把大臣上官仪找来，让他起草废武后的诏书。消息传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怒气冲冲地去见唐高宗。她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唐高宗十分害怕，没了主意，就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这么干的。”武则天立刻命人杀掉上官仪等人。从此大小、政事都由武则天一人定夺。
唐高宗感到武氏一派的威胁越来越大，担心李家的天下难保，就想趁自己还在世，传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的长子)。但是，武则天竟用毒酒害死了李弘，立次子李贤做太子。不久，又把李贤废为平民，改立三儿子李显为太子，弄得唐高宗束手无策。
到683年12月，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就是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后来，她容忍不了唐中宗重用韦氏家族的人，又废了唐中宗，立她的四儿子李旦为帝，就是唐睿宗。同时，她不许睿宗干预朝政，一切事务由她自己做主。
唐宗室功臣看到武氏家族弄权，人人自危，于是激烈的斗争便公开化了。最先起来反抗的是李唐旧臣徐敬业、唐之奇、骆宾王等人。他们以拥戴中宗为号召，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在朝廷内部获得了宰相裴炎的支持，内外呼应，一时间聚集了十余万人马。骆宾王乘讨武军浩大的气势，慷慨激昂地写了一篇着名的《讨武曌檄》。武则天派出30万大军讨平了徐敬业，杀了倾向徐敬业的宰相裴炎等人。
690年9月，67岁的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以洛阳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
名相狄仁杰
武则天对那些反对她的人进行残酷地迫害，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计较门第出身，破格任用。她手下有许多有才能的大臣，其中最着名的是宰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祖父狄孝绪，贞观年间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做过薹州长史。狄仁杰在少年时热爱读书。有一次县吏下来询问一桩案情，他周围的人都争着向县吏说出自己的想法，惟独狄仁杰聚精会神地读书，不理不睬。县吏责怪他，狄仁杰说，我正和书中圣贤对话，没有工夫和凡夫俗子搭腔。
676年初，狄仁杰升任为大理丞。大理丞是负责掌管案件审判的官员。当时积压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案件，狄仁杰以卓越的才能，一年内处理了1．7万余件，件件都处理得公平合理，没有一个喊冤叫屈的。
唐高宗知道狄仁杰这人不但有胆气，而且有才识，便擢升他为侍御史。
侍御史是负责监察弹劾百官的官员。狄仁杰常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那些有权有势的贪官进行斗争。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更加赏识狄仁杰的才干，不断提升他的官职，最后让他当了宰相。692年，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狄仁杰被捕下狱。狄仁杰为了不被冤死，等待时机，就承认自己谋反。来俊臣还要逼狄仁杰供出另外一些同谋的大臣。狄仁杰怒不可遏，气愤地把头向柱子撞去，血流满地，以至来俊臣不敢再审问。后来，狄仁杰乘看管松懈，偷偷写成一幅冤状，放在棉衣里转给儿子。儿子接到冤状急忙向武则天上报，引起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亲自召来狄仁杰，问他为什么要造反。狄仁杰回答说：“如果不承认造反，我早死在酷刑之下了。”武则天又问他为什么要写谢罪表。狄仁杰说：“没有这样的事。”武则天这才知道是来俊臣阴谋陷害他。
后来，狄仁杰又恢复了宰相官职。这时，武则天在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为谋求太子地位，在暗地里频繁地活动，曾多次让人劝说武则天立武氏为太子。他们大肆宣扬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立异姓为太子的。狄仁杰趁武则天还没有拿定主意，便劝她立李氏为太子。他说：“陛下您想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在千秋万岁之后，配食太庙，享受祭祀，承继无穷；如果立侄儿为太子，就没有听说太庙中供姑姑的！”狄仁杰的这些关键的话触动了武则天的心。
狄仁杰作宰相，善于推举贤才。先后推举的有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均官至公卿，有的后来成为宰相。
狄仁杰善于用人，能够让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就是已经归降的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如契丹部落的两员大将李楷固和骆务整，骁勇异常，屡次打败唐朝军队，许多唐朝将领死在他们手中。后来，这两个人都来归顺唐朝，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处死它们。最后，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派他们到边境驻守。这两人驻守边境，尽忠守职，从此边境平安无事。
狄仁杰晚年的时候，武则天更加敬重他，尊称他为“国老”，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
700年，狄仁杰病死武则天非常悲痛，罢朝三日，追封他为梁国公。以后，每有不能决断的大事，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慨叹地说：“老天为什么要那么早夺走国老呢！”言语中，对狄仁杰充满了无限怀念之情。
郑和为何七下西洋
郑和，世称三保太监，是我国明朝初期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本来姓马，是云南省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幼年时期入宫后改姓郑。明成祖选中他负责远航是因为他既有能力，又是穆斯林。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舶长44丈、宽18丈的就有60多艘，所载人员有2．7万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从1405-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率船队七次出海，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总共到过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南到达了爪哇，西北到了波斯湾和红海，最西到达非洲东海岸，是历史上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这些船队给所经过的国家带去了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绸、罗纱、锦绮等丝织品，也带去了我们博大的中华文化，同时换回了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胡椒、象牙、宝石、香料以及长颈鹿、金钱豹等珍稀动物，广泛地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
郑和历尽千辛万苦，七下西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向来是各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流传早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政治原因。《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郑和像异域，示中国富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的下落，以消除政治隐患。建文帝，名朱允坟，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朱棣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在“靖难之役”后，朱允炆出走，不知去向。这在疑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块心头大石。残忍成性的明成祖在“靖难”之后，杀戮建文的臣子约数万人，是不会放过建文帝的，朱棣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去了，怕他将来东山再起，会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建文帝为人忠厚软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后，即使逃到国外也不会再有翻身之日，朱棣没有必要大费周折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而且有不少迹象表明，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就已经葬身火海，不存在再寻建文帝之说。他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实在是难脱牵强附会之嫌。
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靖难之役”并没有对农业与人们的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都发展得十分繁荣。在这个时候，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现实而且迫切的事。另一方面，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他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此外，他还想借扬军威、示国力来缓减一部分人对他用武力夺得皇位的不满。
还有人说郑和七下西洋是经济原因，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在经济上与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往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明王朝刚建立时，附近的小国常常来朝贡，朝贡在当时是交换物产，番国进贡，明王朝每每恩赐，赏赐的常常大于这些小国所进贡的。但是由于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于是由一年一贡改为三年一贡，有些国家还限制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的外交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导致走私活动猖獗，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明成祖为了迅速改善这种状况，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派遣郑和出使，剿灭海盗势力，清除不安定因素，并且宣布明朝已经“咸与维新”，封赏周邻各国，扶正祛邪，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往来，欢迎各国前往明朝观赏进贡。派遣郑和统率巨大的船队到“西洋”各国，船队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都为中国的精美、巧夺天工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
而近年来海内外探索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的角度又有所改变，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邻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压力，以后几次主要为了发展外交关系，促进明朝与周边各国的友好往来。
不管郑和七下西洋是出于何种原因，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它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正视中国的存在，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个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谜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目光深远的政治家。屈原在担任三闾大夫和左徒期间，心系苍生社稷力主改革朝政、联齐抗秦，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妒忌、诬陷，最终导致与楚怀王的疏远，两次遭到流放，被逐出郢都。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希望楚怀王和后来执政的顷襄王召回自己，为国尽力。最后在楚国郢都被秦国将领白起攻破之后，他不忍心看着祖国灭亡，投汨罗江自尽，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千古悲歌。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恐怕是因所选择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总括起来看，主要有四种。
“殉国说”
“殉国说”以清代学者王夫之和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着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民流离失所，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到：“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殉道说”
“殉道说”以近人曲沐为代表。他认为“屈原的自杀原因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刚直，是生命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而毁灭”。“屈原是出身于华族贵胄的政治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复存在。面对楚怀王、顷襄王这样的昏君，其抱负与志向无法实现，加之群小的谗言，因而愤懑不平，牢骚罹忧。”屈原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位别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坚持“人道自任”的理念和对自身的“内美”、“修能”的不可动摇的认知，义无反顾地坚持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只身赴死，以求得精神上的圆满。
“尸谏说”
“尸谏说”以近人王之江为代表。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潢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守备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未有“吾将从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洁身说”
屈原为国君昏庸而痛心，不愿看着“党人”乱政，葬送楚国锦绣河山，加之长期的放逐生活，身心交瘁，再无重返朝廷、实施理想“美政”的希望。为了保持清白高洁的操守，扞卫自己所毕生追求的理想，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憾，愤然投身汨罗江中。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曾赞叹屈原不肯在浊世中苟活，故而“蝉蜕于污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综观以上说法，屈原愤然自尽的内因似应是理想破灭后的“绝望”。这样的死，当然不是怯懦或逃避对祖国的责任，而是对现实清醒的认知，是屈原坚守气节的最终追求。
刘禹锡有没有陋室之谜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多少年来，一直作为知识分子住房条件不好但又居之心安理得的正面典型来传诵。但是仔细研究，《陋室铭》的“陋室”似乎是虚构的。出过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样脍炙人口的《陋室铭》，其“陋室”何在？是刘禹锡“称颂自己所居的陋室”？还是作者出于政治的需要而虚构的？关于这一点，历来许多学者说法不一。
《古今中外名人索引》中载：“刘禹锡，中国文学家。字梦得，唐代彭城人。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及宏词二科，与柳宗元同为王叔文所引用，官监察御史，旋以坐王党贬朗州司马。自是迁贬屡更，不甚得意，武宗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郭锡良等人编着的《古代汉语》下册介绍到刘禹锡生平时也说：“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
而李晖、于非合着的《历代赋译释》一书却说：“刘禹锡……唐代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贞元七年(公元791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可见，刘禹锡是哪里人，仍无定说，一说江苏，一说河南。
1982年《文史知识》第6期，李如鸾的《短小、精粹、隽永--刘禹锡(陋室铭)赏析》一文，又说：“刘禹锡住过的陋室，相传在今河北省定县南三里庄。河北省定县是战国时期中山国活动的中心，汉高帝时设为郡，景帝时改为国，治所定在卢奴，就是现在定县。《新唐书》列传刘禹锡本传上记载，刘禹锡自己说他的籍贯在中山。由此看来，说刘禹锡的陋室在今定县，不是没有可能。”这么说，刘禹锡又从江苏和河南变成河北人了？
但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介绍到刘禹锡生平时，又说：“刘禹锡……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自称中山(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人。”看来，刘禹锡这个文学大家的住地、籍贯是很难定的。
住地、籍贯既难定，他的名作《陋室铭》中的“陋室”，到底在哪里？也就更难定论了。不过不少学者都说：《陋室铭》“全文是称颂自己所居的陋室，表达自己保持了高尚节操，甘心于贫贱，不肯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
这一点，似乎是比较一致的。虽然李如鸾在《文史知识》上说过：“刘禹锡的陋室在今定县，不是没有可能。”虽然郭锡良的《古代汉语》上说到刘禹锡是江苏徐州人。就一点，即《陋室铭》之“陋室”指“作者自己居住的屋子”是一致的。
但有人否定了这一点。天津《采风报》1985年1月30日：《“陋室”为刘禹锡别墅说》一文，却指出：“《陋室铭》违背了艺术与生活的真善美原则。”其含义即“陋室”非“作者自己居住的屋子”，所以欠“生活的真实”。《采风报》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指出：“第一是不真实。不真实是为文人之大忌。”为什么“提出过‘天与人交相胜’的着名论断，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文章……自成一家”的刘禹锡要犯这“文人之大忌”？《采风报》那篇文章却也引了根据：“据刘氏传记资料，刘禹锡出身贵胄，广有房产。在二王八司马事件之前，他是朝廷显贵，遭贬后，仍为州司马(相当于地区一级行政首脑)，有很像样的官邸。所谓陋室，不过是他办公、家居之余的一所考究的别墅而已。”既是“别墅”当然也可以住，似乎没有排斥“人云”，但既“考究”又何“陋室”之有？又不同于“众说”：“陋室，指狭隘简陋的屋子”，“作者自己居住的屋子”。(见李晖、于非：《历代赋译释》)根据什么证明“陋室”果真不陋而“考究”？《采风报》那篇文章的根据是《陋室铭》本身的词句，稍加分析而得结论：“瞧，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有琴台，有珍贵藏书，像不像别墅？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隔音设备，不用办公，批改作业，像不像别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说笑的尽是一些大学者，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一个也不来往，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住的房子，像不像别墅？”所以，刘禹锡傲然自得日：“何陋之有？”以前的学者说刘禹锡“许多诗文都体现了革新的精神”(见郭易良《古代汉语》)，《陋室铭》是“表达自己保持高尚节操、甘心于贫贱、不肯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照《采风报》这“傲然自得”四字，刘禹锡说的“何陋之有”是生活中果真不陋了？那么《陋室铭》主题也就又换一说了。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望而却步，独步武林几十年。然而，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张三丰，那么，究竟哪个张三丰是武当内家拳的创始人呢？
一种观点认为，张三丰应该是宋代人。据清朝康熙八年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记载：太极拳当是宋代武当丹士张三峰所创。“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在《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中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张三丰在屋里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喜鹊叫个不停，他就从窗子里朝外望了一下，看见喜鹊正低头怒视。张三丰好奇也跟着它的方向望去，原来地上还有一只大蟒蛇正盯着喜鹊。两个动物就这么相持着，互不相让。每当喜鹊上下飞击蟒蛇时，蟒蛇就轻轻地摇头摆尾闪避。喜鹊进攻多次都是无功而返。这让一旁的张三丰由此领悟到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道理，并仿照太极变化而把武当内拳命名为太极拳。
到了民国年间，张三峰造拳的历史更为众说纷纭。但宋代的张三峰道士既然已被内家拳拉为祖师爷，而黄氏父子又公开声称张三峰所创的是内家拳，于是某些太极拳书就放弃宋张三峰创太极拳的说法，而以元末明初之武当山张三丰道士为太极拳创造人了。
据《明史·张三丰传》记载，张三丰，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宝，或君实，号三丰(峰)。他是元末明初时的一个道士，祖籍辽阳懿州(今天的辽宁彰武)。据说，张三丰长得高大威武，他“丰颀巍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还有一副硬如铁戟的长胡子。张三丰不仅长的极有特色，而且行为乖张，平日里不修边幅，无论寒暑，他都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蓑衣，大家又叫他“张邋遢”。更为传奇的是，张三丰文武双全，武功奇高，能以一对百，靠内力劈开山谷，从中穿行而过，还能死而复生。更让他名扬天下的是，明朝的皇帝都对他礼让三分，为他大兴土木。明成祖曾经为他大修武当山，专门为他建造了“遇真宫”，征集丁夫30万人，大兴土木，在武当山营建武当宫观，耗资白银几百万两，赐名遇真宫，塑三丰像。从此以后，武当山香客云集，名声大振，张三丰也成为一个神仙级的人物。武当一派由此空前的发扬光大。
有人在研究了“明史”中的“胡传”、“郑和传”，“姚广孝传”和“方位传”中的张三丰事迹后，给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答案--张三丰，这个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神化人物，原来是明太祖死后，明代皇朝宫廷争夺皇位的副产品。传说明成祖朱棣是夺了他叔叔建文帝的皇位才当上皇帝的。由于传说建文帝未死于战火，永乐帝不放心，就派了亲信以寻访道士张三丰(邋遢)为名，到各地去查访建文帝下落。甚至连郑和下西洋都是为找建文帝的。经过21年在国内外对建文帝下落的秘密查访都不果，明成祖才放下心事。但是皇帝派人寻访张邋遢道人的新闻已传遍民间。永乐帝只好大修武当山，为张三丰立像。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劳师动众的真相，欺骗人民。
但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究竟创造武当内家拳的是哪个张三丰呢，也许只有留待后人考察了。
济公之谜
“专管人间不平事”的济公，有关他的传说和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广，经游本昌形神兼备的饰演后，济公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济公到底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人们根据自己愿望造出的神，这桩历史公案至今没有了结。
认为济公确有其人其事的。如明代田汝成，他在《西湖游览志余》十四《方外玄踪》中明白无疑地断定南宋确有其人济颠。始于清代就着手编纂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对济公的生卒写得更是翔实。这部我国最大的辞书在“济颠”条目下，作了确凿的认定，其结论的准确性、科学性当是毋庸置疑的。该辞书写道：“济颠，公元1129～1202年，宋末僧人。天台人，名道济，俗姓李。佯狂不饰细行，饮酒食肉，游行市中间，人以为颠，故作济颠。始出家灵隐寺，为寺僧所厌，遂居净慈寺，嘉泰二年端坐而逝。”
由此可断定，济公确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在嬉笑怒骂中扶危济困、抱打不平，而又酒肉不忌、玩世不恭的“疯”僧，的的确确生活于南宋时期。他是弱者的救星，人们爱他那以游戏人间的姿态干预现实的喜剧性行为，更爱他的“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诙戏，警遇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事”排难解纷、锄奸诛恶的为人处世，所以他的故事至今活在民间。同时，以济公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也矗立起一座艺术丰碑。据孙楷第、俏惜华先生查考，较为着名的有这样几部。它们是：王梦吉撰写的《济公全传》三十六则；务世堂刊本《济公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日本宫内省收藏的《济公传》十二卷等等。还有清代郭小亭写的《济公传》，全称《评演济公传》及作者无法查考的《济公全传》(后四十回很少写济公活动，与前二百四十回风格不一。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就删去了后面的三十八回)。所有这些传世之作，都集中写了南宋时济颠济困扶危、嘲弄官府的故事。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活佛，西湖的虎跑还建有“济颠塔院”，并塑有半立体的济公石雕。雕像左右还有四幅浮雕《济公斗蟋蟀》、《古井运木》、《飞来峰传说》、《装疯扫秦》。苏州的西园寺也有济颠塑像。
尽管权威性的典籍辞书对济公的存在作了认定，但历史上对这一结论还是表示怀疑，学术界争论更烈，众说纷纭，有人疑信参半。
《济公全传》一书的撰写《原版序言》作者乌青镇敬元潘恒就是一例。该文写道：“至今江南太湖流域一带，尤其是杭县附近，一提起济公活佛和雷鸣陈亮，正像三国里的诸葛，水浒里的宋江……，一般的认为实有其事，津津乐道。在今西子湖边，还有多少古迹，传说是当时济公活佛留存下来的。……再则净慈寺中，还有不少踪迹呢。”《原版序言》用“传说”二字，以示不作确切肯定。
更有人否认有济公其人。《花朝生笔记》说：“实则南宋初无是人，乃因六朝释宝志而讹传者也。”释宝志何许人也？据《南史》卷七十六载：释宝志是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和尚。关于释宝志和尚的行踪和事迹，《南史》记载得十分详尽：“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于凡俗。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负之而行。或征索酒食，或累月不食。预言未兆，识他心智。”从中可以看出，他有时披头散发，有时穿起锦袍，有时胡说八道，有时饮酒食肉，于是人们称他为颠和尚。此后宝志误传为宝济，志公便演变为济公、济颠。
对“济公本无其人，原是释宝志的原型”这一论题，黄天骥作了大胆而谨慎的考证。黄天骥同志在《评<济公全传>》一文中，对这一论题作了阐发。他在分析我国民间文学传承性的特质“民间故事流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人们在口口相传的时候，往往把自己所熟悉、所想象的事件，加插到故事中去’，时，指出：“传说中的济公形象，虽以释宝志为原型，但又比原型生动得多、丰富得多；历史上一些古怪和尚或者癫疯头陀的行为，也被人们捏合在济公的形象里。”据黄天骥的求证和查考，又可推断出样一个结论：历史上并无济公活佛，而是人们创造出这样一个来自西天的神，他神通广大，法力无比，人们要他为受欺压的弱者打抱不平，因此民间文学的母胎便孕育了济公这一形象。所以也不难理解：“济公的形象虽与释宝志一脉相承，但又远远超出了原型。在他身上，实际上概括了许许多多以疯和尚姿态出现的宗教徒的面貌。”
济公到底是人是神？认定是人者，是经典性的辞书；推断无此人者，也有史料并作过考证，好难定论。要彻底解开这一历史哑谜，看来一时恐怕很难吧。
投笔从戎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后，让大学问家班彪整理西汉的历史。班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班固，另一个叫班超，还有一个女儿叫班昭。班彪在几个孩子幼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学习文学和历史。
班彪死了以后，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继续完成他父亲整理历史书籍的事业，就是《汉书》(一部记载西汉历史的书)。班超跟着他哥哥做抄写工作。哥俩都很有学问，可是性情和志趣不一样，班固喜欢研究百家学说，致力于他的《汉书》，而班超却不愿意皓首穷经地在案头写东西。
后来，班超听到匈奴不断地掳掠边疆的居民和牲口，就扔下了笔，气愤地说：“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在书房里呆一辈子呢？”就这样，他下决心放弃文案工作，去立战功。
窦固为了抵抗匈奴，采用了汉武帝的办法，派人到西域去，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的勇气才干，派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带着36个随从，先到了鄯善(在今新疆境内)。鄯善原来是归顺匈奴的，因为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十分厌恶。这次看到汉朝派了使者来，他很高兴，非常殷勤地招待班超一行。
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忽然变得冷淡了。班超料想到其中必有变故，他从鄯善的侍者口中得知匈奴也派使者来了，鄯善王何去何从犹豫不定。班超立即与同行的36个随从密商，必须先发制人，夜袭匈奴使者。于是，班超布置随从们乘夜纵火烧了匈奴营帐，将匈使者全部杀死。第二天，班超把鄯善王请来，鄯善王看到匈奴使者的人头，非常惊叹汉家将军的英勇行为，马上打消疑虑，摆脱匈奴的统治，与汉家复通友好。
班超回到洛阳，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马司，又派他去于阗联络。于阗王接见班超的时候，并不怎么热情。班超劝他脱离匈奴，跟汉朝交好。于阗王犹豫不决，找来巫师向神请示。班超见巫师装神弄鬼，借神的名义不愿与汉朝结交，便拔刀杀了巫师。最后，于阗王同意和汉朝和好，并主动把匈奴派去奴役他们的“监护使者”杀了。
班超在西域联合弱小民族，团结抗暴，先后打败莎车(今新疆沙车一带)、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等国，匈奴北单于在西域北道上的势力也被驱逐出去，西域五十多国又同东汉王朝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不久，汉明帝去世，他的儿子刘坦即位，即汉章帝。
昭君出塞之谜
作为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虽在《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正史中有所记载，但是，对于她为何出塞匈奴，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名嫱。晋时为避司马昭讳，时人也称她为明君和明妃。据传，她是齐国王襄的女儿，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她年方17，被汉元帝选入宫中，汉元帝是按画工的画像选宫女的，深居后宫的宫女们，为了能被皇上幸召，总想把自己画得美点。所以，她们不惜重金贿赂画工。
王昭君初入宫廷，一来不懂这些规矩，所以没有备下这笔贿金；二来自恃美貌，不愁皇上不召见。据说，画工毛延寿当画到王昭君的眼睛时，便启口说：“这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真是一点千金呀！”昭君对毛的暗示虽心领神会，但她并没有买他的账，相反讽讥了他几句便离去了。毛延寿见她如此傲慢，便把那点该点到昭君眼睛上的丹青，点到了她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竟让王昭君苦守了不知多少时光。
这时，恰好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要娶汉人女子为妻。元帝正苦于无法抵御匈奴的侵犯，见到呼韩邪单于来朝求娶，觉得正是开展政治和亲外交的好时机，于是便赐给他五名宫女。王昭君久居深宫，面见圣上无望，积怨甚深，听说匈奴前来求亲联姻，便主动要求离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只知她缺少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要求。
到了呼韩邪单于临别的那天，汉元帝见王昭君丰容盛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吃一惊。他本想把她留下，可是怕失信于人，只好忍痛割爱，让王昭君出塞和亲。据传，汉元帝由此对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遂有杀毛延寿等画工之说。
王昭君到了匈奴，生儿育女，尽了贤妻良母之责。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年，呼韩邪单于驾崩。其前阏氏之子继位。根据匈奴习俗，王昭君要嫁给他为妻。昭君不从，上书汉朝要求回汉宫。此时元帝已死，成帝即位，成帝敕令她从胡俗，昭君无可奈何，又成了后单于阏氏。据传，王昭君积愁太深，最后服药而死。
据传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墓地在今呼和浩特市南30里处。北方秋冬草木枯落，王昭君墓旁树木皆青，方向朝南。杜甫诗有“独留青冢向黄昏”之句，后传为“青冢”。
从上面记传的情况看，王昭君为何出塞应这样解释：王昭君因自傲，未买通画工毛延寿，结果被丑化。美貌的昭君因此得不到皇上的宠爱。她久留宫中实在无聊，于是自请去匈奴。经汉元帝同意，便出塞去和亲了。
历史上也有人认为，王昭君所以出塞，是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计策。据传，竟宁元年，王昭君以良家女被选人宫中。宫廷画工毛延寿见其貌美非凡，生怕已经沉恋于女色的汉元帝更不能自拔而误国，于是在画王昭君肖像时，有意把她丑化了。汉元帝未能察觉。后来呼韩邪入朝要娶汉人女子为妻，汉元帝原想以丑送人，结果误将王昭君送了出去。当见到昭君其真面目后，曾想反悔，无奈君主出言，驷马难追。于是，只得忍痛割爱了。
历史上一些文人认为毛延寿此举实在高明。汉元帝好色，如果不把王昭君送出去，她有朝一日得宠，就会变为妲己式的人物，到时误国殃民，后患无穷。有诗道：“延寿丹青本诳君，和亲犹未敛胡尘。穹卢自恨嫔戎主，泉壤相逢愧汉臣。玉骨已消青冢底，香魂犹绕黑河滨。愁云晴锁天山路，野花闲花也怨春。”在这里，毛延寿成了“忠臣唯有毛延寿，能送名妃出宫门”的大好人了。
据正史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对汉边疆的安宁起了良好的作用。《汉书‘匈奴传》载：“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立雕陶莫皋为复株索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新都侯王莽秉政，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人侍。”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昭君出塞和亲，在呼韩邪父子当政时期，汉匈关系和睦，这说明政治联姻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可是也有人认为，汉室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用妇人去安邦息事，实在是有伤国体。有诗说：“当年遗恨叹昭君，玉貌冰肤染胡尘。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朝云鹤唳天山外，残日猿悲黑水滨。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汉朝当时外戚宦官当权，王昭君出塞“为救苍生离水火，甘教薄命葬烟尘”，这与当时的汉奸李陵、卫律相比较，功罪忠奸、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王昭君为何出塞虽众说纷纭，但她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故事流传至今，谁也不会有不同意见。杜甫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是对王昭君一生的高度概括了。
香妃之谜
有首凄切哀婉的词，刻在一方石碑的背面，碑的正面刻着两个大字“香冢”。这方石碑立在一座大冢之前，大冢就坐落在北京城南风景宜人的陶然亭公园的东北角上。据说，这就是有名的“香妃”墓，是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安葬在这里的。为的是自己可以随时到这里凭吊，寄托对香妃无尽的哀思。可是，据说还有两座“香妃”墓，一座在新疆喀什噶尔，一座在河北遵化。两座墓里的香妃，还有两个不同的传说。如果说新疆喀什埋的是香妃，河北遵化埋的是容妃，那么，陶然亭边的“香冢”里埋的又是谁呢？回部香妃说
传说，香妃本是回族首领霍集占的王妃，长得国色天香，生来身上就有一种奇香。这香味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不用香草薰，也不用香汤洗，香气袭人，沁人心脾，所以人们都管她叫“香妃”。清高宗乾隆本是个风流皇帝，听说此事，不能忘怀，总想把她弄到自己身边享用。正巧，霍集占造反，清廷派大兵镇压，正是掳香妃来京城的好机会。于是乾隆再三嘱咐平叛边将兆惠一定把“香妃”捉来，并命令沿途官员好生护侍，防止香妃自杀，并保持香妃容颜不损。果然，香妃被捉，押进北京。到了清宫，果然名不虚传，香妃人还未到，香气先闻。乾隆一见大喜，问寒问暖，极为热情。可是，香妃却冷若冰霜，百问不答，一腔仇恨流露在怒目之中，于是太后派人把她绞死了。乾隆听到消息，急忙赶回，看到香妃面带微笑，闭目死去，不禁号啕大哭，痛悔自己害了她。这时，人去楼空，只有一股香气袅袅弥漫，似乎一缕游魂飘向远方。乾隆为了表示对香妃的尊重和哀悼，下令用软轿将遗体抬回新疆喀什安葬。这就是回部香妃的故事。
容妃说
一些人查阅了清宫档案后，猜想所谓的香妃应该是乾隆的宠妃--容妃。她是乾隆40多个嫔妃中唯一的回族女子。容妃的故事是这样的：容妃生于新疆叶尔羌回部，祖上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首领。她的哥哥因为配合清廷平定霍集占叛乱有功，被召到北京受封。她也随兄来京，恰巧被乾隆看中，选人后宫，被封为“贵人”。据传，为了保持她的民族习惯，她曾对乾隆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她在京城的住处必须是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二、她的哥哥图尔都也必须进京居住，互相照应；三、她死后遗体要运回故乡喀什。乾隆都答应了她，5年之后，她被封为“容妃”。乾隆五十五年，容妃病故，葬于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西侧的“裕妃园寝”。在这里的月台上有一宝顶，宝顶下是安放棺椁的地宫，地宫深14米，与十几米长的地下走廊相通。如果说容妃就是香妃，这座墓当然就是香妃墓了。但是，还有人认为，容妃与香妃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容妃并无体香，并非被掳入京，并未被赐死。
貂蝉之谜
王昭君、西施、貂蝉和杨贵妃“四大美人”中，要数貂蝉最不可捉摸，因为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她的真面目。目前，不同的说法共有四种。一说她是王允的歌妓。王允，东汉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字子师，初为郡吏，灵帝时，任豫州刺史，献帝时即位任司徒。王允为了剪除董卓，想用美人计来达到目的，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歌妓貂蝉知道情由后，就按王允连环计的要求，以自己的姿色挑拨吕布和董卓的矛盾，最后，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为王允排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董卓的婢女
董卓，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字仲颖，本为凉州豪强，灵帝时，任并州牧。昭宁元年(即公元189年)率兵人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来被吕布所杀。据《后汉书·吕布传》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常小失意，卓拔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这段记载，就是平常传说的凤仪亭掷戟之事。可见，貂蝉是与吕布情通的董卓婢女。吕布之妻
吕布，东汉末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人，字奉先，初从并州刺史丁原，继杀丁原归董卓，又与王允合谋杀董卓，后任奋威将军，封温侯，最后被曹操所杀。吕布之妻，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载：“布见备甚敬之，请备于帐中坐归床上，令归向拜，酌酒食。”从这段记载来看。吕布的妻子是随军生活的。上书又载：“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人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布不知反将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这里记述的这位科头袒衣的妇人，应是吕布之妻貂蝉。
秦宜禄之妻
还有一说：貂蝉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据《三国志·关云长》注引《蜀记》日：“曹公与刘备围布于下邳，云长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取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云长心不自安。”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宜禄的妻子是很有姿色的。另外，因为关羽原先想娶其为妻的，可是因为曹操“自留之”，因此引起关羽的妒恨。关羽毕竟是个烈性子，他火冒三丈，一刀便把秦宜禄的妻子给杀了。《元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就是以此事附会而成的。因此，秦宜禄之妻成了传说中的貂蝉。总之，貂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还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飞将军李广
“马邑之谋”后过了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匈奴又来侵犯汉朝边境。汉武帝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位将军带兵抵抗。
在这四名将军中，李广的年纪最大，立下了无数战功。
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他的先祖叫李信，在秦始皇时当过将军。李广能骑善射，武艺高强。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入侵萧关(今甘肃东南)时，李广应征入伍，参加抗击匈奴。
到了汉景帝做皇帝时，李广担任陇西都尉，不久，又调任骑郎将。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时，李广跟随周亚夫平定叛乱。在昌邑之战中，李广冲入敌营，拔掉敌军的帅旗，从此名声大振。李广曾在边境的许多地区担任过太守，经常打击匈奴的侵扰。李广每到一地，都以和匈奴奋力拼杀出名，他的战略战术更让匈奴谈虎色变。
武帝即位后，朝廷里的大臣们都夸奖李广是员猛将，武帝便把李广从上郡太守的任上调往京师，担任未央宫的警卫。
这一次李广和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四路人马去抵抗匈奴，匈奴的军臣单于早已得到了消息。匈奴人最害怕的就是李广。军臣单于便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雁门，并设了埋伏，要活捉李广。匈奴人事先挖下陷阱，再和李广对阵，假装被打败了，引诱李广去追赶他们。李广看到前面是平展的草地，没有想到匈奴人挖好了陷阱，就等他中计了。李广追着追着，只听“呼啦”一声，李广连人带马都掉进了陷阱，被匈奴人活捉了。
匈奴人捉住了李广，生怕他跑了，就把李广装在用绳子结成的网兜里，用两匹马吊着。
李广躺在网兜里，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走着走着，他微睁眼睛，偷偷地瞧见旁边一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便使出全身力气，一跃跳上马，夺了那个匈奴的弓箭，将那个匈奴兵打翻在地，拼命地往回奔跑。几百个匈奴骑兵在后面追，李广一连射死了前面的几个追兵，终于逃了回来。
李广虽然跑了回来，但是打了败仗，按军法应当斩首。后来李广花钱赎罪，回家做了平民。
过了不久，匈奴又来进犯汉朝边境，李广被重新起用，到右北平做了太守。
李广有多年的防守经验，他行动快，箭法精，忽来忽去，敌军总是摸不清他的打法。所以匈奴人称他为“飞将军”。在他驻守右北平期间，匈奴人不敢来犯。
李广常常闲暇无事时，便带上一些将土外出打猎。当时右北平山里有不少老虎，李广一连射死了好几只。有一次，李广外出打猎，突然瞧见迎面的乱草丛中蹲着一只斑斓猛虎，正准备向他扑过来。李广急忙拈弓搭箭，用足全身力气，一箭射去，凭他百发百中的箭法，射个正着。将士们赶快提着剑跑过去捉老虎，可是跑近一看，都愣住了，原来草丛中并没有老虎，只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李广的那支箭，竟然射进了石头！
飞将军李广一箭射进石头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匈奴人听了，更加害怕李广，急急忙忙地往西迁移，再也不敢来侵扰右北平一带的边境地区了。
神勇两将军
在李广打了败仗逃回汉营的同时，另外由公孙贺、公孙敖带领的军队也打了败仗，只有卫青打了胜仗。以后，卫青又连续打败匈奴兵，被封为关内侯。卫青出身低微，他的父亲是平阳侯曹寿家里的差役。卫青长大后，当了平阳侯家的骑奴。后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在宫里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卫青的地位才渐渐显贵起来。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从18岁开始就在皇帝左右担任侍卫，他擅长骑马射箭。公元前123年，匈奴又来进犯，霍去病也跟着卫青一起去抗击匈奴。
匈奴听说汉军大批人马杀来，立即往后逃走。卫青派四路人马分头去追赶匈奴兵，决定歼灭匈奴主力。卫青自己坐镇大营，等候消息。可是到了晚上，四路兵马回采了，谁都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有的杀了几百个匈奴兵，有的连一个敌人也设找到，无功而返。
这次出击，霍去病是以校尉的职务带领800名壮士组成的一个小队，这是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他们一直向北追赶了，几百里路，才远远望见匈奴兵的营帐。他带手下兵士偷偷地绕道抄过去，瞅准最大的一个帐篷，猛然冲了进去。霍去病眼疾手快，一刀杀了一个匈奴贵族。他手下的壮士又活捉了两个。而后乘乱杀了两千多匈奴兵。
卫青正在大营等得焦急，只见霍去病提了一个人头回来，后面的兵士还押来了两个俘虏。经过审问，原来这两个俘虏，一个是单干的叔叔，一个是单于的相国，被霍去病杀了的那个，是单于爷爷一辈的王。霍去病因此被封为冠军侯。
后来，霍去病多次打败匈奴西部的浑邪王，先后把他手下的几万兵士都消灭了。单于非常恼火，要杀浑邪王，于是浑邪王就打算向汉朝投降。汉武帝得到消息后，怀疑敌人可能诈降，于是作了两手准备，先派霍去病率领军队去接应浑邪王，嘱咐霍去病见机行事。霍去病渡过黄河后，见过浑邪王，派人把他送到武帝巡行的处所，再领着投降的匈奴兵渡过了黄河，并平定了那些企图顽抗的匈奴人。汉武帝相应地封了来投降的匈奴首领浑邪王等人的职位。同时加封一千七百户的封邑给霍去病。
由于霍去病不畏艰险，接连不断地打击敌军，黄河上游沿岸的边塞地区，几乎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灾祸。
第二年，匈奴又入侵右北平和定襄两郡，屠杀了汉朝的军民1000多人。
公元前119年，为了根除匈奴的侵犯，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精兵，分两路合击匈奴。卫青从定襄郡出发，穿过大沙漠，与匈奴的伊樨单于率领的精兵相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卫青冒着扑面的砂砾，命令骑兵分左右两翼夹攻匈奴。最后伊樨单于招架不了，只好带领残余的几百名骑兵向北逃去。
霍去病带领另一路人马也横越大沙漠，前进两千多里，大破匈奴左贤王的兵马，一直追到狼居胥山下。
这次追歼战，是汉朝规模最大、进军最远的一次。从此以后，匈奴被迫撤到大沙漠以北，沙漠南面就没有匈奴之患了。
司马昭之心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过了两年，他也死去了。他的儿子司马师接替了他的职位。魏国大权落在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两人手里。大臣中有谁敢反对他们，司马师就把他除掉。魏少帝曹芳早就对司马师兄弟的霸道行径极为不满，一直想撤掉司马氏兄弟的兵权。但还没等曹芳动手，司马师已经逼着皇太后，把曹芳废了，另立魏文帝曹丕的一个孙子曹髦即了皇位。
魏国有些地方将领本来就看不惯司马氏的专权行为，司马师废去曹芳后，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卅丘俭(田丘，姓)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亲自出兵，打败了文钦和田丘俭。但是在回到许都之后，司马师也得病死了。
司马师一死，司马昭便做了大将军。司马昭比司马师更为专横霸道。
魏帝曹髦实在忍无可忍了。有一天，他把尚书王经等三个大臣召进宫里，气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着等死。今天，我要同你们一起去诛杀他。”
年轻的曹髦根本不懂得怎样对付司马昭。他带领了宫内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乱哄哄地从宫里杀了出来。曹髦自己拿了一口宝剑，站在车上指挥。
司马昭的心腹贾充领了一队兵士赶来，与禁卫军打了起来。曹髦上前大喝一声，挥剑杀过去。贾充的手下兵士见到皇帝亲自动手，都有点害怕，有的准备逃跑了。
贾充的手下有个叫成济的，问贾充怎么办？
贾充厉声说：“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还用问吗？”
经贾充这么一说，成济胆壮起来了，拿起长矛就往曹髦身上刺去。曹髦来不及躲闪，被成济刺穿了胸膛，当时就死了。
司马昭听说他手下人把皇帝杀了，也有点害怕了，连忙赶到朝堂上，召集大臣们商量。
老臣陈泰说：“只有杀了成济，才勉强可以向天下人交代。”
司马昭见没法拖下去，就把杀害皇帝的罪责全都推在成济身上，给成济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把他的一家老少全杀了。
之后，司马昭从曹操的后代中找了一个15岁的曹奂继了皇位，这就是魏元帝。
观世音性别之谜
一般说，菩萨都是男性，但为什么观音菩萨又被称为“观音娘娘”呢？这个“娘娘”究竟是男是女？
观世音是我国汉族寺庙中常供的四大菩萨(文殊师利、普贤、地藏、观世音)之一。佛经称其为大慈大悲的菩萨，百千万亿众生受苦受难，只要虔诚念诵其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故名。唐人因避太宗“世”字讳而略称“观音”。据说观音诞生在夏历二月十九、涅檗日是九月十九，成道日是六月十九。我国着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相传是观音显灵说法的道场，几百年来一直“香火不断”。
在我国，观世音这尊佛名也许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们习惯称其为“观音娘娘”。按理说，既称“娘娘”，那必定是个女人了。但是，据一些佛家经典介绍，观音除了作为六观音、七观音、三十三观音等总体名称外，佛教中显教一派认为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弟子，而密教一派则说观音是阿弥陀佛左右的二胁士。显然，不管是“弟子”还是“胁士”，都未肯定观音是个女性。目前流行的《宗教词典》认为：“女相观音造像约始于南北朝。盛于唐代以后。”这恐怕是根据一般的佛像塑造演变而言的。在尚存的敦煌壁画中，北魏时期的观音佛像。秀骨清貌，体格刚健，并非女相。而把初唐与盛唐的壁画对照，则可看到，佛像渐趋“汉化”，穿上了微薄而略呈透明的裙衫。脸庞也逐渐丰腴圆润，呈富态状。时人以女子美的特点来刻画佛像，但还不是女相《太平广记》记载：“有一宦官，他的妻子无端为神所慑，昏迷不省人事。宦官便请了一尊观音菩萨，祈祷保佑。其妻夜梦一个和尚前来搭救，即观音菩萨。”可见唐人倒认为观音是个男性。宋代僧人法常画的《观音》绢图，画面上，白衣观音坐崖石间，大耳、面丰，略有胡须，肃穆宁静。分明是个男子。
那么，认为观音是女身有无记载呢？也有。据《编年通信》载，南山道宣律师曾经问天神关于观音的缘起问题。天神告诉他：“往昔过去劫有主日庄严，夫人日宝应，生三女，长日妙颜，仲日妙音，季日妙善”，观音菩萨就是妙善公主。宋僧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中，也用“金蔺茜裙”等语来描写观音的服饰。这样看来，观音又是一个女的。因此，宋以后的观音像大都是女相。不过，有人则对此十分不满，竭力否定“女人说”。明代文学批评家胡应麟在他的《庄岳委谈》中斥道：“今塑画观音者，无不作妇人相。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甚多，俱不饰妇人冠服”，“唐以前塑像亦不作妇人也。元僧谫陋无识，以为妙庄玉女，可一笑也。”但胡应麟并未追根溯源，考析佛家经典，仅是通过画像辩解而已。这样，观音的性别仍是悬而未解的“疑案”。
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些文学、雕塑、绘画作品中的观音，便成了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形象。如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开口“贫僧”，闭口“弟子”，俨然男子口吻。然而，吴承恩描绘的却是这样一幅绝妙的肖像：“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璎珞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叠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像煞是个闺嫒。并在十二回描写观音显圣时，居然直言赞叹：“九霄华汉里，现出女真人。”吴承恩这种“含糊”的手法，后继者颇有人在。近人马骀在其《画宝》书中，强调画观音法类同如来，似乎肯定了观音性别特征与如来无异。但在他的《仙佛图像画谱》中，《救苦救难菩萨》一画上的观音却是：鹅蛋脸形，双眉细长，下颌略厚，黑发披拂在两边耳旁。颈戴项圈，胸襟半袒，微露：内衬。腕套对镯，双手交叉倚靠溪畔岩石，十指纤细……宛似一个正在沉思的女真人。
观音女相化的特点，在今保存下来的观音菩萨塑像上依然如此。因此。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览普陀山后，或在香烟萦绕的观音菩萨像前瞻仰时，常常会发出这样有趣的疑问：观世音菩萨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之谜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有如下五种说法。
一、先秦说
晋朝王嘉《拾遗记》说：“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俞樾说此条“乃佛法人中国之始”的记载(见所着《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既然印度佛教外传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那么说公元前4世纪即有印僧来我国，显然是错误的。
[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此条材料又见于道宣着《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页)。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照中国史料推算，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照印度史料说，他生于公元前563年。比孔子大14或12岁。释迦牟尼大约卒于公元前485年，比孔子早死6年。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同代人，佛教和儒家当时均处于初创阶段，中印两国尚无交通关系，相互之间无从知晓。“孔子深知佛为大圣”的说法，不啻梦中呓语。
二、秦朝说
“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引自《释迦方志》)此条材料最早见于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然而这条材料是不可靠的。首先，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看，还没有一条过硬的史料能证明中印两国秦时已有经济文化往来关系。其次，可靠的说法是：张骞始闻身毒国有浮屠之教。见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既然说张骞通西域始闻印度有佛教，那么，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僧赍经传教，当然是荒诞之说。
三、西汉末说
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公元前1世纪有毗卢折那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赞摩大寺。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也陆续传人了佛教，并建造伽蓝佛寺。学者们认为这是佛教传人我国新疆地区之始。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印度传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主此说。
四、西汉末、东汉初说
有的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只是佛教思想开始传人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刘秀之子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优婆塞”(又译伊浦塞，意为“近善男”，指接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和“桑门”(又译沙门，即和尚)。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明帝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详见《后汉书·楚王英传》。这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根据西汉末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及东汉初刘英尚浮屠之仁祠等史实，黄心川、载康生在其所着《世界三大宗教》一书中说：“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前后)逐渐传人中国。”
五、东汉初说
从西晋以来，在佛教徒中间一直流传着“明帝求法说”。此说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此说谓：“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日：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日‘佛’。”(《理惑论》第二十章)明帝遂派遣蔡情、秦景、王遵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情等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滕、竺法兰两人，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建精舍给他们居住，称为白马寺。于是摩滕、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此说流传既久且广，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关于汉明帝求法年代，说法互不一致。有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说；有四年感梦、七年使还说；有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使还说。其次，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说法也互不一致。使者有作张骞、秦景、王遵者；有作张骞、秦景者；有作蔡情、秦景者；有作秦景、王遵者；有作蔡情者。最后，关于佛典的传译，说法也不一致。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着。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着。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译者到底是谁？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作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定论。任继愈提出不同看法：因为“这些记载有互相出入的地方，因而有人……断定汉明帝时佛教没有传人中国。但是我们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可以断定佛教……开始传人当在东汉初年。”
道教始于何时之谜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其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已经流传。然而，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究竟始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不少论着都说道教产生于东汉。如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刘泽华的《中国古代史》以及不少有关论文都持此说。他们或称“道教形成于东汉”，或称“东汉一代，道教各个派别正式成立”等等。但是，这种回答亦不令人满足，因为毕竟太笼统。东汉有近二百年，人们还希望确定道教究竟创立于东汉何时。
有人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其主要理由是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大都利用道教作为组织发动的形式。持此说者常常援引《三国志·张鲁传》注所引《典略》中的一项记载：“熹平(172～178年)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178-184年)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太平道即为最早的道教组织形式。这种说法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忽略了下述基本史实：第一，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为张陵，于顺帝年间始创五斗米道。《后汉书·刘焉传》云：“(张)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这与《三国志·张鲁传》的记载相同。第二，原始道教的经典为《太平清领书》，也就是后世所谓《太平经》。而顺帝时，已有琅砑人宫崇把它献于朝廷。“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而且，《太平经》的有些文字，也屡见于顺帝时君臣对答的文书之中。可见，道教产生的年代还应当从东汉末年往前推，至少应推前至东汉顺帝期间。
《宗教词典》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都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年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的《道教发展史概说》和洼德忠的《道教史》也持这一观点，确实，现有的材料能够充分证明，东汉顺帝时已有原始道教的活动了。但能不能肯定顺帝之前就不存在这类活动呢？看来也很难这样断定。就拿张陵“学道鹤鸣山中”这则记载来说，说张陵首创五斗米道是对的，说张陵之前没有其他民间道教流传，就显论据不足了。不然张陵“学道”又如何理解呢？《后汉书·马援传》还记载了东汉光武帝期间的一次起义：“初，卷入维汜，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指建武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维汜及其弟子李广的活动，都被封建统治者斥为“妖巫”，与他们对张角、张修的道教活动的诬称相同，看来维汜、李广的活动与后来道教活动颇有相似之处。卿希泰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即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当时民间不仅有个别道士活动，而且开始有近于组织的活动，如卷入维汜的起事便是。”既然道教活动的有无亦不以顺帝前后为界，道教产生于顺帝时说就不像产生于“东汉一代”说更有科学性。
然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人们从现有的史料中发现，西汉末年已有道士的名称出现了，并且有类似于道教传布活动的记载。据《汉书·李寻传》所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有人论证道教经典《太平经》并非一人所作，《包元太平经》正是《太平经》的雏形。尽管学者所论不一，《包元太平经》与《太平经》的渊源关系是大家都看到的。而且据《李寻传》所记，甘忠可曾以《包元太平经》“教重平夏贺良、容邱丁广世、东郡郭昌等”，甘忠可因“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被捕入狱而死，他死后弟子夏贺良等“复私以相教”。这种“教”，不正是一种传教活动吗？可见早在西汉的成帝、哀帝年间，已经有类似道教的传布活动了。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经书也都自称《太平经》出现于西汉成帝之时。《混元圣记》曾引佚《后汉书》云，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降于琅琊郡曲阳渊，授于吉《太平经》”。宋人贾善翔《犹龙传》序讲：“孝成时，授于吉《太平经》。”元人赵道一《历吉真仙体道通鉴》亦云：“吉于曲阳流水上得神书，……时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授神书”之说，均属道士自造经书的托词，当然不足为据，但众多的道教经书均把所谓“授书”时间说成是汉成帝年间。此时是否已有《太平经》出现？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与否定。
总之，由于道教组织起于民间，而且带有秘密活动的特点，使官方的史书不可能对它有较多的反映，更谈不上及时的反映，这就为研究道教起源于何时带来复杂性。它至令仍是个历史之谜，我们期待着这个谜底的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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