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曾经在前门外一个叫做广和楼的戏院，欣赏过裘盛戎先生演过的这出精彩的戏。一是感到真棒，二是实在佩服这位艺术大师，三是看过以后再也没机会重睹他在舞台上的英容，因我当了右派，远走他乡，遂成绝响。
那是五十年代初，裘盛戎四十啷当岁，是一个京剧演员在其氍毹生涯中的最佳年华，那时，京剧不吃香，倘不使出浑身解数，看客就更不多了，所以，他是很卖力气地演出了他的看家戏。
我到北京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那时，满城一派革命气象。小知识分子，一旦革命，那种急于扬弃过去，急于粪土一切，急于激昂慷慨，急于表示与昨天的决绝，一个比一个赛着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幼稚。京剧虽不在摧枯拉朽、荡垢涤污之列，但古老的国粹，难免有不合时宜的一面，投奔革命而来的我们小拨拉子，以“左”为荣，认为只有摇头晃脑的老朽，才有闲情逸致坐在戏楼里，西皮流水，一板三眼，嗑着瓜子听京剧。所以，对离革命太远的古老艺术，我们这些刚投身革命者，避之惟恐不及，也算是洁身自好的一种行为。
现在，时常听到京剧观众断档这一说，要说断，应该是从那时就开始了。
一时风气所至，无论怎样响当当的名角，票房都不甚看好，能卖出五成左右的票，就谢天谢地了。要革命的我们看些什么呢？话剧有《红旗歌》、《思想问题》，歌剧有《刘胡兰》、《白毛女》，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拿今天的话来讲，都是“红色经典”了。看戏是改造思想，一个个端坐在小马札上，像孔夫子上朝那样“？？如也”，这感情很可爱，自然也很可笑。有的人说，这些作品，革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艺术上粗糙些，稚拙些，也是事实。于是，我们便群起而攻之，现在想想，更可笑了。
一九五二年，我已经到天津工作，来北京出差，住在西河沿招待所，与广和楼一街之隔。戏院海报上写着裘盛戎的《铫期》。同行的一位领导，是老区来的，他拉我去看戏，我又来了洁净主义，谢绝了。他大惊讶，你不是学戏剧的，怎么能不看裘盛戎的戏？
为什么要看他？
他的戏好。
这位来自冀中的老同志说，过去想看，看不着，现在能看，为什么不看？进去瞅瞅。说话把票买好，想不看也不行。
进得剧场，戏已开锣。半场空着，没几个观众。可卖糖葫芦的，扔手巾把的，嗑葵瓜子的，剥大花生的，制造出来的嘈杂声，比戏台上的文武场面还高若干分贝。但是，等到压轴戏，大师一出场，就把全场镇住了。立刻，观众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如被磁铁所吸引。
名角，总归是名角。
作为一个京剧的绝对门外汉，聆听到这样难得一见的唱念功夫，尽管满身心地在抵制，在反抗――因为我不懂京剧，不喜京剧，而且还有浓重的洁净主义，最后我终于被那威猛英武，声若洪钟，一招一式，夺人心魄的表演；行腔走韵，曲折变化，气势万端，美不胜收的唱腔，彻底征服。特别他那合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内心表演手法，使学过西方戏剧的我，大开眼界，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呼啸的冬夜，剧场里生着两只硕大的火炉，烧得炉筒子都红了，仍觉得冻手冻脚，不由得缩作一团。然而，当看到他扮演的铫期，得知儿子铫刚用石锁将国丈打死，罪不容赦，救赎无能时，那趔趄踉跄，前俯后仰，跳动跌坐，投手顿足的动作，佐以大段的咏叹调，把人物内心深处的紧张、惊惧、怨恨、悲怆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那超乎寻常的高水平演技，令我目瞪口呆，倾心折服。
激动的我竟忘记了冷，跳起来和观众一起狂热鼓掌，大声喝彩。
我虽是学编剧出身，但未好好念书，属于半瓶子醋之类，很浅薄。有时候，从大幕拉开，会一路挑剔到闭幕为止，着实使人讨厌，连我自己也讨厌自己。除了当年坐在小马札上，看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代表作，因系受教育，着重思想价值而忽略艺术上的粗疏外，任何演出，能够使我钦佩其编剧之技巧，陶醉其演员之表演，膺服其导演之水平者，实在是少而又少的。虽然我自己编的剧本，也非常鸦鸦乌，不忍卒睹，但挑别人刺的坏毛病，是很不可救药的。
独有裘盛戎先生那晚炉火纯青的出色表演，一辈子也忘不了。此后，碧落黄泉，一劫不复，夕阳残照，西望长安，只有在记忆中重现那个冰冷的冬夜，看得我灵魂发烫的这出《铫期》。后来，当我在《后汉书》中，读到这员武将的传记时，大师那充满艺术魅力的铫期形象，就会在眼前跳出来，可见印象深刻。
铫期，历史有其人，是刘秀的儿子图画于南宫云台的二十八将之一，为东汉开国功臣。京剧《铫期》中打死国丈，娘娘发难，诱醉定罪，灭门之祸的情节，纯系杜撰。铫期“建武十年卒，帝亲临？殓，赠以卫尉、安成侯印绶，谥曰忠侯。子丹嗣，复封丹弟统为建平侯，后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并无一个叫铫刚的儿子槌杀国丈，给全家带来大不幸的情节。
但京剧《铫期》所以在旧社会常演不衰，因为剧本写出来历朝历代都会有的那些罔顾政令，目无法纪，恣意妄为，多行不义的特权阶层，其为社会公害的现实。老百姓最痛恨的，往往不是封建社会的总头子，而是对狐假虎威的皇亲国戚，王侯贵族，八旗子弟，爪牙走狗，深恶而痛绝之极。因为他们是最直接地践踏蹂躏老百姓的家伙，所以，也是老百姓最恨之入骨的。
若是将戏和史糅在一起来看，铫期为刘秀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在刘秀打来打去不得要领的时候，他给了刘秀“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的打正统大旗的创意，最后终于江山坐定，宝座坐稳。刘秀论功行赏，自然不会亏待铫期。所以，铫期的儿子打死国丈，其实是特权阶层中狗咬狗一嘴毛的窝里斗。那个国丈，随裙带之风而人五人六，甚至比铫期还牛皮些，路过其门，不但不下马，还吐口唾沫表示不尿，铫刚这位高干子弟哪能咽下这口鸟气，一怒之下，将其打得脑袋开瓢，魂归地府，遂有了好戏可看。
我不懂京剧，铫刚的故事，不知是哪朝哪代哪位戏剧家，依据哪部野史的素材撰写而成。但从《后汉书》中读到那位强项令董宣，与刘秀的姐姐湖阳长公主，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较量的故事，倒可能是这位剧作家在写作《铫期》时依据的蓝本。
强项令董宣，以不怕摸老虎屁股而知名于当时，其传见《后汉书？酷吏列传》。刘秀挑他来担任首善之区的行政长官，是看中了他刚直不阿，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原则性。他需要这样一位“酷吏”，至少能在首都地区，贯彻他的削弱豪强的政策。
《后汉书》说：“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所以，刘秀坐定江山，面对这样一个无法无天，强者为王，威胁到他统治的格局，是没法安心睡觉的。刘秀本人就是豪强出身，否则，他也不可能起事。拉杆子打天下，是要有点本钱的。这本钱，一是武装力量，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具有号召力的声望。
所以说“文人造反，十有九败”，就在于文人除了那支笔和那张嘴外，没有任何资本，人家把驳壳枪一朝着他，他就只有打哆嗦的份了。豪强不同，他有田地，他有城堡，他有自给自足的经济，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土围子”式的地主庄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其根深蒂固的久远历史。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说：“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
土围子，是刘秀的心腹之患。
特权阶层，这种准土围子现象，也没少给刘秀添麻烦。
刘秀的姐姐刘黄，就是这样一个麻烦制造者。不知是他未给老姐找个老公的原因，还是他打江山时顾不上赡养二老使她颇受点子苦，刘秀称帝后便处处让着她，宠着她。这位公主在洛阳城里大造宫苑，大盖府邸，骄奢富侈，不可一世，像所有的特权阶层一样，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湖阳长公主府，竟成了一个敢于圈土夺地，养奴蓄婢，私藏亡命，对抗官府的据点。
毛泽东所说的土围子，至少离当时的党中央四五十里地，可刘黄的土围子就在洛阳城里刘秀的眼皮子底下。汉光武帝作为开国之君，在历代王朝中，算不上第一流的。范晔在《后汉书》里，对刘秀所作的评价，极其一般：“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概而言之，无大功绩，无大过错。不过，我认为，一国之君，能够“量时度力”，使老百姓平安度日，能够“举无过事”，使老百姓休养生息，也就很过得去了。历史上有些英主，那些伟大光荣，常常给民族带来痛苦，那些英明正确，往往是牺牲民众福祉为代价的，“明慎”的刘秀，说不定倒是老百姓的幸运。
他在打江山时，显得比较聪明，因而比较走运，主要是他的敌人，对手，竞争者，几乎都是智商不高之辈，所以，他取得最后的成功。但是，他的智慧，他的能量，到了坐江山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主要是他终其一生，也未能改变豪强和特权阶层大量拥有田亩、奴婢和私家兵卒，实行奴役制度的政经耕武四合一式的庄园坞壁局面。刘秀曾先后九次发布释放奴婢的命令，要削弱这种土围子式的豪强势力，结果也是被广泛抵制而失败了。
豪强出身的刘秀，依靠豪强坐了江山，不得不对旧有的和新兴的豪强让步，便成了他一生的心头隐痛。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一书中，对他这块心病有过一段剖析：“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资生计，固王法之不禁，而光武独为之偏护，岂以当时富家巨室，虐使臧获之风过甚，故屡降诏以惩其弊耶？案班书王莽传谓贫富不均，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光武初在民间亲见之，故曲为矜护也。”
他想解决，然而，却无彻底解决的能力。
就在洛阳，他姐姐湖阳长公主的一名苍头，一名刁奴，竟敢大白天杀人，而且，官府派出的兵卒，持有洛阳府的逮捕证，竟然被拦在了公主府的这个土围子的大门外，无法将凶犯捉拿。这个案件，刘秀日理万机，也许没人敢向他汇报，因而不知情；但作为洛阳令的董宣，首都市长，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不可能不处理。
所有大案要案的案犯，所以能有恃无恐地违法乱纪，都会在上面找到保护人，关键就是这把大红伞。董宣要办这件案，颇难，别人肯定劝过他：第一，进不去，那是国中之国；第二，即或进去了，也不会准许抓人，洛阳的法令在公主府里行不通；第三，要是不识相，公主一句话，不但纱帽要掉，脑袋也保不住。可董宣属于那种不怎么在乎权势的硬汉，不是那种一见官大一品的上级立刻腿软的脓包，更不是那种以一己之私昧着良心办事的败类，他发誓要将这名刁奴绳之以法。
他决心等着，我进不去，但你包庇的这个杀人犯，不可能一生一世不出公主府。结果，这一天终于被他等到，公主府门大开，开出来一辆豪华轿车，原来，大小姐要上街逛时装公司，而那个杀人犯，居然堂而皇之地坐在骖乘的位置上。
所谓“骖乘”，据注《汉书》的颜师古考证：“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乘。”在汉代，能坐到这位置上的陪同者，与主座上坐着的那位，肯定关系密切，非一般人物。看来，倘不是刘黄有心向这个不识时务的董宣挑衅，就是她要包庇的这个苍头，跟她可能有些什么“猫腻”。同是颜师古的考证，“汉名奴为苍头，非纯黑，以别于良人也”。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寡妇刘黄破例抬举，甚至到刻意保护这个在她眼中的下等人，不能不使人对这位迫不及待找驸马的公主，生出怀疑。
抓捕一个犯法的，但却是特权阶层家的奴仆，尚费如此周折，那么，皇帝娘娘的老子，岂不更加气焰万丈？所以，裘盛戎演的这个铫期，在听到凶讯后，立刻陷入全面的精神崩溃，身心瓦解的状态下，那用滑音、颤音、哭音，唱出来惊、惧、恨、哀的复杂心情，只有一句话可以表达，那就是：儿啊，打死国丈，怎么得了？
董宣不像铫期这样脓包，因为他不怕失去。在市中心的夏门亭，他下令警察部队，冲上去将车团团围住，那个骖乘的苍头颇为嚣张：“干什么？干什么？”让驾车者快马加鞭，要冲出士兵的包围圈。怒不可遏的董宣，飕地拔出佩刀，在车前划了一道线，对刘黄说：“如果越过这道界限，公主别怪我的手下们不讲客气！”
然后，把公检法部门早缺席审判好的文书，当着围观市民，高声朗气地念了一通。从公主的疏误失察，纵容包庇，到苍头的杀人偿命，罪不容贷，逐条读完以后，将这个在逃的杀人犯拖下车来，依法行事。
当场就给灭了，真是大快人心，当场群众无不拍手叫好。这可不得了啦，湖阳长公主哪里受得了这份大庭广众下的羞辱，眼看说不定是小情人的苍头，一命归阴，调转车头，直奔皇宫，向刘秀诉说董宣如何如何地恐吓她，迫害她，甚至动刀动枪威胁她，眼中不但没有皇室，也没有皇帝，无礼之极，狂妄之极，蛮横之极，令你老姐一千一万个受不了之极。刘秀一听，雷霆万钧，火冒三丈，也不问是非曲直，立即传召董宣，进得宫来，不由分说，下令？杀。
？杀，大概就是乱棍打死。董宣难免当场毙命。看来他要和这个土围子斗，和这个恶势力斗，是抱着必死不活之念而来。死前，他朝上叩了一个长头：“陛下，能不能允许臣下讲一句话后，再死不迟？”
刘秀很知道董宣，要不然不会委以重任。这个认死理的家伙，汉光武以前就有过要处置他，事后证实他正确的事例，于是，按下怒气，着他从实讲来。
“陛下是圣德中兴之主，如果允许一个刁奴在光天化日之下，平白无故杀一个无辜老百姓，怎么能够公正无私地去处理天下事呢！臣下无须乎？杀，话已说完，我这就自己去死！”说罢，一头撞向门楹，顷刻，血流满面。
前面说过，刘秀对抑制豪强不能奏效，成为统治的隐患，是心头的一块病。政策法令不能覆盖的土围子，世袭罔替枉行非法的特权阶层，都是社会的毒瘤，绝对是潜伏的构成统治危机的因素。这个洛阳令，其实在做着他想做的巩固政权基础的事，虽然开罪了自己的老姐，也是不应苛责的。于是，刘秀以和事佬的姿态，让小黄门挟着董宣，要他向刘黄叩个头，赔个罪也就拉倒。
他不给刘秀这个面子，说什么也不低下那个头。
刘秀有点冒火，给你脸还不领情，下令小黄门按住他的脑袋，强迫他磕这个头。董宣两手死死抵撑在地上，始终也不肯弯下头来。刘黄状未告成，连台阶也下不了，对他哥说：“当年，你当平民的时候，是多大的威风，即使犯了弥天大罪，官府连你的门槛都不敢迈。如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个九五之尊，竟不能让一个小小的洛阳市长低下头来？”
刘秀说：“老姐啊，这就是天子和平民不相同的地方。”然后对董宣说：“看来，你的脖子够坚硬的，宁折不弯，好，我要封你一个‘强项令’的名号！”然后搀着他那位老姐退朝。
《后汉书？董宣传》称：“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鼓不鸣董少平’。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惟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从铫期的戏剧故事和董宣的真实历史这两起事例来看，我们明白，对于权力的滥用，对于邪恶的膨胀，对于强势的欺凌，对于官员的贪黩，对于社会上一切的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做到不屈服，不买账，不听邪，不怕鬼，敢于将脖子硬起来面对，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应该作出这样的努力。因为，这世界上终究还是邪不压正，时代最终是在一天天地进步，良知，理智，正义，道德，最后终究是要成为主流。
正是这样的希望，正直的人们，才有改变那所有乌七八糟的信心。
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士，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狗屁不是，无足称道。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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