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的平原
2009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参加《艺术人生》节目的录制。第一个环节是主持人朱军让马斌读一篇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赵亚辉写的博客，是写甘肃的。朱军和马斌都是甘肃人，朗读了这篇博客后，他们都产生了共鸣，抢着说话。
马斌讲到了他的老家甘肃民勤，可能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将变成一片沙漠。马斌说他爷爷是骆驼客——甘肃人喜欢用“客”这个词，不是客气，也不是客人的意思，是一种工作，如割麦子的就叫“麦客”。他爷爷给他讲了许多从甘肃到新疆戈壁沙漠中赶骆驼的故事，许多甘肃人都是骑着骆驼走出来的。我真担心大家会以为我们甘肃人都是骑骆驼走出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甘肃老家就已经没有骆驼了，但每户人家基本上都保存着一些驼毛，做褥子或棉裤用。听村上的老年人讲，以前我们村上经常有骆驼队走过，赶骆驼的就是像马斌爷爷一样的骆驼客。这驼队一般都是驮盐的，把青海湖的盐用骆驼送到西北每一个山村。有些季节正赶上骆驼脱毛，村上孩子就从骆驼身上抓一把，把抓下来的这些驼毛保存起来用来做被子、褥子之类的东西。
听老人们讲，有一年驼队经过山村时，给山村带来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现在没有皇帝了，我想这可能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几年的事了。山村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没有皇帝的日子该怎么过。以后交通变得便捷了，在抗战时期，我们这里通了火车，山村的人能够走出来看一眼火车，回到村里后关于火车的各种演绎和感受得谈论好几个月。
又有一天，天上有一架飞机飞过，山村里的人又惊恐不安，找了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去问这到底是什么。那人想一想说，那是磨盘成精了，飞上天去了，让大家一起磕头烧香。还烧一种用国槐树籽染成的树纸，当地人叫作“标纸”……
我是坐火车从甘肃走出来的，当时已经十六七岁了，火车穿过了几十个山洞，经过宝鸡，到达陕西时，我看到了传说中的“八百里秦川”，面对眼前看不到边的平原，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在甘肃的大山里长大，习惯了满眼的大山，习惯了在大山的怀抱里生活。我第一次看到平原的感受，就如同我们山村里的人第一次从驼队那里听到没有皇帝了，第一次看到天上飞的飞机还以为是磨盘成精了一样地恐慌不安。
现在，我早已走出了秦岭大山，走出了小山村，在平原上生活也渐渐习惯了，但是从心里面还是喜欢山，喜欢大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都是古代知识分子上层次的话，我喜欢山，却只是从小真正习惯了。每当看到了大山，每当听到了甘肃的乡音就感觉到安全、亲切，就像找到了自己的根一样。
苦难中的幼小人生观
农村的艰苦环境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没有比这笔财富更宝贵的了。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出身不好，西北又常干旱，吃不饱是常事。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0岁左右时的一次旱灾。
那一年可能是1971年或1972年，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大概记得当时我正上小学二三年级，那年西北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旱灾。我们全村的大人们都很紧张。大队刚在山头上装了一部新的广播，不停地在广播里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有公社领导的，有县领导的。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小学生年龄大一点的用水桶，小一点的，像我们二三年级提不动水桶的就用瓦罐，从河里提水给地里的玉米浇水。
那时我的年纪很小，还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恐惧和紧张。浇完水回到教室后我写了一篇日记，那时我们刚开始学着写日记，我记得这篇日记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且被贴到了教室后面的墙上。
接下来河里的水也干枯了，有些水井也没有水了，吃水要到很远的水井里去挑。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在全村里一天天地加重。
有一天，我看到几位老人悄悄地进入我们学校旁边的寺院里，跪在菩萨面前祈求上天能给快干死的庄稼下一点雨，救救村里人的命。在平时总有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来阻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天我没有看到这些民兵。这几位老人走后，我在菩萨面前发现了一个大苹果，我拿走吃了，并把这事告诉了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结伴守在菩萨面前，希望能再碰上菩萨给的好吃的东西。但再也没有了，就遇上这一次。
等我们小孩感觉到紧张的时候，是真正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了。那时政府每隔几天发一些救济粮，救济粮不是面粉或者大米，而是一些发霉了的红薯片，很厚、很难吃，无论是煮着吃，蒸着吃，还是磨成面烙成饼吃都很不好吃。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吃不下去这红薯面烙的饼了，还受到过爸爸的训斥。
有一天，生产队里又开始发救济粮了，但不给我们家发，说政府有规定，不给地主家发救济粮。爸爸听了很生气，说地主家的人也不能被饿死啊。妈妈忙阻止他，怕让村上的干部听到后会把他抓起来，送进学习班或者到街上游行。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领到了救济粮，因为生产队终于搞清了政策的界限：不给地主分子家庭发救济粮；地主家是可以发救济粮的。这就是我在小学里学到的一些名词和政治概念。
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村上许多人家趁着黎明前天还没有亮，以黑夜做掩护，一家家地拖儿带女去外地逃荒要饭了。在我们村子里，去外地逃荒要饭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逃荒要饭的家庭只能趁天没亮走，目标就是一直往东，据说前面就是陕西，八百里秦川，那里的土地肥沃，人心也好，不会看着人饿死。至于到底有多少户人家去逃荒要饭了，我的老师潘麟玉后来告诉我，全村一共有27户人家，有17户都去逃荒要饭了。
遇到了饥荒，各家想各家的办法，我的小学同桌潘中勇，他妈妈每天晚上把高粱糠和烧碱放在一起，把高粱糠腐蚀烂了，第二天再给他们一家蒸着吃。
烧碱是从我们村子附近的一家造纸厂里捡来的。烧碱这东西很厉害，放在衣服上衣服就破了，沾到皮肤上的话，沾到的地方就烂了。长大后才知道烧碱的名字叫氢氧化钠，是用来腐蚀麦草的，我们现在用的纸张就是用烧碱腐蚀过的麦草制造出来的。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严重营养不良，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长满了癣，老师说这是营养不良的表现。也有几位同学在这次饥荒中饿死了。小学的同学大部分都叫不出名字了，但饿死的这几位同学的名字和他们的长相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叫吴家喜的同学，那天学校开完了大会，他搬着一把椅子和我一起走，他走一走就歇一歇，后来他就坐在椅子上对我说：“这辈子要能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该有多好啊。”我当时就想，全学校就两三把椅子，你哪能总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呢？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吴家喜同学最后的一次见面，这句话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个家庭中的独生子吴家喜就死了。
当时我们家也没有吃的了，我的爸爸妈妈是十分坚强的人，一定要让我们一家活下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先把最小的妹妹送到别人家，找人家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他家一定要有一头正在产奶的奶羊，让我妹妹能吃上羊奶，不然的话也会饿死。
接着把二妹妹也送给别人家，条件是他们家要有粮吃。送出去一年后，我妈妈天天晚上做噩梦，想孩子，所以没过几个月又打发我把二妹妹背回来，我记得当时走了几十里山路，我的一只鞋底掉了，光脚在山路上背着妹妹回来了。我背到村口的时候，爸爸偷偷从农业学大寨基地上跑出来接我们。我那时年龄小还不太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当时的画面牢牢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每次回想起这些经历，就觉得跟父母的感情特别近，跟背回来的妹妹感情特别近……
艰苦的年月教会了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小学生里的“反革命”
小学同班同学的名字今天我大部分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三名比我高一两级的同学名字我却一直记得很熟，因为这三名同学曾经都是我们学校的“反革命”。我的小学是潘集寨这个村庄办的小学，村里大部分人都姓潘，所以学校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姓潘。但这三个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李，只有一个姓潘。
姓吴的叫吴拜堂，是这三个“反革命”之首，在批斗会时他总是站在中间，也总是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批斗会的时候，他脖子上会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吴拜堂”。让人看了最难受的是挂牌子的那根细麻绳深深地勒在他的肉里，好心的老师会帮他把麻绳从脖子的肉上移到衣领上，一会儿又有老师把这条细麻绳放在脖子的肉上。他的罪行是在旁边庙里写了两条带“打倒”的标语，一条是打倒他的班主任，另一条是打倒一位当时的伟大领袖。那些年学校常常开批斗会，他可受罪了。我当时一直在想，他的家长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去呢？那一年，他可能刚满十岁。
姓潘的同学，叫潘嘉林，是我家的远亲，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他的罪名是唱革命歌曲时，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成了“最绿最绿的绿太阳”。在全校几十人的批斗大会上，批斗对象永远没有讲话的权利。在我的记忆中，他也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批斗了几次，远房的爷爷就把这个小反革命带回到田地种田去了。那年，潘嘉林也是十岁左右。
姓李的同学叫李亚洲。在我们小时候大家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来把我的鸡鸡咬掉！”这是威胁对方的一句话。一般同学之间只是说一说，不会真的去做，但李亚洲同学真的去咬别的同学的鸡鸡了，而且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孩子的鸡鸡。被咬的同学送到了村上保健站，李亚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整天挨批斗。但每次批斗会上主要是批斗前两位同学，李亚洲上台后就面色苍白，满脸泪水。同学们在私下议论说，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主动要求李亚洲去咬的，李亚洲并没有错。
这三位同学是学校级的反革命，班级有班级的反革命。一位同学把语文书撕了一张叠成了“三角”，“三角”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玩具。班主任老师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了这张纸，打开后发现正好在伟大领袖的像上，有叠三角时叠出的“×”的印痕，全班同学都惊呆了。老师没有把这件反革命的案件上报学校，只在班级开了批斗会。
另一位同学，在学校集合时，站在高处的土坡上撒尿，班上组织批判，老师说是流氓罪。同学们不懂什么是流氓罪，老师说，和反革命罪一样严重。到底什么是反革命，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一次老师问同学们，我们革谁的命？同学们说了一大堆，全是反的。有位想巴结老师的同学说，革老师的命。老师说，不对，我们要革反革命的命。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一位同学站在土坡上撒泡尿就要革他的命，把他的命要了。
前些日子，我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看到现在的小学生们快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学，那座庙里的小学。想起我的同学，那些在贫困交加的岁月里，心灵受到极大摧残的孩子们。
我的端午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端午节在童年里。童年的我生活在甘肃黄土高坡，这里缺水，一般种的庄稼都是耐旱的玉米、高粱和可以碾出小米的谷子，小麦生长时需要的水分多，只能种在水能浇灌到的平川地里，这些平川地在我的家乡很少。我们家一年四季主要以粗粮为主，小麦磨成的白面是细粮，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上。我父亲下放到农村，却很有创新精神，他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他说我们家自留地的地势低，旁边又有一个大跃进时挖好后来又废弃的鱼池，里面有水，可以用来浇灌稻田。我想象中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应该是雪白颜色的，像小麦磨成面粉后一样白。但我家自留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却是红颜色的，像高粱一样的颜色。当时的我常常为不能碾出雪白的大米而感到非常遗憾。许多年后进了城，才知道这种颜色的米营养价值高，当年曾是进贡给皇上吃的。
我们家当时是这个村子里最穷的一家，周围的邻居一直都在帮助我们，送给我们吃的和穿的，还经常帮助我们家干活。有时是干家务活，有时是干地里的活，有时他们偷偷地干完活，我们常常猜不出来是谁帮我们干的。直到今天，我们一家人还经常在一起猜测，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是谁在暗地里帮助着我们干活。
记得有一年的端午节，父亲把自留地里打下来的水稻在几十里外的一个镇上碾成了大米，过节的前一天包成了粽子，端午节的早晨让我送给周围的邻居。我记不清楚当时有多大年龄，只记得我端粽子时总是端不稳，粽子总是掉在地上，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回盘子里，继续送。送给每一家人时，他们都说很多感谢的话，总会说：“你们家没有粮食，还给我们送什么啊。”回来时，他们还总是回送给我们一些馍之类的东西。而我也总是重复地说着谢谢的话——出门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感谢他们，再三地感谢他们，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端午节，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节日。至于端午节和屈原跳汩罗江的故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每当我们的国家遭受了大灾，许许多多的人如同当年我们家的邻居一样，也在帮助着那些受灾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出了钱出了力不留名的，就像当年帮助了我们家也不留名的邻居一样。
我想，在帮助别人时，也是别人最困难的时候，不能有的就是任何一点点的优越感，因为这种优越感常常会把爱心冲得烟消云散，还会让人很反感。我时时刻刻这样提醒着自己。财富是全社会的，今天在你的名下只是暂时的寄存。设想一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些财富又归在谁的名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住的房子又会是谁住进来？今天的这些财富和房子都是暂时的，而唯一永恒不变的是爱，是我们精神的进步和成长。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能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很渺小的，不要让财富成为爱与被爱之间的藩篱。同样，在接受这些帮助时，也一定要心存感恩，哪怕是一元钱，一顶帐篷，一瓶水，一句祈祷和祝福的话，这背后都是爱心，千万不要用粗俗、恶劣的语言去伤害这些爱心。
黄豆之妙
甘肃人所说的黄豆就是普通话中的大豆，而甘肃人所说的大豆则是普通话中的蚕豆。黄土高坡因寒冷、海拔高、气候恶劣，所以能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多，粮食的种类就更少了。为数不多的粮食中，最丰产的是玉米，所以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田地里种得最多的就是玉米。可是大量的玉米尽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太单调了，玉米面就算是被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在没有任何蔬菜和油水的情况下，也都把孩子们吃怕了，总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面条。小麦的产量在黄土高坡上不高，山地因为缺水又不能种小麦，所以一星期能吃上一顿细粮的面条就不错了。常常是到过节、过生日才能够吃到细粮。南方的主要粮食——水稻在干旱的黄土高坡上就更别说了。虽然如此，仍有两样东西给我们的饮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一是土豆，当地人叫洋芋——黄土高坡上最容易生长的植物；二是黄豆，就是大家说的大豆。
70年代初我的老家经常干旱，又常常发洪水，原因是山上的树被砍光了，草根又被羊吃光了，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有点像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一边是房子价格暴涨，一边是空置率也在不断地上升，这也是市场环境被破坏了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夏天发洪水时，河里总是漂下来一些上游村子的黄豆苗，这些未成熟的黄豆叫“毛豆”，我们常常把它们捞起来拿到家里，然后放在清水里煮，再剥开了吃，简直太好吃了。我现在还保持着爱吃毛豆的习惯，只要是在日本餐厅吃饭，餐前总喜欢点一盘毛豆，但永远也吃不出小时候从河里捞上来的那种好吃的毛豆的味道了。在黄土高坡上，厚厚的黄土和充足的阳光把营养都给了这小小的毛豆，所以才使它那样好吃。
黄豆一般不单独种植，都是套种在玉米地里面，等到玉米成熟时，黄豆也熟了七八分了。在秋天的山野里面，捡一些柴火，点起一堆篝火，把未成熟的黄豆放在火上烤，我们把这过程叫“烧毛豆”，烧好的毛豆也是我梦里经常出现的好吃的东西，想起来直流口水。一般烧毛豆总有四五个小孩，烧完后大家会公平地分成四五份，其余埋在土里和灰里的就大家一起去捡，谁捡得多就归谁。毛豆虽然好吃但吃完后形象很差，因为满脸满嘴都是黑色的灰。
黄豆成熟后还可以做成豆腐。过年对农村人来说尤其是件大事情，一家人如果有肉、白菜和豆腐那就是一个丰盛、圆满的春节了，所以收获后的黄豆每家都精心地保留着，春节前做成豆腐。如果黄豆太少，就几家人合在一起做豆腐，做好后再按照黄豆的比例分豆腐，但无论如何，每家人都会留一点点的黄豆在每年“二月二”过节时炒黄豆吃。没有黄豆的人家只能炒玉米过节了，但炒玉米的味道和炒黄豆相比差得太远了，孩子们一般都不愿意吃。每年“二月二”的早晨，带上妈妈炒的黄豆上学去，妈妈总是说：“一定要先给老师黄豆！”早晨，每个同学都会把从自己家带来的炒好的黄豆先给老师一小把，这也是我小学时期给老师送过的唯一的礼物，却和今天小朋友给老师送贺年卡一样有意义。黄豆对西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就是在做发糕时放上一小把黄豆面，这样原本粗糙没有任何弹性的玉米面发糕，就因为这一小点黄豆面一下变得酥软和富有弹性，口感也非常香甜可口。因为妈妈在做发糕时总要放一点黄豆面，所以我在学校带的午餐总比别的同学的好吃。
三疑问
我小的时候，在山上干活休息时，总是望着消失在山洞里的火车发呆：山洞那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南山里是不是有神仙？上天有没有眼睛看到我们？
关于山洞外的世界，总有各种想象在我脑子里闪现，不，不是在脑子里，这些画面好像飞出了身体，飞到山洞外面的那个世界……可是想完又要脚踏实地起来干活了，现实中，农活很累，山很高也很陡，背上的高粱秆、玉米秆、羊粪很重。
后来，从地图上知道山洞的那边有陕西、河南、北京，还有天安门——在村上打谷场上放电影，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许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哭，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知道了北京有个天安门，很遥远很神圣。
村子的南边是更大的山，麦积山，仙人崖等，山里有许多著名的寺院。不同季节看南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尤其喜欢雨后天晴的南山，是深蓝色的。天晴时在山坡上放牛，可以隐约看到麦积山的山形，可惜我在老家时没有去过麦积山。
村里的人在每年4月28日朝拜回来后，会讲许多关于佛和神的故事。我一直好奇地想南山有没有神仙呢？放牛的时候是最寂寞的，没有人，没有同伴，牛慢吞吞地有节奏地吃草，更增添了心里的寂寞。看到一只鸟、一只蝴蝶飞过，一只马蜂飞到花上采蜜，都会兴奋好一阵子。如果能遇上一条蛇从草丛中穿过，更能兴奋好久，会成为回家吃饭时与家人聊天时重要的谈资。
冬天，村里年轻人玩一项游戏，也是一种体育活动——用一根长木棍把一小节木棍往远里打，算是一种比赛。这种游戏的名字，普通话我不知道如何说，方言我不知道如何写。这根长木棍比我还高，我试着用这根木棍够天，没有够得着，我想木棍再长一些也许能够着天空。但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村上的人发生了悲痛事后，都在喊它，都在哭着喊老天爷？
村子里没有电，没有电灯，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奶奶或妈妈总是陪着我，一起数星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仰望星空。那时总把每颗星星都拟人化，心想，我看着它，它一定也看着我。夏天夜晚有蚊虫干扰，在仰望星空时边上会用麦秸秆生一堆火，不要火苗，只要烟，烟能驱赶蚊虫。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嗅着湿麦秆闷出的烟味，多少个夜晚就着这些味道进入了梦乡。
走出小山村时，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从我每天好奇的火车钻出洞的那一边走出来，而是从相反方向——从更向西的兰州走出了我生长的村子，后来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但小时候的那三个问题，一直没有忘记。我相信，天外有天，有我们不知道的万千世界。我相信，山的那边住着神仙，他会给卑微者荣耀，给贫穷者富裕；我相信，老天爷长着公正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人；我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相信，赋予我们智慧力量的存在，并在永远护佑着我们，祂是神，是天，是老天爷。我们在脚踏实地行走的时候，时时仰望星空，它会让我们的脚步更宽广，让我们的行走更有力，同时也让我们懂得虚心、敬畏和节制。
低过了海平面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糖块，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我四十岁那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四十年来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这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节，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而他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地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地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觉低过了海平面。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方谈话、房地产的泡沫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的困难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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