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中央警备团正式成立的大会召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等都到场了。由此可见，中央有关领导对警卫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在这个大会上，叶剑英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讲话。他说：“中央警备团应该改名字，不叫警备团，叫‘钢盔团’。钢盔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脑袋的。警备团就像钢盔一样，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
他还说：“警备团的干部战士都是各部队的战斗骨干，到前方可以杀千百个鬼子。但是，没有党中央来领导抗战，能不能把鬼子打出去？不能！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关系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关系着建立一个人民的新中国，警备团的任务是非常重大、光荣和艰巨的。”
1945年8月15日傍晚六点左右，我正在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周副主席的住处一出来就高声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他这一喊，惊动了李富春的夫人、新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蔡畅。她匆匆跑出窑洞，急切地问邓发：“是日本投降了吗？”邓发依然很激动地大声回答：“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消息像闪电，刹那之间，使整个杨家岭都沸腾了起来。人们都从各自的住所跑出来，欢呼雀跃之声使宝塔山、延河水一起震颤。整整八年内，中华民族为这一胜利喜讯的到来，付出了怎样的流血牺牲啊！然而当一阵激动过去，那些牺牲了的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烈士们的音容，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忍受了一百余年的屈辱，终于赢得第一场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在这之后许多天，延安都沉寂不下来。待到终于沉寂下来的时候，人们都觉得舒了一口气，战争结束了，可以铸剑为犁回家种地了。
但是，毛主席并不这么看。在日寇未投降之际，他就预见到一待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遂将面对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毛主席向党的高级干部阐释了抢先进入东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当苏联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亦开始调动自己的部队和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北挺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移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此，中央警备团也分为两部分，抽调二营五、六连和团机关部分干部近三百人，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共四百余人，组成先行中央警备团。先行团的团长，由老团长吴烈担任；政委是原西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
留守延安的警备团，就由原参谋长刘辉山任团长；原政治部主任张廷祯任政委；原政治处副主任张耀祠转为主任；原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担任副参谋长；原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
这一变动的真实原因，我当时并不知晓，我还以为是老团长吴烈带着一部分人也去东北搞接收了。
吴烈团长他们走了以后，警备团的工作一下子繁重起来。这主要和后勤供给紧张有关，人员本来就有所减少，还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去搞生产。冬天将临，又要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到劳山的大炭沟里去烧木炭。继续从事警卫值勤的人，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我被派到劳山的大炭沟去烧炭。烧炭是项技术活，木材的摆放，点火、封顶等都有许多讲究，掌握不好，要么烧不透，要么烧成一堆灰。我是个新手，只能干点力气活，每天去砍那种叫做“青冈树”的木材，这种木材质地好，烧出来的炭燃烧时间长。此外，就是干运料、装窑、出炭等要力气的粗活。
烧炭的任务完成后，我和战友郑耀先还在山里看了一阵摊，因为活计不多，我度过了一段悠闲安静的读书时光。我弄到一套旧武侠小说，夜晚不睡觉，点着松榛，伴着郑耀先的鼾声看书。
开始因许多字不认识，看得磕磕绊绊，后来连猜带蒙，还认了不少字，看得也顺畅了。一天夜里，我正看得上瘾，忽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我想这深山老林大半夜的，会是什么人来敲门呢？再细听，感觉声音不对，不像人在敲门，就把郑耀先喊了起来。他听了听，说：“这是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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