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春

    夏云瑚既非导演又非演员，但是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及电影发展史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贡献。他从童年时代就自力更生，白手兴业，后来成就为一名文化事业家；一生当中竭尽全力资助和参与现代话剧、电影事业，以此贡献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笔者是夏云瑚的幼子，十八岁时不顾父亲的反对，携三十美元留学德国，攻读西方文学及思想史。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一干就是四十年。退休后，抚今追昔，希望通过追溯父亲的奋斗史而进一步了解20世纪中国戏剧和电影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我用的主要资料是家父20世纪50年代给组织写的自传、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本人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家父是三房独子。祖父辈一贫如洗，集中三兄弟全部经济力量给幺房娶了一门媳妇。父亲1903年出生于重庆，住在城外一个半乡镇叫“菜园坝”的地方。他七岁丧母，与祖母相依为命，依靠祖母洗衣服赚钱生活。初小一年级开始半工半读，课余在菜园及火柴厂做工，暑假则在江边打零工。十五岁才高小毕业，考入著名的“广益书院”。六年后中学毕业，考入“美孚洋行”，成为营业调查员，1922～1926年在重庆的美孚油栈工作。总公司对他的成就很满意，想调他去万县当华人总管，并答应他在短期内升任监督。但他不愿一生寄人篱下，竟辞去职务，与他的原配妻子合作开了一间家庭妇女实业社，专门生产绒线制品。这样，逐渐在商业界有了一点小名气。1926年，他和几个朋友开“渝冰公司”，除产冰外又兼造汽水，由此生意兴隆。父亲在这段时间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并没有成为企业家。

    转捩点可能是新开设的“新川电影院”。这家电影院的经理李剑飞委托父亲在上海办理影片租赁事务。1929年，父亲和环球影片公司取得了联系，得到该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影片代理发行权；后来又把重庆和成都所有的电影院组织起来联营，并统一租片和排片，这样就成立了“上江影片公司”。这个公司在管理上采用先进方法，譬如记账、按卖票收入情况承担租片租金等。父亲把经理的名义让给他在成都的拜兄，自己任副经理。因为业务关系，他本人常住在上海。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发生时，家父正在上海。

    一、影人剧团

    到此时为止，除了短期的家庭妇女实业社外，父亲的职位是经理，靠薪金过活。1937年，当重庆的国泰大戏院成立时，他只拿到2％的股份，大股东是赵巨旭（川康绥靖公署中将参议兼驻京代表）。父亲当然也还是上江影片公司的副经理。他选影片租赁，重视质量，而且以国产片为主，用外国片的收入补助租国产片。因此他认识了不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尤其与“联华公司”的蔡楚生关系很好，“七七”抗战开始时，他们合办过一个刊物叫《民族的呼声》。“八一三”后，上海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出队，一共有二百余名队员。但仍有一批电影工作者没有组织起来。面对上海沦陷在即的危急状态，他们自发地成立了“影人剧团”。一个演出队只有十来名队员，而“剧团”则有三十多人。在大疏散背景下，怎样去内地，经费何处来，都是自己不能解决的难题。于是蔡楚生想起了爱国且向往正义的四川好人夏云瑚，邀请他加入剧团。正如《上海滩风月女明星》所载，当时吴茵叫上白杨，他们一起去找夏云瑚帮忙。当时家父的情况不过是小康而已，但当此国难之际，义不容辞，自然是要尽力而为。

    “八一三”前，白杨的薪金已达每月三百元，父亲当然不能在这上面比高低。他将目光放到剧团集体方面，答应给每人每月补助十元，另外承诺由他负责赴内地的路费及食宿。这样一行三十六人在9月23日搭上去南京的火车。战时交通非常不便，午前到站，半夜发车，大家站了一晚上终于到了南京。吴茵回忆说，当天日机连续轰炸，投弹达二百多枚，他们下榻的饭店后墙就有一枚炸弹落下，幸亏没有爆炸，否则就不会有“影人剧团”的下文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家父连夜找到一艘木船赶往芜湖，行李和人都上船后，船已被压得只比水高出一两寸了。大家前胸贴后背地站着到了芜湖，在那儿等候去武汉的轮船。家父为众人鼓气，自称为福将，跟着他会遇难呈祥。后来他们成功到达武汉，见了阳翰笙和田汉，后又换乘民生公司的船继续西进，中途在宜昌演过一次《放下你的鞭子》，10月5日安抵重庆。至此，家父已不名一文。对于他的妻子杨克纯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惊愕之余，她只有四处向亲朋借贷，帮助夏云瑚维持影人剧团的开销。这事阳翰笙先生（我称之“阳伯”）都记得，1979年5月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有一位刘大姨爹给了五千元。10月27日，剧团开始正式在国泰大戏院演出，由此才有收入，并逐渐自给自足。

    在民生公司的民贵轮入川前，家父已经告诫过女演员，为避免军阀的搅扰，衣着要朴素，外出要结伴。同时全团又定下《生活守则》，其中一条是不单独参加社交活动。另外，所有十二位女士（十一名女演员及陈碧华女士）结拜为姐妹，互相照顾。因为有此措施，才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难关。当时很有几位出名女演员，如吴茵、白杨、杨露茜、刘莉影、严皇、周曼华（当时只有15岁）等。其中，白杨因《十字街头》演出成功而最有名。因此“影人剧团”到渝后，文化界开过数次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报纸也大肆报道。在10月8日就发生了重庆市市长李宏坤请女演员陪舞的事件。

    吴茵和陈白尘对此都有生动的回忆。据陈白尘说，剧团排演后，有市政府职员拿着市长的名片来到苍坪街的宿舍，请白杨吃饭。当时这叫对戏子下“条子”，她当然很气愤，立刻拒绝。市政府好像感觉到自己太轻率，晚上派了一名科长，穿着民国初年的礼服，头戴瓜皮帽，身着灰色软缎长袍，外罩黑马褂，足登黑色缎鞋，来找剧团负责人。当时由陈白尘接待。这位科长抽出十二份大红请帖来，请十二位姐妹去赴宴。陈以“生活守则”为理由，说必须全团活动。该科长说了一声“不识抬举”便扬长而去。当晚，大家找到夏云瑚，希望他能解决此事。家父出手不凡，竟很快办妥。第二天，李市长邀请全体团员赴宴。十二名女演员都不施脂粉，身穿阴丹士林布蓝色旗袍和男团员们一起赴宴，一共开了四席。陈白尘因不懂四川社会风俗，当市长夫人请女演员入内院时，他又紧张起来。但是她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市长虽没有陪席，但过来敬酒，宴后又请大伙去书房谈话。他告诉大家，上演时票价不要太高，宣传会因此更广泛。话后他请大家在府内小舞厅跳舞，剧团团员同声拒绝。这个原本请白杨在欢送唐式遵军长上前线宴席陪宴暨陪舞的事，就不了了之，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

    二、成都风波

    从10月27日起，影人剧团在国泰大戏院上演了五十余场，剧目有《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汉奸》、《黑地狱》、《放下你的鞭子》、《醉生梦死》等。11月30日，剧团正式改为职业剧团。12月2日去成都，其在蓉的情形有郑国民先生的文章详细介绍。父亲带男女演员拜会各大报纸暨文化团体，并在“东林餐馆”招待新闻界。但成都市政府比重庆苛刻，本来预备12月5日前审查上演剧本和演职员名单，进行预演并制定监视取缔办法，但一直拖到14日才过了这第一道难关。剧团在“智育电影院”上演陈白尘编导的《卢沟桥之战》和陈白尘编剧、王献斋导演的独幕剧《沈阳之夜》，大受欢迎。四日后改演由陈凝秋（塞克）编剧、沈浮导演的《流民三千万》和施超导演的独幕剧《求婚》。当晚就遇到了第二道难关。

    成都的警备司令严啸虎，平常人称“严老虎”，派马弁请白杨吃饭，被婉拒后又在第二天找了一个绰号“四川蝴蝶”的川剧演员当说客，但白杨一样拒绝。严啸虎当晚就派手下去“智育电影院”捣乱。在《流民三千万》演到第三幕中国人民赶出侵略者，朝阳高升时，便衣就吵起来，大叫这是替日本宣传、白杨是日本特务。严啸虎勒令影人剧团停演并在三日内离开成都。智育电影院被贴上封条，还派了武装士兵站岗。据沈浮回忆，他住在一位姓方的旅长家里。吴茵说女演员们住在王瓒绪军阀的小公馆处。王的岳父以前在上海明星公司工作过，与影人交好，因此要女儿请女演员回家住，要女婿向严啸虎施压。严妻知道后，也找他大吵大闹。警备司令的行径在成都引起公愤，社会舆论甚至一些高级军官都对他表示不满。据说他一次去某中学训话，整个过程中学生们都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白杨。成都的名流如“五老七贤”也对严的行为表示不满。严认为是夏云瑚有意拆他的台，决定不顾损失与夏拼了。这样僵持了一段时期。这期间影人剧团只有开销没有收入，父亲的经济损失相当可观，上江影片公司也因此倒闭。后来经中间人调解，严啸虎不得不卖了个面子，定下一个苛刻的条件：剧团暨演员都必须改名。表面上他赢了这一回合。

    影人剧团在1938年1月16日正式改名为“成都剧社”，在智育电影院公演《醉生梦死》，十天后改演陈白尘编剧、沈浮导演、白杨主演的《汉奸》。剧团度过这场风波后，差不多面目全非了。别人看到话剧有钱可赚，也要分一杯羹。因剧团成员每月只支取四十元零用钱，沙利文剧场就用二百元高薪聘去了一批演员和当时唯一的布景师——马瘦红。另一批演职人员则被“春熙大舞”聘走。原来的影人剧团一一分为三。留在成都剧社的成员，后来大多数都加入了昆仑公司，包括白杨、吴茵、刘莉影、严皇、燕群、谢添（天）、施超、高步霄、沈浮、梁笃生、熊淳、杨露茜等十来人。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刘莉影参加了《日出》的公演，在《雷雨》中本应由她扮演繁漪的，但在公演前一天被她丈夫田琛拉到沙利文剧场演同一角色，大家只好请病后初愈的燕群来顶替。当时是三个戏院同时公演同一出话剧。

    关于《日出》及《雷雨》的演出，吴茵在给笔者的信中提起了一些轶事。因为演员太少，导演沈浮也要上台演戏。在《日出》中大家认为他高大的形象合适演潘经理这一角色。但他的声音不厚实，念台词习惯先轻后重。施超的习惯刚好和沈浮相反，是先重后轻。他们的绰号是“空前”和“绝后”。吴茵也提到《雷雨》的轶事。因为布景师被沙利文剧场聘走，吴茵“拍胸脯和陈碧华的弟弟陈震，他是学绘画，我也懂一点，连同没有走掉的木工同志，三个臭皮匠，半懂不懂，将景画出来，也算成功了，效果还不错。我扮鲁妈，出场演戏，入场就帮忙做效果，用竹扁滚黄豆做下雨声。或帮打灯光，趴在第三幕鲁贵窗下，等繁漪站在窗外开窗时，用手电向上照繁漪那张阴森可怕的脸，制造紧张空气。打完灯光，我又赶紧出场和四凤抱头痛哭了。回忆当时那种玩命的工作态度也还真有劲头。”这样生动的描写，只有亲历者才写得出来。《雷雨》是1938年3月公演的。当时三家剧社同时上演，轰动一时。成都剧社的公演最受欢迎，这当然和观众对白杨的爱慕有关，但最可敬的是这些不肯出卖自己理想的成员有着“玩命”的工作态度。4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重庆演出两个多月后到达成都，成都剧社遂与其合并，阵容又充实起来。基本上“协会”还是分为两队，轮流排戏和演出。但是成都毕竟人口不多，观众有限，需要经常换戏，排戏和写剧本都困难，不能持久。后来白杨和赵丹等重要演员被派去重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解散了。沈浮去了西北电影厂，别的人去了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

    在这期间，家父加入了亚洲影片公司，负责发行苏联影片。他在自传里提到一件事：“剧团事件之后不久，我在成都上映苏联片《苏俄驱日战记》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继续上映《列宁》片也很好。在宣传时曾经画了一幅巨大的列宁油画像，挂在戏院门口。他（严啸虎）又告人说我宣传赤化，可是因为当时政治上不能正面反共，而且我持有中央放映执照，他无法给我定罪名。又曾想以托匪的帽子加诸于我（那时他们常用这顶帽子害人。经人告诉他，那帽子加在一个放映《列宁》影片的人头上是滑稽的），他又把我无办法。剧团解散后，我也离开了成都，经常住在重庆。”

    三、国泰大戏院及雾季公演

    对于重庆暨国泰大戏院对抗战戏剧的贡献，石曼先生有详文记述，这里只扼要谈一下。重庆国泰大剧院1936年6月由郑石均、赵巨旭和家父等人集资兴建，当时父亲只有2％的股份。1937年2月11日正式开业，家父任业务经理。一位笔名薇薇垚的作者这样描写“国泰”：1937年2月8日，重庆露出了冬天难得一见的阳光。柴家巷口锣鼓喧天，舞狮的舞狮，炸鞭炮的炸鞭炮，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耗资14万银元的国泰大戏院今天正式开张了。夏云瑚西装革履，笑着站在戏院门口拱手作揖回礼接受各方人物的朝贺。

    霓虹灯构成的“国泰大戏院”五个大字，牢牢地吸引了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的重庆平民们，“嘿，五个字都是年红灯做的哟，硬是排场！”他们一贯都把霓虹灯称为“年红灯”。

    而国泰里面更是富丽堂皇。观众厅设1500个铁背靠椅，天花板上有6盏磨砂大吊灯，周围灯光是从墙里的夹壁中射出，两边高墙各安4个排风扇。这几样设备，在1937年的重庆是相当摩登的了。

    开风气之先的，并不仅仅在硬件上。国泰成立之初，就革除了在门口喊“堂厢一位”、“特别一位”的陈规。戏院里面也不设贩卖部和小食部，没有泡茶的和卖零食的，没有热毛巾满天飞，抄手、面条送到观众席来吃的现象，保持了场地的清洁和安静。国泰大戏院的位置在当时的市中心，建筑雄伟，装潢华丽，设备齐全。观众厅分堂座和楼座，共1500个座位，配备鼓风机和吊扇为观众厅降温。鼓风机是将地下防空洞的冷空气抽送到观众大厅，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冷方法，别的影剧院都没有。可见国泰对重庆的重要性。

    既然当业务经理，父亲很快就安排影人剧团在国泰公演。离开上海前，他曾经告诉影人，要他们把话剧带入四川。但上海沦陷后，四川已成立了怒吼剧社，并于10月1日在国泰上演了《保卫卢沟桥》。这是在“七七事变”后，由上海文化界田汉、夏衍、陈白尘等人在三日之内合作创作出来的。公演轰动了重庆，等于为影人剧团当了开路先锋。影人在国泰公演的第一出话剧，是陈白尘连夜从《保卫卢沟桥》改编的《卢沟桥之战》及《沈阳之夜》。长戏及短戏同晚公演，也是影人在重庆和成都的演出方式，与17世纪欧洲的流动剧团很相似。《流民三千万》及《放下你的鞭子》也常常同晚公演。影人剧团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皖南事件”之后的“雾季公演”，正是这次公演，使重庆成为话剧之都。

    1937年家父还是小股东，但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日本大轰炸后，他被迫承租国泰。戏院损坏很大，不得不停业。两位大股东对父亲施压，称当时是为了和上江影片公司合作才成立国泰，父亲必须把国泰顶下来，租金昂贵，比以前每月所得最高盈利还高一倍，而且租约期一定要三年。为了保证苏联影片的放映，父亲冒着破产的危险，把国泰租下，装修后重新开张。因他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利润很高。原来的两位大股东又想强迫取消租约。赵巨旭参谋长买通号称重庆杜月笙的袍哥唐绍武来对付父亲。当时唯一的办法是以毒攻毒，家父于是参加了哥老会，拜在唐的把兄弟田得胜门下；同时也加入了青帮，拜冯玉祥将军的旧部张树声为大哥，因此也进入冯将军的圈子。同时，家父也给了唐绍武约1％的股份，他再也不来骚扰了。家父当了总经理，被尊称为“老太爷”。我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戏剧学术会议，晚餐时坐在当时中国剧协主席旁边，他小声告诉我，他认识“老太爷”。我的惊异是可想象的。可见抗战期间家父在重庆戏剧界有一定的声望。

    父亲入了哥老会，除了可以保护国泰外，还起到别的作用。有一次中统特务找袍哥暗杀《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戈宝权先生，说他是汉奸，把外表、衣着和经常去的地方等信息都给了哥老会。家父因经营亚洲影片公司而与戈相熟，知其精通英、法、日、俄语，是一位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不是汉奸。家父马上把这事告诉田得胜，哥老会才没有暗杀戈先生。入会之事也算是塞翁失马。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不能免去人祸，家父被人诬告印刷电影院假门票，包括国泰的入场券，被当时的司法部长命令法官扣押他十八天。另外还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在这几年期间，家父曾提供南岸瓦厂湾一块土地，作为安葬影剧界人士的墓地，后人称为“影剧人公墓”。埋葬在那里的有沈西苓（《十字街头》的导演）、司马英才、杜小鹃（顾而已妻）等人。但和“雾季公演”对抗战及真理宣传相比，这些事只是国泰大戏院的小插曲而已。

    正如石曼先生所述，从怒吼剧社和影人剧团在“国泰”公演后，到“雾季公演”前这三四年间，“每年都有几次大规模的为捐献的演出，大部分都是在国泰大戏院进行的”。其中两次公演特别突出。石先生生动地描述了这两次演出。第一次是《为自由和平而战》：“著名影星黎莉莉、舒绣文、陈波儿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出票价，普通券高者十元，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伙食费。荣誉券更是贵得惊人，分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三种。五百元相当于当时十两黄金之数。这样高规格的演出，只有在第一流的国泰大戏院举行。”这是在1938年10月4日至7日的事，所得的捐款“相当于当时黄金近千两”。10月10日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一届戏剧节，“展开了为时20天的盛大演出活动。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全国总动员》，地点当然非国泰大戏院莫属”。另外，石曼先生还介绍了1940年两出话剧的重要演出。其一是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描写北方汉、回两族团结抗日的故事，很受回民的欢迎。其二是宋之的的《雾重庆》，形容流亡的大学生，无主见的人在大雾中迷惘，甚至走向堕落，而积极的人则冲破一切客观及意识上的阻碍，去西北抗日。这两出戏都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对后者，周恩来有很好的评论。据石曼先生报道：“争看该剧的观众，头一天晚上就在国泰大戏院门前排队候票，剧团登报吁请‘已看过《雾重庆》者，把机会让给其他观众。’这使剧团的国民党方面负责人高兴不已，对进步戏剧工作者倍加看重。”

    这些演出是国共合作的，盛大而没有什么风险。在“皖南事变”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为了整合文化力量，对反共高潮进行反击，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把去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人员重新组成一个剧团，“中华剧艺社”就此诞生。阳翰笙先给孟君谋三千元，租下了中苏文化协会旁边的破旧房子，开大锅饭。那时，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方面人才皆备，只欠戏院这股东风。阳伯因此找到家父。这是父亲决定从美孚洋行辞职后人生中的第二大考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出钱出力，而是有关身家性命的大事，是在玩命。据阳伯说，父亲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事实上，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病死狱中时，也没有后悔过。

    家父的决定使国泰大戏院成为“雾季公演”及中国戏剧黄金时代话剧上演的主要剧场。重庆的雾季是从10月至次年5月，大雾茫茫，日本飞机不来轰炸，人们可以安心看戏。“雾季公演”的开锣戏是陈白尘编写的《大地回春》，据说一共上演了22场，场场满座。继之是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在“国泰”公演的“传世之作”（石曼先生语），除了《天国春秋》外，还有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老舍的《面子问题》，吴祖光的《正气歌》和沈浮的《重庆24小时》等。第一个雾季，重庆共演出35部话剧，其中16部在“国泰”上演。同时还要加上一出大歌剧《秋子》，黄源洛作曲，张权主演。第二届“雾季公演”，上演了23部话剧，其中14部在“国泰”演出。

    其实，在演出《天国春秋》后，国民党已对家父施加压力，不许“国泰”公演《屈原》。父亲便和阳伯商量。在阳伯为家父写的悼文里，是这样表述的：“夏云瑚同志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心明眼亮，深明大义。他在和我商量如何对付这局面的时候，拍着胸脯，毅然决然地对我说：‘你们尽管演好了，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由于夏云瑚同志的坚毅和机智，《屈原》终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上演了，打响了我们向国民党反击的一声巨炮。不仅如此，继《屈原》之后，在以后数年间，尽管国民党强化其法西斯统治，但是在国泰大戏院的舞台上却接连不断地上演了几十部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性，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教育和鼓舞广大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广大的积极的影响。”可惜阳伯没有告诉我们父亲用什么办法使《屈原》得以上演。陈野在相关回忆里也只有淡淡的一笔：“夏云瑚运用自己在四川的各种关系，机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周旋……”而父亲的自传里则完全没有提及此事。

    在父亲的自传里，间接描写了“各种关系”。他是用商业来支持戏剧文化发展的，所以不能够忽视前者。1940年他组织了永丰影业社来经营欧美影片。1941年和1942年他又当了升平电影院和一园电影院的总经理。但经营商业片的收入，大多用来建立和发展“各种关系”了。他的自传里是这样写的：“当时一些无聊的机关中小官员倘如没有请他们吃饭送他们的礼，他便认为他无面子，必然跟戏院找麻烦。每逢更换一批新官便是戏院开支浩繁的时候，因此不得不广为交际应酬。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机关官员，甚至特务们。跟这些人鬼混，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和官员甚至于特务们打交道，同家父以前跟袍哥及青帮交往相似，也可以算是统战手段之一种。在抗战时的重庆，不得不这样做。石曼先生也举了一个例子，那是在1943年“国泰”被禁演话剧后：“做统战工作，还要经得起委屈，承受住误解。1942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抗战剧人撤退到重庆，南方局决定再办一个民间话剧团体——中国艺术剧社，接替即将撤退到川西去的中华剧艺社的工作。组织上派与官方有社会关系的金山筹办其事。

    这时，国民党领略到话剧宣传力量的厉害，限期国泰大戏院不准再演话剧。为此，中国艺术剧社申请成立、找演出场地都极困难。金山利用他在上海时期与杜月笙的关系，请杜月笙向官方为之据理力争，剧社成立了，有了位于道门口的银社剧场，还拉来国民党方面的张道藩等挂名当剧社理事。这种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达到我们的目的，本是统战工作一大胜利，然而金山却受到一些左翼人士的责骂，‘文革’中更被‘四人帮’诬之为‘叛徒’。堪为告慰的是，中国艺术剧社成立后三年间，演出《家》、《戏剧春秋》、《芳草天涯》、《春寒》等15出话剧，担起抗战后期重庆话剧运动的重任，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金山的措施和夏云瑚的大同小异，都属于当时南方局所定的“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及“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手段。银社剧场承继了国泰大戏院。但国泰功不可没，并为抗战后的昆仑影业公司打下了基础。石曼先生这样说：“享誉世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与上海影片主角的技艺，都是在重庆舞台上磨炼出来的。国泰大戏院是他们的大本营。”同昆仑影业公司一样，国泰大戏院和夏云瑚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四、昆仑影业公司

    家父在十年浩劫的早期就已被四人帮迫害，1968年12月16日含冤病死在北京的秦城监狱。1979年8月25日，文化部在北京为家父开了追悼会，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在悼词中叙述了有关昆仑公司之事：“抗战胜利后，周总理指示：‘必须在上海建立文化阵地，坚持文化工作’。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我党领导下筹办昆仑影业公司，夏云瑚同志竭尽全力资助昆仑影业公司的成立，并亲任制片人，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这是文化部对我父亲夏云瑚在办昆仑这段时间的结论。

    抗战胜利时，笔者六岁多。记得秋天突然跟母亲坐轮船去上海，在甲板上打很窄的地铺，拥挤不堪。但在船停靠的城市，都有人上船来照顾。在南京下船，也有人来接，送上去上海的火车。因有人照顾，才能找到房间住。但我常常一个人在旅馆。现在回想起来，知道这是替父亲打前站。在帮助进步盟友复员后，父亲12月来上海经营亚洲影片公司及大陆影业公司，扩充苏联影片业务。公司的地址是原塔斯社旧址。不久，国民党政府反苏，只有靠大陆影业公司发行美国片维持。1946年，在酝酿恢复前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后，重新组织联华影艺社，有三位外围人士参加，他们是章乃器、任宗德及夏云瑚。头两位是办酒精厂的，而父亲有发行影片的经验，因此由他主持业务。1946年，联华影艺社正式成立，资本是十万美元。家父的股份最小。

    《八千里路云和月》拍完后，由他去应付通过检查。如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所写：“为应付国民党当局的电影审查，长袖善舞的夏云瑚也不得不到处送红包”，因此经济常常发生困难。那时已经开始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演，《一江春水向东流》拍了约一半时，原来的资金已用尽，大股东章乃器不愿意再投资，决定退股。章立凡先生引用任宗德的回忆录说：“章先生退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影片的摄制预算、成本、开支控制不住，随意开销，难以经营；二是夏云瑚不好相处，难以共事。”在父亲的自传里，提及章先生时与上面的说法大有出入：“在胜利以后，我一直在上海，为了了结重庆法院的案子，我曾一次返重庆三个星期，当时在渝的章乃器、袁庶华、徐蹈、司徒慧敏诸同志邀我组织凤凰公司，目的是发展进步电影。但短期内大家都到上海。时逢前联华公司同仁收回联华制片厂，我们便暂时组织联华影艺社。不久阳翰笙同志等先后到沪，他们固然是原有的负责推动的人，起初这个组织由章乃器、陶伯逊（前联华负责人）及我本人共同负责的，后因所集资本发生制片核算问题，他们临时申明卸去责任，而我又有亚洲影片公司的任务，不能分神，几乎停顿。过后阳翰笙及诸同仁嘱我支持，我在了解了这个组织的任务和目的之后义不容辞地一肩挑起了这个艰巨的责任。又因为章乃器先生的政治问题以外，任上海反动派的市党部主任委员，我们不得不警惕，让章退出负责人的名义。

    所以昆仑公司没有章乃器的股份。因此我个人的负荷很重，所有我购美国片收入和其他所得，除亚洲公司一部分外，不得不全部投入昆仑。在‘一江’片上映后虽有一部分借款收回，又为了预备万一而全数垫进去，在解放上海之时，正是我力竭之日。”家父的自传是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而且很详细。这两个记忆虽有出入，说的却是同一件事：章先生撤股，而夏云瑚加股。据阳伯所写，父亲在昆仑的股份在51％以上，成为主要股东，具体数目不详。其中五万美元是他向当时在新加坡的唐瑜先生借的，这借款1950年才交还。最重要的是，父亲的投资并非为牟利，而是在了解组织昆仑的任务和目的之后才肯投资的。而这任务和目的就是周总理的指示：“必须在上海建立文化阵地，坚持文化工作”。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完成后，家父把总经理的职权交给任宗德先生，自己收集所有基金，连昆仑的股份也退了，带着这些款项，去香港做下一步打算。这并不是夏云瑚为自己投资做打算。笔者当时十岁上下，记得在1948年的春天，忽然一个亲戚带着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去香港。我们坐的是民生公司的船，在基隆停了两个晚上，经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再坐飞机到香港，住在九龙的加连威老道六号。当时那里已经有人住，吃饭时人更多。我印象最深的有史东山夫妇及他们的小女儿史恰恰，一两个月后他们的儿子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租的房子不止一处，但不知道确实的数目。几十年后才知道，那时洪深、于伶、夏衍、蔡楚生、阳翰笙等都在香港。关于阳翰笙还有一个故事。他在为我父亲写的悼文中写道：“上海临解放前一年，国民党反动派正面临覆没的命运，疯狂地垂死挣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当时党组织命令我转移到香港去，但是行动很困难，又是夏云瑚等同志，不顾危险掩护我，亲自把我送进飞往广州的飞机，并托可靠的友人送我去香港。”父亲的自传也记载了这事，说当时情形非常紧张，在机场时阳伯脸都变色了，最后还是家父找熟人放阳伯过关。据了解，这些人还是从国泰大戏院已开始结识，在上海又继续请客、送礼、一道打牌才维系下来的社会关系，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陈荒煤先生所写的《周恩来与电影》中关于“昆仑”部分，解释了夏云瑚明是打牌，其实是暗送红包的手段。《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以这手段被批准上演的。

    等到电影界的朋友都离开险境后，家父也不回上海了。1949年秋他在香港成立了南国影业公司。当时报纸上形容此公司“集影界精英，极具规模”，指出南国影业公司的幕后策划精英人才鼎盛，有蔡楚生、阳翰笙、司徒慧敏、章泯等人。陈荒煤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翰笙同志等抵达香港后，周恩来指示在香港建立制片机构组建南国影业公司，一旦昆仑遭破坏时迁往香港，继续拍片。”南国影业公司在解放前后一共拍了三部电影：《冬去春来》（1949）、《珠江泪》（1950）和《羊城恨史》（1951）。在“第廿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2005年3月发表的新闻公报是这样描写后两部粤语片的：（它们）“乃南来影人及本地影人合作的优秀作品，各阶层人生百态活灵活现”。在“百度百科”的网上也可以看到一些评论，对王为一所导演的《珠江泪》特别褒扬：“本片的编剧、导演、演员和摄影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是现实主义粤语片一个正确、坚实、全新的起点，给未来的创作开辟了道路，是革命性的代表作。它是粤语电影的高峰。本片195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荣誉奖。

    本片十分卖座，是当年上半年十大卖座电影的第一位。本片带乡土气息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南方特色的小老百姓的生活和痛苦以及被压迫者的写照，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本片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很明显，南国影业公司可算是昆仑的旁支。任务完成后，人员返归内地。这些事都与父亲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有关。“南国”办好后，他没有马上回上海，而是在1949年秋去了旧金山。在那里，他先与司徒慧敏合作成立中美影业公司，办了世界电影院，又在纽约组织了昆仑影片贸易公司。但事业没有成功，就在1950年夏天经香港回到上海。同年7月，他被委任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公私联合制片五人小组的主任委员。一两年后，他又经澳门到了香港。

    不久印尼华人何汉阳来港，代表印尼华商黄兴谟先生聘请家父全权代为组织一间电影制片厂。黄先生对制片完全是外行，一切都需父亲主持。家父于是花了相当长时间，在香港招集摄影、冲洗、录音方面的技术人才，同时购买器具后，带队去了雅加达。制片厂的名字为“伽入答”，这是神话中的飞鹰，也是印尼的国徽。在雅加达，他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但用的都是他印尼助手的名字，印尼观众们只知道影片是本国人编导的，不知道有夏云瑚其人。唯一例外的是一部1955年发行，名叫《母与女》（Ibu dan Putri）的影片。因家父不断要求回国参加建设，经组织同意，他于1957年回到北京。关于他1949年的海外活动，阳伯为家父写的悼文中只有很简单的一句：“后经组织同意，去香港、印尼、美国等地经营影片发行事业，1957年回国。1958年经文化部安排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顾问。”在这时期，他到各处考察，把他的经验传给年青一代。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他就被关进秦城监狱，1968年12月16日冤死于狱中。我后来见到四川名人古耕虞之二女古启桢，那时是秦城监狱的医生。她说当她见到我父亲时，已经不省人事；头发和胡须长久没剃过，已经分不开了；人也已经脱了形，如果不事先知道姓名，根本认不出了。死后尸体怎样处理的也不知道，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来。1979年8月25日平反后，骨灰盒存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但盒中只有一件衬衫。以前有衣冠冢，“文革”后有衬衫盒，开了历史之先例。

    五、对夏云瑚的褒贬

    夏云瑚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和戏剧及电影接触之前，从赤贫到小康，没有什么人指责他。第二阶段可以从1929年开始算，他那时26岁，开始发行影片并和友人们成立上江公司。有决定性的发展则是1937年。他那时入股国泰大戏院，带影人剧团入四川，又发行苏联影片。但最重要的是“皖南事变”后，他支持周恩来的文化反击，让中华剧艺社在国泰演出。这段时间里，在成都严啸虎曾说他是“托派”，在重庆又被人诬告非法印刷电影院入场票，被关了十八天，抗战胜利后才正式被宣告无罪。第三阶段最长，从参加“联华”及“昆仑”起，到文化史忘记他为止。他从“国泰”起，就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表面上是生意人，和袍哥及国民党关系很深，暗地里却支持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在香港、美国及印尼时，情形相似。1957年回到北京后，才还其本来面目。这掩护身份的手段却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了殃。“中国电影公司领导小组”在1979年5月6日的《夏云瑚先生问题复查结论》中是这样述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夏云瑚先生因夏衍、阳翰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而受到株连。1975年7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因夏云瑚先生在解放前有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工作关系，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所往来，而据此定夏为‘军统特务’是错误的，应予推翻。”在称呼上夏云瑚可能还有一点受贬，但在8月26号文化部的悼词上，又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最近几年来，有一些贬夏云瑚的言论，其主要资料来源是任宗德先生的晚年回忆录。任先生的书中有几点对夏属于贬的方面。他说，唐瑜从新加坡“寄”了五万美金给夏作为“预付片款”，夏瞒着大家把这笔款项为自己的基金投资。这笔钱是怎么“寄”的？当然不会是邮寄。那是经银行汇的？有书面交代么？这样大的事怎能瞒得了“昆仑”党的领导小组呢？而且瞒了三十多年？这件事“中国电影公司领导小组”，“文化部”及阳翰笙的悼词都没有提及。关于“昆仑”的事，这些文件对夏只有褒没有贬。而且，如果夏要把这笔款项据为己有的话，他为什么又去新加坡还钱呢？这件事疑点太多，需要实证。任又说，夏不顾“昆仑”死活，一定要退股，拿走了500两黄金，独自去海外发展。任先生又说：“夏云瑚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拷贝带到香港，连映两三个月，盛况空前，盈利颇巨。后来又到新加坡上映两个月，据说赚了十几万美元（还了唐瑜5万美元，还余许多）。但是，这些发行放映收入，夏云瑚一分钱都没有交回昆仑公司。后来，我到香港要他交账，他说赚的钱全用光了，现在还欠人家的账哩，有些用途也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再问了。

    事实上，他手上还掌握着销售发行《一江春水向东流》获得的巨额资金。”这一说法的第一点是根据“据说”，这是道听途说。夏的最后两句话，是他需要保密的意思。我们记得，他经过“组织”同意后才去国外干事的。至于他“获得的巨额资金”，我很希望这是真的。事实是夏云瑚不得不在1953年卖掉了重庆马鞍山的一栋大楼和里面的设施用来还债。因此我在1952年到1955年间一年四季只有三条打补丁的裤子。1956年我去欧洲读书时，只能带30美元去当工读生，有时需要停学一学期，打工赚下学期的生活费。任先生还说：“解放前后，著名爱国实业家古耕虞老先生资助昆仑拍摄《武训传》投资3万美元，交给夏云瑚，也是不知下落。”古伯伯是夏云瑚的中学同学，如要找夏投资，倒不奇怪。但这是在何时、何处发生的呢？史东山夫妇及子女在香港时，古家也在香港，和我们住得很近，只隔两三条街。古家两个小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常在一起玩，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常被当地小孩欺负。古家二小姐古启桢和我的大哥有一点相亲相爱的意思。如果有赖债之事，大概不会互相交往，也不可能没人提及。1979年我去拜访古伯伯家里，也没有人提及此事。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会没人提么？

    关于褒的方面，文化部的悼词中强调抗战和解放战争这两段时间。对前一段抗战时期，悼词中提到：“夏云瑚同志不怕担当危险，利用他的企业和社会地位为我党传递密信，并掩护阳翰笙、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沈浮、王苹、舒强等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为我党做了有益的工作。”关于后一段解放战争时期，则是这样说的：“夏云瑚同志竭尽全力资助昆仑影业公司的成立，并亲任制片人，拍摄了进步影片……”悼词对家父作如下总结：“夏云瑚同志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党，不断要求进步的一生……夏云瑚同志生前和死后都曾不断受到党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夏云瑚同志遭受‘四人帮’迫害期间，曾亲自过问夏云瑚同志的情况并表示关切。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一生追求进步的精神……”他的一生从贫穷到小康，从小康而成为民族资本家，却没有留下一针一线，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连骨灰也没有留下。做儿女的会问：这值得么？但我想他本人不会有此一问，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是他和戏剧及电影结下的不了缘，是他付的政治账，也可以说是历史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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