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北京人艺的话剧《窝头会馆》

    碣石

    时光的镜头推向六十多年前，1948年，那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

    北京南城一座破败的土灰色小院。小院有一个不伦不类的诨名，叫“窝头会馆”。所谓会馆，多半是某些人升官发财之后，为显摆身价、聚拢豪气而修建的府邸，它与贫民生存的必需——“窝头”似乎不搭界。这以“窝头”命名的会馆，总透出一股黏糊糊的市井气，细一想还有捉摸不透的人性怪异。

    已经功成名就的小说家、影视剧作家刘恒，其第一部话剧剧本就从“窝头会馆”写起。写着写着，他自己说会馆成了躯壳，而躯壳里面的人纠结了他的心智。导演林兆华也被剧本里这群俗世里浮沤、极端中挣扎的人们所吸引，组织了一帮北京人艺的“馆中人”：濮存昕、何冰、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为排演这台大戏，建构了实打实的明星阵容。有娱乐报见火浇油，报道明星们在排练场“飙戏”，这吊足了观众的观赏欲。2009年9月25日首演当天，《窝头会馆》的票房直达468万。这回，“没事偷着乐”的人不只是刘恒，作为这台好戏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北京人艺的院长张和平应该更加欣慰，这几年他一直致力于狠抓原创，夯实戏剧的文学功底，日积月累的努力，终于变成了剧场火爆的现实。

    一

    在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之际，北京人艺上演一台反映老北京贫民生活的戏，别有新意和深意。看着舞台上窝头会馆里的旧式人群，总让人有一种翻看前辈遗存的老照片的感觉，有精神血脉上不可阻断的亲近，也有物换星移间恍如隔世的迷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新中国是从旧中国的朽根里攒出的新芽。这新与旧之间的巨大反差，包含了历史、社会、人文等诸多值得解读的文化密码。

    1948年是中国历史上紧张极了的年份，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即将压断牛背的时刻。新旧两股政治势力的较量进入白热化，旧的社会制度摇摇欲坠，生活资源严重匮乏，再加上强人豪横，兵匪滋事，穷，成为普通百姓共有的生存困境。

    《窝头会馆》写了一群在末世里挣扎的小人物，戏剧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展现了旧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形。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在现实层面上，忍耐着旧社会将死未死、经济崩溃、生活艰难的困窘；在心理层面上，感受着时代黎明前最沉重的黑暗；在精神层面上，无论他们信奉天主、观音还是关公，其实在风雨飘摇的社会里，都有灵魂无所皈依的隐痛。

    戏一开始，两个家庭主妇田翠兰与金穆蓉一见面，就为了两片膏药吵嘴，她们都有一腔的积怨，却理不顺、说不清。一种弥漫在每个人心中的压抑、凝滞、无奈的气息，像阴云一样弥漫了小院的屋宇。

    若是在平常年景，房主苑国钟靠着窝头会馆的房租，养活自己和儿子应该没有问题，如今他每次要房钱就好像在讨饭，房客们捂紧了干瘪的钱袋，他又不忍将他们扫地出门，加之其子又患着痨病，他只能到街上卖点私酒、咸菜、花草，换点小钱度日。西屋住着的田翠兰，身世凄苦，瘟疫之年家人遭殃，她带着奄奄一息的小女进城找活路，快要饿死的时候，曾经迫不得已做过皮肉生意，后来被一个卖炒肝儿的男人领进家门。如今女儿大了，招了个养老的木匠女婿，一家子手脚勤快，按说日子应该不难，可生意不好做，逃兵吃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肖保长借着抓差动不动就罚钱。东屋住着的中医周玉浦，购买草药时常被骗，坐堂行医赚不到钱，大把的膏药卖不出去，一天到晚苦不堪言。他的妻子金穆蓉曾是王府的格格，如今家族落败，亲眷们在炮火里辗转，她自己置身于大杂院，独养女儿忙着闹学潮，因此整天心惊肉跳，寝食不安，只有向天主祷告求个平安。窝头会馆的旧主人古月宗像一个不死的幽灵，见天儿在屋角、墙根里晃动，无聊中拿把铁钎子扎墙，说是玩蛐蛐解闷儿，实际上也是在找一笔子虚乌有的意外之财。七十三岁的他近乎无赖地混吃等死，但念念不忘的是，买他房子的苑国钟从哪里得到的那宗款；他最得意的是，利用房契上文字表述的模糊，白住小屋二十多年，从未付过房钱。

    钱，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也作为剧中人欲望的体现，不止一次的出现。一个典型的场面，是房主苑国钟死乞白赖地催要房钱，要得狠了，不掏不行了，房客金穆蓉干脆端出一大簸箕纸币“哗啦”一声倒在地上，爱与恨，纠结在钱上，显现在这个动作上。而房主着急的是怎样尽快把这一堆烂纸片换成硬通货。时局动荡之中，物价不断飞涨。在随后的剧情里，苑国钟抱怨说，上月还能买袋面的钱，这月就只能买到一小把，够包两个饺子了。这样的经济让社会失序，让人心失衡。任何时代，民不聊生，总意味着制度的变更，社会的异动。

    通货膨胀是钱自身在缩水，而苛捐杂税又让贫民口袋里本来缩水的钱又归了大堆。剧中保长肖启山来到窝头会馆催捐，他一张口就像念绕口令一般，冒出一大堆花样繁多的名目：“电灯费、渣土费、大街清扫费、大街洒水费、城防费、兵役费、水牌子费……绥靖临时捐、绥靖建设捐、护城河修缮捐、下水道清理捐、丧葬捐、植树捐、房捐、粪捐、树捐……还有一个是……（找着了）马干差价？对，马——干——差——价……诸位，我说全乎了没有？”这样的层层盘剥，肆意搜刮，还让老百姓活吗？难怪人们大眼瞪小眼，欲哭无泪。

    混乱的世道自然会催生混世魔王，肖保长就是其中之一。他借着收敛捐税，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了扩大自己的房产，他绞尽脑汁，先是准备把疯子女儿嫁给苑家濒死的儿子，一计不成，又利用高利贷压垮了苑国钟，终于把窝头会馆据为己有。苑国钟眼看就要无家可归，而肖保长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新政权还来不及把他掀翻在地，他的儿子已经抄了他的家底。

    编剧刘恒说，“本剧的主题说文了是‘困境’，说白了就是‘钱’。”“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性是大欲，钱是大欲之欲。”在《窝头会馆》中，钱这个“大欲之欲”对苑国钟的诱惑是如此强烈，然而也给他带来了深重的伤害，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买房钱，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当走投无路时，邻家姑娘子萍带来了同学们的捐款，她把钱交给苑国钟的儿子苑江淼，而自尊要强的苑江淼，一是不忍从饥饿的同学嘴里抢饭吃，二是不想把自愿做的事情在同学手里变现，因此坚决不收。苑国钟看着钱，眼里闪着渴求的光，他本能地抓在手上不放，病弱的儿子疾言厉色让他撒手，情急之中竟然给了父亲一巴掌。钱，也让肖保长父子反目成仇，当肖家儿子偷走了家里的金条，准备在乱世中出逃时，肖保长跑来追要，没想到儿子掏出手枪，冲着他歇斯底里地号叫。当中医肖玉浦询问苑国钟的个人信仰时，苑国钟咬牙切齿地喊出一个字：“钱”！钱，让人爱到绝望，恨到极致。

    在《窝头会馆》里，钱像是一个死结，一头儿系着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社会，一头系着在末世里为活下去不断挣扎的人心。钱，这个符号化了的戏剧意象的凸现，让人们看到了旧时代社会危机的本质。从捐税中，人们看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人性上，人们看到了极端贫困中人心的原欲和灵魂的变异。看穿世象的落魄文人古月宗，自有一番关于“钱”与“刀”的评说，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别有深意。当“钱”所代表的占有欲望打破了人心承受的底限时，“刀”所代表的厮杀争斗就会发挥调控作用，然后建立起新的社会平衡。

    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窝头会馆》展示了旧社会的人生画卷，令人抚今追昔，思索未来。刘恒说：“作为一种政治纪念，或者说作为一种民族的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时刻非常值得咀嚼和剖析。在我看来，政权的更迭是因为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从而不得不重新建立平衡的过程。不论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一个政权在坍塌的时候都会体现出某种巨大的悲剧感。反过来说，新生的政权则无不带有信仰和理想的光辉，这体现了人类在困境中奋力前进的内在动力。毋庸讳言，这个剧本的定位就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人文情怀，让刘恒透过窝头会馆里住着的一群人，冷静审视那个“烂透了”的旧的社会形态，也从中预示了新时代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

    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既往的教科书式解析，往往关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必需，这是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视阈。如果在一部戏剧中，从政治层面、道德层面对于社会变革必然性进行理性解析，则不免显得抽象、空疏；而从生活原貌、典型人物出发，对特定历史时期具象化的人生进行塑造，则是更具生命质感和艺术魅力的表现形式。

    二

    一部好的戏剧，不仅能给观众带来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要经得起反复的琢磨与阐释。戏剧是以人与人的行动关系构成情感张力的艺术。因此，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刘恒在戏剧中将人物关系编织成一张网，这张网疏密有致，张弛自如，滤得下浮沫，盛得下沉重。

    《窝头会馆》的主人公苑国钟，在小院的经济关系里是房产的实际拥有者，在家庭的人伦关系里是身患肺病的大学生苑江淼的父亲，但是这两重现实身份都带有社会认同的模糊性。先为院主、后为房客的古月宗对买了他房子的苑国钟颇为不敬，抓住一切机会夹枪带棒地用话语来撩拨他、嘲笑他、刺痛他，古月宗一直叫他“苑大头”。“苑”者，袁也，苑、袁同音，“袁大头”者，即暗喻那个自不量力、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一命呜呼的袁世凯，也借指此人当政时发行的货币——银元。咒他短命，恨他发财，正是古老头对待苑大头的一贯心态。苑国钟一收房租就显得心虚气短，一半原因是他心知经济困窘造成了租户钱袋的亏空，另一半原因则是他购买小院的资金来源不明。他的儿子以养病为由，厌恶父亲对金钱的热衷，躲在楼上不容父亲上楼，言语当中常常缺乏晚辈对长辈的敬重。

    戏剧一开场就甩出了悬念，埋下了伏笔。按照古月宗的述说，窝头会馆的得名，是因为他的祖上进京赶考，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窝头咸菜的艰难时光，有幸考中后，即购下小院，招待往来的穷苦书生。在“民国”十六年，小院骤然发生变故——一个革命党人从这个院子里被抓走，还被砍了头。而住在隔壁的军阀又朝这里开枪。“坏了风水”的小院，致使古月宗不得不将其卖掉（卖房的举动或许还与古月宗的坐吃山空有关），而此时，与革命党人一同被抓的门房苑国钟却被放了出来，随后，苑国钟拿出三百多块大洋，把窝头会馆买了下来。这样的叙述语境显然言外有意，即苑国钟出卖了革命党，拿到了大笔赏银。古月宗的说辞言之凿凿，苑国钟对此讳莫如深，这就加大了人们的疑心，也成为戏剧的第一大悬念。到了第二幕，苑国钟在众人逼问下讲出房款的来源，他说那的确是革命党的遗产，此人就义前告知了他藏钱的地点。然而，损人性命赚钱和私吞别人钱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人们对他蔑视依然。直到第三幕，窝头会馆就要被肖保长霸占，苑国钟挨了保长儿子小达子的子弹，临死前他才讲出实情：革命党委托他把那笔钱交与别人，可是那联络点早被查抄，联络人生死不明。这样他才用那笔钱买下了窝头会馆。说出了实情，苑国钟依然惭愧，他差不多用自己的后半生确证的身份，现在终于被人认同，儿子也理解了父亲，可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发财的偶然，死因的荒谬，误解的深重，境遇的凄惨，凡此种种，苑国钟简直是个冤大头。

    身份的寻找与确证，一直是刘恒关注的人性内容。其小说《虚证》里，郭普云因为“你们不明白我”而选择自杀；小说《伏羲伏羲》中，天白与天青父子身份的含混招致毁灭性冲动。由刘恒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对村长必须道歉的执拗，还有他改编的电影《集结号》里谷子地对阵亡战友的认证，都与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谱系里，身份之不被认同不仅是对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更让其生命存在显出某种荒诞性。苑国钟其实是个老实人，与革命党牵连有杀头危险，他不敢讲出实情；花了不该花的钱，他一直心事重重，越是如此，人们对他的猜疑心、窥探欲越重。到头来，尽管他煞费苦心，但房主不像个房主，父亲不像个父亲。

    戏剧的第二个悬念是苑国钟与田翠兰的关系，这也牵扯着金穆蓉为何对田翠兰不满，以及动不动就与其争吵的原因。在与邻家的嬉笑怒骂中，田翠兰从不吝惜凌厉、泼野的嘴皮子，可是面对苑国钟，她的神情里总有几分不自然的爱怜、心疼，流露出一种藏不住的关爱之情。直到懵懂、憨直的小木匠抓了丈母娘的奸，苑国钟与田翠兰的隐情才暴露在众人面前。

    田翠兰的暗门子出身令格格出身的金穆蓉不齿，她一直瞧不上这个卑贱的人，怀疑她与苑国钟有染，结果得到证实，她吐出了心头恶气。但是，随后，苑国钟不管不顾的倾诉，却让人们知晓了更多的秘密，也明白了田翠兰善良、真诚的心地：她因为走投无路才卖身活命，因为看不得别人死才救助苑家父子，因为丈夫阳痿才与苑国钟私通。如此之多的“不得已”，造成了一个女人坎坷的身世。这女人从不诉说心中的委屈，仿佛自己是个老桶箍，像固定木板一样，把几个无助的人箍成一个桶，将几颗破碎的心围在一起遮风挡雨。从田翠兰牵挂苑国钟的情形看，他们之间是有情有义的，但是她不能嫁给他。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卖炒肝儿的搭救了她，即使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如意，她也不忍离弃，因为有她在，她的丈夫总算还有家。田翠兰的情感状态自然不合文化规范，但在特定情境下，却体现出人心本真的善。

    刘恒说：“我最重要的编剧技巧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良知，才有同情心，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基础。”显然，刘恒对于田翠兰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礼记》里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刘恒的创作里，这两者从来都是他运笔狠辣的所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纠结，一直是刘恒探讨的人性命题。1986年，在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里，他曾描写过一个为粮而死的女人。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女人瘿袋不顾廉耻、不惜手段地翻拣偷扒一切可食的东西。后来她因粮证丢失而自杀，死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狗日的！粮……食……”维持生命存在的自然欲望，在被压抑到极限的时候，显得那么原始，那么坚韧，又那么顽强。“在刘恒的视野中，生命的过程，与文化的限定是对立的。人创造了文化，是为了发展生命，但古文化的许多东西，恰恰是导致人走向悲剧的原因。”“人们的悲哀就在于，你既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欲求的生命个体，又是先验文化的载体，先验理性是无法解释和满足人欲的。”刘恒怀着对他笔下人物的洞察和悲悯，表现了生命本体的浑茫与苍劲。

    戏剧的第三个悬念是苑江淼到底为什么独自待在楼上，病入膏肓还没完没了地看书，却绝不允许父亲进入自己的屋子。他躲起来养病是真，难道就没有其他原因？他怎么就那么厌恨父亲？剧中，苑江淼总与同院的同学、中医的女儿周子萍交换书籍，父亲苑国钟和邻居田翠兰都劝他好好休息，可他却总不以为意。直到肖保长的儿子向子萍逼婚，中医决定带上女儿逃避，慌乱中书包里的传单撒落在地，人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苑江淼不顾自己的死活，为他所向往的新中国，一直躲在楼上刻印传单呢。

    苑家父子的关系令人感慨。早年，苑国钟因受革命党牵连，被抓进大牢，他的妻子在逃难中生下孩子，自己死在路上。这个孩子自幼多愁多病，让为父的心里有了自己的原罪。孩子大了，厌恶卑琐、贪婪的父亲，可是无论怎样，正如鲁迅所言，“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苑国钟对儿子百依百顺，像个谦恭、殷勤的仆人。为了延续儿子的生命，他想办法弄钱，“您要说卖脑袋能救他的命，我这就把脖子上顶的这东西切下来给您搁这儿，您信不信？”在儿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时，他先是病急乱投医，想给儿子娶亲冲喜；此事不成，在偷听了儿子与人谈起鲁迅小说里人血馒头的故事后，他就割破手指，偷偷往药罐里滴血。直到他临死前，还让人赶紧用馒头蘸上自己的血，留给儿子治病。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的“人血馒头”是愚昧的表征，那么苑国钟的“人血馒头”却不仅是愚昧，更是一种绝望的利刃也割不断的亲情。而儿子正在用最后的生命做着最有价值的事情：利用被隔离的处境，悄然从事着为地下党印制传单的工作，与死神和旧的世界进行决绝的抗争。对于儿子来讲，被特务抓到是死，抓不到也将病死，这样的情形岂能让父亲得知？得知后他怎么承受得起？

    这对父子的悲情就在于，他们因为各有秘密而彼此疏离。苑家父子是两代人，他们的人生趣味、精神世界根本不同，父亲的内心苦痛无法向儿子表达，儿子的理想憧憬也无法向父亲言说。他们就这么相互隔膜着，直到死亡把谜底说破。

    阿成认为，刘恒“将人们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表现得非常生动（也颇悲怆）。说实话，现在像刘恒那样用骨头蘸着鲜血写作的人不多了”。在《窝头会馆》中，无论哪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都带着纠结和苦痛，自身处境和情感形式就显得极端，因此也极富悲剧性。

    三

    《窝头会馆》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我想看了演出的人们可能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人生而言，正着看都是悲剧，倒着看全是喜剧。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因为坚韧地、悲哀地耐着，显出几许悲剧意味；因为他们机械地、卑琐地活着，又带有几分喜剧的意趣。这与刘恒自身的哲学省思、达观心态不无关系。

    当旧的文化形态衰亡时，依附其上的人们免不掉心里的悲哀。在刘恒的小说《沧河白日梦》中，二少爷曹光汉对他的奴才说，“我是个废物，什么事也做不成。我生来是给人预备着毁掉的玩意，摆在世上丢人现眼，做什么用！我想做的事情一件件有多少，哪一件做成了？我算什么东西？要在世上受这个苦？”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摆脱人生的苦役，因此人们只能等着、耐着、受着。在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孩子问父母：“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母亲回答：“有时候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了。”父亲告诉儿子：“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在《窝头会馆》中，在时代夹缝里，尽管死亡的意象无处不在，如被砍头的革命党传说，古月宗为自己订制的横在院里的棺材，身染沉疴、死之将至的苑江淼，误中子弹、奄奄一息的苑国钟等；但是，活着的信念依然贯穿着人们的生活，支撑着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迎接新时代的内驱力。作为旧社会的零余者，古月宗、苑国钟甚至肖保长们终会死去，而新生的社会力量正潜滋暗长，子萍和她的同学们期待着汇入新的社会大潮。戏剧结尾处，新生婴儿嘹亮的啼声，虽然是个比较老套的象征，但却昭告了未来生命的曙光。

    在这部戏剧中，苑江淼在新旧人物之间似乎是一个异数，但是当他把自身生命置之度外，向死而生，去追求渴望的目标时，那个目标一定极富理想性。死亡对于苑江淼来说，不是终点，不是结束，而是精神上的另一种重生。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告别旧的时代，总不免带有喜剧色彩。《窝头会馆》演出中一波波的笑声，恐怕也不能仅仅怪罪于新时期观众的历史感、庄严感的缺失。实际上，戏剧中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的台词比比皆是，可是当你笑完之后，又总会生出几许忧伤、悲悯情绪。

    刘恒在作品中塑造的贫嘴张大民一问世，人们就想当然地以为他本人是口齿伶俐、滔滔不绝的人物，可是阿成却声称刘恒不善言辞。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刘恒接受采访时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问世之后，曾经被某些人激烈批评，认为人物太贫了，贫得过分显得非常做作了。我不太服气，我觉得不走到极端，那股子邪劲儿就出不来。我在《窝头会馆》中将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夸张的手法让人物和台词走向极端。”尽管有人看完演出后认为，旧北京土语太多，言辞还显得粗鄙，理解起来有困难。但刘恒却坚持自己的语言风格。

    《窝头会馆》中的人物，个顶个能说会道，嘴巴不饶人。晾膏药的金穆蓉与洗猪肠的田翠兰拌嘴，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金穆蓉：您那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呐？

    田翠兰：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自个儿肚子里不是？

    金穆蓉：您甭客气。您就告诉我……这膏药沾了土坷垃怎么使啊？给谁使啊？

    田翠兰：谁腰疼给谁使啊！那不是贴腰的吗？

    金穆蓉：我们拿出来使，再硌着人家，人家不给钱也就罢了，讹我们一道，我们找谁讲理去？

    田翠兰：找我呀！您让讹您那孙子找我，您让他讹我来。谁怕谁呀？（话中有话）想变着法儿讹我，他姥姥！

    这些语言紧咬话头儿，卖弄机敏，带着人物的血气、体温，显示着她们的个性。

    有时候，语言是人们灵魂的外衣，是心态情感的折射。中医周玉浦对妻子金穆蓉信耶稣不以为然，他跟人述说妻子一边念经一边掉泪，他问怎么了？妻子回答：摩西领着人出埃及了。这话乍听起来真可笑，可是联系金穆蓉的处境仔细一想，这泪流得合理：《出埃及记》是《圣经》中的重要篇章，显现的是陷入绝境中的人们为寻找生路的出走，金穆蓉的家人在战火中屡屡被困，何时才能平安，她自己的生活正走入低谷，因此她焦虑、牵挂却毫无办法。触景伤情，怎一个“愁”字了得？又如，金穆蓉害怕肖保长的儿子小达子向女儿逼婚，就巧妙地探问小达子（小达子因倒卖军用物资被抓）的处境，“说是小达子秋天就能从牢里出来了？”当她得知消息可靠时，就忍不住对肖保长说，“这年头儿满世界跑枪子儿，牢里怕是比街面儿都安生。”其实心里头巴不得此人被关押至死。

    有时候，语言也可以显示人们的智力优越，表现出人性的狡黠与滑稽。比如，古月宗让人砍了院子里的树要给自己做棺材，苑国钟不乐意了，他说这是“蹬鼻子上脸踹脑门儿……想蹲我天灵盖儿上拉屎”；可是古月宗一通狡辩：“卖房时没写树，所以树是我的，院子里的一切都属于你，我在院子里属于你吗？院子里的蛐蛐属于你吗？你同意，蛐蛐同意吗？”接着又大谈房契的事儿，因为语义模糊，大意是只要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就这么白住下去。苑国钟气急了，说“你赶紧爬到棺材里，我好给你钉钉子”。古月宗抓住话把儿：“树归你，棺材归我。”

    贫乏的日子，过剩的精力，琐碎的牢骚，零乱的心绪。这与死水般的旧中国缓慢的社会节奏有关，也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那种穷极无聊、内心压抑的生活状态有关，更与他们潜意识中的力比多和攻击性有关。贫嘴呱舌、逗笑打趣，这是他们打发日子的方式。在《窝头会馆》里，人物的语言常常出现词汇的叠加，同义的反复，既是为了突出说者的话语权，增强语言的表意功能，也是为了在倾泻的语流中散发那份抑郁的情绪。但是，听说语言和阅读语言是有差别的，前者更注重接受者当下的反应，后者却可以反复审视，因此，戏剧中过度的语言运用会给观众带来理解困难。这是应当注意的事情。

    总的来看，《窝头会馆》延续了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显现了地域化、风俗化、平民化的北京文化特色。北京人艺的优秀演员在舞台上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风格。这台演出很成功，火爆的票房就是例证。何冰的表演，让人们感知了苑国钟身陷其中的那种郁闷、憋屈、冤得慌、活不好也死不成的无奈处境。宋丹丹表现了底层妇女被磨粗了的灵魂和磨不硬的内心。徐帆演出了过气的王府格格的幽怨和高傲性情。濮存昕演活了一个落魄潦倒只欠一死，冷眼旁观却时时想钱的“活死人”。杨立新塑造了一个一时豪横，争钱抢房，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在后的混世魔王形象。一台明星熠熠生辉，给观众带来视觉欣慰。假以时日，继续磨合，它一定会绽放耀眼的光辉。

    刘恒说：“我曾经看过人艺的巅峰之作《茶馆》和《雷雨》，也看过后起的扛鼎之作《天下第一楼》和《小井胡同》，并看了五六部人艺话剧的碟片。我理解的人艺风格包括老北京杂陈的味道，底层人的善和‘小九九’，市井里的幽默和适度的粗鄙等等。这种风格有强大的艺术之美，我将在《窝头会馆》中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这不仅仅是向某种风格致敬，也是向生活本身致敬，是向遥远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致敬。”的确，《窝头会馆》的三幕式戏剧结构让人联想到《龙须沟》、《茶馆》；苑国钟式的走投无路和自我调侃，极像老掌柜王利发的背时倒运，连他对保长逼交房契的反抗，也是“要是我明一早死了呢？”——典型的王利发口吻。戏剧结尾时，那一地的传单大有三个老头撒纸钱的况味。刘恒摸准了人艺的脉搏，因此，写得十分认真，但也略显拘谨。其实，一个有才华的成熟作家，不应当自我压抑和框架个人才华，他完全可以更自由地撒开了写。对于已经打算写出三部话剧的刘恒，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戏剧舞台上展示出更具魅力的独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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