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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娅怀孕了。妈妈逼问着：“谁的？谁的？上帝啊，不行，绝对不行，你跟王实诚怎么能是夫妻呢？也怪我，也怪我，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们大了。”玛丽娅红着脸问：“为什么不行？”王实诚疑惑的眼睛瞪得如同顶棚上的大灯泡。妈妈说：“没有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又说，“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爱情都是悲剧，你们难道不明白吗？王济良就是例子。”玛丽娅抚摩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说：“妈妈，生米已是熟饭了。”妈妈果断地说：“打胎。”为此她亲自去了教会医院，被教会医院以“上帝不允许无故杀害生命”为理由拒绝后，又通过“皇族资本”，把女儿送进了一家日本战时医院。一向仇恨日本人的妈妈这次却表现得极其反常，不仅向所有日本医务人员卑躬屈膝，说尽好话，还找到丸山，乞求他假扮自己的丈夫，去医院守护玛丽娅。丸山答应了，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些无耻无理、强梁霸道的日本伤兵侵害玛丽娅了。玛丽娅被顺利流产，又被丸山用自己的车迅速接出医院，拉到了家里。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躺下睡去，一睡就是三天。可见为了这事，她已经多少日子没合眼了。玛丽娅多次问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妈妈说：“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要以王济良为戒，外国人跟中国人的结合没有好结果。”玛丽娅总是摇头，她不相信妈妈的话。

    妈妈坚决拆散这桩婚姻的做法对玛丽娅和王实诚的打击很大，他们处于悲伤和困惑之中，就像跌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海，甚至王实诚都要搬出“负一号”了。但恰好遇到日本人侵害哑巴，团岛砖房成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所在。妈妈说：“你就当你是我儿子，就当玛丽娅是你亲姐姐。”玛丽娅和王实诚都哭了。以后，他们彼此尽量保持着距离，别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变得较为融洽。先是玛丽娅想通了，叫他“弟弟”，并以姐姐的身份和姿态对待他，他也开始叫她“姐”。但看得出他比她陷得更深，生活上的依赖和感情上的依恋始终在超越“姐弟”的界限。他让她洗自己的内衣内裤，习惯性地抱她吻她、抚摩她，不敲门就闯进她的卧室，甚至滚到她床上。她会清醒而耐心地纠正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直到他大哭一场后有了新的习惯：让男人的私密只属于自己，而不亮相于她，因为她是“姐姐”，是一堵让他不得不压抑的伦理高墙、一道不可逾越的道德深涧。他问：“姐，你以后还会回德国吗？”玛丽娅说：“我得看妈妈。”“妈妈是一定要回去了。”“那不一定。”“姐，你想过我吗？我以后怎么办？”“你以后会娶妻生子，然后离开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这样。”他沮丧地说：“我多么想成为一个德国人，永远跟你们在一起。”玛丽娅瞪起眼睛说：“你不要你娘了？你娘是中国人，她虽然是哑巴，但她是世界上最漂亮也是最坚强的哑巴。”王实诚默然无语，他对娘的感情没什么可说的，那是一种必须为她努力活着的感情；而对玛丽娅，却是一种恨不得为她去死的感情。死了就知道，在他的骨子里，她不可能是他的“姐姐”。所以王实诚经常会说到死。“皇族事件”以后，他满脑子都是为爹去死的念头，见人就说十八个人都是他杀的，并不是因为他跟爹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而是为了用这种畸形的方式表达对玛丽娅不可磨灭的爱，为了宣泄因爱不成而出现的悲愤和孤独，包括他突然就有了的对香烟的嗜好。

    妈妈在遭受日本人兽性的侵犯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情绪也不好起来。“抑郁”开始骚扰她，而且越来越严重。日本投降后，有所好转，好转的标志是她再次提起了那个似乎她已经忘记了的“命令”——一张纸或一句话。她问晃晃悠悠走进来的“德国亲戚”：“我不提‘命令’时你也不提，我忘了，你也忘了吗？”“德国亲戚”一愣，半晌才说：“德国有了新政府和新的最高军事机构，我们还需要等待下去，我不能给你说什么。”妈妈说：“走，你赶快走。不带着‘命令’，你就别来我这里。”她赶走了“德国亲戚”，其实并不仅仅是他没有带来那个一直压在她心里的“命令”，而是他不理睬玛丽娅，对王实诚更是视而不见。赶走他的好处是：家里的气氛不再那么坚硬冰冷，窒息难忍。不管妈妈多么不幸，她希望带给两个孩子的永远是温暖和舒畅，尤其是在她一手斩断了他们的爱情之后。

    妈妈的抑郁好转了两年，接着又日复一日地严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日益激烈的内战，眼看和平无望，那张纸或那句话的到来越来越渺茫，被她重新拾起的“命令”又因为病情加重而被她痛苦地抛弃了。没有等待的生活才是最暗淡的生活，妈妈的日子变得乏味、枯燥、沉闷、无所事事。她跟王实诚一样，动不动就会说到死。王实诚是想为玛丽娅而死，而妈妈是为了世界，她说：“我死了，世界也就不存在了。”可妈妈的世界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地球，也不是全人类，她装满内心的其实还是那张纸或那句话，就算她已经决意不再等待，但存在毕竟是存在，未来不会因为人的绝望就不会到来。妈妈还是想着未来，一个天天想到死的人却比谁都固执地企盼着未来。复杂的心情、矛盾的姿态就像硬币的两面附着在妈妈身上。妈妈太苦了，她因为内心世界的封闭和不可抗拒的沉默，而活得比谁都苦。

    痛苦的日子里，妈妈不再想接触任何人，除了玛丽娅和王实诚，甚至都不愿意接触户外的空气，极少走到院子里来，更不要说上街了。家里所需的一切都是玛丽娅在采购。渐渐地，她连客厅也不去了，从厨房到卧室，每天往返数次，是她的全部。“妈妈，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去海边转转吧？”玛丽娅和王实诚都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到的回答是沉默，无边的沉默。只有一次，当玛丽娅说起维多利亚海湾的风景之美，说起如果妈妈不去海湾看看，那真是辜负了生活也辜负了青岛时，妈妈说：“你是要我去跳海自杀呀？”玛丽娅哭了：“妈妈，妈妈……”

    就在这种畸形的沉默和对死亡的日常化思考中，妈妈等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国民党节节失败，共产党即将解放全中国。对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这个转折点都至关重要。“德国亲戚”一大早紧紧张张来到“负一号”，径自上楼去了妈妈的卧室：“来了，来了。”妈妈问：“什么来了？”“德国最高军事机构的命令。”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遍上面的文字，又把那张纸交给了妈妈。妈妈看着，目瞪口呆，突然一阵哆嗦，把那张纸团在手里号啕大哭。等来了，终于等来了，德意志的命令——祖国的声音：“解除关于维多利亚炮台的禁令，公开建造炮台的所有秘密。”这个命令终于以“一张纸”的形式和“一句话”的内容，来到了“皇族资本”，又来到了“负一号”的妈妈面前。妈妈哭了很久，整个“负一号”都在抽搐。

    玛丽娅不说了，神情悲伤得如同泡在雨里的海，从里到外都是湿的。我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给她倒茶，又请她喝汤，好像她还湿得不够。突然她站了起来，懊悔地说：“今天真不该来这里，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事。”“可是，你好像并没有说完。”“说完了。”“不，你是在用眼泪接着说。”她不吭声，片刻才说：“不想再说了。”“也就是说，不想再说服我了？”“你看着办吧！其实我知道，就算我全部说出来，也不可能说服你；就算我说服了你，又怎么能说服‘五人调查委员会’呢？活该我们摊上了这样的灾难。”我要送她回“负一号”。她拒绝了，说要自己走走。我们来到聚福楼的门口。天上正在落雨，路面上的湿像是润着我们的情绪，均匀而细腻。我目送她的背影，恋恋不舍地凝视着她的哀恸的袅娜，一种怜惜、一股酸楚从心底奔涌而来。我突然转身，快步过去，骑上了我的脚踏车。

    但是我没想到，我会在半路上再次碰到玛丽娅。她坐着一辆洋车，从另一条路上斜插过来，拦住了我。她叹口气说：“我想了想，还是全都说出来吧，已经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必要隐瞒呢？”我们冒着细雨霏霏的夜色朝前走去，前面是高高的教堂尖塔，是幽静、寂寞的城市一角。她的话语就像她的脚步滞涩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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