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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娅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中国。当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被迫向日本人交出青岛后，许多德国侨民因为抵抗日本人而成了俘虏，后来获得释放，大部分人都千方百计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妈妈留下了，她似乎宁肯作为战败国的贱民也不愿抛弃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生活的这片土地。她被日本人丸山招收进了地处丹煎街即大阪町的东京会馆。玛丽娅的记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已经三岁半了。

    会馆是一座德国人建造的欧洲复古式建筑，圆窗、拱门，三层，门窗四周和楼层的间隔空间里，有手法简约的花卉装饰。正面矗立着希腊式的女神雕塑，雕塑后面是有天使浮雕的楼梯墙，楼梯设在左右两边，上去是连接着拱门的大理石铺地的甬道。会馆前后都有花园，花园没有围墙，行人稀少的环形林荫道便是它的界限。就在花园茂盛的德国刺槐遮蔽的一角，有两大间红瓦坡顶的德式披肩房，妈妈带着她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一些中国女人，都是年轻漂亮的单身，玛丽娅成了披肩房里唯一的孩子。从披肩房到会馆，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径。每天上午，当妈妈睡觉时，玛丽娅就会拿着一块妈妈给她的火烧在石径上边吃边玩。她经常离开石径，走进草地和花圃，或树林里，蹦蹦跳跳地追小鸟、捉蝴蝶、看蚂蚁搬家、昆虫走路。但只要一感到寂寞，就会立刻回到石径上。石径上尽管很少有人，但每一块石条，石条间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她都认识，都是她的朋友。中午晚些时候，从睡梦中醒来的妈妈会为她做饭，给她洗衣，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像一天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而她累了，要睡觉了。一两个小时后她醒来，再玩一会儿，便和妈妈一起吃晚饭。然后妈妈就去工作了，和那些中国女人一起走过石径，消失在会馆的穿廊里。对玛丽娅来说，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天渐渐黑了，她不敢到外面去，就待在披肩房里，蜷缩在妈妈和她共有的床上，昏暗、黑影、响动、风声雨声、野猫的叫声，都是她的敌人，好几次都惊怕得失禁了，屙在地上，或尿在床上。惊怕消失在困顿袭来之时，她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妈妈回来时不是午夜就是凌晨，总是一个人先回来，而那些中国女人几乎人人都得工作到天亮。妈妈告诉她：“不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能住在这里，也没有饭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女人们的拌嘴让玛丽娅知道了一个词——“陪酒女郎”。一个女人说：“别看你是外国人，还不是跟俺们一样，都是下贱货。”另一个女人说：“她可不一样，光做陪酒女郎就比俺们挣得多。她跟丸山是什么关系谁知道？昨天我看到她从丸山的睡房里出来，还笑着。”妈妈说：“我挣得多是客人给得多，跟丸山有什么关系？”又有人说：“我猜是丸山包了你吧？”妈妈说：“嫉妒才会让你这样说，我早就说过，我是只陪酒不卖肉的。要是你想让丸山包了你，跟我吵没用，应该跟梅子姐商量。”真正被会馆经理丸山包养的梅子姐跳了出来，叉着腰说：“姐姐情愿把丸山让给你们，你们知道他是什么？连太监都不如，太监还有个棍棍哩。”有女人说：“那你还争着抢着往人家怀里钻。”梅子姐说：“谁争谁抢了？丸山要是喜欢你，我今天就让出来叫你受受，他只会掐你的屁股咬你的肉。”妈妈拉起玛丽娅就走：“姐妹们，算了吧，话有该说不该说，这里还有孩子呢！”玛丽娅扑腾着眼睛，完全没听懂。但是不久她就懂了：妈妈的工作是伺候人，伺候人的人经常被人欺负。身上的青紫和鼻青脸肿让妈妈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厌恨。来东京会馆消遣的都是日本人，有军人、有政要、有商人。妈妈作为陪酒女郎，经常遭到客人的骚扰。日本人是占领者，对女人的拒绝尤其是战败国女人的拒绝格外诧异：居然还有不从的，你不从就别做陪酒女郎啊？但是妈妈不哭，玛丽娅也不哭。妈妈咬紧牙关坚强地忍耐着，玛丽娅也坚强地忍耐着。渐渐地，她不害怕了，所有妈妈去工作的夜晚她都不再惊怕得失禁和龟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了。昏暗中摇晃的黑影、莫名其妙的响动、风吹门窗的吱扭声、雨打树林的沙啦声，乃至野猫、野狗、老鼠、蝙蝠都成了她的朋友。它们一出现，她就说：“你好。”它们似乎也在说：“你好。”只是，玛丽娅不明白，妈妈和她为什么要这样？

    丸山还算是个怜香惜玉的好人。一次，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要强奸妈妈，遭到反抗后，用皮鞭把妈妈打得浑身是血。丸山把妈妈送进医院治疗，康复后说：“你能坚守到什么时候呢？日本军人直接效忠于天皇，地位高得就像日本的富士山，违背军人的意愿，连我也得受惩罚。”妈妈哭着说她再也不做陪酒女郎了，她要带着孩子离开这里。丸山问她：“找到新地方了？”看妈妈茫然摇头，又说，“你想把自己饿死啊？求我吧！”妈妈问：“怎么求你？”丸山想了想说：“算了吧，你不是一个能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就算已经求过了。”他安排妈妈去厨房做西餐师的助手。从此妈妈脸上身上不再有伤，也不必天天熬到午夜了。妈妈感谢丸山，对玛丽娅说：“没想到日本人里也有好人。”玛丽娅见了丸山，老远就用中国话喊：“丸爷爷好。”丸山也用中国话回答：“小家伙，你好。”玛丽娅听到丸山对妈妈说：“你要是想回德国，我可以放你走。虽然现在不可能再有德国舰船靠近青岛港，但你可以搭乘中国船或英国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去德国。”妈妈毫不犹豫地说：“谢谢，我不。”“怎么不呢？”“要等我就在中国等。”丸山好奇地追问：“等什么？”妈妈不说。丸山又问：“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妈妈摇头。

    妈妈不等人，妈妈等的是人的一道命令。据说命令应该从德国最高军事机构发出，所以叫“最高命令”，只要命令传来，妈妈就自由了，就会迎来幸福的时光、美好的日子了。这是妈妈亲口告诉玛丽娅的，所以玛丽娅也在等，还会问：“妈妈，命令是什么？”“命令是一张纸，或者一句话、一个消息。”“什么是消息？”“一句话就是消息。”玛丽娅更糊涂了：妈妈在等一张纸、一句话。她见过许多张纸，听到过许多句话，但都不是妈妈要等的。妈妈要等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纸、什么样的话？玛丽娅有过无数次的想象和描绘：一张纸——白色的，不，蓝色的，不，红色的，不，黄色的，不，应该是彩色的。一句话——小孩的，大人的，女人的，男人的，悄悄的，高喉咙大嗓子的。但妈妈和她总也等不来，等来的都不是，怎么会都不是？

    1922年，日本人迫于国际压力把青岛交还了中国，许多德国商人重返他们原先经营过的“模范殖民地”青岛，“皇族资本”再次出现在姬路町即皇族街上。有个看上去跟妈妈很熟悉的德国男人来到妈妈跟前，说了许多话。而且有些话是针对玛丽娅的，那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给这孩子带礼物是因为我不喜欢她。”那人走后，玛丽娅问：“这个叔叔为什么不喜欢我？”“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他就不喜欢。”“妈妈，他怎么说了那么多话？而你等待的只是一句话。”妈妈说：“对，话越多越没用。我没有等来那句话或那张纸。”

    妈妈开始东奔西走，有时带着她，有时自己一个人去。她发现，只要妈妈去“皇族资本”就不会带着她。她问妈妈为什么。妈妈愤愤地说：“他们嫌弃你呗！不怕，有妈妈在，谁嫌弃都不管用。”一年后，妈妈的奔走有了结果：搬家。她们搬进了毕史马克街负一号。玛丽娅这才知道自己原本就出生在这里，出生后不久，房产就被日本人强占。妈妈忙来忙去的，就是向北洋政府辖下的胶澳商埠索要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负一号”。她成功了，她说多亏“皇族资本”的帮忙，多次派人跟商埠督办面谈。玛丽娅问：“妈妈，你终于等来了吧？”妈妈说：“不，这不是我要等的，不是。我告诉过你，我要等的是一张纸，或者一句话，而不是一座房子。”

    妈妈还在等，玛丽娅也就伴随着等下去了。这期间，妈妈在“皇族资本”得到了一份文秘兼打字员的工作，家中也就有了固定收入，而且不菲，温饱之外还有富余。玛丽娅上学了，胶澳童子学堂的住校生活带给她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成熟，是友谊。她有许多朋友，最好的朋友便是同班的王实诚。因为有一次她说：“我没有爸爸。”王实诚说：“俺也没有。”她说：“你有，你有爹，爹就是爸爸。”他疑惑地问：“后爹算不算爹？”“不算。”“那俺就没有。”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便自动凑到一起了：做作业，去食堂打饭吃饭，度过无忧无虑的课余时光。又有一次他问：“要是后爹比亲爹还要好，也不算爹吗？”她说：“你怎么知道后爹比亲爹好？”“俺亲爹不管俺，也不管俺娘，就知道去你们德国找他的相好。”她喊起来：“原来你是有爹的，你有两个爹。你姓哪个爹的姓？”“俺后爹叫张起，亲爹叫王济良。俺姓亲爹的姓。”“你应该改过来，哪个爹对你好，你就姓哪个爹的姓。”

    周末回家，玛丽娅把同学王实诚有两个爹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你出的什么主意啊，不管亲爹待他如何，他都应该姓亲爹的姓。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玛丽娅又说起他爸爸王济良去德国寻找相好的事，妈妈居然感动得哭了：“你告诉王实诚，他亲爹其实是个好人，能豁出一切去寻找爱情的人都是好人。我就不行，我本来也可以去寻找你的爸爸，但顾虑太多太多，让我寸步难行。”“太多太多的顾虑能告诉我吗？”妈妈沉思片刻说：“顾虑里头有‘国家’，有‘命令’，有‘身家性命’。”“什么叫‘身家性命’？”“就是你的命、我的命，还有你爸爸的命。”过了一会儿，妈妈又问：“王实诚家是不是很穷？他是不是穿得很破，是不是经常饿肚子？这孩子太可怜了。”玛丽娅问：“我可不可以带他来家里玩？”妈妈说：“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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