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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济良跑过了小镇，紧急中没忘了朝两边的房舍看看，希望看到吉娜，也希望吉娜看到自己。突然他大喊起来：“吉娜，吉娜！”他喊叫着跑过小镇，看到追兵离自己已经不远，赶紧拐向原野。一条河流奔腾而过，冲下来一些红色烂泥，堆积在他面前。他扔掉行李卷，跳进烂泥，连滚带爬地扑向了河水。水流很急，转眼就把他冲向了入海口。追兵停下了，烂泥与河水阻挡了他们。他们朝着那个迅速远去的小黑点儿放了一阵枪，回马走向海岸线，顺着海流的方向巡逻而去。逃跑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被海水淹死，或者顺流而下再爬上岸来。在没有看到他的尸体之前，他们不会放弃，这是命令。

    王济良当然不会被淹死。他扑向水就是因为充满了对水的信任。水把他带到了子弹打不着的地方，又在他疲倦至极时将他送到了可以休息的岸边。他在一座礁崖下回过神儿来，想回到小镇继续寻找吉娜，但走了很久也没看到小镇，有些疑惑：是不是走错了方向？登上一座高岗眺望，却看到了一个帆樯林立的地方。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走了过去，在一条两边都是房屋的街道上打听，才知道自己来到了不来梅港。

    追杀他的人估计他会来这里，早就暗中埋伏等待着他。王济良也知道此地不可久留，想折回去，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前后突然出现了许多人，有戴黄色圆盔帽的骑兵，也有戴黑色礼帽的“皇族”人。他忽一下钻进一条小巷，朝前跑去，前面是墙，墙下堆积着一些汽油桶。他踩上汽油桶，翻过墙去，一阵狂奔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人群里，这群人正在朝码头走去。他伙在里头躲避着随时都会射过来的枪弹，左顾右盼，发现追他的“黑色礼帽”就在十来步远的地方，而唯一能够救他的也还是海。他跑起来，飞快地来到码头上，一头扎了下去。

    然而，不来梅的海似乎并不想挽救他。直上直下的石砌的码头在入水之后突然横逸而出，他情有独钟的石头这一次却毫不留情地碰伤了他。他头破血流，一阵晕厥，浮在血红的水面上挣扎了几下，“咕咚”一声沉了下去。

    王济良醒过来时，已是五天以后。他发现自己在船上，船在航行。有人进来，看他醒了，惊叫着跑了出去。片刻，又有人走了进来，居然是辛格船长。

    原来“泰晤士”号货轮来到了不来梅港。辛格船长想去中国，但去中国必须到船籍港办理远洋手续。“泰晤士”号往来于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港和德国的威廉港之间，船籍港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爱丁堡港为了方便英国轮船，在英轮众多的德国不来梅港设有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那天，已经办好手续的“泰晤士”号做着启航前的准备，几个水手正在绞动锚链缓缓地提起大铁锚，突然看到王济良跑来跳进了海里，下去后再没见他浮出水面，立刻报告给了辛格船长。船长说：“你们是要我亲自下水把他捞上来吗？”水手们赶紧顺着锚链溜下去潜入了海底。那些“黑色礼帽”眼看着他们把王济良救上了船，自己却不能随便上船。德国法律规定：靠岸后的外国轮船等同于外国的土地，拥有不被侵略的权利。要抓人就得持有写明犯罪事实并由警署盖章的逮捕令。就在他们派人飞速去办理逮捕令时，辛格船长下令开船，“泰晤士”号提前驶离了不来梅港。它将开往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圣彼得港，那里的管事来电报说，有一批运往中国青岛港的钢铁和用于纺织的机器零件等待着它。

    王济良不仅撞破了头，还撞坏了脊椎骨，躺了一个月才能起来走路。这时候，满载货物的“泰晤士”号已经驶过赤道，正在向好望角挺进。他已经无法再去德国继续寻找吉娜了，只能随船回国。就像上次乘坐“泰晤士”号一样，他勤快地做起了水手兼清洁工应该做的一切，每次见到辛格船长都会想：俺该怎么报答这个人呢？他救了俺的命，还收俺在船上供吃供喝。又走了一个多月，王济良从梦中被人吵醒。有人告诉他：已经看见了防波堤，青岛到了。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直到口干舌燥得无法开口，王济良才喘着气瘫软在椅子上。他的怯懦和可怜越来越夸张了，不是故意的那种，而是一种情不自禁地强调，颤抖的节奏也是说话的节奏，每个起伏都代表着伤痛和隐忍。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如果我还想采取同情“皇族”的立场，还想跟麦克斯以及“五人调查委员会”保持一致，就应该告诉自己：记者，尤其是《华报》记者，不仅可以骗人，也可以置可怜与流血于不顾，冷漠地对待一个生命的悲剧。不错，是悲剧，一朵浪花在它未干枯之前可以回归大海，却不能回归激溅起它的那片水浪。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想在那么辽阔的德国找到一个名叫吉娜的女人，你傻不傻呀？没有永固的海，没有不变的浪。

    我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劳顿也站了起来，一句话不说，走向了审讯室的门外。但是他的神情就像一张一合的嘴巴正在表达一切：不满，不满。不知道对谁不满。我看到一个职业警察的眼睛搜寻着门外的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厅和楼梯，还有顶棚、墙壁和地面。审讯室在一楼，上面和地下都是牢房，缺少光线的阴森里，出现在阶梯平台上的铁栅窗洞格外醒目。劳顿停下了，望了望窗外云遮雾罩的天空和身边旋转而上的楼梯，冲两个疾步走过的狱警“哈罗”了一声。狱警走向审讯室，把王济良押出来，朝地下牢房走去。劳顿朝我使了个眼色，跟了下去。我们从未到过牢房，第一次看到昏暗的走廊两边那些潮湿的充满霉腐气息的间隔里关满了人，每个间隔一至五人不等。王济良是单独关押的，在把头的拐角处，这里看不到别的囚犯，别的囚犯也看不到他。牢房十分简陋，除了铺着一些粘连在一起的发霉的麦草，几乎一无所有。屎尿的气息扑鼻而来。劳顿抚摩着铁栅门，摸了一手黑红色的锈灰，拍着手说：“人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走。”再次经过走廊时，两边牢房的铁栅门上扒满了人，一双双或凄楚或乞求、或愤怒、或冷漠的眼睛就像一盏盏明暗不同的灯。突然有人喊：“外国人，我×你妈。”狱警佯装不知道是谁喊的，仰头寻找着，蓦地轮起警棍，狠狠砸在那人抓着铁栅的手上。那人惨叫一声说：“外国人的妈不能×吗？他都×你妈了，你还护着他！”我们快步走出监狱，冲着天空大口喘气。劳顿问：“那人刚才喊什么？”我说：“德国人占领青岛十七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十六年，现在又有美国军队的驻扎，留下许多罪孽，他在控诉。”劳顿说：“又是来自殖民地的抗议，我见得多了。应该告诉他，世界史就是一部殖民史，落后国家的遭遇必然如此。”

    落日的凄艳让天地变得格外深邃，海仿佛第一次展示了它遥远的寂绝，默默地在无可依凭的空幻里推波助澜。风的脚步有些疲倦，歪三倒四地走过马路、走过树冠。一只喜鹊喳喳叫着，飞到监狱圆形塔楼的尖顶上去了。劳顿期待地望着我说：“回夏日旅馆，我们喝一杯。”我感觉他好像有话要说，但我还是拒绝了：“不，今天中午刚喝过。”他拍了一下额头：“哦，我忘了，你是要去找玛丽娅。”我点点头，觉得如果我现在不能去见她，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像忽视空气一样忽视她，我会有这种令自己寝食不安的忽视吗？劳顿又问：“那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不是说喝酒吗？”“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我要去找米澜女士，知道我会对她怎么说？”“不知道。”“我会说你很性感，但如果性感不被人欣赏，那就跟海上没有航船一样。你猜她会怎么说？她会说我们不会是黄鼠狼吃鸡吧？”“你连这个都知道？”劳顿哼哼一笑：“当然。中国人，不要自以为深奥难懂。我对你们的了解，你是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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