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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皇族资本”的存在而命名的皇族街在1914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后改名为姬路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又更名为兰山路。我自然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心里亲热地叫它“皇族街”。比起小时候看到的皇族街，如今这里已是又脏又乱了，人多，店多，车多，垃圾多，路面坏了也不修，马路牙子蚯蚓一样曲扭着翻起来，好几处都断了。下水道的铁质井盖没有一处是完备的，肯定早就送进兵工厂变成了枪炮子弹，深深浅浅的井上覆盖着烂草席或者烂木板，有的干脆什么也不盖，就像城市的黑眼睛无奈地望着飘过烂云败絮的天。歪七扭八、伤痕累累的行道树还没有发芽，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想想小时候，这里干净得一尘不染，安静得能听到蝴蝶扇翅的声音，偶尔会有德国人从石条铺成的人行道上走过，戴着高筒礼帽，拄着亮闪闪的金属的文明棍，妇人和公主们的裙子拖在地上，地上的清洁和裙子的清洁是一样的。而我，一个中国小孩，怯生生地跟在父亲后面，好奇而羡慕地望着他们。父亲是莱茵河牛肉店的雇员，负责把一份份切成方块的新鲜牛肉送到喜欢享受牛排的德国人家里。他剪了辫子，穿着老板为他特制的黑色燕尾服和领子浆得笔挺的白衬衣，细脖子上打着蓝色领带，以此为通行证，每天都在欧人区走家串户。他会骑马也会骑脚踏车，但为了表示对德国人的尊敬，他情愿不计苦累地走来走去。他喜欢带着我，因为据说这样我就可以受到西洋文明的熏陶。后来父亲又把我送进了魏玛小学，这是一所德国孩子才能上的小学，除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我，只是觉得父亲本事真大。所有羡慕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父亲本事真大。

    好在皇族街的建筑依旧，都还是德国人的风格，阳台、拱廊、塔楼、罗马柱、偌大的绿色盔甲帽，浪漫而华丽的各色装饰就像土地本身一样凝固在飞驰的时间里。尤其是傲岸的“皇族资本”，右边是圆形的两层，左边是六角形的三层，中间是方形的五层，一律用赭色花岗岩砌成，结实得就像万年不坏的城堡，庄严而优雅、怀旧而稳健，就像一个有着世袭爵位的贵族，既有忍不住的炫耀，又有死硬的不肯丢弃传承的保守。德国人把他们与生俱来的风度和气质融化在建筑艺术上，就算他们早已远离而去，“模范殖民地”依然发挥着“模范”的作用。

    我穿过马路，把脚踏车靠在行道树上，走向“皇族资本”的大门。门柱前后、台阶上下，都站着警察，往上看，阳台和塔楼的窗洞里也有警察的影子，枪都架着，有步枪也有机枪，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再看对面，我的天，依然是德国式建筑的三层楼顶上，足有一个班的警察趴在上面，枪管直对着街面和皇族街的两端。戒备森严是可以想见的，但没想到会如此紧张。我被拦住了，一个警察厉声让我走开。我说我是来“皇族”办事的，我要进去。一个西装革履、打着红领带的中国人从门厅里出来，打量着我盘问起来。我如实奉告：来历、身份、目的，还拿出证件让他看，发现他还是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就把“皇族”和《华报》的关系也说了：“其实我就是‘皇族’的人，我来这里跟走亲戚是一样的，不信你去问问里面的人。”红领带去了，一会儿出来说：“什么亲戚，没人认识你。”我说：“可我认识他们的人。”“谁？”“玛丽娅。”“哪国人？”我傻了，居然没向锦章问清楚。我说：“外国人。”红领带冷笑一声推我离开。我又说了许多，但没有一句是起作用的，只好硬往里闯。红领带掏出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想找死啊？”

    我只好离开，骑着脚踏车朝前走去。我对调查受挫并不沮丧，无非是多一点儿曲折、多费些功夫。在香港干记者，被人拒之门外的时候多了，早已经习以为常。我来到斐迭利街的邮政所，拨通了锦章医院的电话，回答说锦章不在。又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请他告诉我玛丽娅的联系方式、住址、年龄、相貌、国籍，等等。大概是守着太太的缘故，锦章支支吾吾的，只说了她住所的地址，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我匆忙挂了电话，回身就走，一出邮政所，就见一个戴眼罩的独眼大汉立在门外，手里操着一根木棍，另有一个歪戴着礼帽的黑衣汉子正在搬动我的脚踏车，不远处是一辆封闭的三套马车。独眼大汉问：“你是‘皇族’的人？”看我点点头，又说：“你过来一下。”我看他脸色黑冷，独眼里含满阴光，没敢过去：“有什么事？为什么动我的车？”“阎王爷想见见你。”独眼大汉说着一步抢过来。我撒丫子就跑。他们喊着“抓贼”追过来。我对地形的熟悉挽救了我，等他们追上来，离我只有几步远，抡起的木棍就要够着我的头时，我拐向了汉堡街。前面不远就是警察局，我大喊一声：“救命哪！”警察并没有被我喊出来，但我身后的追杀却倏然不见了。

    我余悸未消地回望着身后，伫立了半晌，心说：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皇族”的人？到目前为止，在青岛我只向“红领带”亮明了我的身份和意图，他和警察一样，应该是保护“皇族”的，怎么一转眼又使出人来要弄死我？

    我来到警察局门口，说是来报案的。守卫用电话通报后让我等着，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被一个学生模样的小警察喊进了门厅。椭圆的门厅右首横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小警察歪靠到椅子上，问道：“怎么了？”我有点儿累，坐了下来。他说：“让你坐了吗？”我赶紧站起，把刚才的经历说了。他朝上翻着眼睛说：“你说有人用棍子打你？伤呢？让我看看。”“幸亏跑得快，没伤着。”“那就是抢了你的钱？”“也没有。”“一没有被抢，二没有受伤，来这里叨叨什么？走吧！”不得已我又亮明了身份。小警察仔细看了我的记者证，又听我说起“皇族事件”，突然直起腰说：“坐吧。”我笑笑，没有坐。他只好也站起来跟我说话。我期待的就是这种效果：来自香港《华报》的大记者，总不至于连一个青岛小警察也镇不住吧？小警察问：“你是要为‘皇族’说话呢，还是要为中国人说话？”我说：“你希望我为谁说话？”小警察说：“这个说不来。我就是想提醒你，你要是向着‘皇族’，可千万要小心点儿，有人要杀‘皇族’的人。”“我谁也不向。”“那人家为什么追你打你？”看来这小警察还不好对付。我笑笑，自己坐下，也让他坐下，又问起“皇族事件”的经过，小警察摇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这个小当差的知道什么？”

    我说：“死了多少人总该知道吧？”“有说几个的，有说十几个的，还有说几十个的。”“实际有多少，警察局没有统计？”“‘皇族资本’正在解散，有的回国了，有的辞职了，有的失踪了，到底把谁抛进海里喂了鲨鱼，谁也说不清。警察局年前就变成了警察部队，忙着阻击共军呢，顾不上那么多。你是专门来的记者，现在就靠你破案了。”我又问：“凶手是谁？”“没抓住怎么知道？”“如果连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抓？”“倒也是。”“据上海的报纸说，暴徒不杀光头，有这回事？”“有，你最好也剃个光头。”我说：“我是来寻求保护的，能不能派几个警察跟着我？”“这个你得给我们队长说。”“队长呢？”“在前线。”“我算是白来了。”小警察说：“也没有白来，你总算知道警察是靠不住的。留在青岛的警察只有一个排，都调去保护‘皇族资本’了，也就是做做样子，不能让人家说发生了那么大的凶杀案，国民政府的警察视而不见。”小警察送我出门，小声问：“先生，你是中国人吧？”我没好气地说：“你从哪里看出我是外国人了？想问我是不是假洋鬼子就直接问呗！就是又怎么样？总不至于连警察也要消灭我们吧？”“那是，那是，不过嘛……”他犹豫着半晌不语。我期待着，却听他吞下了后半截话，干干脆脆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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