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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是香港《华报》的记者。报馆之所以派我去青岛，除了我是一个青岛人，熟悉这座城市，还因为我是该报忠心耿耿的老人手。被调查的事件发生在“皇族”。“皇族”是一家老牌的德国贸易公司，总部在不来梅，香港有它的经营分支机构：一家船舶公司和一家贸易行。青岛的“皇族”也是分支，叫“皇族资本”，感觉是一个金融组织，事实上它的经营范围要大得多。据说青岛最早的德式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都跟它有关系，不是它承建就是它投资，“不来梅”号也是“皇族资本”制造并经营的一艘准军事运输舰。从1897年到1914年，德国人在青岛经营的17年里，最早出现在风景优美的青岛湾的，就有一条“皇族街”，街道的命名显然是因为“皇族资本”在这条街上。“皇族”在《华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它最大的股东，报馆派遣我去调查，自然就有自惜羽毛的意思了。

    我于早春二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从香港启程，坐“倚云”号先到了上海。我在上海没什么事，但“倚云”号有事，好像是接人。“倚云”号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私营的货邮两用轮船，用一艘英国造的驱逐舰改装而成，航速很快，虽然必须在上海耽搁一天，但比起其他邮轮来还是要快。船上的人纷纷上岸，我也不例外，心说：何不趁机去看看锦章呢？我们有三年没见面了。

    老朋友陶锦章是法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工作和居住都在法租界。我坐着洋车沿外滩走向市内，感觉已是世纪末的萧条了，很多商店都挂起了抛售货物的招牌，但顾客依然稀少，大概是招牌上又写着“只收银圆”的缘故。已经关门谢客的商店比比皆是。人们行色匆匆，不管是穿着讲究的有钱人还是衣裳破旧的穷苦人。逗留在街边静止不动的只有两种人：乞丐和好久等不来顾客的洋车夫。突然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拥挤在一家店铺门前，我问车夫那是干什么的。车夫说：“买粮的，现在只有卖粮的不拒收金圆券，政府强迫的。先生，你能不能不给我金圆券？”我说：“放心，我付你美钞。”车夫笑起来，脚步一下子轻快多了。法租界四周拉起了铁丝网，只能从切断了梧桐林荫道的栅栏门里走过去。我从洋车上下来，没走几步，就被戴着白色钢盔的法国警察拦住了。他用流利的汉语告诉我：要么我允许他彻底搜身，要么我离开这里原路返回。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三年前可不是这样。”警察利索地搜了身，又打开皮夹子记下了我的名字和要找的人，才放我进去。

    医院在租界的中心地段。锦章一见我，就从二楼窗户探出了身子：“喂，是若缺吗？”我正在踏上医院大门前的石阶，仰头一看，发现他的脑袋光溜溜的。我问：“头发呢？”他说：“等着，别上来。”片刻，他跑下来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箱。医院正在把一些设备运回法国，已经不接收病人了，大部分医护人员已经离去，留下来的也基本没事可干。我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知道此地不可久留。”锦章说：“我也知道，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想迈出那一步。”“你想去哪里？”“院方希望我跟他们去巴黎。你呢？”“没想好，总不至于连香港也沦陷吧？”“难说。”

    锦章先带我去他家见过他太太，放下行李箱，又带我去了拿破仑餐厅。偌大的装饰豪华的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锦章说：“过去来这里吃饭的都是富豪大亨，现在租界封闭了，谁来？上海滩的所有租界都用上了铁丝网的围墙。”我说：“几根铁丝就能挡住共产党的千军万马？外国人真可笑。”“不可笑，他们是想拦住暴徒。”“上海有暴徒？”锦章吃惊道：“你没听说过‘皇族事件’？”我愣了。锦章又说：“不光租界，你到那些外国公馆、外国公司去看看，墙上都架起了铁蒺藜，有的还通了电，挂了‘电死不赔’的牌子。门口和周围不仅有自家的保卫，还有政府派出的军警。人人感到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怕的倒不是共产党，是那些蛮不讲理的暴徒。”我没想到“皇族事件”会在上海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等我告诉他，我去青岛就是为了调查“皇族事件”时，锦章忽地站了起来。

    他说：“玛丽娅好像就在‘皇族资本’，你一定要去见见她，让她千万小心，必要时你要替我保护她。”“玛丽娅是谁？”“我在青岛市市立中学的同学，也是这些年唯一不能忘怀的故旧。”“怎么不能忘怀？”“漂亮呗，再就是……善良。”“你是有太太的人，还惦记着人家的美丽、善良。”“那是两回事，我迄今保留着她上学时的照片，还跟她有通信来往。”我说：“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青岛，看看她。”他摇摇头：“我给太太怎么说？能去早去了。”牛排已经上来。锦章坐下来要我“慢用”，又问：“你结婚了吗？”“这么大的事，我没告诉你？”“没有。”“那就是没结。”锦章笑道：“我把玛丽娅介绍给你要不要？”“别把你不要的让给我。”“我是没福气。”又说，“马奇主教，也就是我们医院的院长也要前往青岛调查‘皇族事件’，今天就出发。我也拜托他关照一下玛丽娅，最好能说服她尽快离开青岛。”“一个主教去调查什么？”“联合国邀请他参加‘五人调查委员会’。”“什么？你再说一遍。”

    现在轮到我站起来了，一边咀嚼一边说：“我得马上回到船上去。”我对“玛丽娅”毫无兴趣，我吃惊的是作为一个专门前去调查“皇族事件”的记者，对这个“五人调查委员会”竟然一无所知。联合国都要插手了，这么大的事，派我来的《华报》主编弗兰斯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透露给我？锦章说：“沙拉和汤还没上呢！”我说：“不用了。”锦章匆匆付了账，随我出来，路上叮嘱道：“到了青岛别忘了剃成光头。”“为什么？”“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上海的报纸说，暴徒不杀光头，在‘皇族事件’中，几个幸存者都是光头。”我说：“上海的记者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凶手在逃，国民政府和‘皇族’机构到目前都还没有对外公布过任何细节，连死人的数字都是模糊的。我去就是要全面、细致、真实地报道事由和经过，别听他们捕风捉影。”

    在锦章家取回行李箱时，锦章的太太正在客厅收拾东西。她把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到一个木头箱子里，一再地斟酌着：“要不要呢？丢掉就太可惜了。”锦章说：“可要是连这些瓶瓶罐罐都舍不得丢，十个箱子也装不下。再说了，还没决定去哪里呢，你瞎忙什么？”我说：“应该在最后一刻决定取舍，到那时就知道什么最重要了。”锦章太太说：“你们男人知道什么，一手忙脚乱，就丢三落四。不管去哪里都是要走的，早点儿做好准备心里踏实。”锦章解释道：“原本她是不想走的，说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亲戚朋友都在这里。‘皇族事件’一出来，不走也得走了。”锦章太太说：“你在外国人开的医院当大夫，人家能饶得了你？听说暴徒恨你们这种人比恨外国人还要厉害。”我说：“他是给人看病的，又不是汉奸走狗做了叫人家戳脊梁骨的事，你紧张什么？”锦章太太说：“不光阿拉

    紧张，全上海吃洋人饭的都是过了今天莫得明天的样子，那些天天说洋文做买办的更是吓得不得了，成百上千的箱子都排到码头外面去了。马奇主教在教堂布道时也说，上帝不想过问中国的事，因为局势发展到今天是有理由的。阿拉不走怎么行？‘皇族事件’就是个样子，要死人的。”我从挂在墙上的镜框里看到了锦章和马奇主教的合影，那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中年传教士鼻子尖尖的，用一双慈爱温暖的眼睛深沉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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