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乡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

    细雨淋湿的小城

    春天，我来到湘西小城凤凰。如果抹掉城外青山，那么沈从文的凤凰与汪曾祺的高邮实在没有太大区别，一样的乡土小城，一样的农耕风情，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文脉——从这样的灵秀之地走出沈从文或汪曾祺实在也是情理之中，内敛的，淡雅的，秀才式的，君子式的，还如同他们各自生活的小城，在水一方，安之若素。

    早春时节多雨，到处湿漉漉的，从吊脚楼上望出去，烟雨中的凤凰就松散地趴伏在沱江两岸，似乎稍大的一点雨水就可以将这些仄仄斜斜的老房子全部冲进沱江里。从无人的街巷里穿过，我去看沈从文，一路都是光滑的鹅卵石老街、挤挤挨挨的老屋、结满蛛网的雕花窗棂、藤蔓缠绕的青石桥。雨沙沙沙地，伴着我走过古旧的城池，是沈先生写在一些旧纸上的城池，磨得光滑如镜的石板道、凿成壁炉似的水井，井边放有竹筒做成的长勺，供人随意舀水之用，四周长满青苔及羊齿植物……包括沈先生打小就熟悉的武侯祠、大成殿、马王庙、药王宫、凤凰阁、玉皇祠以及那架设在沱江上的著名的廊桥，那是沈先生儿时看病的地方。最终，我停留在城南中营街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巷内，依稀，看到沈先生一身飘逸的青布长袍，还有苍白忧伤的面容。

    这场景与我半年前在高邮大淖巷、草巷口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那些幽深街巷正是汪曾祺少年时走过千百回的地方。在这里，时光是静止的，卖牛肉高粱酒的，卖茴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紫皮鲜菱角和鸡头米的，脆生生的，淡淡的甜。巷子内外，从前两旁对门开设的一些店铺，如烟店、米店、炒货摊子、茶炉子、澡堂子、香烛店、酱园，还有一家油面店，全是农耕时代的旧行当，市井生活温情的底子，一直没有离开，或者说没有离开汪曾祺的高邮。

    我看到了茶水炉子，就是老虎灶，现在上哪里找老虎灶？熊熊燃烧的火口里，烧的仍是粗糠，蹿上来红红的火头，茶水很快呱唧呱唧叫开了。在这条街上，可以找到只有高邮才能找到的小吃：捻捻转、地嗡子、洋泡泡，时不时给你一个猝不及防的惊喜。王家沙炒货店里，那些炒熟的花生、瓜子、葵花籽摊在竹匾里，喷香喷香，好闻的味道直往你鼻孔里钻。一旁的沙锅里，大铁铲子仍在热气腾腾地翻炒着；再就是晾晒在门外芦席上的萝卜干，晒过几个日头之后，一瓣瓣摊开来，跟橘瓣的外形差不多了，行人过往，眼馋得直想抓着吃。巷子深处，还有几家打芦席的妇女，盘腿而坐，一任苇眉子在她们指间跳着舞，她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织进心头的期待，此情只有孙犁笔下的白洋淀里有，高邮却仍然保留着，我不知道现在这苇席子还有什么用？

    逛得有点累，就进了一家澡堂子，不是浴池，也不是什么“南美水疗”的那样地方，就是老式的澡堂子。掀开门帘子，扑面而来的就是浓浓的澡堂子味，大师傅打着一个又一个热毛巾把子。有人在扦脚，我怀疑这个澡堂是地方为了附和汪曾祺，附和那些作家文人的怀旧心理而特地保留的，包括澡堂周遭这一片上门板的小店，你看看都卖的是什么：有带椒盐味的兴化饼子、酥酥松松的鸡蛋糕、崩脆香甜的大京果小京果、骨牌大小的潮糕——我都吃了，我还去游了高邮湖，在船上吃了鱼，到文游台登高，去盂城驿访古，往大淖去是想见巧云和十一子。当然，最主要是去南门街竺家巷汪曾祺的故居，我在故居旁找个小旅店住上一晚，想像少年汪曾祺一样穿街过巷，最好去找薛大娘买菜，上保全堂抓药，去连万顺打酱油，看王玉英做针线，到得意楼尝尝高邮双黄咸鸭蛋，再到陈小手家讨碗咸菜茨菇汤喝喝。

    这纯粹是一种梦想了，那晚在高邮，我其实连梦也不曾做一个，一大早就冒着淅沥的雨水离开了。就像现在这么一个落雨的早上，我过来看望沈先生一样。一样的幽静小城，一样的淅沥雨水，我的脚步情不自禁放轻，生怕惊扰了先生的好梦。时光还早，喧哗的旅游团还没出现，现在是凤凰最安静时分，我一个人从左厢房到右厢房，那房舍、物品、树木和花草，依稀还残留着沈先生的气味与呼吸。那把从北京运来的桌子摆在那里，《边城》就在这张木桌上写成，还有那把驮过他瘦高身躯的藤椅，以及蚊帐。我坐在有些摇晃的藤椅上，伏在斑驳的旧木桌上，一缕书香或者是墨香幽幽飘过。玻璃橱窗内，全是沈先生的旧书，发黄的旧书。伏下身来细细端详，有几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九八零年沈先生被黄永玉“押回”凤凰的照片，那是先生最后一次回到凤凰。黄永玉写道：“表叔懒懒地，不说一句话——”他静静地听民间艺人唱傩戏，那是小时候经常看的傩戏，他静静地哭了，两滴八十岁的泪水潸然而落，沉重地滴在岁月翻来覆去的手背上。

    赤手空拳打天下

    农耕小城，诗礼之家，孕育出了沈从文与汪曾祺，从他们身上，你嗅得出淡泊的草木之味，隐逸的君子之风——这当然与他们出生的小城、与出生的家庭有必然的联系。小城，纯朴天然的小城，唯美的情调与回忆伴随终身。而小康之家，不是大富大贵，也远离骄奢与豪阔，也是适合内敛的君子性格的培养——人其实是另一种草木，在适宜的水土中才可以生长出适宜的人群。像凤凰或高邮，只可以长出沈从文或汪曾祺，而不是成长出邵洵美与徐志摩一样。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与汪曾祺的祖上，都曾经一贫如洗，之所以挣得小家之康，全都是赤手空拳打下的天下。

    湘西自古是蛮荒之地，生存环境严酷，贪官污吏横行，强硬民风便出现，这是相辅相成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在官兵如匪的年代，只有做土匪才有可能找到活路或出路，所以民风强硬便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强硬民风又导致兵匪遍地、处处兵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寄附于此的一个奇特的职业在湘西凤凰出现了：卖马草，那么多的兵士与战马，马草的需求量特别大。

    在众多卖马草的孩子中，有一位叫沈宏富的男孩夹在其中，每日三筐，一个月结一次账，一次结九十筐，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的先人为宋代充军到湘西的囚犯，天天卖马草与囤兵频频接触，就有了当兵的想法。正好曾国藩在湖南各地招募乡勇，创建湘军，有一支便是由湘西乡勇组成的筸军，其中，多“深山雾谷寒苦之民”，皆蛮悍骁勇——凤凰本名镇筸，筸军就是凤凰人自家的军队。这支军队辗转湘西各地与太平军作战，有几人屡建战功被清政府提拔为提督，沈宏富恰是其中的一位，他成为曾国藩、左宗棠领导的湘军的一个得力干将，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总督，《清史稿》也为他记了一笔。这样一来，沈家就开始发达起来，由囚犯后裔跻身当地的上流社会，在沈家祖居地——凤凰乡下的黄罗寨，建造了漂亮的大宅院，后来又在凤凰城建造了一处全木结构的房屋，高高的封火墙，一处前院，院子两边还有为佣人建造的平房，大宅院并不大，而且也不张扬，不排场。

    房子建好后沈宏富并没有享到多少福，也许征战湘西身心俱疲，他在年轻时就因病去世，留下了黄罗寨和凤凰城各一处房子，还有一个守寡的妻子，却没有留下一个孩子。族人们商议，让同样没有孩子的沈宏富的兄弟沈宏芳在贵州买了一个苗族姑娘为妾，生下两个儿子，将老二、也就是沈从文父亲沈宗嗣过继给沈宏富当继子。沈宗嗣生下的孩子取名沈岳焕，也就是沈从文——少年沈从文在凤凰城的生活其实与少年汪曾祺在高邮的生活如出一辙。

    汪家在高邮算不上名门望族，只能说小有名气。汪家祖籍徽州，是徽商的后人，许多徽州老乡一道唱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七八岁，往外一丢”的歌谣，从徽州来到扬州做“盐票”。生意不行亏掉老本，祖先无法回家，只得落在扬州一带。汪家后人汪嘉勋不错，赤手空拳打天下，开药店，置田地，后来有田地两千多亩，虽说全是高邮北乡的草田，只是长草，但是好歹也是田啊，何况是两千多亩，汪家慢慢又恢复元气。汪嘉勋请了“田禾先生”代管乡下田产，他在高邮城里，主要精力放在两个药铺的经营上。逢年过节，“田禾先生”骑着毛驴过来报账，汪嘉勋坐在药铺里对账。两家药铺在高邮城里颇有名气，一家叫保全堂，一家叫万全堂，靠着两家药铺和两千亩草田，汪家成了高邮小城的殷实人家，三房子孙都添丁进口，一大片鱼鳞瓦老宅虽深处幽巷，却相当气派。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只能透过门缝嗅到青砖院子里幽幽桂花香气，也许还有书香——汪家是个读书人家，沈家当然也是个书香门第。换句话说，在乡土中国，只要家中有一点财富，谁不是钻山打洞地供孩子们读书？读书是他们出人头地的唯一指望。财富再多，也抵不上满腹经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对文化的仰望，给这个骨子里粗鄙的民族穿上了一件飘逸的青衫。

    书香门第

    祖先靠打仗创下一片家业，沈宗嗣习武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兵后不久，便决定结婚，因沈家在凤凰的地位，一下子竟有五六个本地姑娘都想嫁给他，当然，她们与他家都门当户对。据说相亲时，五六个姑娘一个个都花枝招展，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个田家女儿，从外国留学归来，刻意模仿外国摩登女郎做派，大家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这个姑娘，很显然，在当时十分保守落后的湘西乡下，沈家不可能选择这样的洋姑娘。在众多姑娘中，沈母一眼相中小家碧玉的黄英——黄英在一群姑娘中比较特别，她很本份，安安静静的，不多说话，一身旧旧的毛蓝粗布衣裳穿在身上，显得朴素而稳重。沈母说：“我不要好看的，我要能治家的，这个姑娘我要了。”黄英就被沈家留了下来，做了媳妇。

    可是你要是以为这个沈家媳妇老实又土气，那你就错了，她用一身旧旧的毛蓝粗布衣“骗”取了沈母对她的偏爱。她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姑娘，她果然如愿以偿，击败所有穿金戴银的竞争对手，做了沈家女人。其实她一点也不保守，更不土气，她从小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是凤凰城第一个剪去辫子的男人——文山书院院长。哥哥创办了凤凰第一家邮电代办所，还和黄英共同开办了凤凰第一家照相馆。黄英应该是凤凰第一位会照相的女子，她与黄宗嗣结婚后，一共生有九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长大成人的有三子二女。沈宗嗣一心想当将军，对家事和儿女从来不闻不问。他长得一表人才，浓眉大眼，为人豪放爽直，不缺少做将军的气概，可是却没有像父亲那样成为将军。年近三十，仍然驻守大沽炮台，并没有飞黄腾达的迹象。此时，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兴起，同年五月，八国联军陈兵大沽口。大沽口失守后，沈宗嗣在战乱中逃回湘西老家。这次回家，使他有了儿子沈岳焕，也就是后来的沈从文。

    在四岁之前，沈岳焕一直和祖母生活在黄罗寨乡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一个小胖墩。黄英是个有良好家教的女人，书院院长的女儿，自然不会放松对孩子的学前教育，她的教育方法就是“学会认方块字会有糖吃。”小小的岳焕自然很高兴，认字对他来说是很轻松的事，从来不会感到为难——他常常一手写字，一手从祖母手里接过各种各样的糖食。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认出了近千个字，这在当时落后封闭的湘西山村来说，是件令人惊奇的事。寨子里一个个能打虎猎豹的男子，全都是目不认丁的文盲。

    如果说沈从文的文脉源自母亲，那汪曾祺的文墨则源自父亲汪菊生。这个在金陵读过书的男子爱乐成痴，因为衣食不愁，又读过书，就成天在家吹拉弹唱，还亲自到苏州采购乐器：笙、萧、笛、琵琶、月琴、胡琴、扬琴，甚至唢呐，几乎无所不包。他的兴趣太广泛了，凡文艺范畴的他都想涉及，后来又迷上画画。他的画没有师承，就是和一个画画的和尚过从甚密。和尚名字不好听，叫铁桥，在苏州邓尉山一个寺庙里待过，汪菊生后来画画就在画下盖一印章：邓尉山僧。他画了一阵子花卉，后来专画菊花。当时扬州一位专画菊花的画家，画菊花以朵论价，每朵大洋一元。汪菊生求他画一套菊谱，二尺见方的大册页子，他画了满满一册，不知花去了多少大洋。别人看了直吐舌头：“这样的玩法，高邮小城几人玩得起？”汪菊生不在乎，卖田卖地买菊花，乐在其中。他是个巧慧之人，元宵节扎花灯，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六月里真荷花还要动人。清明时节糊风筝，他糊了一只蜈蚣风筝，粘上鸡毛做蜈蚣脚，飞上天还会打滚，把高邮人看得目瞪口呆。汪曾祺打小就是他的跟屁虫，听他吹箫，看他画画，再陪他放风筝，还听说他早在学校就是个运动员，踢过足球后卫，玩过撑竿跳高，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才子才女再加书香门第，从这个门第里走出来的人，多半是才情过人、风度翩翩的文人雅士。

    逃学威龙

    凤凰城有了新式小学，沈从文开始发蒙读书。一个能读书的孩子，又生于富贵之家，按理说应该很爱读书。可是一直到小学毕业，沈从文却是个逃学大王，而且撒谎成性。

    每天早上，沈从文提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放着几本书，像模像样地走出家门去读书。这时候他知道妈妈的视线就在背后，他走得不疾不徐，一副听话的好学生的样子。一出了街巷，家人看不到他了，他就露出调皮捣蛋的本性，马上坐到地上脱了鞋子，然后撒腿就跑。有时装模作样去学校点个卯，然后开溜。有时候连老师的面也不见，直接就到外面去玩。他就是个野小子，在学校和家庭之间两头撒谎，时间一长，终于被父亲发现。沈宗嗣一心想让这个孩子能像祖先那样当将军做提督，可是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从小撒谎，而且逃学成性，简直让他气疯了。有一次在城外找到玩疯了的沈岳焕，回家一顿暴打，甚至冲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砍了你的手，让你这个没记性的还如何玩？”菜刀高高举过头顶，沈岳焕吓得大哭。家庭与学校的双重体罚没让他驯服，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情绪——似乎也怪不得沈岳焕，小城凤凰是那么有趣、好玩，你让他这个小小的孩子，如何能将枯燥刻板的古文读下去？

    当年的凤凰城，在沈从文眼里，就是个精彩的世界，不是划龙船就是唱傩戏，要不就有斗鸡或赛狗。每日上学经过的路上，各类奇奇怪怪的店铺就让他痴迷：有专门售针的针铺，一个苍老的老人，永远在门前低头磨针。有伞铺，伞铺大门开得好大，十几个学徒一起在制作油纸伞，五颜六色的纸伞像山花一样开满了店堂。伞铺隔壁是皮靴铺子，一个胖子总在店里面绱鞋子，一到热天便露出一个老大的肚子，像怀孕八九个月的妇人，肚子上长着醒目的一撮黑毛，他五大三粗像个杀猪佬，却能做出秀气如红菱的女鞋。再往下去是肉铺，桌案上新鲜的猪肉被利刀剁开时，那些肉还在微微颤动。肉铺过去是米铺，驴子在拉磨，它被人蒙了眼睛，永远在那里围绕着石磨在转圈，沈岳焕每次经过都替它着急。

    一直走下去更有趣，一家扎纸店兼出租花轿，一到清明或冬至，店堂里摆满了纸扎的冥品，白面无常鬼、阎罗王，阎罗王长着一张蓝脸。还有花花绿绿的金童玉女，沈岳焕越看越怕，越怕却越想看，一直看到天黑，看扎纸老人在鬼脸上贴金、敷粉。间或，也弯一些路去看染坊。染坊在沱江边，踩布的场面看起来有点惊心动魄——先将一匹布卷在一个圆木上，再将它放到一个有槽的石板上，身强体壮的苗族汉子双手扶住墙壁上的横木，轮番用力辗动，半匹布碾压得平平整整。踩布人是悬空的，沈岳焕看着看着，心也悬起来。这河边还有屠宰场，杀牛、杀猪也杀狗，刽子手手艺好生了得，再强蛮的壮牛，他三下五除二就大卸八块。

    作为逃学大王，汪曾祺儿时经历与沈从文如出一辙，旷课、逃学是经常干的事，而迷宫一样的街市也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他和沈从文一样，也许所有的孩子全都是这样，放学先不忙着回家，什么都感兴趣，路边那些布店、酱园、爆竹店、烧饼店、竹厂、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车匠店——银匠铺子专做银饰，老师傅小师傅在模子上你来我往地敲打老半天，变戏法似的敲打出一个小罗汉。画匠店，看画匠们在玻璃匾上画红红绿绿的“家神菩萨”。还有箸草算卦的摊子，那个人端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面前一把青青箸草插在木桶里，等着人上来算卦，据说他算卦很灵验——这些农耕生活的细枝末节日后都成为故乡的滋味或回味，永远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门

    十八岁出门远行，对沈从文来说，是这样，他向往外面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对汪曾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都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书籍为他们提供了想象空间，书籍如同飞翔的翅膀，让他们渴望飞出流水故乡。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门，世界在他的面前豁然开朗。

    汪曾祺就是因为偶然间打开一本书《沈从文小说选》，急不可耐地要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要去拜见心中的偶像沈从文。而沈从文呢，当年他顺流而下来到上海，然后北上京城，就是无意中打开狄更斯的一本书《双城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人生，就这样被一本薄薄的书彻底改变了。当然，这一切全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就像他在不知不觉中，生活发生了惊天大逆转一样——有一天父亲突然失踪了，一失踪就是很多年。母亲领着他们几个孩子，家境开始逐渐衰败。沈岳焕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父亲沈宗嗣失踪是刺杀袁世凯失败，逃亡他乡。为什么要刺杀袁世凯，到今天也是个谜，如此胆大妄为的举动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它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让沈家败落，连乡下的田地都卖了还债。而就在这时候，沈岳焕二姐死了——丈夫生死不明多年，女儿意外早逝，大儿子耳聋眼瞎，黄英经历了人生一系列重大变故后，开始变得麻木起来，开始看淡了世事。看到没人管的沈岳焕成天在外野得不成样，就让他辍学去当兵，家里也无法再供他上学读书——沈家祖上就是靠当兵找到了一条出路，对凤凰男人来说，当兵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五，俗称鬼节，沈岳焕和母亲到河边去祭奠河鬼。他捧着一只木托盘，里面放了水酒和白肉，母亲手里提着一些纸钱，两个人默默地走到河边。夏天刚刚过去，河水有点清凉，母亲在河滩上点燃了纸钱焚烧，沈岳焕将酒浇到火焰上，后来他吃掉那些白肉，脱了衣裤一个人在河里泡了两个小时。到天黑回到家，母亲忽然拿出一件长衫说：“换上，再穿上新鞋新袜子，我送你到亲戚家去。”沈岳焕心里一惊：“去做什么？”母亲说：“你去了就晓得了。”

    沈从文就这样“落草为寇”，以杀人为业，这样的日子让他生不如死。好在时间不长兵营解散，在家混了一段时日。那时候家境一日不如一日，父亲仍然没有消息，家里一点田产全都卖光，只剩下这座小院。母亲到处放口风要卖房子，沈岳焕在家度日如年，最后还是在做警察所长的五舅帮忙，在芷江为他物色到一个收税员的工作。

    其实在芷江沈岳焕还有个姨夫——熊捷三，他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七弟，曾做过第一届国会议员，后来归乡养老，顺便帮着熊哥看守这片公馆。他是芷江大人物，却与沈岳焕过从甚密，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沈岳焕的七姨夫，还因为他与沈岳焕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写诗。沈岳焕每日结束工作后，就来到七姨夫家。七姨夫手捻胡须在那里埋头做诗，而沈岳焕便守在一旁看书，或者帮着七姨夫出谋划策。一旦诗做成，沈岳焕总是第一个读者，两个人在一起商谈哪里不押韵，哪里典故用得不对。一直改到满意后，沈岳焕才帮姨夫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

    熊公馆是一片偌大的宅门，有三进三院，布置得精巧雅致，到处植有奇花异草，两边房檐下，挂满了风鸡与腊肉。有一次沈岳焕帮忙清理仓房，发现杂物中有陈年的金华火腿、美国奶粉和冬虫夏草、东北熊掌之类名贵物品，还有大量文物古玩，都是过往官员的赠礼。沈岳焕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对他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客厅楼上那个安静的书房，那个书房钥匙就挂在熊捷三身上，熊公馆任何地方都可以让人随意出入，唯独书房不可以。沈岳焕只进去过一两次，那里面有很多书，在一个大书箱里，沈岳焕得到了一套林纾翻译的小说。整整一个漫长炎热的夏天，沈岳焕就坐在清凉的熊公馆里读完了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名作《双城记》，一个由文学构成的奇丽世界就像一轴画卷，在他眼前徐徐展开：世事的难窘、人生的凉薄、困境中的世家子弟的挣扎、小人物无畏的倾轧与少年人的迷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一扇门在他面前开启，那是一扇文学之门，让他窥探到人生的瑰丽与心灵的辽阔，他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朝这扇门走去，一生的职业也就在这个夏天确定。

    乡土抒情诗

    “端午又快来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开会，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入水。天保恰好在那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故参加的就只傩送。十六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到了搁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把船拖入水后，各人上了船，燃着鞭炮，擂着鼓，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

    这是沈从文《边城》中的文字，写端午的文字。不知道是出于偏爱还是嗜好，沈从文对民俗节日情有独钟，特别是端午节。读他的小说，你可能轻易找到写端午的文字：“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起点，税关前作终点。”“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许多人从这鼓声中，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悦。住临河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有所盼望的，也莫不因鼓声想到远人。在这个节日里，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也有许多船只只合在半路过节，这之间，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事哀乐，在这小山城河街间，让一些人铺事，也让一些人皱眉。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那黄狗汪汪地吠着，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

    端午成为中国人的民俗节日至少有数千历史，汪曾祺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端午节使得平凡的生活有一个切入点用来做情感的慰藉或者宣泄，在汪曾祺笔下，鸭蛋成了端午节的主角，特别在高邮这样以双黄咸鸭蛋出名的小城，对端午节的看重并不亚于沈从文的湘西。在汪曾祺笔下，端午的鸭蛋其实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他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他曾写过一篇随笔《端午的鸭蛋》，详尽地描绘了高邮的端午风情：“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是的，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凤凰有，高邮也有，只要在中国，过端午都是这样，但是还有一样是高邮独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这是端午节，也是乡土中国的抒情诗，沈从文与汪曾祺被称为“风俗画作家”，在他们笔下的故乡风俗画里，端午节日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也正是在这片积淀丰厚的乡土上，慢慢成长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作家，这一个个乡土节日，在他们眼里，从来都是最优美的农耕之花，最迷恋的乡土之爱。

    水

    端午赛龙舟肯定在水上，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文字也都在水上，湿淋淋的，水滴滴的，像从水里捞上来的墨水点似的小蝌蚪。据说，张艺谋曾经考虑过要把汪曾祺小说搬上银幕，他读了《受戒》，也读了《大淖记事》，更读了《黄油烙饼》和《故里三陈》，他琢磨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他说：“我长在大西北，那里是干旱缺水的地方。而汪老生活在水乡，作品里全是水，我始终拍不出水的感觉。”

    虽然张艺谋和汪曾祺合作不成，但是张艺谋对汪曾祺作品的精髓倒是深切领会，只有一个字：水——水是汪曾祺的灵魂，水也是沈从文的魂灵，两位大师在一片漫天大水中相遇，涓涓流水渗入他们的血液，滋养他们的艺术生命，所以我们在他们的创作中总能嗅到一片袅袅水汽或泱泱水意。所以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乡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是这样的，水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水成了他们的生命，不管是有血有肉的肉体生命，还是精气凝成的艺术生命，都与水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这么说，一条滔滔不绝的文学长河，都是在水边完成的，像那部最早的《诗经》，最牵引你目光的便是那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水的魅力无法抵挡，因为这一片水，满纸方块字都似乎随水灵动起来，荡漾起来。读汪曾祺的作品，耳边就传来流水清音，这水声不是怒卷翻滚的惊涛拍岸，也非是疑似瀑布的飞流直下。这水声是潺潺的、涓涓的，是船桨轻拔水面带起的细细波纹，是石下清泉的汀汀和淙淙，一如汪曾祺的文字，一如汪曾祺的心境——他就这样说过：“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我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流水之笔而写雄奇大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

    汪曾祺说得好，“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京杭大运河沿着高邮城边逶迤而过，城里许多窄窄的小巷尽头就是运河，在河水里洗菜，在河水里濯足，在河水里游泳，有水码头停靠着无数的船，装货的，卸货的，那水声就不断地响起——吃的也离不开那些弯弯流水，后来汪曾祺笔下那些怀乡美食，多半也是从水里捞的：茨菇、菱角、莲蓬、螺丝、蚬子、蒌蒿、虎头鲨、昂刺鱼——包括高邮著名的咸鸭蛋：“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这样一个水边长大的水伢子，他提笔写作怎么能离得了水？在《我的家乡》一文中，他说：“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出我家所在的巷子南头，是越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我到一汤、二汤、三垛，都是坐船。到我的小说《受戒》所在的赵庄去，也是坐船。我第一次离家乡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汪曾祺这样，沈从文更是如此：“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的小说，往往从水开始：“雨落着，一共七天，河水涨大了。”这样的语言仿佛在辰水沅水里清洗过，或者说它干脆就是清亮的水滴。“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些都是被清水清洗过的文字，沈从文说：“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水，是灵动的又是浩大的，水构成了沈从文与汪曾祺生活与生命，水滋养了他们的艺术生命。

    天上起云云起花

    “天上起云云起花”，沈从文笔下的一句民谣，也是一句诗。民间最朴素的话语，往往就是诗。诗和歌是连在一起的，歌是诗的源头，诗是歌的果实，诗就是歌，歌就是诗，诗歌从来都是根植于民间，诗心肯定也孕育于民间日常之中，刹那间的火花飞闪，诗歌便诞生了——他们没有笔只有嘴，诗歌在民间从来都是以唱相传，优美记忆是唯一的媒介。

    沈从文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民谣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很早便融入他的创作，是因为湘西民谣早就融入他的血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青春与激情，这是维系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能力，是生命本身赋予的神秘莫测的能量——这样一来，情歌事实上就成为民谣中最优美动人的部分，如爱情是生命之花一样。一位国外艺术大师说：“一切歌谣的炉灶都是情歌来烧热的。”情歌永远是歌谣中最灿烂的美艳之花，对于沈从文的湘西来说，说情歌只是书面语，他们的歌声张口即来，所有的吟唱都与爱情有关，就像短篇小说《萧萧》中记录的这一首：

    天上起云云起花，

    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

    娇妹缠坏后生家。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娇妹洗碗碗重碗，

    娇妹床上人重人。

    在沈从文笔下，奇情、美景从来都水乳交融，风情是华美外衣，民谣是优美点缀，那些奇异的民谣，像生长在深山的野花，有一种野性之美，有一种蓬勃的天然的生命力量，如同那些生长在月光下、雨水中的天然草木一样，它们不需要浇灌，不需要施肥培育，它们就是山川与大地的一部——在小说《雨后》，我们读到另一首神奇的民谣：

    大姐走路笑笑的，

    两只奶子翘翘的，

    有心用手摸一摸，

    心里只是跳跳的。

    这些野花一样自生自灭的民谣，很多都是沈从文亲自采撷。为了创作，他曾致信给表弟印远桂，让他帮忙收集民歌。沈从文后来说：“表弟在湖南是当兵，近来是中士了。以前我在十三区清乡司令部当上士时，他还在军法处当护兵，在做护兵时代，他得了那种浪漫无边际的方便，就学得无数的山歌了。不过这一次所抄的歌，却是他的同班的士兵帮了忙，笔迹不一样，行式也不整齐，有些是用文章格每格一字规规矩矩地写好的，有些则一片糊涂，若非得村弟帮我认识，虽我对于地方的俗话是非常熟习，也无从读下。”“抄来的歌，计有四百多首，感谢小表弟同其他副爷的殷勤，这些歌儿竟能凭他们的笔——是怎样幼稚的笔呀，塞到我眼底来，差不多每一首都足以使人生颇大的感动，差不多每一首都能拿去打动一个乡下少男少女的心，不过在我这方面见了这么多爱情的补药——”沈从文称这些民谣情歌为“爱情的补药”，他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以懋琳的笔名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还将其中的一部分改写成现代诗歌，然后记录在《边城》中：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

    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

    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

    你大神，你大仙，排驾前来站两边。

    关夫子身跨赤兔马，

    尉迟公手拿大铁鞭！

    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

    张果老驴得坐稳，

    铁拐李脚下要小心！

    民谣化身现代诗歌，给《边城》的流水之美添上一笔诗歌之韵。民谣就是诗的节奏歌的韵律，汪曾祺巧妙地把沈从文的绝技拿了过去，在小说里大肆铺陈：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他有时候就直接抄袭：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汪曾祺只是动了几个字，他直接把沈从文的好东西拿来成为他自己的，他不管湘西与苏北民风不同，民谣有本质的差异。虽然同为广义上的南方，但是苏北高邮更接近地理上的江南，它显现出的清丽与纯朴，其实就是流水江南。江南有江南的风情，江南有江南的韵味，《受戒》里记录的这支民谣更能代表江南风情：

    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

    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

    这更是小桥流水的江南，雪白的六瓣头的栀子花，姐家门前那道弯弯的青石桥。沿着驼背拱桥走过去，就是沈从文和汪曾祺心心念念的美与爱的故乡。

    《边城》与《受戒》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如同《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一样，两篇抒情乡土小说都带着淡淡的哀愁——边城茶峒也是，所有的哀愁皆因为这片寂寞的山水，也因为那个美得令人心碎的翠翠。

    我跋山涉水来到这遥远的边城，就为了看摆渡的村女翠翠，就如同我到《受戒》故事发生地庵赵庄，是为了看小英子一样。翠翠比小英子更灵动、更透明。

    翠翠姑娘让我有一种对南方的迷恋与缠绵，她其实就是古典或流水的美丽化身。美丽一词用在她身上也显出脏相——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她是诗歌或者说是古老的梦境，也许只有湘西才能孕育她，任何人工的雕饰与形容都是一种伤害，她甚至也拒绝欣赏。

    很多年前，在一篇散文中我这样写道：“你划一只乌篷船渡洞庭过潇湘直达边城，你就可以看到翠翠了——江南的女孩子都是翠翠，她们是不老的，头插栀子花站在大月亮底下，永远美好地对你微笑。”我的文笔拙劣而且做作，自然远不及沈从文：“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人隔岸招手过渡，翠翠一跃而上撑船拢岸。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和翠翠坐在石岩上晒太阳。有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站在船头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头上，目送这些走远了，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学母牛叫，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做新娘子。”

    我就是沿着这条叫酉河的流水一路走来，一路青山秀水，每一处风景都耐人寻味：青山下几间瓦房，水湾里两叶小舟，或一块丑石三五野花，就好像专为旅行者欣赏而故意生成那样。在长长寂寞的旅行中，时光是静止的，只有寂寞的流水与青山永恒相伴。最后，来到一处古渡旁，对岸山崖上有“边城”二字，我有过一刹那恍惚，依稀记起沈从文的句子：“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棓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

    这是《边城》里的一幕，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个爱情悲剧。但是除了悲剧结局之外，我却能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爱意、一种美的情怀，一种善的情意。小说里的人个个都是美的，代表着健康完美的人性，这是一个纯朴自由的桃花源，美丽纯洁的翠翠，正直忠厚的祖父，顺顺和他的儿子，豪放的天保两兄弟，各自按着命运摊派到他头上的一分子自由，自在地在这片水土上生活着。在这里，人情是美的，人性也是美的，一切都像这弯清清流水，或流水旁的落了又开的花草一样。人，其实也就是自然的花草啊，他们随四季随年轮开了又落。与《边城》相比，《受戒》的现实感要强一些，这里很少有恶的东西，巧云和十一子差点被打死，可锡匠们集体游行请愿，又把恶人赶跑了，巧云和十一子如愿结合——就像一个被撕破的口袋又给补好了，又是一个完美的充满希望的乡土，这也是沈从文追求的是人性美，“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汪曾祺似乎更加向往这种自由生活的和谐、情趣和美，他是那样热爱着流水上的故乡，这一切与沈从文极其相似，如同《受戒》和《边城》极其相似一样，两个故事同样氤氲着袅袅水汽，同样的老年男子领着一只孤雏，同样是青年男女的爱而不得。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但她喜欢的是十一子。她和邻居姑娘媳妇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在小说的结尾，作家设问：“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没有犹疑，斩钉截铁，否极总会泰来，幸福是可以预期的，巧云的等待不再如翠翠般无望，等待只会使幸福在期待中更加甜蜜。但是，生命最本质的，比如孤独、隔膜、生死，却是无法化解的。不能化解，汪曾祺便逃得远远的，使他的审美世界变成不染一丝尘灰的世外桃源。尽管他一直延续了沈从文清淡明丽，却少了些许深沉与凝重，这也许就是不同的童年境遇铸就的审美情趣差异，沈从文更愿直面人生的悲苦，并分析生命的意义。而汪曾祺不愿过多承受人生的磨难，留住的只是生活美好的瞬间。这样说来，拿《边城》与《受戒》作对比，好比拿美与爱作对比，拿慈悲与善良作对比，这是并行的两条钱，你如何能分得出高与下？

    夭夭的女孩子

    翠翠、萧萧、三三或夭夭——沈从文笔下有一群灵动少女，或媚惑，或妖娆，像仙狐跳跃在繁花满树的枝头，如山鬼出没在雾气缥缈的山涧，神出鬼没的，亦真亦幻的，像月光下一树落花，美得令人平心静气，美得让人灵魂出窍。

    真的会有湘西女孩子叫萧萧或夭夭？我不相信，湘西的山民怎么可能给他们青草一样自生自灭的女儿取上如此出尘脱俗的名字？萧萧的只能是湘西春夜那些淅淅沥沥的夜雨吧？夭夭的只能是凤凰山间东一枝西一枝的野桃花吧？这般妙极了的名字多半是沈从文的臆想，带着丝丝幽雅或缕缕文气。沈从文其实没有错，湘西那样女儿难道不是透明清亮的夜雨或火红灿烂的野桃花？名字可能是沈从文杜撰，但是我们能看出一丝一毫的虚假吗？你只会觉得真实，只会觉得，湘西的女儿，除了萧萧或夭夭，他们还能叫什么名字？你让那些撑船或割草、采花或望月的女孩子叫张爱玲或叫宋美龄？这都是俗不可耐的，她们命中注定就是叫萧萧或夭夭，三三或翠翠，她们是鲜活的不老的，她们是永恒的不朽的，她们的生命就是艺术的生命——这并非是沈从文的笔多么了不得，是她们一直在湘西的雾里和水边，只是沈从文偶然从那里经过，恰巧在那里与她们萍水相逢。

    当然，沈从文的笔也是了不得的，不是魔笔也是绝笔——反正是神来之笔，他神笔一点，一些女孩子就笑着闹着跑出来：“这是一个女孩子，把她那长发散乱的美丽头颅，靠在这年轻人的大腿上，把它当做枕头安静无声的睡着。女孩子一张小小的尖尖的白脸，似乎被月光漂过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头黑发，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为材料，由盘踞在山洞中的女妖亲手纺成的细纱。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张产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以及颊边微妙圆形的小涡，如本地人所说的藏吻之巢窝，无一处不见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眫眼，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神同魔鬼合作创造了这样一个女人，也得用侍候神同对付魔鬼的两种方法来伺候她，才不委屈这个生物。”这已经不是平常的女孩，她在沈从文眼里接近于女神，他总是把他爱的女人当做女神：“女人正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身边，一堆白色衣裙遮盖到那个修长丰满柔软温香的身体，这身体在年轻人记忆中，仿佛是用白玉、奶酥、果子同香花调和削筑成就的东西。”

    但是神曾经也是人的，神的内里也是凡夫肉胎，她的美在于纯朴与天然：“头顶上是蓝分分的海样的天，压下来，然而有席棚挡驾，不怕被天压死。女人说：‘四狗，你把我压死吧？’也像有这样的同心，到后可同天一样，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死人的。四狗得了些什么？不能说明。他得了她所给的快活，她得的更不是四狗通常解释的快乐两个字。四狗给了她一些气力，一些强硬，一些温柔，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陶醉，醉到不省人事。天气还早，不是烧夜火的时候。雨早不落了，她还是躺着，也不去采蕨。”这样纯朴的女孩子才有人气，她还有从人上升为神，也许她刚刚开始恋爱，恋爱中的女孩子总是任性的、痴情的，“四狗不再吃莓了，用手扳并排坐的人头。黑色的皮肤，红红的嘴，大大的眼睛与长长的眉毛。四狗这时重新来估价。鼻子小，耳朵大，下巴是尖的，这些地方四狗却放过了。他捏她辫子，辫子是在先盘在头上，像一盘乌梢蛇，这时这蛇挂在背后了，四狗不怕蛇咬人，从头捏至尾。”

    把女孩子写得至情至美、惟妙惟肖，这是沈从文的魔力之一，汪曾祺追随沈从文多少年，他的笔也沾上仙气，“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姐妹俩长得很像，性格不同。大姑娘很文静，话很少，像父亲。小英子比她娘还会说，一天咭咭呱呱地不停。”这是《受戒》里的小英子，“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皠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酸疼。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这是《大淖记事》的巧云，她们是高邮的小英子和巧云，也就是湘西的翠翠或三三，她们都是夭夭的女孩子。从某一角度上说，湘西的美、乡土的美，美就美在这些萧萧的、夭夭的女孩子身上。女孩子的花，就是乡野上的花。

    一串美丽的脚印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是《受戒》中的一个画面，女孩子一串美丽的小脚印，不但把那个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也把全中国汪曾祺读者的心搞乱了。

    你无法想象汪曾祺那透明的、湿润的情怀，那就如同初恋少年揣着一颗青蛙般扑扑跳动的心灵在期待那个“挎一篮子荸荠”的小姑娘回眸一笑。一切那么美好，叫人忘掉尘世烦忧，所有生之忧愁全都不复存在，全世界只剩下这一对在水边相爱的少年。相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少年是多少美好的生命一段，在柔软的长满青草的田埂上，那一串美丽的脚印，或者称为脚丫，“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你想想看吧，这么美丽的小脚丫，一连串的小脚丫，每一个脚指头就是花朵的一瓣，它们合拢在一起，就是一朵花呀，一串小脚丫就是一串缀满花朵的藤蔓，缠绕在少男心间。他是小和尚，小和尚也要爱，只要有春风一起，这些花儿全都要开呀，春天是花季，谁能挡得住花的开放？就如同谁能挡得住春天的脚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以我们才会听到这样爱的对白：“‘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你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这是天籁之音，像草上清露或高天流云，这样的美与爱几乎遍布在沈从文的字里行间，你几乎不用寻找，随便翻开他的任何一本书，你都能找到这样的文字。或者换句话说，沈从文的文字全都是这样美的爱的文字。

    三年前，我曾经带着几本沈从文的书走遍湘西，我想找到《雨后》那一对恋人的采蕨之地，也想找到《神巫之爱》那些头缠花帕的村女献身神巫的神圣之地，最后我找到《月下小景》那个古堡，沈从文在小说中这样写：“一派清光洒在两人身上，温柔地抚摩着睡眠者的全身，山坡下是一部草虫清音繁复的合奏。天上的那片新月，似乎在空中停顿着，长久还不移动。幸福使这个孩子轻轻地叹息了。他把头低下去，轻轻地吻了一下那用黑夜搓成的头发，接近那魔鬼手段所成就的东西。远处有吹芦管的声音，有唱歌声音。身近旁有斑背萤，带了小小火把，沿了碉堡巡行，如同引导得有小仙人来参观这古堡的神气。”这神秘的爱的箴言与殉情，好像只属于大山深处的民族，而在汉人身上鲜有。后来我还到过梅子溪，就是萧萧差点沉潭的那个地方，但是婆家不舍得把萧萧那么一个好劳力轻易沉潭，所以萧萧逃过一劫。但是在《巧秀与冬生》中，巧秀妈妈天玉和那个黄罗寨的打虎匠相好，她就被沉了潭，沈从文说：“伤风败俗的人一律都沉在梅子溪河口那个深潭里，这是洞庭溪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天玉是心甘情愿的，她爱他，她早就想以死来殉情，她死心已定并不求饶，甚至也不见难过。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湘西的天蓝得沉重而压抑，高天上白白的月亮像一个窗口，让人在漫漫长夜看到一丝光亮，天玉雪白的身子也是漆黑夜晚的“月亮”——她被八个汉子举在头顶，一路举到溪口，上了一只小船，划向溪水最深的深潭。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于心不忍，开口道：“巧秀娘，冤有头，债有主，你心里明白，好好地去了吧。你有什么话嘱咐，就说了吧，我代你做。”小寡妇难过一会儿，方朝着漆黑一团的堤岸低声说：“告诉三表嫂，让她做点好事，巧秀就托付给她了，小心不要让人捏死我巧秀，她就是我的命哪……”男人们听到了，都默默无言。

    小船已摇到潭水最深处时，七八个男人在黑暗中互相望了望，然后弯下腰来，抬起那个雪白的青春的绑着石磨的女人身体，然后共同爆发出一声低沉的“嘿哟喂！”，将她掀到深潭里，“哗啦”一声巨响，深潭溅起一片水花，撞碎了潭水里一轮安静的明月。月亮一软一软的，最后又复归一个满圆，好像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惨烈的沉潭，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幕只是一个梦境。

    如果说这是梦境，也是一个噩梦。我更喜欢汪曾祺笔下那仿佛天生的、灵动的、自然也是美丽的花辫似的小脚印，那才是美的爱的梦境。

    花花草草

    清晨早早醒来，我赤脚踩着吱嘎作响的吊脚楼地板，缓缓推开竹编窗帘，用一根竹竿撑起来，我就看到了窗外的凤凰城，陈旧的凤凰，画在旧纸上的水墨：瓦檐上积着露水，一只懒猫睡在那里，三朵五朵茉莉花开得很忧郁。难得一见的太阳温暖地照耀，是初升的太阳，青山还是黛色的，沱江两岸人家的板房让太阳镀了一层金，吊脚楼下的流水像丝绸一样抖动，一叶扁舟桨声咿呀，几只黑得发青的鱼鸦默立船头……

    在这种的绝美之境长大的沈从文，他提笔写作绝不会忘记这片美丽又哀愁的山水，他喜欢这里的山川草木雨雪霜露，还有坛坛罐罐花花草草。他建国后不写小说，就专门研究那些花花草草的服饰，铜镜、瓷器、织锦等。汪曾祺嘲笑他这是“抒情式考古”，他也不争辩。他和汪曾祺一样，不是那种气吞山河式、黄钟大吕式的男子。他们是婉约的、古典的、小桥流水的、花花草草的人。在他们的笔下，山川草木，花花草草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这样的文字看了让你感动并且感悟：“小溪谷里生长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崖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再从溪里把花捞起。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洄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

    汪曾祺与沈从文一脉相承，也是写花草的高手。或者可以这样说，他的笔下从来都是花花草草。你可以把它拔高到人间草木，但是所有的草木全都是花花草草的植被，它们全都在竹篱旁或山坡上自生自灭。只有遇上沈从文或汪曾祺，它们才上升到美学层面艺术层面——“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家的后园有棵紫薇，这棵紫薇有些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假，它就开起了，真是‘繁’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有几瓣，只有碎碎叨叨的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许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真是生动极了，任何时候看，你都会看到那些繁得不得了的紫薇花，开疯了，疯得像一群疯丫头，而另一处的栀子花，则像个野小子：“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什么东西入眼入心，都不是偶然的，都能见一个人的精神气韵。对山川草木花花草草的兴趣，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他是热爱生活的，他也是，他们对生活中的美从来不会漠不关心，汪曾祺说过：“与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小温，小小的温暖，片刻的欢愉与清新，这是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他们的原因吧！

    在凤凰

    在湘西橘子园，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从橘子园里闲闲走过时，看到了穿蓝衣的大娘，还有炊烟、篱笆和菜园子，筑着鸦巢的村头老枫树，以及鸡啼。鸡啼到最高潮时分，雨停了，村子里家家炊烟升起来，乳白色淡蓝色奶黄色的炊烟从各家屋顶上安静地升起来，为什么炊烟的颜色如此不同？我知道是燃料不同的缘故，有的人家烧青蒿，有的烧稻草，有的烧树叶——没有一丝风，炊烟笔直地上升，站在农家旅馆木窗前我看呆了，闻到了炊烟中的粳米饭和梅干菜烧腊肉的香气，口水都要流出来。这顿晚餐我连吃三碗，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胃口。真的，我都不想走了，就在这里安家吧，这山这水这人家，多么温暖——”

    我为我的这段文字陶醉，这样唯美的文字完全受着沈从文的诱惑，生活一地鸡毛，需要文字给予我们温暖与抚慰，这是沈从文和汪曾祺受人追捧的理由。他们的笔惊人的一致，从不写脏，遇到脏的、污的就一笔带过，他们把笔停留在美的爱的地方，停在有光明有温暖的地方，即便这爱即将死亡了、殉情了，仍然是唯美的、温暖的：“但到了秋天，一切皆在成熟，悬在树上的果子落了地，谷米上了仓，秋鸡孵了卵，大自然为点缀了这大地一年来的忙碌，还在天空中涂抹了些无比华丽的色泽，使溪涧澄清，空气温暖而香甜，且装饰了遍地的黄花，以及在草木枝叶间敷上与云霞同样的眩目颜色。一切皆布置妥当以后，便应轮到人的事情了。”这是《月下小景》，这是死亡的铺垫，引导着读者一步步走向爱的天堂：“两人同往常任何一天相似：在约定的中午以后，在这个青石砌成的古碉堡上见面了。两人共同采了无数野花铺到所坐的大青石板上，并肩地坐在那里。山坡上开遍了各样草花，各处是小小蝴蝶，似乎向每一朵花皆悄悄嘱咐了一句话。向山坡下望去，入目远近都异常恬静美丽。长岭上有割草人的歌声，村寨中有为新生小犊作栅栏的斧斤声，平田中有拾穗打禾人快乐的吵骂声。天空中白云缓缓地移，从从容容地流动，透蓝的天底，一阵候鸟在高空排成一线飞过去了，接着又是一阵。”

    生，在纯朴的青山间，死，在唯美的爱情中，这样的人生没有遗憾。对他们来说，生是美的，如同春花；死，也是美的，如同红叶——不过是从人间到天堂的时空转换，所以湘女们从来不会害怕死亡，还有比这更美的人间吗：“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这是《边城》中的一景，在湘西，处处都是这样的天堂：“向对河望去，但见千山草黄，起野火处有白烟如云。村落中乡下人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稻草，傍附树根堆积，无不如塔如坟。银杏白杨树成行高矗，大小叶片在微阳下翻飞，黄绿杂彩相间，如旗纛，如羽葆。又如有所招邀，有所期待。沿河橘子园尤呈奇观，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天上星子，远望但见一片光明幻异，不可形容。”

    离开凤凰的那天的，雨一直在下，南方的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雨水将我阻止在从文故居内，哗哗作响的雨水道出了我的满腹心事，雨挂在老屋天井里，像麻丝一样织成密密的帘子，零乱的花草让雨打得东倒西歪。眺望雨中的凤凰，一脉古典情怀和源自民间的乡土芬芳在心头氤氲，还有一种对凤凰的情欲，像野草一样在心头疯长——是的，是情欲，那是对凤凰迟暮死心塌地的迷恋。也真的感谢这场不期而至的雨，它让我稍稍平静下来，让我在凤凰的雨里静静地体味一种古典与唯美的韵致。当然，雨中的凤凰有点暗淡，有点陈旧，所有的湘西的古镇老村都有些显旧，但我喜欢这些散落在辰水、沅水、酉水之旁的古村落，爱它寂寞的陈旧的容颜。像曾经美艳如花的女子在岁月长河中日渐形容枯槁，用杜拉斯的一句话就是：“比较起来，我更爱她备受摧残的容貌。”在群山背后，在那些古镇老村之间，我看到先民们对人生的精细与诚恳，他们淡定从容，从不敷衍了事草率马虎，所有创造都围绕着耕读渔樵的理想家园。我的湘西之旅像是回家，没有一点陌生感觉，那些庭院篱笆、青草牛羊、铁匠和篾匠、古桥与老屋——所有的一切我是那么熟悉，寂寞地走在熟悉又陌生的湘西，我想我是回到老家了。

    南方老家其实无法回归，故园只能存放在沈从文这样的游子心头，我只能在寂寞的黄昏写下这些寂寞的文字，在被秋风吹得散乱的宣纸上抵达凤凰苍凉的故园。其实，所有幽暗寂寞的故乡，也大都就在发黄的旧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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