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是2006年考取的博士研究生。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我发现他是一个在学术上具有科研潜力、研究思路新颖，勤奋好学，并不断积极探索，为人诚实、善良的学生。当时，我正在主持南京大学“985”二期科研项目《近代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发展转型研究》，董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在研究中担负了重要工作。在从事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现代城市规划的城市，民国时期的南京不仅在城市规划方面建树颇多，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现代化发展中也独树一帜。我们决定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市建设做进一步的系统梳理。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影响，城市却成为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动机。自晚清始，中国历届政府所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均发端于城市，并以城市为圆心，逐渐影响和推动着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截至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前，全国范围内除传统之政治都市外，业已形成上海、无锡、苏州、常州等若干新型经济城市。而这一现象自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愈发明显。国民政府把建构现代中国的基点立足于城市，并希望以西方城市为摹本，旨在建设若干现代化的新型都市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为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全国的城市建设，甚至不惜使用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对一些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建设进行干涉，由此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性质、方向和规模，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数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并为时下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提供了知识背景的最初来源及方法借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南京城市发展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这些研究往往集中在南京市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具体到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角色、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作为，乃至民国权力斗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乃至普通市民对城市现代化的认知，学界有关这些内容的研究尚没有展开。
实际上，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在于政府的主导性。本书论题的选定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意在系统梳理1927至1937年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政府和政治因素，再现当时作为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受政治和权力影响的复杂性，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进一步丰富民国城市史乃至整个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当然，在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选题能够有助于“在过去的基础上理解现在”，这也是本书选题的现实基础。（（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选题的最终确定，我们还有进一步的考虑。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现代特征，各大城市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千差万别，西方知识的外在影响、政治机构的宣传动员、经济组织的分工协作、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都发生了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改变。而当时各个城市发展的组织主体、建设思路，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城市建设的判断和认识也各不相同。要想对整个民国城市建设情况做深入探讨，必须对每个个案进行实证研究。这样的论文选题有助于今后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正是本书选题的价值所在。在作者努力下，论文做得也是比较成功的，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及。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视野开阔。本书虽然研究南京，但入题却从上古城市产生开始，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的政治性而非商业性的特点。随后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城市规划设计的表达、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首都建设中的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建筑艺术与近代革命文化象征表现等历史现象进行阐释，展示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别与西方的特征。这些抓住了民国城市建设中若干矛盾、现象的根源和本质。同时，与一般城市史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对南京城市现代化成效的探讨，而是关注了对城市建设有巨大影响的南京同中央政府和相邻江苏省政府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南京的物理空间，不如说是物理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交织。从更广阔的维度理解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别具体地方的转型变迁，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多元有趣的视角。就此而言，作者走到了同行研究的前列。
第二，具有扎实的史料和文献基础。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莫过于实证研究，只有让史料说话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尽最大能力从各地搜集抗战爆发前十年南京城市建设的原始材料，其中不乏学界从未运用过的文献史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台湾“国史馆”所藏各部、各相关单位档案和各种档案资料汇编，以及广泛利用了各种报刊资料、地方志、调查资料。可以说，本书在原始资料的运用上是处于目前学界领先地位的。正是依靠这些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证，言必有据，事皆可证，本书对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的研究全面而系统。
第三，是研究方法较为可取。南京城市建设涉及方面众多，既事关城市规划的制定、政府主管机关的设置、建设方案的决策、地方法规的出台、相关人事任免的取舍，也包含城市工业、经济、人口、交通、环境、卫生、教育、救灾和市容市貌等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要想真正揭示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的内在特质不能面面俱到，而必须抓住城市发展的主要线索和本质特点。本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不仅对南京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领域进行了详细考察，更将城市发展放置到了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去看待，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转型在城市变迁这一场域中的体现，并通过考察南京首都建设，使之成为折射战前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见本书“导论”第5—6页。）从而归纳出以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发展道路。再如，城市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变过程。基于这一点，作者也尝试从社会普通市民的视角探讨“市民眼中的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究竟对市民意味什么？”等问题，从市容改造入手，采用社会学研究常用的自下而上的分析趋向，通过考察城市拆房筑路的社会认知、社会的集体反抗和政府机关的危机应对，揭示了城市史研究中以往所不为人重视的社会层面。这种敢于尝试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而这种尝试也是成功的，对于深化学界对城市现代化的认识是可取的。
最后，本书在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抗战爆发前南京城市现代化的建设绩效进行了中肯评价。历史著述要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离不开客观公正的判断。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的理论指导，将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通过国家、政府和社会对城市建设的三个不同视角的考量，突破了以往城市史的研究框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挖掘了南京城市发展建设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意蕴，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一个城市史研究的新颖视角，也是一个全新的评价标准。
成功的博士论文要有好的选题，好的做法。董佳的论文达到了预期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我们呈现出民国城市史研究中一个全新、独具特色的个案，也可以为当前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正是有鉴于此，我认为本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此外，我了解到，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董佳已经申请到了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课题，这对涉入学术殿堂不久的青年学者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也是对本书选题价值的一个肯定。祝愿董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取得更大成绩。这是导师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的基本目的，也是一个导师对学生的真诚祝福。
朱庆葆
2013年12月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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