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调队创建初期的经历

    赵友年

    一、区调队的几个基地或大本营

    区调队是地质部门流动性最强的队伍，很长时间没有稳定的基地或大本营，区调人在工作中日复一日地过着高度流动的生活，即便是冬季收队的时候仍然常常居无定所。

    ▲成都旅馆

    1959年末，成都旅馆成为甘孜区调分队第一个大本营，说它是个大本营是因为它仅是一个临时集聚的场所，供调入甘孜区调分队的人员到此报到。随着调入人员的增多，逐步增加租住房间，人员到齐后，在旅馆的二楼共租住了四到五个房间。每个房间有四到六张床和一张小桌子。每个人的床位都不是很固定，桌子多给画图的人员使用，其他人大都趴在床上办公。借来的许多资料与图书，也堆放在床上或地板上。人们七手八脚忙忙碌碌，在这里编写了1960年度的1：100万区调设计书，洋洋数十万字。人们进餐多在底楼旅馆食堂、附近的地质局招待所食堂或到处“打游击”。有时去斜对门的“晋阳楼”吃山西水饺，到玉带桥吃米凉粉或到西玉龙吃山东烤馍。分队在这里共待了三个多月。

    成都旅馆是个五层楼的四合院式建筑，现在已经没有了，原址在文武路与草市街的交叉处。

    ▲康定二道桥

    康定二道桥位于康定城北，它是雅拉河上第二道桥，故名。二道桥因有个温泉洗浴场而闻名遐迩。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就驻扎在二道桥附近的山坡上。当时，甘孜区测分队缺乏行政资源，四川省地质局托甘孜地质队代管区测分队的财物，因此，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甘孜区测分队的大本营。队上给了甘孜区测分队几间平房，作为住宿兼工作的场所。但甘孜区测分队在这里驻扎的时间并不长。当时，苏联区调专家戈尔金来康定指导区调工作，前后不足一个月。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

    1960年10月和11月，甘孜区测分队陆续收队，队伍集中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位于成都市西安中路北边的三洞桥，对门就是王建墓遗址。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的位置虽说在一环路之内，但在当时却处于城市的边缘，它的四周都是农田，望出去一派田野风光。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大院宽阔而幽静，里面排列着二层楼单元式建筑。甘孜区测分队租住了一个单元，内有五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安排了几张床，住宿办公都在一起。甘孜区测分队在这里驻扎了四至五个月，编写完成了1960年度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以及1961年度区域地质调查设计。

    ▲新津县

    1961年3月中下旬，根据四川省地质局的指示，以甘孜区测分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3月至9月期间，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没有固定的基地，直到10月份才确定为新津。10至11月陆续收队，队伍集中在新津县基地。基地地点据说是原新津县检察院的旧房，原来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子，位于县城的中心。房子不多，最里边有个小天井，天井的后边及左右各有两间瓦房，墙壁与地板都是木板的。党政工团各自占了一间，另外两间是绘图室。天井前边是个大客厅，水泥地板，足有60到70平方米，从野外回来的四个分队的人，各占领四分之一，客厅地板上大多铺了地铺，夹杂一些老式桌子，就是办公桌了。我回队后再也找不到地方铺地铺，夜里我就把地铺铺在绘图室，天不亮我就起来把铺盖捆绑好放在一边，一个多月谁也不知不问我睡在哪里。直到有一天半夜一位绘图小姐进绘图室时踩到了我的脚，我一声大叫，惊动了所有人，此后队领导才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回队更晚的人更找不到住处，有的住县政府招待所，有的住学校等等，在寻找住处方面，他们各显神通。

    行政与后勤办公室不够用，队里只好在县城的北门外临近岷江边找到两排草房，其墙壁由竹片编织，四面通风。

    我们队在新津县居住了约半年，在这里编写了1961年度1：20万与1：100万的区调报告。

    ▲南江县文庙

    南江县文庙，是1961年南江第三区测队基地，后来成为广元第二区测队一分队后勤基地。

    南江县由于是“通南巴革命根据地”而享有盛名。南江县的县城在那时很小很小，直径大概不足200米，位于南江河西岸的一个小平原上。临近抵达南江县城时，公路突然转了一个小弯，县城就尽显眼前。“好个南江县，走拢才看见，公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这是南江县委书记1957年发表的散文——《红色的南江》（载《人民文学》）里对南江县当年的写照。出南江县城东门，小船摆渡过南江河至东岸，再爬上一个陡而高的山坡，之上是一个开阔平坦的台地——这就是文庙所在的地方。文庙也称孔庙，过去是科举考试的考场，或是先生教书的地方。当时，供奉孔老夫子的大厅尚在，还遗留一些砖木结构的平房。在其间开阔的平地上，新盖了两排以木头做支架，竹篾做墙壁四面通风的房子。这些就是第三区测队的人员当年办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广元县河西：

    1962年，国家遇到空前的经济困难，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上级的要求，队上精减下放了许多在职职工。当时，队领导执行政策时可能有些过激或比较随意，将几乎全部工人及部分行政人员、部分中专毕业生和少数大学毕业生精简回家。因此，地质队伍大大地瘦身，人数骤减了一半多，工作任务也大大精减了。1962年5月，四川省地质局将队伍进行了合并，原来的第三区测队整体及绵阳队的部分人员被合并进来，仍叫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胡正纲、郝子文、廖升学、李小壮、廖光宇、崔维良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当时上级下达的任务也大大减少了，只有“南江幅”与“广元幅”两个1：20万图幅，因此，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从新津县迁往广元县就势在必行了。

    广元县河西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距广元县城7.5千米，距广元火车站3.5千米，虽然有公路，但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往返皆靠步行，理发、洗澡、寄信等都要步行进城办理，十分不便。队部的房子原来是做什么的至今我也没弄清楚，都是单砖瓦房，泥巴地板，与农民的房子没有什么不同。四周都是农民的土地与住家。所有的人，上至书记队长下至普通职工都一律是办公室兼作卧室。房子不少，但很分散，河沟的南边山坡上有五栋20多间，后来在河沟的北边山坡上找了更多的房子。河沟的南边与河沟的北边，房子相距约一千米。每逢下雨，到处泥泞不堪，行路艰难。夏季，蚊虫集聚，防不胜防。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党政管理机关，化验室、岩矿鉴定室和地质资料室等都在这里。一分队驻南江县文庙，二分队驻广元县朝天，一年四季都常驻该地。二区测队在广元共驻扎了约三年半，1965年开始迁往罗江。

    ▲罗江东山

    这是区调队第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基地。罗江本来是个县，行政区划调整时，改为德阳县的一个区。罗江历史悠久，三国时叫雒城。《三国演义》里的许多故事的出典在这里，我们到达罗江时，罗江城的城墙、城门、白马关上的白马、落凤坡上的庞统墓、张任庙里的张任塑像、金雁桥等都还完好无损。

    随着“南江幅”与“广元幅”两个1：20万的图幅完成，工作区南迁，广元县河西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显得比较偏远，因此，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基地于1965年南迁罗江东山。

    罗江东山，位于罗江城之东，绵远河东北岸，东山山高不过100米，居高俯瞰，罗江城及罗江盆地尽收眼底。罗江东山山顶是一层白垩系白色砂岩，地质上被称为“卧龙砂岩”，其土地荒瘠，不适耕种。在那个时代，建筑是不能占耕地的，因此，罗江东山的荒凉却成为难得的建筑之地。东山山顶上原来有个荒废了的寺庙，没有了香火但房舍还很好，地质部西南石油局第二物探大队把它作为基地。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基地，由自己建设，都建在寺庙背后的山脊上。开始队里所建房子都是平房，大小不一，方位也是杂乱无章、横七竖八、因地制宜。全队共建有集体食堂、礼堂、浴室等设施，双职工家庭不论人多人少都给了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单身职工的住宿与办公都在一起——这是区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产权基地，条件之好前所未有！区调基地就像一座小山城，房与房之间不是石梯子就是坡路，坡坡坎坎、曲曲弯弯、上上下下，找不到大一点的平地。职工通过义务劳动，平整了一块不大的篮球场，有了这个篮球场，基地似乎就有了生气。

    1976年，盖成了一幢四层小楼，四个野外分队各占了一层。同时，双职工家庭由十平方米的小屋扩大为20平方米，条件均有所改善。这个基地自1965年入住，1978年迁出，历时共13年。

    ▲名山城西水碾坝

    1978年，四川省地矿局对各个野外队进行了归并，原来在西昌的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曾经叫航空地质调查队）与攀枝花-西昌地区的各个野外队合并后改称攀西地质大队，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的番号消失。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同住名山县城西水碾坝，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的基地调换，恰好就完成了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合并，合并后称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区域地质调查队队部——名山城西水碾坝，位于名山县之西四千米多，占据了一座高300米的山坡，总面积约有十公顷。山坡较陡，所建房屋都顺地势而建。山坡的中、上部大多为平房，横七竖八，层层叠叠。中心地带曾经有个大水坑，是当年农民的堰塘，填平后修建了两个篮球场和一个简易的大厅，大厅作为“职工俱乐部”。山坡的下部较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原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各建造了两三座两到三层的楼房，是办公用的。基地总建筑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包含办公室、家属宿舍（每户约20多平方米）、单身宿舍、集体食堂、礼堂、发电房、卫生所、理发室、汽车修理车间、实验室等设施。

    住在这个基地的人都说生活特别不方便，离县城太远，买菜买米买油买肉等等都需要进城，一个星期的食品需一次购进。据说，按上级规定，只有离城四千米以上的队部才享受野外津贴。当时，队部的野外津贴每人每天为0.3元。这个规定让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人吃尽了苦头。

    从1978年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合并，区域地质调查队在名山城西驻扎至1993年迁出，历时共计15年。

    ▲双流华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潮流，但地质队伍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冲击。国家对地质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少，而地质队伍的自力更生能力却很差，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地质队伍处于被瓦解的边缘。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四川省地矿局作出了一项有前瞻性的英明决策——地质队要向大中城市靠拢。基地偏远的地质队纷纷动作：405队从若尔盖迁入都江堰市，402队从丹巴迁入郫县，109队从泸沽迁入龙泉驿，108队从康定迁入崇州市，106队从盐边迁入温江县，403队进了峨眉山市，202队进了宜宾市，113队进了泸州市等等。

    区调队的动作也很及时，1983年，区调队的领导决定在成都市近郊县遴选基地，当时确定目标依次是：温江，华阳，双流，郫县等。需要提及，当时是个特别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年代，因此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得到特别的尊敬。区调队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为适应社会，区调队以为科研分队遴选科研基地的名义，开出了一辆大客车，车上集聚了区调队30多位科技骨干，由科技骨干决策区调队的基地选址。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工作，其中有个小的插曲——我的太太廖文澍是华阳人，认为华阳是最佳选择，也有一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因此第一站就到了华阳。当地政府当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当科技骨干了解了华阳的交通、地理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的时候，欣喜若狂。双流华阳作为区调队的基地就如此一锤定音了。1984年区调队开始了基地建设，1993年基地基本建成，1992至1993年区调队正式迁入办公。

    二、区调队的源头之一

    ——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的由来

    1957年夏，为保江（油）钢（厂）上马，还驻扎在重庆小龙坎的四川地质局组建了江油地质队，我作为江油地质队“先头部队”的代表，离开重庆，率先钻进了江油县北部的大山，在这里从事了两年的铁矿普查与勘探工作。在这两年不算长的时段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

    一是1957年“反右派”，大字报满天飞，点我名的大字报也有一点，心里惶恐不知所措。

    二是1958年“大炼钢铁”，十万农民大军（说是十万，其实没那么多——作者注）进驻江油“大炼钢铁”，分给我一万人（一个师，人数也没那么多），由我安排他们开采铁矿、石灰石矿，巡回检查600多座高炉炼铁动态，忙个不亦乐乎。还好，他们撤退时，听说还赚了钱。

    三是1958至1959年“大跃进，反右倾”，“大跃进”，换言之就是“吹牛不要本钱”，吹牛吹得越离谱越不着边际就越“先进”，稍有不同意见就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所负责的盆子山矿区，经历普查、详查，挖了许多探槽、浅井、探洞，还打了许多钻孔，满打满算，认为这里的铁矿储量不超过320万吨。我的一位好友同事，上到盆子山一望，再一算，说有铁矿两亿吨并向队党委“报喜”，这立即让我处于尴尬境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差点戴在我的头上。

    1959年初，江油队与川西北队合并改称“绵阳队”。年末，当得知我将离开绵阳队后，我就如脱缰的野马，慌不择路地向前奔腾，虽然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谁能想到，从此以后我会为区调事业奉献终生啊！

    我差不多是第一个到四川地质局报到的，安排住进成都旅馆，成都旅馆是队伍当时的根据地。在我之后，陆续到来的人员计有：陈廷志（行政技术负责人）、关建哲、吴世良、钟加昌、卢光远、程上恩（来自绵阳队），林元灿、李玉光、郑裕民（来自四川石油队）、盛朝华、林仲篪、蒙明伦、葛希、包守文（来自攀枝花队）。1960年秋，又有黄永昌、田守玉、周国富、唐若龙、伍崇琳、李怀成等加盟。当时听说以这个班底为核心要成立“四川地质局甘孜阿坝区测队”。

    也许由于在当时的人员中除了技术骨干以外，还来不及配置行政资源，区测队的财产由地质局托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代管，因此，“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的名字被叫开了，而且越叫越响亮。其实，甘孜区测分队的工作任务与质量监控都是直接由四川地质局管理，甘孜地质队仅负责后勤保障与服务。

    1961年3月，甘孜区测分队改为“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驻新津县城。1962年5月，有第三区测队和绵阳队的部分人员并入队中，仍叫“四川地质局第二区测队”，队部驻广元县河西。1965年队部迁驻德阳县罗江镇东山。1978年与第三区测队合并，改称“四川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队部驻名山县城西。1991至1993年队部正式迁驻双流县华阳镇。毫无疑问，“甘孜区测分队”是“四川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源头。

    1960年度从事区测工作的人员不多，他们单兵作战，深入不毛之地，在无任何自备交通工具，无劳动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全凭着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来激励自己，工作范围涉及灌县、汶川、茂县、理县，红原、马尔康、金川、丹巴、乾宁、理塘、雅江、康定、泸定、宝兴、小金等地，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三、三进北较场

    成都市北较场，是历代练兵习武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现成都军区）驻地。

    一进北较场

    1959年春，队党委将一封密封好的信交给我，让我立刻携信前往四川地质局。即刻登上江油到成都的火车，当日到达地质局。地质局立马用当时最高档的汽车送我进了北较场，与军区作战部的军官联系后，安排我住宿军区招待所。第二天清早通知我出发，一辆大卡车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车开进一片望不到边的大山里，搭起帐篷支起锅灶，算是安营扎寨了。首长，约40岁，大校（后来知道他是作战科科长）；首长助手，30多岁，大尉，作战参谋；中尉，30来岁，参谋，负责管理士兵；少尉，事务长，管伙食；此外还有士兵20多人。当天成立了“党团临时支部”，举手选举了首长为书记，大尉为副书记。支部会上，首长对我说：“这次执行的任务是一旦战争爆发，为首长及首长机关选择建造安全的指挥所的地方，这是秘密呀！（此处的首长指的是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来临，“红卫兵”的传单和大字报中说：“走资派李井泉”为了搞“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秘密修造了隐藏深处的“行宫”。看后令我暗自咂舌，从此更不敢对人提起此事，以免引火烧身。

    二进北较场

    因为有了上述经历，1960年为甘孜区调分队收集甘孜、阿坝地区地形图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身上。当时的所有地形图都由军区掌管。当我携带手续进了北较场军区大院，特别是见了曾共事的军官们之后，我在军区大院、办公大楼里成了“自由战士”，能“横冲直撞”！我与管理员一起钻进了军区测绘队庞大的军用地形图库房，找到了我所要的图纸，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卷成了好大两捆。这批比例尺为1：20万的地形图是20世纪50年代调绘成图的，质量很差，但在当时却是唯一的地形图，十分珍贵，在1：100万的区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进北较场

    1960年末，因为需要比例尺为1：50万的地形图作底图，我第三次进入北较场，取回了整个青藏高原全部比例尺为1：50万的地形图。

    队资料馆里的这批地形图，全部是由我从北较场抱出来的。

    四、夜宿金龙寺

    1960年5月，康定城上空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厚。康定二道桥温泉洗浴场，更显得热气蒸腾。寄居于康定二道桥甘孜地质队的区调人，聚集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小平房里，期待着苏联区调专家戈尔金的到来。戈尔金刚进屋，立即将一张1：20万康定幅的地形图铺在桌子上，二话不说，让翻译通知第一组前来面授机宜——这颇令我们的头儿——陈廷志措手不及，临时指定关建哲上场。好在关建哲懂几句俄语，把戈尔金逗笑了，缓和了屋内的严肃气氛。戈尔金对每一条地质路线和每天、每一地点的工作内容交代得非常仔细，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对于初涉区调的我辈来说，见到戈尔金就像佛教徒见了佛祖一般。

    在1：20万康定幅进行试验性的1：100万区调，是戈尔金在中国按着苏联有关规范进行1：100万区调的首次实践，他共安排了八条地质观测路线，由八个小组同时作业。

    我负责第三组，起点为康定县营关寨。向北翻山至塔公，再向北翻上象皮山至金龙寺，再向北绕道山脊折向八美（乾宁县），再往北经老乾宁翻山进入原始森林，穿过崎岖的东谷大峡谷，最后到达丹巴县的东谷。路线长约200千米，七天跑完。我的助手是成都地质学院一位特能吃苦的三年级在校生，名字记不清了，另有三位工人负责后勤保障。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带组跑区调，干得特别认真负责。

    第一天我与助手跑到天黑，已是人困马乏，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后勤人员，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天上下起毛毛细雨，海拔4000多米的空旷高原上冷湿难耐。恰巧山坡上有一个挖过雪猪的洞，能委屈半个身体，我与实习生两人轮流在小洞里避雨或用一件衣服顶在头上，如此耐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我们发现沿小水沟而下，竟然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地层剖面，责任心与兴趣驱散了昨日的精神疲惫，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每一个露头。至天黑时到了一处大牧场，这儿的黑色帐房星罗棋布，牛羊满山遍野，负责人接待了我们，临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光皮大衣，身体龟缩在暖和的皮大衣里，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太阳高挂，我们却还留恋昨夜那至高无上的享受。

    第三天，往北上到象皮山，再一路攀登，至天黑时到达金龙寺。金龙寺是个不大的寺庙，建在一个宽敞的山顶平台上，寺里只见到一个老喇嘛，老喇嘛坐在大殿里，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们。偌大的大殿，空旷而寂静，两厢的罗汉们面目狰狞，令人生畏，似乎在死死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里海拔高约4000米，夜间，冷风袭来，我们除一身单衣外，再无御寒之物，夜寒透心，难耐之极。大家蜷作一团，半醒半睡好容易挨到天亮，立马上山继续工作。

    第四天，收工略早，下山之后，快活地行进在宽敞的阳光大道上，奔向乾宁县城（八美）。突然，有一大队人马迎面而来。原来，三位后勤保障工人在乾宁县报了案，说我们两人失踪了。1959年工作区还有散乱的土匪，乾宁县人民政府怕我们遭遇土匪，组织了大队人马上山营救，正好与我们碰面。

    五、赤脚区调

    1960年6月，为了验证戈尔金的最终成果，组建了几个强大的小组，我所带领的小组负责勘察乾宁-雅江间的地质路线。小组的人除我外，还有林仲篪、徐星琪、饶荣标和成都地质学院一位老师（名字记不清了）以及几位后勤工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我们从乾宁（八美）出发，向南爬上山顶，不料山上却是一望无际的高原，长满了翠绿的草，像波浪起伏浩瀚无边的大海。低洼处那些大大小小的湖泊亮如明镜，湖周围的沼泽湿地里是蛇形弯曲的河，觅食的野鸭野鹤成群结队在那里嬉戏，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景色中工作了两天多，来到八美河河边，八美河像平地上一个深邃而狭窄的壕沟，深深地切入大地。对岸就是著名的容西卡伟晶岩型的铍锂钽铌矿区，甘孜地质队正在那里进行勘探。我们沿着陡峭山壁上的一条崎岖小路下到八美河峡谷的谷底，过独木桥，来到铍锂钽铌矿区参观。之后，住进居民点最南面的一户藏族人家，睡在二楼的火塘边。

    清早，顺八美河峡谷右岸的路向南往下游行进，路忽上忽下，傍晚来到一处不大的森林里，再往南出森林就没有了路径，原来这是当地居民砍运木柴的“盲肠路”，只好暂且在这儿安营扎寨。

    第二天，该如何前行？众说纷纭，各人按各自的想法分头探路，终于有了重大发现。河的对岸高原台地上有农民耕作，路肯定应在河对岸，但附近却找不到桥过河。正当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发现河谷窄狭处，中间有一块巨石，只要能搭桥到达巨石，巨石至对岸的距离仅有一米多，即能够跳跃过去。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砍树搭桥，不到两小时，一座壮观的木桥展示在眼前，一些人忍不住迅捷地到达对岸。当我到达那巨石上，看见面前滔滔的急流，心里一时犯起了嘀咕，害怕稍有不慎掉入水中瞬间亡命，故须慎重从事。我整顿好自己的衣裤，勒紧腰带，斜挎地质包，将笨重的登山皮鞋脱下来，用鞋带拴起来搭在左肩，铆足力气奋力一跳。人是跳了过去，但登山皮鞋却掉入河水中，瞬间不见了踪影，从此，我便成了“赤脚区调队员”，也成为大家逗笑取乐、解除疲倦的奚落对象。

    从此，我只能穿一双或两双大家支援的袜子行走，行路爬山须处处小心谨慎，赤脚走在草地里、荆棘里、乱石里，上坡下坎，艰难之极。中途还要翻越一座海拔4600多米的大山，山上覆盖着一尺多厚的积雪，我赤脚在雪里行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在山垭口的寺庙住下来，才看到我那双脚肿胀得像红萝卜一般。

    下山比上山更艰辛，当下山2000米抵达了雅砻江边的公路上时我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新筑的公路上尖利的石子密密麻麻，已严重肿胀磨损的脚，不知该落在什么地方。疼痛与麻木的双脚，似乎已不属于我的了，落脚行路如同踏在针刺与烈火之中。每当回顾这五天，常老泪纵横。在这样的环境下还不能忘记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到达雅江县城稍事疗养，我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六、理塘生死行

    一个分队五个作业小组约30人的队伍，于1960年6月末开进理塘县。理塘县城，海拔4000多米，位于一个平坦辽阔的草原中心，城内只有一个东西南北向的“十字路口”：东北一角是县招待所，只能住几个人；西北角是个小邮电局；西南角的小餐馆是卖野味的；东南角有一大片土房，是军队的营房——这就是理塘县当时的全部家当。

    到达理塘县后要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却找不到县政府，只有“县工作委员会”

    （简称县工委），驻军的团政委兼县工委书记。因此我们去了驻军营房，找到团长与政委。军队干部办事干脆，一口答应为我们的每个小组配备一个基干民兵班，沿途保护我们。当即还给了我五面红旗（每组一面），教授了用红旗做暗号的方法。此后，我内心忧喜交加，忐忑不安。

    我带的小组，共有五人，另有基干民兵八人，藏语翻译一人，运输马匹十匹。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由理塘向东进发。第一天，基干民兵班尽心尽力，相安无事。

    第二天，刚翻越山顶，俯瞰前面开阔的山沟里有许多新旧不一的帐篷，人不少，对方似乎也发现了我们并朝着同一个地方集聚。基干民兵班班长急不可耐地喊叫：“土匪，土匪。”我拿出红旗与对方对信号，对方毫无反应。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还是基干民兵班班长有经验，他独自一人，将枪倒挂肩上，手牵着马，悠然自得地向目标靠近，直到他确定这是一场误会，我们才跟下去。此后，我们进入了雅江县县境的红龙，有工作组的人安顿了我们。

    第三天，我们折向北行，翻越剪子弯山进入雅砻江的一条支沟的支沟，沟中布满原始大森林，粗壮挺拔的松杉遮天蔽日。林中本有路一条，据说，土匪为防备被围剿，将路边的树放倒横在路上，人需钻过或爬过，马可就吃苦头了，每遇一处，均需牵马爬上爬下地绕道而行，人与马都精疲力竭。当天，行至与另一主干水沟的会合处，这里属于呷柯乡的范围，恰是大森林中央。我们安了营扎了寨，烧起熊熊的篝火，篝火旁暖洋洋的很是舒服。正当我们准备傍篝火而睡的时候，基干民兵班班长发火了，他向四周指了指，翻译说“让你们的人分散隐蔽”，我们这才知道此地是土匪频繁活动的地方。晚间，为了防范土匪偷袭，熊熊的篝火旁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的基干民兵们真是辛苦了，他们有的手握钢枪，有的爬上树梢，通宵达旦地为我们守卫。

    第四天清早，无路可行。但主河沟的对岸却有大路一条，面前主河沟的流水，流急浪高，水声如怒吼。我第一个带头跳入河沟探路，所有人都用眼盯着我。水下尽是乱石，脚踏不稳，我的身体东倒西歪，几乎就要被流水卷去，众人吼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翻译与另一藏族同胞扑过来，将我架在中间，三人共同搏击，挣扎着到达对岸。生死攸关之际，是藏族同胞救了我，感人之德，至今不敢忘怀。从此以后，凡与藏族同胞交往，我都抱着尊敬、尊重的心态。

    第五天，昨日为了过河，用去差不多两个小时，总算平安无事。当我们逆河沟而上，达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哈衣乡境内的时候，总算离开了恐怖的原始森林，到达了辽阔的草原上，似乎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马乏了。从前听说“人困马乏”的事，但并不知是怎么回事，现今看到我们的好几匹马，站立不稳，无精打采，打一下动一步，有的甚至于任由抽打，一动不动，还有的趴下后再也起不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马乏了的情景，心痛又无奈。其实，我们的人也是乏的啊，我们每天唯一的食品就是糌巴，它是由青稞制成的，部分则是蚕豆粉，由于当时粮食定量供给，每顿定量为四两，用茶水或河水拌和食之，吃后放屁特多，长久缺油水，人也特感困倦乏力。无可奈何，为了大局，当碰到好的草场，只好敞放马匹，这样，第六天到第八天，这三天行进不足十千米。基干民兵班同时提出了夜里轮流值班的要求。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手握钢枪夜间站岗放哨，虽仅有两小时，但在空旷寂静的夜里，感觉时间特别漫长。

    第九天，行至一处分水岭，地势坦荡，几个山头也不高，但地形图上却找不到它，我们几次登上不同的山头核对我们所在的位置，确认地形图与实地不符，地质点、重砂样、分散流样都放不到图上，从哪里下山也众说纷纭。费了我几个小时的工夫，力排众议，向北顺沟而下，穿过原始森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藏族村庄就在眼前，由此确定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当天又翻越一座大山，到达了龚坝-理塘县的一个区所在地。这里，剿匪的气氛特别浓，似乎是在进行最后的决战，森林里刚击毙好几个土匪，当我们从森林里平安地钻出来，当地人都说我们的命大。剿匪部队早已知道了我们要来到这里，对我们的照顾甚为周到，直至返回理塘。

    七、林仲篪之死

    1961年，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改制为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人员有较多补充，编制也较以前正规。共编制了两个1：20万分队（第一、二分队）和两个1：100万分队（第三、四分队）。书记、队长为李凤翥，大队技术负责人为蔡惠阳。

    我担任第四分队技术负责人，分队的主要技术人员有：郑裕民，程尚恩，王建国（留苏回国人员，下放锻炼），谷安锡，周治国，何应信，王建勋（四川石油队派来参与工作），魏大荣（实习生）等。任务涵盖1：20万道孚幅、绰斯甲幅、壤塘幅和阿坝幅共2.8万平方千米。组成的五个地质小组，由南而北平行穿越，经历千山万水，历时五个多月。

    至11月份，分队到达红原县与三分队会合以便处理接图问题。后经两个分队共同研究，确定再共同测量两条地质剖面，其中一条就是唐克-郎木寺。红原至唐克80多千米，有公路但无班车，几十号人浩浩荡荡，从红原步行向唐克进发。

    第一天，我们在红原至瓦切42千米的路途中，顶着西北风加小雨艰辛跋涉。到了瓦切，瓦切草原一马平川，晚上吃过简单夜宵后，就准备睡觉。先在草地上并排铺垫两张油布，其上又并排铺上两床被子，人们一个挨一个躺下，上面并排盖上两床被子，被子上再并排盖上两张油布。像这样的睡场共有五六摊，像战阵一样。由于人们过度劳累，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宽敞广袤的大地上，除了有一点鼾声外，万籁俱寂。当晚下了一整夜大雪，竟谁也没有察觉，雪堆了一尺多厚。当天已大亮，第一位醒来的人高声喊道：“大家别动弹啊……再来一个人啊！”我被惊醒后伸出头望去，茫茫大地一片洁白，真乃“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我们将油布四角绷紧，轻轻抬起，小心翼翼把装满雪的油布移出睡场，棉被和其中的人才露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在充斥雪水泥浆的路上艰难地向唐克行进，40多千米的路程，大多数人都是连滚带爬走了十几个小时，摸黑抵达唐克。唐克是若尔盖县的一个区，位于黄河边上，当时唐克只有一处四合院的平房，是区政府，旁边有个小旅馆，仅此而已。

    当地租借来的马匹陆续到来后（计划每人一匹），我们的人争相选定自己喜欢的马，迫不及待地在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竞相飞驰，一试身手。我选了一匹老马，也要去遛一遛，但我还未跑出一千米，后边的许多人纷纷追上来，说“林仲篪从马上摔下来啦”，要我快回去处理。“摔马经常会有的，这次可能比较重”——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作为当时的负责人我不敢怠慢，立即回转马头，在区政府侧面平坦的草地上，看见林仲篪蜷卧在那里一动不动。请来医生，按医生吩咐将林仲篪抬回小旅店进行急救。我们所有的人，围在林仲篪的周围默默地悲伤，只听到林仲篪的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哼声，却不见他醒来。他曾经说，他在攀枝花工作时经常骑马。据说留给他的那匹马是一匹未经训练过的小马驹，当他跨上马的一瞬间，小马驹又跳又踢，将他从马上掀下来，头先触地。对于他的不幸，我们大家一筹莫展。我们轮流在公路上拦截过路的汽车，以便将他送往离此68千米的若尔盖县县医院，但两天竟未能挡住一辆合适的汽车。我们给大队与分队发去无数次电报报告林仲篪的病情，也同时越级给四川省地质局发了许多电报，请求支援，均无一回应，我们所有的人难免气急交加。第三天了，林仲篪还没有醒来，瞳孔不断地放大，凶多吉少。我们请求唐克区政府支持帮助，区委书记亲自挂帅，挡住了甘肃省的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勒令他必须将林仲篪送往若尔盖县县医院。决定由三分队技术负责人段家庚亲自护送。后来听段家庚讲述，林仲篪半路上就断了气，死在了段家庚的怀里，几个伙伴哭泣着将他送进若尔盖县县医院，医院拒收。我们的同事给林仲篪买了一副木棺材，请人在若尔盖县东山挖了一个坑，仅竖有一块小木碑，林仲篪就永远长眠在那里。我们这些幸存的生前好友，再无机会去看他一眼，也没有机会为他的坟墓培土吊唁，想到这些令人悲痛得欲哭无泪。

    林仲篪，死时约28岁，未婚，195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投入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勘探工作，曾荣获全国青年红旗手。

    八、区调生活琐碎事记

    1960到1962年，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非常困难。1958年大炼钢铁，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上山了，大春无人收，小春无人种，闹得全川粮食紧张，我们的粮食定量供给很低，肚子吃不饱。这时的区调工作之艰难，是现在的区调人没法想象的。

    ◆吃什么？

    在1960至1962三年困难时期，区调队野外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是各个行业当中最高的，每月每人38斤，为了分担国家的困难，每人要为国家节约三斤粮食，实际为35斤。除了这点粮食以外，再也没有油、肉等副食品了。工作在藏族地区，都入乡随俗，大都是在粮站购买糌巴，有时是蚕豆粉。每人一袋，自己携带，每顿吃多少由自己把握。吃不饱，我们就经常吃野菜，如野芹菜、野生菌等，煮熟后加一把糌巴，就能填饱肚子，味道也美。我们因为营养不良，爬山无力，特别是翻越4000米以上的高山时，四肢疲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住什么？

    每人每年发一张油布，每个小组发两张公用油布。白布浇上桐油就是油布，黄色的，跟纸一样薄。在野外睡觉前，草地上铺上油布，油布上铺上被子，人们整齐地躺倒，上面又盖上被子，被子之上再盖上油布。夜里，天上下雨下雪，人们只管蒙头大睡，没人理会。甚至还觉察不到下雨下雪。

    有时住在幺店子里，以草为床，以絮为被，絮被里密密麻麻地充斥着虱虫，地质人员钟家昌曾从身上捉拿了足足几千只虱虫。

    ◆走路为本

    1960至1962年，甘孜、阿坝两州的公路不多，公路上跑的车更少。不论有没有公路有没有车，区调野外工作以走路为本，有时感觉在公路上行走特别累，爬山涉水反而要轻松一些。1960至1961年我在搞百万区调时走了多少路，我也说不清。现在索性统计一番。

    1960年度：①乾宁－丹巴－大金（测剖面）；②康定营官寨－塔公－老乾宁－丹巴中谷（地质路线）；③乾宁－容西卡－两河口－雅江（地质路线）；④理塘－大河边－龚坝－理塘（地质路线）；⑤乾宁－丹巴－大河边－蛇皮梁子－小金－两河口－笔架山－卓克基－马尔康（测剖面与地质路线）；⑥七盘沟－汶川－理县－米亚罗－刷马路口－马尔康（测剖面与地质路线）；⑦安县－北川－小坝－片口－虎牙（地质路线）。

    1961年度：①道孚－玉科－绰斯甲－伊里－壤塘－南木达－柯河－阿坝－久治（测剖面及地质路线）；②阿坝－查理寺－贾洛－采日玛（地质路线）；③阿坝－龙日坝－红原（地质路线）；④红原－瓦切－唐克（地质路线）；⑤唐克－夏曼－黑河桥-郎木寺－康嘎－降岔（测剖面及地质路线）。

    这样大规模地跑地质路线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两年所跑的路程跟红军长征差不多啊！

    ◆路线地质图与路线地质报告书

    工作区缺乏大中比例尺的地形底图，因此，跑所有的地质路线时，工作者必须自己作1：50000比例尺的路线地质图，图上的内容包括水系、山脉、地名和等高线等，长度是通过数步子或估计得到的，如果长度估计得不正确，图面结构或参照物之间的关系就会十分不协调，这锻炼了我们数步子或估计距离的技能，方向用罗盘测量，图上标注了地质点位、岩矿标本号、地质界线、产状、重砂取样点、分散流取样点等。在那样艰苦的野外作业环境里做出路线地质图是非常锻炼人的，能大大提高地质工作的技能，增强责任感。当每一条地质路线跑完后，还要编写相应的路线地质报告书。

    年底收队后，经过大家的综合研究，然后在大的操场上，划出每一条地质路线的相对位置，把所采集的岩石（矿）标本摆在每一条地质路线的相应位置上，现场讨论决定每一条地质界线的位置与走向。1960年和1961年的1：100万地质图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区测分队的诞生

    吴世良

    1960年，那是我最难忘的一年，那是“大跃进”的年月，是人民生活最困难的年月。元旦刚过，我们十几个年轻人，从各队抽调来到成都旅馆，组建“区测分队”，属甘孜地质队代管。任务是甘孜、阿坝地区1：100万区测扫面工作，年底提交区测报告。

    川西北地区数十万平方千米，是茫茫青藏高原。这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藏、羌民族地区，也是地质空白地区。在我们的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什么是区测工作？怎样做区测工作？我们连工作区地质概况都是一无所知，真是一穷二白。

    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以跃进的速度工作。在党支部书记、分队长、技术负责人陈廷志的领导下，组队、设计、出队等工作于元月底就完成。顾不上过大年就出野外了。

    由成矿所人员，成都地质学院师生和我们共数十人，分成若干组，一下就铺满了川西北各地。在苏联专家戈尔金的指导下，按苏联1：100万区测规范要求，我们进行了剖面测制、路线地质调查等工作。我们所用的地形图，是日本草测的1：50万地形图，精度较差。记得五月初，我和陈廷志跑的凤仪-二十四个和尚头-较场路线，因地形图之误，我们从和尚头出发没能到较场，却下到了北川县建设乡。

    我们测剖面的速度是很快的，每天要测数千米。前测手把测绳系在腰间，观察、分层、记录。后测手绘图、采样、登记。背上还挎有行装。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们骑着马儿奔驰在辽阔的高原上，我们的心胸也变得辽阔了，眼界大开，地质知识大增。什么康定杂岩、彭灌杂岩、边坝群、茂县群、西康群、草地群……我们逐渐熟悉。4月份在康定甘孜队，由贾志斌大队长主持的打擂比武会上，我们区测分队的决心是：“坚决完成100万扫面，敢把红旗插上贡嘎山。”我们于11月初就完成野外工作，收队回到成都民委招待所。我和郑裕民回到招待所，已是午后。陈廷志和我们握手、问候，说：“今天下午洗澡、理发，晚上开始干，年底提交报告。”

    在野外，小组各跑各的路线，收队后要进行交流，统一认识。我们就在招待所球场，用粉笔在地上画出各自所跑路线，摆上标本，用一道道红线，一条条白线，在场上勾绘出川西北区最新最美的第一张地质图。这是一张第一次展现本区地质面貌最原始的处女地质图。它虽不够完美，但在今天的地质图上仍保持着它所绘的地质轮廓。

    难忘岁月难忘情

    徐安姑

    离开四川地矿局区调队已30多年了，在我近70年的人生旅途中，最有朝气、最有激情、最富幻想的青年时代正是在二区测队度过的。我的事业从这里起步、我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最令我怀念的仍是在二区测队15年的日子。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那些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和奔腾咆哮的大江急流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当年在二区测队的情景。我深深地怀念着那片抛洒过我们热血的土地，更怀念那些并肩工作过的姐妹兄弟。在区调队建队50周年之际，我记忆的潮水更如决堤一般汹涌澎湃，每当午夜梦回，辗转床榻之时，多年不曾提笔的我总有一种想记下这段岁月的冲动。

    跑马溜溜的山上

    1960年初夏，我和李怀成结束了在省局中心实验室重砂矿物分析的学习和在西昌一区测队的实习，两个十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父母和兄弟，离开成都，经过雅安，越过二郎山，跨过泸定桥，奔赴组建不久的甘孜区测分队所在地——康定！

    经过一天半的颠簸，客车抵达康定时已是第二天午后，客车停在小街边下客，当同车的旅客渐渐散去后，街上就剩下不知东西南北的我俩。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小街两边是破烂不堪的木板房，街上行人极少。不久前还在车上情绪亢奋地高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的我俩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这是什么地方呀？难道这就是那个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城吗？我的心直往下沉。在那个通信极不发达的年代，既没人得知我俩的到来，我们也无法跟队部取得联系。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队部，经多方打探，我们才在一位听得懂汉话的路人的指点下雇了一辆拉行李的板车。跟着拉车的人，我们沿着湍急的康定河逆向走进康定城，过了折多桥，沿着雅拉河又折向城外走去，天黑前终于赶到位于二道桥的队部。

    接待我们的是随和可亲、时任区测分队技术负责的关建哲老大哥（已于三年前去世），还有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分队综合组组长卢光远，还有一位就是一本正经的技术员钟加昌（1963年在野外工作时溺水身亡）。当时区测分队的地质技术人员已上高原开展工作，留在康定队部的就只有他们仨和两个月前到达的绘图员伍崇琳，现在加上我俩一共六人。那时区测分队的绘图和重砂工作均挂靠在甘孜地质队，两队技术人员共同承担所有任务。

    6月的康定仍是寒风阵阵，不时飘雪。岩矿鉴定室设在一间足有30平方米，没有顶篷的大房间里。尽管办公室里烧着两个大火盆，但当时大家的衣服都很单薄，操作显微镜的双手还是时时冻僵。冷得实在不行时，我和怀成就会钻到桌下烤火取暖。记得有一次，我俩正在桌下取暖，实验室主任杨雄来巡视，我俩躲在桌下不敢吱声，岩矿鉴定技术员刘太华和樊真秀埋头不语，老杨站了几分钟，出门自言自语道：“这两个成都来的女娃子跑到哪里去了？”等他一走，我俩从桌下钻出来，四人开怀大笑。

    雷击“甲基卡”

    道孚县的甲基卡锂铍矿区位于海拔4000米左右的塔公草原，当时该矿是甘孜队的重点普查项目。6月下旬，我随甘孜队的地质和绘图各工种人员参与矿区外围普查，汽车只能开到塔公，要上甲基卡矿区必须骑马。一行中大多数人从未接触过马，更别说骑马了。大家战战兢兢地硬着头皮上马，由藏民牵马带路，经过半天的颠簸才抵达矿区。当晚精疲力竭的我早早睡下，第二天酣睡醒来却发现全身的骨头仿佛都散了架，痛得不能动弹，“我会骑马”的自豪感被全身的疼痛折磨得荡然无存，好几天后这种疼痛才全部消失。

    6月的塔公草原景色十分迷人，湛蓝的天空中飘着似雪的白云，绿绒般的草原上点缀着紫色、黄色、粉色等各色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矿区周围常有三五成群的青年藏族男女在歌声中挖采贝母和虫草。他们时而低吟浅唱，时而放声高歌。他们的音域宽阔，女音甜美男声浑厚，原生态的藏歌曲调优美，若是放在今天的各种选秀大赛上，他们也足以脱颖而出！

    甲基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木板房只能略避风雨，入睡前被褥上必须铺一层油布防潮遮雨。早晨起来，油布的凹陷处总会淌一窝融化的雪水。吃的是粗糙得难以咽下的拌着苦涩萝卜糖的糌粑面，难得吃一次米饭也是半生不熟（当时没有高压锅），连麸面馍馍都算上品了，能吃上蔬菜禽肉是一种奢侈。

    住地山坡下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海子（高原湖泊），悠闲漫游的鱼儿们在阳光下泛着银光，这些就是我们藏族同胞奉为神明的八宝之一。尽管物质极度匮乏，但谁也不敢冒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捕捉这些唾手可得的美味。

    7月1日，为了向党的生日献礼，工区主任安排工人们多打炮眼、多爆破，我们几个女同志外加局研究所（成矿所的前身）的两位技术人员在住地给炸药装雷管，并负责将装好雷管的炸药运上工区。尽管住地到工区的直线距离不过百把米，但在这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上，即使不负重，走起路来也会双腿发沉，上气不接下气，更何况将装好雷管的炸药运上工区，这一路走走歇歇，至少要半小时，其艰辛不言而喻。

    当最后一批炸药被陆续安放在炮眼后，工区主任便催促我们赶快下坡回住地。就在我们回到住地十余分钟后，大约傍晚六七点，突然一阵巨响将我手中的饭碗震落在饭桌上，我们冲出屋外，沉寂一两分钟后，阵阵黄烟从坡上漫起，紧接着哭喊声从坡上传来。不一会儿，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工人从工区奔下来，只见他额角的头发被烧焦变黄、脸颊上布满了灼伤的斑点和小坑，他半天没说出话来，几分钟后才语不成句地说：“他们……他们……倒了……倒了……”

    原来我们离开工区后，高原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毫无预兆的“地滚雷”袭击了工区，刚装完炸药的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撤离，40余发炸药就被“地滚雷”引爆了，当场炸死三人，重伤六人，轻伤十余人。人们向坡上跑去，伤员被陆续运下，一路所见惨不忍睹。随着夜幕降临，为防止这一带游散的土匪闻风偷袭，整个驻地都不敢点马灯，外出也不敢打电筒。六名重伤员急需向外转移抢救，矿区连夜派人徒步摸黑奔去塔公报信求救，气氛十分紧张。这就是当年震惊四川地质局的“甲基卡雷击”事件。

    记得一名重伤员的脚板心炸了一个洞，鲜血不断往外涌，矿区既无医生，也无任何医疗条件，雷击事件当晚只好由几名女同志轮流用双手卡住他的脚踝止血，伤员痛得哭天抢地喊爹叫娘。第二天，他便同其他重伤员一道由请来的藏族同胞送往外地进行抢救，死去的三名工人的遗体也从工区运下来，暂时停放在紧邻女生宿舍的木板房侧面。夜间值班时由我们几个女同志负责上半夜，共产党员张开智身背长枪走在最前面，我们跟随其后，围着木板房转圈，每一圈都要经过那三具遗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惊恐万分，但几圈下来也就麻木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那几晚是怎么度过的。后来三名遇难工人的遗体就地掩埋，永远长眠于美丽的塔公草原。他们姓啥名谁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两人是叔侄关系。

    几天后，甘孜队的书记贾志斌（1961年调任第二区测队党委书记）带领工作组抵达甲基卡进行调查并处理后事，不日我被召回康定。

    七八月间区测分队结束了野外地质工作，我和伍崇琳跟随他们一起到成都地院，着手进行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的工作。直到那时，我才与建队初期出野外工作的最早一批地质人员见了面，记得他们分别是吴世良、程上恩、盛朝华、葛稀、林元灿等人，整个分队不足20人。

    我们曾年青

    20世纪60年代初，一部描写地质工作者的话剧《年青的一代》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出身于革命家庭，却走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通过他们在对待生活、友谊、爱情和事业诸方面的不同态度，引发出该怎样去教育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的主题。

    1963年末，为配合革命传统教育，工会组织排演该剧，演员由地质技术人员、岩矿重砂鉴定人员和化学分析人员担任，关建哲任导演兼普通话指导，付光忠饰林育生，方延年饰萧继业，姚武员饰林父，俞瑞葵饰林母，钱建瑜饰夏倩如，詹行礼饰萧奶奶，金治中饰小李子，彭崇光和李怀成饰夏倩如的同学，我饰林岚，朱时昔任舞台美术兼效果。

    由于演员全部都是南方人，操着各种带乡音的普通话，我们常常为台词发音不准确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烦恼不已。俞瑞葵操着江西口音，总说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导演老关不厌其烦地反复示范、纠正。演员们怀着极大热情，克服语言关和表演关，夜以继日地排练，不到一周时间就排练完毕。

    为增强演出的舞台效果，我们在演员化妆和服装，舞台布景和效果各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饰演萧奶奶的詹行礼当年27岁，我们用面粉扑在她头上让黑发变白，又在她额上画上几道皱纹，当她用低沉的嗓音述说革命家史时，一位六七十岁饱经风霜的老奶奶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舞台美术负责人的朱时昔还绘制了作背景用的上海外滩高楼林立的大型景片，同时根据剧情需要研制闪电、雷鸣和暴雨倾盆的影像和声响效果，为整台话剧增色不少。

    彩排时队领导亲自参加审查，顺利通过后即在大队部演出，后又开赴二分队驻地广元县朝天区和一分队驻地南江县大礼堂公演，当年我们的演出在边远的小山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4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年青的一代”多数已经两鬓飞霜，不用往头上扑面粉、额上画皱纹就能胜任萧奶奶了！

    1965年初冬，原西南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罗迭任队长的“四清”工作队驻罗江大队部，运动期间成立了“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乌兰牧骑”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原来是指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小分队。“乌兰牧骑”的队员个个一专多能，吹、拉、弹、唱、舞无所不会。我所在的“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由李文涛任队长，演员有我、郭西嬿、李达云、徐泉清、胡子林、俞瑞葵、郝、付光忠和金治忠，代百超、何天华负责剧务和后勤，“四清”工作队队员卢惠也参加演出。

    我们的演出节目多为原创自编，内容多取材于本队真人真事，形式以说唱为主，其次是器乐合奏和独奏，舞蹈节目仅一两个。全体演员均着工作服，女同志只在工作服内加穿一件红毛衣，革命化程度相当高。“四清”快结束时，我们由工会的冯主席带队到局汇报演出，反映第二区测队的精神风貌，省委书记杨超和局领导观看了这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中，李文涛、徐泉清和郝的小提琴三重奏，郭西嬿的诗歌朗诵《勘探队员之歌》，忆苦思甜表演和舞蹈《女民兵》令我记忆深刻。演出结束后，李凤午局长到后台接见全体演员，并安排录音师录制部分说唱节目存档。多年后碰到一位朋友，闲谈中提到当年的演出，问我还弹木琴吗，我一怔，茫然中唤起了快要忘却的记忆。当时的器乐合奏是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笛子、二胡加小提琴，不知谁在工会发现一架从未用过的木琴，惊喜中决定在器乐合奏中派上用场，可是没有人会弹，队长李文涛想来想去决定叫我弹。那时我年轻胆大，欣然接受使命，凭着一点键盘乐器的基础，跟着乐队弹奏曲调简单的诸如《我是一个兵》等曲目，并在结尾前的两小节从低音到高音划出一串清脆的木琴声。但为了避免让行家看出破绽，演出中木琴的位置都摆放在不起眼的后排，而我则实实在在地当了回南郭先生。

    深山探宝

    1970年至1972年期间。我担任一分队1：20万茂汶幅重砂矿物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圈出了多处稀土、稀有矿重砂异常。1972年5至6月，由郭建锁担任组长，地质技术员孙朝相，物探技术员余兴活、工人李成文、刘明太和小侯组成矿产组，任务是解剖理县薛城孟通沟一带稀土和稀有矿物异常，重砂组派我参加配合。

    第一个点是铌钽矿物异常，该矿物在室内鉴定时已确定为含铀的铌钽矿物，标本送局中心实验室X―荧光光谱测定后确定为铌钽矿物——黑稀金矿。该异常点位于孟通沟沟尾的支沟长沟，海拔3000多米，人迹罕至，地形和气候条件恶劣。从薛城沟口出发，小组粮油和生活用品由藏族民工搬运，个人的行装由自己负责背运。我的装备中还外加了一台双目显微镜，好在当时野外装备已极大改善，个人行装就尽量精减，鸭绒被加狗皮褥子十余斤。

    在高原上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后到达异常点，随即“安营扎寨”，这营寨其实就是一顶有顶无壁，只能遮雨雪，不能挡风寒，四周通风的简易帐篷，“弹簧床”则由砍下的树干铺成。我和男同志间由米口袋和装物探仪的木箱隔开，外挂一张油布便成单间。夜间为防野兽袭击，帐篷外燃起熊熊篝火，两位藏族民工裹着家织毛毯，围着篝火席地而睡。

    一切就绪后次日便展开工作，首先沿沟加密重砂取样当日鉴定出成果。在这荒山野地难觅一处能摆放双目显微镜的平地，只能将显微镜摆放在标本箱上，下面用石头支撑着调整平衡。看显微镜的姿态或半蹲、或半跪、或席地而坐，所用显微镜是即将淘汰的“江南牌”，再经路途颠簸，两个镜筒焦距不等，视阈中心不重合，镜下视物模糊不清，我只能调整自己的双眼来应付，整日在头昏目眩的“斗鸡眼”状态下鉴定样品。

    经过全组同志的努力，几天后我们就追到了原生露头——“γ2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肉眼可见黑稀金矿不均匀地分布其中，矿物周围呈现红色晕圈，放射性强度达60－70伽马，富集部位更高达100－130伽马。随即我们通过地质观察、放射性测量等综合手段，对该矿化地段进行了评价。紧接着西南地质研究所的一组人员又来该地进行了较详细的工作，称该含黑稀金矿花岗岩脉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见《地球化学》1976年04期）。

    结束黑稀金矿矿化点工作后，我们又转入另一支沟进行独居石、铀钍矿重砂异常解剖，运用同样的手段，我们很快就追到了原生露头。就在该点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却因为多吃了野生木耳导致急性腹泻、腹痛，服用了急救箱里的药品，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也不见好转。代组长孙朝相同李成文和藏族民工老陈，连夜冒着暴雨，沿着崎岖的山路奔往沟口的林场求救。他们走后，带路民工王大爷硬叫我从鸭绒睡袋中爬出来，叫我打盘脚坐在火塘边，他抓起一把米放在嘴里围着我又唱又跳。唱跳几圈后，突然将口中已嚼碎的米粒连带口水喷向我全身，刘明太和小侯看见他突然的举动直笑得前俯后仰，病痛中的我也忍不住叫出了“王大爷，你做啥子。”王大爷表情严肃地向我们示意不准笑，口中还念念有词地继续表演。表演结束后，他才说这一带闹鬼，过去有挖药的老乡死在这里，我是被鬼缠住了，他在念咒驱鬼……孙朝相一行往返八九小时后于次日凌晨请来林场的赤脚医生为我急救，经扎针、服药、注射葡萄糖后，我又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逐渐好起来。当然王大爷认为是鬼被他赶走了，我才得以好转。王大爷做的这一切，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他确实从内心牵挂着一名地质队员的安危。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却记忆犹新，同志间无私的关爱和友情令我终生难忘。“5·12”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便是李成文的老家——青川，听说他和家人均没有什么大碍，我牵挂的心得以宽慰。

    从事地质工作并非我的初衷，当年受父亲右派身份的影响，被剥夺了正常升学的权利，别无选择地进入了地质系统，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想起自己曾经的岁月，或是艰辛，或是澎湃，或是美丽，或是温暖，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第二区测队的15年，工作条件的艰苦，物资生活的匮乏，文体活动的丰富多彩，同志间的互助友爱，点点滴滴汇聚成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伴我终生。

    2008年12月于美国新泽西州

    甲基卡惊雷

    王光勇

    谨以此文献给为地勘事业牺牲和尚健在的战友们！1960年7月初，我们重庆地质学校二年级的一些同学和原成都地质学院的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原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甲基卡矿区进行教学实习，主要从事稀散元素锂、铍的找矿评价工作。我们区调人曾经经历和见证了骇人听闻的“甲基卡雷击事件”。

    甲基卡矿区位于康定县塔公乡以西，甲基卡海子旁的山上，距乡上20多千米，海拔约4000米，当初交通极为不便，仅有马帮小道相通，一切生产、生活物资全赖马匹和牦牛运输。加之当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物资十分匮乏。住的是阴冷潮湿的帐篷和木板房，吃的是连麸面馒头、糌粑、干菜和“夹生饭”。新鲜蔬菜和副食品非常缺乏。由于高原缺氧，干风肆虐，环境十分艰苦。导致我们出现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嘴唇及脚手皮肤开裂。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充满工作热情，愉快地投入工作，为完成国家下达的稀有元素普查评价工作任务，抗严寒，战风雪，顽强地工作着。

    矿区出露岩层为三叠系十字石片岩和红柱石片岩。含矿伟晶岩脉（约占1/3）和非含矿伟晶岩脉大概有百余条之多。星罗棋布地分布于甲基卡海子附近的山包和山脊上。其中含矿高，规模最大的104号矿脉，长约600余米，厚约30余米，突出地表，沿山脊走向延伸分布。

    雷击就发生在该矿脉的施工地段。施工主要在含矿伟晶的岩脉中进行。为了便于刻槽取样，其工作手段是探槽和浅井，采用人工打眼，电雷管引发炸药爆破，这是防护措施极差的粉尘作业，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7月的一天下午约五点左右，灾祸从天而降。当工人们打好了炮眼，装好了炸药，准备放炮后收工下山时，陡然天色突变，乌云集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雷击声、炮响声在矿脉上空频发。大约过了十余分钟，施工人员余发贵（现为川西北地质队退休职工），抱着剩余炸药包，跌跌撞撞地下山向矿区领导报告说：“不得了啊，山上雷打死人了。”

    听此噩耗，矿区所有人都惊呆了。待回过神时，矿区领导立即组织矿区职工到达事发地，见此场景目不忍睹，众人皆伤感落泪。据当时初步查验，当场被雷电击死的三人，全都身体蜷曲，皮肤、头发烧焦，面目全非，七窍流血而亡。据目击者说，尤其是躲在岩窝深处的人，因雷电冲击波难以扩散，震波强度高，以致死亡和重伤。在岩窝口附近躲炮的人，被抛出岩窝数米外，衣破皮伤，呻吟不止。有的炸瞎了眼睛，有的炸断了脚趾，留下终生残疾。

    事后清查炮眼遭雷击后引爆的情况，发现事发前装48炮，雷击引爆44炮，只有四炮是哑炮。

    事件发生后，矿区全体动员，把伤亡者及时搬运回住地抢救。由于当时矿区没有电话且天色已晚，于是由矿区测量组潘某等三人，打着马灯，带着电筒、罗盘连夜到新都桥与上级联系。因夜幕低垂，浓雾笼罩夜空，不辨东西，三人在草原上迷了路，转来转去仍回到原地，无功而返。余下的伤员在驻地由队员通宵达旦地轮流守护。伤员们呻吟惊叫之声此起彼伏，使我们心情沉重，寝食难安。

    直到第二天到了新都桥与局、队、州公安处取得联系。伤员被送到州军医院救治。我们就地为牺牲的三人开追悼会，将他们掩埋在甲基卡海子旁。其中有一青年工人，系遂宁人回家探亲刚结婚不久，便辞双亲，别娇妻，英年遇难，想起这些不禁使人潸然泪下，真是天道不公！

    和局队领导联系上后，他们曾特别询问技术人员和实习学生的情况。原来是他们那天上午在其他矿脉进行野外作业，计划下午到事发矿脉填图编录。他们回驻地时已下午三点多，没有上该矿，才幸免于难，否则后果难料。忆起当时情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当时全矿区职工都笼罩在悲痛的阴影中，情绪非常低落。大概过了数天，局、队及甘孜州有关领导和部门组织了联合工作组，来矿区调查事故，并安抚职工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雷击事件。领导们带来了副食品，改善职工生活，并召开动员大会和职工一起上山（矿段）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一扫悲痛阴沉的局面，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推动工作逐渐走向正轨。

    鉴于当时情况紧急，藏区社会治安情况复杂，为了保障善后期间的安全，局、队及州公安处、县人武部，分别出动警力赴矿区加强保卫工作。领导上山检查和指导工作时，在工作区山头上架设了机枪予以警戒。晚上在驻地周围也有解放军战士手握冲锋枪轮流站岗，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局保卫安全部门带来了避雷器材，马上在矿区各处易被雷击的驻地和工作区予以安装。据说此后其他高原队（如405队等）也相继安装了避雷器。对高原队的防雷工作及生产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驻局苏联专家乌罗比诺夫、鲁登科，成都地质学院稀有教研室主任普士伟教授偕夫人（俄语翻译）随同工作组到矿区，并亲临工地现场踏勘指导。普教授为我们举行了专题讲座，就矿床成因，成矿机制，评价方法和手段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使我们受益匪浅。

    此矿以其惨痛代价和之后经108地质队数年的辛勤工作，终于确立为川西乃至西南最大的锂、铍特大型稀有分散元素矿床，为国家工业建设储备了必要的矿产资源。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弹指间雷击事件已过去近50年了。回忆过去感慨万千。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地勘事业的发展，地质队员们风餐露宿，转战高原，战天斗地，深山探宝，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牺牲生命。想起这些，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这些老地质勘探队员和风华正茂，正战斗在野外第一线的中青年地勘队员们，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时，千万不要遗忘了逝者的奉献。我们应更加兢兢业业，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承前启后，扎实工作再创辉煌，这就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

    2009年3月12日

    1961：雪山、密林、草地的记忆

    师常庆

    1961年春节刚过，我从温江地质队第四分队调到成都市三洞桥民委招待所第二区测队，后分配到三分队，经过设计及出队前准备于当年5月1日乘大队仅有的一台嘎斯51型（2.5吨）敞篷汽车从成都出发经灌县、汶川到达凤仪镇（现茂县），次日又从凤仪出发，在分队长路廷云的带领下分队全体同志沿着仅有的驮马道，经飞虹、太平、镇江关徒步三天到达松潘分队部工作站（松潘南门外一家旅馆）开展1：100万区测。

    区测对我而言是一件陌生的工作，当时没有什么规范，也没有可操作的规程，工作方法是按前苏联模式进行，当时工作装备仅有铁锤、罗盘、放大镜老三件，劳保仅有一双护腿，雨衣、大背包、登山鞋都是自己购买，粮食定量也有限，每月只有32斤，而这还是野外人员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开始了终生难忘的地质征程。

    “死亡路线”

    我们小组由钟加昌任组长，我任地质助手，实习生是重庆地校即将毕业的方龙，后勤工是刘兴武、王开选（兼淘砂工），小组任务是松潘－纳米寺－南坪1：100万路线观察，此路线要穿越岷山和摩天岭群山环抱、原始森林密布的高海拔无人区。

    我们经过多日的辛勤工作，取得了路线地质第一手资料和水系重砂、岩（矿）石标本，此时路线调查仍未结果，尚需继续前进。当我们到达纳米寺准备穿越雪宝顶西缘的大雪山时，当地村民说：“大雪仍封山，冰雪尚未融化，根本不能前进，何况你们又没有带路人。”当时，我们凭着刚出队的满腔热情，在年久失修的喇嘛庙休整了一夜，准备第二天拿下路线的制高点，只要拿下这个制高点我们路线调查就取得了第一阶段战果。第二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穿过原始森林，经过无数个阶梯式倒石堆，踏着厚厚的积雪像蜗牛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地慢慢爬行。经过数小时跋涉，眼看山顶就在眼前，可就是不能很快到达，大家双脚已被冰雪冻得麻木，登山鞋与布袜和脚冻得黏成一体。就在这时天气突然变化，下起鹅毛般的大雪，大风吹起山上的冰屑直击征服自然者的面部，当时脸被打得又冷又痛，真是难受极了。面对这一困难，是前进还是后退，经过大家短暂讨论决定强攻，坚决拿下制高点圆满完成任务。大家又重振雄风，继续前进，这时组长也喊话了：“同志们！冲呀！”当接近制高点，风越来越大，碎雪不停地打着脸，冻得僵硬了的双腿也不听使唤，身穿的油布式雨衣满天飞舞，后勤工肩负的重砂、标本、生活物资也随风散落一地而无法回收。就在到达制高点山垭口时，一眼眺望前进的方向，却是万丈深渊之上的悬崖绝壁和白雪茫茫一遍，根本无法再继续穿越这“死亡路线”。在这危急关头，我被大风吹倒，仰着身躯，后脑着地向下滑了约50米高程，此时我头脑还较清醒，心里想着“这下完了”。幸好滑下一个倒石堆小平台被挡住。当停止滑行后，才发现我的鼻子、口流出了鲜血，染红了身旁洁白的积雪。就在这时工人刘兴斌问组长说：“现在高程多少？”组长掏出气压计一看，说：“5300米……”话还未说完，他和所背背篓一起倒在雪地中口吐白沫，全身如同筛子般不停发抖，喊着“我要烤火”。天哪！哪有柴火，只见白茫茫一片积雪，大风仍在不停呼啸，天色也昏暗无光，我们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只好无功而返。

    返程中经过茂密的原始森林，月亮高挂，我们只得又回到破烂的喇嘛庙蜷缩一夜与篝火相伴，在火的刺激下，脸又烧又痛，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人人都成了“胖司令官”，眼睑发肿。当经过纳米村时，村民们说：“看到你们这个模样，可恨又可怜，可恨的是你们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听我们的劝说，可怜的是你们这个样子真叫人心疼。”就这样该条路线采集的标本、样品全丢失，只留下不完整的路线记录而宣告任务失败。

    沟谷和山梁

    松潘与南坪交界地域属岷山山脉和摩天岭西南缘的大山，沟谷纵横，地势险要，属深切割高山地貌景观，这里不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温差还具垂直分带的特点。特别是当时我们刚开展小比例尺区测，没有地形图，仅有小比例尺水系图作为工作底图，更显得地质工作的原始。

    众所周知，百万区测流动性更大，不可能带更多的生活物资随行，队员们只有因陋就简两人合带一床被盖，穿一身衣服，山洞岩窝是最好的栖息地，没有帐篷就用油布在四个角上系上绳拴在树干上，这“帐篷”只能遮小雨，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晚上，下半身虽在油布下，而头和脚却只能露在篷外用烤火取暖度过难熬之夜。时而火星飞溅，把帽子烧出大小不等的洞。生活上更是简单得出奇，多以干粮充饥，遇上“六二韭”就是最好的野菜，在工作中白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衣服湿了就连身烤干，没有条件更换衣裤，沐浴成了奢望，日积月累的结果是人人都长了虱子。有人风趣地发明了快速捉虱蛋法，那就是在腰部拴一根鸡肠式的腰带，当虱子在腰带内产蛋后，再将这裤腰带解下，左手系带头，右手用拇指和食指紧捏带的两侧往下拉动，此时虱蛋发出响声如同放“鞭炮”，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是放“鞭炮”的最佳时间。

    为了取得路线地质调查的最佳效果，往往弃沟谷选山梁，而山梁又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拦路虎，没有水再巧的媳妇也做不出无水之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只有忍饥挨饿或吃干炒玉米面来保存体力，口渴了只能盼望天下雨，晴天就只有露水解渴，我们在白企梁子的路线，是踏着红军先烈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草地和沼泽

    完成松潘、南坪扫面后，又面临向川主寺以西的大草原和沼泽地带的转移。当时分队没有汽车接应，我们就沿着南（坪）松（潘）公路，用双脚丈量完这条公路。在经过弓杠岭时，有一名小工人经受不住这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困难的考验，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解手”时失踪，年龄仅20岁左右，至今下落不明。

    从松潘转至测区西部时，人员进行了调整，我被分队提拔为组长，单独带组作业。分队的路廷云到小组蹲点协助后勤，大队行管王有凡也下放到小组兼安全保卫工作。1961年正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阿坝州又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不时还有残匪活动。当时为了工作上的安全，分队配给小组一支卡宾枪以防不测，但又害怕暴露枪支增添不安全因素，于是只好把枪托下了藏在身旁雨衣的夹层中，千钧一发之时可用以防身。在阿木柯至若尔盖路线中要穿越茫茫大草原及广阔的沼泽地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又没有通司（翻译）。工作上遇到的难题是草地易走，沼泽难行。虽然草地和沼泽有牦牛担任运输，但是人还得步行，人可以脚踩沼泽中的草垛跳跃前进，但牦牛只能随伴而行，有时不慎人畜都会陷入泥泞的沼泽而不能自拔，经多次费力的挣扎才化险为夷。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不言而喻，没有柴火只有牛粪和如牛尿的沼泽水，为了生存和保存体力，不得不用未经加热处理的沼泽水伴着糌粑充饥，天天如此。

    高原气候更是多变，时而太阳当空照，时而天色昏暗无光，时而飞雪迎风到，时而冰雹砸下，就连牦牛也抵挡不住冰雹的突然袭击，更何况是我们了。

    补课

    10月的高原已显寒意，不时有雪花飞扬，就在这期间四分队与三分队在红原县会师，商讨下一步的补课工作安排。计划制定后先遣小组从红原步行到若尔盖唐克联系马匹，一切准备就绪，后续小组才从红原出发前往目的地。赵友年和我等人在前行途中，遇上周治国牵着数匹马来接应，得知三分队技术人员林仲篪（技术12级）在试骑马时被马摔下导致休克。得知这一消息后，作为第一次骑马的人来说真不敢贸然而行，但若不骑马靠步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集合地，只好凭着勇气上。到唐克后，只见林仲篪仍在昏迷中，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急救，电话告之我分队驻红原骑兵团的路分队长，他也无法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当晚有一辆从甘肃路过唐克的吉普车，在区委的协调下才将他送上车由三分队技术负责人段家庚护送，当送到唐克至若尔盖的60千米处时，林仲篪停止了呼吸。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永远穿着一身油布式雨衣和一双破登山鞋安详地睡在了若尔盖大草原。

    战友走了，活着的人们还要继续战斗在野外。我们先后转战热当坝、降扎、郎木寺、黑河牧场等地，选测了部分剖面。记得当时在热当坝，赵友年和我等人向乡上干部汇报工作时，由于我们数月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野外工作，衣衫破烂不堪，赵当时穿了一件破旧的民警服，腰系一根棕绳御寒，乡干部不时用审视的眼光斜视着我们，怀疑我们是否是真正的地质队员。11月底高原进入寒冬季节，12月更显天寒地冻，当我们收队回到新津已是12月中旬。

    回顾历史，我们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踏遍了岷山诸山脉，穿山沟，过密林，翻雪山，过草原，越沼泽，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生与死的考验，可以说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在这年锻炼了意志，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树立了以地质事业为荣的思想，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地质旅途。

    汉中行

    胡正纲

    1961年春，当时第二区测队刚组建，为了想了解一下大巴山北侧与陕南汉中盆地之间的构造关系，我们一行五人兴致勃勃地从南江的关坝出发，经过山上的大坝林场直下大巴山北麓。由于北坡崖陡路直，我们从小路下去也走了半天光景，走到公路边的小坝，已到陕西地界。由于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找吃的。从小坝去汉中，只在途中老乡家煮了一顿刚成熟的包谷吃。一路走一路看，当追踪到大巴山北坡“一刀削”的东西向大断裂带时，大家似乎都忘记了饥渴，直到走近汉中城，才想到要找吃的和住处。吃和住都要钱，这时大家才搜索口袋，结果凑起来一看一共还不到十元钱。只能先住下来再说，我们找了家一个铺位只收五角钱的小客栈住了下来，至少要住两晚，余下四元多钱要吃两天是难上加难的。我们决定向当地地质队去试借一点，果然有个冶金系统的地质队在汉中，但我们除了随身的野外记录本以外，没带任何证件。到冶金地质队一问，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几位同行。但他们领导不在，没有人批借条。我们只得当机立断，快快往回走，以一天吃一顿，“快行军”的方式赶到小坝已是暮色时分，我们把唯一剩下的几元钱给小店老板，说给一点吃的，明早就上山回四川去。虽然说得很痛快，但明天怎么回去？饿着肚子能爬上千多米的高山吗？天无绝人之路，当天刚有点亮的时候，听到公路上有汽车上来，就停在小店门口。一看是一辆空车，当车上师傅下来加水的时候，我们就凑上去同师傅商量，能否搭他的车到大坝林场。他问我们吃了早饭没有？当地习惯是上午十点才吃“早饭”，我们只好如实相告，已身无分文，到了林场再想办法。师傅倒也爽快同意带我们上去，只有一个条件，到林场帮他装载一车木板，我们也满口答应。就这样以工代酬，到了林场，拿出吃奶的力气给装了一车木板，这时林场正好开饭，我们赊了一顿饭钱，好好饱餐了一顿，打足精神回到关坝驻地。

    同心协力过激流

    胡正纲

    1962年端午节后不久，我们一行四人从平武的水晶翻山去王坝楚，那是涪江上游的一处小镇，区政府所在地，现在是“大九环”旅游线路上必经的一个站点，当时，手上只有一张新中国成立前测制的1：10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从图上计算应在中午时分翻过山顶，预计天黑以前可以到达。早上，我们从水晶的黄羊出发，身上带的干粮是在水晶粮站买的炒面，由于天公不作美，一路上山，天下着蒙蒙细雨。上山的路是一段段的羊肠小道，往往走一段就找不着了，只得估摸着方向往上爬，爬一段又找到“路”了。实际上我们到下午五点钟光景才爬到山顶垭口。山顶一线将两侧天气截然一分为二，一边是雨蒙蒙，云在山顶下飘来飘去，而另一边则是晴朗的好天气。这鼓舞着我们沿沟而下，一下沟，新的问题来了，以往采药人和猎人搭的独木桥大多已腐烂，我们也不敢往上踩，只能绕来绕去或借山沟中的大石块跳来跳去，直到天黑下来，我们才在一处断桥的桥头停下来，把篝火生起，围坐一起一边烤火，一边把炒面往嘴巴里塞。沟中的溪水很清凉，还略带一点甜味，不亚于今日的矿泉水。烤火并不好受，脸面和胸口被烤得一阵阵发烫，而背上则被凉风吹得阵阵发冷。“火烤胸前烫，风吹背后凉”，就这样熬到天亮，我们发现眼前的溪沟已变宽，水流湍急，抛下去一根粗树枝，立马就冲跑了。大家开始想办法过沟，四人中只有大刘（刘作邦同志）个子高大，他是老地质队员，有野外生存的经验，他便自告奋勇，试着踩到溪沟中间。终于站稳了，他叫大家把身上可以解下的绳带都解下来，搓成一条粗绳，一头捆在大刘腰上，一头由过沟的人牵着，大刘还扶着每个人踩过最深的一处积水，终于四个人都安全过了沟。在路边我们见到了几块新锯下的木板和两只羊，估计附近就有人家了，水声也越来越响，应该接近涪江边了。果然，拐了几个弯，我们看到了涪江，上面有一座大桥，过了桥就是王坝楚。在这次同行者中，小杨（杨乃儒同志）先后在力马河队，达县队和二区测队工作后调回山东化工地质部门去了。而令人十分可惜的是小刘（刘长海同志）是才参加地质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却不幸英年早逝，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离我们而去。

    难以忘怀的那些旧事

    邓永福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从原成都地质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系毕业，被分配到原四川省地质局南江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当时，想到自己即将成为地质队伍中的一员，将为国家进行基础地质调査、摸清地质家底、寻找和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心中充满着喜悦和豪迈之情。待办完离校与报到手续，我就回家看望父母和祖父母。在与父母共同生活、劳动月余后，带着二老的嘱咐惜别了亲人，离家去南江县报到去了。

    从上路去报到至报到后上岗这段时间遇到的艰难困苦，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现在回忆和讲述这些旧事时，真羡慕当下参加工作的年轻地质朋友赶上了幸福的好时代。

    一、一票难求

    从家乡乘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火车到广元，可谓一路顺利。当我准备购买广元到南江或巴中的客运班车时，才知根本没有广元到南江的直达客运班车，到南江要从巴中转车，可购买去巴中的汽车票十分艰难，旅店老板建议我先到旺苍再想法搭巴中到广元运粮的返空货车。我听从了这一建议并一早起床，冒着蒙蒙细雨去车站排队购票，可到车站时售票厅内早已塞满了购票的人，购旺苍车票的排队长龙已转了两个弯，哪还有我购票的希望。第二天我五点多就起床去车站排队购票，可还不到我的位置，车票已售完。购不到票，我的心情十分焦急。后经打听，购到票的人都是通宵排队，为购到车票我也傍晚去排队。通宵排队的疲乏和饥饿真使人难受，但为购到票也只有强忍。可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时，购票的人大量到来。待到七点开始售票时，后面排队的人向前面拼命挤，我被挤得透不过气，体力不支一不小心挤出排队长龙就再也插不进购票队伍了。这时我的内心真是愤恨焦急、十分懊恼，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旅店。

    为购到车票我吃过早饭后就睡觉，以便排队时不疲乏。为补充体力我购买了两个红糖锅饼待凌晨食用以抗拒拥挤。为不致被挤出购票长龙，我向旅店借用一根长绳。傍晚时我到车站排队购票，将绳齐腰绕过上身，并将绳两头穿过售票窗口的铁棍用手紧握，以防被挤出购票长龙。待到开始售票时，虽然仍被拥挤得胸内难受，但终因排在“长龙”的第一名，如愿以偿地买到了票。

    二、艰难向前

    客车平安到旺苍后，我顾不了吃饭就向售票厅奔去询问旺苍到南江或巴中的车票，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没办法，我先找一个安全、便宜的旅店住下再寻其他策。经过寻思，决定先到车站后到粮库，目的是寻找去巴中运粮或运粮后返巴中的货车。好话说尽，驾驶员总以各种理由婉言推辞。寻车的结果是满怀希望和幻想出门，拖着疲乏的身子扫兴而归。

    就这样求爹爹告奶奶地寻车下去？9月2日报到这个时限逼迫着我，学校发给我的报到费用已不充裕。万一在到达南江之前还会发生什么意外之事呢？于是我大胆决定：挑担步行去南江。决定之后就行动。我在东河河滩找到一根锄把粗的树枝，借用旅店老板的砍柴刀砍修好后，又上街买了两根棕绳，回旅店将我的行李分作两捆：一捆为用破油布包好的简单衣被，一捆为破篾席包好的学校油印教材。捆好收拾好后，天也近傍晚了，但秋雨仍时断时续地下着。无奈的我只好早早地用完晚餐，洗漱后就睡觉以储备精神和体力供次日挑担行路。

    次日起床，天空仍下着蒙蒙细雨。为储备体力，早餐时吃了两个蒸馍、两碗红苕稀饭。付过费用后，我就冒着细雨，脚穿草鞋，肩挑行李，踏着泥泞的碎石公路，费力地向着南江方向前行。兴许是靠助学金读书的农村穷苦娃为赶报到时间艰难地挑担前行感动了苍天，也许老天下雨下累了该休息了，总之出发后三小时雨停了，但路仍泥泞难行。中午过后到达旺苍县普济。人饥脚乏，在距公路较近的一家餐旅店用午餐时突感身上发冷，才猛然发现衣服已被细雨湿透。待晾干衣服我就匆匆吃过简单的晚饭提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卧室外，这场下了七八天的绵绵秋雨终于停了，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于是赶紧用餐，继续挑担在碎石公路上艰难前行。雨虽停了，但路仍泥泞，劳累的是自己的脚和肩。中午我饿了，就在有清清溪水流淌的沟边啃早上捎带的两个蒸馍当午饭。“饭”后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忍着双肩的红肿艰辛地赶路，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赶到了南江县沙河区北的洛坪招待所歇宿休息。

    三、被误解的“13”级

    在洛坪招待所住宿登记时要身份证明或出差证，可我没有这些证明，就只好取出地质局开的报到介绍信作为身份证明，登记人员接过介绍信看后将我看了又看，半信半疑。回答完他的简单询问，登完记，退还报到介绍信后，他还帮我提行李，将我安排在楼上靠南江河一侧的较安静的单间房内入宿。我进屋一看，室内摆设简朴，但日常盥洗用具齐全，卧具都干净、整洁。收费八角一宿，对我来说确实有点贵，希望换一间价格便宜点的，但服务员说，较这便宜的是双人间，不适合你住，你就将就一宿吧。我也不知为什么“不适合”，就只好听从安排“将就”住下了。

    我刚在竹椅上坐下想“为啥对我这么客气”时，一女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盆温热的洗脸水使用。刚洗完脸没几分钟，就从楼下传来“成都来的旅客请下来吃饭”的招呼声。待我下到楼下时，一位女服务员领我走向一间小屋，屋内桌上摆有一小盘肝腰合炒、一小盘爆肚条、一碗菠菜煎蛋汤，另有一只内盛热饭的小木甑和一只碗、一双筷子。我站桌旁愣了好一会儿未敢冒昧就餐。这时女服务员说：“同志，别站了，饭菜凉了吃了不好。”我忍不住问道：“弄这么珍贵的菜是怎么回事？”女服务员说：“按你的级别，本该还要上菜的，想到只你一人就只上了这点菜。”并一再说，“县上困难，区上也穷，有不周到的地方请谅解。既到我们县来工作，就别介意，你就慢用。”但我仍不明就理，只好上桌用餐，饭后付钱一元二角。

    饭后上楼不久，一服务员再给我提来一大桶热水说：“同志，这是给你的洗脸、洗脚、擦汗用水，用后桶放门外就行，水就泼在侧面楼下。”临走时还告诉我，所里明早晨有一小吉普去县城买副食，你若不嫌弃，可搭车去县城。这使我感到太幸运了，内心激动、高兴得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有连说谢谢。

    也许是连续两天挑着行李步行太疲乏、太累的缘故，我躺在床上高兴一阵后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叫下楼吃早饭才醒来。待吃过早饭付完费用后，所里的服务员上楼帮我把行李放到嘎斯小汽车上，我亦只好向区招待所的同志一一握手，直说谢谢后就上车去南江县城了。大约在午后，小车转过一个小山嘴才看到河边山坡脚下的一群瓦房，采购员同志问我去县委会还是去县政府，我说去第三区测队，采购员“啊”了一声后说，那就在汽车站下吧，并给汽车站的人说了些什么话，站上的人就拨那转盘式电话，接通后叫我听电话，电话里有人问过我的姓名、事由后叫我在车站等他们来接我。大约过了约20分钟吧，有一嘎斯小汽车来到车站放行李处停下，车上下来一男同志问我：“你是从成都来的学生吗？”我回答后，那男同志说：“辛苦了，欢迎你来队工作。”并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报到的学生，他连同驾驶员一起将我的行李放上小汽车。在我们都上车后，那男同志说他叫何德秋，那驾驶员说他叫严国远，我也通报了姓名。当小车过了渡船，开上一个小坡后开进一间简陋、破旧的大院平坝内停下说：“邓同学，你的新家到了。”并帮我将行李提上，领我进入一间铺有较厚稻草和“三合土”地板的空屋后说：“队里条件差，你就暂住一段时间吧。”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不久，何德秋给我提来一竹壳水瓶的开水和一些饭菜票，帮我铺好睡觉用品后就告辞离去了。晚饭后，队上葛思良队长及工会、团组织的负责人到我的稻草房卧室来慰问我，并说现在的稻草房是暂时的，以后条件会慢慢地变好的。闲谈中问到我来队路上的情况，当我说到沙河洛坪区招待所的盛情款待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后告诉我：他们把你技术13级理解成了行政13级了，并说我是先苦后甜，因“祸”得“福”。

    四、在宝轮院的艰难时日

    到队半月多，陆续有陈体培、王治等六七位校友到队。不知是因来队最早，休息得好一些，还是因我在来队的路上吃苦耐劳的精神，队上派我一人去广元县宝轮院绵阳地质队搜集1：20万广元幅设计资料，并告诉我广元幅的范围（经、纬度），资料收集的内容、重点和要求，并为我开好了资料收集介绍信。我很快地收拾好日常洗漱用品，领好粮票和借出备用金，就搭乘达县地质队到广元运钻杆的货车出发，并于当天下午到达广元，住宿一晚后，次日乘火车到达宝轮院。我按队上老同志的嘱咐入住交通茶旅店，下午就到宝轮旅馆拜见绵阳队技术负责人郝子文主任工程师。郝子文看完介绍信，听完我说明来意后，知道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并批示资料室大力支持、接待并指导我的搜集工作，还告诉我资料室的位置。第二天，我到资料室递上郝工批示的资料搜集介绍信后，资料室负责人段晓岚告诉我，因队的工作性质所限，队上没有专门的地层剖面、地质图等基础地质资料。现有的几乎全为铁矿、铝土矿等矿体的检查、普查和初勘资料，并告诉我资料卡片的分类和位置等。自此以后，我陆续按构造及地理位置，依矿种的规模和工作进度等将其坐标、层位、矿产及矿床（点）地质特征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矿床（点）或矿区地质图以及剖面图、柱状图、特征的素描图等分别搜集、摘录、蓝晒出以供区测设计报告所用。资料搜集工作还较顺利，不足的是缺乏基础地质剖面，艰难的是吃饭问题。原因有三：三年困难时期的宝轮院是一个采煤、运煤基地，承担着数以千计的煤矿工人的生活物资（多由外地贩进）及煤的运输费用，因此物价昂贵。二是我的粮食月定量30斤，节约三斤（国家号召）只有27斤，平均每天九两且无油、肉票，工资42.5元，寄20元给父母，余钱为我出差宝轮院搜集资料的生活费，实感捉襟见肘，况且我的定量粮票和工资由南江邮寄到广元宝轮一般需15至17天，缺粮断顿、借钱借粮实感窘迫。刚来宝轮院时去饭馆吃饭，还点炒胡萝卜或白萝卜丝、炒红苕尖吃，但钱粮总是超支。几天后改为早餐吃一个蒸馍或一碗红苕稀饭，中晚吃二两或三两面条，粮虽未超但伙食费超了，肚内的油荤少了。时常是未到吃饭时，饥肠咕咕如小鼓。为使钱粮不超支，与店老板求援、协商之后，同意我用粮票按粮站牌价买他们的米，借小铁锅在茶炉上煮饭。粮食每天九两，每餐三两，可没有菜。开初买胡萝卜放在锅内煮饭吃，可胡萝卜较贵改用白萝卜在饭内放点盐或蘸炒盐吃。开初几天还感觉新鲜，过得去。可没有油荤的白萝卜饭没吃多久，我的胃内就开始涌动，不时吐清水，实在反应厉害时又改用胡萝卜煮饭吃，虽改变了一下反胃吐清水的状况，可毕竟无油荤，多吃几天胃又开始冒酸水，这时只好去买两个柿饼吃以安慰一下肠胃。这样粮虽未超支但生活费超支了。当购的粮吃完后，粮票未寄到时只好买胡萝卜煮熟当饭吃，肠胃“意见”太大或断粮断顿时，只好向店老板借粮，每天定量由九两改为六两，钱粮票寄到时立即还清结账、补充粮款。

    我为了早日结束这艰难、窘迫的日子，还得鼓足干劲，强忍饥饿的折磨，加紧资料的搜集摘录和图纸的氨晒。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在12月中旬我终于将唐王寨向斜、矿山梁背斜、碾子坝、邱天窝向斜等地的铁矿、铝土矿等矿体的资料收集完毕，并请广元嘉陵铁厂党委书记（一位老乡）帮我买到一张广元至巴中的客运班车票，经由巴中购票平安地回到南江队部，胜利地交了搜集资料的差事。

    五、下放职工对我的震撼和冲击

    回队不久，大约在1962年前，队上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下放职工”的事。这件事对我内心的震撼和冲击简直无以言表。今后何去何从？在分组讨论会上如何发言表态？很是为难。发奋拼命读书、考大学不就为了跳出“农门”吗？怎么初中毕业（1954年）遇上号召回乡务农，高中毕业（1957年）又遇号召回乡务农，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又遇“下放职工，哪来哪去”。建设祖国的理想与现实遭遇之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么脱节，这么不一致呢！会后那晚我翻来覆去地想，可当时的我真想不明白。最后还是怨自己：谁叫你那么天真，幻想着自己也成为苏联翻译小说《红湖的秘密》中的地质工作者就可“为祖国开发丰富的矿藏”（高中毕业时唱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就可为建设祖国添砖添瓦，出力流汗呢！想来想去，最后又想个人的志向和愿望与国家的决定相较，毕竟是微不足道的。靠申请助学金读书的农民娃在国家决定“下放职工”的大事面前，应时时克制自己不良心态和情绪的表露，应以一种积极、冷静、平和、自信的心态参加评论。心想，国家关于“下放职工”的决定又不只有地质部门，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执行。既然个人改变不了这种状况还不如改变自己以适应形势和环境。若能留下，就努力学习，虚心向老地质队员学习。我想，只要你积极上进努力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是不会不要你的。万一我被下放，那也没法抗拒。只要自己不懒惰，有手有脚不生病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总会逐渐被战胜的。因此，第二天分组讨论表态轮到我时，我那简短、平和的发言的中心意思是：留则安心，走则愉快。好像大约过了两天吧，下放职工的名单公布了：没有我的名字！一边暗自庆幸，一边惦记着可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六、不应犯的错误

    1962年5月出队进行野外工作时，我一直牢记自己的承诺。开初，我被分到南江以西地区，承担麻富子组剖面上放射性的伽马测量工作。这是我未学习和经历过的工作，不知如何操作。组长罗代锡就亲自给我示范，并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开、关仪器，如何进行测量、记录，如何画图，以及如何保护仪器等工作知识和技能。剖面测完后，我被转调到铁船山剖面组工作。

    我好像是从南江队部乘车到沙滩去的铁船山，当晚住在达县地质队工棚内。第二天早饭后我背上自己的行李外加一袋约十斤的大米上了山。我在去官坝的山路中途吃的干粮，约下午五点下山到达官坝铜厂住下。待去铁船山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又各自背上自己的行李和同样一袋大米出发，在玉泉公社用的午饭，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到达任家河坝岔河沟口驻地。按组长的安排分工，很快就砍好茅竹和树棒、树杈搭好竹篷新屋，待吃过晚饭、坐进竹篷屋后，组长集合大家开了个短会，讲了测剖面的地点和分工。我承担的是标本、样品的采集任务。

    第二天早饭后，我背上装标本、样品的竹篾背篼、编号用油漆及地质工作三大件后直奔剖面施测地岔河沟。在剖面起点处，组长和助手盛朝华同志教我用油漆写好剖面名称起点和层号后，并示范如何采集岩石鉴定、陈列标本及硅酸盐和化学分析样品。他告诉我采样的目的、规格、重量，如何填写标签、登记表，如何编号、装箱、送样等。工作虽然简单、平常，但很费体力，很伤手。稍不注意，变质流纹岩或其利刃般的熔岩屑很快就将手套划破，徒手采集时划破手指、手掌、手背流血挂彩，用胶布处理伤口是常事。工作不仅费体力，在三年困难时期也很考验人的信念和毅力，也使我“触类旁通”地重温了岩石学和变质岩石学的分类定名等最基本的岩石学知识。

    在我满怀信心地进行本岗位工作的过程中，一次在岔河沟内测剖面完成标本采集的野外程序工作时，组长叫我测一个产状给他，我立即取下罗盘毫不犹豫地在基岩上量了一个产状数据告诉组长，组长听后反问我：“多少？”当我重复读数时，组长问我在哪里量的，我用手指着我的测量之处，组长“唉……”的一声长叹使我猛醒，我赶快用手在溪沟中捧起清水泼在基岩露头上，并俯下身子在清晰的露头上仔细地寻找流纹岩的流纹、流层，在确认真实稳定后，重新测量出读数报给组长，组长听了，记下了我报出的读数，这表明他已认可。

    这次量错产状的错误虽不是什么不可弥补的错误。但这种粗心造成的测量错误使我内心非常难过。组长那一声长叹，比骂我打我还让我难受。不过这次错误使我深思：在学校学习、考试可以记得很熟，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就走样了呢？这次错误使我羞愧：组长的工作担子比我繁重、辛苦，可我的工资比他高，我却连这变质流纹岩的产状都量不好，多难为情啊！这次错误也使我猛醒：书本上的地质理论知识是无数地质实践的总结和结晶，应该好好学习，可野外地质现象千姿百态，要认识它也必须下苦功夫去观察、认识，学习地质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生产活动中的工作方法、技术、技能更重要，否则，理论脱离了实际就只有束之高阁了。这次错误使我感到必须端正态度，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夹起“尾巴”，虚心地向同志们学习，尤其向老地质队员学习。学无长幼，能者为师。这次错误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它时刻鞭策着我要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地质新理论、新方法。为不使自己在复杂多样的野外工作中再犯类似粗心出现的错误，我对地质新知识、新技能总是孜孜以求，即使在“文革”中也未曾间断过。“文化大革命”后调大队工作，我也未曾忘记这次粗心犯下的错误。出野外检查地质工作不限于听汇报，还深入现场与实际工作者一道观察、交流，并以自己当年因粗心犯错为例，告诫野外同行。

    铁船山历险记

    廖光宇

    一、野地璞归

    1962年，为1：20万南江幅区调开幅打基础，队上安排若干小组分赴测区及邻区施测剖面以厘定地层系统和填图单元。邓永福、盛朝华、徐尚义、杨志英、王其铭、罗存志、孙朝相、刘德华、廖光宇等奉命进入铁船山区任家河坝，择地河阶栗林，就近取材以竹木藤草自建简易工棚，棚外傍溪垒石为灶，岸积漂木为柴，夜伴煤油马灯照明，通铺坐拥图板写画，就此野营驻扎下来施测铁船山组（Ptt）建组剖面。为追求剖面测制的最佳效果，多数区段都得涉水在溪中沿岸施测。因在困难时期，生活物资本就匮乏，兼以补给维艰，故常采党参、泡参、竹笋、糯米藤等野菜佐食，偶尔也乘便钓鱼稍作补养。如此生活与工作状况，既艰辛又刺激，在尽心尽力地亡命工作的同时，又体验了返璞归真的“穷作乐”的意境。

    二、命系一线

    任家河坝地处川北米仓山脉第二主峰铁船山北麓深山峡谷之中，那里只是在南江河源区段由其支流倒河沟汇入处形成的一个洪冲积扇阶地河坝，但周围十里并无人家。西距最近的粮食供应点“关坝粮站”有约70里地，此间无尺寸公路，关坝至玉泉龙家沟口有乡村道路，而龙家沟口至任家河坝约30余里路程则只能循药、猎两族营生活动涉足的荒踪野迹行进，且需经数十处涉水渡溪方能抵达。小组扎营工作，物资供应全仗队上组织搬运队伍人工背运，与大队、分队及外界的沟通亦赖这支队伍定期转达交流，因此这条往返交通的荒踪野径就像我们小组的生命线一般重要。

    三、水阻粮断

    9月中始，淫雨绵绵，连日不绝，溪水猛涨，交通阻塞。小组成员连同雨前来组指导岩石工作的姚武员同志都料定必将面临断粮之灾，以至众议趋同：从仅存的余粮中预留少许备作非常之用，其余按每人日耗三两吊命待粮。除充分利用雨天整理前期资料外，还需钓鱼、捕蛙、采野果野菜以助维持生计。其间，虽曾出现过一天半日雨憩放晴，但溪水亦仅小跌复涨，补给线路依然阻绝。盼粮无援，又虑棚安全：连日雨水浸泡，工棚基脚渐有沙流土陷，微显倾斜。更有甚者，杨志英总感工棚依伴的巨石（竖高约三米）渐自倾陷，这必将祸及工棚。众人用罗盘、皮尺日测数次仍感不安……事后应验恰同“杯弓蛇影”，无难自惊。

    某日下午，罗存志、刘德华采野菜时于驻地下游一小回水处意外捞回一个滞留旋涡的老金瓜——那是雨前何天华率队补给小组物资时于涉水渡溪之际因水下苔滑导致身斜背篼歪，金瓜滚落随波逐流而下落入旋涡，竟成今日天赐之物！当晚由盛朝华操厨，众皆品尝金瓜美味，不啻慈禧出逃时吃到的清水煮菠菜美其名曰“红嘴绿鹦哥”，百般滋味，尽在穷作乐中……

    四、浪漫中秋

    临近中秋佳节，补给着落无期，但仍需提足“困境犹欢”的虚劲，刘德华、杨志英、邓永福、廖光宇等依仗两株跨溪的倒树渡至溪南，沿着预定的方向依势看山，双臂分拨荆棘草丛，逶迤拔高五百余米，耗时近三个小时，终于抵达梦寐以求的瑶池仙境——母猪塘。这里曾有过人家从事农耕、种药兼采野生药物，于“大跃进”开办公共食堂时奉命西迁约20里地到龙家沟口落户去了，至今这里犹存茅舍残迹和错落环植的几种果树。该处高出任家河坝三百余米，然属采光极好的开阔向阳坡地，所以果实较之任家河坝要早熟。我等避开悬挂马蜂窝的果树，择顺风偏远的果树分别采摘了梨子，连带多刺壳斗的板栗、带外果皮的核桃，连同上山时将藤蔓踢断的党参顺便掏出，塞满四大地质背包，傍晚回归驻地，宣告丰收凯旋！其间，想必杨志英饥饿难熬，竟将刘德华上树摘扔下来的第一枚核桃连同外果皮入口咀嚼，弄得舌僵嘴麻，遂成笑料流传。

    次日中秋，阴雨参半，全员加工昨天采获的代粮坚果，众人牵搭油布偏棚，将板栗、核桃堆放在棚内，架柴生火加以烧烤待听得噼啪之声雀噪方休即示板栗外覆多刺壳斗、核桃外果皮多已受热龟裂，此刻便可抽薪泼水再促龟裂，待到火灭烟散，就用木板搓压或穿着登山皮鞋用脚底适力搓揉，使内核坚果剥离外壳，然后捡拾存储备用。经全体成员协同努力，成功举行了“桃源夜宴”：菜肴蔬果之丰盛非同寻常，忆有：清蒸板栗、烧烤核桃、盐漤野葱、凉拌鱼腥草、鹿耳韭烩毛竹笋、干煸木叶子鱼、党参糯米藤汤，兼配鲜果梨子、草莓。盛朝华别具创意，发现雨前抠弃棚外的老南瓜籽现已茁长成密麻的瓜芽，于是拔出洗净切碎，佐以野葱、鹿耳韭烩就菜肴，盖浇在每人的一两大米饭上，美其名曰“瓜芽盖浇饭”，与时下流行的盖浇餐品遥相辉映。身处荒谷野境，适逢阴雨天气，看不到玉兔东升，更遑论嫦娥奔月，群汉通力合作共克时艰，是缘分，是福分，是机缘弄巧促成的特殊享受！于是，在此困境寻欢的主流氛围中，暂搁思念情怀，共庆中秋佳节，同享“桃源盛宴”，自傍晚开筵直至马灯高悬，无不开怀饱尝绿色美味，待到席终人散，想是倦意袭来，盼能借烟提神，有人戏哼小调：“哪个有烟借一杆，哪年有烟哪年还，我家云南开烟馆，借了一杆还十杆。”伴合微风细雨之声，如泣如诉，在浪漫中秋的尾声中却又触动了兴尽悲来的心弦：淫雨何时了？溪水何时退？补给何时到？任务何时能完？……

    五、人熊相安

    中秋节后，仍是多雨少晴，溪水不减，东望上源冒火山一带，总是阴云密布，时闻雷声传来，随着溪水时涨时落阵阵冲下枯枝漂木多数又在驻地下游河滩搁浅滞留下来，征兆上源雨水尤甚，料及近期获济实属非望，也只得随遇而安。所幸采储的板栗、核桃尚可代粮维持数日生计，天赐柴、水取用不竭，可保汛期无虞。只是贪吃核桃引起肠滑腹泻，蒸栗代饭之初确属天然美味，长以当餐则殊觉乏味，肠胃不纳。然为生计，还得变着花样加工这些品种不多的绿色食品，诱食强塞果腹为生。

    生存无虞便图干事。我们利用跨溪倒树过河；间断无雨之机，沿溪两岸施测暂不连续的截截剖面，以待雨后水落石出，溪谷河槽涉水可通之际再行补测衔接。虽属事倍功半之举，但进展可慰：截截剖面已测至大龙潭瀑布，可以告一段落。再往西南下游的隔潭至龙家沟口区段，则必待水退复常方可沿溪涉水施测剖面，而届时可以转移到靠近人家的龙家沟口驻扎施工，无须孤军犯险以致困厄如今！当此之际，再无必要苦撑待援，可以另辟蹊径谋求转移了。

    其间旬日流逝，林中板栗渐熟。几只黑熊夕至晨归，在倒河沟口栗林树上折枝做窝就食板栗，距工棚百米远近，与我等隔溪相望而又相安无忧。碰上运气，尚可见闻其抓树磨爪，欢声尖啸。虽说对岸林茂栗丰，熊食富足，但虑本岸山中黑熊入侵棚周栗林就食，引发意外纷扰，故以伐枝取栗之术，欲谋一石三鸟之效：代粮食用，开阔视野，清野却熊；尽管因由难断，但事遂人愿，狗熊迄未光临寒舍，直到我们撤离。

    六、另辟生路

    突围脱困的方针一经确定，我们谋划具体的实施细节。距我们工棚最近的人家是北东方向十里开外的平溪荒村，那里有玉泉公社茶园大队分派六户人家组成的一个生产小队，沿袭成规耕作荒地，栽种果木（主要是板栗、核桃）、烟叶，兼行采药、养蜂、割漆等副业。1959至1960年期间，简人初、陈宗珖率领刘长海、余兴和、姚梦琪、马安富、邱文贤、廖光宇等组成的踏勘找矿大组于发现冒火山铀钼矿点并投入矿点检查之初，曾寄居该处历时数月，故廖对平溪一带颇为熟悉，只要到得平溪，即有山腰崎径向南西渡过龙家沟口独木桥后通达关坝。故而，设法抵达平溪乃为不二抉择。然而，从任家河坝去平溪的唯一途径则是溯溪而上，至一北来支流汇口折北沿黑瞎子沟北上抵达，而其仅属药、猎活动迹径，并非常路通达，时下又为洪水淹没，宣示“此路不通”！审慎琢磨之下似觉另辟生路与平溪通往龙家沟口的环山崎径衔接抑或可行。遂由刘德华、廖光宇先作开路试探。刘、廖二人沿工棚北邻小山脊拨开毛竹杂草披荆斩棘而上，奋斗近六小时，终于如愿以偿——在漆树塘西邻山包北侧垭口衔接上了通往平溪的山径。向东俯视，漆树塘地里包谷正熟，诱人馋涎欲滴。刘、廖商议：反正要去平溪，不如先去地里摘些带回解馋济饥，待抵平溪再作报偿。于是，二人下到包谷地边，却见木牌警示“此处有弩枪”！二人不敢进入，亦不甘无获而返，几经徘徊，就近砍伐一根细长的漆树，去掉枝丫，用葛藤捆上砍刀，人伏在地伸其入园割取包谷，孰料包谷秆折而不断，无法拖出摘取果实，无奈之下只得抱憾而退。

    傍晚时分，尽管刘、廖二人仅以一身划烂的衣衫和两手破裂的血泡空手而返，但于通报交流时仍令全体同人欢欣鼓舞——脱困指日可待！

    次日早起，全面整理物件：留下炊具、标本样品和半数卧具，并留信说明去处、路线、大约时间，以备知会意外而至的来援队伍。必须带走或可以带走的物品则循“总体轻装、量力携带”的方略宽松安排。同时，倾尽曾留备“非常之用”的大米做饭饱食，虽仅人均二两多点，却属时下奢侈享受。11时许，一切就绪，廖光宇前导，刘德华压队，沿昨天辟出的荆丛小径鱼贯而上，爬坡上行三百余米交汇于平溪的环山小路，折而向东，于15时许顺利抵达桃源胜境——平溪村。

    七、横祸迭起

    廖光宇逐一拜访了柳、黄、赵、李四姓六家，小叙别情说明来意之后，在李队长的协调安排下他们盛情接待了我们一行浪迹天涯的不速之客。乡亲们腾挪出三间草屋，皆用未硝熊皮铺地以供席地卧睡。他们还现做新鲜包谷蒸馍，盛满一钵蜂蜜，另有莲白、土豆等可口菜肴，丰盛的晚餐恰同款待亲朋故旧。分别将我们延至各家围薪取暖，烘烤湿衣……尽管餐前即有众议“久饿不宜饱食”，然于晚餐之际却又见肴垂涎，抑制不住饿火升腾，竟如老饕掠食不厌饱胀，“宁为饱鬼，不做饿殍”。而其贪嘴解馋的后果则是招致不幸言中的祸患：因消化不良以致腹胀难熬，根本无法入睡，只得倚壁而坐闭目养神；继之嗝、屁连珠，臭不可闻；度日如年之感油然而生。所幸过了午夜盛朝华、杨志英呕吐、腹泻之后似觉有所缓解，试着躺卧而睡确也一试成功。受此启发，有人自抠咽喉促使呕吐，以期稍微缓解得以躺卧成眠，居然也能奏效！折腾一夜，疲惫不堪，兼致棚荜增“秽”，深感晦气；反躬自省，确属自作自受，哪能怨天尤人！更有甚者，因为元气大伤，必须就地调理，如此耽搁行程，令人懊悔不已。

    第二天，彻底清洗呕吐秽迹之后便是静心调养。好在昨夜呕吐、拉稀乃由消化不良所致，一待肚腹消胀体征也就渐复常态。黄大妈做的鲜玉米浆团、土豆泥、老南瓜等柔润可口的饭食又令我们食欲再振，鉴于昨夜之误无不节制而食。经此调理，渐复元气，看来明天可以走了。

    第三天，用过早饭，结清账务，在细雨飞雪中我们一行向关坝进发。两小时后到了川主庙，这是我们途经的第一处人间烟火，这只是一间小庙残屋，改换门窗用作简陋居室，内置床、桌、背水桶、尿桶、火炕、灰堆各一，锄、耙、刀、斧、扁担、背架、筐、兜、绳索等常用工具，以及吊锅、碗筷等生活物品，除此之外，别无长物。茶园大队指派黄老头常驻于此，守护近处庄稼，兼行采药、竹编副业。屋前有几株老梨树，传闻曾拥“贡梨献品”殊荣，两年前廖与简人初、陈宗珖等曾有幸享此口福，称梨子清甜润口，确属天然美味。由于往年过往此地皆作小憩，廖与黄老熟识。今日过此，见一青壮男子倚门而望，近前相询，方知姓赵，是黄老同村晚辈，因黄老家中有事，由他来此替换几日。攀谈之际又见老梨树挂果甚丰，遂由刘德华、杨志英等设法弄些下来同享“贡品”。此际雪覆草地，梨子落地无损，品尝之余装包带走。其间，赵与廖只顾攀谈未及他虑，忘却告知路旁不起眼的警示牌内容：“前有马蜂窝，绕道而行。”仅此一时疏忽，招致“飞来横祸”——廖光宇等惨遭马蜂疯狂袭击！

    八、患难与共

    在川主庙小憩之后继续前进。时值雨雪纷飞，山径湿滑，众皆穿着雨衣拄杖而行。由于雨帽遮挡了侧方视线未能见到蜂窝警示牌，心喜路程近半，回味贡梨余香，尽自得意难抑放步走去。王其铭位列居中，时与先行同人拉开了距离，追赶心切顺风疾走，不料其右肩扛着的“拐耙子”（7204辐射仪之昵称）挂动了路旁马桑树枝，而其雨衣下摆又正好扫触悬于马桑树枝的桶般大小的马蜂窝上！

    王其铭因势顺风走了，对后续人员的遭际浑然不觉。跟随其后的廖光宇顿觉眼前一片麻黑伴以嗡鸣声噪如逢轰炸机群！旋即马蜂渐集脸、颈痛施毒汁。蜂袭之初，廖谨守“遇蜂莫跑”的成规拄杖伫立咬牙强忍蜂蜇，稍后却见杨志英、刘德华收拾好背包从老梨树下跟进过来，老廖自思：杨、刘二人处于上风位置，雨衣笼罩下长途跋涉早已汗味浓烈，若再靠近必遭蜂群追踪袭击，与其众人罹祸不如一人扛灾。斜视前路左侧有一大蓬荆棘藤蔓，想能遏抑狂蜂，于是大吼“不要过来”之后猛冲向前一头扎进那蓬荆棘藤蔓中去。而该处恰系斜坡后缘，廖冲扎过猛，随势翻滚而下，荆丛挂翻竹编背篼，内装物品沿坡散落，所幸一应资料和枪支弹药均用油绸分件包裹，事后逐一捡拾归篼未出差错。廖沿坡滚落百米许在一地形变缓处停了下来，但觉咽喉肿痛、呼吸不畅、头胀欲裂，此时发里余蜂尚未除尽，而身周游蜂又继续袭来。停身近侧有一小水渠流经花岗岩风化壳，渠水清澈，水底碎屑可数，廖欲借水清凉以解头部烧痛，便一头扎进水渠，安知水浅不及淹头，虽有触水清凉之感，却又徒添肿脸擦痕。

    刘德华见状即刻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坐在雪地上置廖头于怀，脱下棉衣盖住廖的头颈，戴着手套捏杀老廖发间的残蜂，不时挥手抗击来犯游蜂，极力呵护老廖脱却飞来祸患。廖于此时已知获救，心绪松弛眩晕昏厥，形同幼儿投怀沉沉睡去。待到苏醒时已在黄老陋室与杨志英同床养伤，不时有邓永福、罗存志、盛朝华等巡来照顾。交流之中方知事发梗概。

    杨志英性情中人，时有标新立异之举令人刮目相看，而其徒惹祸端之处更让人啼笑皆非。当廖大吼“不要过来”之际，杨未止步观察，而是大声问询“为什么不能来？”当其摇舌鼓唇之际群蜂闻声嗅味来袭，首蜇唇部，再及脸、颈，伤势屈居榜眼，然其临场表演常作逸闻趣谈。

    刘德华坐地躬身怀护廖头，腰背裸露，惨遭游蜂偷袭，脓包亮泡串连成带形同毒蛇缠腰，奇痛难忍而又令人生畏，兼有头、颈、右手等处蜂蜇，伤势位列探花。

    老赵见状不妙，赶紧绕道下山向盛朝华、邓永福等通报蜂袭概况，邓等立即随老赵掉头折回川主庙，在老赵的帮助下倾力呵护廖等三位重伤号。经用大剂量季德胜蛇药片内服外敷之后蜂毒伤痛虽稍觉抑制缓解，但审时度势确须滞留调伤。于是，老赵让出床位供廖、杨养伤，指点就近几个看守庄稼的窝棚供余众过夜，刘德华虽伤势居三然可自立，故亦在窝棚过夜之列。另还提供了足量的新鲜包谷、洋芋、四季豆，以及柴火之类生活物资，以保我等滞留期间的需要。

    夜间，杨志英报复心起，约廖欲以煤油浇帚乘雪夜趋近点火焚烧马蜂窝，廖亦愤然赞同；然当杨志英下床准备器材时，烛照之下顿作罢论：廖虽清醒，然其头、颈肿胀未消，眼开一线、气若游丝，哪有能耐夜行百米开外举火烧蜂！更虑及老廖颈部肿胀若再稍加剧则可能因气管堵塞致死，遂促廖留言由他转达以代遗嘱……刘德华、邓永福等一干人众（戏称“刘邓大军”）以二至三人搭伴分住包谷地旁用作值夜敲梆惊吓逐兽的窝棚，要么薪尽火传围火待旦，要么半身躺卧伸腿棚外油布裹足，抑或二者兼用，度过漫漫长夜，与蜂伤同人患难与共。相比之下，廖、杨二位已属特殊优待。

    九、逃抵关坝

    次日雪后放晴，似显否极泰来之兆。众皆聚于黄老屋中围火取暖烘衣，见廖、杨伤势减轻大体可以自立行动了，便议定于中午饱食之后向关坝进发。因虑途中不测需留充裕时间以备从容处理，故于11时提前用餐，饭毕开拔下山。廖、杨位列队伍之中拄杖徐行，深得前后伙伴呵护，战战兢兢通过了龙家沟口独木桥，进入了茶园大队的河谷阶地，由此往西即有乡村道路直通关坝。此刻，众人心悬的重负终告舒气释怀，此去关坝可望一路平安了！诚如“高兴不知愁来到”，前进途中又起波澜。

    一路西行，人烟渐渐稠密，经过享誉“玉泉粮仓”的范家坝时，一群顽童见廖衣衫褴褛，头肿眼眯脸部变形，眼镜亦随脸部肿胀而镜架歪裂，只得用橡皮筋套在头上勉强戴住，其状亦疯亦丐，又似在押的日军俘虏，遂成顽童戏弄的靶子，“疯子来了”的嬉笑之声迭起，个别顽童抓起田里的稀泥向廖扔去，形同鹰隼败翎，燕雀相戏！为免别生枝节，只得叱驱顽童，疾步通过。17时许终于抵达关坝。

    联想水困任家河坝，辟路前往平溪，川主庙遭蜂袭，范家坝逢儿戏，一路坎坷逃抵关坝，形同铁船山剖面组的“百里长征”，终在全组同人患难与共的顽强拼搏中奏响了“胜利大逃亡”的凯歌，又进入了阔别已久的人间天堂，众人无不绽放会心的微笑。

    十、余音绕梁

    1.剖面结局

    饱尝蜂针之苦的廖、杨、刘等经关坝地区医院梁院长的治疗，三五天也就好了。其中，廖的头、颈裸露部位计有49处蜂蜇伤疤，尚不包括发际难于寻点者。

    向队上通报情况后，大队安排关建哲率领戚铮、谷安锡等来组检查、指导，并参与继续测制完成铁船山组建组剖面。遂于10月下旬再进任家河坝，11月中旬测完了铁船山剖面并顺利通过现场验收，月底收队回到南江党校（分队驻地）。其间，关、戚、邓等谋划于剖面测完之际猎取倒河沟口栗树垂挂的巨型马蜂窝并啖其蛹以为廖等报仇。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在剖面即将测完的前夕，一夜风紧雪狂，那马蜂窝坠落雪地破裂，黑熊乘机掏食其蛹并不时发出号叫之声。翌日清晨，关、戚、邓、杨过溪察看，只见冻死的马蜂散布雪地，蜂窝碎块尚留黑熊爪痕，还从蜂窝残块中掏出六个蜂蛹，便以饭盒当锅烤熟吃了，虽然人多蛹少不够分配，然廖以受害最深分得一个，以示报仇雪恨。

    2.议论拾零

    事故信息传至队上引起纷纷议论，同情关爱与遐想猜测并起。因廖曾有率众泅渡南江、“先斩后奏”临场变更剖面位置等违纪违规的典例，故有人猜议“廖光宇那家伙想必是偷吃蜂糖招致祸患”。久经野外工作磨炼的同人则闻言提醒“马蜂是不酿蜜的”……抚今思昔，百般滋味，汇作一语解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感恩心曲

    自参加工作迄今历50余年，我所工作的各个单位，尤其是川地区调队和成都地矿所对我的培养，使我有幸获得长期区调工作的磨砺，故致独钟填图别无旁骛，栽培之恩没齿不忘。在区调队经常接触的同人当中，戚铮、毕长贵、邓永福等诸多同仁的博学敬业，罗代锡、陈宗礼、李书秀、李彦敏、王树印、何绍富等的忠厚、踏实、勤奋，孙朝相、刘德华、王其铭、罗存志、盛朝华、徐尚义、杨志英、王金林等的配合奉献，都是我做人做事学习的榜样，而我对铁船山剖面组全体伙伴风雨同舟、共赴危难的高义隆情，铭记在心未敢或忘。

    前举诸端催人长进，廖某获益匪浅，知恩必报之愿始终不渝。盼于有生之年能在区调操作层面上做点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报效区调事业，也借以感恩对我关爱备至的人们，以求临终时不留更多的遗憾。故有年过花甲仍去喜马拉雅山区填图之举（1：25万墨脱幅区调）。尤其是2002年历经病危获救，享受挽联（如贾保江等赠挽），二世做人之后，对成都地矿所及全体同人的关爱呵护越发感恩戴德，感恩之念益盛，故有2004年跟随谭钦银、余谦、陈玉禄、张宽忠等联合率领的科研与区调队伍前往川北米仓山区辅助油气地质填图。2008年再遂心愿，参与我所1：5万矿调项目前往云南麻栗坡县随组上山辅助填图。

    4.弦外之声

    就以小可区调工作的体验，仅择两首打油小诗录实寄怀，权当本文结语，以激同行诸君钩沉往事，共享区调历程的无穷韵味。

    侠客行*

    ——区调（填图）纪实坡陡松针滑，十步一仆趴。排头草虱咬，掉后蚂蟥扎。棘划衣衫破，石碰肉开花。逢崖觅绕道，涉溪去鞋袜。

    汗尽口舌焦，力竭腿脚麻。

    水阻缺粮济，流落似叫花。穿越搭框架，追索求精华。抡锤勤敲打，举镜细观察。罗盘测数据，笔底绽莲花。表象录野簿，内涵构图画。区调奠基础，成果著奇葩。踏实作贡献，意气永风发。

    *区调工作因随项目实施周期经常进行远程转移而具飘忽不定、浪迹天涯的特色，区调工作者们因此被喻为“地学探索的游侠”，故借李白古风《侠客行》标题示意。

    自许莫道老头胡子深，情系区调志未沉。牛路泞滑泥没胫，提锤挥汗正长征。

    注：2008年11月，小可年近七旬，还能随陈敏华（硕士）、石洪召（女，在读硕士生）组上山辅助填图，跑草果冲－广藤青路线，适逢雨雾方休，一路循牛迹泥坑跌跌撞撞艰难行进，任务完成尚可，故而即兴自许。

    2009年4月于成都

    九顶山，激情燃烧的岁月

    吴盛莲刘德华

    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我队区调工作的起步期，身负重托的年轻队员，带着自豪感和责任感，告别城市和亲人，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是当年红军长征精神的感召，或是大自然乳汁的培育，让队员们像山崖上的劲松，得以从艰苦的岁月里挺了过来，时间久了还真和区调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甘愿把它作为人生的舞台。每年自4月份起，队员们就坐不住了，心早已飞到大山那头，为实现梦想而激情飞扬……本文所写的就是我队一个地质小组，在征战九顶山（龙门山中南段）时的惊险故事。

    九顶山位于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接地带，呈北东－南西向展布，长约数十千米，现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划为了自然保护区。区内地形起伏，层峦叠嶂，发育着地质构造形成的断块山，其海拔高度可由几百米突升至数千米（九顶山主峰为4960米），一般海拔高3000-4000米。山的东南部地势尤为险峻，原始森林密布、悬崖、幽谷、瀑布比比皆是，多属通行条件极差的无人区，加上复杂的地质构造和首次试用航空照片填图这一新技术（缺正规的地形图）以及气候多变等因素，使在该区工作的人员，身心承受着多重的压力，真可谓困难重重。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1：20万灌县（即今都江堰市）、茂汶幅区域地质调查任务，区调队员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了六七个春秋，每年下山归队时还有人乐观风趣地说：“今年我又活着回来了……”当地一位有名的猎手，曾与队员们一起在该区工作过，也从心底里佩服，他在人前说：“他们用一根绳子，在悬崖吊上串下，可厉害呢！就像山上的猴子一样灵活。”

    区调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为保证野外原始资料的质量，工作人员必须随时排除干扰，采取应对措施。首先是通行受阻的问题，如攀越被称之为道路上“拦路虎”的悬崖峭壁，有人戏说这是一种令人心跳的“极限运动”。我们为越过障碍，常要借助爬山绳或徒手沿崖壁裂缝艰难而异常小心地上攀下吊。“猴子爬崖”早已适应了，但也曾发生过预料不到的事。在1966年的一次工作中，当时我们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攀越了多个高度约2000米的陡崖，来到一个小山脊时，一位年轻民工在一旁哭了。询问后我们才知是“因天快黑了，后退不行，前进又不知路在哪里？只有死在这里了”。组长刘德华非常诚恳地对他说：“有我们在这里，你不用怕，我们还要完成任务回家呢！今天就找地方住下来”。这才让那位民工情绪稳定下来，第二天又继续前行。此外在灌木丛生的地区工作，阻力也不小，工作人员要用弯刀砍，乃至用脚踩、用身子去撞一个通道出来，特别是雨雾、露水多的时节，我们的衣裳经常被雨水、汗水湿透。有时还会受到小虫子的偷袭，每天收工后的第一件事是解开绑腿和脱下鞋子，在身上搜寻叮咬吸人血的草虱子和旱蚂蟥。

    野外工作期间，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吃和住的事。因工作区远离城镇，受山区交通条件的限制，携带的物质全靠人背肩扛，因此要尽量做到轻便化。出发前一般是按工作计划带足基本口粮和必须的生活用品，如帐篷、食用油、腊肉等。新鲜蔬菜奇缺，有时能采到野菜（六耳韭、十杆菜、野山菌等），但野菌子品种较多难于识别，食菌子中毒的事偶有发生。如1972年我们在九顶山北坡发现一株直径约15厘米的“大荞巴菌”，因其个大诱人，同时还有人叫得出名字来，于是采摘烹煮，谁知食后全组七人陆续发生呕吐、腹泻（痛）。经两天休整后，我们才转危为安坚持把任务完成后返回分队。与人见面时还意味深长地说一声：“今年我们回家了。”

    饮用水方面，由于野外工作的驻地需随地质观察路线的进度而定，如驻地无水，就需要设法去找水。有一次虽听见了流水声想前去取水，但因天色已晚能见度极低而决定放弃，只得又饥又渴过了一夜，等到天亮一看才知驻地不远是一个向山内凹的悬崖，一旦失足就会滚下山崖，真是好险啊！还有一次是把“洗脸毛巾当海绵”，抛到矮叶林中去“铲”（吸取）叶子上的雨雾（露）水，五至六人几个小时工夫可凑合煮一顿早餐。

    晚上住宿，视工作进度和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而具有多样性，一般是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住下。最好的条件是在帐篷内睡地铺，无处搭帐篷时，就住洞穴（岩窝）或露宿，如地形陡峻连睡袋都摊不开，也得“随机应变”，找一颗稍大点的树干用两腿夹着，再用绳子将上身捆在树干上，称“坐式睡觉”。还有一次我们遭遇了一场大雨，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搭起的轻便帐篷都遮不住了，大伙只好起来在雨中生火，前后用了四个小时，火才燃起来。用火暖身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重点地质问题的解决及找矿，这两个问题是检验区调最终成果质量和衡量是否全面完成图幅设计任务的关键。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在有关兄弟组（地质、矿产检查、重砂、化探等）的协同作战下，我们已基本建立了测区地层系统，将工作区的一套厚约4000米的变质岩地层，划分到“组”一级地层单元。首次肯定了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地层的存在，并在寒武系底部发现磷矿床一处；找到铜、铅、锌、铝、黄铁矿、重晶石等11个矿种近20处矿（化）点，提高了测区的地质研究程度，圈出了磷、铅锌等找矿远景区，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为队历史添了光彩！

    有意义的“2355”

    吴世良

    “2355”是新成立的二区测队电报挂号。其含义是纪念原新津二区测队、原南江三区测队于1962年5月5日在广元合队。

    1962年是一个特殊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结束了持续几年的“大跃进”，持续几年的人民生活困难，国计民生处于低谷的状态。年初局计划会议传达了国家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下来就是大量压缩地质队伍，凡家在农村的职工全部回乡种田。

    我们原二区测队刚成立一年，才在新津有了一个落脚点，是一个不到两百人的小队伍。这次队伍就压缩了一百余人。剩下的几十人与在南江的原三区测队、在广旺一带的绵阳地质队两个普查分队合并，组成新二区测队，贾志斌为队长。

    合并后的二区测队，是一支非常精干，技术力量雄厚的地质队伍。下设南江、广元两个分队。当年的工作就是技术练兵，分别以1：20万南江、广元图幅准备工作为练兵对象。进行剖面研究、路线踏勘。每个小组有技术人员七至八人，设组长、副组长、助手、采集员，新分来的学生顶替工人一年。

    国家的“调整”方针施行到下半年，农业有了好收成，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逐渐好转。我们二区测队逐渐壮大，到了1965年我们搬迁到德阳县罗江镇。第一次有了自己修建的基地，我们才真正有了家。

    狗趣

    廖光宇

    1964年夏，1：20万南江幅区调全面展开。罗代锡组（时有李彦敏、何绍富、王树印、王其铭、花光荣、康元友、戚铮、廖光宇等成员）填图跑线路经南江西清马家湾李大妈家时，其爱犬“麻狗子”即尾随跟进，渐行渐远，驱之不去。傍晚，我们在潮水洞附近搭油布为棚防雨遮露，生篝火野炊，兼御寒警兽。入夜我们即解开行装环火而眠，麻狗子对空吟吠之后也偎人入睡，并从此融入罗代锡组甘苦与共，转战米仓山区，历尽艰险，不离不弃，也发生了许多趣事。

    跑水田坪路线突遇暴雨袭来，涉水强渡大东沟时溪水猛涨，洪流湍急，我等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因深信“狗抢三江、猪浮四海”之说，对麻狗子泅渡过溪的能力估计过高，当全组人员渡达彼岸时，即见狗儿正被洪流冲下十米来高的瀑布！一片叹惋声中众人爱莫能助。全组人员只得无奈离去，以求脱困致安。待奔至一谢姓农家，正当大家于檐下脱衣挤水之际，麻狗子竟然觅踪寻来！望外之喜，尽皆欢呼雀跃。经此一劫，对爱犬的安危也就倍加关注。

    跑小南沟路线，个别区段需攀藤挂树，上下崖坎，组内成员总是将狗儿前躯反向搭在肩上，手扶臀尾，依势攀缘行进。

    跑黄柏垭路线，因分头追索地质界线，不便负重钻丛，遂留麻狗子守护卸置路旁的行李、样品。那狗通灵，颇解人意，也就坐守在侧，且与规矩路人各安本分，而一旦有人欲触其守护之物，便呜呜示警，至若行人上前取物，则必跳跃狂吠攻击，尽其护卫之责，并以此召唤就近组员及时赶回处理。尔后的漫漫区调征程颇多类似历练，麻狗子不负众望，每能独当一面，直至1965年填图扫面结束，它始终尽责不渝，堪称罗代锡组忠实可靠的得力宠助。麻狗子虽灵性乖巧，每赢得同声交誉，但其毕竟是血肉之躯，且未经专业培训，故亦有诸多力所不逮，难如人意之处，还有“一见钟情、火线招亲，婚期超假，专迎乃归”之事。每忆及此，倍感亲切，仿佛昨日逸趣！

    狗儿虽有嗅味追踪的能耐，但若于山中迷路时寄希望于它将大家沿来路带回则无一例成功。因其“朝气锐，暮气堕，再衰三竭”之积习，故于随组跑线填图之际，上午出工总是跑在人群前面，极具荡除草露之功，一经发觉其先导路径与人群取道不一，即悟即返，颇多误耗体力。午后则尾随人后，即使循原路返回也不超人群之前。跑光雾山沙河坝路线，时值暮雾袭来，迷路山中，徘徊林间，欲依狗技导路而返，然驱之再三总是不前，直挨到晚间十点多钟方得风吹雾散，所幸星稀月淡，远景朦胧，何绍富爬上树梢放眼四望，终于确定了所处的地理位置，并在罗代锡率领下于午夜时分返回了沙河坝劳改农场驻地。类此情节不胜枚举，数历实践检验，我们的狗儿确不曾为我们建树过“识途导返”的绩效。

    某日，罗代锡、李彦敏、何绍富、戚铮、廖光宇等跑关坝东邻老林口路线，适逢一黑熊就食于前方数十米处的马桑树下，因属路线必经之地，故欲使狗驱逐清道，然狗儿见状则夹尾轻吠，退缩倚人，直到那黑熊见我们一行人多势众自行回避老林，我等方才得循径而前。

    又某日跑连二坝路线，时值深秋，蕨枯草黄，我等一行惊得兔跃雉飞，麻狗子即兴而动，奔跃追击，却又分心驰骛，未获猎物。

    前述两例，足见那狗儿欺软怕硬的本性，美其言曰“尚能自知，不提虚劲”。跑莲花寨路线时，不经意间爱犬失踪，千呼万唤毫无回应。鉴于全组同人各有重任，不便分身寻觅，只好寄希望于狗儿必能跟踪返组，大家仍按设计计划填图扫面。日复一日，爱犬始终不归，令人悬念不已。月余之后，小组转战寨坡、光明一带回到上两小作休整，偶听老乡传闻：地质队的狗儿与莲花寨岳老三家的母狗双双发情，野合寻欢之后当了上门女婿，岳老三撵不走，本想敲死吃肉，于某天清晨开门时见那狗儿满嘴鲜血，面前摆着一只余温犹存的麂子，岳老三这才留其寄于檐下……正所谓“朝思暮想成梦境，闻君流连伴闺帷”。众皆喜不自胜，遂议定由廖光宇次日去关坝元山寺补充收集水田坪岩体接触带素材后绕道莲花寨寻迎狗儿归。

    次日17时许，我几经询访终于找到了岳老三家，适逢门户紧闭，屋内犬吠狺狺，呼之无人应对，想是上山务农去了。我遂在屋前小憩，并取出水壶、饭盒正待解渴充饥，但见屋后山坡有狗奔来，将近身则又伫立凝望却步不前。我看清确系阔别已久的爱犬麻狗子后，便高举水壶，晃动饭盒，呼其近前。那狗儿再不迟疑，随即纵跃而来，一阵“他乡遇故知”的亲热之后，我取出饭盒中的食品与狗儿分享过半，然后呼唤爱犬取道下山。步出十余米，麻狗子回奔屋前以脚抓门、低声轻吠，与室内红颜隔门道别，如是再三，终于随我奔跑下山。途中，狗儿吃尽预留的干粮，几次遭遇农家狗的骚扰，于晚上22时许回到了上两驻地，并嗅味闻声自行从宽板楼梯纵跃而上，与坐卧地铺上的全体成员以鼻舌亲脸，共庆回归。从此，又随罗代锡组投入了新的区调历程。有人戏言“我们每年一度12天探亲假，若结婚，另加三天婚假，也只半月时光。麻狗子此番征途成亲作了月余上门女婿，可谓艳福不浅，且超假不受处分，还得专人接它回来，也算风光一度，不虚此生了！”众皆深然其说，引得谐谑声噪……

    2009年春于成都

    活跃在川西高原的“百万组”

    杨志成

    一

    1964年，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第二区测队，组建了一个1：100万区调小组，简称百万组，其任务是扫清四川西部地质空白，对甘孜（北部）、阿坝地区西北边缘进行地质填图工作，为全国测制1：100万综合地质矿产图提高地质研究程度，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所需地质矿产资源。小组除对这些地区划定的路线进行地质观测外，还要实测1至2条剖面。小组通过实际工作取得了主要成果：一是实测宝兴―小金地质剖面，发现下三叠统并建立了波茨沟组；二是检查补测马拉登-松潘第三系剖面，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古生物化石；三是提交了上述地区的地质报告。

    根据任务及测区的实际情况，组建了这个被公认的加强组：大组长：郑裕民、杨乃儒第一组：郑裕民、方治齐、葛稀、何应信、许情义、杨生富、林日高、卫之沛、樊培银、杨大玉。称为西线组。第二组：杨乃儒、张能德、杜其良、杜锡渊、刘光斗、杨志成、门殿元、刘广成、马最良、石光玉等（见照片）。称为东线组。各组完成任务后，于同年10月在汶川集中进行野外资料整理。大队党政领导对小组的要求是：保证任务的完成，加强内外团结，做好后勤保障，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每个人必须安全回来，小组出队前必须向大队提交各项计划和安全措施等。百万组面对的是自然条件艰苦、社情复杂等因素，压力很大。但大家思想准备较充分，更有大队领导、职工、家属作后盾，人人决心大，个个精神饱满、生龙活虎，与地方关系胜似鱼水。回想那个年月的桩桩故事，仍感欣慰和自豪。

    二

    百万组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勇往直前。4月25日上午8时许，全组20多人乘坐苏式51嘎斯货车，在敲锣打鼓的欢送人群中徐徐启动，告别领导和亲人。他们的祝福和期盼是对我们的鞭策，如此的欢送场面，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那个时候的公路全是泥石铺就，由广元出发经绵阳、剑阁、梓潼到成都整整跑了三天，初尝那“风吹”的滋味。由于车厢拥挤，人货混装，但却显出队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几天来杜其良同志一直一声不吭主动坐在车厢最后，还要照顾搭车的小孩，尘土飞卷，他简直就像一个灰人。我为有这样的同志感到骄傲，更加坚定了百万组必胜的信心。

    在成都做些物资补充后，仍由共产党员、技术一流的老驾驶员严国远把东线组送达汶川后再返蓉送西线组去宝兴。按各自的计划展开工作。

    三

    东线组的路线为汶川－茂县－松潘－红原－唐克－若尔盖－汶川；西线组的路线为宝兴－夹金山－小金－丹巴－金川－马尔康－汶川，两组在汶川会合。

    按照野外地质工作的传统做法，每到一地务必向地方政府汇报，介绍地质队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地方都很认真地听取汇报并作出指示，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以郑裕民为首的西线组到达马尔康后，正遇县政府县长出差，他得知地质队的到来，毫不犹豫地让出了他的房间和办公室，供小组办公、住宿。晚上，董副州长在他的办公室给全组放映小电影，放映了《小兵张嘎》等片，同志们感到十分欣慰。杨乃儒带领的东线组，经茂县时，对1933年8月25日茂县叠溪城发生的7.5级大地震（死亡6800余人）以及地震形成的叠溪海子等地震遗址进行考察。大家想到地震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心情都很沉重。由汶川出发后按既定路线我们住在小信乡小学，得到当地老师的热情接待和支持，工作进行得很顺利。7月8日傍晚，我们看见一对年轻教师在水井里捞什么，当得知他们的茶壶盖子掉进井里几经打捞未果时，杜锡渊把头栽了下去，我和门殿元把他的双脚使劲拉住，很快把盖子捞了起来，两位教师非常感激。后来小学的一位老师在松潘县城举行婚礼，全组人员应邀到场祝贺。大家结下了友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样的事例百万组经历过许多。

    四

    高原上打篮球既是适应性体能锻炼，又能增添点野外生活的乐趣，还是增进友谊的桥梁。加之当年小组有几个“球鄙”，到哪里总爱“惹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阿坝地区也就小有名气。翻开当年的日记有记载：1964年6月30日，天气晴，东线组为庆祝党的43周岁生日，特邀了松潘中学教师（据说是县的冠军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我队58：116败北。但大家是那样的愉快。7月的8、9、10日利用休整时间又连打了三场，8日对热窝小学（即马拉登），9日对热窝联队，10日又对热窝小学，胜负都有。8月中旬队工作组随我们由松潘至若尔盖途中又与一支驻高原部队小分队比赛，因力量悬殊，这场我们输得惨。当若尔盖边缘任务完成后，我们与当地联队遭遇，在五分钟的加时赛后仍然输给对方。要讲精彩的一场则是回到汶川后的10月，会合后我们的力量有所加强，但与兄弟的404地质队友谊赛，力不从心，又输了……

    五

    以二区测队大队长葛思良为首的工作组8月初到东线组检查指导工作，与小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组的领导们在政治思想、生活、健康方面都给予我们关心和鼓励，体现了良好的干群关系。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百万组”思想比较活跃，党员吃苦在前，处处体现的是同志关系，并表示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创造条件加入党的组织。职工讲的是心里话。小组在技术业务上充分发扬民主，各抒己见，直到认识的统一。

    在恶劣的环境中，队员们充分发挥了艰苦奋斗，勇于自我牺牲的品格。比如，杜锡渊、杨志成二人从茂县沟口乡穿越海拔4000多米的二十四个和尚头分水岭，在北川县的石龙村路线观测时，两人轻装到只带雨衣、火烧玉米馍、小铝锅，露宿了三夜，完成工作后经石太关到松潘会合。现在老杜重温那段野外生活仍有余悸地讲“那时不晓得哪来那么大的劲头啊！”那时，人们头脑里装的尽是“雷锋精神”，这样的精神处处得以体现。当时，每个人都有“五好”规划，其中一条是“节约”，记得我们到达松潘的第一天首先选择便宜的旅店——“团结桥旅馆”，两人同住一个铺。我和张能德就睡一张床，搞后勤的也是同样的“待遇”。但大家仍是乐呵呵的。现在仍觉得，人还是要有点精神，才能面对和战胜困难，才能领悟人生的价值，才会有使不完的劲儿。

    “百万组”全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奖励和表彰。时过境迁，44年不算太长，经有关同志回忆，1964年“百万组”被评为二区测队年度先进集体。郑裕民同志代表全组上台领奖，不过那已是过去的故事，却总让人忘不了那段岁月……

    六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人类永远铭记这个时刻，四川汶川突发了8.0级特大地震。昔日二区测“百万组”曾经“恋战”的漩口、映秀、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平武、青川和绵竹汉旺、清平等地区，美丽的锦绣河山已夷为平地，印着千万只地质队员足迹的石板路荡然无存，千千万万骨肉同胞被埋没……灾民的新居、地震遗址、抗震救灾纪念塔、博物馆等，都值得世人参观和怀念。重游故地，向遇难同胞默哀，是地质儿女永远的心愿。困难当头，我们应挺直腰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发扬中华民族的大无畏精神，重建美好的家园。用我们的双手，在废墟上描绘更加灿烂辉煌的画卷。

    2008年5月12日

    广西援川队

    邹成敬

    一、震出来的题目

    “5·12”汶川大地震将我束之高阁多年的一本泛黄的记事本震落在地。顺手一翻，第一页竟是写着“广西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支援四川队第一次会议。65-3-28，南宁。张书记指示”的会议记录。顿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冯屋坡区调大队礼堂内外，那铺天盖地的、鲜红的支援四川的“决心书”、“申请书”突现脑海，那令人热血沸腾，而又忐忑不安的记忆如潮涌来。大家既为能亲自参加祖国三线建设而欢欣鼓舞，又为对大三线的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地质矿产的一无所知而提心吊胆，也为即将离开那熟悉的并为之流血流汗的山山水水而留恋不舍。特别是张书记那富有时代特色的讲话，也进一步激起了已被忘却多年的记忆。现将它们作为往事记述之。

    二、张书记指示（要点）

    同志们：支援四川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自愿报名，经领导认真研究批准的，也有的是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的。你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是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是根据我国工业布局重大调整去支援三线建设的。国民党时期的五大兵工厂（沈阳、太原、汉阳、上海、重庆），除重庆外都在东部，西部基础落后、工业很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是百废待举，只能在旧的基础上开始建设，走了些弯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方针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开始调整了，号召大家到西北、西南去搞建设。现在是原子时代，工业更不能集中，要分散到山里去。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贼心不死，妄想反攻大陆，他打回来占领几个省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到西部去建设，作好两手准备。

    地质部去年就开始调整了，而且是很大的调整。广东省大降坪的工作刚上马就停止了。石油第二队（原松辽队）已调入四川继续搞石油，石油第四队也调入贵州、云南了。地质部1965年的重点地区是康滇地轴、祁连山、河西走廊、秦岭和长江中上游。

    区调工作在全国开展得是极不平衡的。像广东省1：20万区调已快搞完了，我们广西才完成了小半，而河北省只有二十几个人，刚准备搞。听说四川省已有两个区测大队，工作情况不清楚。初步考虑派你们去西昌支援一区测队。

    同志们，你们去吧！虽然那里是高原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与我们广西有很大差别，但是会慢慢适应和习惯的。要发挥地质队“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相信你们能克服一切困难！

    在技术上问题也是不大的，我们经过反复考虑，你们的人员组成是完整的，技术力量是过硬的。如果你们对地质矿产情况不熟悉，通过学习和工作会逐渐熟悉的。你们到四川后要服从他们的安排和调动，就是让你们单独工作也没有问题，你们有多年从事区调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希望你们把承担的任务完成好，不辱使命，维护广西区测队和南岭区测队的荣誉。

    最后说一下生活方面。你们要注意，那里很冷，要多带衣服。关于家属，有家的先送回家，没有家的就送柳州局家属宿舍。以后可能都要去四川的。

    同志们，祝大家一路平安，祝大家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有机会常回来看看，我们还是地质战线上的战友嘛！

    三、踏上新征途

    支援四川的队伍是根据广西区测队和南岭区测队多年区调工作经验组建的，它有一个完整的野外工作分队，加上室内各专业工种组成。分队有队长一人（唐成辉），技术负责一人（张培焕），行政管理一人（莫长文），地质组四个，矿产组两个，共六个野外组。每组有组长一人，助手一至两人（人员有文沛然、左静先、邹志敬、吴廷漪、毛君一、孙志宏、龙国华、周朝政、陈璜忠、陈柳美、陆其林、黄培琅、黄建修、巫鹏云、唐大云、汪天文、许祖茂等），物探员一人。室内工种有岩矿（林鉴威）、地层古生物（邹映志）、重砂鉴定（黄书宜）各一人，化学分析一人（程家俊），绘图一人（刘远福），资料保管一人（高玉珍），总共技术人员有32人（其中六名物探人员调西昌，名字忘记）。分队成员全是中专以上学历。专业有地质、矿产、水文、物探、古生物等。援川分队还建有党支部，设书记一人，支委两人，均为兼职。

    援川分队全体成员在1965年4月25日前，按时到达成都。大家在四川省地质局报到后，临时住在成都市人民北路万福桥头的人民旅馆。当时局里已决定成立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开展1－100万昌都幅区调工作。除六名物探技术员调去西昌外，其余全员转三区测队。援川队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5月5日开始分组收集资料，6月3日向局里汇报收集资料的情况，6月4日到达名山水碾坝，6月15日昂首挺胸奔赴高原，接受新的考验，这已属三区测队的活动了。年底一区测队李中海带领的百万大组和二区测队郑裕民带领的百万大组从野外直接收队于名山水碾坝，三股势力合并，1－100万昌都幅的区调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2008年6月，于华阳

    区调往事回顾

    毛君一

    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区测三分队，在湘、桂、黔交界的三江幅工作。三年里，经历了1：20万区调工作的全面锻炼，在实践中使学得的知识得到了一次飞跃。印象最深刻的如震旦系、寒武系铁、磷矿的检查评价，大苗山县元宝山西的元古界板溪群剖面测制及富禄、水口地区地质填图工作等。还有那鳞次栉比的侗寨，别具一格的侗族风雨桥，宽阔碧绿的融江水，每隔五里、十里一座的凉亭、茶亭等都是难以忘怀的美景。

    1965年春天，“四清运动”刚刚结束，地质部下令从广西调一个分队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任务是到西昌开展1：20万区调。全大队职工纷纷踊跃申请、表决心，特别是四川人更积极报名。不久，即组成了有30多名技术人员的建制分队。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美丽富饶的融安县，回到了阔别数年的家乡，从此加入了四川的区调队伍。

    第一次接受任务

    4月中旬，在四川局报到后，我们住在招待所，后转移到人民北路人民旅馆。不久，四川局的王朝钧总工就召见我们，得知要新成立第三区测队，开展1：100万昌都幅区调。我们开始在局资料室收集和熟悉测区资料。4月下旬，局里通知我和龙国华、周朝政三个组的同志（包括陈璜宗、巫鹏云、汪天文）及二区测队的方治齐、卫之沛共八人到局里开会，王总交给我们配合地科院川西地质科学研究队的工作任务，川局同志由我负责，这是我们到四川后第一次接任务。王总交代，要求我们一是向专家学习，二是为昌都幅区调设计收集资料。在局里领了劳保用品和装备后，我们即与川西队会合。川西队共有30多人，队长李廷栋，副队长任纪舜、项礼文，队员还有李永森、张勤文、汤耀庆、伍家善、刘茂强、韩同林等同志，他们多是地层、构造、岩石、古生物、矿产各专业的专家。第一阶段在宝兴－夹金山－达维工作，我们住在夹金山脚下的藏族硗碛乡政府。测制了硗碛－夹金山的志留系、泥盆系、二叠系剖面、硗碛－锅巴岩（东大河）泥盆系剖面、西大河古生代剖面等。重点观测了志留系碳质千枚岩的层、劈理及劈理面上的揉皱构造、玄武岩枕状构造、二叠－三叠系菠茨沟组界线等。碳质千枚岩前人将它归属泥盆系，这次我们新发现单笔石和腕足，将它定为下志留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枚笔石由我队龙国华发现，腕足由我采得。谈到这枚单笔石化石，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有一天，我们在山上追索和观测了二叠、三叠系界线，下山后龙国华在路边不经意地敲下一块碳质千枚岩，看了看，嘿，这不是一块笔石吗！他马上递给副队长，三叶虫专家项礼文同志，项工一看就鉴定为单笔石，属志留世，这就改变了这套地层多年来的时代归属。为了慎重起见和获得更多的化石，决定第二天全队人员再去采集，大家带上钢钎、二锤，把新鲜岩石逐层钻下，分由各人剥采化石，可是20多人花了半天多的时间，再没有采得第二枚笔石，这时项工宣布，如果哪个再采得第二块化石，招待他吃一份蒸肉（我们在森工局搭伙），直到下午时刻，我才采得一块腕足。这套碳质千枚岩地层中的生物化石是特别难采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队开展1：20万区调，终未再能获得生物化石，确实是太奇怪了。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由李廷栋队长、项礼文副队长带领我们经雅安、翻二郎山、折多山，另一部分由副队任纪舜带领翻夹金山，经达维，两队人马在丹巴会合，开展第二阶段工作。在丹巴测制了变质岩剖面和大河边下古生代剖面。在这里，我第一次坐牛皮船。丹巴北西几十千米的小成都索桥被风吹翻，我和部里的汤耀庆同志只好坐牛皮船过河，圆形的牛皮船可乘客人加船工四人，四人等距离蹲下，不能动，由船工划动木片，船在流水中顺水旋过对岸，在汹涌湍急的大渡河中坐这样的船，确实使我惊吓了一次。之后又对甘孜、德格作了三叠系的地质剖面。通过本年的工作和老同志、老专家的传、帮、带，我们八人进步很大，同时也收集了不少的资料，又经过了第一次上高原的锻炼，完成了局里交给我们的第一次任务。

    难忘的1966年

    一、令人最为感动的

    1966年4月，在完成1：100万昌都幅总体设计后，立即开展野外调查工作。我们一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东半幅南部1：20万东义幅内的踏勘和剖面测制、重砂取样及矿点检查。分队长田富昌、指导员莫长文、技术负责李中海，共五个组26人。两个剖面组，我和郭达玖任组长；一个矿产组，组长周朝政；两个重砂组，组长张存德和黄书宜。4月的内地还是春光明媚，我们一行26人——平均年龄26岁的小伙子们坐着队上的敞篷货车，唱着《勘探队员之歌》，顶着风，冒着雨，颠来抖去，“吃”尽灰尘，历经三天才到达木里县的新县城——博瓦。

    分队首先向县领导汇报工作，了解交通、社情、治安等情况，县领导十分欢迎我们到木里地区开展工作，承诺不管到县内区、乡都保证我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和马匹运输，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次日上午，我们正在地铺上开小组会，县上干部的家属们突然到来，不由分说，一人抱着一床被盖就走了，她们洗干净后，又高高兴兴地送来，全分队职工无不感动，表示一定战胜各种困难，搞好工作，完成任务，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二、分队长的“神锤”

    从县城出发，经过三天的步行到达老县城——瓦厂。瓦厂是二区区政府驻地，坐落在山前的海拔仅3000米的夷平面上，唯一的、平整的街道上有政府机关、民族贸易公司、粮站、林站、县委党校、小学校、医院及少数的居民藏房。在区政府的关怀下，我们补充了生活物资，要来了运输骡马后，5月初，我们小组一行七人就正式开始了从木里瓦厂经稻城东义到云南中甸、翁水长约一百几十千米的地质路线踏勘工作。小组的三位助手是：白宁、李达云、周兴禄，两位后勤工是张开华、胡光霞，分队长田富昌在我组蹲点。那时没有固定的分队部，没有行政、会计，分队领导都跟组作业，经费由大队拨到小组指定的地点，各组按计划分分合合，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分队。离开瓦厂我们就开始爬坡，都是高山、峡谷，没有平坦的地方。我们在军衣附近的奥陶系长英砂岩夹浅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中，采得了不少的三叶虫碎片、完整的笔石和正形贝及下奥陶统砂岩中特有的二叶石等化石。我们的田分队长也跟着我们敲敲打打，他特别喜欢我们采的古生物化石。当行进到一段硅质板岩时，老田对着一块转石劈开，他看见岩石面上有东西，马上递给我看。啊！不得了，是一枚非常完整清晰的笔石化石。我马上摸出化石手册进行对照，初步鉴定为单笔石类的雕刻雕笔石，时代属志留世（后来南古新鉴定为另一名称的单笔石）。我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才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有了新发现和突破，因为这个时代的生物和地层是过去资料没有的，这是我们的分队长的功劳。我们决定停下来，专采化石，请老田在坡上热饭。我们几个人在200米露头上，逐步逐层地剥离采集，但足足花了半天时间，没有采到第二枚笔石化石。第二年，大队技术负责刘万熹又由我和郭达玖小组陪同，专程从瓦厂来这里采化石，十多人又花去大半天，还是没有采到第二块化石，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展1：20万区调，亦没有采到笔石。这一幕再现了当年我们在川西科研队时，在夹金山下硗碛的下志留统碳质千枚岩采得唯一一枚单笔石化石的情景。老田的这一锤子敲得了几十年不能再得的一枚化石，创造了奇迹，真是“神锤”。

    三、这口水谁也不愿喝

    在宁朗乡休息一天后，继续向西部稻城东义区境内进发，我们用的是当时仅有的沙盘摆出的军用地图，从图上看，确定第一晚搬住寡隆垭卡坝子中。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岩石变质程度深，为了取得更多资料，决定分两组穿越。白宁和周兴禄沿小路工作，我和李达云沿南侧山脊翻山去寡隆垭卡。老田和张开华、胡光霞搬家选点扎帐篷，傍晚烧一堆大火，估计到时翻过5000多米的高山，很可能就天黑，所以请他们升堆大火，便于寻找目标。我们上山就抓紧工作，由于森林密布，路很窄，行进很是艰难。定了五个点后，已是中午，大约爬高1000多米，感觉这地形图与实地有较大的差距。我们俩急忙吃完饭，赶紧上路，越向上爬，越觉得这地形层次越多，好像是永远爬不上去一样。到了下午穿过了森林，岩石露头多了，可是我们已经肚饿口干，我俩的水壶里只剩下一口水，互相推让，谁也不愿喝下这珍贵的一口水，只好用嘴和舌头去舔岩石上的青苔来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我俩终于爬上了山顶，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却没有见到期盼中的山下的火光。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们意识到情况十分危险。求生的欲望促使我们镇静下来，商量一下，决定立刻下山，无论如何要下到山脚，才有生存的可能。我俩团结一致，互不远离，一手将空饭盒摇动打响起来恐吓野物，一手抓住山坡，一步一步摸着往下移动。乱石、倒木不知绊倒我们多少次，奇怪的是倒不觉得肚子饿了，口也不干了，只有恐惧和向下冲的念头。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忽然隐约听见一丝小溪的流水声，我们顿时产生了希望，忙向右手边这声音靠近，直至靠拢。我们高兴了，心想先喝水止渴要紧。正好，我包中带着茶叶盒，烧起火来，首先煮了一饭盒茶叶，我俩连水带茶叶一齐吃了下去。这下子精神来了。按方案再沿溪而下，大约又过了一小时，到达山脚。凭经验，向左转走去，不到一千米，就看见了盼望中的火光，天哪！这么大一堆熊熊的大火仍然燃烧着，同伴们多么希望我们望见这生命的火光啊！这时已是下半夜了。田分队长他们都没合过眼，饭也没吃下，我们的归来令大家又激动又高兴，我和李达云呆了，仍然心有余悸。大家连忙高高兴兴地吃了饭，第二天睡了个懒觉，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四、鱼水情

    5月中旬，小组到达稻城县东义区，我们照例要汇报工作，整理资料。这次，不但住在区政府，还在伙食团搭伙，又和干部们一道上山打柴、平整秧田、插秧、锄草等。这里海拔不到3000米，气候温和，产红米水稻，真是世外桃源，高原中的“江南”。我们和地方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融洽相处，增进了解，建立了友谊。良好的关系，为我们的工作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就拿物资供应来说，东义区位于稻城县最南端，也是甘孜州最南端，与县城相隔一座大山——海拔4500米以上的喔措山，那时不通公路，去趟县城要半个月，物资全靠骡马、牦牛运输。与木里、瓦厂一样，区上首先保证了我们的供应，诸如大米、面粉、腊肉、黄豆、清油、花生、白糖、肥皂等，在内地物资还紧缺的情况下，首先保证了我们的物资供应，确保了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

    分队和小组还十分重视与当地藏族同胞的关系，利用休息间隙，由区干部带领，去附近村寨访贫问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常请在旧社会受土司、头人、寺庙压迫受苦深重的“奴隶”、“娃子”给我们上课，接受教育。通过这些活动，使我们年轻人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进步，增强了团结群众的意识。藏族同胞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给他们搞建设的，和他们做朋友的，他们很信任我们，给我们当翻译、带路、做马帮，我们小组的长期马帮幸国洛绒带我们去接近耳泽的高山上找“亮独呷”（即水晶）。我们和地方干部、藏族同胞的感情，可用“鱼水情”来比喻，离开他们则寸步难行。刘少奇说：“勘探队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队、先锋队”，我们真有名副其实的感觉。

    五、团长

    大凡在山上过夜，我们就称之为“当团长”。7月，完成寡隆垭卡－牙垭的志留系－三叠系剖面测制后，回到区上整理资料，正好郭达玖组也测定瓦厂西林山－查巴蒗的奥陶系－二叠系剖面，来到东义区集中交流总结工作。这时，分队接到大队电报，要求我们增加任务，完成东义幅地区地质填图。分队把我们两个组变为三个组，我和达玖两人率两个组填图，剩下的继续测剖面。分队技术负责李中海在我组蹲点，小组还有王衍英、张开华等人，开始地质填图工作。山川相间的高山峡谷地形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艰险……8月，小组从理塘河（即无量河）边的俄公堡向西边山上穿越。这天上午，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露头良好，在灰岩中采得众多蜓类、珊瑚化石，大家兴致勃勃地向上攀登。陡峭的路线两侧森林密布，我们预计中午到达搬家的驻地吃午饭，但已过下午两点，还未见帐篷，我们又饿又渴地坚持着。渐渐地，天黑了下来，又下起雪弹子，在这海拔已近4000米的山上，真是雪上加霜。驻地是找不到了，我们商量一下，今晚就只好“当团长”了。今天我们只吃了一顿早饭，如果没有火烤，肯定过不了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拾来刚下雪时打湿的柴火，幸好李中海同志包里常备有蜡烛，我们把蜡烛点燃，把蜡油滴在纸上，点在湿柴上，才升起火来，三个人顿时温暖了许多，有了这堆火，定能坚持到天亮，大家信心十足。地是湿的，柴是湿的，我们三人顶着细细的小雪，轮流用草帽扇着这团生命之火，但火总是只有脸盆大小。虽然这样，它还是把我们暖到了天亮。我们决定返回，向山下找去，不一会儿就听见有马铃声，循声而去，终于在森林中见到了帐篷和张开华等同志，开华的眼睛湿润了，急忙舞弄着饭锅和腊肉。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想好好地享用这迟到的“午餐”……

    六、穿越香格里拉

    从俄公堡上到4000多米山上的国营卡尔牧场，马帮家就住在这里，场长以1.05元/斤的平价卖给我们十多斤酥油，又过了两天，到达水洛乡。坐落在水洛河西岸的水洛乡，沿岸长满了层层叠叠的仙人掌，仙人掌结满了粉红色的仙人果，风光优美。我们开始向西边的贡嘎松柏岭奔去。图上标注的贡嘎松柏岭海拔6200米，就是世人所称的旅游胜地——稻城亚丁“香格里拉”。我们要从不到海拔3000米的水洛乡到达冰山脚下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高差2000多米，平距30多千米，计划工作三天。走出乡政府北边的藏寨小村后，就进入了茂密的森林，还是有不少的岩石露头出现，供我们观测定点。穿过了主要林带，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出现了草场牛场，然后到了海拔4500多米的滑山山脊及山坡，那些露头和滑坡碎石由砂岩、板岩组成。绕过几座山脊、山坳和垭口，终于到达贡嘎松柏岭北面的一座垮塌的寺庙。这座高山寺庙不知啥时候被什么人完全毁坏，遍地都是零乱的木头和石片，这里是否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冲古寺呢？我们没有在这里久待，次日就向南面的冰山方向冲刺，沿着碎石路，艰难地向上移动。我们有机会远望终年不化的冰川，美丽的冰川呈浅蓝色，那天正好见到雪崩，巨大的冰块掉下、撞击，碎冰和雪末四处飞溅，就像“仙女散花”，确实很美。晚上，我们的帐篷搭在了冰山之间的一个小海子边，它就是西边冰山脚下呈“塔形”的丹增措吧，它的周围是宽阔的夏季牧场。由于缺少柴火，我们扯了一些野葱，开华同志简单煮了一顿热腾腾的面块，大家吃了，就算是晚餐。这里的景色虽然很美，却不是常常有人来这里，更不要说住在此地。这三座冰山就是世人所称的仙乃曰（西边）、夏郎多吉（北东边）和央迈勇（南边）“神山”，均在海拔6000米左右，也即是稻城亚丁的“香格里拉”。马帮给我说，驻地一带时有暴风雪发生，这雪崩是否会伤到我们也说不准，我们决定尽快穿过冰山之间的“路”，向西行进，到达东义河边的巨水村寨。

    人们都说，穿越香格里拉是一项极根运动，的确这应该是这年最为艰险的地质路线之一，其中大多数段落都是当年洛克所经过的。不过对我们来说，经常遇到类似的艰险路线。就在此前不久的6月份，我们就在川滇交界的小雪山的南北穿了个来回，从接近山顶开始，那雪齐大腿深，连马都害怕，要一人牵一匹走，提一次脚要用多大的劲哟！那垭口的海拔足有5200米。虽然很艰辛，但我们欣赏了许多诸如雪山，森林，高山，湖泊，牛场等美景，第二节“分队长的神锤”中附的两张照片就是在小雪山拍的。在以后几十年的高原工作中，我们又到过诸如万石千湖的海子山，上有现代冰川、下有明镜般的新路海的雀儿山等。在这雪域高原上，到外都是原生态的自然美景，都是“香格里拉”。我们地质队员一边经历着艰险的工作，一边欣赏着大自然赠予的美丽河山。

    1966年，我们的工区是山川相间的深切割区。在工作中，我们遇到过太多的困难，种种艰难险阻，生死考验都被我们克服并一一化解，从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这一年是我和我的同志们最难忘的一年，我永远怀念瓦厂，怀念东义。由于篇幅和水平都有限，我仅回忆一些重要的片段，又偏重于鲜为人知的侧面。在纪念四川区调工作50周年之际，我借此机会向在高原区调工作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同伴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雾迷白崖沟

    范隆清林友焕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震撼了川人，震撼了国人，乃至震撼了全球人民的心，那山摇地动的情景，那抗震救灾、团结奋战的场面，那国内外全力救援的精神，令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汶川大地震的震中位处汶川映秀地区，当惊闻抗震救灾的直升机在浓雾之中意外失踪，我们感到万分沉痛。飞机失踪的区域，也正是我们42年前的工作地区。当年正值我们所憧憬的地质工作的起点，也就是在这处起点，我们经历了一段艰辛的磨炼，也可以说是一段死里逃生的考验。整天阴雨绵绵，大雾弥漫，使我们辨认不出方向，困在那丛山深谷中，陷入缺粮挨饿的绝境，这种险境的历练让我们一生难忘。

    42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们在二区测队一分队工作，受命从事1：20万茂汶-灌县两幅联测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在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踏勘，统一填图单元的认识后，于7月中旬各填图组都按照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区域编拟了工作计划，准备好后勤物资，尽快奔赴工作地区。我们小组只有三个人，除组长林友焕已参加工作四年，经历了南江幅的区测工作外，助手范隆清还是第一次参加实际的区调工作，而王林彰当时是见习生，参加劳动，顶替后勤炊事员的工作。那时地质工作很辛苦，除了地质锤、放大镜、罗盘“三大宝”外，没有任何装备，食宿简单，一切都靠人力背运。虽如此，但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了国家今后的富强，甘愿献出宝贵的青春，无怨无悔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记得，在7月底我们奔赴工作地区的第一站就是汶川县漩口区耿达乡。当天，我们向乡政府领导说明了来意，请当地政府给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当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地说：“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工作，希望你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找到矿产。”同时他们还介绍说：“你们的工作区域是无人烟的深山峡谷，是地势险恶、气候多变的原始森林区，除偶有采药人和猎人出入外，平时是无人进入的，那里除地形险要外，还是黑熊、马熊、野猪、豺狼、虎豹等猛兽的栖息地，希望你们千万注意安全。”第二天，当地政府给我们安排了两名熟悉当地山区情况的杨氏兄弟为我们做向导，哥哥51岁，名叫杨青云，弟弟49岁，名叫杨青山，说是向导，其实也是我们后勤物资运输的脚力。那时候，我们预计这次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需时约18至20天，需要带22天左右的粮食约60公斤，加上干菜、腊肉、被褥和杨氏兄弟自己的食物和行李，他们各自身负55公斤左右的重量。而我们小组一行三人也不轻松，组长老林、助手老范二人除肩负装着换洗衣物、牙具、饭盒和必要的参考书外，还腰挎着记录本、航空照片、照相机、气压计的挂包，合计各自负重不下十公斤。王林彰当时是见习生，担当小组后勤工作，除了自身的日常物品之外，还身负小组生活用的锅、碗、瓢、盆、酱油、盐、豆瓣等物资，用竹背篓装着背在背上，其重量约有17.5公斤左右，对一个刚跨出校门不久的学生来说（组长林是1961年的毕业生，老范是1964年的毕业生，王林彰是1965年的毕业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次我们工作的地区，从地质角度看，是前人从未到过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全靠我们认识她。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一行五人于8月3日出发，进入磨子沟开始了我们第一条路线地质的填图工作。磨子沟纵向很长，两侧支沟较多，汇水区域大约有近100平方千米范围，沟的前段切割很深，两侧很陡或是有悬崖对峙的峡谷，右侧有一狭窄的小路，由于很少有人进山，小路大多被荆棘灌木掩盖，时陡时缓，走起来很困难，少许路段途经陡崖，架有危险的“偏桥”（山人用木桩插入裂隙或自行开凿的石洞中，上面横搭杉木而成的人行路桥）。我们的路线地质工作开始还比较顺利，因为路的内侧大多是祼露的岩石，观察记录都比较方便而直观，只是当时没有地形图，使用的是黑白航空照片，照片清晰度很差，深谷多为黑色阴影干扰，加之在深谷的比例尺很小，大约只有1：2万-1：9万左右。地质点的定位很费力，即使点定了，用铅笔在正面也无法标记，只好用大头针将照片穿透，将点号标识在照片的背面。开始五天，虽然天气晴朗工作进展顺利，但前进的路程却不长，每天我们只能定两至三个地质点，这是因为除了道路崎岖外，一般在下午3到4点左右，我们就必须寻找支搭帐篷的住宿地段，每天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山路大多在距沟底数十米的地段，沟的两边很难找到宽阔一点的平地，一旦遇到合适的地点我们就先住下来。若在主沟中搭帐篷还不能靠流水太近，否则一旦遇到下雨涨水就有被水冲走的可能。说实话在野外风餐露宿对于一个地质工作者，特别是对于一个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的地质工作者来说，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奇怪的，可那时，我们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生活，虽然觉得新鲜、浪漫，但也很担心安全，一旦有猛兽袭击，那就很惨了。向导似乎看出了我们的担心，睡觉前他们在帐篷外我们煮饭的火堆上特意加上了很多大块的干柴，这样可以驱赶野兽，据说野兽是怕火的，这样一来我们大家就放心多了。时间过得很快，第八天我们到达了预定的与主沟交汇的白崖沟口，该交汇点地势相对较为平缓开阔，基本已穿越针阔叶混交林，而进入较大树干的杉木林，回头遥望陡崖峡谷上的针阔叶混交林，再抬头暸望前方白崖沟两侧斜坡上高耸的杉木林，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

    第九天，我们开始向白崖沟进发，从地形条件来看，似乎比前段时日好一些，但沟的两侧却没有明显的小路，我们只好探索着前进，加上沟的两侧浮土覆盖面大，岩石露头不多，只好在附近有陡崖或陡坎边见露头的地方观测其岩性岩层的变化。这时候的天气也开始变坏，不时有阴雨和浓雾，干扰着我们的工作，由于植被发育，阴雨浓雾，我们在航空照片上定点，确定所在位置就更加困难，有时为等待浓雾变薄或散去，确定位置的所在，常常要就地等待1至2小时，就这样磕磕绊绊，耽搁了许多时日，几乎打乱了我们计划的工作时间。我们沿沟上行，地势也越来越高，按气压计测定的高程，我们已在3000米以上的地段开展工作。难怪我们煮饭时，水开的比较快，煮好了饭也微感夹生。越是向前，地势就越高，所煮的饭也就越来越夹生，很难下咽，但为了工作，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不吃饭是不行的，看着大家吃不好，我的内心也很不好受。那时，我们的炊具很简单，只有一大一小的铝锅和炒菜用的小铁锅，再加上两个小锑盆，不像现在在高山、高原地区有高压锅煮饭。为了将饭煮好一点，我们试着在锅盖上加上一块石头，这样煮好的饭，虽相对好一些，但依然有夹生感。后来就改为用夹生饭与向导杨氏兄弟所带的玉米粉混合揉成饭团或饼块，再放进火中烧烤至熟，当从火灰中掏出时，看看这白黄色的火烧“大饼团块”，大家不由露出了笑脸，一尝味道还不错，香中带微甜，再加上一点豆瓣或豆腐乳，甚感爽口。中午每人带上几个火煨洋芋充饥。就这样，我们艰辛而认真地对沿线进行定点观察、记录着，除全心全意工作之外，对那周边的大自然的美景并没有十分在意。随着逐日的爬山踄水，海拔高程渐增，当停下来观察记录或休息时，山风吹在肌肤上只觉寒气袭人。当夜幕来临支撑帐篷住下来后，大家总要披上棉衣围着篝火烘烤，一方面烤干被汗水浸湿或雨水淋透的衣服，另一方面是烤火取暖。每晚歇宿时，照例是民工打柴生火，我就准备做饭，其他三人支撑帐篷，诸事就绪后，烧一壶水，一起围着火堆品茶，谈东论西地摆龙门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唯我们独有。虽现代人旅游时也有围着篝火吹拉弹唱的欢乐，但那只是一种消遣作乐而已，远没有我们这种为了填补地质条件的空白，开垦地质处女地的工作具有实际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屈指一算，我们抵达白崖沟尾部时，已经是第18天了，从航空照片上反映出经变形扭曲的地貌特征和引路向导杨氏兄弟介绍的情况看，只要翻越前面的山梁就可以下山返回耿达了。记得当晚的露营地在海拔4300米（气压计反映的高程）的地段，那是矮小的灌木与风化石山梁接触的部位，因为地势高，比较开阔，风较大，颇感凉意，但我们的心情却不错，抬头望是奇形怪状的风化石组成的山梁，我们统称风化梁子，低头远眺是一片林海，早晨起来还可以看到脚下的白色云海，排列的山峰和山梁犹如“竹笋”立于云海上，景色很壮观，真令人感叹不已。第二天（应该是8月24日）早晨起来，吃完早饭，打好行装，准备翻越前面的山梁。目测山梁的制高点距我们的住处，大约有1000米多的距离，是一20到30度的斜坡，虽然距离不远，路程不长，但没有明显的路，开初是大约100多米的草坡地，其后就是大小不一的乱石，很不好走，加上空气稀薄，走起来很吃力，我们大约在早上8点多钟出发，待爬坡到垭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所谓垭口，那是我们在低处时往上看到的，到了那里才知道还不是最高点，前面还有一段坡角小于十度的缓坡，长度大约500多米。在这一段路程中，全是一片严重风化的石块，突出的部位是尖尖的石崖或小脊，低洼的地段全是冰块或白雪，不时刮着大风，没有路，我们按杨氏兄弟的指导，寻找在石堆上立着的一根长条石的“望杆”前行，所谓“望杆”实际上是过往行人穿越此地时留下的路标，指引后来路人行走的方向，这段路程不长，但行走起来却十分困难，每行走30到50步就要休息一下，因为在此山顶上行走呼吸困难，心跳很快，待我们到达翻越山脊的垭口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这次我们所翻越的山梁实际是一座分水岭，气压计指示高程为海拔5200米左右。下山的垭口都有“望杆”作为指示，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垭口，是位于三条大沟的最尾部位，垭口间相距只有50至70米左右，我们该从哪个垭口下山？一时间把我们难住了，因为没有地形图，航空照片上反映的地貌特征已被严重扭曲，我们一边用罗盘确定方位，一边听杨氏兄弟的陈述：“我们没有来过这里，但听人说过，左边的垭口下山是到理县，中间垭口下山应该是到草坡，右边垭口才是我们下山到耿达的路线”，根据我们用罗盘定位看，应该是这样。这时时间已近下午5点钟，我们必须早点下山至有柴有水的地方露营才是上策，大约下午7点钟左右我们露营在不知名沟的尾部。要下山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已近尾声。此时我们已比原计划的时间超出两天，所剩的粮食、干菜、油、盐等食品已经很少了，我们必须要在8月26日前回到耿达，因为第二天我们分队的四个填图组要在耿达集中，开会讨论分层情况，统一填图单元，拼接地质图等诸多事宜。天公不作美，就在我们下山的第一晚上，下起了蒙蒙细雨，第二天（8月25日）我们起来一看，一片浓雾笼罩着整个山地，视线看不出50米，浓雾中夹着毛毛细雨（当地老乡称之为“雾尿子”），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等待浓雾变薄或散去，以辨别我们前进的方向，老天捉弄人，雾始终不散，好不容易在一个小时过后，浓雾开始淡薄一些，杨氏兄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往上方翻过前面的支梁再往右走。”我们翻越到山梁上，那是较为平缓的支梁，这样我们行走了半天，大约下午两点钟，浓云之中露出朦胧的阳光，大家走累了，坐下来休息，言谈中，突然杨氏兄弟中的哥哥说：“好像我们转了半天又回到了昨晚住宿的地方。”我们听后，觉得很纳闷，弟弟反驳：“这怎么可能呢，走了半天，会在昨晚住宿的地方。”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杨氏哥哥说：“你们若不信，我马上回去拿昨晚我们烧过的火头子（未烧尽的木柴段）和撑帐篷的树杆杆上来给你看，若是你要帮我背东西，若不是我就将你背的东西一起背着。”弟弟说：“要得。”说完，哥哥气冲冲地就去拿东西了，大约半个小时，哥哥就将东西拿来了，我们看了都很惊讶，弟弟也就无话可说地认输了，这时我们意识到已经迷路了。这一天天气阴沉，大约下午4点半过后浓雾又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前行中找了一个适合支帐篷住宿的地方，6点左右我们开始住下来，好不容易捡到一些干柴，这时浓雾中已经夹着小雨，不时还伴随着雷声。由于我们所剩的粮食大约还有七到八斤，不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天气，大家商量着今晚和明天早晨都吃稀饭，已经没有腊肉和干菜了，这种季节上山也不可能再有野菜可采食，我们必须做好挨饿的思想准备，积极寻找下山的路。

    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天刚亮我们都起来，在浓雾和细雨中好不容易煮了稀饭，大家吃完早餐，打好行装准备出发找路下山，由于雾大又有雨，视距很短，看不清附近的地形，杨氏兄弟说：“我们先上到梁子边，顺着梁子慢慢走”。前面的人走出十多米就不见了，不由得大家的心都发紧，这时还有雷声和闪电，记得正当我们缓缓前行时，突然一声“哗”的惊雷巨响，在前面十米开外出现了一个耀眼的火球，闪着白色刺眼的火光向前迅速滚去，吓得我们不自觉地将地质锤抛出三米开外，眼睛被闪光刺激得一时间看不见东西，耳朵也被震得发聋，数分钟才恢复正常，大家都被惊呆了，好久才说出：“好险呀。”后来我们开玩笑说：“天不绝我，这是苍天有眼。”大约11点左右，都走累了，反正视线不好，干脆休息一下再说。休息期间，杨氏哥哥却没有闲着，他独自下至有“羊角林”（矮子杜鹃树）的地方，去寻找“刀茬子”。这是前人来过用弯刀劈断树枝所留下的痕迹，也是山人故意留下的路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杨氏哥哥回来说：“在下面不远的地方，有刀茬子的印记，应该可以下去。”在杨氏兄弟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印迹在羊角林中艰难地穿行，当行至亮脚羊角林（大杜鹃树林）与杉木林交汇的地段，见到了两间破烂的“药棚”，这说明过去曾经有人在此采过药材，由于“药棚”很破烂，估计是数年前的了，近几年已经无人来过此地，由于我们已抵达杉木林，树高林密，雾较淡薄，视线开阔了许多，发紧的心似乎轻松了许多，当我们快走出杉木林与阔叶混交林交汇的地段时，前面是一片悬崖，根本无法下去，我们只好顺着两交汇地段前行，试图找到下山的路，有大约两米左右宽的平台向前延伸，这可能是下山的路，我们怀着试探的心情，沿此平台前行，大约走出不到50米，平台越来越窄，再前去20米左右就消失了，“此路不通”，我们只好后退，走在后面的变成先锋，走在前面的压阵随后跟着，当走在后面的老范在跨一裂隙时，前脚跨过，后脚刚一离开时，后脚所踩的石块突然脱落掉下崖底，好久才听到“轰隆”的落石声，好险呀，大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真是“苍天有眼”的第二次照顾了。没有办法，大家又尽力的寻找新的路径，结果都是徒劳无获，到处碰壁，当下午3点半的时候，在无奈之下，大家只好拖着疲劳的身躯再往山上前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好地形，不能瞎转，这时我们走到最低处的高程大约是海拔2000米。当我们又上行到新的宿营地时已经是下午7点钟了，新的住宿点高程近海拔4000米，相对高差2000米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只吃了点稀饭就准备睡觉。这时我们所剩的粮食还不到两斤，除此之外，已经无任何可食的东西，甚至连食盐都快没有了，明天如若还走不出去，只好挨饿了。

    8月27日，天气如故，浓雾和阴雨依然覆盖着大地，早晨起来大家无奈地看着天空，只好顺其自然了，吃完了最后一顿稀饭，整好装，继续寻找下山的路，一上一下来回两趟，情况都与昨天一样，当我们在第二趟上行至一个陡崖边休息时，杨氏哥哥在崖边，高喊着：“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呀，我若将他们带不出去还不如死了算啦！”此时此刻，我们真有说不出的苦楚，我们走过去劝说，请他不要这样，死活大家一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不容易把他劝了下来。就这样过了一天，由于我们已经没有粮食，只好将剩下的一点食盐煮了一盆开水充饥，大家都很累，早早就睡了。

    8月28日，天气仍很糟糕，浓雾和阴雨一点也没有散去的迹象，只好继续重复着寻路下山，由于大家没有进食，只凭一点开水充饥是很难熬的，相对高差近海拔2000米的来回一趟已经不行了，只好找一个地方住下，待明天再说，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这天晚上，虽然疲劳，但由于饥饿难当，大家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8月29日凌晨，天刚蒙蒙亮，突然杨氏哥哥在帐篷外高兴地叫起来：“范同志，范同志，快起来看，我们找到路了！”听到喊叫声，大家都高兴地起来匆匆走出帐篷，这时，天刚蒙蒙亮，雾雨都没有了，视线很开阔，下面是一条深沟，一片杉木林海清晰可见。我们现在的住处是一条小支沟的尾部，帐篷就搭在矮“羊角林”中，上边是一片宽近百米的草地，出了草地就是风化梁子。大家顺着杨氏哥哥的手指着的方向望去，他说：“沟对面的支梁我来过，在这一带我来套过獐子，支梁下就是我们的家。”开初我们听了还有点不相信，在自家背后的山上还找不到路？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事，接着补充说：“没错，没错，这下我们有救了，只要再往上走一段路，翻过那个山包就可转到对面的小山梁，山梁上是一条大路，经常有人来，好走。”看他说得那么肯定，不由得我们不信了。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高兴万分，但由于已经过度劳累，体力不支，要背负着行李下山已经是不行了，于是，大家商量后决定除记录本和图片等资料外，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来，过一周后再派人来取，这时杨氏兄弟自告奋勇地说：“你们放心，过几天缓过气来，保证全部完好无损地给你们背回去。”随后将清理好的物品，全部放在帐篷内，准备轻装下山。要下山了，大家心情都很好，各自装满一军用壶的开水，艰难地往上爬行，这里我用爬行，是因为那段长度看似不到1000米左右的风化梁子，全是参差不齐的乱石，高低不平很难走，再加上体力不支，我们只好连走带爬奋勇向前。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爬行，总算到达了对面支梁的顶端。

    顺着山梁一看，确实有一条顺脊延伸的山路，由于大家都很累，既然有了路也就心宽不急了，连忙坐下来休息。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照在身上，颇有暖意，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大家纷纷感叹着。1点20分，该起程了，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下山的路程，由于体力消耗太大，我们只能顺着山脊的路走走停停地往山下去，记得在半路上我们见到一窝“刷把菌”，呈黄白色，大约有500克左右，我们知道这种菌是无毒的，由于饥饿难当，我们三人就分着享用了（因为分给杨氏兄弟一半他们不吃），现在想起来还颇觉歉意。在下到住得最高的农户家中（距下面映秀－卧龙公路约800米高），购了约1.5公斤苦荞面馍充饥，休息了一下，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下至公路上已是6点钟了，距耿达乡政府所在地大约还有十千米路程。十千米的路程若是在平时，并不算远，但是对于体力不支的我们来说却是太漫长了。我们沿着公路缓慢地走着，虽然有一点苦荞馍充了饥，但还是深感两腿酸软而无力，加上又是碎石简易公路，坑坑洼洼，走起来并不轻松。记得大约9点多钟，天色已经黑尽了，好在老天照应，有月光照路，这时我们发现在路旁一沟口的侧边，有几户农家还亮着灯，我们向杨氏兄弟问这里是否有小卖部，他们说：“原来这里有一个小卖部，平时卖油盐酱醋，有时也卖点糖果饼干。”为了增加点能量，我们就去他们指定的农户家打探。结果只有约500克左右的南瓜糖，虽然不多，口味也不很好，但可以解决一点问题。我们返回到公路，坐在桥边，边吃边赏月光，休息了一阵，继续前行。待我们艰难地到达目的地——耿达乡政府时，已经是深夜近12点钟了，当我们叫开铁栏门，打听已经在等待我们开会的同事们的住处时，乡政府已经有人将他们叫醒了。大家一见到我们都高兴极了，迅速给我们打来了洗脸水，端来了稀饭和肉包子，还有可口的咸菜，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回答着同事们的询问。大家看我们的吃相，千叮万嘱叫我们千万不要吃得太饱，吃多了会坏事的，所谓“听人劝，得一半”，我们还真得留着一点“肚皮”，不然要撑坏的。

    通过这次生与死的考验，绝处逢生的历练，我们获得了在后来的区调工作的地质生涯中克服重重困难的勇气，没有了胆怯和畏缩。无论在随后的六七个春秋的茂汶、灌县两幅联测的艰苦的野外作业中，还是在尔后转战川西高原，穿行雅砻藏布江、鲜水河进行区调工作时，对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无所畏惧。因为，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为了填补地质资料的空白而努力工作，经历一些苦难，作出一些牺牲，那是自己的职责，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路人生，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愉快地安享晚年。

    走出白崖沟卡子

    王林彰

    当区调队成立50周年之际，当“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成都军区陆航团一直升机转移伤员时，在大雾迷漫中迷失方向坠毁在我们曾经战斗过的耿达白崖沟坠毁，这勾起了我对耿达白崖沟的回忆。

    早在43年前，原川地二区测队一分队受命开展1：20万灌县－茂汶幅区域地质调查。这是一块神秘而美丽的处女地，需要我们去认识她。作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地质战线的尖兵，这是我们的责任，全体职工欣然接受了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灌县－茂汶幅地处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过渡边缘，地质构造复杂、岩石类型繁多、地层发育齐全，矿产资源丰富，令人向往。这里地形复杂，高低悬殊，气候恶劣，雨、雾、雷、电多变，这些也是对我们严峻挑战之处。我们于1966年7月20日从罗江出发到达汶川县漩口工作站，进行上山前的生活物质准备。

    我第一次参加野外作业，在到达漩口时就遭遇了严峻的考验。漩口处于岷江河谷转弯的峡口地带，悬崖峭壁、地势险要，岷江河水汹涌澎湃，浪花四溅。当步上漩口索桥时，我左右摇摆，手脚哆嗦，站立不稳，只好趴下匍匐前行。

    我们小组三人（林友焕组长、范隆清和我）的任务是开展汶川县耿达－卧龙－线以北老婆子岩－白崖沟卡子一带的工作，利用航空照片进行试填图，为后期填图摸索经验。根据工作时间（20天左右）计划，我们在漩口进行粮食及副食品等准备后，于7月底到达耿达乡政府驻地。

    在耿达乡受到乡领导热忱接待和热烈欢迎，并对我们说：你们来得好，我们很希望你们在这些地方找到更多的矿。矿多了，公路就修得多，我们的木材、药材就运得出去，农牧民进出山沟就方便多了。不过你们要去的地方，是大片原始森林，无人区，交通极其困难，地形复杂、山高路险，白崖沟卡子海拔5500多米，只能靠人力运输。同时说，现在正是雨季，气候变化大，雨、雾说来就来，要特别注意安全。我们尽快给你们安排两名常在这一带挖药、打猎，熟悉地形和道路的人，给你们带路和运输物资。

    在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8月3日，我们一行五人顺利地出发了。上山前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质（大米、玉米粉、连麸面及副食等）。除两位老乡各背50多公斤的粮食及被盖卷外，两名地质人员每人背着20公斤左右的衣物、生活用品的爬山大背包，前面还要挂上一个工作必需品（航片、记录本、罗盘等）的小挂包。我得背上装着炊事用具，副食及衣被等物的一个大背篼。我们五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小集体，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帐篷，一路上大家毫无怨言地进行认真细微的地质观察，为取得丰硕的成果工作着。

    在海拔3000米以上煮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时都是铝锅、铁锅等原始炊事用具。用平锅煮饭是很难煮熟的，开始几顿几乎都是夹生饭，大家吃不饱。随后，改为煮闷锅饭，另加石头压在锅盖上，虽比原来好些，但还是有夹生的。最后，改为大米、玉米同煮一锅成半熟饭后，揉成饭团，放入柴灰中烧，老乡风趣地说：这叫吹吹打打的“金裹银”（即黄色玉米粉与白色大米的混合物）。再加上豆瓣、豆腐乳等，顿时胃口大增。中午饭是又一难题，上山初期利用老乡带的洋芋，早晨煮饭时放在火堆中烤熟后，每人带上几个充饥，后期就只好忍饥挨饿，不吃中午饭了。

    在该地区工作的另外一个难题是避不开无处不在的草虱、蚂蟥，它们随时都会爬到你身上，吸你的血，并引起全身痒痛。晚上都要脱掉衣服，从身上一个个的取出它们。草虱一旦进入你的皮肉，很难取出，有时只能拈出一半，另一半留在身上。早晨起床后，被窝常血糊糊的，那是蚂蟥吸血后留下的伤口向外流的血。幸运的是我们还没被毒蛇咬伤。

    8月24日左右，野外工作进入尾声，老天爷与我们作对了。此时，进入海拔4000米左右的白崖沟－天生桥一带穿越路线时，意外地遭遇到了连续不断的阴雨和浓雾天气，视线模糊，分辨不清前进方向，大家只好在雨雾笼罩下的森林和荆棘丛生的油扎子（高山灌丛）、羊角林（杜鹃树林）中艰难地摸索前行。特别在穿越羊角林时，上山还较好走，下山时常被羊角树杈挂上后面背着的背包、行李等，一不小心头还会碰上树杈。沿途得继续作地质观察，每天全身被雨水、汗水湿透。此时，所带粮食已不多了，加之赶路和节约粮食，每天改为两餐（早、晚）稀饭，这样过了两天。

    第三天开始了找路的战斗，当时想从杉树林－羊角林－油扎子等上下穿行一个来回（相对高差达1500-2000米左右），但仍无结果。直到傍晚突然听到流水声，认为已到了沟边就有路可寻了，结果走近一看，却是一个陡崖边的瀑布流水。此时雨雾变大，雷电交加，上下不能，大家只得就地住下。该处没有搭帐篷的平地，只好在两棵大树间，用绳子圈着帐篷，把全身湿透的衣裤全脱下，饿着肚子在帐篷里坐了一夜。

    第四天早晨，穿上湿透的衣裤往上继续找路，走到一处较平的地方，放下行装，砍柴烧火，将剩余的粮食煮了一顿稀饭。饭后立即抓紧时间继续找路。约在下午四五点钟，我们竟鬼使神差地又回到早上生火煮饭的地方，两位老乡因找路心急，争论不休。有说是早上生火的地方，有说不是，结果其中一位将早上做饭烧剩下的柴火拿来，才结束了争论。这时两位老乡又分头在周围寻找了一圈，结果还是失望而归。连日来超常的劳累和精神的折磨，使一种不祥的情绪在组内慢慢滋生，虽求生的欲望更加强烈，悲观的情绪也随之增长。首先在老乡中表现出来，傍晚一位老乡独自朝陡崖边走去，并在陡崖边发呆似的站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其行为有些异常而引起了注意，并听见他说：“我不活了，就从这儿跳下去……”大家上前把他拉住，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组长林有焕异常镇静，用发自肺腑的语言对那位老乡说：“你别这样，大家死也得死在一起，单位也才好找到我们呀！争取一块儿活着下山吧！”晚上开了一个短会，大家就如何脱离险境发表了意见。鉴于雨雾天气仍没有好转的迹象，人的生存危机逼近，为争取时间活着走出去，全组人员达成共识，把所有的东西（除航空照片，野外记录本外）都留在山上，空着手集中精力找路，一齐往山下奔。

    经过了又一天的探路，仍无结果。到了第六天已是弹尽粮绝的第三天，当晚气温陡然下降，突然一位老乡没等天亮（约四五点钟）就起来了。凭着他的经验到山顶上去等候东方发白时的到来。果然不出所料，他高兴地看见周围的大雾突然散去，当即分辨出小组现在所处的位置，并按预测的方向积极地去找路，就在不远的地方下山的路线找到了。当大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全组人高兴得跳起来，从心底里喊出：“我们这回死不了啦！”

    随后堆放行李后，每人忙着砍一根树枝当拐杖，其中林友焕同志双腿浮肿，优惠他多给了一支拐杖，大家鼓着劲儿往山下奔，中途连水都顾不上喝。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一会儿，当看到有野菜（六耳韭、野山泡等）时，找一点来充饥、解渴。到晚上9时左右终于赶到森林边第一户人家，大家才吃了一餐玉米粥。此时人感觉特别困，休息约两小时，晚11时带着浮肿的双腿，我们一拐一拐地连夜往山下走，行程十千米左右，却用了5个多小时，终于在凌晨4时许到达耿达驻地。

    到达耿达乡时，正巧碰上大队矿产直属组（关建哲组）。听说我们下山了，大家翻身起床，有的给我们倒开水，有的给我们烧洗脸水，有的忙着煮饭……此时，我们得知这几天分队常打来电话问我们下山没有，出事了没有。当讲到我们在山上如何迷路，怎样找路，大家又如何赶下山时，老关小组的同志端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白米稀饭上前说：“没什么好吃的，用稀饭给你们洗尘，祝你们活着下山吧！”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深厚的同志之情。此时，我们热泪盈眶，话都说不出来了。通过这次生与死的考验，在我以后的地质生涯中，没有胆怯、畏缩，变得更加坚强。在随后六七个春秋的灌县幅野外作业时，不管是爬山、水、睡崖窝、烧火觉，或是遭受草虱、蚂蟥的暗算，都无所畏惧。

    经过这次锻炼后，在以后转战川西高原，穿行于雅砻江、鲜水河两岸，进行区域地质填图、找矿中，就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感觉。

    “山岩”历险记

    何德秋

    地矿部劳模、队高级工程师王忠实在回忆他30多年地质生涯时说，最让他难忘的就是“山岩”填图。

    那是1967年5月，他和队上两位同志组成填图小组，在三个藏族老乡协助下，在甘孜州义敦县以北，白玉县以南的金沙江东侧一带填图找矿。

    他们按地形图上所示，从莫西出发往西，翻过雪山，下到山脚，却发现眼前的不是地形图上标示的金沙江，而是一条早已干涸的干沟。这张依据“沙盘模型”调绘的地形图，把他们带人了迷宫。金沙江这条著称于世的大河，竟然隐没在这莽莽大山之中。小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小组一位同志和两个藏族马夫负责用马将小组物资直接运到巴巴村，一路由他和另一个同志带上藏族翻译徒步西行工作到“山岩”，摸清这一带的地质矿产情况，然后找到金沙江沿江而上到巴巴村会合。于是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从这里开始了。

    这一带，山高地势险峻。王工和他的同伴在完全没有路的山沟像猴子一样攀岩挂树，走完一条深沟，又向上进入另一条支沟，但是步行了一天，依然没有见到金沙江的影子。天渐渐黑下来，他们啃完干粮，在一棵大树下，依靠一件皮大衣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雪山，跨过了一条又一条深沟，没有路就在雪地里滚，口渴了抓一把雪往嘴里塞，饿了吃一口糌粑，晚上卧雪地，宿冰洞。一切都如电影和小说中的那样，而一切又都那样真实地发生在他们身上。金沙江就像在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没有一点踪迹。三天的干粮吃了四天，终于只剩下一条干瘪的糌粑口袋，有的同志开始泄气了，是前进还是后退？返回原地，意味着还要走四天的路程，翻几座雪山，没有粮食，完全依靠沿途的野菜，绝对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办法是继续西行，继续寻找金沙江，因为只有找到了金沙江，才会有人烟，才会有粮食，否则，他们就会在山中饿死、冻死。第二天早上，他们找了一些野菜充饥，然后继续西行，准备作最后的努力。不知走了多久，忽然有人听到水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大家激动起来，飞奔而下，转过一个山嘴，眼前豁然开朗，金沙江，这条捉弄了他们五天，差点让他们葬身在茫茫丛林的大江，终于如一条长龙一样，暴露在他们面前。

    然而，当他们走到江边，面对滔滔江水时，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江边悬崖绝壁，根本无路可走，只能攀悬崖而上，寻找山路。攀登了半天，往返了三次，还是没有找到，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光，又消逝了。但是大家明白，任何消极的等待都意味着死亡，只有攀缘，只有重新寻找路，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于是大家休息了会儿，又再次向悬崖挺进。爬到半山腰，奇迹出现了，就在金沙江对岸，有20多位藏族同胞，远远地向他们比划着手势，大声地呼叫，估计是在向他们指路。果然，通过同行的藏族翻译全神贯注的静听，明白了是叫他们再往上爬。于是他们三人鼓足勇气以最大的毅力往上爬，藏族同胞又示意他们横着走，他们就横着走，如此经过两三千米路程的艰难攀缘，他们终于下到了江边，见到了路，而在这两三千米的路程中，这20多位藏族同胞始终用声音和手势指挥着他们……近20年之后的1986年，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来到“山岩”，在这段急流险滩覆舟后解散了。

    空投李伍矿区

    赵天义

    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地质勘探工作实现物资空投。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大力加强三线建设工作。毛主席讲，三线建设不好就睡不好觉。党的号召激发了广大职工积极投身三线建设的热情。地质职工用战天斗地、奋力拼搏的精神，积极开展了三线地区的地质工作。

    李伍矿区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境内，离雅砻江边四五千米的山上，矿区海拔高度在3000米-4500米之间。李伍矿区具有储量多、品位富，有用元素多的特点。除富铜矿外，铅、锌、黄金、富硫等都有很大的开采利用价值，因此，四川省地质局决定成立406地质队在这里从事地质普查、详查和勘探工作。从1965年开始，地质职工在李伍矿区外，又先后发现了黑牛洞、上海底、挖金沟等矿区，从而为这里开展地质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开展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从宁江口出发到达矿区全是狭窄的羊肠小道，要翻越海拔4000米的大山，要两次用小木船横渡雅砻江，要经过潡心沟、登上松林杠等极其险要的小道，连续步行三天才能到达矿区。

    当时地质职工生活是很艰苦的，住的是牛毛毡房。按当地政府产啥吃啥的规定，每天都是窝窝头、沙沙饭（玉米饭），每月只有三至五斤大米的供应。吃的蔬菜是由内地运来的干菜，很少有新鲜蔬菜。野外地质工作小组的工作、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睡崖窝住小帐篷，有的小组为安全，专门喂了一条狗，以防止野兽晚上的袭击。

    经过从1965年到1966年的普查、详查工作，决定采用钻探手段进行深部勘探。队部决定设立七个运输点，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全部用人扛马驮等手段用七天时间将100米钻机和300米钻机运进矿区。经过初探论证需要加强深部工作。而500米、1000米钻机等大型钻探设备，根本无法运进山。

    1969年3月，由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亲自批准，由武汉空军13师执行空投任务，空军派两架军用飞机，由两位团长亲自带领，组成空军后勤等近百人的队伍，分赴矿区执行任务。

    这里要提到的是雅砻江峡谷山高坡陡，水流湍急，汹涌澎湃，从江边海拔1500多米到4500米的高山，仅有三四平方千米斜坡可以作为空投基地，但高山峡谷地区的天气气象变化、风力风向等都没有任何资料，因此必须经过详细调查才能确定能否空投。空军决定先由有丰富经验的驾驶人员经过两三次的试飞，取得详细资料后再进行空投。从7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共飞20架次，空投物资190吨，它的命中率、回收率都达到95%以上，不仅顺利地完成了空投任务，更为在高山高寒缺氧地进行空投创造了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上级和空军的大力支持下加快了李伍矿区的勘探，并于1974年底全面完成了勘探任务，并提交了优质的勘探报告。现在李伍矿区早已投入生产，外围几个矿区也开展了勘探工作，从而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情系雪宝顶

    赖祥符

    雪宝顶是岷山山脉主峰，海拔5588米。雪宝顶的名字在川西北地区十分响亮。她那屹立于高原之巅的亮丽倩影，她那俯视苍穹的尊贵姿态，令人侧目。她在宗教信众们心中的崇高地位，更会引发人们的神秘想像。雪宝顶啊，使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对区调工作者来说，雪宝顶不过是1：20万松潘幅东北角的一座山峰，处于松潘、平武、漳腊、文县四个图幅的交汇部位。这四个图幅，前面三个都是四川省完成的，由当时的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二分队承担，雪宝顶地区的填图任务落在第三组身上。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不久，在短时期的适应之后，担任三组组长，主持完成了该地区的填图任务。当时的小组成员有江祖寿、梁树云、刘天觉和张明茂。

    完成平武、松潘、漳腊等图幅时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正当“文化大革命”后期。几年时间，小组围绕着雪宝顶转悠。我也在此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初岁月。这段丰富多彩的经历，使我在技术业务上有长足的进展；艰苦危险生活的锤炼，让我的体魄意志得以增强；而纯净无尘的大自然，更使我的灵魂得到洗涤和升华。这段经历让我终身受益，永远地铭刻在心里。

    雪宝顶初探

    和雪宝顶的初期接触，是在1967年和1970年两次路线地质踏勘。当时，为了完成平武幅报告并为松潘幅设计作准备，安排了两条穿越岷山的地质踏勘路线。一条路线由双河乡开始，沿涪江上游河谷，经黄龙乡，跨雪山垭口到松潘县城；另一条路线自白羊乡出发，翻越桦子岭到镇坪乡。两条道路可以通行骡马。在交通不便的当时，他们是工作区内最大的道路，古来就是联结岷山两侧、松潘、平武、北川之间的主要运输通道，也是汉、藏民族间交流的主要通道。两条路线，一条在雪宝顶之北，一条在雪宝顶之南，路途中，均可以遥望雪宝顶主峰。可惜只能远远地仰视她，可望而不可即，朦胧下的神秘，更加引发人们对她的向往。

    每条路线的长度都号称180华里。当时地质工作全靠步行，技术人员要背着自己的地质背包，个人衣物、被盖、书籍和工作用品塞得满满的，少说也有一二十公斤。背着它一边走路，一边进行地质观察，一边还要记录。路线穿过无人区，没有居民点，每30千米设有一个幺店子，几间破房，内有锅灶、床铺供过路行人和脚夫歇脚。完成一条路线需要步行三天。现在的旅游热点黄龙沟就在北线上，其治所黄龙乡是唯一的居民点。记得第一次到黄龙乡时天已漆黑，疲惫的我们奔村边一处暗黄的灯光而去，正是旅舍。第二天清晨鸟鸣声唤醒我们，到屋外一看便惊呆了，好美啊。旅舍处在一片林间草地上，四周被白桦林环绕，门前一泓溪水淙淙流淌；湿润的阳光，透过树林斜射在草地上，露珠闪闪发亮；清新而甜美的空气沁人心脾，使人振奋。不由赞叹，这里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这次踏勘，初次接触雪宝顶，在地质认识上也取得很大收获。其一，纠正了平武幅西部磨子坪地层为泥盆系的认识，指出它就是松潘幅西康群的东延，属三叠系。原称为磨子坪背斜的褶曲就变为磨子坪向斜。有名的虎牙式铁锰矿重新厘定为西康群底部。这项工作为以后建立松潘地区的地层系统打下基础。

    其二，初步厘定了雪山大断裂。这条断裂晚近时期活动强烈，它将岷江断裂沿东西走向滑移50千米以上。在地貌上表现也很明显，对现代地貌形成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沿着狭窄的涪江河谷，登上雪山梁子垭口，站在垭口上举目瞭望：垭口北侧是古生代石灰岩形成的嶙峋陡峭的山峰，垭口南侧是三叠系西康群形成的舒缓群峦。你会惊叹造物之神奇，自然力的宏伟。

    几年后的1976年，沿断裂发生里氏7.6级大地震，震中就在雪山断裂和虎牙关断裂交汇的小河区。我们熟悉的小河街道，我们经常驻足的小河区政府被震为废墟。更没有料到2008年，相距不远的汶川发生更大的地震。据报道，地表可见位移最大可达10米。相比较雪山断裂造成的位移，真是小巫见大巫了。50千米的位移，只要累计5000次地震即可实现。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实现这个位移量太容易了！

    顶礼膜拜

    雪宝顶主峰的外形是一个不对称的四方锥体，她的北坡陡峻，南坡较缓。北坡虽陡，却较易接近，现在旅游胜地的黄龙沟即自北坡发源，黄龙古寺就修筑在陡崖之下。南坡虽缓却难以接近，她距离人居地太远。从虎牙乡出发，沿着蛇岗沟上行，到雪宝顶山峰脚下，需要在老林中走几天。可是，从南方欣赏雪宝顶却是最美丽的。从正面观看雪宝顶南坡是一个完美的等腰三角形，坡面盖满积雪，像金字塔，更像富士山。雪白耀眼的山峰映衬在碧蓝的晴空，白色轻雾从山峰顶端袅袅升起。此时的雪宝顶宛如一位披着轻纱、亭亭玉立的女菩萨。

    沿着蛇岗沟自南而北的路途上，每逢开阔的林间空地，你抬头仰望，就能看到这位女菩萨微笑着站在你的眼前。她端庄的容颜和尊贵的气质，产生一种令人震慑的敬畏，使你禁不住要跪下去，向她顶礼膜拜。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是人类天生的特性，难怪当地百姓把雪宝顶视为崇敬的神。

    站在蛇岗沟尾，背靠雪宝顶回头向南面极目瞭望，四川盆地烟笼雾锁、黑绿黑绿的冈峦波涛起伏。眼下一脉南北向的山岭像一条巨蛇蜿蜒至茂汶九顶山，这是岷山的主脉，它像一条巨蛇，我想，蛇岗一名就由此而生的吧！雪宝顶主峰就是这条巨蛇高昂着的头。

    雪宝顶是藏区苯波教七大神山之一，受到他们的尊崇膜拜，留下了“转山”的宗教习俗。我们在雪宝顶山下工作期间，经常遇到“转山”的老乡。他们背着干粮，翻山越岭，步行绕雪宝顶主峰一周。那是很艰巨的行程，据我们所知，有的地段很难通行，因之常有不慎坠崖而亡的。雪宝顶主峰西侧，还有一座海子，是一处冰川湖。雪山掩映中的湖泊，绿得发黑，深不见底。海子狭长形，长近一千米，宽三五百米，我们称它长海。这里也是“转山”的地方，围绕湖边不断地转，留下他们的经幡和石堆。

    总之，雪宝顶周围的气息，冷峻而神秘，充满宗教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浸润熏陶，心灵也干净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深山探宝的同时，正进行着“文化大革命”。我们被称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工作的地方是神的雪宝顶。工作间歇下山休整时，回到沸腾的现实社会，真有水火两重天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黑钨”

    松潘幅重砂扫面的结果，在雪宝顶主峰的西侧，长海子附近，发现了一处高浓度的钨锡矿异常。1971年，三组奉命查证该异常。

    雪宝顶西侧有两条支流，南支沟叫大姓沟，自雪宝顶南流，经过大姓乡，在岷江村注入岷江。沟尾处有个麻疯病院，它是最上游的居民点，重砂异常在沟尾，地形图上没有地名，我们按当地老乡的叫法，音译为日久沟。

    5月初，小组到达工区在山溪旁寻得一片平坦的河滩作为宿营地，此处海拔近4500米。矿点检查需要较长时间，宿营地一定要安排得舒适些。我们从山下森林里砍伐松树，运到营地，用树干在帐篷内搭床架，铺上厚厚一层树枝、树叶，十分松软，并且散发着浓郁的松油香。在用油布搭建的厨房内，我们就地取材，用石板砌了灶台、桌子和凳子。沟边挖有水坑，贮一潭清水……建设完毕，造出一座“山间别墅”。小组五位成员，另有一名藏族向导。小伙子名叫邓贞，他带来六匹马和一只黑色的小狗。这个临时家庭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那条小狗全身漆黑。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寻找钨矿，大家给他取个名字叫“黑钨”。

    虽然已是初夏，这里积雪仍未完全融化，踩在积雪上会发出嘎吱嘎吱地响声。那个长海子也未完全解冻，湖边的寒风仍然刺骨。好在驻地的河谷中，草木已略显生机，枝尖开始发绿并潮湿。度过冬眠的旱獭，不时从土洞伸出头来张望，好奇地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在习惯我们之后，壮胆钻出洞来，在洞边站立起来，垂着双前腿，那模样像是给我们打躬作揖。陪伴我们的邻居还有一群青羊。每当阳光初露，他们几乎是定时地赶到沟里啃吃带着露珠的青草。我们、马、狗、旱獭和青羊和谐共处，成为好邻居。但是“黑钨”那条小黑狗是个不和谐的因素。见到钻出洞的旱獭，它会兴奋地扑过去，吓得旱獭们立即躲回洞去。

    尽管小“黑钨”的狩猎技巧不佳，但有一次它竟捉到一只更不懂事的小旱獭，酿成了一出悲剧。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它一顿，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这种悲剧了。

    很快，小狗“黑钨”就成为我们大家宠爱的对象。它每天陪着我们上山，晚上替我们守夜，帮我们赶马，给我们逗趣，它给我们与世隔绝的生活带来无限乐趣。它一直伴我们完成全年的任务，在年底收队时，“黑钨”已经变成一个大小伙。至今，我还保留有一张以雪宝顶为背景的照片，照片中，雪地里的“黑钨”，在我们的腿间撒欢。“黑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它的可爱，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好运气。当年的工作，我们发现了日久沟的钨锡矿床，这是一处石英脉型钨锡矿，石英脉中的锡石晶体，大的有2厘米-5厘米，晶形完好。只是，现在日久沟处于雪宝顶的黄龙保护区，特别的环境使它不能开发，让它永远留在地下吧！

    紫柏杉

    紫柏杉，属于平武县虎牙乡的一座山峰，海拔4500米，虽然不及雪宝顶高，却比雪宝顶更加难以接近。

    紫柏杉在磨子坪向斜核部，出露西康群地层，由于花岗岩的侵入而形成穹隆构造，穹隆顶部出现大量石英伟晶岩脉、岩脉中蕴含有水晶和熔炼石英，经673队勘查之后，紫柏杉便出名了。伟晶岩中还含有白钨矿、锡石、绿柱石等矿物，其中不乏粗大而完美的晶体。20世纪80年代，地质队发展多种经营，川西北大队“多经办”组织当地老乡开采白钨矿，卖给铜厂冶炼合金铜。进入90年代，该矿发现了新的利用价值，转向矿物爱好者提供收藏用矿物标本。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没有什么民间收藏活动，矿物晶体根本不值钱。“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色泽鲜艳、美丽玲珑的矿物晶体便成为人们手中观赏之物，爱好者的收藏佳品，顿时身价百倍。据说，紫柏杉出产的矿物标本中，那些橙红色、具四方双锥的白钨矿晶体和板状透明的绿柱石晶体俱为世间独有之物，身价很高。晶体完整者，动辄数千元、数万元，甚至有数十万元的精品。在这种情况下，虎牙乡的一些人发了财，但也引起对该矿的破坏性滥采乱挖。现在的紫柏杉真不知道是什么情景。

    松潘幅区测时，安排有紫柏杉的路线填图和矿点检查任务。因为这里是无人烟的老林，没有道路，能否完成任务没把握。但是在高山普村请了一位向导，名叫嘎地亚的老猎人。第一次见面，嘎地亚古铜色的脸上刻着深深地皱纹，头上缠裹一条黑色的头巾，令人想起王式廓油画中的那位老农民。

    工作路上，一般是嘎地亚在前面开路。但见他左右挥动镰刀，劈去拦路的树枝和藤蔓，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轻盈地跳来跳去，完全不像50开外的人。他光脚穿一双草鞋，自然成为蚂蟥们的攻击目标。只见他不时用手将贴在腿脚上的蚂蟥抹去，鲜血如注地顺着腿流下来，我们看着心惊，他却毫不在意。这条路线我们走了八天，返回高山普村嘎地亚的家已是半夜。我们已是又累又饿，嘎地亚却精力十足的张罗着款待我们。打开一桶自家的箱蜂，取出黄亮亮的散发着浓烈香味的蜂蜜，让我们就着烤熟的土豆吃，还把桶中的蜂蛹取来熬汤喝。我是第一次喝蜂蛹汤，面对着碗中一条条圆滚滚、白嫩嫩的蠕虫真不敢下口。在嘎地亚的一再鼓励下，冒险囫囵地吞下去，感觉那香甜的汤一直沁人心脾。

    几天相处下来，嘎地亚那种朴实、坚韧、乐观乃至天真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

    嘎地亚是自然之子，在我们感到艰苦、危险的山野中，他如鱼得水。但对保佑自然的神灵，他又虔诚得五体投地。每天晚上入睡前，他都会盘坐地上，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不时用手蘸取碗中酒向天空撒去，他说，山神会保佑我们平安。

    嘎地亚特别喜欢、熟悉盘羊。他经常教我们如何辨认盘羊的足迹、粪便，并在夜晚给我们讲盘羊的故事。盘羊是岷山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在国家禁猎以前，是这里山民的主要狩猎对象和肉食来源。盘羊身形像牛一样大，往往成群活动。我们在老林有时会遇到一段段的通行大道，就是盘羊群踏开的。盘羊群的活动路线往往是固定的，它的这种特性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伤害。猎人们在他们活动路线上安置卡、刀捕杀它们。嘎地亚说，捕杀盘羊不要贪心，捕杀多了山神会发怒并惩罚猎人。嘎地亚教我们，千万要躲开“独羊”，就是有独居习惯的雄羊，它们的脾气特别暴躁，会主动攻击人类，十分危险。嘎地亚一谈起盘羊就十分投入，使我获得不少有关知识。

    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嘎地亚，我们很难顺利完成这次任务。他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找到路，能在看似不能通行的地方想办法让我们通行。他的生活经验，让我们的野外生活变得轻松而丰富。

    几天的生活，成为我难以忘怀的记忆。至于嘎地亚，在我们惜别之后再未见过面，只是次年再到虎牙乡时，托乡干部带去一些点心和问候。如果现在嘎地亚仍健在的话，应该是90开外的人了。祝嘎地亚健康、幸福、长寿！

    兵站温情

    王学立

    记得当年（1965至1972年）我们承担国家地质大调查的任务之一，开展1：100万比例尺昌都幅的野外工作时，川藏公路线上的兵站都是地质队员的家，常给我们很多方便和帮助。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解放军的同志们应分享一半的荣誉，受之无愧。

    兵站多定居在旷郊野地依山近水的地方，紧邻公路一侧，不大的驻地，房舍简易整洁，停车场地宽大平坦，形成别致的军营。年轻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远离家乡，告别父母和乡亲，不远万里从军边防，保卫国家，来到川藏高原的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与大山为伴，守卫着雪山、草地的每一寸土地，结出祖国边防和兄弟民族的安宁、和谐、丰收的硕果。

    那里有兵站，那方就如同有了藏族的“医院”，记得在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有一个藏族同胞小伙骑着马和手牵一匹马，一人二马来到“卡拉山口”兵站，向解放军比划着手势并包含眼泪，喊着“门巴”（医生）。经过一阵艰难的对话，大家也只知道个大概意思，说他的奶奶病了，不能走来，希望“门巴”骑上马和他一起去给奶奶治病。解放军的“门巴”看到小伙焦急的表情，征得站长同意，备好药品背上医药箱随小伙匆忙地就向雪山深处奔去。

    八一建军节的热烈光荣时刻，白天和战士们开展篮球友谊赛，战士们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奋战奔驰球场，我们多是输多赢少，好在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皆大欢喜。我们兴高采烈地观看晚间兵站放映的露天电影，与当地藏族同志军民联欢，热闹非常。

    1970年的夏日我和牛师傅去西藏松宗，到周修日、王为达的物探组，并去然乌区补充下一段工作路线的生活用品，当时住宿然乌兵站，受到解放军同志们的盛情接待，并为我们去然乌湖捕鱼改善生活。然乌湖的鱼自然繁殖生长，头小鳞细、形色均同雅鱼，肉质细嫩，其滋味极鲜，可与雅（安）鱼媲美，至今仍回味无穷。我们走时兵站的解放军还送来自种的大萝卜、大白菜，这都是买不到的新鲜蔬菜啊！

    然乌湖美丽如画，是昌都地区八宿的明珠，在高峰雪山脚下，似白色的哈达随风由南向北飘荡，登高鸟瞰其形状如展翅翱翔归来的白鸽，令人感到亲切祥和。湖面长约30000米，东西最大宽约3000米。夏日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湖西岸翡翠般的森林沿湖茂密生长。冬日湖面结冰深厚，长达百天以上，任随骡马通行，湖畔山坡上有一座白色的天主教堂，据称已有百年历史。然乌湖畔，当时只有20到30户人家和兵站同志，我们相见、相认已过去近40年了，不知当年的朋友如今可好，唯祝愿他们以及藏族同胞的生活越过越好。

    2008年8月18日于华阳

    功不可没的“大解放”

    胡正纲

    1973年秋，以当时刚恢复工作的局综合队和一、三区测队部分地质工程师组织了一次赴川西高原和藏东昌都地区的野外考察，其目的是为以后在该地区展开1：20万区调工作进行前期规划。当时去野外，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我们一共14人，由一区测队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从局礼堂搬了三张木条长椅子，用两根粗大的圆木，再用粗铁丝把长椅子的脚捆绑在圆木上固定起来，车顶上架块篷布，前后通视也通风，符合野外工作的要求。至于米面油盐、豆瓣之类则到了名山由三区测队筹办购买后装车。

    当年春节，正好发生了强烈的炉霍地震，而我们此行的首要任务是去炉霍的侏倭乡了解三叠系剖面。在到达侏倭乡的那天，只见一片废墟中有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门上挂了块乡邮电所的木牌。我们的“专车”只好停在小木屋门前，当地的生产队长和区上的干部知道我们要在那里工作好几天时，十分热情地叫我们住进那座小木屋，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方，14个人只能睡地铺，每人占的宽度半米左右。生产队长只向我们提了一个要求，他们正在收割青稞，由于地震中青壮年损失了好多，劳力不够，要我们的车子每天给拉几趟。第一天拉了几车以后，生产队长围着我们的小龙师傅问寒问暖。正好过一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区上的干部为我们帮助他们秋收特地表示感谢，准备以收购价卖一只羊给我们过节。盛情难却，大家也正需要补充油水，以八元钱买下了一只宰好的肥羊，按照当地规矩，羊头、羊杂和羊皮归宰羊人。中秋那天大家从山上下来，两高压锅羊肉，连汤带肉，原汁原味，饱餐了一顿，其味之鲜美，虽时隔已30年，仍觉回味无穷，似乎举世无双。

    离开侏倭之后，我们经甘孜去昌台，三区测正在作1：20万试点图幅，120千米路程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垭口，车子走了六个小时。正是这一次见到了呷村第一块报矿的矿石标本。靠这辆“大解放”，靠小龙师傅和后来替换小龙的张志清师傅，我们过雀儿山、跨金沙江，经玉龙铜矿，又下澜沧江到昌都，上邦达转向左贡。再经芒康、海通，过金沙江大桥回到四川巴塘。而最惊险的一段是到澜沧江下竹卡兵站，路狭坡陡，比过雀儿山西坡还要险峻，张师傅每开几千米就停下来，叫大家歇歇气下车捡点柴火，15千米足足走了一个多钟点。历时两个月，到10月下旬回到新都桥，遇到当年第一场大雪，大家在折多山下照了一张平安归来的全体合影。

    强渡大渡河

    师常庆

    大渡河位于1：20万宝兴幅西部康定县地域，南北走向，流向从北向南。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宝兴幅西部仅有康定经瓦斯沟到长河坝长约十余千米一条“盲肠”公路可通汽车。长河坝以北经河口、下索子、过达河坝、七火沟出北图边仅有崎岖不平的山间驮马道，此道路起伏落差较大，时而在山脚，时而在半山腰三弯九倒拐盘旋而上下，是当地唯一一条沿大渡河上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靠马驮运的运输路。大渡河两岸是基岩裸露，草木不长的陡峭山崖。大渡河水雨季混浊，流速湍急，河床坡陡，落差大，险滩多，不能通航，河水在落差较大的河床中飞溅而下卷起后浪推前浪的层层白色浪花和水雾，水雾在阳光折射下又呈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其景实属壮观。经测区的大渡河只有姑咱一座铁索桥可以到对岸，河口有一处收费溜索道，这就是我们70年代初期在这地区的交通的历史面貌。

    回顾过去历史，似乎还历历在目，1974年我小组在对康定杂岩北缘进行工作时虽多次穿越大、小沟谷毫无阻碍，但是在没有桥的条件下，越过大渡河实属难事一桩，我们在地质调查路线转移中就遇到下索子至河口地段没有桥，只有年久失修，无人看管的溜索。溜索搭过河的钢绳也锈迹斑斑，滑轮虽有也因铁锈使它的“关节”不灵活，系在滑轮上的麻绳也因日晒雨淋似乎也不结实。在这种情况下，若不选择溜索过河转移，还得翻山越岭到金汤，再从金汤经河口溜索到达对岸，然后又沿河而上才能到达预定地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强渡，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宝贵的时间。我和裴焕清首先坐上软板凳，腰系麻绳挂在滑轮下方倒钩处，由民工在岸边用力拉动麻绳以助滑轮前行，正拉到钢绳过三分之二时，麻绳咔嚓一声断了，这时由于重力加速度的作用，我二人又自动滑回两头高中间低的钢绳最低处，就在这时巧遇我分队队长赵友年和行政管理王富祥同志从孔玉、冯彦斌小组视察工作返回姑咱路过这里，看到我和裴正在钢绳最低处用力挣扎，他们大声呼喊着：“不要慌！千万不要慌，要沉着！”他们的喊叫声和大渡河流水声融为一体，鼓励着我们沉着应对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看到脚下汹涌澎湃的河水奔腾而下，听到分队领导的鼓励话语，我们顿时热血沸腾咬紧牙关拼了，分别用各自的左、右手紧紧抓住滑轮挂钩，另一只手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拉着钢绳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以助滑轮的向前滑动，就这样一把把不停地向前拉动，终于到达了彼岸。上岸后，王富祥说：“看到你们那样危险滑过来，我都替你们捏了一把冷汗。”而我们则因用尽全力而满身大汗，脸色也显苍白，尽管如此，我们毕竟强渡成功了，成功的喜悦胜过疲惫，通过这次历险，使我体会最深的是，遇到困难要有胆有识，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勇气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难忘的丹巴“独狼沟”

    郝建国

    34年的岁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的记忆，给那个年代参加地质工作的青年脸上也刻下了岁月沧桑的痕迹……我也随着我队从弱到强发展，艰辛地走到了今天，先后参与了1：20万丹巴幅和1：20万竹庆幅野外地质工作，目睹了我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我队五十周年大庆的今天，使我想起了30年前一次野外工作难忘的一幕……1975年，我有幸的参加了1：20万丹巴幅地质工作，作为一名新工人，被分配在野外重砂组进行野外工作，在岗前的知识培训和在罗江大河里的实际操作培训后，作好了出队前的各项准备，开始了野外丹巴县地区的地质淘砂取样工作。

    丹巴地区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地形切割十分深，生活物资全靠人背肩扛，工作区从大渡河边的荆棘林中到海拔较高的杜鹃树下，无路可走，时常还有野兽（熊、狼、蛇、獐等）出没，虽然工作环境艰苦，但祖国的大好河山与和谐的自然环境能给人以精神的享受。

    野外重砂组成员有王章海（已故）、蒲玉润、蔡永华和我。一行四人在组长的带领下，每天早上迎着朝霞出，下午一身泥泞背着夕阳回，翻越群山峻岭，工作在流淌着雪水的河流中。内地的季节已是风和日丽，我们的工作地区还是白雪皑皑，一双手被冻红、冻裂、冻烂，大家没有怨言。因为我是一名青年工人，第一次到野外工作，组长关心地问我：“地质工作很艰苦，怕不怕？”看到老同志坚定的样子我不甘示弱地说：“没什么，你们都能吃这样的苦，我也是一个男人，只要不断粮食，我就能坚持到底，完成小组的任务的。”组长看着我，会心地笑了。说真的，野外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一个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年轻人来讲，还是真够我“喝一壶”的。革命的乐观精神，激励着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每天的工作任务。记得在8月中旬，我在野外工作中有一次很难忘的经历。那天，风和日丽，我们外出工作的三人，像往常一样，将上山的工作用品及午饭一一备齐，前往丹巴“独狼沟”采集重砂样品，当地老乡关心地提醒我们要注意，工作地区蛇多，灰熊常出没。我们又像往常一样迎着初升的太阳来到工作点开始工作。顺着山沟向上一个一个地采集样品，到山沟的一半时，两边陡峭的山峰挡住上行的方向，只有攀爬陡壁绕行上山，最近的峭壁也有30多米高，好在有低矮的灌木和野藤能一人勉强通过。准备妥当，我自告奋勇地第一个先行上峭壁。我还是第一次上峭壁，右手持军用小铲，为后面的师傅开路，到峭壁的一半，我左手抓住一根灰色的树枝，向上攀爬，顿时感觉到一股凉气袭入手心，同时感觉还有动感，下意识地抬头一看，头发立即竖立起来了，啊！我抓住的是一条盘踞在枯树枝上的灰蛇，我举起小铲顺势砍下，顿时灰蛇被砍成两段，我借势爬上峭壁，小组的师傅上来看到死去的蛇，惊慌地说，是毒蛇……待工作转移到沟尾上，已经是午后一点多了，大家在河边的乱石丛中拿出午餐饭盒，捡柴烧火热饭，由于饭盒烧得太烫，拿饭盒时失手滑落，我的一饭盒饭撒倒在河沟旁，只剩一点，凑合吃了，随后继续工作到沟尾。

    组长决定，翻山到另一条河沟，从尾部工作下来，由于地形复杂看错了图，方向走反了，始终在沟尾的山上转到傍晚，都没找到方向，大家爬山的体力消耗太大，我背着几十公斤的样品，饥肠辘辘地向山下走，两位师傅互相搀扶艰难地前进。天早已黑了，我亲身体验到了饥饿给人带来的恐惧。随身携带的食盐和一个馒头也分着吃完了，还是看不到驻地和人家，我们只能一步一喘气，互相搀扶着向前挪动。大家确实走不动了，准备就地露营。师傅们躺在地上，我依靠在一块石头旁边，四处张望后，惊喜地发现前面的半山坡上有一处微弱的灯光，目测有一千米多路，就这样我们用了近三个小时，凭着坚强的信念，几乎是爬行到了距离灯光100多米处，衣服也磨烂了，双膝也磨破了，师傅们没法再动了，我放下装样品的背包，坚持爬到离灯光十几米的地方也动不了了，我用微弱的声音喊人，不知道喊了多久，从棚子里出来一个人，来到我身边，听我说明情况。原来他们是云母矿的职工，他们叫来十来个职工，将百米外的师傅抬到工棚，这时已经是午夜1点了，他们赶紧给我们烧茶、热饭。我们头脑一片空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口喝着茶吃着饭，那时的饭是世界上最美的佳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吃的什么，饥饿后，云母矿的职工也不让多吃，怕生病）随后我们都昏昏入睡，云母矿的职工轮流为我们守候……第二天近中午，云母矿的职工们叫醒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我们才发现当晚我们吃喝得太急每人的嘴都烫起了大泡，不能吃饭，他们为我们细心地挑破水泡，再看我们的穿着，真是狼狈不堪。

    驻地留守帐篷的师傅见第二天上午10点多了我们还没回来，感觉不祥，立即向丹巴县大桑区公安报警，请求救援。大桑区政府领导立即组织公安、民兵和村民100多人上山寻找并通报县公安局，一天下来没找到我们，第二天继续寻找。而我们经过一天的休整，问明方向，在第二天的上午回到了向往的驻地。

    经过这次经历，我体会到无论在什么困难的环境下，都有人间的真情，同时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互帮互助的精神。

    2009年2月23日

    经历松潘地震的前前后后

    胡正纲

    岷江断裂带及松潘地区是历史上的地震多发区，1933年的叠溪地震（7.5级）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记载的5级和6级以上的地震就有七次之多。1976年8月16日夜间10点零6分的松潘地震（7.2级）是我身历其境的一次。该年7月28日唐山大震发生后，成都地区的民众也众说纷纭，传说成都也有发生地震的可能，弄得人心惶惶的。当时，我和几位同事于8月14日赴松潘到二区测队二分队了解工作情况，正好在松潘期间碰到了这次地震。我们同二分队的同志所在驻地是县城附近的一个水电站木楼上。当晚10点过，那时正是睡觉前的休闲时间，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书看报，有的正在漱洗……突然间，地动房摇，门窗“嘎嘎”作响，电灯大幅摆动，桌上茶缸竟自动滑移，下棋的也惊呼起来：“棋子自己跳了！”不知谁叫了一声“地震！”一下子起到了镇静作用，大家马上反应过来，把所有门窗统统打开，接着很快跑下楼到院坝中，只见地面上散落着从房上掉下的碎瓦块。由于这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是“穿斗架”的木结构，在震动中只是摆了几下，很是稳固，大家没有太多的惊慌，不久仍回到楼上去睡了。幸好，一夜平安，到第二天早晨，听到嗡嗡的飞机声由远而近，抬头望去，一架飞机正在上空盘旋。我们判断震中离此不远，我和郝子文同志一起沿岷江往漳腊、川主寺走去，看看那里受到影响的情况。一路走到漳腊的飞机坝，只见到一些新垮坍的土墙，其他别无异样，种地的、放牛羊的如同以往，十分安详。当回到城里一看，就大不一样，街东侧好几幢楼房已齐腰裂开，而西侧一排木结构老平房则齐刷刷地向南以80到70多度的倾斜一边倒，但是斜而未倒，看来这一排平房已是久经历次地震考验的了，房中居民进进出出，如同平常。问及一位老者，他说：“几十年了，垮不了！”一点没有惊慌之色。直到17日晚间，才从收音机中知道震中发生在松潘-平武间的小河乡，那里正是虎牙断裂附近。我们一行由松潘上草地，工作数日后经红原、刷经寺、翻鹧鸪山，由米亚罗返回成都。当从都江堰往成都方向行进时，一路只见用塑料布搭建的“防震棚”愈来愈多，一进市区，更是密密麻麻的，接头接尾地搭在人行道上。回到地质局大院，见到在现今花园的那块地上也搭起了个大棚，搬了许多大礼堂的木条凳当床铺，以供防震休息。此后不久，二区测二分队的地质科技工作者在松潘的漳腊幅区调工作中发现了我省第一处大型岩金矿床―东北寨金矿。673队的同志完成了漳腊大型砂金矿床的勘探。

    呷村、孔马寺大型矿床的发现

    吴盛莲杜锡渊

    区调工作是一项区域性综合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它具有点多、线长、面广、流动分散等特点，在地质工作统一作战部署中，担负着战略侦察的任务。区调队员也就扮演着地质、找矿、探索地球奥妙“侦察兵”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完成任务的征途中，有着许多可圈可点的感人事迹，集中展示了“区调人可贵的艰苦创业与奉献精神”。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能反映在我队历史画卷中，某一个闪光点……但战友们仍能从字里行间，产生共鸣，感慨万千……回想起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地质侦察兵用热血丹心书写的战斗诗篇！

    本文所写的是原三区测队（1978年併入现今的区调队）一分队104组的战友们（杜锡渊同志当时任组长），在完成1：20万昌台幅和甘孜幅区调工作任务中，克服各种困难，为祖国积极寻找丰富矿产资源，并取得辉煌战果的事迹。

    1972年，该组开展了1：20万昌台幅的区调工作，由于测区处于新龙、白玉、义敦三县交界地，高山深谷（矿区海拔4250米），交通不便，前人工作成果很少。为及时获得面上找矿信息，他们在杜锡渊同志的带领下，首先是向乡、村领导汇报工作，说明来意，发动群众报矿，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群众报矿的宣传工作，除深入到乡、村和社员群居点外，还利用社员会、干部会、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和办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口头宣传报矿（含奖励办法）的同时，他们还展示了矿石小标本、宣传小册子。

    5月的某一天，该组同志来到了白玉县麻邛乡，得知乡政府要召开“干部会”的消息，在乡领导的支持下，借这一良机在会上开展了群众报矿的宣传，当时有一位名叫所加的藏族干部前来报矿说：“呷山村上有白石头和黑石头，很重。”次日杜锡渊同志与助手马最良同志即请所加同志带路前去现场查看，先是在一小沟的崖壁上，见到了翠绿色的孔雀石，同时在沟边还见有大小不等的白石头和黑石头。经仔细观察，白石头是重晶石，黑石头是铅锌矿的转石。由转石区沿坡而上追索，发现转石越来越多，首次在火山岩中的流纹岩内发现了矿化露头，继续观察追索，惊喜地发现在长约300多米、宽约20到30米的范围内见到了以块状富矿石为主的铜、铅、锌矿体的露头。据此，小组特向分队作了“专题汇报”。

    1973年7至9月，按分队计划安排，以呷村矿为重点，并在分队技术负责毛君一和党支部书记陈绍章二位领导的指导下，104组工作人员全面开展了呷村矿点的检查评价工作，他们与20多位民工一道，早出晚归，共测制1：2000地质草图1.65平方千米，施工探槽28个（计1320立方米），采集了各类测试、鉴定样品（标本）等。在施工的过程中，曾遇到两次出人意料的事：其一，在槽探施工中遇上了大量的漏水，在没有排水设备的紧急关头，他们毫不退缩，敢于碰硬，“用盆子，一盆又一盆不停地端水”。同时采取“三边、一及时”的作业方法，即边挖探槽、边排水、边采样，及时进行地质观察编录，把个施工现场搞得生气勃勃。其二，在工作期间，与本矿点相邻的兄弟组，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坏消息：“有一位战友被土匪抓走了……”这一度引起本组人员的思想波动，经及时向分队汇报，分队的意见是：“不能停工，即增派人员支援。”小组坚持继续施工，同时还采取了晚上站岗放哨的应对措施，解决了工作人员（民工）的后顾之忧，使野外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按期完成。

    通过本次工作，取得了呷村矿床检查评价的相关资料，圆满完成了任务。其主要成果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矿区内共发现东、西两个矿带，初步圈出了两个矿体。经对Ⅱ、Ⅲ、Ⅳ号三个矿体估算地质储量结果，共获银（均指金属储量）889.2吨，铅185000吨，锌15840吨，铜28000吨，金1.33吨。

    二、初步认为：本矿床系由多种矿产共生而成，且已达中一大型矿床规模，故将其命名为：“呷村含金富银多金属矿床”，这是我省找矿工作的重大突破，无论是在经济价值或指导进一步找矿，成矿模式的研究等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不失为一主要的普查、勘探后备基地。

    1975年以来，先后有四川省地矿局108和403两地质队对呷村矿床进行了普查、勘探，证实该矿床是一资源丰富，综合利用价值颇佳的大型矿床。其中主要矿产：银、铅、锌经勘探为大型、铜为中型（据省2004年资源量统计表），与其共生的汞、镉、金、硫、重晶石经详查（C+D级储量）为大、中型、硒为小型（据省局108地质队1984年12月评查报告）。一个矿床有如此多的成矿元素共生组合实属罕见，堪称四川之最。

    1977年6月，104组的同志们又转战1：20万甘孜幅，承担了白玉县孔马寺辰砂重砂异常的检查任务。工作地处金沙江支流登曲东岸，河流切割深，矿区海拔高度4377.9到3654.6米，相对高差700米，紧靠矿区的石灰岩地层，构成了险峻的悬崖峭壁，通行不便，自然地理条件极为恶劣，加之复杂的地质背景，赋矿围岩独特，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自1965年起至该矿床发现之前，虽经过多个单位工作，仍未能将该矿床神秘的面纱揭露出来。

    本次工作，系选择在重砂辰砂异常带中部（异常强度高的地段）作为突破口，力争在短期内收到效果。但在实施中由于对汞矿工作经验少，特别是受已知矿床模式的束缚，最初曾把找矿的主要目标局限在石灰岩内（包括转石或原生矿体露头），尽管在长约20千米，宽4千米的范围内采取拉网式地搜查，几乎是见到石灰岩就用铁锤敲打，可说是费尽心机，吃尽苦头，但仍然效果很微。

    1978年5月，104组工作人员重返孔马寺，他们首先对去年的工作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来拷问自己：“这么高强度的重砂辰砂异常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回答是：“找不到辰砂矿原生露头决不罢休……”首先是从思想认识到行动上，去掉了“只在灰岩中找矿的偏见”，对追索中所见到的岩石露头、转石（河流漂砾、残坡积物）都仔细观察、敲打，当杜锡渊和助手徐志明同志沿坡追索了两天，终于在水沟边的一块直径约30厘米的转石中，见到了密集浸染状的辰砂矿，含矿围岩为流纹岩类火山岩。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次日就在孔马寺断裂破碎带的火山岩中，找到了辰砂矿的原生露头，并确定按矿点踏勘要求，展开了为时15天的检查工作。在含矿带内测制了1：2万地形地质草图8.75平方千米，在北西拉龙沟矿段和南东则巴沟尾矿段（含转石区），分别测制1：2000及1：4000地形地质草图，面积分别为0.2及0.8平方千米。与此同时进行了地表工程施工、采样等。为了解矿体地下深部情况，小组同志还不怕脏和累，钻进阴暗潮湿而又狭窄的老硐中去进行地质观察。硐的顶、底凹凸不平，同志们头被碰起了包，手也划破了皮，弄得像个泥人似的，还从没有怨言，他们真是把爱岗敬业的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孔马寺汞矿床产于上三叠统图姆沟组上段第二层底部流纹质（凝灰）角砾岩中，个别为英安岩。通过本次工作，在北西矿段近500米的范围内，共圈出五个矿体，累计汞金属地质储量为243.2吨，若五个矿体相连，估算地质储量为2399.5吨，可达大型矿床规模。值得提出的是：在本矿床外围，登龙乡、热加长20千米范围内，还有九个较有希望的辰砂重砂异常，进一步工作可望发现新的矿产地。

    本矿床与前所述的呷村矿床，二者相距仅40千米，且均是有进一步扩大找矿远景的矿产地，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

    为了表彰30年来在地质找矿工作中的有功单位及个人，1980年地质部授予我队杜锡渊同志“找矿有重大贡献的地质工作者”光荣称号。荣誉来之不易，但要说明的是：本人仅是在前两个矿床找矿中，作出积极贡献集体中的一名代表，光荣应属于培育我们成长的地质队这个“温馨的家园”和在实际工作中，通力合作的战斗集体，特别要向提供找矿信息的报矿人所加同志致谢！

    呷村、孔马寺大型矿床的发现，距今虽已时隔30余年，但昔日的战斗情景似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弘扬他们那种坚定、执着地奉献精神，对积极为祖国寻找出更多的矿产资源，同时也实现我队提出的“找矿立队”“开矿富民、强队”的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此区调队50周年华诞之际，特撰写此文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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