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在大别山发现“初级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走进多事之秋，改革落入徘徊境地。

    1985年以后，中国农村问题日益增多。在深化和拓宽改革领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复杂情况，并引起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如价格放开后出现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普遍不安，加上卖难买难现象加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一度下滑，粮食购销体制未达到预期目标，又从合同订购退回到实际上的统购；乡镇企业一轰而起，秩序混乱，出现了与城镇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产品等情况；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的摩擦加剧；老、少、边、穷、山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等等。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有些人严厉抨击中国社会的落后，甚至揭露报纸在说假话。

    一、贫困落后，令人不安

    1984年，我连续两次脱产学习，先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半年，接着又到中国新闻学院学习两年。马克思主义与新闻学的教育，使我得到知识补充。学习结束不久，我接到总社安排前往大别山老区采访的任务，要求以“改革带来新变化”为主题，报道老区形势，以迎接党的十三大的召开。

    报道新变化是新华社的一贯要求，可是当时离十三大召开还有半年时间，我对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并不了解，该从何着手呢？

    从1987年5月20日至7月18日，带着上级指定的“生机勃勃的大别山区”的主题，我相继来到安徽省的安庆、宿松、太湖、岳西、金寨，湖北省的英山、罗田、红安、黄冈、蕲春、浠水，河南省的新县等地采访。我调查了12个县，看到的却是农民们异常艰苦的生存处境。究竟应该只反映改革的成就，还是应当也反映改革面临的困难；是组织画面表达改革的成就，还是抓取真相，反映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展示改革的客观进程？在反复的考量中，我最终放弃了上级布置的主题，改以“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主题。

    这是风险极大的改变，但最后我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5月29日，我来到坐落在大别山南端的宿松县北浴乡滑石村，与我同行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张晓华、南康宁。到村中时，刚刚天黑，有些人家已经入睡。为了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敲开一家一户的门，目睹了山民们贫困而凄凉的生活。

    第一户是汪连昌家。他已经59岁了，可是一辈子没有穿过棉袄。床上铺的是草，上面盖的是蓑衣，下面有一床新棉胎。这个村有36人参加红军，都死了，带他们走的队长当了大官，今年拨来一批棉胎。他说小儿子能过上睡棉胎的日子，真是托共产党的福。大儿子是65年生的，22岁了。我说也该说个媳妇了，汪连昌说不是不想，是想不着，这穷日子，哪个媳妇肯进门。说完，用手擦开眼眶，竟哭了。

    一辈子没有穿上棉袄的汪连昌为生活的艰难而流下眼泪。

    第二户是梅银姣家。因为太穷了，借的别人家一间屋住。男伢23岁，女伢14岁，与爹娘合盖一床被。像这样父母与大龄儿女睡一张床的，在滑石村有56户。我们进屋时，男伢伸手挡脸，女伢把头蒙在被里，做母亲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深夜里，大家默默无语，那一声叹气久久地弥漫在空气里，使人的心觉得沉重。

    第三户是汪方宝家……

    这一夜，我走访了21户，其中父母与成年子女同床的有11户，没被子盖的有5户。直到深夜一点，我们才到村部吃饭。村部四壁空空，饭桌是抓计划生育时从超生的一户罚来的。从春节以来，村干部都没有吃过肉，听说北京客人来，他们专门派人出山买了肉，是梅菜烧肉。我们几个一口也吃不下，只吃了几块梅干菜。除了想把肉让给这几位半年没有吃过肉的干部外，此情此景也实在是难以下咽。

    6月2日上午，我前往太湖县凉亭水库，途中遇到一位叫吴春香的老太太。老人快80岁了，两天没有吃饭，饿得心慌，没有力气站起来，就坐在地上。眼前晒在石头上的一小片麦子，能打20斤面，是她全家一年的口粮。我记下了老人说的一段话：

    我们是单门独户，儿子是个残疾。只有在山上开一片地，就打这么多面，一年尽吃野菜。两年多没吃肉了，闻到肉味就淌口水。养两只鸡，鸡蛋也舍不得吃，油、盐全靠这两只鸡了。我现在巴不得死，死了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可我走了，儿子谁管呀。儿子是老光棍，没人跟他了，我死了放不下心。

    幼小的孩子负起生活重担。滑石村的孩子扛着一根毛竹下山去卖。

    从安徽到湖北，又到河南，顺着大别山走，我见到了很多贫困村庄，也看到不少像吴春香这样无法活下去的老人。这些令人痛心的现实，让我受到一次次的撞击。农村改革初期，在沂蒙山区目击的种种贫穷景象，曾让我内心久难平息。改革六七年后，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我又目睹了与当年如出一辙的贫苦生活，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我们新闻记者习惯了正面报道，也走惯了干部们指定的采访路线，在大城市和县城附近转悠，画面上总是“莺歌燕舞”的形势。要知道中国地形复杂，在边边角角有多少穷人需要我们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改革确实为农村带来巨大变化，但我们千万不能过于乐观，把形势看得过好。我们做报道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长期以来，每当上面强调一种精神，新闻领域总要刮一阵风。不少人常把理想当作现实，对眼前的真实视而不见，以至于读者的视线里只有光彩的一面。这种风气源于50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并在十年动乱中大刮特刮。然而三中全会毕竟已开过8年了，全党的思想路线已确定为实事求是，再把此风的存在归咎于历史是不公正的。

    正是在这种思考之下，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看到的贫穷落后状况以恰当的方法报道出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落后，认识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这种想法，违背了上级下达的指示，也违背了当时新闻界宣传的统一口径。

    198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拍摄的一组四幅照片，标题是“贫困落后，令人不安”，副题是“大别山区掠影”。当时发这样一组报道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黄彩忠、凌志军给予破例处理。这是《人民日报》在建国后第一次刊登直接从正面揭露我国贫穷落后局面的照片。而新华社编辑部对这组照片，则一张也没有发出。

    二、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件代表大会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这组以“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主题的大别山报道，揭示了我国改革发展形势中的一些贫困现状，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两个月里，仅我拍摄的新闻照片就被总社采用96幅，全国性报刊采用8个画刊与辟栏，仅《人民日报》就采用26幅（篇）。这不是对旧社会的揭露，也不是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而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第一次公开在报纸上正面反映我们贫穷落后真相的形象报道，本身就称得上新闻。

    大别山报道的意义，不仅在于用镜头反映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还在于我逐渐形成了又一独具特色的新闻调研方法论——“新闻摄影过程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摄影的改革。在中国，长期以来，摄影记者只是新闻报道的“配角”，并且新闻报道受“新闻即政治”定势思维的禁锢已久，新闻摄影亟待改善地位。80年代后，中国新闻摄影界陆续提出新闻摄影兵种论、主体论等，着重强调摄影的地位。“新闻摄影过程论”是新闻摄影领域思想路线的一场变革。

    我把自己关于“新闻摄影过程论”的思考讲给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听，蒋老听后拍案叫好，立刻让我把这些体会写出来，名字就叫《过程论与新闻摄影的新思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超关于过程论的论文集《探索的十年》在王府井书店书架上只有两本，如果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是不会有人买的。没想到我在偌大的王府井书店买走一本，一个月后，另一本被蒋齐生买到了，师徒二人如此心有灵犀。

    “新闻摄影过程论”作为一面旗帜打出来，是中国新闻摄影改革进入理论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过程论与摄影记者的新思维》一文受到了新闻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在《经济日报》召开的摄影改革研讨会上，蒋齐生以这个主题把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引入新阶段。当年的新闻摄影学会研讨会主题便是“过程论与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颖主编了这本书。以过程论作为主题，新闻摄影界当时达到的理论层次是不低的。新闻摄影界有蒋齐生这个人，水平便一下子高了起来，这是大家都尊重蒋老的原因之一。

    许多年后，我仍然感到惋惜的是，1987年下半年学术界本应该有一场“过程论”的思想理论教育，国家将其作为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武器，但我们国家失去了那次机会。我觉得，“过程论”与“实践论”、“矛盾论”同样重要，历史迟早是要补上这一课的。

    第二节九柱擎天

    一、潜入深山

    1989年是个动荡变幻的年份。

    在国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东欧政局剧烈动荡，横亘在中西方之间的铁幕摇摇欲坠。而在春夏之交的中国，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在经历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去世和北京政治风波后，民众对党的拥护跌至低点，这与5年前因为农村改革带来高涨的民意支持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外国人，很多国人也开始议论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中国领导层则竭力稳住国内，但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正面报道，又时常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干扰，一次又一次令人尴尬。与此同时，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限制对华贸易尤其是军事技术出口，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改革之路，荆棘丛生。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向军级以上干部发表了讲话。他说：“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在这一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免职，党中央常委会增添了三位新成员：江泽民、宋平、李瑞环。风波刚刚过去，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也在翘首以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将以怎样的举动引导中国继续前行，我们党将怎样安全渡过政治危机，走上坦途的问题。

    此时的我也走到了人生的低谷。

    1988年3月，在北京某家新闻单位中就已出现“要搞新华社就要搞李锦”的说法。我在大别山区搞了一批批评报道，有个新闻单位的同行根据一封匿名信，在报纸上发难，指出某一张照片失实。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前一阶段，舆论界几近失控状态，有些报社的人攻击新华社特别起劲。当时的分社社长刘光辉非常关心记者，关心职工，是我接触的新华社社长中少有的能担当、能真心帮助下级的好领导。为了避开舆论锋芒保护我，刘光辉顶住各种压力，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与单位的同志解释复杂的形势，理解我的处境；一方面被迫暂时停止我的采访与发稿。春夏之交，形势更为明晰。6月初新闻界有人直接把我作为坚持党性原则的典型推上祭台进行批判，公开批判党性原则。形势变化了，似乎什么也挡不住。

    当时，不光新闻界，整个国家都在等待新一届领导拿出办法来，到底社会主义的路该怎样走下去？执政党怎样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重新凝聚人心。新闻单位的人都在家学习，也没有什么新的报道精神下来。这时候，刘光辉社长说，你不要总闷在家里，下去转转吧。

    那年8月，我带着满腹委屈与疑惑，只身一人来到了山东省临沂地区平邑县九间棚村。下去的时候带着一捆书和一个剪报本，剪报本是4月5日至6月10日的《人民日报》文章，我把文章中的群众意见梳理一遍，列出了一个调研提纲。我觉得人没有被别人打倒的，只有自己打倒自己才是真的倒了，越是在别人议论纷纷时自己越要挺住。自己的事历史会证明，而国家的事是耽误不得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好友李敬堂诉说。李敬堂说，老战友，你不要为国家的事操心了，你出来散散心，我陪你转转，想看嘛就看嘛，想吃嘛就吃嘛。其他的东西是身外之物，该放下就放下。我说，国家遇到大难，到了需要我出力的时候了，哪能说放得下就放得下呀。李敬堂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直摇头。

    李敬堂是临沂地区交通委员会的宣传干事，他带着我看临沂交通情况，到九间棚村看农民修的路。九间棚村坐落在沂蒙山区一个陡峭的山顶之上，四面是悬崖峭壁，位置极为偏僻。这是个只有54户184人的小山村，5年间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筑了32华里的盘山公路，因为这个村坐落在四面是悬崖峭壁的山顶上，要凿山填沟，工程异常艰巨。老百姓们靠盐粒为菜，啃煎饼，喝冷水，把路修成了。黄门根悬崖前的路，硬把悬崖削掉6米，再在山谷中填起7米，路基像长城般凌空而起，气势雄壮。不仅使人想象到工程的艰巨，更使人感受到团结与坚强，这石壁里透发出一种与自然的抗争力和社会凝聚力，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

    住在山顶的我心绪难平，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感此时更显强烈。北京政治风波已经平息，然而危难并未远去。苏联在动荡，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中；中华民族急需一种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需要弘扬一种天塌下来撑得起的气概。我隐约从九间棚看到了新闻报道的政治价值。如此坚如磐石的大工程背后，党组织是怎样把大家聚在一起的，能否从中找到解答国家难题的思路？

    我决定上山住下来，就将想法与地委宣传部长李祥栋与新闻科长高明说了，李祥栋非常支持这种蹲点的做法。

    过去这个不足二百人的小山村，很少有上级来视察，村里也没有任何公用设备。平邑县交通局局长卢传文从县城借来两床被、一顶蚊帐、一把手电筒还有两扎蜡烛。村支书刘嘉坤把我和李敬堂安排在妇女主任刘月凤家吃饭，一天三顿由她做。村里没住处，一间小房是计划生育时为妇女做结扎的，一直闲置着，布满了蜘蛛网，我们便打扫一下，铺上麦秆住了进去。

    在九间棚，我白天串门或泡在田地里，有时帮老乡干活，边干边聊天，没用两三天，对村里情况就有了大体了解。

    九间棚村是个山顶村，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二百多年前，有一个逃荒人路过这里，看到一个大石棚从山间凹进去，棚外有水，便住了下来。到八路军进来时，这里是九户人家，把龙顶山顶上的石棚分成九间居住，“九间棚”由此得名。

    1959年搞运动，山上的人被赶到山下赵庄，后来又搬回去，有的人家在石洞里一直住到1964年。因为山太陡，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到公社去过。有个老妈妈一辈子没见过自行车，病重了，硬要儿子把自行车扛到山上让她看一眼。

    实行“包产到户”后，很多地方“包产到了户，不用党支部”，党组织瘫痪了，村里的事也没人管。这时，村里出了一个青年党员刘嘉坤，他决心要带领乡亲们闹翻身。乡里当时正好架电线，可九间棚没有钱，刘嘉坤把自己家猪卖了，鸡也卖了，凑起300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集资把电线杆架上了山。紧接着，刘嘉坤又带着全村54户农民完成修路、引水工程。在5年时间里，投入义务工10万多个，平均每个劳力每年出义务工达310个，动用土石方25000多立方，修建三级扬程269米高的扬水站一座，砌石渠4000多米，连着38个蓄水渠，实现了“路跟渠、渠带路，田水池满天布，灌溉田园绕果树，自来水送到户”的高山水利化，2000多亩荒山得到了治理。

    九间棚村的奋斗事迹让我深为感动。然而衡量它能否有代表性，关键点是它在社会大环境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1984年后，我国农村问题愈渐增多。北京政治风波前后，有些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使党的威信严重下降；二、党支部书记不合格，以权谋私，党内腐败现象引起群众强烈反感。党员干部形象作风问题影响到组织建设，也危及村庄稳定；三、农业投入下降，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农业投资逐年下降，山东省90%的水库得不到维修，抗旱能力下降30%以上；四、经济秩序混乱，非法致富现象加重，大家对分配不公问题议论纷纷；五、社会秩序不稳，20世纪80年代末，有上亿农村外流人口，带来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这些是总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我意识到，从上到下都面临着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挑战，群众是不是还信任共产党，是否还愿意跟共产党走。结合到九间棚，这个小山村对于党和国家正面临的凝聚人心、唤起信心来说，是否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呢？

    九间棚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他们在自然界生产斗争的事例很多，可在社会思想与精神领域又能够向我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党的领导及自我建设方面，九间棚有没有斗争，有没有误解，有没有丧失信心的时候，有没有由分散到凝聚的过程，能不能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整个景象？

    要搞清这些，没有深入生活的功夫是做不到的，挖不到应有的深度是找不到精准答案的，听来的故事未必可靠。

    但这里的人信奉家丑不可外扬。与群众不熟，就没有人肯讲内情。要让群众相信你，你就要到群众中去，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李敬堂住了几天，局里有事被叫回去了。临走前，我们一起拍了一部新闻电视片，叫做九间棚之路，这个电视片的解说词叫九间棚精神。他回去不久就在山东电视台与临沂电视台放了。他回去了，我决定在九间棚蹲下去，我绕开报道话题，与群众东拉西扯，什么也问，什么也谈。

    二、惊心动魄的风波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刘德顺有2个儿子、6个孙子，可是好几年没有喝过儿孙的酒了。大年三十，我从小卖部刘立海家买来一扎白酒。刘立海心想，李哥在这里没亲没故的，给谁买酒？好奇的他悄悄跟在我后面，看着我拎着白酒进了他爷爷刘德顺的院门。刘立海撒腿就往回跑，当即把家中肉和油带到爷爷家，吆喝着兄弟几个给爷爷送年礼。此事在九间棚村激起一连串涟漪，带动了家家给老人送年礼的风气，都孝敬老人了。

    李敬堂记录下了我在九间棚调查研究的情形：

    李锦从柴米油盐问起，捡老百姓最关心的问。村里谁有重病，谁家日子过不下去，谁最能吃苦，他总找这些人家去交朋友。他不要干部陪同，就一个人走家串户走访。山里常停电，村里一片黑，他就披着黄大衣，打着手电筒，摸着陡峭的山路走访。有时，在老乡家一边吃饭，一边拉呱，一顿饭吃了四个小时。

    李锦比支书刘嘉坤大两岁，他就顺着刘嘉坤辈份，称呼山里人“大爷”、“大叔”、“婶子”，人家喊他“大哥”、“大兄弟”，孩子们称他“李大爷”。

    怕为村里添麻烦，他说自己爱吃地瓜、小米粥和辣椒咸菜。村里为他做的肉和鸡蛋，他一筷子也不动，只好按他说的办。他连吃三天地瓜，不消化，腹泻不止，一夜出门七、八次，没有力气，就扶着墙走，回到宿舍满身是汗。就是这样，他不让改善生活，每天光喝小米粥，吃咸菜，却一天承担14个小时的采访。

    调查核实情况，李锦非常认真，不仅走遍了全村，而且连每个工程险要的地方都亲自看了，村里收入开支及投工情况都是李锦一笔一划算出来的。他爬遍了龙顶山所有山头，连对面天宝山南大顶也爬上去了。走的时候，裤子被划破了，露出皮肉，他自己用白线缝了几针，凑合着穿。皮鞋掉了跟，走起来一高一低。眼镜片被悬崖碰碎了，就用胶布撕成小条条粘起来。”

    这段文字后来发表在全国记协的《纪事》刊物上，所描述的其实还并不是最为艰苦的情况。因为气温骤降，我病倒在山顶，腹泻不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整整腹泻8天，最多一天拉肚20次。也不能吃油性东西，天天喝小米稀饭，吃咸菜，身体极度虚弱。有天夜里从厕所里回来，站不住，两眼冒金星，竟晕倒在山坡上。半夜里，被冷风吹醒，站不起来，我就咬紧牙从山坡上一点一点地往回爬，爬回住处，身上衬衣都被汗湿透了，直冒热气。最困难的时候，我拄着一根棍子硬撑着身子，披着黄大衣，在村里转悠，敲开一家家的门。

    我终于撑不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大爷大娘们送来花生、鸡蛋、面条与咸菜。有个叫刘德香的老党员看到我来时带着一包书，有《列宁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和北京风波前后的报纸剪贴本，摆满了桌子。老人看着这一大堆书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村里人不知道新华社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我是新华书店卖书在此落难的人。我忙说，“大爷，村里人嫌弃俺啦？”刘德香说，“哪里的话？俺是心疼你呀。”老人带来大葱、煎饼、花生，走时抹了眼泪。

    就这样，我一直蹲在这个村半个月没有动身。

    在九间棚村调查时，我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辈份和亲戚关系列出了几大支，画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就连每家几头猪、几只羊也记录在案。然后按经济实力、劳动态度、致富能力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村里这几年办了几件大事，爆发什么矛盾，看看党员干部在哪一支里，发挥作用怎样。这种基本分析使我能准确地作政治与经济分析，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这时，呈现在我面前的九间棚，已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甚至带着火药味的戏剧。

    “大洼风波”是村民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是我与村民张如意、刘加华在一起猜火柴喝酒时听到的线索，我再三追问才知道了前因后果。“大洼风波”的主人公是农民刘加五，住在我隔壁。我找到刘加五，看到自己的底细已经被我摸透，刘加五索性把跟干部斗争的过程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我把前后经过完整地写在了调查报告中：

    九间棚村的干部和党员也有被群众误解的时候，“大洼风波”就是令人心惊的一幕。这发生在正修建山上输水渠道的1987年夏天。

    当时，山上的3个蓄水池都干得底朝天，10万株雪花梨苗被旱死9万株，输水工程急需一台水泵和大口径塑料管，村里派党支部委员和会计赶往淄博市采购。他俩出去十多天，还没有回来，全村人都急坏了。有人怀疑说：“没准在城里吃喝玩乐，把大伙的血汗钱给花了！”不想，这话被一个叫刘加五的青年听到了，他是平时不肯下力气干苦活但敢闯纰漏的人，全村人都叫他“癞五子”。

    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上工后，“癞五子”坐在炮眼上，向大家喊开了：“咱们在家拼死干活，党员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这日子还有啥奔头，不如死了痛快！”这时，导火索已被点燃，正嗤嗤冒烟，他坐在炮眼上一动也不动地等死，吓得人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他从炮眼上拖了下来，按倒在地，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不过，他还爬在地上不起来，一个劲地狂喊哭闹，煽动人们“罢工”、“和干部展开斗争”！这可把大伙的心绪都搞乱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真的不干活了，交头接耳地议论。党支部临时决定把劳力都集中到大洼工地“整顿”。

    就在这天夜里，买塑料管的党支部委员和会计回来了，委屈得搂着刘嘉坤的肩头哭出了声。原来，他俩把济南的九家塑料厂都跑遍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现货，急得他们认准塑料一厂苦苦哀求，厂领导得知他们来自革命老区，严重干旱已使群众吃水困难，当即同意给他们现加工，让他们等几天提货。这时，他俩才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小旅社住了下来，每人每天床费为6角钱。而在这之前，他俩一直没有住宿，夜晚都是在火车站的屋檐下度过的。外出的十天里，他们仅买过一块咸萝卜头，啃馒头时就掏出来撕一丁点放在嘴里嚼嚼。提到货后，他俩随即雇了一辆卡车，把水泵也一并装上就匆匆往回赶。这时，口袋里一共只剩下7元2角钱，也分两次买冰糕给司机吃了。当天黑车子开到九间棚山下的一个亲戚家门口把货卸下来后，他俩都昏了过去。这时，司机才知道，这两位被他误认为小气的硬汉子，还是前一天中午啃了点干馒头。

    第二天，刘嘉坤在大洼工地上召开的村民大会，把情况如实向大家介绍后，很多群众感动得掉下泪。一些老人指着“癞五子”的鼻子一个劲地教训他，“你看看人家干部和党员……”。

    炸药的“检验”，使全村人更坚定了对干部和党员的信赖，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挺过困难时期，不少人家当晚就派人下山请亲戚上山增援。“癞五子”夫妻俩一夜没合眼，分头从山下亲戚家请来了9位壮劳力。第二天一早，村干部们到工地时大吃一惊，工地上干活的人数已猛增到140多人，比风波前增加了一倍。

    惊心动魄！从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极不信任，到党群一心，生死与共，众志成城，一场“大洼风波”反映出九间棚党组织使人心由面临涣散到凝聚的过程，表现出党群关系由水火关系到鱼水关系的转变。一个小山村的惊险一幕，不正是整个中国局势的缩影？北京政治风波中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共产党队伍腐败现象的意见，那种激烈对抗的场面，千钧一发的瞬间，似乎在九间棚“大洼风波”中都有着折射和反映。

    这时候，我不仅感觉已经号准中国政局陷入困境的脉搏，而且已经找到打通脉络的“穴位”。

    第三节九十年代最耀眼的农村典型

    一、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

    这时我一边在乡下调研，一边关注着天下大势。

    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社会主义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九间棚的现实，在我看来，就像一根银针，似乎正扎在中国发展的穴位上。面临挫折与巨大风险冲击的中国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共产党怎样领着大伙走这条路，目前要迈开什么步伐，一系列的问题都急需回答。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大局，也是遁入深山的我最想弄明白的焦点。

    在我看来，“大洼风波”昭示出一个真理：共产党人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关键是要改善自身领导，保持先进性。这是一种“好换好”的关系，首先是党员有先进性，与群众甘苦与共，群众才能跟党走，做到水乳交融。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九间棚形成凝聚力的关键，一个群体、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凝聚起来需要一个核心。在九间棚，这核心就是只有九个人的党员队伍。九间棚原来的党组织软弱是长期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而从软弱走向坚强，关键在于刘嘉坤这样的好支书。他无私奉献，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受气，一心一意为大伙儿，正是这种力量对九间棚人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先进的力量最有吸引力，最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九间棚的党支部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吸引力的凝聚核。正像群众夸赞的那样：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

    九间棚村共产党员的作为，从一个小山村为中国面临的困局实践了一条有效路径。后来我在第一届“沂蒙精神”讨论会上发言说：“就九间棚调查产生的时代背景看，时代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典型，来振奋全中国的神经。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撑得住，做到‘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是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们提出‘九柱擎天’的精神，是有意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中国社会疾病的‘穴位’，为党和国家献出一道‘药方’。”

    寻找到九间棚与全中国这一大局的联系，“天塌下来要擎得起”的报道思想在我头脑中迅速明确起来。等到把“大洼风波”核实清楚，我已经进村14天。这时的我因为爬山皮鞋掉了一只跟，胡子长了一脸，人也瘦了整整一圈。平邑县县委书记綦敦祥听说有个新华社记者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大吃一惊，他带着办公室、宣传部与新闻科全班人马开着三辆车来看望，接我下了山。

    下山时，全村的群众停下手中的农活来送行，十几户老乡为我煮鸡蛋、炒花生、装山楂、地瓜和黄梨，送鞋垫，把车都塞满了。有位老大娘抱着我直流泪，连声问“儿哪，啥时回来？”我自己也掉泪，说不出话来。

    在山上的十几天里，我记录下了数万字的翔实材料。下山后，我和县委宣传部的甄德生奋战一个星期，完成了调查初稿。在平邑县招待所里写了一封长信，向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汇报了这个典型，信中我说：

    社会主义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应该突出地宣传凝聚力与党的先进性问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党的领导，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九间棚村党支部在人心涣散的关头，把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使群众维护集体，想着未来，决心跟党走，这种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与方法对基层组织建设乃至形势的稳定与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正当我对调查报告作深入思考与修改之际，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高昌礼提出春节找一个有特色的村庄过年、做点调查的想法。我向他推荐了九间棚村。于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我陪同高副省长上了山，再次住进了村中，在村里小学校里铺上麦草秸的地铺，两个人面对面睡着。

    当天晚上，我与高副省长促膝长谈，一直从5点谈到到10点半。我把自己对九间棚的了解及看法和盘托出，希望山东省委与新华社一起抓好这个典型的宣传。高昌礼副省长对基层情况熟悉，思想理论水平高，听完我的汇报后也很兴奋。他认为，九间棚肯定是一个大典型。现在必须考虑一个信心问题，在国家内部与外部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既需要社会稳定，更需要帮助人们增强信心。九间棚环境这么恶劣，却干得那么出色，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觉得是个奇迹，这个典型的意义就在这里。

    经过实地调查后，高副省长决定根据确定的思路，与我们联合拿出调查报告。高昌礼向省委报送，我们则向新华社报送，分头进行，争取在多方面开展工作，把这个典型推广出去。

    后来还有一段小插曲。宋平同志到山东考察时，我找到省委书记姜春云，希望向宋平同志汇报九间棚情况，认为讲清苏东事变背景对于认识九间棚的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典型意义会更充分些，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典型。宋平非常重视，他安排秘书彭清华在当晚专门听取我的汇报，姜春云的秘书李孝声陪着我一起汇报，彭清华特别对我将共产党员先进性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提出来非常赞赏。

    当天晚上，彭清华将我的汇报情况向宋平作了汇报。第二天上午，彭清华向我反馈说，宋平同志对九间棚事迹非常感兴趣，还说新华社记者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吃了不少苦，以九间棚精神调查九间棚，这个记者的事迹也很感人，要向这个新华社记者为党建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二、历史转折关头的新典型

    九间棚调查报告刊发得并不顺利。

    起初，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把调查批给编辑部门，编辑却以正面报道为由，不肯发内参。1990年3月，我与记者刘德玉赶赴北京，专程向编辑部汇报九间棚情况，并陈述九间棚的时代意义与推广价值。几经努力，调查最终得以刊发。这组题为《背水决战，穷村巨变》、《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的调查报告虽然长达一万余字，新华社内部刊物破例全文采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领导。

    之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半月谈》、《瞭望》等刊物相继刊用报道九间棚的文章与照片，新华社随后又发了题为“九柱擎天”的通讯。这时，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全景把九间棚作为全省党建的先进典型树立起来，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高度重视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宣传，并在济南召开“沂蒙精神”报告会。省委书记亲自出席，让九间棚党支书刘嘉坤第一个发言。

    宋平读了九间棚的报道后深受感动，当即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他说：

    他们在那么穷困落后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人均收入达到七、八百元的水平，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现在我国类似这样的地方还不少，农村富余劳力很多，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如能有像九间棚这样公而忘私的党员干部带头，党员又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专门来到九间棚村。他看了引水上山工程、山顶天池、果园和九间棚旧址，对陪同的山东省副省长王乐泉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发扬九间棚精神，那么中国的什么事也办好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也相继来到九间棚。

    几乎一夜之间，九间棚的名字传遍神州，到九间棚参观学习的热潮骤然兴起，出现了自“农业学大寨”之后没有过的农村参观潮。

    我住在山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基层干部。陕西省米脂县有个贫困村，听说了九间棚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很想了解实情，全村凑起300多元钱，让干部专程来九间棚学习。这个小伙子每天只吃一顿饭，赶到九间棚。他从山脚下一直爬到山顶，走一处停一处，到村中一户一户地看过去，了解架电、修路、治水的情况，记了厚厚一大本。

    据平邑县委九间棚接待站统计，从1990年到1991年底，全国有186万人到九间棚参观，还有6个国家的客人到九间棚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有6位到九间棚考察。有30个省市与自治区的110位省部级干部来到九间棚。48所大学的师生到九间棚考察，办调研班，或开展夏令营活动。我和李敬堂拍摄的《九间棚之路》录像卖出上千盘，以我写的文章为主的“九间棚事迹材料汇编”卖出6万本。反映九间棚的电影、电视剧、报告文学、小说接连面世，理论研讨会连续开了三次。

    宋平与刘白羽谈起这件事，刘白羽又推荐李存葆与王光明一起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使得沂蒙精神在全国得到进一步推广。

    同时，相关荣誉也接踵而来。九间棚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在中央电视台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刘嘉坤作为特邀嘉宾出现在镜头前，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四大代表、全国九届人大代表，九间棚党支部成了山东省和全国基层组织先进单位。

    九间棚的声名远播，与1990年8月的莱西会议有极大的关系。莱西会议是党建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那次由中组部、民政部、团中央、妇联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宋平讲话时一连三次讲到九间棚，说着说着便激动地站了起来。团中央书记刘奇葆主持会议时，正好是村支书刘嘉坤发言。发言结束后，刘奇葆举起胳膊，大声说：“九间棚，了不起！”整个会场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下，浑身的血液似乎沸腾了起来。我把自己了解的信息一封又一封信写出来，寄给临沂地委书记王渭田，鼓励了他们宣传与推广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决心。

    从1990年初到1992年前，九间棚成为中国农村影响最大的典型。《临沂大众报》在1989年12月12日刊登九间棚长篇通讯时，临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李祥栋配发一篇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评论，是“沂蒙精神”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人们认为，沂蒙精神源自九间棚精神，是九间棚这个典型的发现与总结揭开了沂蒙精神宣传的序幕。以后，我跟踪、报道和研究沂蒙精神二十多年。

    三、胡锦涛说，“你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

    1994年9月11日，九间棚典型提出的四年后，我有机会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发生在山东威海飞往济南的飞机上。当时胡锦涛到威海参加全国党校会议后返回济南，我作为随行记者从文登大水泊机场同机返回。我们两人在飞机上谈论了30多分钟，一直谈到济南。谈话的重点内容，是对九间棚典型的认识、宣传和推广到抓典型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胡锦涛独自在前舱，随行的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文全找到我，“你不是十一届团中央委员嘛，陪着老领导说说话吧”。他带着我来到前舱，向胡锦涛介绍：李锦是老团中央委员，新华社名记，搞了不少有影响的报道。胡锦涛笑着说：“知道，是名记。团中央委员中你是宣传战线的。”

    李文全书记接着介绍说：“李锦抓了不少典型，万元户是他发现的，九间棚就是他写的。”胡锦涛点了点头：“知道，中央对这个典型很重视。”

    我试探地问，“锦涛同志，您知道九间棚？”胡锦涛说：“是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庄，住在山顶上，四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山外相通。”我惊讶万分，这正是自己调查报告开头的一段话。胡锦涛说，“典型事迹要突出，有特点才有吸引力，要用事实讲话，生动形象，让人记得住。九柱擎天，九个党员嘛，还有山洞里九间石棚，就记得住。”

    听取了我对九间棚的汇报后，胡锦涛说：“九间棚这个典型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当时形势动荡，人心涣散，从九间棚这个典型身上反映了一种精神。那么小的一个小山村，在党支书带领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架上电，把路修上去了，把水引上山，事迹很感人。特别是在出现困难时，九个共产党员团结一心，干成那么多事，真是了不起。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办事的好典型。”

    陪同的省委领导告诉胡锦涛，我当时是带着被子、蚊帐和手电筒上的山，独自在村中先后住了52天，也不要人陪，就是一个人挨家逐户地走访，大人、小孩的名字都说得出，病在山上半个月，很艰苦。胡锦涛听后对我说，“你吃苦了”。他沉思良久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条路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的工作方法。”他说，“提高抓典型水平，关键在人。光靠写不行，要研究。发现和挖掘典型要花很大功夫，是个艰苦劳动。”胡锦涛仍能记起我以前调查研究的事迹，他说：“中央直属机关在1982年号召向你学习，就是因为你深入到农民中调查研究，搞了很多有影响的报道，对中央决策起了参考作用，为宣传三中全会立了功，当时让你当团中央委员，还安排向中央领导汇报。难得的是你这么多年一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了下来。”

    讲到这里，胡锦涛问我山东还有什么好典型。我向他介绍了自己所跟踪的滨州“兴福现象”。胡锦涛听后说，观察一段，先放一放。7年后，我写出了反映新阶层可以入党的调查报告，胡锦涛做出长篇批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做结论了”。

    当胡锦涛了解到九间棚这一典型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后，他高兴地说：“很好，典型就得在实践中行得通，群众接受，学了有效果”。他继续询问：“这个典型现在怎么样？有什么新发展？党员发挥作用怎么样？”我汇报了九间棚村下山办厂的情况后，他对我说，你熟悉这个典型，要注意跟踪，注意培养，有什么困难也要帮助解决，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进一步宣传。

    1994年9月10日，胡锦涛听取我汇报农村党建调查情况时说“深入基层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

    9月12日晚上9点多，在胡锦涛即将离山东之前，我到南郊宾馆送照片并为之送行。胡锦涛说，“你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以后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向我报告。”说完，又让在场的省委秘书马世忠为我们摄影留念。合影前，胡锦涛看到我的上衣有颗纽扣没有扣好，马上帮我扣好，这一瞬间被抓拍了下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深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记者和新闻事业关爱之情。

    与胡锦涛在飞机上的谈话，气氛轻松而随意，时间不短，主题也相对集中。正是在这不经意的交谈中，可以窥见胡锦涛对典型的深刻理解，对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虽然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是我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胡锦涛“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继续抓出好的典型，这一点，一辈子不要动摇”的嘱咐，我也一直谨记在心。

    在九间棚后，我又挖掘出了“双星道路”、“兴福现象”、“中石化大明集团”、西藏“甲日经验”、“拉啤模式”等重大典型。其中西藏甲日乡反分裂斗争中基层党建与兴福新阶层入党现象两个典型，胡锦涛分别批示“经验很好”、“值得关注”。两个典型表达的主题对西藏工作与新阶层入党工作的决策，都起到了智囊作用。

    四、相信人民相信历史

    九间棚调研的成功意义重大。在国家危难之时，它强调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凝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也为我接下来的工作开启了一扇大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出门就很少拿出照相机了。我觉得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复杂性，需要大批有志者投入研究并能够提出新思路，新闻图片常常难以在宏观上担此重任。在九间棚报道之前，我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之后，我犹如经历一次蜕变，离摄影愈来愈远，彻底地走向了国家走向现代化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我的新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在到九间棚之前，我对于新闻获奖之类的名誉还是有热心的。而对九间棚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九间棚的推出在民族危难时刻发挥的巨大作用，让我理解了新闻记者的核心价值。从此我认定了一条，那就是新闻要有利于实践，有利于社会发展，不要硬做新闻，更不能追求获奖，要彻底从那个太具行帮特征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要有谏为苍生的责任感。

    九间棚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也让我获得党组织与人民的信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专门接见我，认为“为宣传山东、宣传九间棚做出了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并让他的秘书孙清云记录整理作为文件下发。山东省委副书记高昌礼也亲自宴请我，称赞我说：“你为山东人民立了一大功，山东父老兄弟不会忘记你。”

    沂蒙山的百姓向县委、地委请功，县委书记綦敦祥专门向地委书记汇报我的事迹，临沂地委在王渭田书记主持下进行讨论，决定在全区开展“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风”的活动。地委副书记李祥栋给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打了30分钟的长途电话，转达沂蒙山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反映，新华社应该为有这样密切联系群众的记者而骄傲，并介绍临沂地委宣传部发出《向李锦同志学习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情况。

    一个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学习外来记者的活动，这在中国新闻界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临沂地委宣传部的文件传至中宣部，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与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分别做出批示，要求开展学习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活动。《新闻出版报》派记者三度到沂蒙山区调查核实我调查研究的事迹，总编辑谢宏写出社论，把我作为新闻界一面旗帜进行宣传。

    这时候风言风语出来了，压力转移到临沂地委。李祥栋是沂蒙山区当地人，是搞理论出身的，在宣传部几十年，1989年九间棚典型出来后，《临沂大众报》发表时配了评说。第一次提出“沂蒙精神”这个概念的就是李祥栋。他是个性格直爽的领导，当晚给南振中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李祥栋直言，学习你们的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记者在前方打仗，出生入死，老百姓都说他好，带来了老八路的作风，功劳很大，威信很高，可是有人却压制。异常谨慎的南振中一言不发，他相信沂蒙山区干部的反映，他更了解我。

    不管怎样，在九间棚这块偏僻而贫瘠的小山村里，尝尽人情冷暖、世事不平的我付出了最真诚的情感、最艰辛的努力、最美好的时光，历经煎熬与考验，终于淬火重生。

    在1990年，我连去九间棚村16次，帮助村里发展经济，排除困难。其后的几十年间，重返九间棚100多次，与九间棚、与沂蒙山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与九间棚的党委书记刘嘉坤亲如兄弟，情逾骨肉。为了九间棚的发展，做到尽心尽力，把自己的能力与真情都倾洒在这块土地之上。

    李敬堂的《人民记者的崇高风范——记新华社记者李锦在沂蒙山区》一文记录了我与九间棚难以割舍的情感：

    刘嘉坤与廉茂杰出差到了济南，李锦与夫人做了一桌子菜，两口子陪着劝酒劝菜。李锦领着他们到新华分社澡堂洗澡，还帮刘嘉坤擦背，让刘嘉坤很过意不去。

    有时，村里人去多了，李锦家一屋子都是九间棚的农民，他们两口子强留着人家吃饭。逢上李锦不在家，他们家也是倒茶削苹果，很热情。

    越深入群众，就越了解、越热爱群众，须臾不想分离，离开了则常常念叨。好几次离村时，农民一程一程送，直送出五六里。支书刘嘉坤眼泪盈眶，李锦也说不出话。常常走很远了，群众还站着不动身。而李锦应邀在山东教育学院讲社会主义理论课时，讲群众路线，讲九间棚的党员群众，边讲边流泪，大学生也泪流满面，台上台下情感交融，大学生们说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报告。

    每次李锦早上离开济南，下午到县里，晚上就上山住在村子里，他一来，村里就开两委会议，与大伙交谈一两个小时，然后帮助分析，李锦成了不在编的“支委”。县里帮村里搞规划，李锦和大家一条一条研究，一研究就是一下午；村里遇到麻烦事，李锦就找县里领导和各部门谈；他还与山下村庄的干部交谈，帮助九间棚村疏通与周围村的关系。

    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真情，让我在此后的岁月里时时都对九间棚心生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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