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刘爱琴如今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她几乎不再接受媒体采访，深居简出，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刘爱琴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她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11岁被找回接到延安后，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12岁时，刘爱琴同哥哥刘允斌一起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艰苦考验。在苏联，她与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外甥坠入爱河，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生生与爱人分离。回国后，她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在内蒙古工作了近20年，经历了婚姻的波折和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年过半百，这一生的痛苦和遗憾才有了补偿。
作为政治领袖的子女，享受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成了一种奢望。但是，刘爱琴并不怨恨父亲。她说，“父亲是一位悲剧式的伟人。我透过这悲剧，去寻找他的崇高与永恒！”
不堪回首的童年
1938年，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十一个年头。可我这个小傻瓜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家里养活不起的苦小囡，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
从我五六岁刚刚记事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养父、养母、我和弟弟就在贫困中挣扎着。养父曾是当年武汉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早已失业，整天在外打零工、找活干，一天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养母其实就是我的奶妈，她常常一只胳膊挎着篮子，里边装着袜板和针线，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和我，到处揽活，替人缝补浆洗，挣点钱糊口。
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明天住到那儿。城里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养父母带我们离开了武汉，回到乡下老家。老家也穷，一个70多岁的奶奶守着一间破房子。养父给人家打短工，我们仍要靠挖野菜度日。我8岁那年，奶奶饿得骨瘦如柴，眼看就要不行了。养母哭着对我说：“孩子，明天妈送你到城里亲戚家去，他们家能吃饱。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回来了，妈有空儿会去看你。”年幼的我哪里知道，被生活逼迫无奈的养母是送我去当童养媳啊！
自从我到了汉口这个“亲戚家”，我的身份变成了女奴。每天天不亮，婆婆就喊我起来劈柴、扫地、担水、烧火……对我，她没有满意的时候，不停地咒骂，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我的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儿时，养母给我扎了耳朵眼儿，戴了一对小耳环，婆婆总是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耳朵流血化脓，都要豁了，疼得我哇哇直哭。
不久，婆婆的孩子，也就是我那个才l岁多的“丈夫”出天花死了。婆婆把罪过推到我的头上，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整天拿我出气，一手拿根竹竿，一手揪住我的辫子，朝我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整天的劳累和挨打受骂，让我的神经非常紧张。在一次惊吓之后，我患了遗尿症。这下更糟了，婆婆一发现我尿了床，就没头没脑地打。然后逼我双腿跪地，把尿湿的褥子蒙在我的头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冬天没有火，我跪在通风处，冻得瑟瑟发抖。我光着的双脚和遮不住的小腿冻出一块一块肿包，一走路就像针扎一样疼。
1938年3月的汉口，阴雨绵绵。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冰冷，压抑。当我在婆婆家度日如年、难以支撑的时候，养母和一位叔叔突然到来。我一看到养母，立即扑过去痛哭起来，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养母赶紧同婆婆耳语了几句，跟她一起来的叔叔又把婆婆拉到门外递给婆婆一包东西，便带我离开了那个家。
叔叔指着养母对我说：“她是你的奶妈，你还有亲生父亲，在很远的地方。这次我来接你，就是要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我刚刚轻松一点的心，一下子又缩紧了，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不，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卖到别的地方去？”我紧紧抓住养母的手，放声大哭。养母摩挲着我的脸说：“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绝不会再卖你了。”我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松手……
靠一张照片回忆生母
汽车在黄土高原上颠簸，向延安驶去。我脱离了苦海，来到延安，来到爸爸身边。
第一次见到爸爸，他身边一位叔叔问我：“几岁啦？”我心情紧张，说：“不知道。”周围的人哄笑起来。爸爸也笑了，“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岁数。”一时间，多年来我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哇的一声，我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
爸爸感慨地说：“你吃苦了，爸爸都知道……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铭记在心里。
爸爸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刘允斌在湖南老家，很快也要到延安来。弟弟刘允若还没有找到。而我的母亲，已经牺牲四五年了。在父亲的介绍下，我拜访了曾和母亲一同战斗过的帅孟奇妈妈、夏之栩妈妈，从她们口中知道了母亲生前的一些情况。
母亲何宝珍，1902年出生在湖南道外城内（今道县江镇）的一个贫农家里。1918年，母亲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三女师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这一年，母亲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帮助下，来到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地。白天，母亲到自修大学学习，晚上回来，毛泽东还布置她读些进步书刊，并每天写一篇学习心得。
1922年金秋，父亲到长沙参加中共湘区执委会议，在清水塘与毛泽东会面，杨开慧妈妈将我母亲介绍给父亲，推荐她去安源工作。就这样，母亲到了安源。1923年春，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和父亲结了婚。
1925年，母亲离开工作两年多的安源，随父亲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战斗。从此，父亲为革命四处奔走，母亲就跟着他四海为家。1927年4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父母亲不得不离开武汉，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位工人家里。1932年，随着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时任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央决定让父亲迁往江西苏区，而母亲和我的小弟弟则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这年冬天，父亲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刘允若，没想到从那以后，父母亲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离别成了永别。
父亲走后，母亲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做掩护，担任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她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母亲的住处。母亲意识到要出事，迅速把只有3岁的弟弟塞到一位邻居阿姨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
母亲回到屋里销毁了文件，从容地应付前来逮捕她的敌人。母亲开始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多次对她严刑拷打，始终没有结果，敌人无奈，判她十五年徒刑，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牢房。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母亲的身份最终暴露。审判官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母亲冷笑：“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母亲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我在襁褓之中就离开了母亲，至今已有80多年了！母亲的样子，我只能依靠仅有的一张照片去感受。
生命中的父爱和两份母爱
自从1938年回到父亲身边后，我似乎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孤独无助、饱受摧残，甚至想以死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脆弱女孩儿。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和睦、团结、欢乐。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谢飞妈妈。她慈祥、漂亮，常怜惜地把我搂在怀里，让我感到很温暖。谢飞妈妈13岁参加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后和父亲在延安结婚。谢妈妈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一年以后，12岁的我刚刚感受到家庭的幸福，又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和专科学校学习。这一待就是10年。1949年，当我再次回国时，已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在火车站台上，我见到了新妈妈王光美。后来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因为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我还不太习惯，不知道叫她什么好，有时候什么都不叫，她也不在乎，该怎么关心我，还怎么关心我。我回来住哪个房间，都是她亲自帮我安排。我骑车子上学校教书，她担心骑车太冷，给我买来皮棉鞋，生活上缺什么，她都能察觉到。作为一个继母，她的照顾实在太周到了。
我回国后，父亲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我一边教俄语，一边学中文。父亲总是叮嘱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他对我的学习要求极严，每次他看我的学习笔记都让我提心吊胆。
由于学校远，有一次离校回家，我给中南海汽车队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我。这件事情被父亲知道后，他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年冬天，我悄悄对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这件事也受到父亲的批评。他直接告诉我，“你思想上的毛病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每逢周六日回家，他总是把我说得不高兴，有时甚至把我说哭了。我对父亲当时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非常不理解，甚至很抵触。我想，我还要接受改造？我出身好，小时候受苦受罪，又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受教育，什么是资产阶级也没见过，哪里需要改造？
1951年，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候补党员，考核期满，即将转正。父亲知道后，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经过这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开始认真思索和检讨自己，也开始逐渐地了解父亲。
父亲自己一生严于律己，生活朴素。1964年，光美妈妈去搞“四清”。她走后的第三天，父亲拿出一个陈旧的小木盒，对刘振德秘书说：“这是我家的钱柜，里面还有些票证，是光美交给我的，我交给你，你看看该用什么地方就从里面取。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每个月发了工资，你按照她那个单子分配就是了。”刘秘书打开一看，很惊奇，这哪里是钱柜，充其量就是个杂物盒。所有的钱加起来总共才23.8元。
道不尽的人生沧桑
1965年，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三个15年没有见面的同胞兄妹，在北京相聚。父亲对我们三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鼓励我们要积极上进。
爸爸谈话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和哥哥相约离开北京，扎根边疆。我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干就是近20年；而哥哥继续西行到了包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和大哥同行，竟是我们兄妹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酿成了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早就被单独关押的父亲此时身体每况愈下，陆续出现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他完全不能进食，只靠鼻饲维持生命。
11月24日是父亲的生日。然而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父亲躺在病床上，一声不吭，浑身颤抖，大汗淋漓，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从此以后，他没有说过一句话。1969年11月12日，父亲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几年后我们才知道。
当我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轰然倒塌。
在那个株连九族的年月里，哥哥未能逃脱林彪、江青的魔爪。1967年底，在包头工作的他，被折磨致死。哥哥从小学习刻苦，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研部工作。这位为了报效祖国，不惜妻离子散的原子能专家，就这样怀着满腔的愤恨离开了……这一年，他才41岁。
弟弟刘允若，命运也极为悲惨。1967年初，只凭江青的一句话：“刘允若不是好东西！”弟弟被捕，入北京第一监狱，一关就是8年，他从人生的黄金时段直接走进了生命的冬天。
家中的其他孩子，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那时他们都很小。光美妈妈被关进监狱，爸爸杳无音信，他们在学校受批斗、围攻、歧视……
至于我，也难脱干系。1968年春节前夕，我被扣上了“里通国外”、“特务”的帽子，被抄家。4月被关进隔离室，6月又转到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监狱。这时，听人说，我不满10岁的女儿常常被打骂，几个孩子在外面已不成人样……
“文革”给我全家老老小小带来的不幸和痛苦，我不愿再多说。
父亲的死亡登记表上，病因填写为“烈性传染病”。他的遗物，被警卫战士当作“烈性传染病”患者的遗物焚烧了。
遗物被烧，但历史真相却是烧不掉的。父亲可谓：为强国披荆斩棘探索实践；为富民呕心沥血燃已成灰。
我怀念父亲，因为他给了我一条艰难曲折的成长道路——求索、坚持。我敬仰父亲，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忠实、奉献。我铭记父亲，他教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儿女。（口述：刘爱琴 整理：刘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