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欧

    1941年初，我发现我夜里睡不着觉。我知道我出了毛病。这个症状并不是突然出现，只不过是变得越来越厉害罢了。

    艾林认为，我得了盲肠炎后，又感染了腹膜炎，还没有好利落，就急急忙忙上班了。她可能是对的。我记得，那是秋天，正当我最忙的季节。我急于上班。粉碎葡萄、酿酒、准备发货订单。事情多得很。

    天天夜里几乎都难以入睡，我去找了医生。他说，这是操劳过度所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我能多少睡一点儿觉的话，我就会好的，”我对医生说。他给了我一些安眠药，但是不管用。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当天的许多事情没有完成啊。我索性起床了。一会儿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一会儿下来在房间里走走。天亮了，我穿好衣服，照常上班。艾林知道我没有怎么睡觉，劝我躺在床上，即使睡不着，休息休息也好。我对她说，有许多工作等我去完成啊。由于睡眠极少，我白天困得要命。晚上下班回家，我精疲力竭了。如此循环，我的身体实在吃不消，体重开始下降。

    我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身体如此不好，以致使我不能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忧虑和困乏交织在一起，我郁郁寡欢，最后，神经彻底垮了下来。

    马克斯韦尔大夫说，唯一的办法是彻底休息。

    1941年4月，他把我送到利弗莫尔以南的一家疗养院进行检查。欧内斯特开车送我。他要亲自跟医生谈谈。检查以后，医生对我们说，我必须住院。他门说，为了治好这个毛病，我必须离开工作岗位，甚至离开家庭。

    那天欧内斯待离开我时，特意对我说，厂里的事，我不必操心。利用这个时间好好休息，恢复健康。

    我在疗养院呆了四个月。

    每个星期日，艾林部来看望我。她对鲍勃和苏珊——那时他们分别为6岁和4岁——说我出差去了。她把刚1岁的菲利普交给她妈妈照管。后来，我好一点了，她带来野餐，我们在一棵大橡树的树荫下共享。虽然她很想让我回家，但她从来不催促我，一再说，她和孩子们都挺好的。

    欧内斯待经常来看我。他总是安慰我说，厂里的事一切都好，不必担心。

    我知道，我住院后，加重了欧内斯特的担子。我们产量不断增加，现在又在洛杉矶打出我们自己的商标，工作量比过去增多了。我住院期间，雪利酒房间发生了一次大火，烧毁了30万加仑的餐未甜酒。幸而没有伤人。保险公司赔偿了这次损失。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能不感到内疚，仿佛我辜负了欧内斯特的期望。

    对我来说，恢复健康是最艰苦的事情。这是漫长的过程，急不得。需要时间，安心静养。我必须学会休息，有节奏地工作，夜间忘掉一切烦恼，以便能够安然入睡。我特别应当学会不要为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操心。

    我想，有些人是不会谈论这些事的。我提及此事，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有人患有同样的病，苦苦挣扎。我要告诉他们，对付此病，是有办法的。多多休息，在亲人的支持下，你是会好起来的。

    1941年8月我走出医院时，我还没有完全康复。我继续处于医生的监督下，1942年初，我又犯病，第二次住院。

    为了放松，艾林和我到山区作短途旅行。我门把孩子放到她父母家，出去玩了几天。我是在大峡谷长大的，被高山峻岭所吸引。尽管长途跋涉，也使我得到休息。

    大夫们极力劝我放下那些使我感到压力的事情。住医院的时候，我有余暇进行反思。我终于认识到，我必须改变生活方式。我不能让工作的压力使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在刨建事业的过程中，我忽视了家庭。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尽一个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我认识到这是不对的。我必须学会安排轻重缓急，做到工作和家庭两不误，不仅是为了现在，而且也是为了将来。

    如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就不必半夜起床去厂里检查一个设备的零件。现在我们已有合格的雇员，完全可以交给他们去做，我次日清晨检查一下就行了。

    1943年，我每天可以在工厂工作几个小时，后来，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全日工作。我比过去更加集中于我最感兴趣的工作上：种植葡萄和酿酒。过去，我不必操心销售和市场问题，因为那是欧内斯特管的事情，但我也不时被卷入法律和财务问题之中，这使我心烦。从今以唇，我将尽可能不过问这些事情。欧内斯特比我善于理财和打官司。我将只于我喜欢干的事。

    我很怀念我在户外种田的那些日子。我本质上是一个农民。我将永远当个农民。

    欧内斯特

    阿米莉亚给我生了两个男孩儿。我们的头生子戴维·欧内斯特出生于1939年6月。1941年3月，在我度完我的32岁生日6天后，约瑟夫·欧内斯特诞生了。

    由于增添了人口，我们在城里租的一间小房子显得拥挤了。我想，我应该攒钱建造一所房子。我们把房址选在那160英亩葡萄园的中心，朱利欧和我10年以前曾冒雨在那里平整过土地。（朱利欧后来也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家园。）

    我同一位建筑师一起画了图纸。他估计，这所房子的造价需要17000美元。

    “建造一所房子花这么多的钱，谁付得起呀？”我说。

    我们砍掉了一些房子，另一些房子也缩小了面积。这位建筑师修改图纸后，估算需要14000美元。

    “这也许还可以。”

    今天，我们仍然住在那里。我很喜欢把这个故事讲给客人听。然后带他们四处参观一下。他们准会说：“欧内斯特，只花了14000美元，就盖了这所房子，那可真值！”

    我们还增建了不少东西，不过，我通常是不提这一点的。

    我们在洛杉矶推销葡萄酒很顺利。我觉得，我们应当把这个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我同朱利欧讨论了这件事。我们决定在莫德斯托搞瓶装厂。并在全国打出我们的商标。

    1911年12月7日，星期日，我弟弟和我开车去旧金山找一个承包商，洽谈为我们建设一个瓶装厂的事宜。这时，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消息。

    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打仗了。这马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在局势如此捉摸不定的情况下，扩大我们的业务是否明智？

    我掉转车头，我们回家了。

    朱利欧

    在珍珠港事变后，受战争的影响，像大多数行业一样，葡萄酒业的形势也急转直下。

    1941年压榨了110万吨葡萄，而1942年的压榨量减少了一半。

    政府下令把汤普森无核葡萄和麝香葡萄做成葡萄干，以满足军事需要。4吨鲜葡萄只能做1吨葡萄干。这就是说，3/4的葡萄要用于战争。葡萄干成为政府大量出口计划的一部分，被运往欧洲作为必不可少的食品。

    我们参与了战时的努力。政府需要酒石精，用来生产火药和医药。你想想看，葡萄的用处满多呢：它的副产品不仅有助于打仗，而且还可以治病。当葡萄酒发酵的时候，它留下酒石渣滓，沉淀在发酵罐的四壁。在战前，回收酒石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因为美国使用的酒石精，90%是进口的。一打仗，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进口减少，我们开始从葡萄酒的沉淀物中回收酒石。在战争期间，我们把数百万磅酒石转化成了酒石酸盐，供军事上使用。战争结束后，不再需要这种产品，酒石酸盐回收项目便取消了。

    政府还极需要乙醇，用于制造合成橡胶，因为印度尼西亚供应的橡胶由于日本的进攻而被切断了。轮胎和其他橡胶产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战争一爆发，军事生产委员会就下令：各酒厂把自己的蒸馏设备运到肯塔基，由蒸馏厂用来生产工业酒精。

    一些酒商把他们的蒸馏设备拆下来运走了，但欧内斯特表示反对：“如果我们的蒸馏器可以为政府生产酒精的话，何必要让给肯塔基的人去做？我们自己可以干嘛。”

    我们拟定一项办法，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的蒸馏器可以留下来，酒商只是在生产含酒精度高的白兰地时才使用蒸馏器，一年中有九个月闲置不用，它们可以在这段期间生产工业酒精。

    起初，我们打算用谷物生产上等酒精。由于我们无法取得优惠去购买粉碎谷物的新设备，我们便把一个旧锅炉改造成谷物蒸煮器，用旧设备搞了一个捣碎桶。我们买了一个第二手牛奶消毒器作为培养酵母的恒温箱，买了三个镶有玻璃的钢罐作为酵母罐。我们还购置了一个用过的谷物装卸机，以便把谷物传送到蒸煮器里。我们的所有计划都登记注册完毕。

    正当我们要开始运转的时候，突然接到防务供应公可的通知，说由于谷物紧缺，不再向工业酒精供应谷物。它建议我们可以用废糖制造酒精。在一周之内，我们便从夏威夷群岛运来了赤糖糊。我们建立了一周七天、一天三班倒的赤糖糊蒸馏作业班。

    用赤糖糊制造酒精，也产生很多问题。我们很快发现，一天24小时处理的糖糟大约相当于一个50万人城市的废弃物。酒厂在蒸馏期间处理酒糟的办法是把它倒入地下的深坑内。用这个办法处理赤糖糊不行，因为它的含氮量太高。糖糊的废渣在一两天内就变得像猪圈一样，臭气熏天。我们建立了一个试点性的废物处理厂，对糖糊废渣进行无害化处理。我们用一个很大的过滤器把糖糟过滤，使之沉淀，再氯化消毒，于是成为干净的流体；再对它处理时，周围的邻居就不会有多大意见了。我们处理糖糟的经验使我们掌握了一种专门技术，日后可以用来有效地处理我们所有的葡萄渣。

    可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邻居不断抱怨糖渣的气味。我们派人出去检查，空气中并没有臭味。这位邻居的太太说，空气中有臭味，但是，我们的人一到那里，臭味就飘散了。我对职工说，我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我给了她的孩子们一头小猪在后院饲养。他们很高兴。从此以后，这位太太再也没有抱怨说有臭味了。

    在西海岸用糖糊生产的酒精，主要是用来制造军事上急需的合成橡胶。不过，我听说，有些酒精被运到俄国，用作同德国人作战的卡车和坦克的防冻剂。

    殴内斯特

    到了1942年，主要的工业器材都用于军事方面，我们无法买到新的设备。所以我同纽约的一家濒临倒闭的瓶装厂达成一项协议。他把他那套陈旧的瓶装设备运给我们，我们让他当我们的批发商。

    我们的第一条瓶装生产线是半自动化的，经常发生故障。但是，市场上一出现新的、更好的设备，我们就购置进来，保证了我们拥有最新的技术设备。我们雇佣了一些被罐头厂解雇的工人。战时，许多罐头厂关门。他们成为我们瓶装业务的核心力量。

    当我们的瓶装业务在莫德斯托运转起来，并增添了第二条瓶装生产线时，我们便停止了在洛杉矾的瓶装业务，几年以后又停办了在新奥尔良的瓶装业务。

    我们的葡萄酒不再散装销售，全部是瓶装的了。这时，我们为了购买更多的瓶装设备、销售更多的瓶装葡萄酒而同其他酒厂展开一场争夺战。

    1942年2月，我聘请了我们的第一位酿酒学专家。

    由于朱利欧仍在康夏之中，而我则在洽杉矶忙于筹建销售组织，我们在生产方面缺少人手。

    1942年1月，我在《葡萄酒评论》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聘请“在酿酒方面有非凡才能的人”，以便帮助我们改进酿酒工艺和提高我们的葡萄酒质量。查尔斯·克劳福德应聘。他的才能超过了我所预期的。我聘用了他。

    克劳福德拥有康奈尔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我们让他负责我们的实验室，并给了他一笔钱去购买实验设备。

    我对克劳福德说，我认为科研工作有点像储蓄。“如果等到需要时才动手，那就太迟了。”

    克劳福德说，他无意于把他的余生消耗在一个酒厂里。他打算还要回到学术单位，以便能够进行研究工作。不过，他再也没有回到他所谓的学术界，而是在我们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公司的第一线进行了科研工作——而且不只是科研工作。除了同工业技术组织和政府机构进行联系外，他在我门酒厂的工作还包括：酿酒、化学工程、生产管理、质量保证和科研管理。

    幸运的是，克劳福德发现所有这些工作都符合他的兴趣，52年以后的今天，他仍然同我们一起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年代人们对葡萄酒的需求量反而空前增加；另一方面，酒厂也面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问题：葡萄货源非常缺乏。

    酿酒葡萄的价格从1941年的每吨15美元猛涨到1944年的每吨135美元。所有的酒厂都没有足够的葡萄来制酒。酒的产量大幅度下降。

    与此同时，有名的新老全国性名牌在零售商的货架上大出风头。人们之所以突然对葡萄酒产生兴趣，是因为当时其他种类的酒奇缺。

    进入瓶装酒领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必须具有竞争力。战时物价是由物价管理局控制的。

    物价管理局把葡萄酒的价格冻结在1942年3月份的水平上。政府错误地以为，只要管制了葡萄酒的价格，就可以限制葡萄的价格，因而对果汁或葡萄从来没有限价。由于葡萄价格高昂，酿酒成本上升。一般的酒商用这种昂贵的葡萄酿造限价的葡萄酒，很难获得利润。

    我们不得不向物价管理局提出申请，说明我们生产的是一种优质葡萄酒。我们早在1938年就开始策划我们的盖洛商标，我们一直在不断改进我们的葡萄酒的质量。我们的新的葡萄园种植了优良品种的葡萄，以提高餐末甜酒的质量。

    1939—1941年，我们生产了最好的佐餐葡萄酒。

    1942年，我们的酿酒量不大。1942年我们生产的餐末甜酒还不到90万加仑，而1941年为220万加仑；1942年佐餐葡萄酒为70万加仑，而1941年为160万加仑。我们酿酒用的原材料全部是优质葡萄。我们还首次使用了纯酵母培养基来发酵，以便使葡萄酒具有醇厚的香味，纯酵母培养基还可以使发酵的过程迅速彻底地完成。现在，我们有了准确的试验记录，我们的搀兑既依据品尝的口感，也根据化学分析。

    为了进行研究，我们还建立了对比品尝的制度，即拿我们的葡萄酒同我们的竞争对手的全国性名牌进行对比，其中包括：意大利瑞士种植园、罗马公司、博留葡萄园、温特公司、克里斯琴兄弟公司和克里斯塔·布兰卡公司。

    这种对比品尝是“盲目的”——没有标明商标。分数是根据外观、气味和味道等综合指标打的。我们的勃艮第葡萄酒荣获第二名。我们的干红葡萄酒并列第三名。我门的色淡而无甜味的干雪利鸡尾酒得了第一名。我们的波尔图酒和麝香葡萄酒都并列第一名。我们的苏特恩白葡萄酒在九种同类葡萄酒中获得第五名。这种品尝的结果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很好尺度。评判的结果喜忧参半。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我给物价管理局写信说，“为了建立一种优良的商标，以便可以卖高价获得合理的利润，我们理应生产一种可以在价钱较高的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产品。在这个档次的领域中，竞争最小，最有前途，因为需求量增加最大的，将是收入较高的消费者饮用的较好葡萄酒。”

    虽然我们没有被批准提高价格，我们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办事。

    在战争期间，甚至在1942年秋季政府下令停止生产作饮料用的酒精以前，大的饮料蒸馏厂就已经参加到葡萄酒业的行列中。由于蒸馏厂也必须生产合成橡胶用的工业酒精，有不少饮料蒸馏厂担心自己的饮料品种和销售量减少，便也收购酿酒厂，用多种葡萄酒产品补充自己品种的减少。

    在美国正式参战以前几个月，申利公司收购了克里斯塔·布兰卡公司；1942年又收购了罗马公司，从而使申利公司总共拥有3200万加仑的葡萄酒贮藏能力；它把果业公司这个大规模的葡萄种植者合作组织的地位取而代之，成为加利福尼亚最大的葡萄酒制造者。同年，全国蒸馏厂购买了意大利瑞士种植园，成为加州第三大葡萄酒公司。也是在那一年，西格拉姆购买了对保罗·马森公司的控股权。次年，海勒姆·沃克蒸馏公司在索诺马和圣贝尼托县收购了三家酿酒厂。

    蒸馏公司想出了一种新的办法，把葡萄酒同烈性酒搭配销售。在战争期间，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商店老板为了买一箱烈性酒，不得不买十箱佐餐葡萄酒，而后者他并不需要。

    总之，战争期间烈性酒的缺乏，对葡萄酒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是，某些零售商为了得到烈性酒而购买葡萄酒。有弊的方面是，他们并没有努力去推销葡萄酒。其中许多人把葡萄酒堆积到库房或地下室，导致战争期间葡萄酒积压过多。

    战后，批发商和零售商又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烈性酒，他们不再买葡萄酒，因为后者长期积压。这些库存的葡萄酒已经变质，他们为了抛售，不管价格多么低，给钱就卖。

    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同烈性酒批发商打过交道，所以我们的葡萄酒卖给零售商时从来没有搭配难以买到的烈性酒。

    我不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酒厂直到今天仍然认为非得把产品卖给批发商不行。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葡萄酒只有由消费者直接购买时，才能畅销。

    朱利欧

    蒸馏厂家是第一批财力雄厚的局外人，它们为了兼并葡萄酒厂而打入葡萄酒业。它们很快发现，在可控制的环境中生产威士忌酒是一回事，而在一般环境中生产葡萄酒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局外人似乎不知道，酿制葡萄酒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民会告诉你：农业是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的。这个年头雨水过多，另一个年头又会干旱。今年丰收，明年文会歉收。一成不变的成功之路是没有的。由于情况变化无常，你必须灵活机动，始终掌握全局，注意应变。

    举一个例子吧，1942年，我们的一些葡萄种植者开始使用平板无盖卡车把他们的葡萄运送到酒厂。他们在葡萄园把葡萄直接倒入卡车漏斗状容器里，开往酒厂。然而到酒厂以后，把葡萄送入粉碎机却不那么容易。我们曾经想在容器一侧挖一个洞，让葡萄流出来，但行不通。接着，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带抓斗的机铲把葡萄抓起来放进粉碎机。

    有一天，我观察抓斗卸葡萄，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在漏斗一侧安装上铰链，抓斗把它抓起来，使之倾斜，然后打开上铰链的一侧，葡萄便直接倒入粉碎机里。这个方法极为简单，然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试验了一下，果然灵。这种干净利落、节省劳力的办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唯一的变化是，小型机铲被代之以永久性的千斤顶，后者把漏斗状容器顶起来，使之倾斜倒物。

    如果是在芝加哥或纽约的某个总公司总部遥控指挥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葡萄酒厂，那是万万想不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的。战前，我们是从莫德斯托以南利文斯顿的一个1000英亩的大葡萄园那里购买葡萄的。我们早就盯上了这个大葡萄园——美国葡萄园公司，心想如果在距离我们酒厂只有30英里的地方拥有一个大规模供应葡萄的来源，那倒是很有利的。我们同其母公司——峡谷农业公司进行了接触，洽谈购买美国葡萄园公司事宜。他们要价太高了。

    峡谷农业公司是一个公众持股的公司，它的股票公开上市。欧内斯特和我购买了它的大量股票，足以控制它。于是，我们把我们不需要的它的其他产业卖掉了，而保留了美国葡萄园公司。

    我们卖掉了峡谷农业公司的一些产业，包括马德拉的桃园、弗雷斯诺附近的葡萄园、默塞德以南的无花果园以及赖辛市和蒂普顿的一些不毛之地。我们总共在加州各地卖掉了4000英亩土地，获得的钱足以补偿我们购买峡谷农业公司的开支。这就是说，我们等于没有花钱就得到了一个大的葡萄园。

    峡谷农业公司的经理喜欢阉公猪，在许多农场养了猪。欧内斯特和我对猪或阉公猪都不大喜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曾经试养过。我们长大以后，发现许多意大利家庭，甚至那些住在城里的人，都喜欢在后院养一头猪。他们的剩饭剩菜全都喂了猪，等猪膘长到一定程度，便宰了它，猪浑身是宝，可以做腊肉、火腿、香肠、咸肉、血香肠，这是我们父亲每年必做的事情。他逝世后，我们在1933年把这个传统继承了下来。

    当我们的“家庭猪”可以屠宰的时候，我们把它弄到汽车房。欧内斯特用一根绳子捆注猪的后腿。我把绳了拴在一根椽子上，倒挂着呼噜呼噜吼叫的猪。欧内斯持像父亲那佯用屠刀猛刺它的胸部，希望击中它的心脏。

    非常灵，一下子猪就不叫了。

    我们准备好了一个老式洗衣盆，里面盛满了开水。它不够大，一次只能浸泡半个猪身。泡几分钟，把这半个身子的毛褪掉以后，再浸泡另外的半个身子并褪毛。然后我们把整个猪放到洗衣盆，烫它的后部，再把它放到桌子上褪这部分的毛。如果猪不停地尖叫，跳下桌子跑掉，那就糟糕了。

    我们就得在葡萄园里到处追它，我跑的比欧内斯特快。我跑到它近处时，向它猛扑过去，紧紧地抓住它，等欧内斯待用绳拴住它的脖子，把它拽回汽车房。我们不管传统，反正我们吃的腊肉和火腿还是买来的。

    上面我说过，我们购买峡谷农业公司后，许多农场养着猪，我们想把这些猪处理掉。可是，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对我们说，这些猪同战争有关。他坚持要我们把猪继续饲养下去。所以我们把准备要卖掉的猪从各地的农场集中起来，运到梅耶农场饲养，因为那里的苜蓿多。我们搞了一个很大的猎圈，养了数千头猪，以备战争不时之需。原来征兵委员会主席是个兽医，我们的猪得到了很好的医疗照顾。

    我们认为利文斯顿将来会成为开拓新葡萄园的理想之地，邻居一卖农场，我们就买下来。我们买的第一块地是梅耶农场，有160英亩，每英亩175美元。我们总共买了82块地，使我们在利文斯顿掌握的土地达到5000英亩，其中1000多英亩从1993年起种上了葡萄。

    利文斯顿成为我们的试验性葡萄园的核心。在1946年，我们栽种400多种不同品种的葡萄，其中许多品种以前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种过，为的是研究它们将来的发展前途。我们的第一位葡萄栽培专家是保罗·奥斯特拉斯。他除了照管我们的其他葡萄园外，还负责葡萄的实验业务。我们在我们的葡萄酒厂津立了一个不大的实验室，以便用我们实验的葡萄酿制小批量的葡萄酒，无需同其他常用酒混合在一起。多年来，我们从利文斯顿的实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仍然受惠匪浅。

    我们把利文斯顿的土地大部分种上了葡萄，使我们每年可以掌握大约3万吨葡萄，从而在粉碎葡萄的时间方面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购买的葡萄进货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葡萄赶快运来。反之亦然。如果购进葡萄更合算，我们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推迟我们自己的葡萄进厂。

    1970年，利文斯顿还为我们解决了另一个问题。莫德斯托的酿酒厂碰到了麻烦，因为市政建设扩展到我们周围。我们不得不把莫德斯托的酿造和蒸馏业务搬到我们在利文斯顿的葡萄园。在那里，我们一直呆到今天。

    战争不仅导致政府征用设备和产品——酒罐车、玻璃和葡萄，而且由于扩充军队，还征召了葡萄酒厂和葡萄园的人力。当年22岁的我们的弟弟也被征召入伍。

    在他离开以前，我们跟他谈了一次话。欧内斯特和我由于从事同战争有关的生产——提炼做橡胶用的酒精、回收供制造弹药和医药用的酒石精、饲养供军队用的猪和生产葡萄干——而缓期服兵役，在家里照料这些事务。我们对乔耶说，我们比过去更加需要他，他复员归来后可以作为合伙人参加我们的公司。

    乔那当然知道，我的健康仍在恢复中。欧内斯特和我说，我们两人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有我们的弟弟帮忙和分担责任，我们将感到放心。

    乔耶听完我们的话，很快就表示拒绝。他说，他回来后，打算经营农场和养牛。他已经购买了70亩未开垦的农田，种上了养牛的苜蓿。他还打算种植葡萄。他说，“我实在不想进葡萄酒厂工作。”

    “好吧，”我说，“我们希望你从事你喜欢做的工作。我们将尽量帮助你。”

    乔耶于1942年8月启程去密西西比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他被分配到丹佛军事基地，在那里呆了三年。他跟我们有通信来往。艾林和我去那里看过他两次。这两次我都提出他到酒厂工作的问题，他似乎仍不感兴趣。乔耶走后，160英亩的蒂格纳农场挂牌出售。我写信给乔耶，说这块撂荒地不适宜种葡萄。乔耶参军前曾嘱咐我替他买块地。他对蒂格纳农场感兴趣。我们替他买下了。我监督给这块地种上了葡萄，我们希望在乔耶复员回家时，这块地能生产葡萄。后来他回家度假时，我带他去那里看了看，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正给嫩根上嫁接新的葡萄藤。他非常高兴。

    乔耶听说我们在利文斯顿拥有大片葡萄园。我还告诉他，在那里有一幢漂亮的房屋。他表示，他复员后，希望在那里找份临时工作。他是这样想的：这样，他就可以兼顾他自己的农场和牧场，同时，从我们这里挣一份工资，学会如何栽种葡萄。

    战争后期，他被派到太平洋。他在吕宋亲眼看到了作战情况。1946年1月，他回到美国，下个月便复员了。

    乔耶回国不久，便偕同新婚的妻子玛丽·安恩来我们家共进午餐。他是在去海外以前同这个来自有教养的家庭的姑娘结婚的。

    饭后，我请乔耶再考虑一下参加酒厂工作的问题。现在他既已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我的希望不会落空的。我说，欧内斯特和我仍然希望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酒厂比过去更加需要他。

    “不行，朱利欧。”他回答说，“我以前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的拒绝使我失望。他去海外以前曾经要求在利文斯顿葡萄园给他找份儿工作。我想，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能考虑留在莫德斯托，成为酒厂的一个合伙人呢？随后在他离开以前，我又征求了他的意见。我怕他的这个决定欠深思熟虑。“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想成为酒厂的合伙人，”他说。“我将在利文斯顿工作，但仅此而已。”我们的弟弟显然不想同欧内斯特和我一起合伙办酒厂。他已下定决心，他要自己单独干一番事业。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要求他跟我们一起干。

    欧内斯特

    在乔耶返回莫德斯托之后不久，我自己也跟他谈了要他参加酒厂工作的问题。我首先同他谈到朱利欧和我负担过重。我还说，朱利欧正在休养，以便完全恢复健康，他将来必须谨慎小心，不能过于劳累。“现在正是你作为合伙人参加酒厂工作的时候，”我说。“我们需要你。”乔耶摇摇头。“我不愿当合伙人。我知道跟你们这些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滋味。做对了事情，从来听不到你们表扬。而做错了事情，你们则抱怨不停。”他可能是对的，朱利欧和我始终认为，做好工作是正常的、应该的，用不着大加恭维。乔耶没有跟我们一起干。但这是他的决定，我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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