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内斯特

    父亲选择的时机是最好不过的了。

    1923年，他的农活儿第一次获得好收益。在禁酒以前，葡萄每吨的价格为5美元至7美元。禁酒开始几年后，葡萄每吨的价格猛升到120美元以上。

    1919年的沃尔斯特德法明令禁酒，只有少数得到许可的酿酒厂可以限量生产葡萄酒，供“医疗和宗教”使用。不过，一个家庭仍然被允许每年生产200加仑以下的葡萄酒，供自己饮用。因此，家庭酿酒成为大多数移民家庭每年必办的事。他们来美国是为了寻求美好的未来，并不想放弃传统的习惯。像在他们的“故国”一佯，这些新近取得美国国籍的移民仍然每餐必饮几杯自己酿造的葡萄酒。

    家庭酿酒者购买的葡萄被官方称作“挤汁”葡萄，其实每个人都心里有底：这些葡萄汁是要经过发酵后，酿制成葡萄酒的。酿酒葡萄的最大市场在芝加哥、纽约等这些东部大城市，那里流入的移民最多。

    在两年的时间内。父亲像大多数加利福尼亚葡萄种植者一样，按照固定的价格把葡萄卖给托运商。加利福尼亚的大部分葡萄每年大部分运往东部。

    1924年，父亲卖掉了埃斯卡隆葡萄园。在意大利银行的帮助下，他在马兹公路上的莫德斯托以西两英里处购买了40英亩葡萄同，每英亩1000美元。然后，他花了8000美元让一个承包商在这块土地上建筑了一座三居室、一浴室的西班牙式寓听。几年以后，他又在附近买了30英亩的葡萄园。

    莫德斯托是一个非常适宜于定居的地方。它位于圣华金峡谷的北端，距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南75英里，同旧金山东南部相距90英里。莫德斯托是斯但尼斯劳斯县的县城，那里有近100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它的面积比罗得岛还要大。

    日益繁重的葡萄园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由朱利欧和我来承担。春天和夏天，我们黎明即起，去给葡萄藤撤硫磺。当时不像今天有机器做这项工作。我们每个人背一个小麻布袋，用手往葡萄藤上撒硫磺。十来点钟的时候起风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到那时，我们浑身上下飞满了硫磺，红肿的眼睛终日像火烧一般痛疼难忍。

    1925年，一个名叫乔那·加扎拉的芝加哥葡萄商来找父亲。他建议我们把葡萄运到芝加哥，由他代售。他可以在铁路上的销售点卖最好的价钱。扣除佣金和运费后，他将把其余的钱交给父亲。父亲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可以挣更多的钱。便同意了。为了不致受骗，父亲到芝加哥监督这项销售工作。几周以后他回来了，大发牢骚，说销售点的经纪人净耍阴谋诡计。

    “我的确多挣了一些钱，”他承认说，“但那些人不好对付，是最坏的家伙。他们说话不算数，刚达成协议，转眼就置之不顾。”

    他发誓再也不去那里了。

    次年，我主动要求代替他去芝加哥，我知道父亲脾气太犟。他说人家不守信用，我看有许多麻烦恐怕是由于他自己大顽固而造成的吧。

    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还在上中学，但我确信我可以完成任务。我没有销售经验，对批发站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父亲说那里一团糟。

    我十分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同意让我去芝加哥，中学的老师也答应给我六个星期的假期，让我在家庭生意中取得“实际经验”。

    1926年9月，我乘火车前往芝加哥。当我们离开圣华金峡谷时，天气闷热。火车上了内华达山脉，凉爽一点，下了东坡，又热起来，当时还没有空调，车厢内的温度极高。每当我打开窗户透透空气的时候，火车头冒出的浓烟就吹进来。我们只好紧闭窗户，忍受闷热。

    我父亲曾讲过他20年前乘火车西行的经历。他在宾夕法尼亚煤矿干了6个月，攒了点钱，才买了火车票，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他懂的英语不多，没法定餐。但火车经常停下来，他发现每站都有卖馅饼的。他很快就学会了说“馅饼”，一个镍币一个。去加利福尼亚的一路上，他净吃这玩艺儿。

    我去芝加哥，行程2000英里，坐的是三等坐位，五天四夜直挺挺地坐在硬木座上，因为我买不起卧铺。

    1926年10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站在装着父亲葡萄的火车车皮之前。那时我在芝加哥已经呆了六个星期了。

    像在大多数日子里一样，那天有近百名发货人等待着出售200来个车皮的酿酒用葡萄。这些车皮停在第二十一街和阿契路之间的圣菲铁路调车场的边道上。

    收割葡萄的季节就要结束了，不会再有新货发来。我们都急于卖掉最后的一批葡萄，以便回家。

    我找到的买主都是按车皮购买葡萄的批发商。每个车皮大概可以容纳1100箱葡萄，每箱25磅，总计13吨。批发商买下一车皮货后，打开车门，放个梯子通到车上，然后卖给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分别买20箱到200箱不等，供自家酿酒用。一个批发商有时需要三四天才能把一车皮货卖完。家庭酿酒者往往逐个车皮挑来挑去，最后才决定买哪个车皮上的葡萄。他既要价格便宜，又要葡萄新鲜、香甜，色泽好看。

    当我看到两个人朝我这方向的车皮走来时，我从衣袋里掏出了我的手。他们肯定是认真的买主，否则，这么冷的天气是不会出来的。他们走到我跟前，四处望望，似乎希望有年纪大一点的人出来接待他们。

    铁路上的经纪商是季节性商人。秋天葡萄熟了的时候，他们批发葡萄。再晚一点，他们卖圣诞树，夏天卖西瓜等水果。两个季节的间隙时间，他们去打零工，干木匠、管子工或砖瓦工等活计。他们老于世故，斤斤计较，善于讨价还价。

    我立即上去搭讪，说我的葡萄是“从我父亲的葡萄园直接运来的”。一个多月来，每隔一天我就收到从莫德斯托发来的一车皮葡萄。

    “有阿利坎特品种的葡萄吗？”其中的一个人问道。

    阿利坎特葡萄，皮厚，不怕运输的颠簸。由于它耐久好保存，色泽如红宝石一般，可以酿造成深红色的香醇葡萄酒，所以在东部市场上颇为抢手。阿利坎特葡萄本身没有多大味道，但它每箱卖的价格最高，因为它可以同比较便宜的麝香葡萄混合使用，酿造当时大多数移民喜爱的美酒。

    “没有阿利坎特葡萄，”我说。但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些特别好的津范德尔和卡里格兰葡萄。

    津范德尔葡萄是加利福尼亚多汁葡萄品种中最好的一种，在酿酒界很著名。卡里格兰葡萄在家庭酿酒者中间也很受欢迎。

    这两个人想看看我的葡萄。

    我挂上通向车厢内的梯子，爬到货箱的顶部。这两个人跟着我走迸那黢黑狭小的空间。我用手电照到箱内，取出一串葡萄。他们尝尝，把葡萄籽顺便唾在地上。

    价格不仅是根据葡萄的质量和品种来决定的，而且也要看买多少。其中的一个人叫我把上面的一些箱子挪开，他们要看看下一层的葡萄。我照办了。买主总是要检查检查下面的葡萄的，看看有没有发霉的，箱子装满了没有。

    加利福尼亚有点名气的大发货人总是把葡萄交给包装厂装箱，以保证每箱的份量和质量。他们在包装和精美的标签上花了不少钱。他们的许多代表也在圣菲调车场。我不得不同他们竞争。我们的葡萄是由收割葡萄的人直接扔到箱子里的，没有什么包装和标签，外观没有人家的好看。我们在每个箱子的未端用模版印了“盖洛”两个字和一只红色的公鸡（在意大利文中，“盖洛”的意思是公鸡）。这个牌子当然是无人知晓的。我父亲只去过芝加哥一次，是个不为人知的葡萄种植者或发货商。不过，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我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两个商人对我们的葡萄不感兴趣，便离开了。

    突然，有一个怒气冲冲的人，用英语和意大利语骂骂咧咧地冲我走来，说他几天以前从我这里买的葡萄，份量不够，葡萄是随便乱扔到箱子里的。他说他赔了钱，要求赔偿损失，每箱赔他10美分，共计一百多美元。

    此人的索赔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葡萄装车时，是称过份量的，平均每箱25磅。

    他的没有说出来的真正抱怨，我是知道的。由于价格波动不定，他从我这里买的那批货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父亲生气的就是这种事后的讨价还价。他宁可丧失一个顾客，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再来芝加哥了。他不能适应这种讨价还价。

    我跟我父亲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每笔交易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总是力求使每个跟我打交道的人都感到满意。一句话，我不愿丧失任何一个顾客。

    “好吧。”我说，“下一车货我给你提供优惠。”

    那人再没有说什么话。

    “这样做公平合理吧？”我问道。

    这是我起码应该做的事，他嘟嚷说。

    “好啦，我现在就有一车皮货，”我继续说，“价格是每箱1美元30美分。”

    那人指出，那比他两天以前买我的葡萄还要贵10美分。

    我承认说，不错，是这样的。我解释道，这批货质量比较好，市场价格看涨。我已经有好几个买主。

    “你说过要给我优惠，”那人咆哮说。“我想你该不会卡我的脖子吧！”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那人抱怨说，这些葡萄已经不那么新鲜了。

    我反驳说，用这些葡萄可以酿造出非常好的葡萄酒。我又说，“对你来说，我可以削价10美分。”

    那人还没有被说服。

    我门又谈了一会儿。我故意装作很勉强的样子，同意每箱再减5美分。

    他争取到了削价15美分，颇为高兴。

    而这个价格正是我希望的。所以我们双方皆大欢喜。

    这位买主和我走到车厢后面进行交易。他脱下一只鞋，把臭毛袜也脱下来，从中拿出一叠同样散发着臭气的100美元面值的钞票。当时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是常有的。在铁路调车场带着现金走动，是很危险的。他点了12张美钞和一些零钱给我。

    我拿到这么多的钱，也不敢在调车场多停留，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大陆银行。我存好钱，写了一张支票，于同日下午邮寄给我父亲。

    这个收割季节，我卖了17车皮葡萄，约220吨。由于是我亲自卖的，免去了付销售佣金一项开支。扣除食、宿、交通运输等项开支以后，我给家带回17000美元，比上一年度我们的葡萄多挣几千美元。

    这笔钱有多大价值，从下面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那年冬天，西尔斯一罗伯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价格中男士纯毛衫最贵的不超过27.50美元，单马犁5.98美元。一辆用过两年的福特牌双门箱式小客车标价360美元。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的一个四英亩的养禽场售价3000美元。索诺马县的一个52英亩阿利坎特品种和津范德尔品种葡萄园售价23000美元。

    美国的预算赤字为408000美元。

    朱利欧

    没有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人是体会不到当时的艰难的。

    我们家庭以及其他许多家庭在1929年10月开始遭遇到不幸。那时我12岁，四个月以前刚从莫德斯托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后，我一直没有心思去上大学。我从未学过农业或葡萄栽培学。我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我却是这么走过来的。在学校，我是一个好学生和优秀运动员。不过，我没有时间参加一个进行比赛的运动队。

    10月29日，在新泽西州霍博肯郊区伊利铁路售货场，我们在两排冷藏车厢之间燃起了篝火，我和一批葡萄批发商围火而站。篝火燃烧的是车厢加固板剩下的边角料。我们冻得彻骨冰凉，心情郁闷。

    杰克·赖尔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批发商，他来自意大利瑞士种植园的一个规模宏大的葡萄园。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市场情况如此之糟。他有十几车皮葡萄无法脱手，总计超过150吨。

    我是在赖尔达的说服下，今年把父亲的葡萄运到伊利铁路售货场的。过去两年来，我一直是到新泽西州纽瓦克以北卡尼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拍卖场做生意的。

    随着我们批发业务的扩大，我们也开始负责处理邻居的葡萄。这样一来，光靠芝加哥就显得市场容量不够了。我们的批发量日益增加，使欧内斯特处于不利的销售地位。聪明的买主们迎着开来的货车，数着他从莫德斯托发来多少车厢葡萄。他们采取观望态度，等我们的葡萄不再新鲜时，自然不得不削价。既然芝加哥的价格太低，欧内斯特就不得不另谋出路。由于这个缘故，父亲开始让我去新泽西。

    在卡尼拍卖场，批发商面临的是当地市场支持的批发价。总的来说，过去两年我们在这个市场卖的价钱还可以。今年来伊利售货场，原指望获得更高的利润。

    当行情坚挺时，批发商在伊利售货场确实赚了更多的钱。但市场疲软时，他们自然倒霉。再加上天气恶劣，货场冷冷清清，举目四望，见不到一个买主。

    一个报童沿着铁轨跑来，高声叫卖：“号外，下午的号外，股票市场暴跌！”

    我们买了一摞报纸，大家默不作声地读了起来。1929年10月29日在历史上被称作“黑色星期二”，一天之间全面价格暴跌14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使美国的经济完全崩溃。

    我问赖尔达，他有何打算。

    他摇摇头。

    像欧内斯特一样，我第一年东行的时候，仍然在上中学。我到达中央站时，在纽约市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也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我在火车站拦住一辆出租汽车，要求司机把我送到一家干净但又便宜的旅馆。司机把我丢在纽约时报广场的中心。我拎着手提包，站在那里仰望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次日凌晨，我乘渡船跨过赫德森河，抵达卡尼拍卖场，才知道纽约时报广场离我的目的地是绕远了路。次年，在其他批发商的建议下，我住进纽约市农产品地区的大都会饭店。自此以后，每次去那里都是如此。

    “我们毫无办法。”赖尔达终于答话了。“毫无办法，我们只好认倒霉，蒙受巨大的损失了。”

    如果没有买主，葡萄就会腐烂，那将是一场灾难。

    “不行，我要试试我的办法，”我说。

    赖尔达惊奇地望着我。

    欧内斯特把他未能在芝加哥卖掉的葡萄，给我运来了整整七个车皮，总计约100吨。这些葡萄运到霍博肯时已经不成样子，开始发霉。

    “我不能坐在这里，眼看着它们成为废品，”我说。“我要改变路线，运到卡尼，在拍卖市场上廉价甩卖。”

    我愿意去碰碰运气，在拍卖市场上也许可以脱手，多少捞回点钱来，总比听任它们在铁路上白白烂掉好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赖尔达指出，这样一来，我将用完我改变路线的机会。他的理由如下：

    在运货商已付单程运费（比如，从西向东，从莫德斯托到芝加哥）后，铁路当局允许货物向着同一个方向运行，不再收费。所以欧内斯特从芝加哥向新泽西发货，没有再付额外的运费。在新泽西，我们有一个在当地改变路线免费运行的机会。这使买主可以把一个车皮运到另一个地点，无需再交运费。这一点在铁路销售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买主往往是从车皮上直接转手卖掉了；而在拍卖场推销葡萄，免费运输则非常重要，因为拍卖场的葡萄要运到销售场或附近的销售点，然污再转卖。把我们的葡萄从销售场运到拍卖场，我利用了我们的一个在当地免费运输的机会。这样一来，买主就没有了免费运输的机会，就得自己掏运费。

    “如果买主自己得拿钱把葡萄从拍卖场运出去，谁还会买你的东西呢？”赖尔达问道。他说，我简直发疯了，竟然会认为有人买我的葡萄，自己掏钱从拍卖场运出去，然后再从布鲁克林雇人用卡车把它们拖走。“在这个市场上，不会有这样的事的，”他补充说。

    如果有免费运输的机会，大量葡萄的确还是可以廉价脱手的。

    我竭力不受赖尔达沮丧情绪的感染。“这的确也很难办。不过，我还是要去试试。”

    “你坐在卡尼受那份罪，比在这里还要糟。”

    但我已经下了决心。

    “我要调车皮走了，再见，杰克。”

    欧内斯特

    1929年，我已经连续第四年在芝加哥销售父亲的葡萄了。

    当时我住在一家不大的四层楼房的小店里，没有电梯。我总是在角落里找一间房子，价钱便宜点，每周预付八个美元。我的旅店坐落在克拉克和杰克逊两条街的交汇处。我可以乘坐停在拐弯处的有轨电车，向南去第二十一街，就到了阿切尔路的铁路售货场。

    1929年的芝加哥并不美丽。所有的建筑物都烧煤做饭和取暖，空气中浓烟滚滚。清晨穿一件白衬衫出去，中午领口就全变成黑色的了。湖滨路地带是一片荒凉，而如今则变得景色宜人，把芝加哥点缀得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了。

    9年的禁酒把这个中西部城市变成了一个非法酿酒业的大本营。这个“崇高的试验”其实一点儿也不崇高，它引起了美国最大的犯罪浪潮，其规模之大仅次于半个世纪以后非法吸毒贩毒活动。芝加哥互相对立的团伙为了争夺对该市私自酿酒业和啤酒业的控制权而不惜动武残杀。

    圣菲铁路调车场自然也不例外。头戴淡黄灰色帽子、胳膊围有黑箍的汉子们耐心地等在大门口，警察或铁路保安人员也不敢管他们。他们对离开调车场的葡萄每箱征收4分钱的“防流氓骚扰税”。从而保证买主的葡萄安全到家。没有任何人对这笔钱提出怀疑，据我所知，大家反而觉得这笔钱值得花。

    在调车场内外受到骚扰的事，时有所闻。有时，袭击者是一个持枪的陌主人。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买主觉得自己上了批发商的当，一气之下，决心把钱夺回来。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居心叵测的买主伙同另一人拦住你，抢走你的钱，使你落得个财货两空。

    我认为，自己没有手枪，是不行的。

    那年秋天，我抵达芝加哥时，对一位警察说，由于我随身携带着大量现钞，我需要有支手枪，以自卫。那个警察说，“我有一支廉价手枪卖给你吧。”他掏出了那支多余的枪。我花了10个美元，买了它。

    每当我同一个面目狰狞或者行迹可疑的人一起在黑暗的车厢里爬行的时候，我就故意扯扯我的大衣的翻领，使我的手枪从我前克的一个隐蔽口袋里掉出来。然后，我不慌不忙地捡起来，重新装进前克的口袋里。

    我带的钱对我的家庭大重要了，决不能让任何人抢走。

    10月底我最初读到股票市场暴跌的消息时，我一下子还想不到我的家庭究竟会受多大的影响。

    我知道，父母亲把他们一辈子的储蓄都用于购买贾恩尼尼银行的股票，贾恩尼尼的意大利银行已经易名为美洲银行。我在家时，常常离开田问，每天回屋里两三次给经纪人打电话，问我们的银行股票情况如何。在那些日子里，向贾恩尼尼银行投资的人在街道上互相见面时，总是停下来交换一下信息。“股票上涨了1元，我拥有1000股，昨天，我赚了1000美元！”我的父母亲拥有这家银行的股票2000多股，但是，再没有别的任何股票了。

    报上的金融版不久便透露了股市的倒霉情况，在“黑色星期二”，这家银行顶住了跌风，收盘时略有上扬，每股为67美元。但是次日，由于一夜之间积累了大量的抛售单，它开盘时每股只有20美元，收盘时为42美元。

    我父亲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个灾难。

    朱利欧

    当我为推销葡萄而忙得焦头烂额时，又碰到了那个倒霉的1929年秋季。我在卡尼拍卖场找到的第一个人是路易·法西托老人。他已经秃顶，不停地抽烟，是拍卖商头头。关于推销葡萄的事。他知道的情况可能比活着的任何人都要多。

    “你怎么又来了？”路易问道。

    “是的，我来了。”

    “带葡萄了吗？”

    “带来7车皮。”

    “孩子，这里销不出去呀。”

    当我几周以前对路易说，我要越过卡尼拍卖场而选择伊利销售场时，这位老人慈祥地祝我好运。但他预言似地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会重新见到你。”

    “我是从霍博肯调拨来的，”我解释说。

    “调拨来的？如果不加免费运输，你怎么卖得出去？”

    “我在那里实在卖不出去。请你尽量为我想点办法吧，路易。”

    “我将尽力而为，不过实在有点难办。你等着吧，”路易说完，便走了。

    我了解卡尼的组织结构。这个市场的服务对象包括以纽约市为中心的、直径35英里范围内的1000万居民。纽约市这个市场可以吸纳加州运出来的葡萄的20%左右。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卡尼拍卖场对葡萄商来说，就如同华尔街对投资者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巨大的铁路调车场，有许多满载货物的车皮停在这里。车皮之间有狭窄的平台。每个车厢都是敞开着的，葡萄样品摆在外面，供观看选择。调车场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停放几干个车皮，每天进入这里的有多达800个满载葡萄的车皮。一列“葡萄列车”往往延伸一英里之长。特快专列在10天之内就可以把葡萄从加利福尼亚运到纽约。这些葡萄在路上冷冻保鲜，所以运到纽约时也不会腐烂变质。

    为葡萄批发商和家庭酿酒者牵线搭桥的经纪人掌握着每天到站车皮的清单，他们看看葡萄的样品，在清单上作些记录，然后在拥挤的拍卖室去洽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最起码的购买量是一车皮，不能分开买。洽购的速度是很快的，50万美元价值的葡萄往往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就卖完了。

    在顺利的情况下，平均一个经纪人买两三车皮的货，让铁路当局把这些车皮调拨到他家附近的侧线上。他传话给那些自己酿酒的家庭。他们会前来购买足够的葡萄，以便酿造一年所需要的葡萄酒。经纪人在拍卖场购买一箱葡萄的价格为1至2美元。他们向家庭酿酒者零售时每箱的价格为1.25美元至2.50美元略多一点。一箱葡萄可在家庭酿造葡萄酒两加仑至两加仑半。

    但当时的情况并不顺利。

    当路易回来时，他解释说，他跟在铁路上工作的一个朋友讲好了，他设法弄到了第二个调拨证，可以把我的葡萄兔费运到另一个货场。

    路易光着肩膀，把衣服系到腰间，脖子上围了一块毛巾，不停地擦着脸上流下的汗水。他像往常一样，飞也似地穿行在车皮之间。为了我的7车皮葡萄，他用他那被烟薰黄的手指不断戳着人群，飞速他讲述着上升的价格，他那速度之快，我简直有点跟不上。

    看到人们如此忙乱，我真有点开心。当讨价还价似乎松下劲儿的时候，我悄悄说，“行了，路易。”路易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这回，我更着急了：“行了。”“不行，”路易从嘴角挤出了两个字。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了，满脸汗水。

    路易采取了拍卖商最古老的手法，他拼命装作好像有许多互相竞争的卖主，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由于许多出价者向拍卖商发出的微妙信号，只有拍卖商才能领会，所以真正的讨价还价往往是在那些似乎比较超然的发货人之间进行的。

    “卖了！”路易大喊一声，指着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从房间后面传来高声的抗议。“不！你以为我疯了？我不买！”“那你为什么举手？”路易争辩说。“好吧，我们重来！”路易走出了人群。在第二轮讨价还价时，调门儿压低了。我最后成交的价格低了很多，不过这总比损失7车皮葡萄好得多。1929年对葡萄种植业来讲是灾难性的一年。除了这个损失之外，我父亲的“泛美股票”（美洲银行的股票）也蒙受巨额损害。从1927年开始，我父亲像许多意大利移民一样，不论什么时候有多余的钱，总是对贾恩尼尼的美洲银行投资，购买它控股的泛美公司的股票。

    意大利老人都信任贾恩尼尼，因为他跟当时的银行家有所不同，他关心辛勤劳动的农民。他平易近人，不会让你在大厅里等很长时间，然后由仆人把你领进森严的办公室。多年来，他总是坐在人人看得见、很容易与之交谈的地方。他不像大多数银行家那样，坐在办公室，深居简出。他迈开双脚，踏着泥土，走进圣华金峡谷，跟农民亲切交谈。

    我父亲在经济上的损失不仅仅限于股票市场的崩溃。一个月以前，他刚刚在我家对面的马兹公路旁购买了160公顷荒地。为了购买这些地，最初他原想把他的“泛美股票”卖掉一些，当时这种股票接近于它的最高点。但他被美洲银行莫德斯托分行经理说服了，后者劝他保留股票。该行可以借给他钱来买地，而把他的股票作为借钱的担保物。

    当经济恐慌来临，股票价值暴跌时，该行逼父亲还债，这明明是强人所难嘛。我从来没有听见父亲责怪银行家的劝告，他只是归咎于自己判断失误。经济恐慌之后，不仅父亲的股票大为贬值，而且又背上了那块荒地的抵押借款的重负。那块地只有加以开发，种上庄稼之后，才会有收入。在若干年中，家境刚刚开始有所兴旺发达，不料现在父亲又陷入极度经济拮据的窘境之中。

    欧内斯特

    1929年秋季，朱利欧和我对非我们所能控制的事情，只好听之任之，倒也没有什么忧愁。

    父亲停止摘葡萄了，因为他不知道能否卖得出去。在银行负债、股票暴跌的双重打击下，父亲聆听了迈克叔叔前来兜售的一个发财致富计划。迈克建议父亲用尚未收割的葡萄酿制成葡萄酒，再由迈克用它们作为发酵剂来蒸馏成烈性酒。这将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生意，父亲可以分得相应一部分好处。

    当时朱利欧和我仍然在东部，想方设法把几车皮葡萄处理掉。我父亲已决定采纳迈克的计划。他们着手在我们家附近建造四个地下储藏罐。

    妈妈给朱利欧和我打电话时，她心情非常不好。父亲已经把葡萄轧碎，开始倒入储藏罐。她要求我们立即回家制止父亲的做法，以免再度惹来麻烦。

    朱利欧和我尽快地结束了我们的生意，于11月初返回家里。父亲雇了一帮子人在园子里收摘剩余的葡萄，它们早已成熟过度，开始掉落了。他用一个手摇粉碎机，把葡萄轧碎后，连汁带皮和梗一同流入每个储藏罐上面的孔道。储藏罐高约6英尺，宽度至少也有6英尺。有两个储藏罐已经填了一半。

    我弟弟和我制止了这个行动。

    “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件事，”我记得我对父亲这样说，我提醒他，他以前已经使家人吃过一次苦头。

    妈妈也是嘴上不饶人的。她强烈地表示这样的担心：父亲的私自酿酒活动会损坏朱利欧和我的前途。

    考虑到全家表示反对，父亲终于让步了。

    由于找不到市场，我们让那年的葡萄烂在葡萄藤上。

    朱利欧

    哥哥和我接着面临的任务是：开发在公路那边新购的160英亩土地。

    我们测量了这块土地，决定如何种植。不平的地方要加以平整，沟壑要填平，以便于灌溉和排涝。

    父亲去城里租来一台最好的履带式拖拉机，这种重型机器最适合于这种工作，它还附有一台10码长的挖土机。“他们一天要10美元，”他抱怨说，“但他们没有讲多长时间是一个工作日。”

    欧内斯特和我轮流开拖拉机。整个晚上，我驾驶它，手冷了，就在拖拉机排气孔冒出的青色火苗上暖和一下手，天破晓的时候，欧内斯特来接替我。就这样，我们一天24小时使这部租来的机器不停地工作。

    当时已经冬天。在父亲的催逼下，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顶着大雨，继续平整土地。我们没有意识到，雨中工作会破坏土壤的。当我们完成整地任务时，已经来不及栽种葡萄了。头一年，我们种了豆子和西瓜。

    第二年秋天，我们种植了葡萄。我们犁开长长的沟，把插条栽到里面。我们当时用的是其他藤上的插条，而下像今天那佯用温床的根状茎。我们用一把短柄锄把带土的那一头压到小土坑里，然后把地跺平。

    由于我们冬季雨灭在地里工作，结果糟践了土地，有些地方后果严重。若干年来，有的地块问题严重；有红蜘蛛等病虫害，收成不好。有很大一部分葡萄必须挖了重新栽种。

    那个冬季听到我们的拖拉机日夜不停地隆隆轰鸣的邻居知道，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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