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站台上，早已有解放军总部直属部队的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人前来迎接了。
毛泽东一行人乘车离开清华园车站后，车队径直向西驶入了颐和园。进入园中，毛泽东一行人即被引进到了万寿山上的“益寿堂”院内休息。
一路劳累，随行的工作人员去园中找水给毛泽东洗脸、烧水煮茶，可派出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回来说，四下里许多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可以用来洗脸的水和喝的水，也找不到合适的当地人、找不到饭……
毛泽东立刻派人去叫来了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李克农，当面喝问他：“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李克农有些紧张地解释说：“原来颐和园里的人都被我派人清理出去了，是为了保证首长们来这里以后的安全……”
没等李克农把话说完，毛泽东即发了脾气：“你蠢么！你把水都排干了，你要保护的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李克农这位被人背地里称之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的社会部长，此时更是提心吊胆地解释说：“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狂，我不能不严加防范……”
“你防范个屁！”毛泽东大声吼道，“鱼离开了水，你安安全全地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我……”李克农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有些张口结舌，“主席，我这就去安排……”
“不依靠群众，你能安排什么？”毛泽东余怒不减地继续训斥说，“我不用你了，你爱干吗干吗去吧！”
当李克农离开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毛泽东：“主席干吗对他那么凶呀？”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是对他凶，是批评他不晓得依靠群众，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正说着，李克农派人给毛泽东一行人送来了大米饭和三菜一汤。
毛泽东问来人：“这些饭菜是从哪里搞来的呀？”
送饭的人说：“是跑到园子外边的饭馆里买来的。”
“我说么！”毛泽东抓起筷子说，“我说我们离不开群众么！回去告诉你们的部长，办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想到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来人连连点头说，“回去就告诉李部长……”
1953年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由南方视察返回北京途中停车济南，并在陈毅、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名列72泉之首的趵突泉，品了用趵突泉水煮的茶。毛泽东说：“人们都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好，我看这‘趵突泉中水，济南市里茶’也不错么！”
陈毅笑道：“主席又作诗了！”
毛泽东说：“这不叫诗，随便说说罢了。”又说，“我们昨天去了徐州，今天又到了济南，你这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感触一定比我多，倒是该有诗作哩！”
陈毅笑着说：“在主席面前作诗，班门弄斧么！提起徐州和济南，还是粟裕打得好啊！”
罗瑞卿也说：“粟司令人称常胜将军，名不虚传！”
“人才、将才、帅才！”毛泽东感叹道，“中国的解放，都是靠你们这些人打出来的，你们这些前线的指挥员，都应当名标青史……”
陈毅喝着茶说：“那粟裕就是樊哙了！”
毛泽东问：“那你又是哪个？”
陈毅说：“我就是我……”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对么！”并说，“粟裕既不是樊哙，也不是韩信，再说我毛泽东也并非刘邦；你陈毅就是陈毅，他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
陈毅哈哈大笑：“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
毛泽东也爽朗地笑起来：“当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此，也不比我们今日么……”
陈毅立刻接话说：“我和罗部长一不是鲁桓公，二不是齐侯，主席又怎么讲？”
“也算我失口！”毛泽东咽下一口茶，连忙笑了说，“你这个老总，得理不让人哩！”
说着话，围拢在毛泽东和陈毅、罗瑞卿身边的几个人都开心地笑起来，大家都觉得毛泽东和陈毅、罗瑞卿他们都是心直口快的人，彼此间无话不谈……
195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人们讲起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
毛泽东提出，希望大家看一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大家都知道，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赞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匡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任、多谋善断的人物。
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不能谋大局者，断难谋局部；不能谋整体者，断难谋一域。凡事要与各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次日，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并讲话，首先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我挂帅”，并说“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因此为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
会上，在讲到党内的民主生活时，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我争论一个问题，哦——他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党风党纪，不是他毛氏宗族的家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施行家法，他是哥哥，可以打我’……”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与会的许多人很替毛泽东感到伤感而又为毛泽东感到自尊。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为革命已经牺牲多年，现在为了教育党内的同志搞好工作和搞好民主生活，还要“以身说法”，这得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又多么令人可亲可敬啊！
196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杭州。
8月18日，毛泽东带了张景芳、张仙朋等不多的几名卫士，轻装简从，驱车到了位于西湖西南方向的五云山。
这里，峰高入云，绿树满山，濒临钱塘江，俯瞰西子湖；上山途径弯弯曲曲70余折，蹬踏而攀千余石阶。毛泽东已是近70岁的人了，脚上穿了胶底黑面布鞋，敞披了件浅灰色的中山装上衣，一路攀登，毫无倦意；就连张景芳、张仙朋这些比毛泽东年岁小得多的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坚实而有力的脚步……
登临山顶，俯瞰四野，但见钱塘一线，西湖一泓；毛泽东在一株千年老银杏树下傍石而立，临风说道：“江山如此，我们能不奋斗么！”
刚刚上山尚立足未稳的张景芳、张仙朋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多说话；毛泽东又说：“壮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经常锻炼呢！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是在战争年代，也不忘记锻炼身体呢！”
直到这时，张景芳才喘过气来说：“主席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打下的根底，身体比我们强……”
毛泽东笑了：“那个时候，我在冬天还要坚持冷水浴哩！”
张仙朋问：“你不嫌水冷？”
毛泽东开始吸烟，然后说：“开始总是要冷的，冲一冲就不觉得冷了；这里面有个道理，就是要有意志，还要有毅力才行啊！”
张景芳说：“我们要向主席学习。”
毛泽东又说：“要晓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道路长得很，比长征还长，要有充分的准备；但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与世间的万物去斗！”
张仙朋喃喃地说：“那你也得注意身体呀……”
毛泽东扭转了脸，面向远处，再一次笑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是我做人的哲学……”
张景芳和张仙朋感到，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
9月22日凌晨5时37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
上午，已在东湖宾馆一号所平房内休息的毛泽东被他的副卫士长孙勇唤醒，说是周恩来总理派了熊向晖专程赶到武汉来，向他当面汇报有关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中国想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
一会儿，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熊向晖已经站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主席好！”熊向晖立正向毛泽东敬礼，“总理派我来向主席汇报……”
“来了就好，我们也该谈谈了。”已经起床的毛泽东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招呼熊向晖也坐下来，“你坐下。总理让你来同我谈什么事情呀？”
“报告主席，”熊向晖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说，“这次蒙哥马利访华，由李达副总长率领陪同小组负责接待，我是陪同小组成员之一；昨天凌晨，总理让我到他那里去，向我询问了蒙哥马利的情况……”
“总理怎么问你呀？”
“总理问我蒙哥马利的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
“你是如何回答的呀？”
“我对总理说，他似乎想探询您的继承人是谁？”
“哦……”毛泽东抬了眼皮，问，“有迹象么？”
“有一些……”熊向晖回答，“我觉得，他很想知道……”
“谁是我的继承人？”毛泽东微微一笑，“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我们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说：“也许是。”
毛泽东说：“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
毛泽东说着，开始吸烟，熊向晖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们比苏联有远见。”毛泽东继续说，“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
“主席……”熊向晖欠了欠身子想说什么，被毛泽东打手势又重新坐好了。
毛泽东很坦然地说：“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对于毛泽东的豁达，熊向晖早就熟知、深领了……
9月23日晚6时30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蒙哥马利；只是这次见面，蒙哥马利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有关继承人的问题，毛泽东也没有主动说。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蒙哥马利告辞后，毛泽东通知孙勇：“告诉武汉方面的人，我明天下午去长江游泳。”
“是！”孙勇立刻应道，“我去负责安排！”
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蒙哥马利问：“主席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情况。
蒙哥马利又问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情况，毛泽东说：“在1949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哥马利再问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哥马利说：“我用的是英国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说：“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接下来，毛泽东又同蒙哥马利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蒙哥马利说：“你们在12年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50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泽东说：“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同蒙哥马利共进午餐。
下午1时30分，毛泽东临时改变了要去长江游泳的计划，说他再见一见蒙哥马利。
下午2时，蒙哥马利出现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交谈中，毛泽东很幽默地对蒙哥马利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吮一吮自己的下嘴唇说：“中国有句古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蒙哥马利借机提出：“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说：“很清楚么，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问：“刘少奇死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诚恳地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不能离开这条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微微一笑：“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
蒙哥马利说：“丘吉尔的办法或许不可取。”
毛泽东继续说：“我可能会有5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轧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
“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希望发生。”蒙哥马利直率地对毛泽东说，“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医疗技术也很先进，人是能够长命的；一旦主席生病在中国医治不了，可以到英国去。”
“谢谢元帅！”毛泽东说，“我哪里也不去，就死在中国了！”
蒙哥马利疑惑地问：“主席的意思是……”
“哦……”毛泽东解释说，“我是说我要死的话，一是死在我的家乡韶山，二是死在北京，别的地方不大可能。”
蒙哥马利再问：“如果能选择的话，主席选择哪里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我选择韶山。”又说，“别人可能会为我选择北京……”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刘主席，指刘少奇。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10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通过这次谈话，蒙哥马利深感毛泽东不仅热忱好客，而且真诚待人，是位性格外向、胸襟坦荡的人，具有其他国家最高领导人所没有的独特的伟人风范……
1962年12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
次日，毛泽东在锦江饭店的休息室内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陈丕显等人谈话。柯庆施汇报说：“报告主席一个好消息，江南造船厂制成了我国第一台一万两千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这是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
“好啊！”毛泽东高兴地说，“哪天我们去看一看。”又说，“中国的工人阶级，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也能制造出世界上顶尖的东西来，这叫什么精神呀？这就叫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柯庆施附和道：“主席说得对。”
毛泽东继续说：“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
柯庆施开玩笑说：“主席是说我们这些人了？”
“不是说你……”毛泽东笑道，“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并说，“不要只看重学历而不看实践，那是形而上学；我们既要尊重知识，又要尊重事实，重要的是尊重人才，看实践，看人的真实本领。”
“这我心里就踏实了！”柯庆施笑着说，“主席的这些话可以传达吗？”
“可以。”毛泽东肯定地说，“我历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还是那句老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柯庆施又试探性地问：“那么今天先请主席看戏，改天再去看水压机好吗？”
毛泽东问：“你请我看什么戏呀？”
柯庆施回答：“今晚在俱乐部看《杨门女将》，明天看《罢宴》。”
毛泽东点头说：“这两个戏都好，《杨门女将》歌颂了中国的女同志，巾帼英雄么！《罢宴》是讲寇老西寇老西，指北宋政治家寇准，曾任宰相，勅封莱国公。当了宰相不让人家给他祝寿，也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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